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說與湘西小說的相互關系

⑴ 論述沈從文都市小說的文化內涵

[摘 要] 沈從文小說在人類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滲透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人類應當具有的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種文化信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關鍵詞] 沈從文小說 傳統道德文化 現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臘小廟 「第三種」文化體系

[目 錄]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當代文學巨匠沈從文是個每個細胞都浸滿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從文學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牧歌似的湘西世界；從社會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勾畫了一種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在沈從文的小說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從文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進行了對比性的描繪，以此闡釋湘西文化的真諦，揭示湘西文化滋養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態和自然張揚的人性。沈從文在試圖構建一種自然和諧、自主自為、自然形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對以儒教為主的正統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也反對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所謂現代都市文明。他極力將三種文化的景觀和人生實質淋漓盡致地展示給世人，並將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這種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個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訴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強、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僅正在頹敗的中國甚至所謂的西方文明都應該重建、普及這樣的文化，只有建立這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整個中國乃至世界才會充滿生生不息的生機與活力，人類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和凋萎，整個社會和世界才能達到人性發展的極至。

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對三種文化進行了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揚和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並用之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創立著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屬於整個世界。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從文與魯迅、老舍對中國的舊文化、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魯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破而不立」，沒有確定舊的文化破了之後中國文化的指向。而沈從文卻上是在「破」的同時更側重於「立」。他要創立一種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創立一種以湘西文化為核心的自主、自為、自然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充滿人性的人生哲學。沈從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的「一種愛與美的新的宗教。②」這里他所說的「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的、益於人性全面發展的文化價值體系和文化信仰。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中國文化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態的鄉土文化，這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從文及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就是這種文化的活態。而北京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雖然它正處於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化中，但這種傳統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卻又頑強地生存著。而上海則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國本土上一個鮮亮的象徵,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文化侵蝕力，是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倒了之後,精神空虛靈魂疲頓時乘虛而入並瘋長的一種文化怪胎。

這三個不同的空間，實質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沈從文雖然輾轉於北京和上海，但作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從文並沒有在深層次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卻給了沈從文一個用湘西文化來審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們影響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態的歷史性機會。他與這兩種文化和這兩種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這種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獨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對這三種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和現代都市文明的畸變，同時，也對他家鄉的充滿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續產生了危機感。於是，沈從文把他的文化創立指向了湘西文化，並將湘西文化淳樸本真的一面提純升華，試圖創立一種能夠取代中國沒落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信仰。

於是，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創作了大量的小說來批判中國頹敗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闡發和張揚以湘西文化為底根的新的文化價值觀。

沈從文對文化的評判，常常從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態等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如小說《十四夜間》，刻畫了一個在傳統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吳子高，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找妓女的可笑過程。他自己不能去找，這有失「大雅」，就轉托客房的伙計。在等待的過程中，沈從文對吳子高的心態進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吳子高在設想妓女到時如何如何對話，如何如何行動，簡直像「備課」，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時，卻又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怯懦、猶豫和無能的生命形態，是一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生命典型。與大膽放肆、充滿雄強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鍛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沈從文正是從性的角度來諷刺貶評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力的摧殘和戕害，反過來，更加深了他對洋溢著雄強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說《看虹錄》中，這種以性來評判文化的視角更明顯。沈從文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和潛台詞的暗示，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束縛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說中的女主人應當是「美與愛」的文化象徵，是充滿生命活力與自然美的文化載體；而小說中的客人卻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象徵，是這種文化畸變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這個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發著生命和人性的熱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應該燃燒。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籠養的「客人」的怯懦、猶豫不決，因為他生命的熱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國傳統文化湮滅了，生命本能的熱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潤下熄滅了。好在這個客人還能夠面對空盪盪的房子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對自己身上的文化進行詛咒：「我等待那個夜所能帶來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這種淡淡香氣給我的一份離奇教育」。這離奇的「教育」是什麼呢？於是，沈從文借客人的心和口，點出了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這書就是充滿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狀態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從文所要創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孕育出樸素至美的人性與和諧美滿的人類文化。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懦弱和虛偽，他大膽地提出「丟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從文在《鳳子》中說：「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但這種「哲學」和「人類觀念轉移」並不是轉到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明，因為沈從文對現代都市文明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否定。沈從文創作的《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苦墨醫生》、《來客》《煙斗》、《有學問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殺》等小說作品，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會的畫卷。作者在《紳士的太太》中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以照出他們丑惡的嘴臉與靈魂。」《紳士的太太》以一位紳士的太太作為切入點，她與丈夫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她與大少爺暗中調情，為大少爺與三姨娘偷情搭橋牽線，牟取錢財。紳士則偷偷與情人幽會。他們表面上尊貴體面，道貌岸然，實際上卑劣猥褻，男盜女娼，生活里充滿了自私與虛偽，欺人與自欺，淫盪與亂倫。沈從文無情展覽著所謂現代文明中人們生活的空虛、精神的凋萎、靈魂的銹蝕，刻畫了浸泡在現代都市文明裡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泯滅。《八駿圖》里的八位教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然而他們卻恪守道德，奢談文明，用假正經、假文明來拘束、壓製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形成了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這是一種被扭曲的人性，是違反正常人性的、病態的、畸形的文化現象，沈從文藉此批判的深刻之處在於：現代文明自居悖論、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實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實不道德。這種文化讓人性變態，讓行為反常，讓整個社會在虛偽、意淫和無聊的夢幻中討生活，將人性和心靈變成金錢和情慾的支配物。

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從文對自己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北京給自己造成的人生傷害同樣進行了痛苦的陳述：「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著在道德下所變成虛偽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像那熱情、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再也不配說是出自你們一族了。」

沈從文筆下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的無聊與空虛，這種文化的兩大支柱就是金錢和情慾，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爛的，生命的價值和人性都是物質化、利益化的東西。現代文明寫在人臉上的是憔悴受傷，而內在的生命卻是枯竭和焦黑，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已喪失殆盡。一個物質與情慾的世界，根本看不見生命的影子——這就是現代都市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從文的湘西童話中，《邊城》就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廟」里，古風猶存，淳樸也充溢在人們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無遺。《邊城》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是對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點。

通過《邊城》這部小說，沈從文用理想化的筆墨描繪了的以苗族文化為內核的湘西文化。沈從文意欲構建的「希臘小廟」，其實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邊城》就是這一文化價值體現的標志「建築」。《邊城》發表於1934年，它把自然和諧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極致。邊地的美麗景色、淳樸的傳統風習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渾然一體，充滿了牧歌情調。青山綠水、古樸寧靜的茶峒城裡，撐渡船的老人和孫女翠翠相依為命，當地團總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由此演繹了一段美麗而哀婉的人性之歌。《邊城》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極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實就是沈從文的文化價值寄託。沈從文在《邊城》用這種新的文化信仰為人們描繪著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里自然、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和美好人生，賦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徵意義，她們是這種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徵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化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兒，「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她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靈與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為、自然生命形態的活的標本，是一種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從文所要創立和張揚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從文就是要借她們——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來反對人為的、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還是所謂的現代都市文化。

在《邊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著至真至純、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無羈的生命本真，都融匯在《邊城》那種寧靜和諧、充滿無忌野性的自然環境中，洋溢著圓滿健全生命力的氛圍。沈從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種平凡、簡朴、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取代畸形的現代都市文明和病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種存在於自然形態中的生命形態和樸素人生來喚醒麻木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沉醉在現代都市文明裡的生命，激起他們對這種新文化的信仰，重構新的自然和諧、雄健鮮活、化外境界的文化價值觀，與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樣，過一種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現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愛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現代都市文明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沈從文有這種文化自信，在寫於1932年和1937年的《鳳子》中，這種文化自信表達的清清楚楚：這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在現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級知識者（小說中被稱為「老師」）來到湘西，在和總爺（湘西文化的闡發者）的爭辯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種樸素的生活、健康的靈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環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這種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驚呆了，並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總爺對湘西文化的表達和對都市文明的貶斥。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創作，沈從文充分闡釋了他的新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並表達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這種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礎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價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化無可比擬的超現代性。沈從文認為，中國人甚至全人類都應當將這種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樣。只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美好和諧、充滿人性化的理想社會，才能永葆人類雄強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當大多數新文學家以新的、西方的、現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的、鄉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看似做出了幾乎反方向的文化選擇。但是假如你們認為沈從文非都市而崇鄉村，抑現代而揚傳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是部分文學研究者沒有參透沈從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沈從文並沒有堅守中國傳統文化，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當時中國文化現實的基礎上，立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點上，孤獨地、痛苦地進行著文化的評判和文化選擇，試圖為中華民族找到強壯民族精神、雄強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尋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出路。

沈從文小說的根本價值，就在於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文明）價值體系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為內核，為人類提出了第三種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並在他的作品中闡發了這種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這種文化造就的美好社會，並且沈從文強烈地渴望中國和世界能夠丟掉泯滅人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畸形變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確立這種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讓整個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處於和諧美滿之中。

⑵ 沈從文的小說大體上可以分為都市和什麼兩大題材

沈從文的小說大體上可以分為都市和湘西兩大題材

⑶ 評價沈從文的湘西和都市兩副筆墨的文化內涵及其得失

沈先生在《邊城》的題記里說到："我動手寫他們時，為了使其更具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但因此一來，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顯然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寫作處在當時文藝創作的邊緣。在現代文學史上無疑沈先生是一個邊緣作家，他的創作與中國"五四"以來的主流文學大相異趣。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明顯的激烈的社會政治斗爭，看不到人民抗爭的憤激，這並不是說他沒有寫這些，而是他很高明的讓這些東西潛存在廣闊的人性描寫之下了。可以肯定的是沈先生不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指導下進行創作的，他要寫的是"更具人性，更近人情"，他做的就是文學應該做的事，而且我認為只有人性充溢的作品才最具有最深廣的接受效果，才會有豐富多採的接受效果史
沈先生用一支從容的筆為我們描繪了絢麗的湘西風情，在現代文學史上是很鮮明的，是一片凈土。何立偉說："他（沈從文）用一支洞簫吹奏了這樣一個微雨的夜"，（何立偉《洞簫的悲憫與美》）這是何立偉對沈從文《柏子》的評價。不僅如此，我認為他對所有湘西風情的描繪都是"悲憫的洞簫吹奏了一個個微雨的夜。"在《邊城》中，在這個微雨的夜裡，洞簫吹出了情竇初開的翠翠，朴實而有點狡猾的老船夫，忠厚熱情的船總順順，古道熱腸的楊馬兵,船總的兩個兒子，他們是湘西眾多人物中的一群，他們 又是眾多湘西人物的影子，。清新的湘西民俗是他們活動的背景音樂，但這音樂不常變，而他們人世的東西卻在隨著白河的流水在流，隨著沈先生的筆調在跌宕起伏。
《邊城》的開篇，沈先生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絢麗的湘西的畫面，它很讓人心動。在他緩緩的筆下漸漸的流了出來，卻很平淡，但那些是他生活了多年的土地，在他筆下孕育了激烈的情感，而這情感卻始終籠罩在他特有的詩意的柔情下面。終於在接著的故事的敘述中奔泄了出來，他可能感覺不到，因為他的筆調籠罩了他對那些人和事的同情。而我們卻沒有把這些描繪僅僅的看作湘西的奇特的風景，而且我們也不會這樣去做，我們在等待那潛存的力量的奔泄。這也許是沈先生對"不變"的迷惘的表達。但他對人物的的表達卻是不迷惘的，他熟悉他們的生活，而更為偉大的是那人性，在質朴湘西山水陶冶下的人性，這人性會像那流不盡的白河一樣，時時在變嗎？這是不在他的表達中的。
《邊城》里對愛情的敘述是悲挽的，愛情這種最人性的東西在湘西，在沈先生的筆下，卻演繹的如此的鮮血淋漓：翠翠母親和一個戍軍的死亡悲劇，船總兩個兒子對翠翠的愛情糾葛，還有楊馬兵對翠翠母親求不得的愛情，這些都染紅了這片土地，但沈先生沒有讓我們直接的感到刺眼，因為他都給這些籠罩上了一層詩意的柔情，或者是湘西的水總能輕輕的把它抹去。
在文章的後面，"被大雨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修好了的仍舊是湘西素樸民俗的繼續，它，不常變。而"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里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在這里，沈先生期待他回來嗎，我們不知道，僅僅知道的是他在這種變與不變中似乎有點微微的躊躇，在這躊躇中也有著他潛意識的期待："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他期待著明天白河的水把這"變與不變"完完全全的沖洗干凈。或者還希望這河水也能沖亮世人的眼睛，使他的作品能獲得一個新的評判，這也許是我的臆測，因為沈先生也許沒有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在作品的最後看到了他的迷然。
當然在今天沈先生獲得了新的估價，終究人性充溢的作品會發出耀眼的光芒。在上個世紀80年代沈先生獲得了本應屬於他的價值評判，或許是那白河的水終究沖亮了世人的眼睛。
見http://blog.sina.com.cn/u/466a2eda01000038

