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经典的小说
㈠ 红色经典小说的社会意义!!!!~急救!!!!!!!!!!!!!!!
摘的论文呵呵,要什么自己找吧
红色经典小说的接受现状及意义
04级汉语言文学 李思
红色经典小说(以下称红色经典)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文学,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又称为革命叙事,是文学“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在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称这段时期为理想主义文学时期。基本特点是现实性,能反映整个时代风貌,气势雄浑。不仅情节有趣、充满英雄传奇色彩,思想也积极乐观,并反映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1]不管后代对红色经典的批判如何强烈,不管它的文学艺术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个文学史及唤起民族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当下环境中的红色经典
当下环境红色经典思想教育在学校渐趋空白,学生学习革命烈士爱国精神和了解共和国成立史已经不如以前浓烈。同时社会影视改编中出现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和风气,《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多次被搬上荧幕。但其内容却与原著出现很大差距,一般都趋向于娱乐性、低俗化,爱情取代了革命而成为中心,反响也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股改编热,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作为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并非改编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个度。,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等都认为,“红色经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对于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重要意义。无论怎样改编,都不能把这些精神财富改没了。改编必须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陈剑澜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他说,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重述中,差异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相反倒应该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动力。简单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表明了历史意识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把红色经典小说进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但改编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其内容的严肃性问题。虽然这个年代日趋个性化,灵动化,不固守一个或几个成规,但红色经典中那种爱国精神还是不应遗忘的。我们没有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们仍需全民一致的爱国精神来保卫自己的热土,国家的强大才有自己个人的荣耀。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随着全球化脚步,传统逐渐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该思考的问题。
二 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斗争着向前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是名留文学史的大家。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逐渐受到排挤而被边缘化。在政权的干预下,文学史由这批红色经典来填写,大部分作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创作赞颂革命的小说。就算有些仍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继续地下精英写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红色经典,新时期的文学史将是一段空白。红色经典是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过滤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肯定具有价值,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经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经历了一个波浪的形态,处于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小说。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且不论这“信仰”本身如何,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无信仰将会有质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的民族决不是个强大的民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语言与思想过分崇高化,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源头是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走上革命康庄大道的历史复述或追忆,这些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纵深看,缺失这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便出现断裂现象。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其价值所在,而艺术性次之。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提到“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丹纳《艺术哲学》也说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学发生的动因,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现象。他还提出了判定艺术价值的标准。即,艺术作品再现种族、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程度及效果。农民革命军的胜利必然决定文学得歌颂农民。建国后,农民英雄形象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故事,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革命政权的确立,被人为地加以神化:农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赋予思想的绝对先进性(《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旗谱》),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被描绘成绝对主力军(《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彻底;党员英明果断。都是反映当时现实并拔高农民形象,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冯德英《苦菜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姜永泉在党的指挥下完成了对日本人的反扫荡;《山乡巨变》讲述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的故事。