甘敏短篇小說

A. 概括近代美國華人移民的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海內外相關政策的改變和其他因素的影響，由中國大陸出國定居的新移民約有100萬人，其中有不少人到了美國。 與過去的老華僑相比，這些新移民有著自己的特點。研究新移民對於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好地指導今天的工作，把僑史研究引向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美國被人們稱之為「移民之國」。根據弗農·M ·小布里格斯提供的資料，1924年到1965年，每年合法進入美國的移民有19.1萬人。1966年到1981年，每年合法進入美國的移民有43.5萬人。但在1978年至1980年間，每年大約有54.7萬移民合法進入美國，幾乎是1965年以前入境移民的三倍〔1〕。因此， 外來移民又一次對美國總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起了重要作用。
談論近年新移民潮和不同國籍移民的學者、政治家和新聞記者，一般視1965年移民法為美國移民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他們指出，自1965年以來，西班牙人、東南亞人、中東人和加勒比海移民在移民統計數字中佔主導地位。例如，1979年主要的移民輸出國都來自第三世界，這說明自從1965年以來移民的來源發生了變化〔2〕。在亞洲， 主要的移民輸出國為中國（包括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日本、菲律賓、朝鮮和印度〔3〕。而中國移民構成了亞洲移民的最大部分〔4〕。
本文試圖探討1965年移民法對美國華人的直接影響，並用在英國和美國所接觸的資料，說明華人新移民和老移民有什麼不同，進而闡述中國新移民對當代美國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新移民的人口特徵
1965年以來，美國唐人街發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導致這種變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1965 年美國移民與國籍法的頒布。 在過去的150年裡，美國實施了幾項影響中國移民的政策。首先，1850年至1882 年所謂自由移民時期，中國移民作為一種廉價勞動力而受到歡迎。但繼這個時期之後美國便排斥與限制中國移民。1882年國會通過的排華法案，使除了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配偶、已成為美國公民的未成年的孩子、教師、牧師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許進入美國。後來美國對這個法律進行了修正，使該法成為具有限制性的法律。直至1965年，美國才頒布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移民法〔5〕。1965年移民法提供了每年17 萬移民的最高數字，這些移民來自整個東半球；美國給每個國家每年頒發的簽證是2萬人。允許西半球獨立國家12萬移民進入美國。這17 萬移民被分成7種類型，每種類型有一定的比例。（1）成為美國公民的未婚子女3.4萬人，佔20%；（2）永久居民的配偶、未婚的子女3.4萬人，佔20% ；（3）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如科學家、藝術家1.7萬人，佔10%；（4 ）美國公民的已婚的子女1.7萬人，佔10%；（5）美國公民的兄弟姐妹4.08萬人，佔24%；（6）熟練和非熟練勞工1.7萬人，佔10%；（7） 難民1.02萬人，佔6%。1965年移民法對近親（包括配偶、未成年人、 未婚的孩子和成年公民的父母親）沒有人數上的限制，允許他們到美國訪問或從事法律允許范圍內的活動〔6〕。
1965年通過的美國新移民法，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前的法律，對中國移民的人口、地理范圍、性別比例以及技術水平產生了重要影響。
美國新移民法第一次像對待其他國家移民一樣，平等地對待中國移民。因此，許多中國移民又一次蜂擁而至美國。一般認為，1980年定居美國50個州的中國移民有806027人，中國人在人數上超過了日本人，成為美國最大的亞洲人群體〔7〕。但是，根據石山·亨利·蔡的研究， 1980年美國華人總數已超過100萬〔8〕。1990年美國人口統計，在美華人已達164.5萬人。在最近20年裡，每年到達美國的中國移民為2萬至3 萬之間〔9〕。 1996年11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華僑華人研究國際學術大會上，著名的美籍華人教授沈已堯先生告訴我，現在美國華人估計有220萬人。
