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德西言情小說

『壹』 名妓賽金花是否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有染

這個一直有爭議。
賽金花死後，她和瓦德西的關系歷來爭議不休，主要圍繞兩點疑問：一是賽金花和瓦德西到底在德國認不認識；二是賽金花和瓦德西在北京到底有沒有過接觸，比如齊如山先生就持賽金花根本不認識瓦德西一說，並斬釘截鐵地認為「絕對不會」。第一點，實質上是對民間傳說包括曾樸小說的質疑，第二點，則是徹底對賽金花傳奇的否定，試想，如果在北京賽金花根本和瓦德西沒有過接觸，所有演繹出來的在北京城戰火紛飛中一場妓女救駕的故事，都成為了子虛烏有，賽金花這個人物也就失去了價值，和八大胡同任何一個平凡的妓女，沒有什麼兩樣。
事實上，我國學者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在德國發現瓦德西衛兵的日記，在這本日記中查到了瓦德西與賽金花在北京城交往的記述。這樣，關於第二點的爭議，便不攻自破。在賽金花自傳中關於她和瓦德西的交往，也都是比較真實可靠的。關鍵是，賽金花和瓦德西在德國是否曾經相識，而在北京賽金花救駕，是否動用了妓女的本色，以自己的肉體在床笫之間完成了經邦緯國之大業。
在賽金花的自傳中，專門有「在歐洲」一章，談及她和瓦德西的關系，賽金花敘述得很簡單，面對坊間流傳甚廣的她和瓦德西相識於舞會的說法，她只是這樣為自己辯解：「有人說，我在歐洲常常到各跳舞場里去，那是一派胡言。要想一想，我是個纏腳女子，走動起來如何不方便，而且我在歐洲就連洋裝也沒有穿過，叫我怎麼跳得起來？休說到跳舞場，便是使館里遇到請客，按照外國的規矩，欽差夫人應該出來奉陪的，可是我只是出來打個招呼，同他們握握手，就退回去。 」
我覺得賽金花說的是可靠的。雖然在歐洲，她曾經有過得到俾斯麥首相、德國國王和皇後接見並合影留念的榮光，但大多數時間里，她只是在使館里消磨時光，有一個丫鬟，幫她梳頭打扮，然後就是陪她說話和玩兒，並沒有那麼多施展她交際花才能的機會和場合。即使是洪大使要在家中設宴請客，大多時間她也只是在廚房裡幫忙而已。但是，賽金花隨洪鈞出使歐洲德、俄、奧、荷四國，確實是在德國住的時間最長，她也確實在德國學會了一口流利的德語，這便給後人留下了編派她和瓦德西在柏林一見鍾情的餘地，讓她有口難辯，也讓傳說不脛而走，越傳越說越像是真的。
關於賽金花和瓦德西相識經過，也有人認同賽金花自己所說的，在德國她根本不認識瓦德西。只是關於在北京她怎麼和瓦德西相識，有這樣一說：當時賽金花在八大胡同名聲很大，又有過出使歐洲的不凡經歷，便有漢*將賽金花進貢一般獻給德軍統帥瓦德西，供他享用。這種說法，在我看來，有些猥瑣，賽金花在那段歷史中的作用，完全變成了一種禮品和肉慾簡單的轉換。賽金花曾經舌戰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的經歷，完全被瓦德西在儀鑾殿上撫摸賽金花裸露的玉體和過去的傳奇所取代。一場政治與戰爭的較量，關於北京城安危保護的嚴肅，徹底被風花雪月所淹沒。
沒錯，賽金花在八大胡同時非常有名，自從離開洪家，在上海掛牌重操舊業之後，輾轉天津北京，她確實因過去和洪鈞的關系以及出使歐洲的經歷，而使自己的生意錦上添花，一路高歌猛進。她也正是在那時候得到了朝廷里不少高官的追捧。她就是在上海結識了名重一時的李鴻章和盛宣懷，在北京成為慶王府、庄王府的常客，和浙江江西兩院巡撫德曉峰、內務部戶部尚書楊立山打得火熱。楊立山出手大方闊綽，一次就能夠送她銀子一千兩，而她從天津到北京開業，也是得益於楊德兩位大人的鼎力支持。就如同那個時代的戲子有人來捧一樣，妓女一樣需要這樣的追捧，才能夠紮根立足，水漲船高。難怪在《九尾龜》里，說起賽金花時，作者藉書中人物借題發揮：「大約現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場，第一要講究資格，第二就是講究應酬，那『色藝』兩字竟然可以不講了。」對於賽金花，資格與應酬，這兩條她都具備了，而且，她的色藝也還在，那一年，她才26歲。她當然應該一路順風順水，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按照賽金花自己的描述，那時候：「我在京里這么一住，時間不久，又經諸位摯友好一通吹噓，幾乎沒有不知道『賽金花』的了。每天店門前的車轎，總是擁擠不堪，把走的路都快要塞滿了。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覺得這樣來去太不方便，便邀請我去他們府里，這一來，我越發忙了，夜間在家裡陪客，一直鬧到半夜，白天還要到各府里去應酬，像慶王府里我都常去的，尤其是庄王府，只有我一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許進入。」
那確實是她的輝煌鼎盛時期。如果八國聯軍沒有打進北京城，她一定能夠坐穩八大胡同里第一把交椅，賺得個盆滿碗溢，紙醉金迷，花團錦簇，自是不費猜疑的。
可是，八國聯軍還是進了北京，慈禧太後跑了，賽金花還留在八大胡同里。
於是，才有了她和德國兵的狹路相逢，才有了她和瓦德西的萍水相逢。這是風雲際會，更是歷史的巧合。國家危亡之際，國君和群臣不知哪裡去了，讓一個妓女起身用肉彈抵禦槍彈，用情色化解戰火，以柔弱身軀擔當起救駕之責，如劉半農說的：「賽金花和葉赫那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這不能不說是對軟弱的清政府的一種無情嘲諷，傳奇就這樣誕生，不讓誕生都不可能了。
據說，在八國聯軍打進京城燒殺搶掠的危急時刻，李鴻章曾經憑借和賽金花的交情，親自登門請賽金花出面，以她得天獨厚的德語找德軍講情，讓她成為了凜然不辱使命的民間使者。
也有這樣的傳說，賽金花和瓦德西在京城相遇，是賽金花在胡同里騎馬受驚，再次被瓦德西巧遇而得救，去似朝雲，來如春夢，馬上相逢，憑欄無語，離愁與思念，從柏林的星光月色，都化作了眼前北京城的鶯飛草長，讓她纏綿地成為了愛情中的女主角。

