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网络小说叙事的图像化倾向

㈠ 张爱玲小说对电影的影响

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

内容提要】

张爱玲凭借独特的视觉感受力、电影修养以及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电影化倾向的独特文本。张爱玲小说对镜头、时空、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运用，显示了其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性。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电影化

电影作为在20世纪最流行的艺术形式，它与现代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柳鸣九所说：“传统的关于不同体裁形式中有不同的美学原则、艺术规律与技巧方法的条律已被打破，空间艺术的造型方法被引进了小说这种时间艺术部类，在现代小说中出现了绘画化与影视化的艺术现象。”张爱玲的小说就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如小说中的镜头、时空、蒙太奇等。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曾提到“节略法”的运用，认为“这是电影的手法”，“巧妙的转调技术”。

一、小说中的镜头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她那娴熟的笔触，时不时地捕捉着电影中的镜头，引领读者不断地在镜头之间跳转，随它进入人物的内心，从而使读者及时地观察到人物所处的环境，捕捉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

张爱玲小说中对各种镜头的运用可以说是俯拾即是。《鸿鸾禧》里表现结婚场景用的是俯拍似的全景镜头：“整个的花团锦簇的大房门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这种镜头能缩小拍摄对象，通过空间过度变形造成心理崩溃，表现人物内心压抑、恐慌、逆来顺受的心理，是一种只有主要结构的抽象视角，整个俯拍场景充分表达了现代都市人没有得到这种由婚姻而来的稳定感的极度压抑。《心经》里描写许峰仪和小寒之间的激烈冲突用的是近焦扫描的镜头：“隔着地板，隔着柠檬黄和珠灰方格子的地席，隔着熟睡的狸花猫，痰盂，小撮的烟灰，零乱的早上的报纸……她的粉碎了的家！”这种镜头充分展现了室内的凌乱场面，暗示了家人对冲突原因的思考，加深了对“乱伦之爱”恶果的印象。《花凋》里描写郑川嫦的父亲用的是特写镜头：“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眼，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这种镜头不仅具有叙事性质，同时更有对比、象征讽刺等深刻意味，表达了颠覆父权的强烈讽刺。

不仅如此，张爱玲还常常把各种镜头结合在一起使用。《金锁记》对镜头简直到了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电影脚本来读。小说一开始是空镜头“月”，叙述人的画外音强调了小说的时间跨度，增加小说的苍凉感。随着镜头的移动，月光落在一个睡在下房的丫环身上，她与另一个丫环的私语，使我们对姜家出身卑贱的二儿媳妇七巧略有所知。随后，她们的私语被谨慎的老嬷嬷打断，人们沉沉睡去。月亮渐渐淡出，彩霞迎接着太阳的到来，神秘的夜晚让位于更真实的白天。在街头小贩的吆喝声中,姜家便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媳妇、女儿在给老太太请安时，承继了昨夜下人谈论的话题，然后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出场了。她一出场，便对小姑造谣中伤、跟小叔子调情、对自己哥哥嫂子冷嘲热讽。作者运用几个具有戏剧性的镜头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粗鄙泼辣、喜欢惹是生非又痛苦压抑的生存状态。一天中的几个典型生活片段，概括了她在姜家十几年的生活，不难看出电影镜头在小说中的巨大作用。

二、小说中的时空

对张爱玲小说艺术构成的分析，似乎一直层出不穷。在众说纷纭的理论喧哗中，时空意识这一与现代小说密切相关的质素渐入研究者的眼帘。有学者指出，“她秉执独特的时空意识、中外小说叙事资源及西方现代艺术理念、技艺，营构了融会中西、传统与现代的小说时空的崭新图式，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时空艺术开辟了新生面”。张爱玲小说的这一贡献，突破了传统的时空意识，剪辑出属于自己的电影化时空。

《金锁记》中有这样的句子：“风从窗子里进来……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在这里，作者采用了电影中常用的“虚焦”镜头，即上一个镜头开始模糊之后，下一个镜头开始清晰起来。曹七巧凝视镜子中“翠竹帘子”和“金绿山水”，渐渐的视线模糊——焦距变虚。“定睛”之后，视线清晰——焦距清晰。转眼之间，山水却变成了她丈夫的遗像。再“定睛”之后，视线再次清晰——焦距清晰。丈夫的遗像再次变成了自己的影像。张爱玲以文字的剪刀，用好莱坞式的流畅剪接，把曹七巧十年的压抑和寂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种简明的时空转移方式，直趋主人公凋零变态的生命，大大精简了文本的篇幅。

在《倾城之恋》中，柳原和流苏虽然都靠在墙上，但他们似乎却在墙的两边，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这暗示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不可能的。这堵墙，就像电影中的时空“切片”，把他们分割成两个世界的人。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说：“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比她传达得更亲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势（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张爱玲用细腻而丰富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所以柳原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这堵墙，除了时空“切片”的作用外，其中的“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这里显然是电影中常用的将短暂的时空拉长的“慢动作”技巧，采用了时空交叠的方式，不但把空间和时间融合，而且现实时空被“慢动作”转化成柳原那凄迷虚幻的心理时空，而最后在茫茫的大地上留下的仅是这一堵“望不见边的”高墙，给读者留下了想不尽的空间。

三、小说中的蒙太奇

蒙太奇是电影的构成形式，也是电影艺术的最主要的叙述手段和表现手段之一。它作为技巧，是剪辑与组接的意思，就是把许多分散的、不同的镜头按照故事的发展，艺术地加以剪辑、组合，使其通过画面形象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产生连贯、呼应、悬念、对比、暗示、联想、烘托以及快慢不同的节奏，构成一部有机的、自然流畅的、能表达一定思想内容的影片。巴拉兹在《 电影美学 》中谈到剪辑时说：“上下镜头一经连接，原来潜藏在各个镜头里的异常丰富的含义，便像电火花似的发射出来。”张爱玲小说中对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借用，不仅俯拾即是，而且大多都运用得娴熟自如，不着斧痕。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有着强烈的情欲，她渴望被占有，但命运却偏偏让她整日面对丈夫那死猪肉样的身体。小说道：“七巧立在房里，抱着胳膊看小双祥云两个丫头把箱子抬回原处……。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叫她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张爱玲用蒙太奇手法把人物从现实推向过去，又从过去拉回到现实，用电影“闪回”的手法，通过独特的主客观镜头的电影视野，进入和淡出人物的意识世界，在主观视点和客观视点之间交叉切割，使读者由此进入到曹七巧的灵魂深处。她的思想便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过去麻油店的生活经历中去，这种意识一闪而过，而进入潜意识。潜意识中的猪肉与眼前的丈夫的身体通过蒙太奇的方式做了奇妙的联结，从而使读者感受到她生命的悲凉。

在《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罗杰与愫细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梦想变为现实：“他前生所做的这个梦，向他缓缓的走过来了；裹着银白的纱，云里雾里，向他走过来了。走过玫瑰色的窗子，她变了玫瑰色；走过蓝色的窗子，她变成了蓝色；走过金黄色的窗子，她和她的头发燃烧起来了。……”罗杰新婚的喜悦通过梦幻般的色彩体现出来。结婚之后，愫细因不能忍受正常的夫妻之爱而临阵逃脱，但心里仍想着罗杰：“她采了一朵深蓝色的牵牛花，向花心吹了一口气。她记起昨天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在汽车里，他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她向他的眼睛里吹了一口气，使他闭上了眼。罗杰的眼睛是蓝的——虽然很少人注意到这件事实，其实并不很蓝，便是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往往能够幻想它们是这朵牵牛花的颜色。”这里由牵牛花转换到罗杰的眼睛，由眼前的实物联想到心中的虚像，这样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在电影中也是非常绝妙的。

小说的电影化倾向应以不丧失自己独立的艺术本体性为前提，否则就不称其为小说了。张爱玲小说的文字虽然极具视觉魅力，但又没有影响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纵深开掘，她是把“心理感知作为事物的摄影图像来描述”。张爱玲小说中镜头、时空、蒙太奇等电影化手法，丝毫没有削弱小说的文学性，反而在与电影手法的融合中走向审美的复合，创造了在电影艺术影响之下成熟的现代小说范型。

参考文献：

[1] 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序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3.

[2]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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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65.

[5] 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118.

[6] 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360.