今天中國移民來源於許多不同的地方：包括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國家。多數移民具有城市背景。與老移民相比，新移民視他們自己是比較有教養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新思想或鑒賞力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香港至少生活一個時期（他們的父母來自中國大陸的城市地區），一些人出生並在國際性的城市裡長大。他們認為，老移民是來自舊中國農村地區、舉止不文雅的「鄉巴佬」，許多老移民的身份是中國農民，他們在移居美國之前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這些新移民〔10〕。
根據1980年人口統計，中國移民絕大多數定居在城市。最大的集中地為紐約--新澤西、舊金山地區，每個地區的中國移民超過10萬人。其他城市和郊區，中國移民的比例也較高。在洛杉磯，1970年至1980年中國移民增加了129%。與增加37%的整個人口相比， 聖地亞哥的中國移民增加了139%。大約97 %的美籍華人住在城市地區：其他城市包括休士頓、芝加哥、波士頓、達拉斯、西雅圖、聖約瑟、底特律、費城、鳳凰城、華盛頓、檀香山、薩克拉門托等城市。擁有4000中國人居住的城市有：斯托克頓、加利福尼亞的安納漢姆、夫勒斯諾、俄勒岡的波特蘭、邁阿密-勞德代爾堡、巴爾的摩。中國移民人口在農村地區只是適度地增長〔11〕。
1945年以前，唐人街只有很少的婦女和兒童居住，其人口主要由男性暫居者構成。1945年以來，隨著華人「戰爭新娘」之流入美國，唐人街的華人女性逐漸增加。但是，只是在1965年以後兩性數目不平衡才降低。1960年美國華人男女性比是2∶1。1980年美國華人男女性比大體平衡〔12〕。
不像19世紀早期「隱名的和無名的」中國移民，現代美籍華人在各自的領域頗有造詣，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承認。如：新聞報道者、美國廣播公司的康尼·春，參議院議員海勒姆·馮，共和黨人活動家安妮·謝諾爾特，著名的加利福尼亞政治家馬奇·馮·尤，滑冰冠軍蒂法尼·欽。不像早期來自農村講鄉音的廣東人，許多新移民受過良好的教育，說標準的普通話並帶有不同的台灣話和上海方言〔13〕。
新移民潮包括來自香港家境特別富有的人。由於殖民地不安定的生活，他們遠離自己的居住地。由於香港的便利條件，使得一些人得以在唐人街進行地產投機活動和開辦各種現代化的企業〔14〕。
二、新移民的經濟特徵
1965年以來，美國華人為美國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擴大了就業范圍。1970年，受雇的20%的華人男性每年薪水1萬英鎊， 即不到美國人平均工資的25%。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得到了相當的提高。經營洗衣業、餐館業和雜貨店是美國華人傳統的職業。今天這些職業仍然重要。但是美國華人也進入其他工作領域。例如，根據1970年紐約華人職業分布統計，36%的華人男子從事服務性行業，43%的華人在專門和技術領域工作，19%的華人男性充當其他勞動力。這種職業分布與1985年的情形基本相同。紐約華人主要就業范圍，包括從事餐館業、服裝業、雜貨店以及做其他生意，新移民佔有很高的比例。1985年，該城大約有5萬華人從事華人的傳統職業，其他白領工人是第二個最大的集團。 這些白領工人雖然生活在唐人街社區，但大多數與唐人街沒有多大聯系，這些新移民在唐人街社區以外做牧師和其他白領工作，包括當醫生、會計、律師和新聞記者〔15〕。許多華人仍從事非技術性的手工職業，見下表〔16〕：
華人在美國的職業分布（1970）（百分比）
職業 男性 女性全部
專門職業和技術工人 29.919.426.0
經理和管理者 11.1 3.5 8.3
售貨員4.1 4.4 4.2
牧師9.230.917.2
工匠和工頭5.7 1.1 4.0
工人，包括運輸工人10.624.915.9
勞工，除開種植勞工 3.1 0.8 2.2
農民和農場經營者0.4 0.2 0.3
農業工人和工頭0.3 0.3 0.3
僕人的職業，除開私人家僕25.212.120.4
私人家庭工人0.5 2.2 1.1
1970年，有25.2%的美國華人男性新移民在乾洗衣和餐館工作；在西部做家僕曾經是華僑的普遍職業，現在幾乎消失了。這些職業吸收了大量的不講英語的移民，像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些新移民被迫從事低收入、工作條件惡劣的工作，特別是在唐人街。據1970年統計，這些職業構成了沒有上初級學校的、16歲的華裔移民的23%，43%的人每年掙得的收入4000美元不到〔17〕。
