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國短篇小說作家

Ⅰ 劉紹棠的代表作品

1、《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劉紹棠創作的一部中篇小說，首次發表於《十月》1980年第3期。

《蒲柳人家》以望日蓮的命運變化為主線，她從小受虐待、壓迫，在父老鄉親幫助下逃出火坑，並與周檎結為夫婦，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通過對望日蓮周圍眾多普通人物的刻則，對人情美的挖掘，表現蘊藏在勞動人民身上美好的情操、樂觀主義情懷，不屈的斗爭精神，從而歌頌了黨領導下的抗日數亡壇動。

《蒲柳人家》獲1977 —1980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二等獎，並被選進中學教材。

2、《野婚》

《野婚》是劉紹棠創作的長篇小說。《野婚》的主要場景為京東北運河畔的魚菱村。

作品以劉四夢同金裹銀兒、小戲子的「野婚」為線索，從解放前金裹銀兒和小戲子分別陰差陽錯與劉四夢簽訂婚約開始，一直寫到三人從中年漸入晚境，經歷了種種人事和是非，又見證了新一代年輕人的新的「野婚」。

全書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斕的通州鄉村風俗畫，生動地刻畫了一系列血肉豐滿、敢愛敢恨的人物形象，在主角命運的大起大落之間，寫盡了人間冷暖，也寫出了時代變遷的痕跡。

3、《十步香草》

《十步香草》是劉紹棠的一部長篇小說，作品講述的是發生在通州一個僻靜胡同里的故事。主人公雲蘭渚雖念過兩年大學，卻一直背著黑鍋，長期在一家造紙廠當臨時工。

正所謂「十步之澤，必有香草」，他畢竟不同於一般人，在此期間，他拾得不少珍貴的藏書。

改革開放之後，時代的大潮更為他的才能提供了施展的機會，他的膽識、韜略、才能都顯現出來，而他不僅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還要改變住在他的小四合院的其他人家的命運。作品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劉紹棠

Ⅱ 20世紀50年代，我國小說作家巴金在取材、表現形式、作品風格上進行了哪些改造

20世紀50年代，我國小說作家巴金出於對文學的熱愛，則不得不在取材、表現形式、作品風格上進行改造，以適應新的文學時代的需要。巴金在朝鮮戰爭期間，到前線生活了七個月，後來，出版了以此為題材的兩個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寫過《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等作品的張天翼，善於用精練的、喜劇式文字刻畫社會各階層人物，他也曾有撰寫知識分子生活道路的長篇的計劃，但由於受「左」傾思潮的沖擊同樣沒有實現。

Ⅲ 急求幫忙。。。50至70年代文學作家作品有哪些謝謝!

以農村生活作為主要取材范圍的作家有趙樹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駱賓基、馬烽、康濯、秦兆陽、李准、王汶石、孫謙、西戎、李束為、劉澍德、管樺、陳殘雲、浩然、謝璞、段荃法、王杏元等。在當代的農村小說中，存在著兩個有影響、藝術傾向卻有所不同的創作「群體」：一是趙樹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陝西作家。比較起來，柳青等更堅定地實行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決心，更重視農村中的先進人物的創造，更富於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時代精神」和「歷史本質」的雄心。如果從另一角度來觀察，那麼，柳青也許更像是鄉村的「外來者」，雖然他與所描寫的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勞動者，已建立了密切的關聯。而趙樹理則更像「本地人」，雖然他也獲得一種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們的小說在關注、支持農村的變革和「現代化」進程，關注「新人」的出現和倫理關系的調整和重建時，柳青等更為重視的是新的價值觀的灌輸，而趙樹理等則更傾向於在農村的「傳統」中發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質。就小說而言，柳青等所借鑒的，是西方和我國新文學中「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而趙樹理更推重的是話本、說書等「宣講」、「說話」的「本土資源」。由於藝術觀和方法上的這些差異，隨著當代不同階段政治和文學風向的變化，對他們的創作的接受和評價，也大致呈現為此起彼伏的狀況。 農村小說除了山西、陝西這兩個「群體」之外，較重要的還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1928-)在五六十年代的創作，表現了根據在農村開展的運動和實施的政策來選取題材和確立主題的寫作策略。他的第一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就是在這一意義上受到批評家的贊揚(註：這一短篇，寫分得土地後的「翻身農民」面臨的「兩極分化」，宣揚農業集體化道路是惟一正確的道路。發表於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報》，《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主要作品還有《李雙雙小傳》、《耕雲記》，以及出版於80年代的長篇《黃河東流去》等。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陽人。30年代參加左聯，並開始著譯。抗戰期間到延安後，任魯藝教員。1948年完成的表現東北土地改革運動的長篇《暴風驟雨》，因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為蘇聯授予「斯大林文藝獎」，而享有甚高聲譽。1951年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廠「深入生活」，出版《鐵水奔流》(1954)。這部寫解放軍對鋼鐵廠的「接管」，和恢復生產的過程的長篇，當時雖受到贊揚，事實上卻相當乏味。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鄉湖南定居，創作又轉到他所熟悉的農村生活上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及其「續篇」，分別出版於1958和1960年。和當時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部分作品一樣，《山鄉巨變》的主旨也為了證明農村的個體小生產者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小說人物「設置」，也無甚大的不同：有苦幹而無私的農村基層幹部(鄧秀梅，李月輝)，有堅定走集體化道路的積極分子(劉雨生，盛淑君)，有在「兩條道路」之間搖擺的落後農民(外號「亭麵糊」的盛佑亭——這是寫得最為生動的「喜劇人物」)，也有進行破壞的暗藏的階級敵人(如龔子元)。不過，小說也有它的某些獨特處理。對於這一規格化的主題，作家有時更樂意於通過特定地域的鄉村日常生活來展開。另外，對於體現在農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沖突，似乎持理解而寬厚的態度。因而，有一種略帶幽默、風趣的敘述語調，也能在生活美感的價值上，來表現鄉村的人情風俗、自然風光。有批評家認為，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在藝術風格上是從側近於「陽剛」，到偏向於「陰柔」的變化。(註：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文藝報》1961年第2期。)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取法，與他對南方口語的改造，使小說具有地域色彩和個人風格。這一藝術取向，在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寫的散文化的短篇(收入《禾場上》、《卜春秀》等集子)中，有更為充分的展現。