㈡ 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意义

。虽然现在还未必能够断言当今中国已形成如西方那样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但要说当代文艺发展已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后现代性，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它给我国当代文艺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怎样的认识？
比如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把批判颠覆的目标直接指向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从西方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哲学，都无不把追求现象背后的“逻各斯”如中心、本原、普遍规律、本质意义等等，当作哲学的终极价值和最终目标，然而此类东西不过是人们的构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传统哲学观念设置的中心与非中心之类的二元对立，潜藏着强暴性的等级关系，而这种等级关系恰恰是需要颠覆和解构的。德里达以解构“言语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为突破口，试图打破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封闭性文本观念，从而为解构主义哲学与文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利奥塔从“知识合法性的”批判反思着眼，把怀疑与解构的矛头指向了“元叙事”（或曰“大叙事”）、“元话语”、“元规定”等传统“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在他看来，任何科学或知识形态，在其起源和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都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就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就是所谓“元叙事”或“元话语”，它保证了从古典到现代各种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这种大叙事就失去了可信性，必须将其解构，从而建立新的叙事或语言游戏的规则。概言之，后现代主义普遍具有一种颠覆的冲动，普遍怀疑和解构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传统规范与既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重构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游戏规则与合法性基础。
二是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理论观念。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普遍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强调思想的自由、平等、民主，在理论观念与方法上极力倡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如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激烈反对教条主义和绝对化的方法论，认为许多所谓“元理论”、“元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他所极力倡导的是多元主义方法论，即非理性的、开放的、自由的、神话的、富有生命力的方法，而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哈桑从解构性与重构性的双重维度，概括描述了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不确定性、非规范化、碎片化、零散化、无深度性、混杂性、狂欢性、内在性等等，显示出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其中首要的特性即“不确定性”，它包含模糊性、随意性、多元性等多重含义。他认为“不确定性确乎渗透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由此也就带来多元性的后现代景观，事实上“多元论现在已成为后现代所表征出的躁动不安的境况”。[3](P123-125)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特别强调上述理论观念，目的正在于打破传统预设主义的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确立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求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做出合理性的解释。这一理论观念在文化艺术领域和各种学科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是多极化与多向性的思维方式。由于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主张消解中心、颠覆权威、打破同一性，走向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因而在思维方式上，也相应的反对单一性思维，提倡多极思维或多向思维，特别是强调从反传统的视角对世界和事物进行理解把握。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了影响甚大的“范式”革命理论，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思维方式的革命。他区分了两种不同向度的思维方式：一种是“收敛式思维”，这是传统主义或常规科学的思维向度，它遵循既成的科学原则、范式与方法；另一种是“发散式思维”，即多向性、多极化、探索式的思维方法。科学的创新发展，是以新旧范式的更替实现的，当旧的范式在发展中面临危机遭遇挑战，便会发生范式革命，形成新的范式以取代旧范式。在范式革命发生的时候，特别需要的是“发散式思维”，要求打破一切既有范式的约束和规范，坚持变革的思维向度，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实现科学范式的创新发展。实际上结构思维与解构思维也是如此，如果说结构思维的功能是收敛式、建构式的，目的在于建立中心化的、稳定的结构模式，那么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解构思维，其功能则恰恰是要破坏这种受中心支配的稳定的结构模式，从而为自由的、丰富的、多元的思维游戏创造条件。这种多极化与多向性的思维方式，在后现代文化艺术中可能显得更为突出。
四是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后现代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形态，在价值取向上也与过去的文化形态迥然不同。如果说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偏重于精英化和经典化的，表现出对终极性、永恒性精神价值的不懈追求，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恰恰是要颠覆和消解这种传统价值观，转而认同和张扬大众化、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观，从而为文化走向大众消费市场开辟道路。之所以如此，其根源也许正在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在后现代人的生活游戏中，游戏规则在游戏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明智的策略是，使每个游戏变短，以至于一个明智的生活游戏需要把一切的大游戏分割成一系列简单而范围有限的游戏”。而“使游戏缩短意味着：警惕长期的承诺；拒绝坚持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不局限于一个地点，尽管目前的逗留是快乐的；不再献身于唯一的职业；不再宣誓对任何事、任何人保持一致与忠诚；不再控制未来，但也拒绝拿未来作抵押；禁止过去对目前承担压力。简言之，它意味着切断历史与现在的联系，把时间之流变成持续的现在。”[4](P104)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已然如此，即时性消费、当下性享乐、时尚化追求已成为现实的游戏规则，后现代哲学文化又有什么必要追求终极与永恒？更何况在他们的观念中，一切所谓终极与永恒价值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如此，后现代文化价值取向发生向世俗化与时尚化的转向，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了。
二、当代文艺发展中的后现代性
从宏观的历时态角度来看，新时期以来后现代主义对我国文艺发展的影响，可分三个阶段来看：一是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思想解放与哲学文化反思的背景下，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先锋文学所代表的怀疑论、否定性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倾向；二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精英化与经典化的文艺审美观念受到质疑和不同程度的解构，大众化的文化艺术开始流行，由此形成以新写实文学、“痞子”文学等所代表的消解性、平庸化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倾向；三是90年代末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全面扩张，带来整个文化艺术的图像化、网络化转向，文学研究与文艺批评也随之转向，形成对以往文艺审美观念的进一步解构，以及文化艺术向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和消费性的发展趋向。时至今日，虽然还不能说我国已形成多大规模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但当代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后现代性无疑日益突出，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当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后现代性
从总体上看，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对“中心论”和“本质主义”之类文艺理论观念的质疑与消解，由此导向对文艺本质特性的多向度探寻，乃至倡导文艺理论批评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文艺审美的大众化、日常生活化以及“文学性”的泛化等等。它不仅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和文艺理论批评观念的转变，而且悄然影响当代文艺实践的变革发展。
通常认为，新时期初期文艺理论观念的拨乱反正，是从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反思开始的。如按西方后现代学者的看法，后现代性本来是从现代性中孕育而出，并在某些情况下现代性中就包含着后现代性因素，[5](P26、P37)那么以此观之，在我国新时期初文艺理论观念的变革中，就可以说暗含了某种后现代性的解构与重构精神在内。比如当时对“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的反思与质疑，使长期以来以政治为内核的一元论文艺理论观念开始被打破或解构，文艺审美特性与功能愈来愈受到重视，并且在文艺实践中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显然交织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一方面，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文艺观念不断走向弱化乃至逐步消解；另一方面，文艺审美论的观念则逐渐抬头并且不断强化，二者交互作用此消彼长。在这里，审美论既是质疑和拆解过去教条化文艺观念的利器，同时也成为新的文艺观念生长的基点。应当说此时重建起来的文艺审美观念，主要还是一种传统的精英化和经典化的审美观，更多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与审美价值诉求。而在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兴起，文艺也向大众化转向的情况下，这种传统文艺审美观便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大众消费文化的挑战与颠覆，从而发生自我分化：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坚守自己的审美立场，对大众审美文化保持某种批判审视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大众娱乐审美观则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起来，并迅速成为占压倒优势的文艺观念，反过来对精英化和经典化的审美观构成颠覆之势。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文艺审美精神的消解，显示出重构与解构的悖论性。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裂变与分化的不断发生，才逐渐形成后来文艺观念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
从90年代末到新世纪，全球化浪潮空前高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全面扩张，后现代主义理论观念的影响也显著加大。如果说前一时期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还是比较零散和不那么自觉的，那么从90年代末以来，显然就转变成更为系统地自觉接受与阐发，整个理论批评界的后现代性氛围也变得更为浓厚。比如以德里达和米勒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批评学说，就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其中关于“文学终结论”的问题，自从希利斯·米勒带到中国学术讲坛上以后，引起了我国文艺理论批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时至今日，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事实上这一理论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乃至成为当今文艺理论批评界一种后现代性的现实语境，只要是讨论当代文学及理论批评的发展前景，无论进行怎样的判断论析，可能都回避不了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因此可以说，这一理论命题与观念，对我们一直坚守的文学观念而言，其显在与潜在的解构性作用都是难以低估的。此外还有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等理论观念，一段时间以来也影响甚大。在解构主义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中心本原和确定不变的本质，只有解构一切形而上学的既定理论规范，才有可能为新的认识理解开辟新的空间与途径。这一看法为国内相当一部分理论批评家所接受并加以阐发，形成一种颇有影响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批评观念，它主张全面否定和消解文艺的本质，从它的意识形态本质、社会历史本质，直至审美本质，往往都被当作“本质主义”加以质疑和解构，最终使文艺的本质消失在没有确切所指的所谓“文学性”之中。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观念，旨在破除文艺的神圣化，这一方面固然给文艺理论批评观念带来很大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其陷入某种虚无主义的迷茫之中。