⑷ 沈從文造兩個世界的文學態度

沈從文的小說是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題。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壇上風格較為獨特，同時具有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的優秀作家。他出生於湘西成名於都市，在其2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始終探索著人性的奧秘。他一生的小說創作，大致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對人性美的贊頌和謳歌，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說」創作；二是對摧殘、破壞人性美的種種陰暗面或罪惡勢力的揭露和鞭撻，這主要體現在其都市小說上。因此，沈從文便有兩套筆墨：一套用來描繪湘西鄉土世界，展示鄉村生命形式；一套用來描繪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對於這兩個具有對立與對照性質的生命世界，沈從文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對湘西鄉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滿懷熱忱，表現出一個在精神歸宿上始終向著「鄉下人」的知識分子對湘西鄉土的天然親近感與認同感；而對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從文則始終懷有一種無形擺脫的敵對情緒與潛在的恐慌感，代表一個有湘西「鄉下人」向城市「邊緣人」轉化的知識分子尋找精神歸屬的陌生感與荒誕感。無論是敘寫人性美還是人性扭曲，沈從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喚人性的復歸，而在他構築的兩個鮮明對立的世界表現了自己對人性問題的獨特思考。這兩個世界的塑造都是獨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於沈從文沒有把眼光僅僅局限在湘西，單純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繪人性的善與美，而是從湘西走向現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參照，以一個現代文人的眼光返顧湘西的文化體系和趨向，從而使他獲取了超越於自身鄉土文化鍛造的人格模式，同時又將批判的鋒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態。
因此，沈從文這種將原始的鄉野文明與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滲互參的描寫姿態，為其都市小說提供了比較獨特的都市文學視角和文化意蘊。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會科學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國都市生活中各個經濟階層的命運沉浮，以政治的視角對都市進行全景式的反映，試圖以「革命」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積極的都市生活；老舍從文化的的視角審視古都的風俗人情，對於向現代化都市轉變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憂慮，挖掘傳統文化因子在市民階層的沉澱。沈從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沒有重復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體認中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哲學視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與扭曲。沈從文在他所構築的都市世界的審美觀照中，包含著一種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從中傳達出獨特的生命理想，並通過這種生命理想表現出獨特的創作追求。因此，探討沈從文創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對於理解沈從文的都市小說及其全部創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發現其創作的獨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終自認「鄉下人」的沈從文，當他把小說創作視點由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湘西世界」轉移到現在生活其間的都市社會時，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表達他對都市的情感厭惡和道德批判。那麼，沈從文拿什麼掀開都市的面紗？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發現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會和紳士家庭的慾望游戲，或是描繪知識階層的虛偽做作，或再現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會中不甘沉落，力圖超拔泥沼的人們，或展現了都市下層貧苦人民的道德光輝。從而展現其都市小說中的各種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蝕的都市紳士階層
沈從文對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較之湘西世界時逆向而行的，當「鄉下人」的眼光轉向都市生活時，就從看湘西世界時的平和與寬厚頓時變得銳利與尖刻起來，不時露出諷刺的鋒芒。都市世界在他筆下顯露出來的生活樣態，往往成為諷刺與嘲弄的載體，對紳士階層生活的針砭與解剖已成為他的一個重要視點。這類作品有《紳士的太太》、《有學問的人》、《某夫婦》、《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謝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紳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紳士的太太》中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寫幾個可以用你們石頭打他的婦人，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1]這樣突出了紳士階級人生形式的腐蝕傳染性，它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黑色染缸，侵蝕著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小說主要描繪兩個紳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態，在諷刺調侃的調子里，展示了一幅紳士階層醉生夢死的生活圖景。這些紳士淑女，表面上禮數講究、穩重賢淑，背地裡乾的都盡是骯臟勾當。生活在豪華的大公館里，整日忙於串門、打牌、上館子、進賭場，放浪墮落，醉生夢死，用「虛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體面秩序，暗藏心機，對握有旁人隱私懷有濃厚的興趣。如其中描寫紳士太太要試探月光下在大少爺書房窗邊聽到的女人笑聲是誰，於是當三姨太回到客廳時她便說：「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們，怎麼晚上也擦得一身這樣香？」再說：「外面月亮真好，我們打完這一牌，滿圈後，出去看月亮。」有這樣特有的語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敗露。這種紳士社會的紳士式的語言規則充分展示了一場虛情假意的人生游戲，而對兩性關系的摹寫，則展示了紳士們的「愛」在含情脈脈的紗網中受到閹割、扭曲，甚至「愛」成亂倫。紳士家人表面上個個講究風度修養，暗地裡卻是另一番不能見人的勾當。早已失去性機能的癱子紳士擁有三房姨太，年輕的三姨太不甘寂寞，與大少爺私通；另一個紳士的太太為報丈夫的不忠，也摻雜近來，構成一種畸形的三角關系。紳士的趣味在於尋花宿柳，太太的樂趣來自窺視捉姦，這裡面充斥這夫妻間的相互欺騙，兩性關系間的亂倫與糜爛，毫無意義的交際與處心積慮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為受物慾與情慾驅遣的可憐奴隸，淪為人性異化的「衣冠禽獸」。因此，都市紳士階層家庭看似守禮有節的面具下充斥著亂倫、通姦和欺瞞，道德觀念的偽善和行為方式的墮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個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紳士形象，他認為侄子小阮參加革命活動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葯」，等於「跳火坑」，而標榜自己處事「穩健」，把媚悅女人出入社交場所作為生活的最高目標。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動經費據為己有，並以此為資本爬入上流社會，並且「憑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龍快婿三種資格，受歡迎回到母校去作訓育主任」，成為所謂「社會中堅」。因此，通過對這些紳士階層的諷刺和嘲弄，沈從文向我們有力的呈現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墮落的上層社會病相。

二、道德虛偽的都市知識階層
如果說沈從文對都市紳士階層持異常犀利的諷刺與嘲弄態度，那麼，他對自己處身其間的知識階層所持有的態度則混合著悲憫與戲嘲的異樣成分，著力於對知識分子進行靈魂與心理層面的解剖，這也代表了沈從文看取與理解都市生命形態的另一維度。這類作品有《八駿圖》、《有學問的人》、《知識》、《記一大學生》、《自殺》、《平凡故事》、《來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駿圖》。在《八駿圖》中，作者從八個學者的心理揭穿「八駿」浮在思想表層的種種虛偽。他們八個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識淵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獨身主義，或自詡清心寡慾，或滿腹社會道德，而下意識中愛欲的本能卻都被壓抑著、堵塞著，只有藉助變態的行為流露出來，我們且看這些病態的表現。教授甲盡管表面庄嚴老成，一幅道學家的模樣和氣派，但其卧室里卻是：「枕旁卻有兩本香艷詩集」，「大白麻布蚊帳里掛一幅半裸體的香煙廣告美女畫」，「同時窗檯上海放著一個紅色保腎丸瓶子，一個魚肝油瓶子，一幅頭痛膏」；教授乙在海邊看到一隊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連不去，禁不住意亂情迷，並「從女人一個腳印上拾起一枚閃發珍珠光澤的小蚌螺殼，用手指輕輕的很情慾的拂拭著殼上粘附的沙子」，贊笑著它的美麗；教授丙自認是「老人」，對戀愛不再感興趣，卻又死死盯住達士房中那希臘愛神鵰像上的大理胴體的凸凹處，仔細端詳，並想起一個頂美的內侄女；教授丁說「自己傾心女人，就不讓對方知道，盡她嫁一個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訴她」，「我的愛一定還新鮮活潑」；教授戊是個結了婚又離婚的男人，主張對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亞式的辭令追求上，要抓住機會，「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後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簡直是個瘋子」，自以為身心健康的周達士發現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遠方的未婚妻表示，要醫治他們的「病」，然而當黃衣女子把目標對准自己時，這位自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最終也承認自己「的確已害了一點很蹊蹺的病」，推遲了與熱戀中的女友相會的日期。沈從文通過細致而精彩的描繪，表現了這群教授的慾望被壓抑著、禁錮著，卻又極力裝飾著虛偽的外殼，他們的人性都已被他們的那種「文明」所扭曲，變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時，也揭示了由現代文明造就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態，諷刺都市人程式化的愛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慾，從而批判了知識分子這種扭曲的、不健康的、毫無生命優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圖掙脫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從文建構的都市世界也並非全無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體性污濁與灰濁中，也有一脈生機存在，盡管這種亮色也許在都市世界並不惹眼，但卻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頑強生存的一種象徵。作為一位深諳藝術辯證法的作家，沈從文在都市世界與湘西世界的兩相對照中，既清醒地意識到「文明病」所造成的嚴重危害性，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態生命形式後面，也潛伏著一脈躍動的生命之流，與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襯。這在他的後期作品中得到體現，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婦人》、《一個女劇員的生活》等，這些小說都具有系列性特徵，都表現都市女性愛情與婚姻，都是描繪都市女性追求真摯愛情的復雜心路歷程，表現她們因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內心痛苦與彷徨，以及對於現實的掙扎與反叛。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還樂在其中的紳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卻不甘淪落的都市知識女性，她們力圖從都市的窒息中解脫，而在鄉村精神中尋找靈魂的歸宿。
《如蕤》中那個城市女子如蕤，對城市中虛偽的道德厭倦表現出對城市文明的極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為一種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靈魂，皆從一個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皆從另一個模子印就」。個性與特徵全不復存在了，戀愛變成了商品形式，戀愛如同在商人手中轉著，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厭倦了那些「成為公式的男子與成為公式的愛情」，甚至希望「在強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個年輕女教師渴求異性的慾望更強烈，為了逃出這個虛偽的衣冠社會，她甚至「願意被人欺騙，願意被棄，願意被蹂躪，只要這人是有膽氣的人。別人叩頭請求還不許可，若這人用力量來強迫她時，她甘心投降」。她嚮往「一種驚心動魄的波瀾，一種流淚流血的社會」，[2]但卻找不到，周圍的男子都「微溫、多禮貌、整潔，這些東西全是與熱情遠離的東西」，[3]她嫌惡這一切，最後屈服於一個魯莽無畏的軍官。《都市一婦人》中的那個將軍遺孀，因心地單純而誤入上層社會的圈套，嚮往愛情屢遭遺棄，在對男人實施的變態報復中卻又沒有完全泯滅人性，對年輕軍官滿腔熱情，卻又狠下毒招，這是一個在都市生活碾壓下人性未泯滅但人格變態的悲劇性人物。再如《一個女劇員的生活》中的蘿，盡管出身於都市上層社會，但卻與彌漫於上層社會的虛偽庸俗氣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現出反叛性，結果蘿擺脫眾多追求者的糾纏，而與初次相識的宗澤閃電般訂婚，她厭惡向其獻殷勤的溫文爾雅、謙卑柔弱的知識男性，嚮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這些作品中沈從文在對都市文化的審視中，向我們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這些都市社會的女性們想擺脫上流社會的羈絆，厭惡並反抗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種新的人生，她們嚮往「固執的熱情瘋狂的愛」，嚮往「光明如日頭的另一種生命」。同時，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女性將那些帶有鄉村氣質和精神的男子作為拯救自己肉身和靈魂的力量，這是作者對鄉村和都市兩種文化的評判，也是「以鄉村改造都市」命題的間接表現。

