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牡蠣的含義
㈠ 俄國契訶夫的《牧蠣》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字數少一點。謝謝了！！
篇小說的情節非常簡單：一個在京城為生計奔走多時卻毫無結果的人終於淪落到乞討為生的地步。在他為如何開口討錢困擾不已時，他年幼的兒子正忍受著飢餓的
折磨。一個和吃有關的詞「牡蠣」對孩子產生了超乎尋常的影響，他因飢餓而不甚清楚的思維完全圍繞這個詞轉動，對這種食品產生種種差別極大的想像。雖然將牡
蠣無端的想像成「一種類似青蛙的動物……藏在兩片貝殼里，睜著又大又亮的眼睛朝外看，不住地擺動它那難看的下顎……皮膚是粘糊糊的」的怪物，卻仍然喊出
「給我牡蠣」，並且狼吞虎咽的吃掉了由感到有趣的有錢人提供的牡蠣，連它的殼都嚼碎了。這一段無疑是全文最扣人心弦的部分。文章的結尾處，孩子並沒有因為
吃了牡蠣而得到絲毫快樂，父親也在為自己沒有抓住機會乞討而後悔不迭。小說在與開始時相比毫無變化的狀況下結束。
㈡ 語文課本里出現的美食——牡蠣
讀名篇賞美食
因為生活在大平原的緣故，最早知道牡蠣是在莫泊桑的小說《我的叔叔於勒》中。文中是這樣描寫的：「一個衣服襤縷褸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開牡蠣，遞給兩位先生，再由他們遞給兩位太太。她們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著牡蠣，頭稍向前伸，免得弄臟長袍；然後嘴很快地微微一動，就把汁水吸進去，牡蠣扔到海里。」
其實牡蠣在我國也很常見，它就是很多人眼中的生蚝。在中國還有海蠣子、蠣黃等不同叫法。北方市場上常見的海蠣子就是養殖了一年的牡蠣；南方習慣叫的生蚝則多是養育了兩到三年的牡蠣，個頭相對較大。
實用的生蚝大致來說只有兩類：一側蚝殼深深凸起的凹型蚝和像扇貝一樣較為扁平的扁型蚝。前者最為常見，市面上能吃到的大多數生蚝是凹型蚝；而後者是最有名的便是被稱為貝隆生蚝的名貴品種。
《我的叔叔於勒》一文，用第一人稱講述，要在了解人物性格特點和心理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想像、補充。
菲利普夫婦對於勒的態度發生變化的原因，可能是由多方面的：菲利普夫婦很窮，怕於勒再來拖累他們；骨肉關系也要以金錢來衡量；虛榮心，怕女婿和其他人看不起自己；以及其他原因等等。
對菲利普夫婦的評價要實事求是，從生活實際出發，是評價而不是批判。
小說圍繞菲利普夫婦對於人類的態度變化，展開曲折的情節。
於勒揮霍家產，被送到海外。菲利普一家因於勒的揮霍陷入困境。菲利普全家等待在海外發財的於勒歸來解困。於勒破產成了窮光蛋，菲利普夫婦棄他而去。（邏輯）
於勒發財，菲利普一家，盼望於勒歸來解困，於勒成了窮光蛋，希望破滅了。（心理）
菲利普一家因於勒的揮霍陷入困境。菲利普一家等待在海外發財的於勒歸來解困。船上發現於勒破產成了窮光蛋，菲利普夫婦棄他而去。（情節發展）
菲利普一家等待於勒歸來，為什麼？於勒在海外發財了。不料於勒成了窮光蛋，菲利普夫婦失望怨恨而歸。（技巧）
小說的三要素是人物、環境、情節。小說圍繞菲利普夫婦對於勒的態度變化，展開了曲折的情節。
原因——結果（邏輯）
期待——破滅（心理）
開端——發展——高潮（情節發展）
懸念——結局（技巧）
本文的作者是莫泊桑， 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與俄國契訶夫和美國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代表作品有《項鏈》、《羊脂球》和《我的叔叔於勒》等。
這篇小說在選作語文課本時，刪去了開頭和結尾兩部分，現照錄如下，請大家欣賞看看，保留和刪去這一頭一尾表達效果有什麼不同？
原文的開頭是：
一個白鬍子窮老頭兒向我們祈討小錢，我的同伴若瑟夫·達弗朗司竟給了他五法郎的一個銀元銀幣。我覺得很奇怪，他於是對我說：這個窮漢使我回想起一樁故事，這故事，我一直記著不忘的，我這就講給你聽。事情是這樣的……
原文的結尾是：
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父親的弟弟。
以後你還會看見我有時候要拿一個五法郎的銀幣給要飯的，其緣故就在此。
保留開頭和結尾，能使小說以故事敘述人的角度，述說整個完整故事，增強可信度。可以使讀者對人物心理有進一步的了解。
刪去開頭和結尾，能使小說情節線索清晰，不枝不蔓，主要人物關系表現得更加清楚。
㈢ 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說家的契訶夫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戲劇家、短篇小說藝術大師。
他的早期合作諷刺和揭露了俄國社會官場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惡面目，寫得諧趣橫生，發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創作了既幽默又富於悲劇的短篇小說，反映了社會底層人民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代表作有短篇小說《變色龍》《苦惱》《凡卡》《套中人》《假面》《牡蠣》《必要的前奏》《脖子上的安娜》《乞丐》《彩票》《小公務員之死》《名貴的狗》等,中篇小說《六號病房》《草原》，劇本《萬尼亞舅舅》等。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
㈣ 契訶夫在文壇上的貢獻
在世界文壇上,契訶夫是一位罕見的藝術家。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他都獨辟蹊徑,其藝術成就是高超的,舉世公認的。關於契訶夫的小說,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他「創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絲毫不假作謙遜地肯定說,在技術方面契訶夫遠比我為高明！……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出生於一八六○年。他戲謔地說過:「在我的血管里流著農夫的血。」他的祖先是農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及其家屬不再做農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親來到塔干羅格市做店員,十多年之後他自己開起一個小雜貨鋪,後因不善經營而破產。為躲債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謀生,接著一家人相繼遷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訶夫一人在塔干羅格完成中學的學業,他靠教家館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辛。一八七九年,契訶夫進入莫斯科大學學醫。