文本中无私的党团员形象便是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赵树理《三里湾》描写农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以邻里间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变化过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这些写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说外,很大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战争小说。《红日》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保卫延安》则更直白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周大勇明确地说“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借着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们群众”。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及那种集体主义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神态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充当着国家的喉舌,宣传党的宗旨。所取题材注重革命的历程性,“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或在其他国家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所以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特性之一。”〔3〕红色经典的作者们大部分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对农村有了真实的感官体验,所写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艺术真实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虽然有过分拔高共产党和农民形象,体现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还是有个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凭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据1932年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改编而成,其中牺牲的小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说《红旗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只是没有我书中所写的那样强烈和完整。”[4]当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内容与思想会让人觉得升华得过分伟大和崇高,但作者杨沫在后记中这样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5]因此无论怎么说,这批作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成立的艰辛与不易,成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从某些角度说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正趋荒芜,较之后退了。其次将按段历史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对那些革命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和鼓舞,有利于振奋士气;同时流传后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为中国文学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单以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为唯一标准。当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畴来讨论时,就必须联系时间上(历史发展延续性)、空间上(各类文学样式共时性存在)的因素来考查、定性。
三 红色经典对于唤起记忆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稳定,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整风运动、“反右”、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文艺运动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而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概括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特点。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和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的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红色经典就是产物之一。
所谓“红色”,在我们中国就指共产党的范畴。红色经典大多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运用宏大叙事展示现实,缅怀革命战士,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品格。“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昊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红色经典里的积极乐观,理想主义,在现在看来是很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浮夸,可那是时代使然。在那种艰难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为了自己的“信仰”,热情高涨,生命都可以抛弃,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后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出气出现这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用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颂歌,讴歌了人民解放军英勇机智、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革命胜利后的全民狂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刘再复《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当然除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外,用文字记住革命传统和历史、让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也是统治者的意图之一。
我们新时代的几代人,没有经历过革命,若没有这些红色经典系列,我们对祖国的历史将了解地更少,甚至断裂。我们都知道“前车之鉴”这个词,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为现在的事业所用。可对于战争,人们向来喜欢选择遗忘,忘记历史、忘记疼痛,自动回避让我们痛苦与尴尬的阶段。鲁迅一直深恶痛绝的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7] 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我们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陷于物质和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在这种精神家园逐渐被欲望腐蚀的关键时刻应该以这批红色经典来鼓舞一下斗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达曾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责任。”无论红色经典是文本形式还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都广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农民抗日的片子,不仅上一代中国人喜欢,我们这80一代及90一代都对其有很大兴趣。