四、閃現道德光輝的都市下層貧民
在沈從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過上流社會紳士階級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為數不多的幾篇小說里，他同時將目光轉向都市的「抹布階級」，涉及了都市貧民的生命形式，側重於展示這些都市貧民泥塗里的道德光輝，既與都市上層的生活樣態形成鮮明的對照，又構成對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種回應，從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鄉下人晃動在都市裡的背影。更確卻地說，從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貧民身上的顯現。[5]這類作品如《腐爛》、《生》、《泥塗》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層社會一角的現實圖案。
小說《生》擷取一個都市街頭極常見的場景，抒寫出玩木傀儡戲老人的人生辛酸。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頓地玩著王九打倒趙四的老一套，在他心裡，埋藏著一段不讓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兒子，王九是死於同趙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頭子在北京城圈子裡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趙四也有了十年」。這當然只是一種原始的復仇情緒，然而，作品通過老人的執著，避去單純地表現人物生活上謀求溫飽的可憐努力，從靈魂深處聽到了下層人民對生的權利和人生尊嚴的急切呼喊。《泥塗》著重寫了幾個下層人物，如劉娘、祖貴、張師爺、劉娘的禿頭七叔等。盡管他們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簡直比動物還低，但卻都不忘做人的尊嚴，都有共同的人類同情心。在一場突發性的火災中，祖貴為救火則「失去了原來的人行」卻全不把受傷當做一回事，認為這不過是做人的義務；禿頭七叔在瘟疫中五個孩子死了兩個，在救火中「自己一切東西都燒掉了，還發癇似的極力幫助別人搶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難的女人小孩」；劉娘等下層婦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動中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張師爺在這里是一個有著復雜性格內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義熱心」，「盡想幫助別人」，為下層社會利益奔走，最後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貓、救雞中被磚頭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長燒煙」，與當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請願失敗，他說著「氣氛大話，要報仇，要燒房子」，另一方面，他又總是不忘上書請願並堅持要在稟帖上寫上「懇予俯賜大舜之仁」一類糊塗話；一方面，他窮的一無所有，「自己常常挨餓，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過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黨把他的地位革掉了「，並死抱著」這是民國，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說寫出了這個人物性格的兩重性，及其內在的統一。它統一在人物過去的特定的經歷中，統一在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現實關系中。他是一個被資本主義經濟畸形發展所殃及的民國初年的「遺民」。[6]同時，在作品中也體現了張師爺所代表的下層社會傳統道德觀念與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矛盾。
沈從文從這些下層人物為維護社會公眾利益捨生忘死的生命行為中，挖掘出他們泥塗里的道德光輝。在他看來，與都市上層社會僅僅有「生活」而無「生命」截然相反，這些下層人物棲居在「生命」的高處，顯示出精神上的優越性，他們不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並不因身份卑微而棄卻做人的尊嚴與責任，也不因身存極度困苦而放棄對人生遠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煥發出神性的光輝，從中寄予著沈從文「向人生遠景凝眸」與「生命庄嚴」的生命理想。

三
沈從文曾無數次表白自己「實在是個鄉下人」[7]，他執著地以「鄉下人」自稱，以「鄉下人」的視角關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說：「請你試從我的作品裡找出兩個短篇《柏子》和《八駿圖》對照看看，就可明白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階級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明顯具體地反映在作品裡」。[8]毫不誇張地說，對都市人性的指斥，對都市「文明」的懷疑與批判，沈從文這種寫作姿態在現代中國作家中，最為激切最為鮮明。那麼，沈從文為什麼成為都市最為刻薄激憤的文學者呢？我認為凌宇先生的解釋最為精確，那就是「城鄉對立互參模式」。[9]因此，沈從文所建構的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在這兩相對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創作的基本思想內涵及其藝術表現。
在生存體驗維度上看，沈從文所建構的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代表「兩個對立的經驗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從文個人的生命體驗色彩。在湘西世界，那裡，「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樸素，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徵一個「神的時代」，在這里，沈從文體驗到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種自然和諧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卻是一個「神已解體的時代」，置身其間，沈從文體驗到的是一種強烈的異己感和異化感，由於這種對都市社會情感上的拒斥感，沈從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個「衣冠社會」，虛偽、自私、怯弱、靈魂的扭曲與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態現象，都觸目驚心地顯露出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殼」，生命的醜陋處全都顯露出來。正是在這樣的兩極性生命體驗中，沈從文強烈地感受到湘西社會與都市社會代表的兩種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創作中，就構成了兩個對照與互見的藝術世界，體現出其獨特的藝術追求和創作個性。
從人性維度上看，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代表了兩種對立的人性形態。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與原始人性盡管常常表現為生命的「自在狀態」，但卻與美和愛合一，顯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與雄強健康的生命氣魄。在都市社會里，人性受到壓抑，生命本質淪喪，結果形成「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陰性人格」。在這樣的兩種人性的對立的形態中，我們便可以看到沈從文關於「生命」與「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陳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態，表現為一種自然和諧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態扭曲的人性，表現一種庸常無聊的生活樣態，因此，在這兩種世界的對照與互見中，可以明顯看到其對立的人性形態，從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從價值維度上看，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我們知道，「生命神性」與「生命庄嚴」是沈從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與真善美連結，顯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種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則與假惡丑連為一體，是一種墮落與下降的生命形式。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在沈從文的創作中明顯地表現出來，從中一可以看到其關於「生命」與「生活」的思想，這一思想主要是通過湘西世界與都市世界的對照與互見中鮮明地體現出來，並貫穿其全部的創作當中。
沈從文從其「鄉下人」的獨特視角出發，因其獨特文化品格的影響，以及對人性問題的獨特思考，為我們構築了一個獨特的都市世界，在倫理道德和鄉土文化的層面上審視都市的生存狀態，體現出對人性異化的憂慮和對人性復歸的探索，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現代從異化角度對文明進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學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為「一種現代觀念，一種現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識、懷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審視都市的別一種立場和方法以及這種面對現代文明審視人性異化的文學行為本身，都使他區別於其他都市小說家，從而體現出其獨特的創作思想和藝術追求。

⑸ 現代文學考研簡答題：沈從文城市小說的人性主題

一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大作家，他創作的巔峰時期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從文發表了短篇小說《柏子》，開始了他獨具特色的「湘西小說」的寫作，以人性作為文化視角的切入點，採用獨特的玲瓏剔透的牧歌式文體，描繪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緊密結合的生活畫卷。同時，沈從文用《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都市小說」，深刻揭露、無情鞭撻對摧殘、破壞人性美的種種社會陰暗面或罪惡勢力，從而造就了沈從文獨特的創作特點。沈從文看多了由達官貴人、舊家子弟、名媛、大學教授等構成的上流社會的虛偽、病態，便有意構建了一個神廟即湘西社會，來與這個都市社會相抗衡。在這個「精緻、結實、勻稱的小廟」里，「供奉的是人性」〔5〕。這中間沒有任何現代文明浸染，沒有生命的迷失及異化，每個人物的愛憎悲傷都體現著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從文的人性觀源於他獨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他出生的湖南省鳳凰縣，是一座位於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長樂，他們摯愛故土、善良勤勞、朴實單純，同時，又具有強旺的生命意識，自強不息、不畏強暴、敢於反抗。他家是一個軍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過雲南昭通鎮守使和貴州總督，官居二品。祖父因無子女，就將其弟沈宏芳的第二個兒子，苗婦所生的沈宗嗣承繼過來，這便是沈從文的父親。在他童年時代，家境不錯，用他自己的話說，「家中那時經濟情形還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好得多」〔6〕。這樣的家境使得他自小進入私塾習讀《論語》、《尚書》一類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嚴厲懲罰學生的制度與他的天性發生了沖突，不久他就開始逃學，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學會爬樹、斗雞，在農村的自然社會里摸爬滾打，也讓這方土地上淳樸的生活習性牢牢印在心裡。1917年，他父親由於謀刺袁世凱未遂而隱姓埋名，家庭敗落，沈從文不得不參軍謀生。此後5年的從軍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鄉人們的單純，家鄉山水的清麗，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殺人與殺人者被殺。生與死的猝然使理智正處於昏睡狀態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為了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他到北京求學。但社會剝奪了他進校讀書的權利,生存處境十分艱難。沈從文的社會地位使他與同當時上流社會完全割斷了聯系,獲得了下層人民的感情和立場。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層統治者對人民冷酷無情，都市大小商人趨利若蠅，文人們「東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會上的人們在小小恩怨中滾爬的自私與庸俗。諸如此類的病態人性與沈從文心中湘西淳樸、寬容、誠實、充滿愛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兩種對立的人生世界中，沈從文確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觀。