随之而来的“文学性”泛化、审美日常生活化及其文化研究转向的理论，则可以说进一步导向了对文学艺术边界的拆除，具有一种更为内在的解构性。“文学性”原本是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根本特性，而这个特性是由语言叙述及其结构形式决定的，这实质上是一种“语言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的文学观念，或者说是一种形式美学和语言美学的观念。然而随着文学朝着大众化、娱乐化方向发展，以及不断滑向边缘化，所谓“文学性”也不断泛化乃至发生自我变异，它渗透到各种学科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文学性的“某些成分”。正是在“文学性”的这种分解、泛化与渗透中，它的本体性已自我解构而不复存在；即便是在大众化的文学发展中，所谓“文学性”也已发生极大变异，所有这些又正可以看作“文学终结论”的另一种确证。而所谓“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本是西方学者费瑟斯通等人对后现代艺术走向的一种理论描述，在他们看来，传统的艺术观念是把“审美”限定于艺术领域，使其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成为象牙塔里的高雅享受，而后现代条件下的艺术审美则走向日常生活，这样文学艺术就更多转变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如果说以上描述在二、三十年前还只适用于西方社会现实，对我们而言相距遥远，那么到了21世纪之交，我国的社会现实也正发生这样的变化，因而西方学者的这种理论观念近年来也为国内一些学者所认同和阐发，并进而提出文艺理论应当打破原来的学科边界，拓宽研究视野，充分关注和研究文艺审美走向日常生活的发展趋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尽管此类主张在理论界引起了比较激烈的争论，但这种理论观念对于当代文艺研究及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影响显然是不容忽视的。与此相关的还有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问题。据说这种转向在西方社会早已发生，其原因主要在于，由于电信传媒高度发达，当今的文化形态由印刷文化为主转向以图像文化为主，纯粹审美的文学艺术为即时性消费文化所取代，这就使建立在审美现代性基础上的语言论诗学及其文学研究难乎为继，由此形成向文化研究的转向。而我国近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也同样在发生此类变化，因而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也就不可能再保持其原有的封闭性与独立自足性，它必将随之发生扩张、越界与转向，即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疆界，转向与文化研究的交织融合。随着这种转向，不仅原来文学研究的对象被转移并泛化，而且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与审美价值取向也进一步消解，不过对于文艺所关联着的文化特性与功能，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文化维度，却由此而凸显了出来。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文论与批评走向更为开放多元的发展。
此外，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后现代特性也许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在解构主义批评观念的驱动下，走向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批评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文艺批评的僵化局面，形成文艺批评方法多元化探索的格局。到了90年代，文艺批评界对世界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有了更多认识，解构主义及其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批评观念，也被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策略，用来进一步解构传统的文艺批评观念与方法。一些新派批评家极力提倡和实践相对主义批评或“第三种批评”，一方面坚决反对传统文艺批评的价值观及其意义追寻方式，不仅否定文艺批评的价值判断本身，甚至否定文艺批评具有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与权力，认为一切公共性的批评立场，以及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判断都将会导致批评霸权；另一方面则极力提倡艺术的民主与平权原则，批评的包容意识与宽容精神，主张站在个体主义立场来建立自己的世界，推崇个人审美趣味及其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观。这种相对主义批评的兴起与风行，也许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鼓吹使然，其中既有西方后现代批评观念的影响作用，同时也与90年代文艺界所弥漫的后现代主义氛围相适应。由于相对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导向是消解文艺的社会意义，中止价值判断，这就使得文艺批评必然走向平面化、印象式的现象描述与文本阐释，乃至成为批评游戏的狂欢。尤其是在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背景下，与文艺的市场化与消费性转型相适应，当代文艺批评也更多扮演了广告推销、媒体炒作与娱乐大众的角色，它所显现的价值虚无、评判缺席与理性精神的消解，使其解构性和游戏化的后现代特性更为突出。相对于文艺理论观念的变革，要说当代文艺批评更多解构而缺少建构，应当说是一个基本事实。
总的来看，当代文艺理论批评这种变革发展，都无不交织着解构性与重构性的彼此互动，如今一元中心论的理论批评观念可以说已被彻底解构，人们对文艺本质特性的认识愈来愈趋向多元，已形成多视角、多维度进行观照、研究与批评的新格局。不过如何在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中，寻求思维方式的开放、批评方法的多元与文艺价值观念积极建构的有机统一，也许是当代文艺理论批评面临的新问题。
2.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
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性，具体表现为某些后现代性的创作风格与艺术倾向，如写作态度上对社会化写作的解构与反叛，对现实的怀疑与自我中心主义；叙述方式上解构宏大叙事，走向平面化、零散化、游戏化的叙事；价值取向上对“中心化”意识形态价值与“精英化”审美价值的消解，导向世俗化、平民化、庸常化；语言风格上的调侃、反讽、嘲弄性、鄙俗化，等等。当然，相对于理论形态而言，当代文艺创作的后现代性，可能不是一种可以确切描述的对象物，它体现在各种创作态度与风格之中，从而形成如美国学者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氛围》一文中所说的，是一种只能感受到的后现代艺术氛围。
当代文艺创作中后现代性的萌动，可说是从先锋文学的怀疑论倾向与解构性冲动开始。在诗歌领域，从最初北岛的一声呐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由此开启了对世界的根本性怀疑和对英雄情结的解构。到80年代中期以韩东、欧阳江河、李亚伟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兴起，扩展到对一切传统价值与规范，包括诗歌传统本身的怀疑与颠覆，以各种标新立异的方式彰显反叛的姿态。所谓“非非主义”诗歌，主张打破一切既有规范，对诗歌中的一切都要进行所谓“非非”处理，倡导“非崇高、非文化、非语言；超越一切：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追求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等等。①韩东的代表作《我们的朋友》便是这种创作实践的范本，在此类诗作里，传统诗歌所追求的生动意象、丰富意蕴与崇高精神被消解了，同时诗意的语言与节奏韵律也完全被解构了，一切都还原成为非崇高、非文化、非诗化的日常絮叨。
先锋小说更是80年代中期一道独特的风景。先锋作家往往被称为“迷失的一代”，他们的创作普遍弥漫着对现实的怀疑与怨尤情绪，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惘、困惑与虚无感，表现出浓重的后现代文化症候。这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前者写新时期初一群大学生如何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中身心俱疲迷失自我，只有宿命般地对自己感叹“你别无选择”；后者同样写了一群年青人贫乏无聊的生活与精神困顿，他们谈不上人生理想，也没有生活目标，无论是他们眼中的现实世界，还是内心的生活感受，都不过是一幅无中心、无主题、无旋律的多元图景。小说在写法上也打破了叙事结构的统一性与严谨性，同样归于无情节、无中心、“无主题变奏”式的随意散漫的零碎叙述，这与小说的虚无氛围是恰相吻合的。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透露出来的浓烈的虚无感，的确弥漫着一种后现代气息。另一类先锋小说家如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却以另一种方式即追逐叙事游戏的方式来解构传统和消解意义，他们更热衷于编织故事，叙事游戏成了小说本体，完全颠倒了小说叙述与情节意义的关系。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洪峰的《奔丧》，余华的《劫数难逃》等等，也都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手段进行想象性的语言叙事试验，在解构叙事传统的同时重构先锋小说特有的叙事风格。德国学者维尔士认为：“后现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知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手段，而只能采取无客体关联、非表征、单纯能指的话语。”[6](P15)先锋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特点。
先锋文学之后，最富于颠覆解构特性的莫过于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化”写作。在他的笔下，一切通常被视为崇高的东西，如人生理想、道德操守等等，均在颠覆解构之列，而他的颠覆解构之策，便是以一点儿正经没有的态度进行调侃与嬉笑怒骂。他的人物多是都市“顽主”，顽劣、玩世不恭、游玩人生的主儿，他们既是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者，又是当代社会的边缘人，故意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态度面对现实，以离经叛道、愤世嫉俗为快慰，以及时行乐、游戏人生为时尚；他们其实别无所能，面对现实也无可奈何，剩下的惟一法宝便是调侃。调侃在他那里不过是一种对待世界、生活和人生的否定性态度，由此显示出王朔典型的后现代性写作风格。后来一批少年作家如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等，所表现的那种冷漠的调侃与玩世不恭，与王朔小说如出一辙，可见其在这一代人中所发生的影响。
新写实主义小说崇尚所谓“零度写作”、“还原生活”、中止判断、拆除深度模式、消解中心意义等等，从而走向边缘化叙事。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叶兆言的《艳歌》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化、典型化结构叙事模式，还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意象化、象征性结构叙事模式，都已被解构得没有了踪影；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化生活与人物，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的意念化生活与人物，也早已转换成为对平民化日常生活的叙写。在小说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拉家常式的叙述中，艺术真实被颠覆“还原”为日常生活真实，生活的意义被消解“还原”为流水帐般零散而琐碎的叙事，人物的主体性被抽空“还原”为庸常化的现实存在。小说结构叙述上的平面化、零散化和琐碎化，折射出来的是价值取向上的世俗化与粗鄙化，这正可以看作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后现代特性。
90年代另一个世俗化与粗鄙化写作的典型文本便是贾平凹的《废都》，由此而形成的“废都现象”，在整个文化语境中都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平心而论，作家的本意也许在于通过对“废都”的描写寄寓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批判，同时通过展示庄之蝶等文化名人的欲海沉沦和灵魂挣扎，来批判反思当今文化人的人性堕落与精神虚无，从而探寻自我救赎之路。然而小说通过人物情节描写所展示的，除了人物的堕落行状和破碎灵魂，及其所寓示的人文精神价值的轰毁与虚无，并不能让人看到什么具有建构性意义的精神价值。加上小说用自然化、粗鄙化的所谓“自我作践”式的写法，大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性纠葛与性游戏，更是把仅有的一点“形而上”意念淹没消解殆尽，剩下的除了精神虚无，就只有情欲的放纵了。此例既开，便很快蔓延成风，到了后来的女性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之类，那就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可言了，“形而下”的感性化、欲望化写作成为一种新的后现代时尚，它对人文精神价值构成更为直接的销蚀。
在某些历史题材的写作中，这种后现代性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在边缘化的历史叙事中消解历史理性。其中又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下，颠覆“历史决定论”，标举所谓“新历史”写作或“边缘化”写作策略，热衷于写情节的偶然性和事件的突发性，人物的欲望野心与偶然性行为所造成的矛盾冲突及历史转折，所展现的是历史的无规律和扑朔迷离，以及命运的变幻无常。另一种情况则是“戏说”历史，也就是借历史来游戏娱乐搞笑。此类创作往往在历史的漂流物中打捞出某些碎片泡沫，如各种宫闱秘事或野史趣闻，进行拼贴与演义，作品中真实的历史背景被抹去了，严酷的现实苦难被淡化了，各种矛盾斗争也都游戏化了，其中有意或无意传达出来的历史观念就是：不必拿历史当真，它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只是一场闹剧或游戏。它一方面将历史转化成为演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绝好文本，另一方面则导致对历史理性的根本消解。与此类似的是某些所谓文学经典改编，其基本价值取向也在于游戏化，从而导致对原作严肃意义的消解。如红色经典作品《沙家浜》被改编为小说，其故事主线就变成了一个女人（阿庆嫂）与三个男人（阿庆、胡传魁、郭建光）之间不明不白的情感角逐。有些评论极力为此类作品开掘阐释所谓消解阶级性而还原“人性”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仍难掩其“媚俗”的本来面目。
其实这一切所谓游戏化与媚俗，都不过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一种商业化策略，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普遍风格。在如今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时代，这种后现代文化风格几乎无处不在，如当代影视创作中对世俗生活与情感欲望不厌其烦的展现，以及追求画面、色彩、音响对受众的强烈感官冲击力，造成对真实生活样态及其人性意义的遮蔽，所换来的是生存压力与内在紧张的某种释放；某些当代诗人故意追求诗歌的“口水化”、“垃圾化”与粗鄙化，导致对诗歌精神的自我消解；至于当今已普遍流行的个人化、私密化写作，尽管屡被人们指斥为粗鄙媚俗、情感异化和精神价值低迷，然而却仍大有市场。这一切既表明了文化消费市场对文艺生产的巨大吸引力，同时也意味着后现代文化风习的广泛影响。时至今日，姑且不论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否已然形成，但至少如纽曼所说的那样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与风格，可以说是已经普遍存在了。