一八八四年他大學畢業後在莫斯科附近行醫,有機會廣泛接觸農民、地主、官吏和教員等各個社會階層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雜志《蜻蜓》第十期上發表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長篇和中篇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這是契訶夫文學生涯的開端。當時俄國正處在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社會氣氛令人窒息,進步思想備受禁錮,庸俗無聊的書報刊物則應運而生。年事尚輕、涉世不深的契訶夫迫於生計一度迎合時尚,用許多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大量僅供消遣解悶的滑稽故事,《在催眠術表演會上》和《外科手術》便是這類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苦衷:「講老實話,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難的!你有時候只顧追求幽默,胡亂寫出一些東西,連自己看著都惡心!」
契訶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級無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為筆名,寫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釘子上》、《小職員之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預謀犯》、《普里希別耶夫中士》。契洪特的這些優秀幽默短篇小說都具有深刻的內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釘子上》和《小職員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丑態,在那裡強者倨傲專橫,弱者唯唯諾諾。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切爾維亞科夫這個姓在俄語中是由「切爾菲」(чepвь,蛆蟲)一詞為詞干構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產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別重逢,他倆擁抱接吻,熱淚盈眶,但寒暄之間做了兩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兩個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頓時臉色發白,「蜷縮起來,彎腰曲背,矮了半截」,而當「胖子」向他伸手道別時,他只敢「握握他的三個指頭……一躬到地」。寫在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告訴讀者,在沙皇俄國將軍家豢養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百姓卻張牙舞爪。《變色龍》是契訶夫送給世人的一面鏡子,在事隔百餘年的今天一些現代人身上還有著「變色龍」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間,契訶夫的視線開始轉向普通勞動者,描繪他們的痛苦生活,寫下了《牡蠣》、《哀傷》、《苦惱》、《歌女》、《萬卡》等優秀短篇小說。《歌女》描寫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恥地凌辱一個無依無靠的歌女。《苦惱》是契訶夫在早期創作中實現的一次思想—藝術飛躍,它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十分強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國的世態炎涼。《萬卡》可說是《苦惱》的姊妹篇。九歲童工的稚真心靈,他的學徒生活的苦楚,他對祖父和故鄉的眷戀,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滲透,給讀者以深刻印象。
《苦惱》和《萬卡》等作品表明,一種新的短篇小說體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說已在契訶夫的創作中形成。這類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現象為情節基礎,敘述筆法客觀而又含蓄,運用巧妙構築的藝術細節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狀態中反映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濃郁情意則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體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葉起,契訶夫聲譽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學院授與他「普希金獎金」。從發表「第一篇小東西」到榮獲「普希金獎金」前後相隔僅八年半時間,俄國文壇上鮮為人知的契洪特變成了彼得堡的「紅人」契訶夫。從這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寫劇本。《蠢貨》、《求婚》、《結婚》和《紀念日》等獨幕輕松喜劇在內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將自己的短篇小說改編而成的。而在劇本《伊凡諾夫》中,契訶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餘的人」。
污濁的現實以及他本人的與日俱增的聲譽和地位都使契訶夫心神不寧,他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他渴求「明確的世界觀」。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沒有「明確的世界觀」,那麼「自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說《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們不難捉摸到契訶夫的這種心情和認識。《跳來跳去的女人》則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一個愛慕虛榮和沒有主心骨的婦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貧乏心靈。