『貳』 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和京城名妓賽金花到底什麼關系呢

不管哪種版本，賽金花和瓦德西有一種無法說清的關系。從清末到民國，兩人關系的版本一直很多，很盛，也很不堪。魯迅都認為，和德國統帥睡了一段時間的賽金花成為九天護國娘娘了。傳得最盛的就是「儀鸞殿失火」，說有一天夜裡，宮里的儀鸞殿突發大火，賽金花和瓦德西兩人光著屁股從殿里驚慌失措的跑出來。還有詩為證「此時錦帳雙鴛鴦，晧軀驚起無褥褲」，對此事賽金花矢口否認，她說瓦德西雖住在宮里，卻從不在殿里睡，一直睡得是帳篷。那次失火是幾個士兵不小心弄得，還燒死了一個參謀長。她和瓦德西只是彼此談得來，沒有別的非分之想！

賽金花也做過為虎作倀的事，她充當翻譯，和德軍一起購買糧餉，也投其所好為德國軍官提供妓女……

後來賽金花過得並不好，可以說窮困潦倒。1936年11月4日，她在寂寞凄涼中死去，時年62歲。她死後，被葬於陶然亭。曾樸以她的一生為原型，寫了一部小說《孽海花》。而她與瓦德西的交集也終塵埃落定！

『叄』 阿爾弗雷德·格拉夫·馮·瓦德西的介紹

阿爾弗雷德·馮·瓦爾德澤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在中國通稱瓦德西。德意志帝國第二任總參謀長，和他的前任偉大的沉默者毛奇和他的後任偉大的計劃者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相比，他在德國是以政治將軍聞名的，他的外號「狐狸」就說明了這一切。他為中國人民所知是他晚年擔任了有名無實的八國聯軍統帥。還有一本三流的言情小說也加大了他的名聲。