㈢ 林枫周冰娜那本小说叫什么

额，叫林枫的男主很多，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净无痕所著的东方玄幻网络小说《绝世武神》的男主角，在《太古神王》中客串天道圣院神秘白衣青年。
灵魂从地球穿越而来，与九霄大陆林家林枫灵魂融合，成为雪月国扬州城林家子弟。
十五岁踏足武道，因武魂未觉醒被视为废武魂而被家族之人轻视，后被逐出林家。
历经磨难，终成为绝世武神。

㈣ 急求后现代主义时期英国小说和戏剧的特点最好是英文。谢谢~

不用说，英国小说在艺术的世界是一个以森林景观。作为促进其繁殖和进化的社会土壤，显着的洪水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改变。英国小说自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最先进的工具，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一个生动的描述。之日起就喜欢英语，形成英语小说会建立自己的规则和制度，虽然学校西东这一点，但坚定的步伐前进。尽管起步较晚的英国小说，它的历史碰撞是远远短于诗歌和戏剧，但它是发展的急剧变化，广泛的，它的影响和作用，必须采取多诗歌和戏剧。究其原因，英国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但也因为它们的长度灵活多样的形式，通俗的语言和精美的艺术和多读者的青睐。经过无数的作家认真探索和反复实践，雏形初现当代英国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英文小说在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符合的崛起，然后，小说艺术的发展，社会的进化是一个显着的标志，但也是现代文学的必然结果。

应该指出，英国小说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从原来的成熟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小说艺术的发展是不是一个孤立的或自发的文学现象，而是相互交融的繁荣，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异国情调（尤其是欧洲）。当然，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和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则和秩序。这种法律和秩序不能是抽象的，主观的或形而上的方式来解释，但通过调查和研究古代小说文本只有被发现和验证。然而，在深入探索的英文小说艺术和审美价值的具体特点，有必要做一些简要介绍了其历史回顾和演化。

作为一个公认的叙事散文的文学体裁，英国的小说有400年历史的。从理论上讲，英文小说的形成，是的到来时，他们的艺术。当然，由作家和读者的理解和在小说艺术批评家公认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批评英国的第一本小说，一开始的年度内，谁的手不同的看法。塞缪尔。理查德，理查德·约翰逊（塞缪尔冒险1689年至1761年）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帕梅拉，1740年），有人说，丹尼尔·笛福丹尼尔·笛福（1660年至1731年）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记“，（1719），还表示，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1628年至1688年）的宗教寓言“天路历程”（朝圣者的进展，1678年，下集1685）。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晨，英国小说在16世纪后期可观察到的线索。当时，约翰·莉莉（约翰Lyly，1554 -1606），菲利普，西德尼·菲利普悉尼（1554年至1586年），罗伯特·格林（罗伯特·格林，1558年至1592年）和托马斯·纳西尔（托马斯·纳什诗歌统治反驳才华的溢出1567 - 一组160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墨攻“大学才子。由文艺复兴运动的启发，他们大胆的实践和探索，体裁的小说，这种新的文化，典雅的风格和雕刻华丽的叙事散文创造性的语言的作品，从而打开一个历史性的第一次英语小说一。的丽丽尤弗伊士曼（Euphues，武汉阳逻解剖结构，1579），悉尼的“阿斯卡尔铲亚洲”（阿卡迪亚，1590），绿Panosituo“（Pandosto：时间的胜利，1588），娜事儿的不幸的旅客“（”不幸的旅行者，1594）和托马斯·迪了罗妮“牛博雷杰克（杰克·纽伯里，英格兰的著名的和值得布商，1597年）等作品体现的艺术特点在小说中。他们不仅在题材上的变化显着诗歌和戏剧非常不同的形式，结构和语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发展潜力相当多的文学体裁吸引读者的青睐。这些作品可分为浪漫和现实??的小说两大类，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社会生活。散文叙事作品似乎有一个新的辉煌的风格，虽然它不够成熟，作为一个叙事文学。然而，这种类型的工作的时候，不稳定和读者的语言适应与满足，肯定是一个神奇的效果，因为它是受限制的音步。 “E°明显的16世纪后期，”大学才子英国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尽管在16世纪，在英国文坛的崛起激动地“小说热”只持续了约二十年，但“大学才子”他们的创作实践中的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7世纪英国的多事之秋，政治不稳定，社会动乱，贫困现象普遍。英文小说的发展势头得到了极大的遏制。随着“大学才子”已经死了的人，曾经风靡一时的英文小说曲折，难度非常大。谁不喜欢或不擅长写散文，写散??文小说作家的激情，有说教的含义或隐喻世界的内容。 “他们给了叙事文学，然后转身写了一系列的说教性质的文章，这表明他们的自我孤立，缺乏能力通过任何显着的影响。”超过半世纪的沉默后，é￠，英国小说约翰·班扬的努力东山再起。然而，班扬似乎是一个17世纪的英国文学的一个孤独的长跑。他的“天路历程”，虽然当时的影响力，但新的小说家，这不是一个大数目，也不是小说，以取代诗歌的地位。尽管这样的小说艺术，班扬有益的尝试，巧妙地利用梦想，以反映现实，使一个看似纯属虚构的宗教寓言，反映了广泛的象征意义。虽然还没有告别英文小说的原型，班扬的意境和其有能力控制结构的小说章节反映了一定的前瞻性，整体上涨的英文小说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也有很多所谓的“人物特写”。这些散文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文字，还详细分析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字符特写“是17世纪英国小说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的最低点，其描写手法很聪明，穿透，往往使读者食物深思的问题。人物特写”能尚未被归类在小说的，但他们引起的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使陷入困境的英国小说人物特写“，班扬的小说创作和作家。

18世纪是时代的英国小说全面崛起的时代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小说的艺术。享受之父“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称号丹尼尔·笛福在他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创业意识和冒险精神的生动体现，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小资产阶级的理想。 “迪福与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的哲学概念是非常一致的，他是比以前的作家更完整的表达个人主义他的作品独秀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与小说之间的联系，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崛起，这样的链接“很明显，完全显示，?英镑迪福几部小说不仅涉及到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但也表现出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在英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化身，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引人注目的迪福“鲁滨逊漂流记”成功地运用了自传体记忆自传体回忆录“（）的方法来表现主人公的冒险。这一创造性的做法是不仅是一个挑战比较流行的英国悔改自传，但也超越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因而具有积极意义的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

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世界，“第二个”老式橡木柜小说对应的小说或书信体小说（书信体小说），作者似乎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手了一大堆的对应的编辑器。，?§作为早在1683年，英国作家阿弗拉?Σ班恩（阿芙拉贝恩，1640年至1689年）之间建立的第一个英文书信体小说“与他的姐姐的情书”（爱信之间的一个贵族贵族和他的妹妹）。然而，真正的发展的书信体小说成为一种文学风格，并广为流传无疑塞缪尔·理查森。他的三个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帕梅拉，1740年），“克拉丽莎（克拉丽莎1748）和”大迪生“（格兰迪森，1754年）的时间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书信体小说的出现了推波助澜的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形式的，但笔者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此外，书信体小说的数字接近读者，展现真实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变化，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即时感，现实感。正如一位英国评论家指出：“人们认为这两个潜在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及时性和探索的心理现实，甚至意识流小说的形式。” E?有没有在英国小说艺术史，创造理查森的做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想象后来致力于新的实验和创新的作家。