二
沈從文是現代中國作家中自覺將藝術觸角延伸到中國城鄉兩大社會區域兩類文化板塊中的小說家。他在描繪優美的「湘西世界」時，就用絢麗、纖巧的語言把讀者引入一個離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話般的藝術世界。表現知識分子和都市人生時，則因「新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 ，「明白十九世紀舊俄幾個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後來他們的作品對於本國和世界做出的貢獻」〔8〕，而吸取了十九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小說手法，以精細委婉的筆調，刻畫人物曲折復雜的心理，在揭露舊社會種種墮落劣根和紳士道貌岸然的虛偽言行時，又多用諷刺於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閃爍批判鋒芒。
（一）沈從文的湘西系列小說以其自然、清新、雋永的風格贏得人們的稱贊。他從人性出發，給世人描繪出了一個獨特的湘西世界，構建了一個人性的神廟。如果把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態；另一類可稱為「失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處於歷史衰變過程的湘西生命形態。
1、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 「樂園小說」。這類作品以少數民族傳奇和民間故事為題材，描繪了極度神奇的夢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環境，展現了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生類型。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體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現人類童年時代自然文化現象的作品，如《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等。這類作品往往根據少數民族某些生活習俗點染而成，有的通過尚處於自然時代的湘西土地上鄉村小兒女的自然人生形態和晶瑩的美好人性來構思。自然時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態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從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礎和雛形。生存於古老、原始封閉的湘西大地上的眾多少數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習俗往往帶有人類遠古時期原始文化的殘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過創作民俗故事和民間傳奇來展現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目的不是獵奇，而是通過對原始生命形態的懸想，呈現一種美好的人生境界。這類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觀情感的載體，是詩化的浪漫主義作品，作品極度誇張，人物和情節全面虛構和想像，人物形象極度完美。《媚金、豹子與那羊》和《月下小景》兩篇小說講述的是青年男女因為愛情不能實現而雙雙徇情的故事。無論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儺佑及其戀人，都折射著遠古湘西深沉曠遠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徵。在這里，男女愛情、兩性關系還沒有受到等級觀念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干預和制約，更沒有從物質財富關系引出人身依附觀念，兩性關系呈現著人類愛情尚處於童年時代的某些特徵。在愛與被愛、偷生與死亡之間，他們「不要牛，不要馬，不要果園，不要田地」，不要物質的一切，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熱、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萬有」。他們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萬物那樣遵從自然神性的安排。這樣的人物類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質、虛榮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態的「失樂園小說」。近現代社會帶給湘西的變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鄉之行，作者看到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9〕，為了控訴現代文明對湘西形成的罪惡，沈從文一改過去對湘西社會田園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極度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表現湘西社會的潰爛。這類作品以沅水流域的鄉村人事為描寫內容，從近現代社會湘西古老民俗的轉型和變異以及非原生態下的民俗現象為視角，揭示古怪離奇的現實社會，從一個側面再現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會的現實。他在「失樂園小說」中，為我們展示了鄉村小人物的幾種不同的人生形態。
「落伍者」的人生形態。他們其實就是老湘西的兒子，他們所信守的都與過去相聯系而與變化了的現實脫節，他們的人生就像從疾馳的汽車後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見，卻在飛速後退。《會明》和《燈》刻畫了兩個「守舊」而不自知的舊軍人形象。「偉人」情結和「守疆」情結成為會明十年戰亂中觀念和行動的無聲號令與指南。老司務長頑固而忍耐地做著的則是一個「義仆」寄託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榮歸」故里的夢。兩個老兵的悲劇道出了作者對於浸淫在樸素社會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懷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態。他們的精神世界還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沒有主見，生命處於被動的自在、隨機狀態。《蕭蕭》中的蕭蕭十二歲做了童養媳，小丈夫不到三歲。她被幫工花狗引誘懷孕，最初的驚慌和隨之而來的懲罰過後，蕭蕭因生下一個健壯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終與小丈夫圓房了。蕭蕭的兒子牛兒十二歲也成了親。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從文還交代了一句：「這一天，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卻在屋前榆蠟樹籬笆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懵懂的人生在這里周而復始。面對這種「懵懂」的人生形態，沈從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認為這種人生一方面單純庄嚴，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卻是來者如斯，單調沉悶，雖與自然貼近，卻與文明疏遠。
「反抗者」的人生形態。這里的反抗是指在現實的沉重打擊和靈魂極度震動後產生的一種本能、直覺的反應，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與《貴生》都是表現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敘述一個鄉下丈夫和到碼頭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從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將要離開河船時，把妻子給的錢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臉哭了起來，並轉而決然帶著妻子回家了。這類「反抗者」的人生形態表現出了湘西鄉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於他們畢竟有別於逆來順受者，因而多少為作者所欣賞。
「掙扎者」的人生形態。這是失樂園時代湘西芸芸眾生生活常態的反映，他們已沒有樂園時代天人合一、自得其樂的狀態，而是生活在變化莫測的時世中。《菜園》中的玉家母子本來過著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親「有教養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風度」，兒子也「把誠實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後兒子去北平讀書，三年過後帶回一個新媳婦，卻在某一天為縣里來人「請去」，一對年輕人因為「共產黨」罪名陳屍校場，寧靜的玉家菜園為一團恐怖的血霧所彌漫。又一個三年過去，到兒子生日的那個下雪天，隱忍獨活的母親自縊而死。這類小說最能體現沈從文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思想，表現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層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還為我們描寫了「堅守者」和「腐敗者」的人生形態。「堅守者」指的是在失樂園時代仍然堅持樂園時代人格品性、價值觀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敗者」是對湘西統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業》、《顧問軍》。
可以說，沈從文的「樂園小說」表現的是湘西的單純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牧歌情致的神往傾心；而在他的「失樂園小說」中，表現的則是湘西的復雜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田園牧歌的命運已經不無憂慮和信心不足，這使得沈從文產生了一種深廣的幻滅感，一種近乎宿命的感嘆在「失樂園小說」中屢見不鮮。令人遺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圖」氣勢的《長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從文「樂園小說」和「失樂園小說」的綜合體，是沈從文小說藝術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從文的都市系列小說寫的是城市知識階級，著重表現在現代文明沖擊下上層社會道德的墮落與人性的喪失。他說：「禁律益多，社會益復雜，禁律益嚴，人性即因之喪失凈盡。許多所謂場面上人，事實上說來，不過如花園中盆景，被人事強制曲折成為各種小巧而丑惡的形式罷了。一切所為，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於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終自認「鄉下人」的沈從文，當他將小說創作視點由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湘西世界」轉移到現在生活在其間的都市社會時，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都市的情感厭惡和道德批判。沈從文對於都市文明與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寫始終圍繞下列三個方面進行：
1、病態的生理。沈從文都市小說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態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經衰弱、心衰氣短, 是沈從文都市小說人物常見的生理疾病。面色蒼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滯、咳嗽哮喘, 是沈從文小說人物的肖像與面色。小說《三三》中那位極有錢財的城裡青年,「白褲白鞋」,「白白的臉」是一位癆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島的那位都市青年, 卻是整日神情憂郁的懷鄉病者(《鳳子》) ; 到青島海濱休養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腎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駿圖》)。沈從文頻繁地分析指認都市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他把患有各種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稱為「閹寺似的人格」〔11〕, 從而體現出作家對都市病態人生的厭惡, 甚至是某種賤視。
2、病態的心理。沈從文深感都市文化對都市人性的扭曲或異化。沈從文對「醜陋」的都市人性描寫,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紳士淑女」們和都市知識者身上。《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某夫婦》等作品活畫出都市「上流社會」紳士淑女們的虛偽人性。《紳士的太太》敘述一位身為國會議員的紳士、紳士的太太及另一紳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學歸來的少爺之間復雜微妙的感情沖突與糾葛。紳士瞞著妻子與別的女人偷情，太太出於對丈夫「負心」報復的心理支配，復與另一紳士家的少爺通姦，而這又是少爺與三姨太為隱瞞他們之間「亂倫」關系的必然結果，不久，少爺又宣布與另一名媛訂婚。在這群男女之間發生的只是一種無愛的情感與性游戲，人的兩性關系蛻變為純粹的動物行為，人之為人的感覺已經完全喪失。這個家庭表面一派溫情脈脈, 一派上等人家的風度修養,實質里, 充溢著毫無愧色的相互欺騙和放浪墮落。沈從文撕開紳士淑女虛偽的道德面具, 凸現出都市「道德」的虛偽與病態, 並以一種「類型化」方式擴大到都市人生界面。於是，沈從文的都市小說與他的鄉土小說相反, 不對人物作個性化細節化描寫,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碼和符號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稱人物,以類型化符號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個體特徵而顯現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質。
3、庸俗的人性。除了對「高等人」道德虛偽的揭示, 沈從文小說經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寫路徑, 展示著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說《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著妻子美美與同事有染, 面對不依不饒的妻子,「或人」只用虛偽的辯解和賠禮, 只花費少許錢為妻子美美買一副廉價的項鏈, 便平息了美美的憤怒。面對夫妻不忠的現實, 都市男子只花費一點點金錢一點點廉價的「誠意」, 便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這「誠意」與「項鏈」面前, 早已消除了憤怒與悲哀。在沈從文都市小說里, 丈夫多是虛情假義移情別戀的偽君子,女人則是輕易被金錢俘虜的性動物。沈從文把都市妓女與時髦女郎同視為金錢的動物,「她們要活, 要精緻的享用, 又無力去平空攫得錢, 就把性慾裝飾到愛情上來換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婦女也全是如此」。

三
綜觀沈從文的小說，人性是他表現的中心。他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裡獲得表現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與都市人性相對照中獲得表現的。沈從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都市人的人性的壓抑與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一個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療救。他的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沈從文憑籍一種鄉村道德理性來解剖繁復的都市人生，價值觀的單向度勢必損耗都市文化豐富內涵的多維性。人類文明在前進中總會善惡是非並存，好中有壞，壞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從文卻予以全盤否定，這使他的人性批判難以獲得整體的哲學文化理性眼光，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

⑹ 沈從文獨特的湘西情結是怎樣的

沈從文的湘西情結（一）

作者：芭蕉的往事 出自：放一片楓葉在書，我便記得過去 瀏覽/評論：83/0 日期：2008年4月13日 21:08
沈從文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他卻無時無刻不在自稱是「鄉下人」，他比任何作家都更加熱愛自已的故鄉——湘西。作為一位作家，最值得自豪的莫過於自己一部衷情的作品也能博得世人的叫好聲，沈從文把他最好的作品幾乎都獻給了它的故鄉，他的小說《邊城》、《長河》、散文《湘西》、《湘行散記》都是因為蘊含著深深的湘西情結而引起人們的共鳴。到底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能叫作家本人一生都為之魂牽夢縈呢？下面我就想對這個問題發表我自己和一些粗淺的見解。 關鍵詞：湘西 鄉土文學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苗，漢血統，生於湖南鳳凰縣一個封建行伍之家。沈從文從小受到私塾教育，自幼聰明的他卻非常頑皮，依戀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所以經常逃學，也甘心忍受小學老師和父母的責罰。1918年加入地方軍隊，從此踏入了他的從軍生活，他的軍人生活長達4年，1922年，沈從文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離開部隊，一個人前往北京，在忍受了一系列的困苦生活之後，他終於可以實現自己當初來北京時候立下的志願，尋找一條可以達成理想，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在文壇上幾經沉浮，創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開成了獨特的寫作理念，以下，我將從幾個方面來具體闡述他的湘西風格的創作理念，以此來解開他的湘西情結。

一、神奇的湘西土地給了沈從文以創作的源泉。

在前面我已經簡單扼要地講了沈從文的生平，那麼，湘西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我們就一起到他的故鄉——湘西去看一看。正像他的學生汪曾淇所說的那樣：「高爾基沿著伏爾加河流浪過。馬克吐溫在密西西比河當過領港員。沈從文在一條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其實，沈從文只是在二十歲以前一直生活在沅水上，那是一條養育了祖祖輩輩湘西人的河流，而沈從文生活的鳳凰城只是一個偏僻的閉塞的小城，這是一個苗民與漢民，山區與河谷，西部與東部有明顯沖突的地方，歷史上，漢人與苗人的沖突與斗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暴發以後，這里更加成為血腥的地方。不過，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把湘西描繪成遺世獨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充沛的樂土。沈從文並不是第一人，早在十九世紀， 湘西就以風景優美，中國山水畫家和文人墨客未曾點染吟詠過而贏得「中國的瑞士」的美稱，外國觀光者更把湘西推崇為揚子江流域中風景獨特的地帶，因為只有湘西這個地區在二十世紀還與外界隔絕。湘西的山不算高，然而蜿蜒流經其間的條條江水，卻像鬼斧神工的雕刻大師那樣，把它映射得千奇百怪，浸泡成一片碧綠。山中的岩洞，懸湍的激流，以及層出疊嶂插入平川時構成的景觀，足以使最富於浪漫的人也嘆為觀止。許多風景區至今遊人們還難於涉足於其間，因為苗民一般不願意漢人知道這些仙境。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仙境，據沈從文統計，城中共有一千多座碉堡，三百座營汛。一七九五年到一八O六年的苗民大起義中被血腥盪平一百年之後邊區的戰斗氣氛已被鄉村氣息所替代，原來山頂上星羅棋布的碉堡已經變成富有浪漫色彩的廢墟，，居住著戍族和他們的家屬的後人，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後，還有許多人仍可領取餉銀，今天憑高眺望，還可依稀「想見當時鼓角齊鳴，烽火報警的光景。」

這類有圍牆壁的住所除了為沈從文的小說提供富於浪漫的色彩的背景外，還把當地人象徵性地分為城裡人與鄉下人兩種。這就是為什麼沈老愛稱自己為「鄉下人」，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苗民，因為在當地，「鄉下人」不只是城鄉之分，還暗含的種族之分，在苗民被漢化的程度不斷加大之後，這種分別又成為文明程度的區分說法。