唐人街社區新移民的企業活動不同於1965年以前的老移民。一些新移民除了從事傳統的華人企業如餐館業、禮品店、雜貨店和洗衣業以外，也經營旅行社、簿計室。辦服裝工廠現在是唐人街華人的主要職業。1985年紐約500家服裝工廠的大多數集中在唐人街社區， 由新移民控制。新移民不僅控制了服裝工廠，而且控制了洗衣店、書店和某些唐人街社區的華人餐館，而老移民壟斷了許多洗衣店的支店和廣東人辦的餐館〔18〕。
許多新移民通過利用家庭成員組織並創辦了自己的企業。在這一點上與老移民不同。在老移民中經營家庭公司不太普遍，而紐約唐人街的許多家庭公司是由新移民家庭操辦的〔19〕。家庭公司對於新移民找工作非常重要。新移民除了靠家庭辦公司就業以外，還有獲得工作的其他途徑，如：通過朋友網，各種家庭和校友協會，僱傭和社會服務代理處。雖然許多新移民不得不做工價低廉的工作，但事實上，如果一個新移民願意作粗活，他在唐人街是容易找到工作的〔20〕。
自從1965年以來，美國華人的新變化在於，獲得工作有了新途徑，即通過社會代辦處、新協會和各種商業僱傭組織得到工作。1965年以前許多美國華人是在唐人街社區工作，而今天美國華人新移民較多的工作是在唐人街社區以外，因為歧視減少了。他們的教育背景，使得許多新移民能夠找到這種職位〔21〕。
1965年移民法不僅歷史性地改變了在美華人男性和女性不平衡現象，而且也提高了美國華人婦女的地位。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婦女依附於男性，因此，中國婦女從出世到死就被置於男性的控制之下。從父親到丈夫到兒子，中國婦女按部就班地依附於男性。中國傳統原本只強調婦女做妻子和母親的作用，這就表明婦女的地位以及經濟謀生依賴於男人。即使是在美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還是如此。但是，自從20世紀以來，特別是1965年以後，這種僵化的思想受到挑戰。隨著華人婦女地位的上升，1970年51%的華裔婦女在工作〔22〕。1981年在舊金山20條街的唐人街有146家服裝店；這些服裝店僱用了大約3500名華人婦女， 生產了舊金山50%的服裝。與唐人街的服裝工人相比，數千名美籍華人婦女在過去20年裡已進入賺取高工資的勞工市場。她們的教育背景、德行、勤奮工作是導致她們獲得社會、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華人婦女醫生、教授、葯劑師、公司經理、會計、圖書管理員、實驗室研究員以及其他的人，成百地從美國名牌大學拿到博士、碩士學位〔23〕。
美國唐人街的服裝工人和這些取得成功的婦女都不能代表美籍華人婦女的大多數，但卻是現代美籍華人婦女在這兩個群體中的大致輪廓。1970年，有58%的18至24歲的華裔婦女入學，31%的25至34歲的華裔婦女從事專門和技術工作。但是，職位和薪水未能總是與教育學識相一致，華裔婦女仍然作為中國人和婦女而遭受歧視。盡管在1970年有23%的華人婦女從高等院校畢業，但只有13.3%的人一年可掙得1 萬美金的薪水，而28%的大學畢業的白人婦女和34%的黑人婦女達到了這種收入水平。沒有獲得大學文憑的華裔婦女，許多人只能做檔案職員、公司收發報員、打字員和從事其他低收入的工作。雖然60%的華人家庭做兩份工作，但只有51%的人達到了美國人的平均工資水平，屬於中等家庭收入的人在1970年只獲得10610美元；美國人的平均工資一年是9590 美元〔24〕。
許多專業技術人才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丁肇中博士1976年榮獲諾貝爾物理獎時年僅39歲〔25〕；美國著名的經濟財務Forbes雜志調查公布1982年美國豪富名單15位，旅美華僑王安博士躍居第5，美聯社並推崇他的事業起程， 是從一家中國人辦的電子工廠中擔任工程師開始的傑出人物〔26〕；鄭國材是第一位做人造心臟手術的的中國人〔27〕；王贛駿博士是第一位華裔太空人〔28〕；貝聿銘是著名的建築師，1983年曾獲得普利克獎（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他的知名設計包括華府的國家藝廊東廂、休士頓的德州商業大樓、香港的中國銀行及北京的香山大飯店〔29〕；在化學方面，李遠哲於1986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30〕。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來。
