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短篇小說

『壹』 「山葯蛋派」的代表作家是

中國的當代小說流派分為荷花澱派、茶子花派、山葯蛋派等，各個流派代表作家眾多，山葯蛋派的代表作家都有趙樹理、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這些作家都有一個重要特點：他們都土生土長在山西農村，有比較深厚的農村生活基礎，所以山葯蛋派又稱為山西派。

胡正

胡正

胡正是山葯蛋派的代表作家。短篇小說《七月古廟會》《兩個巧媳婦》，是同時代的農村題材小說作品中，公認的優秀之作。長篇小說《汾水長流》，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壇長篇小說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廣大讀者中產生過極大反響，為中國當代文學流派山葯蛋派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被稱為"西李馬胡孫"，他們是山葯蛋派的五位主將，是山葯蛋派的代表，趙樹理是山葯蛋派的創始人，他們運用山西農民的語言，創作的都是農村題材，散發著濃郁的鄉土風味。

『貳』 西戎的人物生平

作家西戎原名席誠正，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的故鄉山西省蒲縣西坡村有三四個青年離家尋找出路，唯有席誠正一人投身中國共產黨。席誠正的「席」，與西坡村的「西」諧音，所以席誠正以西戎為筆名。西戎十分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於1989年秋季專程回蒲縣舉辦創作講座，以提高家鄉文學愛好者的創作水平。他還經常借本縣東岳廟會期間回家鄉，為廟會題聯、作詩、書法，以繁榮蒲縣文化。
西戎1935年於蒲縣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臨汾省立第六中學，因家中變故輟學放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了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1938年4月參加蒲縣犧盟會工作團，從事抗日宣傳活動。隨後轉入新軍決死二縱隊所屬呂梁劇社，以文藝演出活動宣傳抗日。1940年5月加人中國共產黨，12月隨劇社赴延安，在魯藝附設的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和部隊藝術學校學習。1942年派到八路軍一二O師劇社編輯股任幹事，開始文藝創作，寫出第一篇小說《我掉了隊後》。1942年秋天，在晉綏根據地文化工作隊，從事文藝宣傳工作。
1944年參加晉綏邊區紀念抗日七周年「七七文藝獎徵集活動，與人合作編寫的秧歌劇《王德鎖減租》獲甲等獎。同年8月調《晉綏大眾報》任編輯。1945年6月與馬烽合著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在《晉綏大眾報》連載。並印刷成書向國內外發行，影響深遠。除此還創作了一批小說、散文、劇本等。1949年4月任《晉南日報》記者，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年底隨軍南下在四川成都創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隨後又調《川西農民報》社任社長兼總編輯。1952年調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任副組長，從事專業創作，有《糾紛》、《麥收》、《宋老大進城》等作品，1955年調回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作協山西分會副主席、《火花》雜志主編，業余創作了《燈芯絨》、《賴大嫂》等一批優秀小說。文革時期受到迫害曾下放到運城西膏腴大隊勞動。1975年恢復工作，任《汾水》雜志主編。文革後歷任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山西作協名譽主席、省老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山西作協主席、省文聯副主席以及山西省人大常務委員等職務。在此期間創作有《春牛媽》、《在住招待所的日子裡》等小說和《叔伯兄弟》等電影劇本以及大量散文。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稱號，1993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離休。離休後筆耕不輟，2001年1月6日病逝於太原，享年79歲。 西戎6歲時入初級小學讀書，作文成績突出，除完成課業外，喜歡聽書場說書人說書，愛看戲劇，這對於他後來走上文藝創作道路有著一定的影響。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縣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住在縣城當教師的堂兄家就讀。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學時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西戎課余閱讀了大量魯迅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滸傳》、《西遊記》等古典小說。魯迅關於故鄉的描述，尤其是《社戲》中的情景描寫，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說中關於人物性格的刻劃，讓西戎領略到了文學的魅力。兩年後他高小畢業，考中了設在臨汾的省立六中，卻因家境窘困，無法再入學讀書，成了一個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戰爭開始，由作家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蒲縣宣傳抗日，對西戎產生了極大影響。不久，16歲的西戎參加了抗日救亡團體犧盟會，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於他有文藝特長，被分配作文藝宣傳工作，半年後轉入呂梁劇社。1939年底，西戎隨呂梁劇社到了延安，進行短期業務學習。他們駐在魯迅藝術學院所在地橋兒溝，於是，能夠旁聽魯藝的課，並接受魯藝老師的輔導；能夠觀看魯藝等文藝單位的演出和電影，這對西戎來說，是一次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的機會。