沈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既封閉卻又相對開放的地方開始的，沈家在當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對其先世很引以為豪，他的祖父沈宏富是前清的貴州提督。在當地算是非常顯赫的了。但是，正象所有人都會經歷的幾起幾落的人生一樣，雖然沈的家庭在其後已經沒落了，然而，在沈的童年時代，他的家庭仍然是一個小康之家。家中田地豐足，所以他的爸爸能把他們都送到私塾去讀書，沈在私塾中不好好讀書，卻對鳳凰城中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大自然中的種種新奇大感興趣。他甚至天天逃學，到各處去逛，但是，現在我們能從《從文自傳》中讀到，他並不是閑逛，正像後來我們看到的種種有關他的童年時代的分析來看，他的多彩多姿的童年時代是他的創作源泉，他之所以能在後來的作品裡把湘西生活描寫得那麼真切，那麼吸引讀者的目光，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對在縣城看到的榨桐油，做花炮的各種生產工藝非常感興趣。他每天上學要走很長一條街，路上他就有許多有趣東西可看。這些店鋪有磨針的，有做雨傘的，也有皮鞋店、染房、豆腐房、，豆粉店等。他還非常喜歡兩樣行業。就是磨粉和打鐵。讓他從小到老都流連難舍。 沈從文的湘西情結（二）

作者：芭蕉的往事 出自：放一片楓葉在書，我便記得過去 瀏覽/評論：86/0 日期：2008年4月13日 21:22
二、青年時代的軍隊生活磨練了他，湘西的片片土地更是他日後成為學者的沃土。

湘西對沈從文後來偏愛文學可以說是影響深遠，這片他熱愛的土地，給他的創作以無限的，但卻是有據可依的想像空間。因為沈從文從小生活在軍官之家，並非是書香門第，而且當時湘西地區的文化水平不高。沈從文14歲就離開了家，從此開始了軍隊的生活，在軍隊生活的幾年中，他始終輾轉於湘西，四川，貴州一帶，一直生活在蒙蒙睚睚的境地之下，他之所以能夠在以後的生活中熱愛文學，完全是一位姓文的秘書的功勞，是他，像劃過的流星一樣，驚醒了沈從文沉睡的生活，這位舊中國文人再一次在沈從文面前提供了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一個典型。文秘書一來到就穿了青緞馬褂各處拜訪，從軍官們眼裡看來，他是個很可笑的不合時宜的人。但他教沈從文要看報紙，還要看辭書。諄諄勸告沈從文好好讀書識字，說天下什麼稀奇古怪的事都能在書里找到出處。那時沈從文還叫做「岳煥」，他因為人機靈能幹，所以被提升為文書，能有機會和長官們在一起，一次，一位精通典故的上司問他的名字，他通報之後，這位上司晃著頭若有所思的說：「煥乎，其有文章？你就叫沈從文吧！」沒想到，他的這句話卻得到了驗證。

在沈的軍隊生活中，還有這樣很多值得回憶的人物。在沈的《從文自傳》中，他寫到了一些，所以，在沈的文學創作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類型的作品，這類作品記述的都是一些湘西軍隊中的小軍官，普通士兵，或者是更不起眼的人物，他們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中有著自己的一種喜怒哀樂，有屬於自己的一份生活，他們儼然是這動亂世界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棋子，有時任人擺弄，有時被人毫無憐惜的扔掉。我們可以在這些作品中看到，一談到軍人這項職業，甚至評說它對中國人民影響時，沈的心情顯然是矛盾的，他刻畫軍隊屠殺無辜老百姓的情景比同時代的左翼作家寫得更為透徹，更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他沒有由此引出結論，認為地方軍隊是造成中國社會崩潰的主要原因。他強度的是，社會性崩潰是掌權者的責任，禍首在於政客。他描繪的士兵形象都是無辜的。

何況軍營中彌漫著相親相愛的感情。而且，沈從文指出，士兵們能團結成一塊也靠中國那種土匪義氣。雖然沈從文經常嘲笑當兵這個行當，可他在嘲諷中卻仍然稱道他從軍人生涯中找到的這種有朝氣的。無政府主意的思想。

三、沈從文主要湘西系列作品簡析

1、沈從文描寫的有關的湘西生活的作品和他童年及青年時代的參軍歷程密不可分。主要的可以在《從文自傳》中找到，這部書在「1934年我最愛讀的書中」曾被老舍和周作人選中，可見它作為一本自傳體的書籍所具有的魅力，在這部書中，他只回憶了自己將近二十年的生活，從湘西生活的一點一滴開始，到他背著自己簡單的行李來到北京，處處都充滿了湘西神秘的傳說。那裡的人們都單純，善良，質朴，承傳著古代游俠的精神，他們在漢人與困苦生活的雙重壓力下仍不以為然，繼續著似乎是上天安排好的一份生活。1934年沈回到湘西探親，他將一路上的所見所聞結成一些雜記，實際上是他寫給妻子的信，後來取名為《湘行散記》。這本書與以往描寫故鄉的文章有所不同，它不僅懷著一種不可言說的溫情，更加了一份對湘西更加落後，更為貧窮的擔憂與無耐。整個湘西的精神世界的瓦解對他來說更是雪上加霜。他滿懷悲憤的寫下了《湘西》——《鳳凰》，其中揭露了種種造成家鄉貧窮落後的原因，由此能夠看出，他的心時時刻刻都牽掛的湘西。

1、還有一系列根據湘西古老傳說改編而成的小說，本來是要送給他的弟弟，起名為《月下小景》，《媚金，豹子和那羊》等，這一系列的作品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令人讀起來如夢如幻。

2、一些贊揚和謳歌湘西青年男女愛情的作品特別強度那裡人愛情的觀念，他們不講嫁妝，不講財禮，也不講門當戶對，講的是一顆真誠的心靈和一份執著的愛如《阿金》，《旅店》，《阿黑小史》，《三三》，《雨後》〈龍朱〉等

3、當然，最值得我們提起的是那部牧歌式的充滿浪漫情調的《邊城》，它不僅一如既往的表現人性與人情的美，而且近於完美，是他在1934年完成的，標志著其小說創作進入完全成熟的境界。此作品在美國、日本、德國翻譯出版，為外國讀者所傳誦。沈從文多數描寫湘西題材的作品，都帶有那種歷來的纏綿的鄉土情節，但《邊城》卻與其它篇目有著明顯的不同，作者曾告白讀者：「我准備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家庭生活並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點傳奇，一種出於不巧的痛苦經驗，一分從我『過去』負責所必然發生的悲劇。換言之，那種完美愛情生活並不能調整我的生命，還要用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情感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顯而易見，作者創作的緣故是出於對過去甜美生活的痛苦回憶。

作者所描繪的這個充滿了「愛」與「美」的天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他的故鄉，那裡人性皆真，人性皆美，人性皆純。由每個人所煥生的人性美，人情美，營造了這個世界。這些人又都是作者當年在湘西時所熟悉的人們，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他們的原形都在湘西，他們或多或少都有湘西人生活的精神在裡面，如果沒有湘西這片土地，就不會有《邊城》這部人性化的作品問世。作者特意在故事的發展中穿插了對歌，、提親、陪嫁、喪葬、賽龍舟等苗族風俗的描寫，構成一道鮮亮的風景線，使《邊城》具有獨異的鄉土文學色彩。特別是關於端午節風俗的描寫，幾乎佔了整個作品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說，這部作品是一首抒情的詩，一曲浪漫主義的牧歌。

整部作品是沈從文的湘西情結的升華，作品中的湘西世界與真實的湘西有著很大的差別，它體現了作者的創作理念，是作者的一種超現實的創作方法，它基本上建築在夢幻的基礎上。它包括了作者所說的創作中應該包含「社會現象」和「夢的現象」兩個部分。為了達到作者在藝術上的追求，沈從文在人物描寫方面，以關於動作、對話的白描與韻味發掘翠翠內心豐富的「潛台詞」；情節結構方面，以經緯交織、明暗結合的手法，衍生多變的波瀾，切合、烘托內在的情緒節奏；在鄉土風俗描寫方面，將人物的活動置於一幅幅風俗風情畫面上，形成了詩情畫意的意境；加上幾分童心話語的調色、敘述語言的抒情化等，構成了《邊城》詩一般清新俊逸的風格。

總之，《邊城》中各色人物表現出的仁厚、純朴的土性鄉風。加上美麗的自然環境，青山綠水，往來的船隻，彎彎的山路，吊腳樓支撐的茶峒小鎮，儼然是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

這也是作家一生都熱愛的故鄉——湘西！ 沈從文的小說之所以被稱為鄉土抒情詩 ,是因為他的小說的主體是湘西小說 ,他的創作觀念有著夢牽魂縈的湘西情結。他不僅以湘西為參照座標反襯出都市生活的惡濁 ,更重要的是 ,他把具有秀麗的自然景色 ,淳樸的鄉風民俗和醇厚的人性的湘西作為一種人生形式的象徵。他歌之詠之 ,實際上是在張揚他的理想的人生形式 ,他希望這種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能被現代人所利用 ,從而達到重塑民族性格的目的。
讀沈從文的散文，忘卻不了的是群峰羅列，如屏如障、煙雲變幻，積翠堆藍、白浪黑潭，清幽迷人；白鷺在稻田上幽雅地掠過、水車悠悠然踩著不變的步伐、石碾在屋檐下咕嚕咕嚕轉、吊腳樓苗家女臨溪刺綉、苗家鼓王揮舞著強壯的肩膀，在咚咚的鼓聲中歡慶豐收的喜悅……這一些富有湘西民族色彩的風景民俗，像一張張底片存在我的腦海里，已成為我生命中非常親切、熟悉的並且非常珍貴的一部分。她若水一樣地流淌，潮濕著我的心。沈從文是一個文字的智者，他用獨特的手法描寫了湘西民族色彩風景，他懂得如何去渲染這一氛圍，極似那拙者的畫筆，像那童趣的稚兒，塗抹出去分毫不用力道，出來的線條卻自然清朗；他又知曉如何去觸動讀者的心弦，幾乎白描的手法，不雜一絲議論在裡面，一個個字擺那裡，卻熠熠生輝。雖然故事不怎麼感人，人物那麼陳舊，但就在這不多的文字里，讓你去揣摩那時那地那人的心理，而予人更大的關注。這如水的文字，也便那般的奇妙。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他用這如水的文字不僅描繪了一幅幅綺麗多姿的湘西風情畫，還展示出湘西特有的風物：河街、碼頭、木筏、吊腳樓。記述了當地日常生活以及鄉風習俗：漂灘、呼號、放蠱、篩鑼。描寫了苗鄉水邊的人們：船主、舵主，煙販、女巫。這些民情風俗畫，若連起來，則是美麗而完整的長軸畫卷，我以為這更是一個大師心靈的情結。而這也正是沈從文之所以卓然迥異於現代文學史上諸作家的地方，亦即其獨特性之所在。汪曾祺在《沈從文的寂寞》一文中說到這種情結：「他的小說就混和著美麗與悲涼。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種更為愚昧的勢力以更為野蠻的方式統治著。那裡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簡直是離奇的。一個從這種生活里過來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裡，接受了五四以來的民主思想，轉過頭來再看看那裡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我以為汪曾祺的這個說法適於沈從文散文的。「我的作品浸透了一種『鄉土抒情詩』的氣氛，而帶著一份淡淡的孤獨悲哀，彷彿所接觸到的種種，常具有一種『悲憫』感」。[1]

沈從文先生從十五歲即開始在沅水流域隨土著軍隊過了五年的流浪式生活，他說他的智慧得之於沅辰諸水，他學會思索、認識美全是在水邊，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一條綿長千里的沅水，維系著沈從文先生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託，流波逝水中裹挾著沈從文先生揪心的情結——濃濃的鄉愁和對民族命運的憂慮，此揪心的情結遼遠深長，綿綿無盡。