『肆』 為什麼說賽金花救了全北京老百姓的命

賽金花是何許人呢？

說簡單一點，她不過是一個做皮肉生意的妓女罷了。但就是這樣一個“下賤”的妓女，著名畫家張大千為她作肖像畫——《彩雲圖》。齊白石不僅為她題寫墓碑，還想和她葬在一起。文學巨匠魯迅、胡適、林語堂、夏衍，京劇大師梅蘭芳、馬連良等，都與賽金花有不同程度的交集。

2004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百年時尚女性排名活動中，賽金花名居榜首；在中國百年十大女傑中，賽金花也位列其中。

還有一些人認為，賽金花是被洪鈞大姨太的父親給害死的。畢竟，自己的女兒曾經是洪鈞的大姨太，所以，便想盡辦法對賽金花趕盡殺絕，逼她離開京城。

當然，還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莫須有的看法，他們認為，賽金花的死是被晚清四大小說之一的譴責小說《孽海花》所害。人們認為，賽金花身上發生的事情就是孽海花里的真人真事。因此，一致認為，賽金花就是一個壞事做絕、大發國難財的妓女。

在妓院的官司結束後，賽金花的妓院還是人來人往，可是，這些人不是過來消費的，而是來滋擾生事的。所以，一時之間，賽金花的處境極其困難。時過境遷，賽金花的死已經不可過多追究，沒有誰能說她的死就是慈禧所為，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畢竟，歷史始終都是要講事實和真相的。

但是，筆者認為，賽金花晚年的凄慘，不是單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試想一下，出身卑微的她，出生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一個女人，命途多舛，幾經波折，無依無靠，確實很難。別說是一代名妓，就是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在那時候也非常難過。

更何況，她的身上還帶著那麼多有色的誤解，一生漂泊，晚年凄涼，也不過是尋常之事罷了。

『伍』 介紹一下清代名妓賽金花的資料。

在晚清眾多的名妓之中，賽金花應該是最具傳奇色彩的一個，除了名列「清末四大譴責小說」的《孽海花》，還有多部筆記和小說涉及她的故事。

根據有關的史料，歷史上的賽金花經歷大概如下：

其初名為傅鈺蓮，又名彩雲，江蘇鹽城人，（一說為安徽人）約生於1872年。幼年被賣到蘇州的所謂「花船」上為妓，1887年（光緒13年），適逢前科狀元洪鈞回鄉守孝，對彩雲一見傾心，遂納?妾，洪時年48歲，傅彩雲年僅15歲。不久，洪鈞奉旨為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懼華洋異俗，遂借誥命服飾給彩雲，命她陪同洪鈞出洋。90年代初，同洪鈞歸國，不久洪病死。1894年，傅彩雲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蘇州途中，潛逃至上海為妓，改名「曹夢蘭」。後至天津，改名「賽金花」。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居北京石頭胡同為妓，曾與部分德國軍官有過接觸，也曾改換男裝到皇家園林西苑（今中南海）遊玩。1903年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獄，解返蘇州後出獄再至上海。晚年生活窮困潦倒，1936年病死於北京。

今天從現存的一些老照片來看，賽金花本人並沒有令人驚艷的傾國之色，卻只因不同尋常的經歷，成為一連串傳奇故事的主人公。

能夠嫁給狀元首先就是一個風塵女子不同尋常的遇合，這於是引出了另外一個在當時就頗為流行的傳說。據說，洪鈞未中狀元之前，曾經受到過一個妓女的資助，這個妓女有的作品裡稱之為小青。和所有「公子落難美人相救」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樣，洪鈞和小青訂下了白頭之約，但是也同樣沒有跑出這類故事的套路：中了狀元的洪鈞覺得娶妓為妻有損自己的體面，於是拋棄了前盟。而不知內情的小青最初沈浸在被人稱為「狀元夫人」的喜悅中，得知真相後憤然上吊自殺。因此，在《孽海花》中，出場時的「花榜狀元」傅彩雲脖子上有一圈與生俱來的紅絲，足以讓男主人公金雯青（洪鈞字文卿，此處影射很明顯）明白她是小青的後身，遂有隔世重逢之感。而因了這段沒有了結的前世孽債，許多作品將洪鈞的死因歸為小青對他的報復：彩雲後來私通幼仆、玩弄戲子，最終將洪鈞氣死。甚至後來彩雲與戲子孫小三的一段不解之緣，也有傳言說，因為孫小三的前身在那段前世姻緣中曾經為小青鳴過不平，所以今生里得到彩雲的以身相報。 不過曾樸的《孽海花》並不滿足於以上這樣因果報應的簡單故事，小說對彩雲的個性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加工，使人們更容易相信這位狀元夫人的不同凡響。在做「公使夫人」期間，彩雲不但很快學會了歐語，其美貌和聰明也到處引起轟動，甚至德國皇後也與她合影留念；與此相對照，大清國的公使金斐青卻處處顯出迂腐和無能，危難之時甚至要求救於他這位如夫人。而傅彩雲在金雯青死後要求脫離金家的一段表白里，其坦率和敢作敢當也不乏令人稱道之處：