Ⅳ 史鐵生的代表作小說和散文集分別是

史鐵生的代表作小說有：《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等，散文有《我與地壇》、《病隙碎筆》 、《記憶與印象》等。

散文有：《記憶與印象》、《病隙碎筆》、《我與地壇》。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男，中國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於北京市。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人物經歷

1951年1月4日，生於北京。從小跟奶奶生活。

1964年，畢業於東城區王大人胡同小學。

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1969年，上山下鄉運動展開，自願到陝北延安農村插隊。

1969年，4月因腰腿病返京治病，6月回村，生產隊關照讓其擔任飼養員，放牛喂牛。

1971年，9月史鐵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

1972年，1月5日住北京友誼醫院，一年有半，治療結束之時即輪椅生涯開始之日。

Ⅳ 莫言的生平事跡。以及勵志小故事

生平事跡：

莫言(生於1955年2月17日)，筆名莫言，中國小說家和短篇小說作家。美國的唐納德·莫里森美國新聞雜志《時代》稱他為「所有中國作家中最著名、最常被禁止和廣泛被盜版的作家之一」，吉姆·利奇稱他為弗朗茨·卡夫卡或約瑟夫·海勒的中國答案。

他因1987年的小說《紅高粱家族》而為西方讀者所熟知，其中的《紅高粱》和《高粱酒卷》後來被改編成電影《紅高粱》。

2012年，莫言作為一名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的魔幻現實主義」。

勵志小故事：

莫言嗜好讀書，小時候冒著家長懲罰的風險讀書，甚至出力推磨換書看，推10圈磨才能獲准看1頁書。在訪談時，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董倩問：「您不能推1圈磨就看1頁書嗎?」莫言大聲說：「我願意人家不願意啊!」

莫言仍然記得讀《青春之歌》的那一天，朋友只准他借書一天，不管看不看完，第二天必須還書。怎麼辦，他跑到一個草垛上躲了起來，放羊這個「本職」工作被放到了一邊，羊兒餓的咩咩叫，他讀得忘乎一切，氣得母親要打他。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莫言讀遍了周邊10多個村莊的書籍。一天之內讀完了的《青春之歌》，他至今記憶清晰，還記得書中的一些段落。回想以前，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先生感慨：「那些回憶都變成了我寶貴的資源。」

漫長冬天，無以為樂，他就在村子裡、炕頭上聽恐怖故事，聽多了自己都亂尋思。恐怖故事方面，比如，一個漆黑的夜晚，一個人在橋頭走路，聽到背後有人嘿嘿笑，可是回頭又沒有人。自己亂尋思方面，比如，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己的大門口，彷彿看到遠處田野里有一個橘黃色的球，被兩只狐狸拋來拋去。

當然，還有很多土匪豪傑的故事。這些民間故事、傳說，最後都成了莫言創作的素材。一位幼時夥伴說：「咱小時候聽到的那點兒事兒，都上你的書里去了!」在與同行交流時，莫言曾驕傲地說：「你們在用眼睛看書時，我是在用耳朵閱讀!」

(5)50年代中國短篇小說作家擴展閱讀：

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2000年3月，莫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發表演講《福克納大叔，你好嗎？》說：「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

正是受到福克納的啟示，莫言將「高密東北鄉」寫到了稿紙上，莫言表示：「我也下決心要寫我的故鄉那塊像郵票那樣大的地方。」於是從1985年《白狗鞦韆架》開始，莫言高舉起了『高密東北鄉』的大旗，如同一個草莽英雄現世，創建了自己的文學王國。正如托馬斯·哈代筆下的英格蘭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加西亞·馬爾克斯所描寫的南美鄉鎮馬孔多。

通過對自己故鄉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狀況的描寫，傳達了某種帶普遍性的人性內容和人類生存狀況，將一般的鄉情描寫轉化為對人的「生存」的領悟和發現。這樣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鄉土文學」的狹隘性和局限性，而達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