沈從文又說：「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考，水對我有極大的關系。」[2]水較之其他物質更具天性，它是流動的，只適以疏導，強硬的堵塞只會使它泛濫成災或者乾涸無跡。沈從文作品裡的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具備了水的柔軟和強韌。在沈從文看來，水是一種高貴的美，同時也是一種樸素的美，至純至真。「水的德性為兼容並包，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離奇不經的事物！卻也從不受它的玷污影響。水的性格似乎特別脆弱，且極容易就範。其實則柔弱中有強韌，如集中一點，即涓涓細流，滴水穿石，卻無堅不摧。水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並作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於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載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3〕這是沈從文關於水的一個集中詮釋，作為一種精神化的東西，水這一物種已溶入他的血液，他對「神性」的贊美，對愛和美的追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外化在水的精神內涵之中，並提升到倫理道德的高度。沈從文鍾情於湘西山水，水作為生命之源，從自然深處流出，最終流入沈從文的信仰。「對於清澈的水的感覺，已牽連著原始信仰，催生了他的傑作。青山綠水盪漾著他的靈性。」〔4〕實際上，沈從文將健全的人生形式放到帶有原始特徵的文化環境中去表現，這是作者的睿智，也是作者的無奈。

在由鄉村山水和「抹布階級」構成的「湘西世界」中，沈從文從正面提取了未被現代都市文明浸潤和扭曲的人生形式。湘西並不遼闊，但遼遠而神秘詭譎。多山的土地深沉地藏卧在三省邊緣地帶；酉水和澧水橫亘崇山峻嶺和原始森林誕生了星羅棋布的土家人的場壩，吊角樓和古老的水車，山與水的融合，同時也誕生風流倜儻的土匪和作家。沈從文對湘西傾注了一種幽雅的體恤，這種體恤是對湘西男性精神的人性寬容，這種寬容自然也包含了由女性所激活的全部原始狀態。所以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野蠻但是優雅，《湘行散記》中寫道：「一列青黛嶄削的石壁，夾江高矗，被夕陽烘炙成為一個五彩屏障。」「四點左右，黃昏已逐漸腐蝕山巒與樹石輪廓，佔領了屋角隅。」「船停了，真靜。一切聲音皆為大雪以前的寒氣凝結了，只有船底的水聲，輕輕的輕輕的流過去，——使人感覺到它的聲音，幾乎不是耳朵卻只是想像。」……沈從文筆下的岩壁、石窟、碼頭、河道、漁網、船櫓、白帆、落日、雲影、暮色、薄冰……都微微敷了一層閑淡的色彩，悠悠地在宣紙上渲染、行走，畫面澄明、清澈、純稚、簡潔，到處罩著一層冬日裡爐火邊的暖意，就連當地水手的粗野對話，也顯得極具溫情和愜意：「牯子大哥，你怎麼的，天氣冷得很，大清早還趕來送我！」他鑽進艙里笑著輕輕地向我說：「牯子老弟，我看好了的那幅畫，我不想買了。我昨晚看過更好的一本冊頁！」「什麼人畫的？」「當然是仇十洲。我怕仇十洲那雜種也畫不出。牯子老弟，好得很……」話不說完他就大笑起來。我明白他話中所指了。「你又迷路了嗎？你不是說自己年已老嗎？」「到了桃源還不迷路嗎？自己雖老別人可年青……」 三十年代辰河的水手，長年與湍急的灘頭激流為伴，在浪聲哮吼中求活。惟一的樂趣便是小船泊到泥灘後，不再蜷伏在潮濕冰冷的船里，而是燒段爛纜繩，照著路，從跳板一端搖搖盪盪地上岸，直向河街頭走去，到吊腳樓暖被窩吃「葷煙」：河面靜靜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燈光也很少了，另外一處吊腳樓上，又有了婦人唱小曲的聲音，燈光搖搖不定，且有猜拳的聲音……這是沈從文 沈從文在創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樸民風、淡淡的鄉情，突出一種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極力探索下民的風雨人生，揭示人生規律。他的著筆點在渡口、碼頭、石板街、店鋪、石拱橋、山間人家、水上船民，這一切都是他在辰河、沅水邊逃學與從軍得來的。《鳳凰》是《湘西》散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開篇介紹鳳凰的山川形勢、民情物理和歷史沿革。從地域文化的特異性入手，讓讀者對鳳凰先有輪廓性的認識，在文體上著意古典雅緻，與當地歷史的蒼涼感暗合，互生激勵。這種歷史感的喚起，更促使人去了解湘西之現狀，與原有的印象相互證實。他用溫和的目光感受著辰河的水和山頭的陽光。山頭那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著他，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著他。「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隻，一切都那麼愛著，十分溫暖地愛著！」[5]愛著故鄉的草草木木光景聲色，沈從文筆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了淡淡的水彩畫，映照著故鄉的山水，也映照著自三十年代以來不斷湘西行的足跡。

《鳳凰》如水的優美文筆，彌漫著強烈的抒情氣息，但同時也蘊籍著深厚的悲涼與遺憾。悲涼是因為，沈從文越是感覺到湘西人文景觀中浪漫與詩意的一面，也越是洞察其中深掩的悲劇。寫蠱婆一節，沈從文總結道：「其實呢，這種婦人與其說是罪人，不如說是瘋婆子。她根本上就無如此特別能力蠱人致命。這種婦人是一個悲劇的主角，因為她有點隱性的瘋狂，致瘋的原因又是窮苦而寂寞。」還有寫兄弟二人因受婦人之誣，不得不以凄厲的形式決斷，又終至兄長殺妻的故事時，敘述雖然隱忍，言下卻悲憫昭然。而遺憾的是，沈從文雖然愛著鄉風民俗中這古典而詩意的一切，雖然努力地想要喚起湘西一地人民的信心，想要讓世人重新了解一個美麗而有潛質的邊陲小城，但他終究自己也沒有足夠的信心。他已經在心裡意識到，隨著時光的推移，隨著現代文化在中國的擴展，這自己所鍾愛的一切終將式微或消彌，而自己這些文字，不過是為它們做一個浪漫的記錄，同時做為一種美麗的終結吧。這種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損失，現在早已成為人類最深刻的困境之一，不知是否早為多年前的沈從文所猜中。

《湘行散記》這輯散文， 以還鄉為線索，既重投到暌隔16年的故鄉山水的懷抱里，享受回到童年的夢想，亦從山水中體認歷史變化和人事變遷。在嚮往著過去平靜朴實的生活形式的同時，也關心著故鄉人民受到外力的影響而喪失了善良忠實的品德。記事中常常摻雜主觀抒情成分。在寫人敘事上，或以陌生化的角度寫身世奇特之士，或以大篇幅的浪漫筆調寫秀美的景物。這一類用了「強盜一樣好大膽的手筆[6]」寫出的文字不但沒有給人「歪曲現實」的感覺，反而釀造出一般散文所罕有的自然、粗獷、逼真的效果。沈從文不斷以「過去」來說明「現在」，使人生經驗同眼前事物連成一體。「我」介入到每個細節之中，山水景物、人事瑣聞因「我」的思維和人格的參予而呈現出它們自然、朴實、優美的存在形態。

《鴨窠圍的夜》記述作者坐在河中一隻小船上，感受四野暮夜下的景色，讓周圍的碼頭、峭壁、吊腳樓、木筏、燈火、妓女的歌聲、巫師的鑼鼓、水手的喧鬧、捕魚的擊柝聲，人物的各種瑣屑的生活細節，交織為一幅充滿地方色彩的圖畫。這些景緻，以及人民生活中哀樂，彷佛與歷史無關，不因時間而改變，作者看到的是這恆久不變的地方特質的瞬息顯現，它同作者的感覺交流，塑造了他的人生觀，使他獲得智慧：望著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澈悟了一點人生，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上，新得到了一點智慧。的的確確，這河水過去給我的是「知識」，如今給我的卻是「智慧」。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隻，一切都那麼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我的感情早已融入這第二故鄉一切光景聲色里了。[7]

沈從文又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文章記敘作者遇到一個叫牛保的水手，這水手同吊腳樓一個妓女廝混一夜，早上天氣寒冷，不願下船。這件小事，又觸動作者以慣常的浪漫手法描述景色：「河岸吊樓上婦人在曉氣中銳聲的喊人，正如同音樂中的笙管一樣，超越眾聲而上。河面眾聲的綜合，交織了庄嚴與流動，一切真是一個聖境。」[8]。作者曾想給一個水手幾角錢，讓他遂吃「葷煙」的願。也曾在一戶人家屋裡烤火時碰到一雙放光的眼睛，「我幾乎本能地感到這個小婦人是正在對我懷著一點痴想頭的。不用驚奇，我們若稍懂人情，就會明白一張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臉，同一件稱身軟料細毛衣服，在一個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一種如何幻想。」屋裡是熊熊的柴火，主人沉默了，眾人也沉默了。沉默中，沈從文體會到了一點「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給那個小婦人什麼，也再不做給那不手一點點錢的打算了。我覺得他們的慾望同悲哀都十分神聖，我不配用錢或別的方法滲進他們命運里去，擾亂他們生活上那一份應有的哀樂。

「二十歲以前生活在沅水邊的土地上；二十歲以後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9]，有了這份故土的養育和滋潤，「我認識他們的哀樂，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們在那裡把每個日子打發下去，也是眼淚也是笑，離我雖那麼遠，同時又與我那麼近。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領味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態，卻用過去的一分經驗，接觸著了這種人的靈魂。」[10] http://tieba..com/f?kz=294820560

⑺ 論述題：以沈從文為代表的「邊地小說」與以施蟄存為代表的「都市小說」（新感覺派小說）在風格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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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世俗生活一飲一食的審美觀照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交融的狀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京派文本中文化主體性的由來。湘西被敘述成一個平靜而單純的世界，「一切皆為一個習慣所支配」，卻又充滿著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和羞恥的城市中的紳士還更可信任。」⑴沈從文描寫低賤中的誠實，天真中的熱情，人們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中，尊崇一定的社會禮儀和既定的風俗，形成質朴、誠篤的品性，而這些品性又通過湘西人物一飲一食的世俗生活呈現出來。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人物具有悠然的處世方式，在極其的自然狀態下享受世俗生命和日常生活，從而在文本中呈現世俗化的審美傾向。