一八九○年春,身體羸弱的契訶夫,萬里迢迢,穿過西伯利亞,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懲罰犯人的薩哈林島。這是一座人間「地獄」,在這里契訶夫親眼目睹種種野蠻、痛苦和災難,這使他日益疏遠甚至否定那曾經占據他心靈達六七年之久的托爾斯泰哲學。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兩篇作品問世,契訶夫既批評了逆來順受的不抗惡主義,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慾主義和看破紅塵的悲觀態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藝術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訶夫將對於「瘋子」格羅莫夫和「有頭腦的」格羅莫夫的描繪巧妙地穿插起來,而且匠心獨運地安排了「瘋子」格羅莫夫同「健康人」拉金醫生之間的爭論,十分自然地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在沙皇專制的俄國,善於思索並敢於直言者被認作「瘋子」,而洞察專制制度罪惡的恰好是這些「瘋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醫生的遭遇烘托和強化了讀者的印象:只因為拉金同格羅莫夫交談過幾次,他竟然也被視為精神病人而關進第六病室直至慘死在那裡。拉金的遭遇表明:托爾斯泰主義以及一切鼓吹放棄斗爭的主張勢必遭到失敗。
《第六病室》是契訶夫創作發展的轉折點。從它問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發表辭世作《新娘》,這是契訶夫藝術活動的頂峰。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矛盾激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契訶夫積極投身於社會活動。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災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間,他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參與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無辜的猶太籍軍官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一九○○年二月間,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會民主黨人拉金進入雅爾塔肺癆病人療養院治病和療養;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羅連科一起抗議科學院因屈服於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預而撤銷高爾基的名譽院士稱號;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間,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質上支援為爭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學生……一連串的事實表明:隨著當年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契訶夫的民主主義立場和思想越來越堅定,而這正好是他後期小說和戲劇創作的思想前提。
契訶夫的小說和戲劇創作在這時進入了全盛時期。他的中、短篇小說涉及社會生活中許多重大問題。例如,《農民》、《新別墅》、《出差》、《在峽谷里》等作品描繪了當時俄國農村的貧困、落後和愚蠻,展示了農村中的貧富懸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閉塞的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自發的不滿和反感情緒。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發展,它提高了工農業生產力以及科學和技術水平,但同時它卻給廣大勞動群眾帶來了災害和苦難,契訶夫在《女人的王國》、《三年》和《出診》中以其獨特的筆觸對此作了反映。廠房給人以「一種地獄般的印象」,它像是「瞪著兩只血紅眼睛」的「魔鬼」,而廠主是「剝削者」,在「吞食別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訶夫筆下,不僅工人受苦受難,就連那些巨額財富的主人也並未感到幸福。契訶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義立場和觀點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在他筆下,資本主義是一種「來歷不明的處在生活之外並與人無關的支配力量」,在這種力量支配下,人們「屈從」於它,構成一種相互關系,在這種相互關系中「強者和弱者同樣受苦受難」。由於契訶夫不了解工人階級,所以他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揭露以及對工人的描繪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筆下的工人是軟弱的和閉塞的,他們就連見到廠主的馬匹也都要脫帽鞠躬。從這個角度看,法捷耶夫說他不喜歡契訶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金錢的罪惡勢力越發滲透到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小市民習氣無情地腐蝕著人們的心靈。契訶夫一直是庸俗習氣的嚴峻審判者,高爾基稱他是「庸俗的仇敵」。在《姚內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筆觸暴露庸俗,鞭撻精神墮落的知識分子。
歷史已經表明,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俄國正醞釀著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會上「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情緒十分強烈。契訶夫在許多作品中藝術地反映了這種社會情緒。《套中人》、《醋栗》、《帶狗的女人》、《語文教師》、《出診》、《出差》、《新別墅》、《農民》、《新娘》等作品盡管它們反映的是極其不同的生活現象,但都滲透著「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社會情緒。如果說契訶夫對醫生姚內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瑪拉雅斯基這種自私庸人抱著無情否定的態度,那麼他對那些決心與庸俗和寄生生活決裂、嚮往美好和光明未來的知識分子則是滿腔熱情地贊揚,例如,語文教師尼基丁、獸醫伊凡·伊凡內奇、副檢察官魯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訶夫的贊頌。他對覺醒了的知識分子的贊賞,就同他對「瞪著兩只血紅眼睛」的資本主義「魔鬼」的否定、對農村的貧富懸殊的暴露以及對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樣,都洋溢著他的民主精神,散發著強烈的時代氣息。