談論1965年以後進入美國的新移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留學生進入美國社會的情況。在美國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里，中國留學生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受聘於美國各大金融貿易公司的中國留學人員，大都是美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從事各種諸如律師、會計、經紀人、房地產商等專業性工作。在1993年到1994年間，僅美國摩根銀行香港分部所僱用的中國留學生就達20多人。而理工科專業中國留學生，不但成為美國科技領域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且廣泛地進入了美國實業界。三大汽車公司、波音飛機的製造公司、杜邦化學公司等，到處是幾年前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更有人說，如今美國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話， 都不得不先學中文，因為在那裡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國人，不是來自大陸，就是來自台灣〔31〕。中國留學生之所以能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一是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二是靠進取精神。
三、新移民的政治特徵
在政界，華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鋒芒。許多新移民願意運用美國人的政治方法。他們有時通過新協會聚集在一起，討論華人參政問題，以提升華人的地位。這種政治活動是唐人街社區的一種新的特色，它意味著對老移民政治信仰和行為的一種改變。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一個主要不同是，他們組織並利用了各種協會。簡單、傳統的權力結構不適合解決新移民的問題。1965年前建立的協會主要是為了滿足單身老移民經濟、社會和感情上的需要，其成員主要以傳統血緣關系和朋友紐帶、區域來源、家庭姓氏、相同方言為基礎，傳統協會的主要領導人總的說來是為社區講話，不熟悉美國社會，許多領導人甚至不講英語。許多老移民對美國政府的任何幫助不感興趣。他們願意與講同樣方言的人交際，通過各種協會尋求經濟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一些老移民主要對他們家鄉和姓氏協會管理的葬禮感興趣。
新移民認識到傳統協會的不足，便組織了新協會，運用了社會服務組織。唐人街社區由今天的三個協會協調：傳統的、新的和現代社會服務組織。許多新移民從中文書籍和報刊上了解到美國政府和紐約唐人街社區的工作信息。新移民傾向定居於城市，富有進取心；他們在尋求有關他們新生活的信息方面是勤勉的。新移民從唐人街各種有效的社會服務組織中的親戚和朋友那裡獲得了很多信息。現代社會服務處有一定的經濟來源，並與美國社會有聯系，能給新移民以幫助。
許多新協會和社會服務組織在引導新移民熟悉美國習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幫助新移民找住房、工作和辦醫療保險，在移民和美國社會中起了媒介作用。這些協會的領導人往往是新移民，他們熟悉美國社會工作，是有才能的社會工人。一些人作為職業社會工人、社區發展者和自願者在唐人街社區工作，無論怎樣，屬於新協會或利用社會服務組織的新移民分明對參予較大社會的財富分配發生興趣。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避開沖突，許多新移民願意利用美國人的方法如罷工、請願和示威，來實現他們的目的。他們在這個國家通過大眾傳播特別是電視、報紙學到了這些方法。盡管新移民把唐人街社區作為一個如同老移民所傳播傳統文化的陣地，但他們熱衷把華人種族作為一個形成利益集團的群體。由於老移民生活在強烈的反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時代，他們感到與主流社會的任何親密聯系將導致麻煩，於是便使他們自己隔離美國生活的主流。許多新移民不想使他們自己隔離美國社會，相反，他們視他們的社區為融合城市和美國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當然，新移民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一些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對美國產生迷惑；而另一些人受教育不多，不熟悉美國社會政治。