「我何嘗不想給老爺爭口氣，圖個好名兒呢？可是天生就我這副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事到臨頭，自個兒也做不了主。……若硬要把我留在這里，保不定要鬧出不好聽的笑話，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對不住老爺了！再者我的手頭散漫慣的，從小沒學過做人家的道理……我闊綽的手，一時縮不回，只怕老爺留下來的這一點死產業，供給不上我的揮霍，所以我徹底一想，與其裝著假幌子糊弄下去，結果還是替老爺傷情面，害子孫，不如直截了當，讓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幹姓金的事，至多我一個人背著個沒天良的罪名，我覺得天良上倒安穩得多呢。」

實際上，假如傅彩雲在洪鈞死後心甘情願地為他守節而不是下堂求去重操舊業，「狀元夫人」的名聲就不可能作為一種成名的資本。而在賽金花的時代，象明末名妓董小宛那樣從良後心甘情願作一名賢婦的妓女可謂聊勝於無。清末的妓女，許多因為揮霍太過、債務纏身，經常靠嫁人來擺脫債務，不出三、五月到一年，即想方設法地脫離夫家，重張艷幟，名為「泡浴」。賽金花雖未能免俗，但她到底是在洪鈞死後才明明白白地下堂求去，倒也不失為一種光明磊落。因此，在燕谷老人的《續孽海花》里，歷史上賽金花在送靈回南的途中潛逃到上海，被描述成經過洪鈞原配夫人默許的行為，因為如此則彼此都不傷體統。

回到滬上的賽金花掛牌接客，果然效果頗佳，名聲大噪。清末著名小說家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因為她傳奇的經歷，將她列入海上名妓中的「後二怪物」之一。另有作者特意將原來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剛」開除一位，而將這位「狀元夫人」列?「金剛」之首。在北京她則因為喜歡穿男裝，被稱?「賽二爺」。

不過促成賽金花再次成名的卻是庚子事變。據傳說，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賽金花因為通歐語，得到西人的寵幸，她在西洋時就與聯軍總司令瓦德西相識，這次舊情復燃，親密異常；也憑借這一層特殊關系，賽金花曾勸瓦德西少侵擾百姓，辛丑和議之成，也多得益於她，因此京城人對她多有感激，稱之為「議和人臣賽二爺」。這類傳說也正是賽金花故事中最引起爭論的地方。從歷史上看，出生於1832年的瓦德西時年已68歲，似乎不大可能與賽金花有什麼私情可言。不過，在北京眾多的倚門之娼當中，精通歐語的確可以使賽金花脫穎而出，為「結與國之歡心」提供方便。至於賽金花是否對辛丑和約發生過作用，從史實上可以說是無據可查，不過民間敘事卻是另一回事了。在當時多數人的記錄中，乘車與歐人招搖過市的賽金花至少並沒有引起普通人的反感，「議和大臣賽二爺」倒是名滿九城。傳說不見得具有細節的真實性，卻並不排除一定的合理性。