18世纪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快速发展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图书馆在各种文学作品，但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对象集合，毫无疑问，这将导致一个显着增加的数量在本世纪出版的小说阅读。 “，E?英国文学的继承的出现，乔纳森·斯威夫特（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亨利·菲尔丁（亨利·菲尔丁，1707年至1745年），劳伦斯·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1713年至1768年）和简·奥斯汀（简·奥斯丁，1775 -1817）优秀的作家，作为一个生动，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小说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英国人来说，它的地位和影响力，首次超过诗歌和戏剧。与此同时，在英国小说艺术的成熟。“小说”使用的术语，直到18世纪的结束已经真正建立。“，ESS斯威夫特的聪明才智创造一个热闹但发人深省的”格雷戈尔游记（“格列佛游记”， 1726）针砭时事，嘲讽现实，创造了一个先例的英文小说“讽刺艺术。菲尔丁的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系列不仅体现一个熟练的谋篇布局能力，但也反映了他巧妙地利用了传统的史诗艺术。菲尔丁模仿古典史诗叙事，刻意改变的史诗通常具有严肃性和混合成分含有丰富的喜剧悲剧，不时在其新颖的，所以，它变成了所谓的“散文喜剧史诗小说” （散文体喜剧史诗）。难怪“理查德森和菲尔丁，他是一个崇尚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打破陈旧的传奇小说，他们有自己的工作。”，??通常被称为感伤主义作家劳伦斯·斯特恩无疑最杰出的18世纪英国小说的创新。英国小说就像一个嫩绿色的幼苗斯特恩似乎已经不满与现有模式的新期待，他回小说形式的一项重大改革项狄传“（”项狄传“，1759年至1767年），第一次，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框架结构，放弃了钟的时间顺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小说文本来形容内心世界的主人。不用说，斯特恩的文学实验已添加新的活力的英国艺术虚构的，和的小说形式向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18日世纪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作家简·奥??斯汀。她的小说的质量与当代男作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她不仅善于使用讽刺和诙谐的对话主题，但也巧妙地利用了一个小数目的字符和一个有限的地域背景，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有些东西在简·奥斯丁的艺术具有永恒的价值。“，??总体而言，的小说家在18世纪，主要是从英国的社会现实创造性的材料摄入量显示，描绘生动的生活画面，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形状。通过他们的英文小说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不仅是更积极的，艺术的成熟。

在19世纪，英国的小说改编成繁荣的时代，艺术形式和创造性的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历史小说和冒险小说，和他们的代表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他1771年至1832年）。他的一生创作了30多部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显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斯科特小说艺术上的创新是很有限的，和今天的许多学者是一种过时的历史人物，但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和传奇的工作已成为英国文学世界文学景观不能被忽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的状态英文小说，成为更值得尊敬，更值得尊敬。

自19世纪中叶的英国小说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查尔斯·狄更斯和其他杰出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繁荣的空间。据史料记载，1837年至1900年，有大约60000的成人或青少年读小说出版的英国。 7000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原因，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小说家。当然，在艺术和载入史册的一些成就之一。狄更斯和萨克雷（威廉·萨克雷，1811年至1863年）的，这反映在小说的情节和语言艺术很高的造诣小说更具可读性和有趣的。勃朗特姐妹（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至1855年，艾米莉·勃朗特，1819年至1848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独特的，和乔治·艾略特，乔治·艾略特（1819年至1880年）将是心理现实中的人物描绘得淋漓尽致。 19世纪后半的英国殖民统治由盛转衰的时期，但也是英国社会的，政治上的不稳定，的道德沉沦严重冲突富人与穷人之间，一段时间的强化劳资纠纷矛盾。所有这些自然在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狄更斯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参数，后来托马斯?哈代（1840-1928）托马斯?哈代，凭借强大的社会责任感，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英国社会的弊端和罪恶被无情地暴露。它是由半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应该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具有非常强的现实，不仅在题材和平民的趋势还体现在表征。通常情况下，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则，理性的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的乐趣和可读性，注重细切的形式，结构密缝，严谨和合理的。在这方面，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结束以来，在16世纪的英国小说的艺术的本质体现，但也是最古老的小说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作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理解和移动不是所有的政治家，理论家和道德一起更说明提示的世界政治和社会的真理。”，EAE

20世纪的英国小说中的变化，创作技巧的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和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西方文学AA文学大地震冲击。在20世纪初，威尔士（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年至1946年），高尔斯华绥（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年至1933年）和贝内特和新的现实，仍试图仿效传统小说模式，使他们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现代化的经验和社会现实的戏剧性的变化已经减弱了。显然，当英国小说是非常困难的，改革的形式和艺术更新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思想前卫，崇尚格新青年作家似乎意识到所面临的困难的考验英文小说，并试图把握机会，实现了重大突破，可能会导致英国小说。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1843-1916）和约瑟夫·康拉德（约瑟夫·康拉德，1857年至1924年）和其他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艺术的追求，在创新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小说艺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前辈，这使得部分青年作家的现代主义精神的倡导者，鼓励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主义席卷英国，几乎颠覆了其固有的文化基础，并为整个文学传统的犯罪嫌疑人的冲击的前所未有的。当时，英国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听到的新名词立方“，非洲雕塑，”新戏剧“，”后印象派的绘画“和”维也纳心理学“。著名流的意识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写道：“1910年12月，人性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 主仆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父母关系与他们的孩子。人际改变时，响彻了整个英国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的小说的宗教，线法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与相应的自我调整。许多合法的遵守传统的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 -1941），DH劳伦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年至1930年）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宣传小组，走现实主义处于亏损状态处于混沌状态的现实面前，青年作家的文学改革的道路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小说文字不断走向更大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的趋势。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并及时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创新的新的形式和艺术的转型，所以英文小说了质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小说迅速在现代化的道路跑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艺术形式也显得耀眼夺目，辉煌。 1922年，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尤利塞斯），英文小说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的到来流。许多评论家在西方，“尤利西斯”几乎包含了所有时髦的技术，同时也代表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一样乔伊斯，伍尔夫承诺的新形式的实验和创新，如何处理现代小说的框架结构和时间，以及如何表现人物意识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成为另一种意识流小说在英文位的重要代表。劳伦斯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以来。尽管他的创作风格，是乔伊斯与伍尔夫有很大的区别，但他独特的审美意义上的人类经验和心灵的黑暗王国的探索，以及他的身体的文体感，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不用说，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整体崛起，不仅增加世界文学光荣的历史，但也极大地丰富了英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大力推进小说艺术的发展。

现代派小说的艺术完全现代派作家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巨大的创造潜力，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反映了反传统观念的心理。主题，专注于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世界的提示数字反映了人物的孤独，疏离，甚至是病态的。从形式上看，现代主义小说充分体现了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现代主义作家淡化对小说情节的，不再试图描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在追求一种艺术的完美和谐“模式”和有趣的深层结构工程。在此架构中，有序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和逻辑原则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意识飘忽不定，复杂的图像和支离破碎的生活镜头。现代主义小说追求的非常规技术。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混乱热衷于用熟叛教的角度转换，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空间和时间，蒙太奇，梦想和幻觉的精神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看着混乱的表面结构和朦胧模糊的的叙事笔触，和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创新的重要标志。总之，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是离经叛道的艺术，充满活力的艺术，也是充满了强烈的表现力的艺术。在艺术史的英文小说这种艺术不仅是空前的，但也有无与伦比的。它拓宽了英文小说的发展空间，促进一种新的文本现代化和多元化进程，使这一文学样式的成熟和完善的位置。

由盛转衰引人注目的英国现代派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开始退潮，而在冷峻的现实主义小说卷土重来，再次成为英国文坛的主流。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全面复苏。显然，中兴，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之中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复出不仅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外部原因，但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两种类型的作品更加引人注目：第一，社会讽刺小说，多卷本的系列小说“河流的小说”（长篇小说）。应该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的作家，如本世纪初，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是更成熟，更完美的形式。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不同的是，作为改革的小说和创作技巧的艺术装修的关注，但他们很高兴与一些充满活力的现代主义手法反映的主题。这不仅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但在艺术上也互相学习，互相配合，以找到一种方法，使更加丰富和完美的艺术的小说。引人注目的是，赫胥黎（赫胥黎，1894年至1963年）的讽刺作家不约而同地继承和发扬，开创18世纪的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文学传统。笔玩世不恭，甚至是黑色幽默小说描绘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动荡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另一种新颖的风格是比较流行的英语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安东尼·鲍威尔（安东尼·鲍威尔，1905 - ），昌河小说作家“。与传统的历史小说，或高尔斯华绥的血统小说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它是小说，但往往描绘了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以上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家庭或地区的提示进行，但一个核心人物经历和情感生活。总体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但也有地方在历史的英国小说艺术。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20世纪起，英国小说的艺术形式，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股份文学思潮的对手，一个接一个，但不时之间交错重叠的整合。正如格雷厄姆格林，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现实主义作家，努力反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矛盾和当代英国社会的缺点，塞缪尔·贝克特，贝克特（1906年至1989年）继承了乔伊斯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驱职业生涯的小说的艺术和实验，做了进一步的探索。贝克特已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反小说”（antinovel）的特色是“荒谬的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说在英国文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竞争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倾向，他们的代表作家劳伦斯·达雷尔（劳伦斯Durell，1912-1990），约翰·福尔斯“（约翰福尔斯，1926 - ）和BS约翰逊（布赖恩·斯坦利威廉·约翰逊， 1933至1973年）等。这些作家都试图通过一个新的系统语言来创建一个虚构的世界，让自己的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反身性文本。他们往往轻视的因果关系，对逻辑和艺术形式的原则，但强调不确定性的无序和混乱，以及文本结构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小说都没有反映在认识论，反映论，但的本体论的哲学概念，也反映了当代部分作家的问题，并试图解释人体的情况，包括文学，包括前景的文化和艺术。

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当代英语语言文学才华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作家的出现。他们是快乐的，要提前，吸收，标新立异，引进新的，非常活跃。虽然他们尚未被记录在史册，但已锋芒毕露，令人印象深刻。英国小说中不断走向现代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当代英国作家努力探索，大胆实践，并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英国小说块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当代英语语言文学，很多知识分子辩论的小说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本模式。他们热切地想知道究竟哪里去了新世纪英文小说。同时，在线涂鸦，随意，甚至恶作剧的新兴文学快餐，打扮时髦，充满活力的“新人类的食欲，以满足成千上万的无纸通信时代的作家很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想法试图在信息时代创新的前卫作家尚未消失之前，具有长期和稳定的网络小说的价值。显然，这种多极联动和共存将成为发展的根本英文小说艺术二十一世纪的。