它在一种拔高中国人、贬低日本人的氛围下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形中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这比一味地用语言宣传要好的多。那个年代对于爱国、爱党都非常热情直白,是整体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如何,个性张扬,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话题已被边缘化,处于被嘲讽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民族没有信仰,若再没有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来增强凝聚力,中国强大的出路在哪?时下漠视红色经典不说,甚至胡乱改编,完全违背原义,将之低俗化。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拿起经典来沉静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责任意识,但不是用如此嘲讽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种颗严肃庄重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红色经典小说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有着许多可以学习的精神和处事作风,譬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等。虽然作品被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大部分空间,出现艺术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和对保证文学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维护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㈡ 为什么古龙小说被认为是经典
古龙最好的作品是哪几部?一、《多情剑客无情剑》
如果没读过此书,对李寻欢的印象往往有些偏见,一个使用暗器的病恹恹的装逼犯渣男而已。但如果读过此书,往往会被李寻欢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他不是装逼,而是本身极具浪漫的悲剧美。
金庸小说如果以《天龙八部》为代表作,那古龙小说里的代表作,只能是《多情剑客无情剑》,连同金庸《笑傲江湖》,可看作是武侠小说的前三甲。
古龙是武侠作家中最具有浪漫气息的,李寻欢则是古龙小说最具浪漫气质的。金庸小说最具悲剧美的是萧峰,《天龙八部》可以看做是“杀死萧峰”,《多情剑客无情剑》则是“救赎李寻欢”。
李寻欢出场便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随着剧情发展,他越来越光辉伟岸,神采奕奕。李寻欢经常陷入绝境,让读者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但是他只要手里有飞刀,他便是无敌的,总能终极反杀,让人看的拍案叫绝。
萧峰被金庸赋予了战神体质,超脱武学体系之外的不败,他代表一种力量。李寻欢同样被古龙赋予了超脱武学体系之外的不败,小李飞刀就是一种伟大而无敌的力量。
这是作者本人最推崇的人格魅力。“飞刀”系列后有叶开、傅红雪两个主角,却可看作是李寻欢阳光和阴暗两面的分身。这系列书,是古龙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而《多情剑客无情剑》便是那座里程碑。古龙即便是只写过这一部作品,武侠小说史也已少不了他的名字,少不了他独特的艺术特色,少不了那把光彩炫目的飞刀。
金庸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古龙是“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只此八字,浪漫至极。
相关作品:《边城浪子》、《九月鹰飞》、《天涯明月刀》、《飞刀,又见飞刀》
二、《陆小凤传奇》
古龙写的主角系列小说,最著名的便是楚留香和陆小凤。楚留香的个人形象很出彩,是风流异侠的典范,堪与李寻欢相提并论,是古龙笔下最具浪漫气质的两个人物。所以古龙的挽联是“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
但正如同沈浪太完美了,才会有李寻欢的不完美;楚留香太完美了,才会有陆小凤的不完美。因为不完美,所以深刻,所以隽永。
楚留香系列如同西式侦探,只成就了主角一个人,江湖是一个人的江湖,他是独一无二的夜空明月;
陆小凤则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但并不是最耀眼的那颗,他的背后是一片星河,本系列书是古龙式浪漫的群像宇宙。
陆小凤是最具古龙气质的人,他就是古龙的投影。聪明幽默又中二幼稚,贪酒好色又浪漫唯美,交游天下又孤独空虚。没有人不是陆小凤的朋友,但没有人与他是生死之交,今天的好朋友,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幕后人。他是大男主,但是却更像一个探索者,去带领读者的视角去探索这个武侠宇宙里的奇人异事。
西门吹雪、叶孤城、花满楼、司空摘星、老实和尚、木道长亏悉、朱停,金九龄等等,这些人物有的雕刻极致犹如画中仙,有的栩栩如生仿佛身边人,有的更是大名鼎鼎更胜陆小凤。他们都是陆小凤的朋友,也随时可能是单元的反派boss。陆小凤系列是武侠小说里最有趣的江湖。
本系列是完全可以一直写下去的,因为江湖有趣,因为江湖险恶。
古龙笔下最精彩的人物群像、最好看的侦探武侠,理应第二。
相关作品:楚留香系列
三、《绝代双骄》
古龙有中期四大名作,《大旗英雄传》、《绝代双骄》、《浣花洗剑录》、《武林外史》,还有一直在与四大名作同期而写的背景板《名剑风流》。这些小说是比较接近金庸的作品,主角很有魅力,故事非常精彩,有始有终尺液而大小刚好,是古龙小说里最适合拍电视剧的。
另外几部的读感差不多,那便是开篇引人入胜、中期欲罢不能、结尾一滩狗屎。烂尾是古龙的老毛病,纵然铁中棠、沈浪塑造的如此精彩,但作品终究是毁于烂尾,唯有《绝代双骄》完成度较高。
《绝代双骄》的故事很有趣,小鱼儿这个角色纵观所有武侠小说,也是独一份的、最可爱的。机智与蠢萌、幽默与顽劣、可爱与讨厌、童真与市井、善良与心机,十大恶人与两大侠客,在他身上巧妙共存而完美融合。他似是韦小宝与段誉的结合体,又似是与李寻欢反面的一种无敌,更似是童话里才有的小男孩。无论他与谁斗智斗勇都是达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遇强则强,无坚不摧,唯有两个人能压制他。
一个是同类,他这辈子的克星,是小孩子斗不过的小女子,是诸葛亮算不过的黄月英,是孙猴子逃不脱的如来掌,只能被她一生套牢的苏樱;
一个是异端,他这辈子的宿敌,能动手就不多逼逼,高颜值,高智慧,高武功,高魅力,如玉纯洁,注定与他生死一战的亲兄弟花无缺。
书中人物皆如书名,“双骄”即是相互映对的两种人物形象,小鱼儿与花无缺,小鱼儿与苏樱,江枫与燕南天,燕陵空物南天与江别鹤,小鱼儿与江玉郎,怜星与邀月,移花宫与恶人谷……人物繁多而相互衬映,悬念不断而峰回路转,故事精彩到重读几遍仍意犹未尽。
这是古龙写的最完整最流畅的名作,是古龙风格转型前的巅峰之作,代表四大长篇占据第三名。
相关作品:《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浣花洗剑录》、《名剑风流》
四、《七种武器》系列
长生剑,碧玉刀,多情环,霸王枪,离别钩,孔雀翎,这六种武器道尽古龙江湖传奇,有喜剧有悲剧,有寓言童话有世事讽刺,一把武器是一种写法。
笑容,诚实,仇恨,勇气,倔强,信心,这六种品格道尽古龙人物气质,有高尚有卑微,有风流大侠有平凡武士,一种品格是一种人生。
有道是古龙小说无出七种武器藩篱,主角可以各式各样,大反派可以都是一个象征性的青龙会,古龙写的是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面对高高在上的青龙会,是怎样用自己的方式抗争,是古龙后期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除了这六种武器,第七种武器则颇为神秘,众说纷纭。《拳头》、《英雄无泪》、《七杀手》皆似是而非,但都算属于七种武器系列。
其中写的最精彩的是《七杀手》,这本小说是古龙中短篇小说最精悍的一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悬念各种反转,精彩纷呈拍案叫绝,是古龙小说最适合改编电影的一本。
这部短篇小说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江湖人物,都是显赫的武林怪杰、英雄美人,主角是个长相平凡的无名小辈,却凭一己之力施展智勇、扫清迷雾,但他的身份却是最大的悬念。当悬念揭开,他不过是一个最平凡的小镇捕快罢了,他甘愿做个平凡的人,来江湖一遭只是破案罢了。柳长街,这个短篇小说的平凡主角,终成为古龙小说最具魅力的主角之一。
总之,不读《七种武器》,不算读过古龙。
五、《欢乐英雄》
有一部武侠小说,没有血海深仇,没有家国天下,没有争名夺利,没有悬疑猎奇,甚至没有高武与大侠,但它就是简简单单的好看,那便是《欢乐英雄》。
《欢乐英雄》是古龙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古龙对个人擅长的风格把控在这部小说达到炉火纯青,举轻若重。四个主角成天在一个小屋子里唠唠嗑,都妙趣横生!