但是，與老移民相比，有意義的是較多的新移民有知識，參與美國政治過程，這部分是由於作為一個群體的新移民比早期移民受到更多的教育。新移民不僅認識到他們必須組織一個聯合其他種族的統一戰線，而且渴望與其他種族群體合作，為爭取平等權利和正義而斗爭。新移民領導人尋求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聯盟，特別是尋求與具有相同文化背景、遭到同樣歧視的其他亞洲人的聯盟。有政治抱負的公民參與城市和州的各種職位的選舉。一些新移民與第二代華人一道，幫助社區採取集中政治行動，如1983-1984年反對在唐人街建監獄的斗爭。近年來，唐人街現代社團組織成功地迫使唐人街的各種政府組織僱用更多的美籍華人〔32〕。
許多美籍華人除了參加本種族的分會、俱樂部和協會以外，還將社交的圈子擴大到本種族以外。一些華人積極參與美國政治。如余江月桂曾三次連任美國加州州務卿。陳香梅、趙小蘭、甘敏才、吳仙標、董錦波、謝國翔，胡紹基、趙光華以及法官伍元天、譚碧文、劉萬昌等，都是七八十年代華人參政的代表人物。據白宮有關人士估計，目前在美國聯邦政府中擔任高職位的華裔已將近100人。
華人要求機會平等，增強種族意識，對舊金山華人團體如華人文化基金會（1965年建立）、中西文報（1967年創刊）的創辦產生了影響。許多其他社區也成立了華人俱樂部。已經美國化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政治行動，導致了以舊金山為基地的「華人正義行動組織」（1970年建立）和以華盛頓為司令部的「美籍華人組織」（1973年建立）的形成；這些組織利用政治和合法途徑捍衛美籍華人的民權，並通過傳播媒介與對華人形象一成不變的觀念作斗爭。許多美籍華人通過參加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越戰爭運動參與政事〔33〕。這表明美國華人參與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四、新移民的文化適應
早期美國華人習慣於一種復雜結構的社會秩序和家庭制度。當只有少數家庭存在於美國時，當與白人作斗爭的任何行為受到控制時，這種價值觀念不能完全在美國土壤上重建。他們設法通過保持沉默、以盡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態度在受壓迫下倖存下來。但是他們的後代的思想不是僵硬的，他們傾向接受和模仿美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問題並引起沖突。文化適應時常被描繪成一種單向過程，認為不同膚色的各種族群體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化。實際上，華人年輕的一代感到他們的忠誠是雙重的。正如錢寧指出：在海外長期生活的華人，「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和生活習慣，改變過去使用的語言，改變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變自己的國籍，但就像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一樣，他們難以改變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國，無論從時間和空間的相隔多麼遙遠，總是一片能牽動思緒、掀起內心波瀾的土地」〔34〕。他們仍以自己的血統和傳統文化而自豪，如果他們反對父母親和長輩的願望，便感到愧疚。但是他們也認識到，為了獲得成功，必須適應美國人的習慣和價值。他們過著一種雙重生活。已婚的華裔子女一旦能自立，便離開了他們的父母。
當華人孩子進入白人學校，當成年人希望與白人進行交往時，他們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講英語。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很快拒絕在家裡講中文，而第一代許多人幾乎不說英語。安排的婚姻大大消失，雖然一般孩子要請教父母。盡管父母強烈不同意，仍有很多華人子女是混合婚姻，與白人或日本人結婚。1974年華人子女與白人結婚的比例為25%；與日本人結婚的比例大約是47%〔35〕。
至於華裔婦女，年輕的寡婦被允許第二次結婚。使她們吃驚的是，離婚和重婚被認為是毫不奇怪的。雖然華裔婦女幾乎不贊成吸煙、飲酒和暴烈的公眾行為，但她們羨慕自由，像美國人一樣享有財產權。她們尤其喜歡美國人愛和婚姻的觀念。文化適應美國的華裔婦女，如果沒有父母親的安排，堅持擁有愛和自己選擇婚姻的權利〔36〕。