這段難以揣測的公案給小說家提供了足夠的想像空間，另一本清末小說《九尾龜》是這樣敘述此事的：賽金花到紫禁城與瓦德西敘舊，看到國人眼中神聖的皇家宮苑被聯軍佔領，面目全非，本能的愛國心由此被喚起：「我雖然是個妓女，卻究竟是中國人，遇著可以幫助中國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因為華德生（影射瓦德西）請她作翻譯文案，賽金花藉此勸說華德生不要虐待中國人，釋放被押的中國官員。更為人稱道的是使出她的嬌媚手段，幫助中國的議和大臣洪中堂（影射李鴻章）說服華德生在和約上簽了字。對於這一段功勞，一般的文人贊揚起來喜歡咬文嚼字，什麼「他在那槍林彈雨之中，談笑而勸敵帥，頤指而策番奴，飄零鴛燕，因賴他作個金鈴，即貴居王公，也都靠他一枝明杖」，更本色一點的想像大概更符合主人公的身份，我們可以設想，賽金花打著一口婉轉的蘇白，向別人表明自己簡單的動機：「謝不謝倒沒有關系，只是讓大家看看，知道我們吃把勢飯的人也不是一點點用場也沒有，別人說起來總是堂子里的倌人沒有好人，其實也不見得。」

和議既成，聯軍退兵，兩宮回鑾，亂哄哄論功行賞之時，自然沒有賽金花的份。相反，雖然「議和大臣賽二爺」的名聲增加了不少「生意」，也不過依舊做著倚門賣笑的生涯。一至於後來的虐妓致死一事，賽金花並非沒有責任，但似乎也別有隱情，例如吳趼人就認為，她是因為招搖的緣故才被解返原籍的。「招搖」二字似乎頗有深意，亂世之中，一個風塵女子身份大起大落，巨大的反差很容易反映出世態炎涼。因此，《九尾龜》就大膽的虛構了一個卑鄙的卜部郎，賽金花因為看不慣他的市儈樣，得罪了他，後來他就借虐妓一事大做文章進行報復，使賽金花最終被迫鎩羽南歸。

此後的賽金花雖然又在上海重張艷幟，只是秋娘已老，傳奇的故事也離她而去。不過一個身份低賤的風塵中人，一生中兩次與歷史風雲際會，雖為流星一閃，卻也足以引起世人的嚮往與涼嘆，因此，時人曾預言：

「照他這樣俠骨奇情，不但比古來的蘇小、薛濤，只以歌舞詩詞傳為佳話者不可同年而語，就是比那些紆青拖紫的貴人，弄月嘲風的名士，碌碌終身，汶汶沒世，也就有上下床之別，將來自必為一代傳人。

『陸』 一部系統小說 為了報復八國聯軍各國將軍後代,到各個國家，得到他們的心。

1900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奧八國，借口鎮壓義和團，聯合發動侵華戰爭。八國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在廊坊附近遭到義和團和清軍愛國官兵的頑強阻擊，被迫退回天津，但不久又增派兵力，於7月佔領天津，再次向北京進犯，8月攻陷北京。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司令部就設在北京城內。慈禧太後攜光緒帝倉皇出逃，並部署與侵略者議和，八國聯軍就在北京燒殺搶掠，頤和園的大量珍寶，成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最後英法侵略軍把圓明園搶劫一空之後,為了消贓滅跡,掩蓋罪行,英國全權大臣額爾金在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支持下,下令燒毀圓明園。