只是這次機會僅有五個月，之後就回到晉西北，繼續從事文藝活動，並經歷了反掃盪戰斗。1940年冬季，共產黨的上級組織再一次安排呂梁劇社赴延安學習。這次學習，在西戎的人生與創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中國國內第一次文代會，之後，即隨解放大軍參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戰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籌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一年後又調任《川西農民報》總編輯。他用多年辦《晉綏大眾報》的經驗來辦《川西農民報》，把報紙辦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後來歸隊到了四川省文聯，任創作部長兼《川西文藝》主編、《川西說唱報》社長，培養和發現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學新人。繁忙的工作之餘，他仍然擠時間寫作，有小說《查夜》、《秋收季節》（與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記》（與陳謙合作）以及幾篇散文、評論問世。但是，他感覺由於生活環境不同於山西老家，語言不同，很難得心應手地體驗生活並寫作，因此而陷入苦惱中。他把這種苦惱寫信告訴了在北京的老戰友馬烽，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況轉告了時任中央文學研究所負責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於1952年11月把西戎從四川調到北京，任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副組長，主要是從事創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陽縣深入生活，兼任縣委副書記，在賈家莊村蹲點搞合作化擴社試點工作。
通過深入生活，西戎寫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說，包括：《糾紛》、《一個年輕人》、《麥收》、《宋老大進城》、《蓋馬棚》、《行醫事件》等。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創作中，佔有著重要地位。從內容上看，涉及到了許多農村的重大問題，是建國初期中國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比如《糾紛》表現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一個年輕人》講述的是傳統觀念與新思想之間激烈沖突的故事；《麥收》突出了如何處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進城》表現的是實現農業合作化後農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變化；《蓋馬棚》和《行醫事件》則反映出幹部在農村工作中需要改進的作風問題。
《山葯蛋派與三晉文化》
通過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覺到繼續在北京工作，與自己熟悉的山西農村畢竟有距離。於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副主席，兼《火花》文學刊物主編。這段時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編輯工作上。從1956年初籌辦、10月出版創刊號，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餘年的時間里，他盡職盡責，廣泛組織稿件，除了對准備發表的作品認真審閱、修改外，還閱讀大量自然來稿，從中發現有潛力的文學人才。對於許多來編輯部的青年作者，他總是耐心輔導。在他和編輯部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發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達到12萬份，成為中國有很大影響的文學雜志之一。《火花》辦刊十年，為推動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推動山西的文學創作，培養青年作者，尤其是對於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完成刊物編輯工作的基礎上，西戎選擇了永濟、運城等地作為下鄉體驗生活的地方，獲取創作素材，陸續寫出了小說《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親家》、《女婿》、《兩澗之間》、《一頭騾子的故事》、《燈芯絨》、《冬日的夜晚》、《賴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崗位》、《豐產記》等；獨幕話劇《圈套》，電影文學劇本《興業春秋》(與李逸民合作)，多幕話劇劇本《青春的光彩》和長篇報告文學《在榮譽面前——植棉能手吳吉昌受獎記》等一批優秀作品。
1962年，西戎發表了短篇小說《賴大嫂》。這篇小說既給他帶來過榮譽，也帶來了無窮的煩惱。小說通過賴大嫂三次養豬的經驗，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損公肥私的個人主義，提出了如何更好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問題。作品是西戎長期深入生活，感受到農民固有的小農意識在新時代的表現，了解到中國的政策與農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而創作的，所提問題尖銳，人物形象真實生動。因此，發表後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中國作協於當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對這篇小說作了充分肯定，作為「寫中間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廣。然而，到了1964年，文藝界的「左傾」思潮盛行，中國全面開展了對「中間人物論」的批判，西戎的《賴大嫂》成了「中間人物論」的「黑樣板」，認為是塑造了落後的人物形象，調和了階級斗爭，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賴大嫂》更成為西戎的一大罪狀，遭受了批判。