契訶夫是一位傑出的作家,但他一貫十分熱心於公益事業。例如,由於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諾伏肖爾基和梅里霍沃三個村子裡造起了三所相當好的學校。又如,契訶夫不斷給一些地方圖書館贈送書籍,收到他的贈書的有薩哈林、彼爾姆、謝爾普霍夫和塔干羅格等地的圖書館。眾所周知,契訶夫是學醫的,他本人曾以戲謔的口氣說過,醫學是他的「發妻」,而文學則是他的「情婦」。契訶夫醫生在梅里霍沃和雅爾塔等地常為窮苦農民免費診病和撮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亂流行期間,他主持梅里霍沃醫療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個村莊、四個工廠和一個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個月內經他診治的病員達一千人左右。熱心於公益事業的契訶夫畢生實踐了他的一個崇高信念:「為公共福利盡力的願望應當不可或缺地成為心靈的需要和個人幸福的條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寫給批評家基根傑德洛夫的信中,契訶夫說在雅爾塔養病的他感到苦悶和寂寞,他訴苦說:「我覺得,生活在我身旁流過,而我看不到作為一個文學家應當看到的東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訶夫的病情惡化。在愛妻奧爾迦·克尼碧爾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天才演員陪伴下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訶夫在該地逝世,結核桿菌在這位傑出的作家年僅四十四歲的時候奪走了他的寶貴生命。
在世界文壇上,契訶夫是一位罕見的藝術家。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他都獨辟蹊徑,其藝術成就是高超的,舉世公認的。關於契訶夫的小說,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他「創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絲毫不假作謙遜地肯定說,在技術方面契訶夫遠比我為高明!……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托馬斯·曼認為,「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在歐洲文學中是屬於最有力、最優秀的一類的。」海明威同樣高度評價了小說家契訶夫的藝術:「人們對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說,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之後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生講的故事後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而被譽為「英國的契訶夫」的卡特琳·曼斯菲爾德本人對安東·巴甫洛維奇卻敬佩得五體投地,她在寫給丈夫的一封信中說:「我願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而在一九二一年寫的一篇札記中她寫道:「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於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可惜。」我國的一代文學宗師茅盾生前也曾號召作家們學習契訶夫在短篇小說中表現的「敏銳的觀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藝術表現能力和語言的精煉」。時間是公正的評判員,契訶夫的小說經受了近百年的時間檢驗,它們依然閃耀著獨特的藝術光彩。
描寫最平凡事情的現實主義是契訶夫小說的重要特徵。契訶夫的著眼點總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義的描繪,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對生活素材認真細致地進行「觀察、選擇」,而在創作過程中又進行「推測、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詩化,從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現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質。小學徒萬卡給老祖父寫信,老車夫姚納喪子,銀行職員古羅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門求學,年輕的檢查官魯仁去農村驗屍,醫生柯羅遼夫出診,——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際,既不離奇,又無曲折,然而契訶夫卻通過對這一切的描繪成功地從各種角度展示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癥候。契訶夫面對反動、邪惡和庸俗勢力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表露對污濁現實的不滿、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以及對光明未來的嚮往,實屬難能可貴。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性格發展,勾勒出他們精神面貌的變化過程,給人以完美的藝術享受,——這種獨樹一幟的心理刻劃是契訶夫小說的又一藝術特色。例如,契訶夫在《新娘》中讓讀者看到,娜佳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轉折,轉折的結果是她在道義上的覺醒,是她認識到庸俗無聊、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的可恥性而與之決裂。為了體現娜佳思想上產生的轉折,契訶夫精心安排了參觀未來新房的場景。契訶夫詳加描繪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興趣、好惡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說是他的心靈寫照。娜佳原先對這個小市民的內心世界不甚了了,現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對新房所作的興致勃勃的介紹使她對他的內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瞭然。