在整个的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它总是在不断变化，以及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读者的有趣作出及时的反应。四百年，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英国小说的内部结构发生的显着变化，他的艺术的外在形式也多次进行了优化与升华。英国小说艺术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婴幼儿发育成长，后一波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自信的步伐进入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洗礼或影响。如今，英国小说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复杂和相当完善的阶段，其400年前相比，原型有着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英文小说的艺术更具吸引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和发展，诗歌或戏剧艺术。虽然起步较晚，但它只能同步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但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生动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动荡和变化。在整个的英文小说艺术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英文小说反映了一种单独的信心和对艺术在其40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自去年底的16世纪，它不仅经历了从原型，上升，成熟，繁荣和创新的演变多样，充分展示了其英国特色，英国特色，时代特色的，和作家专业知识。虽然文学和艺术无国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周边国家的想法和文化的影响，但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继续加强和英语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国小说家，逐渐变得更加自信和满足。

㈤ ⑴计算机网络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构成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形态，它对人类文化最深刻、最内在

㈥ 哪些网络小说被拍成电视剧或电影了

1、《何以笙萧默》

《何以笙箫默》是顾漫创作的长篇小说，于2003年9月起在晋江文学城上连载，并于2006年1月首度出版。

该小说由刘俊杰导演执导，在2014年完成了拍摄。于2015年1月10日在江苏卫视、东方卫视首播，安徽卫视跟播，为江苏卫视2015年度收视冠军，是首部单日网络播放量突破三亿的电视剧，网络指数最高达320万，并登上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MBC，入选广电总局2015电视剧选集。这次的改编可谓完美地复原了小说的情景。受到小说原著党的一致好评。

2、《肖申克的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是小说改编电影非常成功的案例，原因在于小说本身叙事性非常强，拍电影只需做到将文字转换成图像即可，小说想表达的思想是通过整个故事传达的。

3、《父母爱情》

小说由刘静编写，这篇小说曾获1996年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主要讲述了海军军官江德福和资本家小姐安杰相识、相知、相爱、相守的50年爱情生活。

后改编成电视剧，于2014年2月2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在豆瓣评分8.8，可见还是非常棒的了。听名字会以为是一部爸爸妈妈才会看的电视剧，但是它却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人，这是一部并不拘泥于年龄的温馨又耐看的喜剧。剧里的每个人都贡献了完美的演技。

4、《盗墓笔记》

《盗墓笔记》是一本最初连载在起点中文网上的小说，后由中国友谊、时代文艺、上海文化于2007年-2011年陆续出版发行，作者南派三叔。虽然小说中有许多没有填完的坑，但稻米们还是对其充满了回忆。

5、《琅琊榜》

电视剧版《琅琊榜》根据海宴同名网络小说改编，以平反冤案、扶持明君、振兴山河为主线，讲述了“麒麟才子”梅长苏才冠绝伦、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博奸佞，为昭雪多年冤案、扶持新君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可谓是小说影视化里的精品了，如果小说能够像琅琊榜一样，制作精良、遵从原作。

6、《亮剑》

由小说《亮剑》改编的电视剧个人认为李幼斌版是经典，该剧描述了革命军人李云龙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军人本色始终不改的故事。

自2005年9月12日登陆CCTV1黄金档吸粉无数，相信这个版本的《亮剑》很多人都不只看了一遍。片中那些有血有肉，铁骨铮铮的汉子们无时不刻的在感动我们，让一个个影迷为其落泪。倒在冲锋路上的骑兵连连长孙德胜，为政委赵刚负伤落泪的李云龙，因李云龙重伤昏迷不醒落泪的赵刚，勇往直前的和尚...

㈦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作家有哪些

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铁凝、毕淑敏、刘震云，很多有优秀作品的优秀作家啊。不过我最喜欢的长篇是李云甫的《城的灯》。

㈧ 我想知道中国古代神话是怎么发展的

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

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远古人民结群而居，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原始工具、木刻符号、图画文字、原始的音乐和舞蹈，同时也创作了原始神话。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国早在原始群和血缘公社时期已开始了石器文化的创造。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学会靠人类的活动增加天然产物。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都有远古人民活动的遗迹。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则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这种以母系血统维系的母系氏族公社更发展到全盛时期。因此，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女娲、羲和、西王母等。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成为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她们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氏族间的聚居和合并出现了部落或部族。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构成了反映不同部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家长奴隶制、部族军事民主制及部落间的争战，为古代神话及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艺术想象的土壤。中国神话中的共工与蚩尤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争战的神话，大都具有这种性质。其表现则是借助人类早期的幼稚的想象和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理解。构成幻想的情节，并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

神话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它把远古人民的认识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根据原始人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与提高自身能力的要求而想象出来的。从一些神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处于狩猎经济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处于原始农耕时期的部落，其神话人物大多与农业有关。

当时的人以弓箭刀斧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成为创造和使用这些工具武装起来的能手。

神话中的主人公（神）尽管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常常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民，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能超越其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和对自然抗争的无力状态。因而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便多是直观、猜测和臆想。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智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在一些实践上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和在认识上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和自然现象变化等的地区和民族，神话性的幻想仍不可避免，或不能完全避免。但这些作品与原始神话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神话中有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和追求，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宇宙观。其中往往寓含着原始科学、原始哲学、原始宗教的因素。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以及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远古人民世界观的因素。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乃至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神话中的奇禽奇兽、怪神怪物以及氏族神、部落神、雷神、雨神等夸张与想象的形态，都不能和这些观念分开。神话中对于人和动物、人和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某些因果联系的认识与想象，是作为处于神话时代的人们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而存在下来的。

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都有许多古典神话的记录。这中间，《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为丰富，而且接近古代神话的原貌。诸如女娲、常羲、夸父、精卫等神话以及羿、鲧、禹、黄帝和蚩尤的神话，刑天、帝俊神话、西王母神话以及关于日月山、昆仑墟、各种自然神和奇异的族国等记述。在这些记载中，呈现出许多英雄神、始祖神、创造神以及
自然神、统治神、反抗神等丰富多采的神话人物形象。他们各具性格，多彩多姿，活动在古代幻想艺术世界之中。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献所记载的古典神话，以部族神话为主体，具有地域性和部族的差异性，各有不同的产生区域和传承范围。按地域系统，大体可分为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及中原神话等。按所表现的内容，有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有关于日月星辰、自然万物的；有关于洪水和部族战争的；还有关于工艺文化的。这些神话在古代人的幻想解释中多方面地说明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及人类、民族的由来，呈现出我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天真美丽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

中国开辟神话在文献记载中具有极强的幻想性。女娲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盘古则为南方神话的开辟神。女娲是抟土造人的始祖，盘古则以他巨人的身躯化生天地万物。女娲在“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情况下，还“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挽救了一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成为人类的再造神。围绕女娲补天的神话，还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许多动人的情节。中国洪水神话汉族记录最早，少数民族的则比较晚近，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南系洪水神话多有雷公出现，雷公为洪水的制造者，因而在神话情节中常常展开与雷公的斗争。北系洪水神话多与共工相联系，共工怒触不周山成为洪水泛滥的根源。后期记录的洪水神话与兄妹婚型神话常常结合在一起，而洪水后成婚的兄妹，又往往被说成是远古的伏羲、女娲乃至盘古。早期神话对兄妹婚似没有非议，后期神话则对兄妹的结合造出许多解释的理由，以说明其出于不得已或取得了上天的允许。这反映出历史上存在过的兄妹婚，已失去其合法地位。这类神话的主旨在于表达“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过程。它把洪水故事与血缘婚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唐李亢《独异志》中，较早地记载了中国兄妹婚型的神话。如：“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其形态，尚未与洪水神话结合。

《山海经》、《开筮》、《国语》等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鲧、禹神话，塑造了中国古代两位治水英雄。鲧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三岁不腐，孕育出一位继续平治洪水的禹。禹疏导河川，平夷山岳，以更坚决的意志，在黄龙、玄龟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反映了古代劳动者征服自然的伟大胸怀。日月星辰神话，在古文献记载中有巨人化生说和神生日月说两种。在神生说中，羲和被认为是日月的母亲；太阳又被想象成为可以浴于咸池，登上扶桑，运动于水、树之间的形象。太阳常常与乌相联系，月亮常常与蟾蜍相联系，在日和月的关系上，神话又往往以人类社会家庭关系加以说明，如把它们看成是父与母或兄与妹的关系。其他如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等，均与日月神话有关。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不仅记载早，品类多，而且不少古老的神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上流传，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中国远古一些著名的神话，如关于大禹、黄帝（轩辕氏）、女娲、伏羲、盘古、夸父等神话，大多仍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河南等地区。还有关于舜、蚩尤、后羿、启的神话，今仍在河南、河北以及南方一些省份流传着。由于流传时间久远，这些神话与古文献上记录的，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不同，出现许多变异。特别明显的是发生神话间的融合及地方化的现象。如“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神话与开辟神话融在一起，以及指出某些古神话人物的地方遗迹等。也有的融进一些后世宗教的观念。这些现在仍流传不衰的神话，经过演变，自然不同于原始古典神话，但却可以证明和补助文献记录的材料，实有裨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弄清有关神话发展的古今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神话是多民族的创造。在上古时代，中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开始了他们的生息、繁衍和生产活动。中原黄河流域的夏族，东部淮河流域的东夷，南方长江流域的三苗，以及西北的氐羌，大漠南北的荤粥（山戎、猃狁）等都是创造中华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参与者。今天，除汉民族外，中国已有55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神话，丰富多采，构成中国神话的重要部分。它们有些被记录在民族历史典籍中，如《东巴经》、《西南□志》、《蒙古秘史》等；有些保存在各族人民的记忆中，今天仍在口头上流传。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以开辟神话、洪水神话、日月神话、动植物起源等为多，还有一些关于民族姓氏来源的神话。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不同，这些神话大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出多族多源的特点。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想象丰富，情节也颇曲折。著名的有纳西族创世神话《人祖利恩》、壮族神话《布洛陀与妹六甲》、□族神话《人类和石头的战争》、《开天辟地》等。在《开天辟地》中，四个创造神用四根铜柱撑天，用四把笤帚，扫了天的四方，使天地远远分开。此外，还有布依族神话用犀牛角撑天，以及用蓝宝石补天（纳西族）等。在再造人类的神话中，除兄妹结婚，繁衍人类外，还有开辟神撕下皮肉抛入海中变人（高山族）、两神膝盖相擦生人（台湾雅美人）以及石生人、竹生人等多种。有些神话还常常具有民族起源的内容，把民族起源和人类由来看作是同时发生的。