『叄』 人民文學的歷史沿革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學》創刊55周年紀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間停刊外，總計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創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號），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復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號），出刊344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
一般來說，這次大會後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標志。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文聯）。作為全國文聯的下屬協會之一，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文協）於稍後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國文協主席。
1953年9月，全國文協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協（作協）所主辦或創辦的最重要的兩大機關刊物即為《文藝報》和《人民文學》。《文藝報》創刊於1949年9月，最初由全國文聯直接主持，後委託中國作協代管直至正式成為作協直屬刊物。《人民文學》則自創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為全國文協（作協）的直屬機關刊物。與專重文藝政策、文藝思想和理論批評的《文藝報》的主要區別在於，《人民文學》的辦刊定位是發表各類文藝作品為主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
建國初期，活躍於民族、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斗爭生活。他們描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藝界領導人的重要文章，大多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茅盾、葉聖陶、胡喬木、周揚等人的文學評論，推動著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沙汀、艾蕪、舒群、周立波、劉白羽、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說，夏衍、老舍的話劇，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詩歌，或展現革命斗爭歷史和保衛勝利果實的壯麗畫卷，或歌贊勞動群眾開始主宰自己命運的時代變革。其中，丁玲的《「糧秣主任」》、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等短篇小說,張天翼的兒童文學《羅文應的故事》,老舍的《從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散文，曹禺的話劇《明朗的天》，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里灣》，阮章競的詩等，深受好評。這一時期，文壇涌現一批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新作者。他們中許多人的處女作或成名作，大多發表於《人民文學》。劉紹棠、白樺、王願堅、李准、林斤瀾、劉真、蕭平、王蒙、瑪拉沁夫、陳登科、聞捷、邵燕祥、李瑛、公劉、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煥發新生活蓬勃的朝氣，或蘊涵對歷史與未來的思索，顯示了建國後第一代青年作家與詩人茁壯的生機和雄厚的潛力。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文壇一度呈現繁榮景象。《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一些尖銳地觸及時弊、大膽進行探索的創新之作，促進了文藝思想的活躍和解放，推動了文藝創作的進一步發展。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會矛盾，奮力沖擊陳舊觀念，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與此同時，王汶石的《風雪之夜》，蕭平的《三月雪》，駱賓基的《父女倆》，張弦的《上海姑娘》，孫犁的《鐵木前傳》，艾蕪的《雨》，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等一批題材與風格新穎別致的小說，都曾令人耳目一新。
1957年秋後，「左」傾思潮逐漸發展，創作之路日漸狹窄，《人民文學》也深受影響。但久經磨煉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執著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王願堅的《普通勞動者》、茹志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冰心的《回國以前》、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巴金的《軍長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趙樹理的傳記《實幹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詩《望星空》，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陳白塵等人的電影劇本《魯迅傳》，曹禺等人的歷史劇《膽劍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陰陽五行》等，都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
1961年以後，文藝政策得到了一定調整，文學園地又呈現新的繁榮。《人民文學》突出顯示了這一時期的創作特色,所發作品題材風格大見寬廣；小說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輓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賴大嫂》、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創作如秦牧的《土地》、楊朔的《茶花賦》、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吳伯簫的《記一輛紡車》、冰心的《櫻花贊》、方紀的《揮手之間》、沈從文的《過節與觀燈》以及何為、袁鷹、曹靖華、朱光潛等人的篇章，也都別有情味。1962年5月,毛澤東應《人民文學》之請，首次發表他的舊作《詞六首》。
1963年秋後,「左」傾思潮重新加劇，《人民文學》再次受到很大局限。雖通過開辟「新花朵」、「故事會」等欄目,在發現與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後的版面上卻難於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文學》被迫停刊。1976年1月復刊時，雖發表了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那樣得人心的作品，卻終遭壓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學
江青反革命集團滅亡之後，《人民文學》獲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後由張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編，副主編為葛洛、李清泉、劉劍青，擔任編委的有王蒙、孫犁、沙汀、嚴文井、張天翼、草明、賀敬之、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的勃興與壯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率先舉起恢復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12月，文藝界以《人民文學》名義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開始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斗爭。1978年1月，《人民文學》刊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繼發表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希望大家能夠感同身受。
為促進短篇小說創作進一步提高與發展，從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學》接受中國作家協會委託，連續主辦了五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占獲獎數量第一位。歷屆獲獎反響巨大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徐懷中的《西線軼事》，都出自《人民文學》。獲獎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馬烽的《結婚現場會》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願堅的《足跡》、宗璞的《弦上的夢》、陸文夫的《獻身》、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張弦的《記憶》、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王蒙的《春之聲》、劉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筆，如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何士光的《鄉場上》、柯雲路的《三千萬》、張抗抗的《夏》、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這些作品切中現實社會課題，傳達人民心底呼聲，凝聚對歷史的沉思和對未來的熱望；或濃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遠幽雅，蘊藉深沉，無不飽含求實的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 1977～1980和 1981～1982兩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柯岩的《船長》等，都是頗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學》還匯集選發了各種體裁的優秀篇章。巴金的《望著總理的遺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辭美,真誠感人。艾青的《光的贊歌》等詩篇，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編歷史劇《王昭君》、老舍的遺作長篇片段《正紅旗下》、魏巍的長篇《東方》選段、姚雪垠的長篇《李自成》選段等作品，都能給人以高度的藝術享受。 人民文學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劉劍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為副主編,嚴文井為顧問，組成了年輕化的新編委會。新編委會的其他成員有張志民、茹志鵑、袁鷹、徐遲、徐懷中、諶容、黃宗英、謝永旺、蔣子龍、葛洛。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一期期夠水平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人民文學》正為實現這一願望而努力。 《人民文學》創刊於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為創刊號題了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屆主編茅盾在《發刊詞》中指出:《人民文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種文學樣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贊揚人民大眾在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同時,《人民文學》還要在「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等項工作中起到與其所處地位相應的積極作用。它的歷屆主編、副主編和編輯委員會，都是由卓有貢獻與威望的作家、詩人、評論家與編輯擔任和組成的。從1949至1966年，先後擔任過主編、副主編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嚴文井、秦兆陽、葛洛、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李季等；先後擔任過編委的有何其芳、趙樹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風、吳組緗、艾蕪、魏巍、謝冰心等。
1956年來，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學》總計出版551期。這551期刊物，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見證，幾乎薈萃了中國所有文學精英所創造的各式各樣的文學成果。許多產生過重大影響、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學》首發；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過《人民文學》走向文壇，並引起國內外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