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短篇小說
㈠ 傷感文學倡導者有哪些,代表人物
傷感文學 是作者抒發自己感情或對社會的悲傷、憂傷的、心涼的作品。而傷痕文學 典故和由來:十年文革期間,無數知識青年被捲入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上山下鄉,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圖為盧新華最早登於《文匯報》小說《傷痕》 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傷痕文學」是北京作家劉心武刊發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有的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與當年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
然而「傷痕文學」的名稱,則源自盧新華刊登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的短篇小說《傷痕》。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高潔的青松》、《靈魂的搏鬥》、《獻身》、《姻緣》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
盧新華 "傷痕"一詞在學術界被用來概括文學思潮,最早可見於旅美華裔學者許芥昱的《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中共文學討論會的講話》一文。許芥昱認為,中國大陸自1976年10月後,短篇小說最為活躍,並說:"最引大眾注目的內容,我稱之為'Hurts Generations',即'傷痕文學',因為有篇小說叫做《傷痕》,很出風頭。"有人曾對這個概括性的詞彙提出過異議,認為不如使用"暴露文學"切合這個階段的文學實質,但由於此詞已於是被學術界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這里我們延用之。
"傷痕文學"涉及的內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實、質朴甚至粗糙的形式,無所顧忌地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傷疤,從而宣洩十年來積郁心頭的大痛大恨,這恰恰契合了文學最原始的功能:"宣洩"。
[編輯本段]藝術評價
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丑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宣洩,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糅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系。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並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出現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1979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人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人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而從政治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
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文革)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19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作為剛剛擺脫的文革僵死的創作模式的文學先聲,"傷痕文學"的局限又是十分明顯的。
首先,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傷痕文學"對文革的否定不夠深刻。它只是從政治、社會、人際關系的角度考察浩劫產生的原因,而缺少對傳統文化心理、封建意識的分析。作品對罪行的譴責往往歸之於"壞人做壞事",表現出一種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與不平,是一種在肯定"個人崇拜"前提下的,對野心家的譴責。
其次 ,在藝術表現上,"傷痕文學"顯得十分幼稚。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小說中的語言明顯帶有文革左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這樣形容張俊石老師:"像一架永不生銹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另外,由於"傷痕文學"作者們關注現實的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常常會壓抑不住激盪的情感而跳出來對某個情節直接高談闊論,表述自己療救時弊的觀點,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趨於膚淺。
第三,"傷痕文學"作品中雖然重新出現了悲劇意識,但其悲劇精神卻具有表層性的弱點。魯迅曾經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可見,悲劇的深化應該有兩個層次:其一,是表現災難;其二,是在災難中展現崇高。而"傷痕文學"只是停留在悲劇的第一個層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慘故事的敘述而忽視了對人格的刻劃。這樣,主人公就只是單純的受難者而非美的體現者,其悲劇只是災難的展現而不是"美的毀滅",只能引起人們"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給人以永恆的的震撼和心靈的升華。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1979,2)中,作者力圖展現在文革"血統論"的錯誤導向下所造成的悲劇: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嚴涼與穆蘭受盡了折磨,他們在小河邊相識並相愛結合了,幸福似乎降臨在他們頭上,然而他們卻發現兩人竟然是姐弟關系--歷史把他們分開,歷史又這樣無情地捉弄了他們!小說的悲劇色彩在這時達到了高潮,但在讀者為這種"亂倫"慘劇嘆息的同時卻不能不感到其中過分的偶然性因素,這種刻意添加的悲慘無疑使作品顯得虛假,同時也無法產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後 ,需要指出的是"傷痕文學"模式化的喜劇結尾。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環境尚未明朗,文藝界仍然存在著"寫暴露"、"寫悲劇"的禁忌;同時大多數作者仍然難以擺脫以往"左"的創作觀念的慣性影響,因而往往在結尾加入一個"前途光明"的機械性預言或大團圓式的喜劇性結局,以至淡化了悲劇效果,影響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剛剛提到的《在小河那邊》,在作品描寫了一場"亂倫"慘劇後,筆鋒一轉,寫到了四人幫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親被平反的消息,母親工作的銀行也表示要將二人從農村調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驚的是,從母親留下的一封遺書中他們得知,原來穆蘭是母親在戰爭中抱養的女兒,與嚴涼並無血緣關系!--一切的陰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說最後兩節的題目一樣:"飛向光明"、"鵲橋相會"。這種完滿的"大團圓"結局無疑充滿了人為的痕跡。
又如,《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林中少年孫長寧帶著老師的遺願與笛聲,在無法報名的情況下闖進了音樂學院的考場,並恰巧碰到老師的知己主考。後者聽著少年的笛聲,彷彿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繼續。這個情節無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卻不免因其過份巧合與順利而顯得不夠真實。
再如,在《傷痕》中,當王曉華讀罷母親的遺書後,作者進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為力量"的描寫:
"她的苦痛的面龐忽然變得那樣激憤。她默默無言地緊攥著小蘇的手,瞪大了燃燒著火樣的眸子,然後在心中低低地、緩緩地、一字一句地說道:'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痛是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
夜,是靜靜的。黃浦江的水在向東滾滾奔流。忽然,遠處傳來巨輪上汽笛的大聲怒吼。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這兩個段落無疑是在講述了一個悲慘故事之後,預示了前途的無限光明,然而這種預言又因毫無根據而顯得十分空洞。
總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傷痕文學"具有明顯的局限,在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中,它的最大價值所在,是它連接文革"假、大、空"文學與新的體現"人"的真實性的文學之間的過渡作用。這種過渡性在馮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現十分明顯,後者雖然被譽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但卻已經顯示出反思文學的深刻力度。
[編輯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劉心武
《傷痕》/盧新華
《靈與肉》/張賢亮
《爬滿青藤的木屋》/古華
《思念你,樺林!》襲巧明
《飄逝的花頭巾》/陳建功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弦
《本次列車終點》/王安憶
《我是誰》/宗璞
《啊!》/馮驥才
《大牆下的紅玉蘭》從維熙
《將軍吟》莫應豐
《芙蓉鎮》古華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㈡ 八十年代曾經升起「傷痕」文學思潮,請簡單回答這個思潮的是如何發生的,有那些代表作家、作品與影響
(朋友這么多的問題只用10句我沒做到.)