正是在這時原先薩沙的勸說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薩沙的勸說變成了她本人的決心,同那一輩子沒有變化的「不幹凈、不道德」的寄生生活決裂。契訶夫有獨到的心理描寫手法,短篇小說的有限篇幅不允許他細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寫和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們的行動中就清晰可見」。契訶夫在他的創作實踐中一直遵循著這個原則,不斷豐富和充實著這個心理描寫原則,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能以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給讀者以具體和深刻的印象。這是契訶夫對世界文學寶庫作出的貢獻。在契訶夫的小說中,藝術細節在心理刻畫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澀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內奇對它們的嘖嘖稱道,這種藝術細節非常形象地展示了這個地主的空虛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內奇每晚清點鈔票這一細節鮮明地暴露了守財奴的空虛內心和低級情趣。
真摯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訶夫小說的又一特色。作家不僅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情緒,描寫人物的覺醒或墮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對覺醒者的同情和贊揚,對墮落者的厭惡和否定,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對丑惡現象的抨擊。列夫·托爾斯泰感到了契訶夫小說中的抒情意味,他稱「契訶夫是用散文寫作的普希金」。法國法蘭西學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羅亞說契訶夫是「第一個低聲向讀者傾訴的作家」。契訶夫本人很重視作者的個性在作品中的體現,他說過「要在劇本中能使人感覺到它的作者。在現在能讀到的許多劇本中,感覺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們全是在一個工廠里由一個機器製造出來的。」但契訶夫不贊成在文藝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圖,作者盡可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塊兒痛苦,但是「這應該做得讓讀者看不出來。」契訶夫在這方面的本領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誠地抒發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異常巧妙,讓讀者自己細細琢磨。他總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適當的時機和場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經替抒情流露准備了成熟條件的地方。《醋栗》和《帶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適時和恰當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強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恥和骯臟的剝削生活,又反映他對美好未來的虔誠嚮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說家契訶夫經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結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峽谷里》的充滿抒情意味的寧靜、美麗、藍天里星斗滿布的夜晚。
談論契訶夫的小說藝術,我們不該忽視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諷刺。契訶夫天賦有很強的幽默感。這種天賦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現象碰撞並展示其本質時才能夠產生具有審美價值的笑。契訶夫在創作早期寫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話和趣事,如《外科手術》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顯示了當時尚年輕的作家的詼諧才華。隨著時日的推移,作家對人生的認識深化起來,他的笑聲中已隱含著一層苦意。《預謀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難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著輕微的蔑視;《變色龍》、《普里希別耶夫中士》等作品則表明,作家在以笑為武器,辛辣地嘲諷那壓迫普通百姓的勢力;而在《牡蠣》、《哀傷》、《苦惱》和《萬卡》等描寫勞動者厄運的作品則表明,這里的笑會引起讀者對人物的同情和愛憐。而成熟了的契訶夫對生活的觀察越來越深,在他銳利的目光下,任何裝飾有漂亮外衣的瑣碎、卑微、庸俗、渺小、骯臟或反動的東西都無法隱遁,他總能揭示它們的現象與本質之間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惡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諷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裡辛辣的諷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織在一起。列夫·托爾斯泰很喜歡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據說,他在讀這個作品時,「笑得很厲害,並且贊美說:『多麼細膩的幽默!』」。《跳來跳去的女人》、《寶貝兒》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細膩的,它的表現手段是極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內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語言手段加以敘述和描繪。但在塑造「套中人」這個形象時,契訶夫卻使用了誇張手法。一系列的細節:從雨傘、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鏡、帳子直到棺材都誇張地強調著別利科夫的套子性。不過,這種誇張還是有別於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諷刺所具有的那種怪誕和離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訶夫的笑再次證明了他的創作的民主主義性:他對勞動大眾的笑總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譏嘲和諷刺的則是形形色色的丑惡勢力。