中國人過去不喜歡美國人的許多特點，但現在不同了，進取、個人主義、易動、努力自治、自我滿足、對孩子的放縱等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已為華人所接受，他們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如果自己受了委屈，便可訴諸法律保護。華人子女簡單地視自己為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較少遭受任何嚴重的種族歧視。但是，除了過春節、吃中國飯以外，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被保留下來。許多華人的孩子在學校往往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這些華人孩子在美國除了接受正常教育之外，還到私人開辦的中文學校學習。這些中文學校似乎部分地受到保護。
有人說美籍華人幾乎完全接受了美國文化，但是沒有完全合而為一。他們的膚色和長相與美國人有明顯區別，他們仍然遭到各種微妙的歧視〔37〕。例如，1982年6月12日晚，在美國出生的27 歲的華裔制圖員文森特·陳帶三個朋友在酒吧慶祝他即將舉行的婚禮。43歲的汽車工業失業工頭羅納德·埃本斯誤認為陳是日本人。他在詢問了陳並大鬧了酒吧以後便離開了。那天晚上以後，埃本斯和他的23歲的繼子邁克爾·尼采又在一個快餐店漫罵陳。他們等陳離開，在尼采抱住陳時，埃本斯用棒球棒猛擊他的頭部，陳在四天以後就死去了〔38〕。1989年夏，在達拉斯市讀書的一個姓梅的中國女留學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時，在路上被人殺害。1994年2月28日晚， 一個在紐約州一所大學學習的來自廣西的姓王的留學生，在一家中餐館打工時，被兩個進店搶劫的黑人青年開槍打死〔39〕。
的確，有相當數量的華人取得了成功，或者說他們在美國生活的各自領域出了名。但是，即便最成功的華人仍然受到歧視，一些美國人與中國人談話時流露出瞧不起中國人，開口便說「你的英語講得怎麼樣？」黛安娜·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題為「看不見的美國中國人」一文，總結道：「因為我們的黃皮膚和杏眼睛，我們仍然沒有融合到主流社會中去。從排華法案以來，許多方面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擺脫種族歧視。」〔40〕
以上通過對新移民人口、經濟、政治特徵以及文化適應的分析，說明華人新移民遠不同於老移民。新移民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不能簡單地與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的城市來源與家庭成員的幫助，是他們在新世界創立新生活的重要遺產。許多新移民有較高的文化程度，他們中的許多人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受過專業訓練。不像早年移居美國的老移民，新移民更願意去實現他們的「美國夢」。但是，這些新移民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他們的適應類型不同於那些老移民。新移民也是1965年移民法的受惠者。新移民比老移民在唐人街以外有更多的接觸，開始和白人中產階級相互影響，一些人生活在白人中間並與白人共事。政治上，新移民比老移民更關心他們的權利，他們逐步地參與美國政治生活。雖然華人日益被美國所接受，但某些障礙依然限制了他們的經濟機會。許多新移民仍然不得不依靠種族紐帶。開辦餐館、服裝行業、雜貨店仍然是新移民的主要職業。但是，目前華人企業的人數、規模、管理方式及組織遠不同於過去。老的暫居者傾向暫時留在美國，賺一些錢，然後回到中國。打算在美國長期定居的新移民比老移民通過企業成績獲得經濟成功更有決心，他們的生存方式是企業家式的。新移民在跳出美國種族樊籬的同時，在使主流文化豐富多彩、產生活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新移民在今天的社區中也起著積極的作用，如幫助解決家庭分裂、協會爭端、老齡人問題、住房短缺和拉幫結派等問題。新移民創辦了興隆的企業，豐富了唐人街的文化、社會和經濟生活。新移民逐漸將保守的、非政治性的社區變為具有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充滿活力的城市飛地。
參考鏈接：http://study.ccln.gov.cn/fenke/lishixue/lsjpwz/lssjs/434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