『柒』 清朝文學 體裁

晚清文學，1895—1911年
中國現代文學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特別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這段時間里，一些「現代」特徵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首先研究這一階段。
文學報刊的發展
晚清文學的出現——特別是小說——是報刊的副產品，它是從一連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機的社會反應中演化出來的。中國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恥辱終於驚醒了知識分子精英們，促使他們投入行動。但是他們對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場沒有成功的變法運動才達到頂峰。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滅以後，有志改革的文人學士拋開無能的國家，成了中國社會激進的代言人。他們的努力集中於動員「輿論」，以對中央政權施加壓力。他們發現條約口岸的報紙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紀後半期就已經出現了非官方的報紙，它們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們資助興辦的。但是它們的迅速增多卻是立志改革的知識分子精英們倡導的結果。梁啟超的《強學報》和《時務報》是作為康有為改革集團的機關報，分別於1895年和1896年創刊的。1898年變法失敗後梁亡命日本，又創刊兩份報紙《清議報》（1898年— ）和《新民叢報》（1901年— ），以繼續他們的新聞事業，兩者都很快就成為權威性的報紙。嚴復仿照梁啟超的榜樣協助創辦《國聞報》（1897年— ）而狄楚青則創辦了《時報》（1904年— ）。革命家們很快創辦自己的報紙而加入新聞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蘇報》（1897年— ）、《國民日日報》（1903年— ）。到1906年，據統計僅在上海已出版66種報紙，而在這整個時期內發行的報紙總數達239種。
為了宣傳自己的事業，這些報紙通常發表尖銳的新聞，但也包括娛樂性的詩歌與文章，後來這類詩文都登在專門的「副刊」里。由於對這種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擴充另出獨立的雜志。文學報刊就這樣誕生了。這些出版物的編輯們是一群新聞記者-文學家，他們懂得一點西方文學和外國語，有更堅實的中國傳統文學基礎；這些出版物的內容是各種偽稱的譯文、詩歌、散文以及連載的小說，它們聲稱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社會政治覺悟，但也是為了大眾娛樂。到了這個時期的末尾，上海文學報刊的翹楚是四家主要雜志，即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1902年— ）、李寶嘉編輯的《綉像小說》（1903年— ）、吳沃堯和周桂笙編輯的《月月小說》（1906年— ），以及黃摩西編輯的《小說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學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學報刊——一種半現代化的「大眾文學」形式——已經為新文學的文藝家們創造了市場和讀者。這些雜志的編輯和作家們趕著寫作以符合預定的時限，大量寫作以賺錢。他們勤奮努力的結果創造了一種新的職業：他們的作品在商業上的成功證明搞文學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和很可能賺錢的職業。但直到他們的五四繼承者才賦予這一新的職業以崇高的社會威信。
晚清文學報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小說」在雜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為一種文學體裁，都占壓倒一切的地位。「小說」一詞仍然像傳統上那樣，包羅典雅的散文和詩歌以外的各種文學形式。按晚清作家們的理解，「小說」包括形形色色的大眾記敘文學——古典故事、長篇小說、彈詞，甚至戲劇。但是在所有這些多種多樣的形式中，連載的長篇小說無疑是晚清文學中最主要的文學形式。這特別要歸因於梁啟超和其他文學精英們的開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義灌注到了這一傳統上「被貶低的」文學體裁中。
「新小說」理論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達了小說與社會之間的重要關系——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在天津《國聞報》的第一期中，嚴復和夏曾佑寫了一篇題為《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的文章，兩人在這篇文章中闡述了小說過去在群眾中的影響，藉以強調它在現在所具有的潛在教育作用。但是嚴復又用傳統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態度警告說，中國的傳統小說也充滿毒素。「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因此中國人民必須用曾經在西方和日本創造過奇跡的新式小說來加以再教育。
梁啟超在1898年所寫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觀點。他同意嚴復關於小說具有潛在教育作用的說法，但對傳統作品甚至更加蔑視。梁啟超指摘大多數中國小說都是模仿《水滸傳》或者《紅樓夢》，因其「誨淫誨盜」而遭到學者們的譴責。當務之急是進行一次「小說界革命」，把公眾的興趣引向「政治小說」。由於受到日本小說的啟發（這篇序言是梁啟超為譯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寫的導言），梁啟超想當然地對外國小說的起源和聲望作了強有力的描寫：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甚高焉。