契訶夫的小說還有一個舉世公認的重要特色:緊湊、簡練、言簡意賅,「內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訶夫本人也說,「我善於長事短敘。」他認為,「越是嚴密,越是緊湊,就越富有表現力,就越鮮明。」為求作品能嚴密和緊湊,他主張「用刀子把一切多餘的東西都剔掉。」他說:「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臉來,無非是把這塊石頭上不是人臉的地方都剔除罷了。」他的另一個重要見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說里,留有餘地比說過頭為好。」「小說里所欠缺的主觀成分讀者自己會加進去的。」契訶夫在寫作實踐中認真貫徹了這些主張,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說總是緊湊和簡練的,而形象又總是鮮明的。讀他的作品,讀者總有獨立思考的餘地,總會感到回味無窮。
在談論契訶夫作品的簡練時,我們不可忽視藝術家契訶夫的另一巨大貢獻,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說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領。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中,有了一個生活背景,作品就擴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廣地反映社會生活。契訶夫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經驗是豐富的。他的結論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讀者「還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個人群、氣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說《出差》為例,它的主人公魯仁在農村看到了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和兩種生活,這種農村見聞促進了魯仁的覺醒,同時,作家巧妙勾勒的農村生活畫面也使小說的內容更加豐厚、結構更加緊湊,使讀者深感「內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於短篇小說體裁的特點,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詳細描繪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畫龍點睛式的勾勒,而這又使作品顯得更加簡練和緊湊。在有些作品中,契訶夫不圍繞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敘一兩個與小說情節和中心人物並無直接關聯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敘了兩個故事,故事之一講一個商人在臨終前將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錢鈔用蜜糖拌和,一古腦兒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講一個牲口販子急於找回一條斷腿,因為在一隻穿在斷腿上的皮靴里藏著二十個盧布。這兩則故事雖然與作品的中心人物沒有直接關聯,但它們也構成了一種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廣地反映生活,更簡潔和鮮明地揭示一個道理:銅臭已經侵蝕了許多人的靈魂,地主奇木沙·希瑪拉雅斯基絕非個別現象。我們再看《姚內奇》,庸俗的圖爾金一家的無聊生活以及許多常在他們家湊熱鬧、「酒醉飯飽、心滿意足」的客人也構成一種生活背景,它生動和具體地陪襯著姚內奇的精神墮落。在短篇小說中契訶夫勾勒這類生活背景堪稱匠心獨用。
契訶夫的全部創作表明,他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家。他離開人世將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說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成為世界文庫中的無尚瑰寶和珍貴遺產。
契訶夫在《札記》中寫下了兩句話:「我們都是人民。我們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用這兩句話來評價這位傑出的俄羅斯作家是再恰當不過的。
契訶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優秀藝術作品是人民的事業。那滲透在他全部創作中的道德激情(對庸俗、寄生和剝削的憎惡,對勞動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對光明生活的嚮往),那些他塑造的針砭時弊的生動形象(如「變色龍」、「套中人」,姚內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藝術魅力,而且仍是我們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觀以及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進行斗爭的思想武器。人類決不會無休止地朝金錢頂禮膜拜,進步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光終將照耀人們的心靈。契訶夫的優秀小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而他的民主主義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機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訶夫將永遠和進步人類在一起。
㈤ 牡蠣 契訶夫要告誡大家什麼
which would relay messages to his mother. Ron Wayne drew a logo, using the ornate line-drawing style of Victorian illustrated fiction, that featured Newton sitting under a tree fra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