日月神话中，苗族的金银铸日月神话以及壮族的《侯野射太阳》、瑶族的《射太阳》、布依族的《王姜射日》、□族的《吉智高卢射日月》、布朗族的《顾米亚射日月》等，都各有特色。此外，还有金钩挂日月、公鸡请太阳等美丽的情节。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由于过去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形态不尽一致。有的比较古老和原始，有的则渗进了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意识，反映出各族人民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解与想象。这些神话，近年来得到大量记录和搜集。有些在神话学上具有相当的价值。

中国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神话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于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便出现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现代中国学者对古代神话做过不少的整理与研究，运用了西方人类学派等的神话学观点进行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诸如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闻一多的《伏羲考》等，都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许多民族学者、民间文艺学者、文学史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推进了中国神话学的发展。袁珂的《古神话选释》、《中国古代神话》等，对中国古代神话，分别作了注释和整理。随着社会科学和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和史诗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中原地区神话的口头传承与流变，也有人进行考察和探索。中国神话学的建设正在前进中。

㈨ 网络小说叙事的图像化倾向出自那张试卷

摘要 网络小说叙事的图像化倾向出自2020年中教网作文题目

㈩ 什么是“名人传记影视作品的庸俗化”该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

作为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文类,传记日益成为写作、研究、出版、阅读的重点和热点,其品格、功能、视角、分类等内涵和外延的属性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和范畴。综览传记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在表面的繁荣之后掩藏着深层的危机。从创作角度来看,作品遍地开花,各种政商风云人物、影视明星传记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历史罕见。但量多并不表示质高,剔除表面的风光,精品少、水平参差不齐的困境暴露无疑。
跟创作相比,传记理论严重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当代传记理论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一是传统的理论问题还未曾廓清,如传记的概念、类别、要素,真实性与虚构性,文献性与文学性,传记与文学批评等;①二是随着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勃兴,以文字力量见长的传记被围追堵截,面临着崭新的问题:如何面对视觉传记?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如何面对新的技术、新的媒介?
本文试图从视觉化、娱乐化、消费化、媒介技术化等角度出发,解析传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的现状、困境,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传记的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和选择。

视觉化:图文共读与互释

传统的传记以文字叙述为主,通过文字记录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但消费时代视觉文化日益兴盛,人类社会进入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图像逐渐成为公共交往、信息传播、娱乐消费最重要的对象,文化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图像信息,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图像的直观性、娱乐性,更吻合当代人的审美期待与阅读心理,其阅读快感比单纯的印刷文字更能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传统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图像的魅力,从讲究的版式、造型设计到精美丰富的插图、照片,直至图像化的画传、视觉传记,图文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到和平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图像由传统的配角演变为主角。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溯、总结与反思,是传记文学的重要意旨。而在视觉社会,历史以何种方式进入?仅仅依靠绵密、深厚的纯粹文字表达显然并不足够,图像填补了文字力所不及的空白之处。从山东画报出版社“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的《老照片》,到“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剑桥插图史系列》,老城市、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红镜头、人物志等以影像、照片为主要表达手段和媒介的传记类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摒弃沉重的意蕴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历史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通过细节的再现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图像与文字的双重魅力跨越了时空的隔阂。
在人物传记中,与文字性传记相比,摄影照片等“非文字性传记”具有不可替代性,瞬间的光影定格具有永恒性,历史感、现场感栩栩如生再现于影像之中。
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若仅仅依赖文字描述,鲁迅的形象始终神秘而遥远。此时图像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想像和欣赏的空间:犀利、悲悯的文章和资料图片中那个瘦小坚硬的形象颇为吻合,鲁迅式的胡须、短发,鲁迅式的微笑,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了鲁迅形象,两者缺一不可。而关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真相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至今未能完全明晰的“公案”。②这一文学事件,典型地体现了影像在文学、在传记中的重要性。
而对张爱玲来说,图像的意义就更加意味深长,她在文学史上的被接受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颇富意味的文学事件。在其传奇的形成中,影像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无法抹煞。从学术化的《张爱玲全集》,到各种张爱玲传记、文选等同科所有出版物中,照片占据了极大比例。张爱玲自己也喜欢让图片说话,小说采用电影手法,为作品画插图,而且最后一本集子《对照记》完全由图片组成,满足了大家对张爱玲的各种想像。作为一个符号,“张爱玲”的视觉化范围还进一步扩大,成了银幕上的传奇;电影《滚滚红尘》、《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相继出炉,就这样,历史、文本、影像,三者同构成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
文学家如此,政治家传记亦不例外。被萨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的古巴革命者格瓦拉,他的革命者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一本本传记里,也定格在众多的影像资料中:格瓦拉在古巴,格瓦拉在丛林,格瓦拉在办公室……直到在玻利维亚被俘后砍下双手的照片。而格瓦拉那幅经典的“革命者肖像”,被作为一种时尚无限复制,定格在21世纪全世界年轻人的T恤上,它的意义和影响显然超过了纯粹的文字。
风行一时的各种明星传记更是图像盖过了文字,文字甚至变成点缀。
传记常常体现了一个时代、国家、城市、个人最基本最细节化的生活。图像可以还原历史的某个细节,细节组成人生,细节构成生命,构成传记。“老城市”系列(江苏美术出版社)中的《老广州——屐声帆影》,是一本广州城市志传,生机勃勃的广州故事和历史在书中复活。书中有一幅题为“20年代的广州女子”的照片,画面是个梳着根大辫子穿着布旗袍的女子,行走在广州的街头,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虽然她的名字和身份已经无从查考,但刹那间的时光倒流让人产生今昔何年的恍惚,城市和女子本人同时复活在读者的眼前和心中。那些陈旧的建筑,那些曲折的街巷,那些衣着明显迥异于我们的人们,那些已经不知踪影而逝的故事,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眼前。
国家形象与影像同样密不可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图像是个重要的切入视角。在陈平原编撰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可以直观地看到19世纪末期日本国内媒体所刊载的“中国形象”。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在山口守的文章里,介绍了一本名为《团团珍闻》的漫画刊物,其中1894年10月13日和27日的两期上都有刊登了“中国形象”——一幅是个光头暴眼拖着“猪尾巴”的男子盘膝而坐,丑陋而萎缩;而另一幅更加赤裸裸,一个撒腿逃跑的中国军人,背上写着一个巨大的汉字“弱”字。③日本人眼中中国是如此的衰弱不堪,影像呈现了更加惨痛的历史记忆。虽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横光一分别在作品《支那游记》和《上海》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印象,也许他们的文字描述更加细腻,但其震撼显然无法与漫画相提并论。
在传记的视觉过程中,图像并不是文字的简单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品格和美学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图像和语言彼此演绎,互相丰富,产生的内涵超越了单一的语言文本或单一的图像文本。两者的对话和互动,弥补拓展了传统传记的内涵,提升了视觉时代传记的学术地位。

学人传记是传记的重要领域,知识分子研究一向是学界热点,以往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文字的阐述和剖析,而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集书系”以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见长,在众多传记中脱颖而出。茅盾、丰子恺、常书鸿、邓拓等历史人物通过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从历史走出来,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加深了对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和历史命运的理解。
陈平原的近现代文史研究也凸显了在学术研究中图像的不可替代性。从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到2000年《点石斋画报选》,再到2001年《图像晚清》,陈平原编著了“读图三部曲”。把“读图”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引入学术研究,“在图与文字间的缝隙处”做文章,借助“图文互释”,带领读者“回到现场”,承继“左图右史”的古老传统,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小窗”。④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则收录了大量旧上海的广告、电影院海报、美女月份牌、杂志、相片,所有这些斑驳杂乱的影像资料构成了上海城市志传,构成了上海记忆,也构也了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文并茂”成为读图时代的文化趣味和风向:出版界由此拓展出巨大的市场和阅读空间,传记写作者们也开掘了崭新的写作资源,而作为传记终极目标的阅读接受者体验了直观、愉悦的阅读过程。
当然,简单的图配文或者文配图方式不能解决传记视觉化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图与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是图像和文字本身都应该具有独立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图像和文字的组合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意义空间,从而产生一种新的阅读快感,形成真正的图文共读与互释。