㈢ 为什么有的小说可以成为经典名著,有的只是通俗小说
只说一点个人意见啊~~~
我觉得名著最明显的特征是影射或影响一个时代甚至一段时期的历史特性,简单说,三国和红楼,写他们的罗大哥和曹大哥虽然是根据自己身世并感怀现实而去创作,但这两部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还具有相当的文学底蕴,并且读此书能令后世人有所警醒和劝诫,让读者一边欣赏文字一边对自身所处所见所为有所思。
而像琼瑶的书,也不是不好看,但她纯粹为了自己而写,个人理想化的爱情故事,文字上有大量的参考古书的内容,而且缺少能让读者产生反思等深度性的意义,所以归于流俗。
还有种名著,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号而被称为名著,比如金庸先生的武侠。
有很多古书也是有很多缺陷的,读名著太多也不好,像封神演艺,因为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不够立体等多种原因而没有被列进四大名著……(说跑题拉)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自己心里,这本书让你觉得喜欢而学到了东西,感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你的名著。我一直把李碧华的书当成名著来看的呵呵
个人看法,仅供交流哦
㈣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
让我们先提出一些定义。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至少对那些被视为“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 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部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他们放心,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的重要作品未读。
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于读过。在法国,他们开始在学校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的销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后还在继续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对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作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断,仿佛在谈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米歇尔·布托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鲁贡玛卡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像中的完全是两回事: 它竟是寓言般的、神话学式的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他后来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因为实际情况是,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又是因为我们没耐性、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作用,理由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例: 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个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籽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像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我们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角度的转换而改变),我们肯定已经改变了,因此后来这次接触也就是全新的。
所以,我们用动词“读”或动词“重读”也就不真的那么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
上述第四个定义可视为如下定义的必然结果: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而第五个定义则隐含如下更复杂的方程式: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
这同时适用于古代和现代经典。如果我读《奥德赛》,我是在读荷马的文本,但我也不能忘记尤利西斯的历险在几个世纪以来所意味的一切事情,而我不能不怀疑这些意味究竟是隐含于原著文本中,还是后来逐渐增添、变形或扩充的。如果我读卡夫卡,我就会一边认可一边抗拒“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老是听见它被用于指称可以说任何事情。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继续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读一部经典作品还一定会令我们感到意外,当我们拿它与我们以前所想像的它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要一再推荐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想法,也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他们竭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的,事实上恰恰相反。这里存在一种流行很广的价值的逆转,即是说,导言、批评机器和书目被用得像烟幕,遮蔽了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所知比文本自身还多。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会,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一部经典作品不一定要教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一部经典作品中发现我们已知道或总以为我们已知道的东西,却没有料到那个经典文本早就说了(或那个想法与那个文本有一种特殊联系)。这种发现同时也是非常令人满足的意外,例如当我们弄清楚一个想法的来源,或它与某个文本的联系,或谁先说了,我们总会有这种感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当然,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一部经典作品的文本“起到”一部经典作品的作用,即是说,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如果没有火花,这种做法就没有意义: 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除了在学校: 无论你愿不愿意,学校都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或通过把它们作为一个基准)你以后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在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