晚清關於政治小說的經常被人引用的觀點見於梁啟超1902年發表在《新小說》上的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他引用外國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說為革新一國人民之關鍵。創造一種新小說可以在國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習慣、風俗、學識和藝術，甚至民眾性格——發生決定性的影響。除了列舉小說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以外，梁啟超還在這篇論文中集中指出小說的四種基本感化力量，即對讀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別強調「提」的意義，即將讀者提高到小說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學習。但是這些值得中國人學習的英雄不能從中國歷史中尋求，而必須從西方歷史中去尋求：對中國人來說，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華盛頓、拿破崙、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許多現代愛國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啟超曾經為這些人物寫過傳記。
嚴格地說，嚴復和梁啟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學家。在他們看來，文學——特別是小說——要為其他的目的服務：喚醒中國人民。梁啟超著手寫過幾部小說，但是一部也沒有寫完。他們對文學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學評論，而只能被看作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獻。
盡管嚴復和梁啟超兩人都深受中國「偉大傳統」的影響，但都反對這個傳統近代的衰朽狀況：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沒有意義的散文寫作方法，其中充滿了高談闊論的治國平天下之道，但仔細一看，只不過是淺薄的老生常談。由於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級的」通俗體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不過在普及這個領域中，嚴復的貢獻不及梁啟超。嚴復仍用典雅的、博學的文言散文翻譯斯賓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雖然提倡小說，卻不願對「民眾的欣賞力」作任何讓步。相反，梁啟超卻更能汲取民眾的和外國的語匯。他的文章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啟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為、譚嗣同和嚴復等人——和市民階層之間起了橋梁作用。沒有梁啟超在大眾傳播方面的開拓成就，嚴復的翻譯和一般的維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麼廣泛的影響。
梁啟超極力提倡新小說，還代表他政治立場的巨大轉變。百日維新失敗以後，他幾乎把注意力完全轉向中國社會；他試圖設計一種新的社會集體（群）的藍圖，由此而構成現代化的中華民族。梁啟超關於「新民」的著名概念雖然和精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本質上卻是群眾性的，目的在於改造整個中華民族。按照這一新的指導思想，無論梁啟超是否出於他對明治維新經驗的知識，他鼓吹小說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啟超和後來的胡適不同，他對語言問題本身並不感興趣，而是關心對讀者的影響。他所說的小說的四個特點和作者無關，也和文學本身的特點無關，而僅僅是關於讀者的。
雖然梁啟超在使小說成為一種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勞，但他和晚清小說的文學質量沒有多大關系。在這方面，功勞歸於在條約口岸的那些較少教養但更富於文學才能的報刊工作者-文學家。
新小說的實踐
晚清文壇上的小說可以容易地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社會小說（或者用魯迅的說法，「譴責小說」）和寫情小說（即言情小說），後者的焦點是人類的感情。
根據胡適的意見，大多數晚清社會小說都是模仿一部先驅著作——18世紀的小說《儒林外史》。由於梁啟超和嚴復所提倡的那種「新小說」的社會政治方向的巨大影響，創作者們自然而然地會將《儒林外史》當作社會小說的光輝先例。不過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比吳敬梓的著名小說中所描寫的18世紀的社會，充滿了更多的危機。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內容上那些明顯的相似之處以外，晚清小說散發出一種更緊迫尖刻的調子和更陰暗的災難臨頭的情緒。這種緊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畫手法表達出來：吳敬梓溫文爾雅的諷刺走向了極端。在吳沃堯的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輕松的幽默和對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糾纏在一起，以致效果變得令人感傷而不只是可笑。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更是病態的。人們可以覺察到李寶嘉幾乎是故意要誇大生活的陰暗面（也許是作者身受肺結核的磨難的無意識的表現）。充斥於《官場現形記》中的諧謔與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對他周圍發生的一切極端厭惡。小說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滿腦子陞官發財思想，熱中於行賄受賄。甚至連改革計劃和有志於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脫作者的苛刻的諷刺，這一點從他的另一部小說《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魯舍克教授所說的這些作家「悲觀」的人生觀，本質上反映出一種個人的忿懣：在這樣一個充滿愚昧和絕望的國家，很難看到什麼希望。
為了生動地表達出這種近乎絕望的情緒，李和吳常採用引人注意的外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自稱「九死一生」，說自己「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著名小說《孽海花》的作者曾樸使用的筆名是「東亞病夫」。另外兩位作家的筆名分別是「天下第一傷心人」和「漢國厭世者」。也許可算是晚清最優秀的小說《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鐵雲），給自己選了一個含有悲哀隱喻的「老殘」筆名，在一場失敗的棋局中作最後的掙扎。書名為《痛史》、《恨海》、《劫餘灰》、《苦社會》等小說賦予晚清一種前所未有的陰暗和悲憤的感情。它們積累起來的不安情緒的深度是比較沉靜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擬的。