在沈從文《邊城》視角的小說文本中，人情美體現在湘西世界的一飲一食中，從對於日常生活和生活細節意義發掘中，體現出敘述者對於現實生存的入世情懷與一種在世俗生存中尋求超越與永恆的情懷。《船上岸上》是對於辰水船上和岸上生活的追憶，伴隨著對於船上岸上吃食和風俗的體驗與實踐，我們回憶各自的故鄉和故鄉的親人。《連長》中，飲食娛樂仍然是無戰事的行伍生活中的重心。在《入伍後》中，敘述者則明確地說，不是為了大吃大喝，誰想離了有趣的家鄉？⑵在開篇就提到了部隊在砦里四五天的大吃大喝。最初的行伍生活並非是乏味的立正稍息，而是所謂一切有趣味的事。在放肆地像一匹小馬一樣的生活中，經過半年時間，學會了泅水、唱山歌、上山攆野雞，這些娛樂成為生活的中心。而看管犯人的夜間工作的興趣在於豐盛的夜飯，燒雞鹵肉、酒、油炒飯誘人的香味，在追憶的敘述中仍然散發著青春時的味道。正是在這種有趣味的生活中，看守們和犯人二哥之間建立了一種要好的關系。這種要好體現在每夜的宵夜總為他留下一份，而二哥則以講述鄉下打野豬以及用葯箭射老虎的事作為回報。當這一切隨著二哥的被害結束後，伴隨著這種有趣的一飲一食的生活就煙消雲散了。在《三三》中，圍繞著三三母女的日常生活展開敘述，吃米飯同青菜小魚雞蛋過日子的三三，換幾回新衣，過幾回節，看幾回獅子龍燈，就長大了。這種日子卻因三三母女平靜中的堅韌和單調中的情趣，生發出一種世俗的靜穆與安詳。同樣，在《邊城》中，守著渡船的爺爺和守著爺爺的翠翠，同樣安於平靜單調的生活。端午節看龍舟與儺送的邂遇，對於天保的拒絕，和對於山歌朦朧的會意，包括翠翠的身世、天保和儺送的消失，都是作為一種偶然性存在，真正存在於翠翠和爺爺生活中的是為人擺渡的營生，在風日晴和的天氣，無人過渡時，坐在門前大岩石上曬太陽，看黃狗銜木頭，最後不可避免的是爺爺的老死和翠翠的孤獨無依。在小說文本中，最具有審美觀照的是祖孫二人安命樂天，認真對待渡船和與渡船有關的一切人和事，在無所求的鄉居生活中，體現出對於生存和生命本身的重視。與此同時，和祖孫二人相聯系的船總和楊馬兵等，無一個不是認真過活，踏實做人，尤其體現在爺爺死後的對於喪事、渡船和翠翠的安排上。這種即便在人生最悲痛的時候，仍然理智地將自己放置在現實人生中的生活態度，是世俗的；同時，又由於是一種無功利的入世的姿態，獲得了某種審美的超越。同樣，古樸的湘西風俗也自然地呈現在世俗人生的具體過程中，比如對於鬼神的信仰，可以喊觀音為干媽，拜老和尚為乾爹，甚至於拜偶像、拜石頭、拜樹木、拜碑、拜橋梁、拜屠戶的桌案，拜豬圈中的母豬，凡是東西幾乎便可以作乾爹干媽。同時民間娛樂古樸文化，比如敬神及謝神為目的的社戲、賽龍船和朝佛進香等等，這些都是作為世俗生活的具體組成部分，是現實人生的方式，同時又在敘述主體的敘述中被賦予了文化的與審美的觀照。

這種對於世俗生活的關注與對於這種世俗生活審美超越的追求是與中國本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念一脈相承的。「所謂天人關系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宋朝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這四個字，他說自然界也是客觀實在的，人也是客觀實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觀實在的，彼此合成一個整體，就叫「天人合一」。張載用八個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與」，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類萬物的父母，人類萬物都是天地所產生的。民胞物與，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夥伴、朋友。張載認為，人是自然界產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許多動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時存在的，應該愛護他們。」⑶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但是自然不是作為人的認識對象，而是與人的本性、生命活動和生存方式相聯系，所以這種天人合一更多地追求自然與人契合無間的一種精神狀態。所以在沈從文的小說中自然、自然的生命活動和自在的生存方式成為敘述的對象，在這種敘述中隱含的是對於自然與人契合無間精神狀態的體驗。同時，由於中國式的天人合一都是重人生而非重認識的，所以無論道家還是儒家，「合一」的內在精神或要旨均不在人，落腳點都是人生、人事。⑷這種重人生人事，更進一步體現在對於現實世俗生活中和具體生存快樂中對於超越的追求。「『體用不二』正是中國哲學特徵『天人合一』的另一種提法。天不大而人不小，『體』不高於『用』，『道』即在『倫常日常』『工商耕稼』之中，『體』『道』即是『倫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不離開倫常日用的人際關系和經驗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驗、無限和本體。本體、道、無限和超越即在當下的現象生活和人際關系之中。」⑸沈從文在湘西世界的一飲一食的倫常日用中，發掘出對於生存本身的超越，這種審美本身又成為文本所追求的無限、本體和某種類似於信仰的永恆。在這里，如果抽去沈從文湘西世界中對於世俗人生的肯定和有關世俗一飲一食的描述，就無法體現出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而正是在這種對於世俗生活審美觀照下的人情美的敘述中，才會產生出《邊城》一類小說文本的想像空間和這種想像空間帶來的多種寓意。

（二）對於現實世俗生活中精神和諧的追求

中國人的審美是可以發生在人倫日用和日常倫理之中的，尋求的是一種人倫的中庸適度和人倫的和諧。中國式的天人和諧包括儒家的「以天合人」和道家的「以人合天」，同時在講人倫的基礎上，也講個人的人格尊嚴。這是儒家、道家的一個特點。儒家認為臣民有人格尊嚴，即孔子「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說人的生命很重要，可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嚴，故儒家有一個傳統，就是「士可殺不可辱」。孟子提出每個人都有他內在價值，是絕對不能剝奪的，內在價值的內容就是道德覺悟。道家更強調個性自由，道家在對於現實的不自由狀態進行否定之後，通過「心齋」「坐忘」等來泯物我、同死生、趨利害、一壽天，達到道家的「以人合天」。對於「合」，其實是「和」——對於和諧的追求是儒道的共同追求。在沈從文湘西世界的文本中，仍然是追求一種人倫的和諧，只是這種人倫的和諧在傳統的基礎上已經被賦予了新價值。其實湘西世界的人倫和諧呈現出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即在對於世俗生活一飲一食的關注中，卻抽去了這種世俗生活內在的儒家人倫關系法則，傳統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五倫和諧，重人倫，強調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人倫關系裡邊，遵守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倫的標准，當然這種人倫關系帶有不平等性。但是在小說文本極其入世的一飲一食的敘述中，每一個生活在湘西世界的個體卻是自由獨立的，可以在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下，保持個人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比如《夜漁》中的五叔，《往事》中的四叔，《會明》中的會明，《堂兄》中的堂兄，《更夫阿韓》中的阿韓，《邊城》中的老船夫。更不用說那些身體強健的水手、士兵和軍官，以及吊腳樓上年輕的妓女，即便是作為弱小者和最天真者出現的三三和翠翠，也是在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中生長著自己的人格和天性，同時在一飲一食的生存中，具有相當的自主意識和決定權。在這個世界中並沒有儒家宗法社會的倫常規范與這種規范下的不平等。正是這種個體的自由狀態和對於這種自由狀態的滿足和體驗構成了湘西世界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某種倫理的和諧，似乎只有不可知的命運才能改變這種和諧。如果說，這種自然的狀態是道家追求的理想，那麼道家對於現實的決然否定，又如何能夠解釋湘西世界中的人物那種對於現狀的滿足和對於生存本身的入世情懷？如果將這種現象完全歸於邊地少數民族特異的稟賦和淳樸的民情風俗，又無法解釋小說文本中提供的儼然是漢民族文化中所追求的倫理的和諧，在《邊城》中，爺爺、翠翠、船總順順、儺送、天保乃至渡船的過往行人，都是受傳統道德濡染的人，那種重義輕利、守諾自約和達觀向上的精神所支撐的，的確是儒家修身立人和道家豁達向上人生觀的體現。在這里，就需要認識到：這種湘西世界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是一種想像中的現實或者說是在現實基礎上的想像。在對於少年時期軍旅生活的追憶中，作家現代都市人的文化心態和對於現代個體的感性體驗滲透進對於湘西的敘述，所以在追求整個湘西世界的和諧與靜美的同時，他賦予了人物一種現代感性主體對於飲食、男女和一切世俗生活正當的趣味和要求，並且讓筆下的人物自在地享用感性生命和對於感性生命的體驗，並在這種體驗中實現平和安樂的倫理和諧的追求。⑹而本土文化中的感性主體觀又在審美的層面上讓沈從文獲得敘述主體的合法性，所以，他又將這種絕對是現代個體的感性體驗停留在倫理的層面，沒有去探討對於「人」本身的理性與感性的認識。（沈從文更願意從負面來探討現代人對於世俗生存的認知，這在他的一系列的都市小說文本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湘西世界所提供的對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整體的直觀的審美的體驗替代了對於人本身的認識，即沈從文強調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⑺，或稱為健全的「生命」形態，因此在對於人生、人事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觀照中和本土文化的思維方式暗合。沈從文用一種混合了儒家對於人倫日用的審美觀照、道家對於生命自然狀態的追求，甚至是用邊地少數民族的民情風俗作為敘述的道具，去表達現代人對於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種審美觀照。從某種程度上說，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得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精髓，因為儒墨老莊以及佛教禪宗都極端重視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要求在現實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寧和幸福，即「中庸」。在人生快樂中求得超越，這種超越既道德又超道德，是認識又是信仰。它是信仰、情感與認識的綜合統一體。實際上，乃是一種體用不二，靈肉合一，既具有生活內容又保持感情形式的審美境界。審美，而不是宗教，成為中國哲學的最高目的。⑻

（三）風俗層麵包裹的現代感性主體

不可否認，沈從文小說文本中關於男女的性愛關系，大多是直接的性關系，呈現的是原始自然狀態的人的單純欲求。在《船上岸上》、《雨後》、《柏子》、《四連長》、《說故事人的故事》、《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等等文本中，體現出來的是都是對於自然的「鄉下人」順乎感性需求的情愛觀的肯定，男女之間的真情是基於生命本能的情愛，而不是所謂的世俗的婚姻關系。問題在於：這種性愛觀是如何不被當時的讀者和論者所反感，這種對於「自然情慾」的剖白反而被歸為人性美的描述？這里暗含著一個將西方浪漫主義自由和放縱的情愛觀轉換成為中國一個閉塞地區民情風俗的過程，是將現代個體的性愛觀風俗化、倫理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在閱讀文本的時候，應該意識到敘述者實際上深諳現代人感性主體的慾望自覺和現代人對於這種慾望的發現。敘述者對於敘述對象所謂基於生命本能的自然人性的觀照以及這種觀照所暗含對於率真、雄強人性的呼喚，就深深打上了現代人感性主體觀的烙印。

比如，《船上岸上》中，連長在軍人的職責之外，不忘記履行飲食和男女的義務。坐在婦人家的火塘邊，用栗子下本地的燒酒，做著溫柔亦是野蠻的事，無論是離還是合，對於這種醇酒婦人的一個個良宵的享用，是無論貴賤的。《雨後》中對於男女情事的敘述除去自然景物的背景，實際上可以和新感覺派郊外野合的場景相比較。同新感覺派理性地安排現代都市人在郊外野合和野合的雙方也明確自己身體慾望不同，湘西世界的敘述者盡管非常理性地明白主體人對於身體的慾望，卻更願意描述一對自己沒有自覺到自己在做什麼的男女，即自然地做著自然的人事的男女。在一種自然狀態下，被描述的感性主體獲得對於身體與慾望的滿足替代了感性主體對於身體和慾望本身的發現。在這里，四狗和女人所做的事就是身體的享樂，因為這種遠離塵囂的原初自然狀態，這種滿足身體和慾望的行為，流露出的是野地山歌式的民俗風情，所謂世俗性的享樂也就在這種濡染了民情風俗的氛圍中變成了一種人性美。這種對於慾望和慾望滿足的描寫只有在被風俗化之後，才獲得了某種敘述的合法性和審美的視角。與此同時，對於人的感性主體的欣賞和表現也必須隱藏在古典時代的風俗之中。《柏子》中，水手不計算來日的及時行樂，賣氣力賺錢之後，大大方方地嫖女人，玩牌賭錢，絕對是為了滿足自己感性的自然欲求。小說仔細描畫了水手和女人之間的調情和那種泥腿繞著紅綢小腳的努力，身體的慾望在這里絕對是第一位的。但是，在關於水手和娼妓的靈肉關系中，小說試圖發掘的是水手那種旺健的生命力，由於是一種誠實的勞動和認真的生活態度，嫖妓也就被賦予了健康和明朗的格調。當敘述者用一種絕對認真的態度描述辰水上水手不知憂愁，單純簡單的享樂生活，並且暗示這種生活是一個地方的習俗和風氣的時候，感性主體的自然欲求被習俗化，也同樣獲得了一種審美的維度。在《蕭蕭》中，蕭蕭順應自己生命本能的行為解構了童養媳的非人性的婚姻制度，而且這種解構不同於一般作品之處在於：原本應該被處罰的越軌行為，卻因為蕭蕭生了一個男孩，暗合了當地的某種風俗，而讓蕭蕭有了一個不算太壞的結局。同樣這種越軌的性愛行為也得到了一種默認，從而使得小說中的性愛獲得了一種風俗層面的合法性和審美觀照。《媚金?豹子與那羊》中，首先設置了邊地苗民的風俗背景，暗示這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故事，但是在小說中又明顯地提示出，1928年和中國上海是敘述這個故事的時間和地點。在媚金和豹子的誤會中，最關鍵的因素是豹子對於傳統風俗中初夜儀式的重視，這種對於儀式的重視，導致了最後的悲劇，但是在這種悲劇中呈現的是對於情愛的忠貞和剛強。故事所表達的風俗的確是遠古的，對於苗族王子的浪漫敘述卻是一種現代人對於健全人性的呼喚，自然的人性和對於這種人性的及至——情愛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本質和生命的終極。這些似乎又沾染了西方浪漫主義的余緒，和西方浪漫主義高昂的理想主義不同，在沈從文的湘西傳奇中，始終彌漫著淡淡的憂傷，其中傳達的是作為現代個體對於性愛的理想——率真、雄強的渴求，和這種性愛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實現的失落感。