只有在非强制的阅读中,你才会碰到将成为“你的”书的书。我认识一位出色的艺术史专家,一个极其广博的人,在他读过的所有著作中,他最喜欢《匹克威克外传》,他在任何讨论期间,都会引用狄更斯这本书的片断,并把他生命中每一个事件与匹克威克的生平联系起来。渐渐地,他本人、宇宙及其基本原理,都在一种完全认同的过程中,以《匹克威克外传》的面目呈现。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会形成对一部经典作品的想法,它既令人仰止又要求极高: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这样一个定义,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关于那本无所不包的书的想法,马拉梅梦寐以求的那种书。但是一部经典作品也同样可以建立一种不是认同而是反对或对立的强有力关系。卢梭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对我都十分亲切,但是它们在我身上催发一种要抗拒他、要批评他、要与他辩论的无可抑制的迫切感。当然,这跟我觉得他的人格与我的性情难以相容这一事实有关,但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则我避免读他就行了;事实是,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所以,我要说: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我不相信需要为我使用“经典”这个名称辩解,我这里不用古代、风格和权威等字眼来区分。(关于这个名称的上述种种意义的历史,弗朗哥·福尔蒂尼为《伊诺第网络全书》第三册撰写的“经典”条目有极详尽的阐述。)基于我这个看法,一部经典作品的不同之处,也许仅仅是我们从一部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但在一种文化延续性之中有它自己的位置的作品那里所感到的某种共鸣。我们可以说: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图中的位置。
至此,我再也不能搁置一个关键问题,也即如何协调阅读经典与阅读其他一切不是经典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有关,例如: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而不是读那些使我们对自己的时代有更深了解的作品?”和“我们哪里有时间和闲情去读经典作品?我们已被有关现在的各类印刷品的洪水淹没了。”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校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是经典作品的存在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事实仍然是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订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
这反而恰恰是莱奥帕尔迪的生活的环境:住在父亲的城堡,他得利用父亲莫纳尔多那个令人生畏的藏书室,实行他对希腊和拉丁古籍的崇拜,并给藏书室增添了到那个时代为止的全部意大利文学,以及所有法国文学──除了唱片小说和最新出版的作品,它们数量极少,完全是为了让妹妹消遣(“你的司汤达”是他跟保利娜谈起这位法国小说家时的用语)。莱奥帕尔迪甚至端起绝不算“新近”的文本,来满足他对科学和历史著作的极端热情,读布封的关于鸟类的习惯的著作,读丰特奈尔关于弗雷德里克·勒依斯的木乃伊的著作,以及罗宾森的关于哥伦布的著作。
今天,像青年莱奥帕尔迪那样接受古典作品的熏陶,已难以想象,尤其是他父亲莫纳尔多伯爵的藏书室已经崩溃。说崩溃就是说那些古书已所剩无几,也指新书已扩散到所有现代文学和文化里去。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我注意到,莱奥帕尔迪是我唯一提到的来自意大利文学的名字。这是那个藏书崩溃的结果。现在我应重写整篇文章,使它明白表示,经典作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进而明白意大利经典作品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比较外国的经典作品;同样地,外国经典作品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比较意大利的经典作品。
接着,我还真的应该第三次重写这篇文章,以免人们相信之所以要读经典作品是以为它有某种用途。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理由是,读经典作品总比不读好。
而如果有谁反对说,它们不值得那么费劲,我想援引纪奥伦(不是一个经典作家,至少还不是一个经典作家,却是一个现正被译成意大利文的现代思想家):“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支曲调。‘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支曲调。’”
另:摘译本《经典的定义》 (逸人译)
1.经典是我们常听人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阅读……”的那类书。
2.我们将人们读了爱不释手,加以珍藏的书冠之以经典;但并非只是那些有幸初次阅读它们的人,才精心珍藏它们,欣赏它们。
3.经典具有特异的影响力,它们不可能从头脑中清除,它们潜藏在大脑的记忆层中,披上了集体或个体无意识的伪装。
4.每一次重读经典,就象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
5.每一次阅读经典实际上都是一种重读。
6.经典从来不会说,它当说的已说完了。
7.经典带着以往的阅读痕迹传承给我们,并且带着它们本身留给文化,或者更明白地说,语言和习俗的痕迹。
8.经典不一定教给我们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经典中,我们有时发现的是某种自己已经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但不知道是该作者率先提出的,或者至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其联系在一起。这同样是一种带给我们莫大欢愉的惊喜,就象我们总能从对血统、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发现中获益。
9.通过阅读经典,我们感到它们远比传闻中所想象的更新鲜、更出乎预料、更不可思议。
10.我们冠之以经典的书具有一种类似总体的形式,可与古代的法宝相提并论。根据这一界定,我们正在趋近马拉美所构想的“全书”的境界。
11.经典作家是那类你不可能置之不理的作家,他有助于界定你与他的关系,即使你与他有分歧。
12.经典只有与其它经典相权衡才能确定;但任何人都是先读了其它经典,然后才读它的,因而立刻就能在族谱上确认其地位。
13.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离开这种背景噪音。
14.经典是随背景噪音而存在的,哪怕在截然对立的兴趣控制着局面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