盡管晚清社會小說得益於《儒林外史》甚多，我們仍不應忽略它們的一些獨有的特點：外國詞語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場面和人物結合在一起。《官場現形記》里提到盧梭的《民約論》和孟德斯鳩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還有外國人——約翰·弗賴爾、托馬斯·韋德、一位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一位德國將軍（瓦德西）——出場。而且，部分情節發生在歐洲。在許多晚清小說中還談論「洋務」，描寫外國風氣湧入的情況。雖然大多數作者都熱心汲取外國思想，他們卻顯然並無意學習西方的文學技巧，盡管西方著作的譯本與日俱增。他們模仿西方文學的范圍只限於某些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爾的歇洛克·福爾摩斯成了極受歡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國偵探英雄。偵探小說的盛行既是社會小說通俗化的擴展，也是西方影響的結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說的又一特徵。這可能是受到梁啟超的未完成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啟發。這部小說的故事始於一個中華烏托邦共和國建立之後50年。另一部旅生寫的暢銷小說《痴人說夢記》以一場夢為結尾，夢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國人、外國巡捕，建築上沒有外國招牌，沒有外債，有的是中國人建築的大量鐵路和學校。陳天華的小說《獅子吼》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名叫「楚山」的海島上。明代遺民將島建成一個政治樂園，島上有一個「民權村」，禮堂、醫院、郵局、公園、圖書館、體育館俱備，還有三家工廠、一家輪船公司和許多現代化的學校，全都辦理得井井有條，為島上的大約3000個家庭謀福利。顯然，這些小說源出於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幻想傳統。不過它們對未來的憧憬和現代化的內容，卻進一步表現出社會對加速改革的盼望。這些新中國的烏托邦為作者同樣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熱情洋溢的政治夢想——他們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滿足——同時還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現實問題的浪漫主義的逃避處所。
雖然關於中國命運的各式各樣的烏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維新本身卻成了沒有精神內容和政治意義的陳詞濫調。正如李寶嘉、吳沃堯和曾樸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寫的，改革思潮已經墮落為供一群「洋務專家」鸚鵡學舌的老生常談。這些洋務派是各地「自強」努力的產物，他們只不過是一批在上海、廣州、天津這些條約口岸買辦「洋場」中游手好閑的機靈的紈絝子弟。晚清小說展示出一幅點輟著這些徘徊於華洋之界的人物的圖景，他們混跡於貪婪的商人、追求社會地位的新貴，和遷入城市尋歡作樂的鄉下地主的子孫之間。閱讀這些諷刺作品——陰暗圖景中的較輕松的一面——讀者會感覺出作者們的自嘲與矛盾的心理。作為現實社會的傷心評論家的報刊工作者-文學家們，能夠認識到他們自己是靠這些他們所諷刺的人過活的；他們自己其實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務」與「維新」的間接產兒。正是他們所厭惡的時髦維新思潮使他們的著作受歡迎。因此，盡管他們過著寄生生活，卻很少有人贊成徹底革命，因為革命會將他們雖然反對卻又習慣了的世界摧毀。
雖然晚清小說的大主題是社會諷刺，但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覺的主觀個人感情交織在一起。社會和感情兩種因素常互相結合以達到一定的情緒高度來為作者目標的嚴肅性辯護。被認為以《恨海》一書開創了「言情小說」的吳沃堯，在《新小說》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社會與言情小說之關系》的文章中宣稱：
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說人之有情，系與生俱來……要知俗人說的情，單知道兒女私情。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裡，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著這個情字……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於那兒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卻浪用其情的，那隻可叫做魔……許多寫情小說，竟然不是寫情，是在那裡寫魔……
在這篇陳義崇高的聲明中，吳沃堯希望給主觀感情以廣闊的社會與倫理基礎。這和翻譯家林紓想從倫理的觀點來為感情辯護如出一轍。但是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並沒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說的真實內容。其實它們大多數都是描寫男女「痴」情和「著了魔」似的傷感主義的。正如林紓逐漸認識到的那樣，個人感情，如果真實地表達出來，不論它是否反映公認的倫理准則，都可能成為一個人的主導的人生觀。特別是通俗言情小說的作者們發現描寫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現，會受到讀者們熱烈歡迎的時候，這種倫理的嚴肅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這種言情小說一直被中國的文學史家們認為是晚清小說中低級的一類。雖然它們的榜樣顯然是偉大的《紅樓夢》，但大多數卻更像19世紀的「才子佳人」小說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類。實際上最受歡迎的是那些以色慾為中心興趣的書，其中才子們迷戀的佳人又無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稱為「妓院指南」。胡適挑選其中的兩本《海上繁華夢》和《九尾龜》來特別加以譴責，說它們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學價值。因此，「言情小說」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褻瀆感情——據文學史家阿英的看法，它們很快就為「鴛鴦蝴蝶派」打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