所以對於沈從文小說鄉土社會中的性愛主體，我們把握其在性愛過程中所體現的自然狀態的性關系，肯定其所表現的自然的人性美時，還應該意識到原始風俗層面所包裹的現代感性主體的感性體驗，這正是沈從文對這一問題的獨特視角和本土化的巧妙處理。京派文人的不顯山不顯水，又處處顯山顯水的前衛性也表現在這些地方。

同時應該指出沈從文所營造的是虛實相間的湘西世界。中國人的審美態度和感悟的特徵密不可分，「中國詩學又是一種感悟的詩學。中國詩學的本原性原理都是以心居中，來講詩言志、詩緣情，用心去反映、去統攝、去形容世界的萬象，從而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由心然後通到詩的心理學通道，顯然和古希臘的模仿說通道是不同的。因為古希臘的詩學受史詩、戲劇的影響和啟迪，主張人和世界的二分，分離而模仿之。如果我們承認模仿說是西方詩學的核心遺產的話，那麼中國詩學的第一關注點就不是模仿，而是把世界看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不主張做戲式的、多見人工斧鑿的模仿的一種詩學。」⑼由這種感悟特徵又帶來中國詩學虛構、非虛構與非虛構、非非虛構相互印照的特點，因為西方「虛構」這個概念，也是不能原封不動的用來解釋中國詩學。因為中國詩學體現出來的神思和韻味，既是虛構的，也是非虛構的，既是非虛構的，也是非非虛構的；而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結合的。雖然中西詩學之間還是有許多可以溝通的地方，可是對詩生成的特殊心靈通道和第一關注點的差異，決定了東西詩學各自不同的品格和特質。⑽

沈從文以一個寄居都市的「鄉下人」的獨特視角去體味和感悟生命與生命的存在方式。他說「有人用文字作人類行為的歷史，我要寫我心中和夢的歷史。」⑾沈從文通過感悟的作用，用心去反映、統攝、形容湘西世界的具象，將自己所敘述的湘西世界看成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境界。由此，這個湘西世界就具有了中國式的神思和韻味，既是虛構的，也是非虛構的，既是非虛構的，也是非非虛構的，是一種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文本世界。因此，在用西方的寓言詩學分析沈從文的文本時，要注意中國式的感悟詩學所營造的神思和韻味與西方的虛構不是相同的概念。沈從文用感悟方式營造湘西邊地的民情風俗和倫理的和諧，巧妙傳達的是現代個體對於人的感性、人的感性自由的真實認知和企盼。想像的湘西世界是在世俗倫理的層面上生發的審美超越與想像，因而她就包含了雙重的因子，既是對於本土文化的延續，又是站在當時時代的文化視角上，用本土文化的形式去包裝現代主體的感性經驗，從而使得京派出入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給現代性提供不同的異質面相。

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小說文本呈現出一種文化主體性，即通過對於世俗生活的關注與對於這種世俗生活審美超越的追求，將現代人的感性認知加以倫理化風俗化，並在一種新的人性維度上，追求一種群體性的倫理和諧。盡管京派作家的具體敘述對象不同，但是整體上「顯現的是鄉村中國的文學世界，提出了他們的鄉村敘述總體」。⑿除了沈從文的湘西世界，還有廢名黃梅故鄉和京西城郊世界，廢名小說在禪化的世俗生活中，呈現出的鄉村風俗之美與人情美以及人物獨特的人生態度和體悟生命的方式；蕭乾北京城根籬下的世界，蕭乾小說在童年視角中城市下層人物的自愛、自重，仍然體現出對於敘述對象的「審美的距離」；林徽因以大家閨秀身份卻追求對於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樣式的審美靜觀；凌叔華「圓潤和柔婉」人生抒情所表達的是一種「優美」。⒀京派作家的人生方式和藝術方式是一致的，「沒有鄉願的『教訓』，沒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點屬於人性的真誠情感，浸透了矜持的憂郁和輕微瘋狂，由此而發生種種沖突，這沖突表面平靜內部卻十分激烈，因之裝飾人性的禮貌與文雅，和平或蘊藉，即如何在沖突中鬆弛起束縛，逐漸失去平衡，必須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後，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時間流注，生命亦隨之而動與變，作者與書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像的繼續中，或在事件的繼續中，有極端紛亂終於得到完全寧靜。」⒁沈從文強調人性的平衡狀態，即和諧狀態；強調生命的變動和這種變動中的寧靜，即是追求一種變中卻保持審美態度的人生方式。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最能代表京派藝術追求和審美趣味，《邊城》一類文本所體現出的對於鄉土社會群體人倫風俗的追憶和這種追憶中蘊涵的現代體驗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體現出中國審美現代性的文化主體性特徵。所以，與西方的重設感性的生存論和價值論，奪取超感性過去所佔據的本體論位置不同，中國式的為感性正名，是在中國傳統的感性主體觀的基礎上，在一種混合了儒家對於人倫日用的審美觀照，道家對於生命自然狀態的追求，甚至是用邊地少數民族的民情風俗作為敘述的道具，將現代人對於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審美觀照倫理化風俗化。

京派小說文本的審美追求更加符合中國人對於倫理的追求，即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必須符合和諧的倫理要求。同時，京派小說文本將西方的感性主體觀有關人的感性體驗加以倫理化、風俗化，從而尋找一種對於人的感性主體與自然、與社會相和諧的中庸的人生態度，或著說尋找一種更加本土化的審美的生存方式。從作家的角度來說，藝術在此的確獲得了一種代替宗教的功能，但是他們賦予藝術的是中國式倫理的功能。因此，對於以文化主體性為特徵的京派小說文本來說，並不具有西方式的游戲式心態以及這種游戲式心態所體現的審美態度。京派的文化主體性體現出的是中國本土化的審美態度，體現出中國文化是倫理文化的特質,這也是中國現代性特徵與西方現代性特徵的迥異之處。所以，京派小說文本對於鄉土社會的視角，其意義在於消解西方現代性所理解的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有關進步的整體性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京派小說文本中對傳統倫理的審美性以及對這種審美性的改造一並成為對現代性內涵本身多義性的暗示。

註解：
⑴《邊城》，《沈從文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⑵《連長》，《沈從文文集》第二卷。
⑶第15頁，《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新論》，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⑷第56頁，《天人合一——中華審美文化之魂》，主編朱立元，副主編王振復，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⑸第313頁，《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⑹論文認為作為自然狀態的邊地少數民族的風俗，在現實狀態下可能是一種未開化的蒙昧狀態，不可能產生出類似於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審美性。所以，不能將小說文本中虛構的湘西和現實的湘西混為一談，而去談論所謂自然人蒙昧的真實狀態對於現代人理性的虛偽狀態的比較。
⑺《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
⑻第324頁，《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⑼第48頁，《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錄》，楊義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⑽同上。
⑾《水雲》，《沈從文文集》第十卷。
⑿第314頁，《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⒀第367頁，「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第八章，見《楊義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⒁《看虹摘星錄——後記》，《沈從文文集》。

⑻ 沈從文的小說主要的取材是哪方面

沈從文小說的取材主要有兩種：
一、對理想人性和人生的追求：湘西題材小說。
沈從文的湘西題材小說展現了兩種人生形式。
1.現實的人生形式。
《柏子》《蕭蕭》《丈夫》《會明》等小說以獨特的視角展示了湘西底層人民古樸和諧、樂天安命的生存狀態和自在無為的人生形式。這種生活既是庄嚴的，又是悲涼的。
2.理想的人生形式。
在《邊城》《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說中，表現了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呈現出牧歌式的「邊城」世界。
湘西世界
沈從文小說的主要貢獻是他創造了一個特異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鄉下人的視角，來贊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樸和風俗的古雅。並以這樣一個世界來觀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認為是丑惡的都市社會。因此，沈從文的小說同30年代主流文學以階級、階層的觀念分析考察社會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視角，通過兩種文化的對峙來表達自己的文學理想。 湘西邊民社會生活的描寫，貫穿著沈從文對不同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態的表現和探求。沈從文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其全部著作所負載的內容就是對"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而這種健康、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不管是故鄉還是人生，一切都應當美一些！丑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愉快，也無令人由痛苦見出生命的庄嚴，產生那個高尚情操」
「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個無形無質的『社會』壓抑下，……直接游離成為可哀的慾念，轉入夢境，找尋排泄，因之重新得到調整，見出穩定。這雖不是多數人必經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發展的一種形式，且即生命最庄嚴一部分。」 二、對都市醜陋人性的描繪：都市題材小說
《紳士的太太》（兩性關系）、《大小阮》（義利取捨）、《八駿圖》（自然生命活力）著意於表現都市上流社會的病態，反映都市上流社會人生的道德墮落、人性扭曲和生命衰頹。
藉助於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風余韻，沈從文創造了富於浪漫情調的人性世界，情慾世界。
在湘西人們朦朧的宗教意識中，對於「跳儺」一類宗教性活動，心理與其說是宗教的，不如說是審美的：對於人間的美的追求，對於人性滿足的追求，瘋狂中表觀的是人性的飢渴。
兩個「互相參照的世界」，兩種文化相互發明，每一種後面都隱藏著另一種：「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態，而「湘西文化」則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現出病態。尋找和發現「對立物」，也有可能成為一種審美創造的動力。

⑼ 沈從文的作品展示了「兩個文學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個是

沈從文的作品展示了「兩個文學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個是「湘西世界」。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苗族湖南鳳凰縣人,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沈從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從文子集》等30多種短集小說集和《邊城》、《長河》等6部中長篇小說。
從小說的體裁來看沈從文的小說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回憶往事類如《在私塾》、《福生》、《懷化鎮》、《連長》等；
二、記敘類充滿生命力的邊地風俗或生活場景的如《山鬼》、《龍朱》、《柏子》等；
三、人物描寫類如《丈夫》、《菜園》以及代表他最高成就、藝術上也最為成熟的代表作《邊城》等。
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習作選集代序》)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大多都是以湘西的風土人情、社會風俗為主體以濃郁的鄉土意識為主導思想，寫湘西社會古樸的人情美、人性美比較生活化，而且他的小說語言簡朴易懂句式簡潔明了，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展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彩。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沈從文不管走到哪兒，都堅持自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鄉下人，毫不做作，他以自己是一個鄉下人為驕傲。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湘西人,一個鄉下人的視角,來贊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樸和風俗的古雅。並以這樣一個觀點來進一步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認為是丑惡的都市社會。因此,沈從文的小說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學以階級、階層的觀念分析考察社會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視角,通過兩種文化的對峙來表達自己的文學理想。
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其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中獲得表現的，而都市題材下的上流社會「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