娱乐化:消费性表征

在消费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是生存的基本秩序,主体性的产品(如文学、艺术等)只是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艺术自律原则走向市场的他率原则,其所蕴涵伦理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都发生巨大变化。只有消费是文化生产链条的核心环节,也是终极目标,它决定了生产的样式、数量、以及流通的途径。
当艺术完全沦为消费品之后,销量、收视率、排行榜成为唯一指标,它不得不以大众的趣味、习惯作为座标,而强调刺激震撼、感官愉悦是消费文化的核心趣味。于是不能免俗地,文化领域中物质主义、感官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风尚。根据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剧,人类的消费行为由产品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欲望消费、拟像消费,时尚化、娱乐化、商品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特征。
传记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消费市场流通环节,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其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市场准则不可避免会对传记的创作产生影响。名人崇拜、偶像崇拜是消费社会媚俗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之一,名人传记理所当然成为消费社会的兴奋点,出版界和读书界都乐此不疲。古今中外、政商文娱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每每名列畅销排行榜前列,跟风者、仿效者大抵集中在此领域。
名人传记历来是传记的重要门类,从中可以体察时代、社会、个体的风貌。但当代名人传记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传主身份的转换上,文娱明星和商业人士成为主体,而政治领袖与文化名人则冷清许多。其中尤其以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小品演员、节目主持人等活跃于传媒与影视界的知名者为主。这种身份的转换,标志着当代名人传记内涵的深刻转变。继以往强调宏大叙事的伟人传记走下神坛之后,当代名人传记几乎一边倒地呈现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从早年刘晓庆《我的路》、倪萍的《日子》、黄宏的《从头说起》到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等,大抵如此。
世俗化的趋势一路发展,在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需求和利益至上的市场策略的推波助澜下,传记内容日益八卦化、娱乐化、庸俗化、利益化。闲言碎语、隐私绯闻、内幕花边为主要内容,表述上则语不惊人不罢休,炒作、猎奇、吹捧、制造话题成为家常便饭。而企业家传记则充满溢美之词,甚至阿谀奉承欲盖弥彰。内容上有的道听途说、缺乏证据,有些甚至粗俗卑鄙、丑陋不堪。
“星、性、腥”,成为名人传记的三大特色。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映射出读者的兴趣取向,其娱乐化趋势与受众、市场、文化等几大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
首先它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日常生活是消费文化的发生地点,其本质是平庸和重复,工作、娱乐、家庭三者组成了封闭的日常生活,单调和狭隘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必须以另外一种对立的方式维持其宁静和优势,即:消费时间、消费明星。由于美貌、名气、财富等因素,明星成为时尚潮流的化身,人们对其生活具有探求的兴趣和窥视的欲望,阅读、观看明星私生活无疑是找到了一个满足窥私欲望的正常渠道。明星的成长、挫折、奋斗、成功,成为公众话题、公众事件,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宣泄心理。通过隐私、绯闻、丑闻的报道,以往头顶神秘光环的领袖、明星,被推下了舞台,彻底置身于“被看”、被“品评”处境。受众在阅读中消遣、评论、批评,从而获得满足,心理获得平衡与安慰。
市场的竞争和压力也造就了传记的娱乐化。著名专栏作家莫林·多德曾有一段名言:文艺的娱乐化是因为“我们不能停止,摄影师不能停止,记者不能停止,制作人不能停止,编辑不能停止。而且,消费者不能停止。”娱乐化潮流既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媒体飞速发展、竞争加剧的产物。眼球、卖点、独家、重磅的追求必然导致内幕与隐私。
消费社会追求娱乐、快感、轻松,厌倦深度、思想,希望阅读对象具有通俗、猎奇、戏剧性等特点。当代名人传记的娱乐化,体现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的诉求,“在政治、理想、信仰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有琐碎却真实的民间大众社会;在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在堂而皇之之下还有种种隐秘的内心角落。”⑤受众心理的需求造就了名人传记的娱乐化,反过来它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
但是,一味地迁就市场、追逐时尚,必然带来传记文本灵魂的缺失,美学的空洞,排行榜上的畅销作品转眼也许就成为文化垃圾。当代名人传记层出不穷但缺乏精品,缺乏经典,症结大概在于此。

媒介化:观看之道

技术是世界的构成方式和展现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数码艺术、虚拟现实、网络生存、超级文本等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大面积使用为尖端技术与艺术创新的结合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拓展。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中指出,“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艺术家成了技术革新能手。
技术的飞跃意味着媒介的日新月异,新的现实世界可以称之为媒介的现实,“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指出了技术在当代的意义。由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数字化,媒介铺天盖地影响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按照马克·波斯特尔的理论,这种新的信息方式、媒介方式如同19世纪马克思研究的生产方式一般具有深广的意义。媒介与传记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阐释,一是媒介对传记审美要素、审美关系的影响,二是媒介对传记外部环境的改变。
媒介化生存成为传记的重要特点。对现代传记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胡适,20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传记的传主,但只有在消费社会媒介的强力操持之下,才能最终完成其偶像化、符号化的过程,胡适传记才能从文化界学术界扩大到公众文化领域,被不断地建构借用。进入“消费”领域后,胡适传记也不可避免陷入猎奇、耸动的漩涡。胡适的日记、婚恋、情事成为传记最大的噱头。而张爱玲在大陆的走红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媒介化的后果。没有媒介就没有畅销,当然也就不能经典。
在消费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经典?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梦想。戴安娜·克兰一语道破其中关节,“通往文学上的不朽的道路要经历畅销书这一关”。⑥不仅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传媒,公众受传媒的引导,而且,批评家也受传媒组织和制约。图书的畅销与经典基本能用一个流水线来形容,即:作家写作——图书出版——广告——书评——畅销排行榜——畅销——专业批评推介——经典,在此流水线上,作家、批评家、文学链条上所有的人员最终都必须受制于“资本”,即掌握了作品商品属性的传媒,媒介的力量几乎决定了一切。
媒介的多样性决定了传记表达多样化的可能。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内涵意蕴。传统传记以印刷介质为主,图书是其主要的方式。而网络时代媒介的多元带来传记形态的多元,非印刷介质的传记成为重要表征——电影、绘画、雕塑、摄影、视频等形态,扩大了传记的内涵和外延。传记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通过多元媒介得到体现。
作为古代传记重要典籍的《史记》,其研究和考注历来困难不小。韩兆琦的《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借助多媒体的手段,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访术、采录古代遗迹,收录地图文物,使《史记》变得形象化、视觉化,古老的典籍焕发了时代风采,堪称里程碑式的新经典。
媒介的多元化提升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力。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人物志》影像系列,当属成功的影像传记范例,辑录了古往今来近千位名人,包括彼得大帝、林肯、贝多芬、狄更斯、凡高、圣女贞德、戴安娜等重要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从细节入手,通过实地拍摄、现场采访和旁征博引,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影音的双重魅力使观众犹如亲历现场,观众与历史人物所产生的心灵碰撞,如同与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2006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卡波特》,是一部关于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传记片。虽然卡波特小说早就蜚声美国文坛,但只有电影获奖之后,人们才真正知道这位举止怪诞、不合世俗、恃才傲物的文学家。媒介造就了这位文学与电影“明星”。
随着媒介的转换,传记的接受方式从“阅读”“发展为”“观看”,接受方式的转变将传记引入了“景观化”的消费社会,观看行为与观看权力成为关注核心。媒介技术的未知性、不可预测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网络化生存、虚拟人生使得人类的知行方式具有了无限可能。
网络博客的兴盛给传记研究和写作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所谓博客,原义为网络日志,即写在网络上的个人日记。但媒介的特殊性决定其与传统的差异性。一是其写作方式打破了私人与公共的界线,将私人生活用公共平台进行展示,而且过程几乎完全开放,读者可以随时评论和参与。二是简单的操作方式产生了大量民间写作者,众多散落在网络各处的写作者们有了一个自由展现的平台。三是博客带来了文学的民间化狂欢,但经典却渐行渐远。
作为网络日记,博客的写作者、阅读者跟传主基本趋同,按传统范畴属于自传性质,但网络的传播方式又是开放式的,可以随时修改删除,读者也能参与其中进行互动。那么其真实性问题该如何定位?博客中传主的身份又是如何构建的?其创作视角如何区别于传统?博客与传记的多元化、多媒体化具备何种关联?博客所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发人深省,亟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传统的认知中,人的主体性、真实性是一切艺术、技术的先决条件。但电子时代的主体本身是虚幻的、想像的、游戏的,网络主体常常是一个代码、一个符号而已,IP地址后面真假莫辨、雌雄莫辨。在超文本链接中个体只不过是一个节点,没有等级和高下,节点与节点之间可以无穷链接,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网络化生存跨越时空,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方式在此交互、融合、转换。显然,新的工具不仅改变了生产力,也改变了社会关系,从机械复制到电子传媒时代,作者身份出现了泛化、去主体化、集体生产化等趋势。以张扬传主的个性生命为美学要旨的传记应该如何面对无主的网络化生存?这是传记不容回避的问题。
消费文化给传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事实上,消费文化与传记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当代文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被图像符号所把握遮蔽,形成了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模式。语言的魅力正在消退,读图、读屏成为主要阅读模式,快感冲击美感,意义被形式所覆盖。这种事实,正在改变着当代文化和当代写作。
寻找消费文化与传记文学两者之间互动互补的内在关系,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艺术空间,才能接近事实与生活真相,才能通向传记本原,才能产生经典,完善传记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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