傷痕文學是新時期出現的第一個全新的文學思潮。社會主義新時期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歷史起點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打著毛澤東旗號對當代中國人民的一場公開迫害。這種對靈魂的摧殘尤其容易造成慘痛的心靈創傷。但這只有在掙脫了精神枷鎖、真正思想解放之後,人們才能意識到這「傷痕」有多重、多深。這是傷痕文學噴發的歷史根源。
1977年11月,劉心武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這其實就是傷痕文學的發端。盧新華的《傷痕》曾在文學評論界引起爭鳴,而「傷痕文學」一詞也由之得名。
詩歌中有《回答》、《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重量》、《小草在歌唱》、《在浪尖上》等;
散文中較早出現的有《哥德巴赫猜想》、《一封終於發出的信》、《星》、《懷念肖珊》、《幹校六記》、《仙女花開》、《正氣歌》;
而戲劇中則有《哦,大森林……》、《左鄰右舍》等。
㈢ 求關於知青的優秀小說。
小說:張承志的<<黑駿馬>>張賢亮的<<綠化樹>>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等,老鬼的<<血色浪漫>>也值得一看,近期比較吸引人的是都梁的<<血色黃昏>>風趣幽默中帶著感傷. 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期帶「傷痕」性質的知青小說,寫苦難歷程,以血淚的控訴為特徵。主要作品:葉辛《蹉跎歲月》,竹林《生活的路》,孔平《晚霞消失的時候》。第二階段:80年代前期具有「回歸」傾向的知青小說,寫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義,以對知青生活正面價值的肯定為特徵。主要作品: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張承志《黑駿馬》,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第三階段:80年代中期以後是具有「反思」性質的知青小說,以對人性扭曲的思考為特徵。主要作品:朱曉平《桑樹坪紀事》,張抗抗《隱形伴侶》,陸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陽》,老鬼《血色黃昏》,李銳《合墳》。 梁曉聲是知青小說的典型作家,他的創作多以知青題材為主,有人稱他的作品為「北大荒小說」,多描寫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實、動人的展示了他們的痛苦與快樂、求索與理想,深情的禮贊了他們在逆境中表現出來的美好心靈與情操,為一代知識青年樹立起英勇悲壯的紀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等,長篇小說《雪城》最為出色;後期作品開始探討現實與人性,長篇《浮城》以社會幻想的形式展現了作者對人類末世預測,十分深刻。其作大多被香港、台灣出版,並譯為英、日、法、俄等國文字。 自1979年起知青文學作品開始增多,而且與文革中的知青作品有了明顯分野。比如涉及到上山下鄉陰暗面及知青的悲慘遭遇。這時期影響較大的作品有竹林的小說《生活的路》,葉辛的小說《蹉跎歲月》及孔捷生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八十年代初和中期是知青文學的高峰,出現了一大批懷舊的作品。這些作品可分三類。第一是寫知青與農民,牧民等的情誼。代表作有張蔓菱的《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陳村的《我曾經在這里生活》及懿翎的《十三界》等。第二是表現知青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代表作有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及曉劍的《世界》和《青春夢幻曲》。張承志的作品《金牧場》等兼有以上兩類的內容。第三是寫知青回城後感到不盡如意而懷念鄉村或兵團生活,如陸星兒的《達紫香悄悄的開了》,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八十年代中後期,出現了一批用批判眼光反思上山下鄉運動及知青歷史的作品。比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樹王》,張抗抗的《隱形伴侶》以及李曉和王明浩的系列短篇小說。然而,把知青文學的發展概括為從傷痕到到舊到反思等是過於簡單化了。很多作品不能歸入這些類別,能歸入的作品也遠遠非這些類別能概括。比如老鬼的《血色黃昏》既有強烈的"傷痕"特點又表現了知青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即使同是表現知青理想主義的作品,不同作家也都強調的是不同的側面,表現的是不同的主題。另外如喬雪竹的《尋麻崖》,彭瑞高的《賊船》和阿城的《棋王》等都是極有特色又比較深刻的作品,但無法歸入以上任何類別。知青文學的內容實際相當豐富,從不同視角,不同側面反映了知青的獨特生活體驗,是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書遠遠不可能囊括的。 九十年代,大多已成名的知青作家轉向非知青題材。但是知青文學並未斷檔,反而有更多長篇問世。比如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趙維夷的《老插春秋》,芒克的《野事》,米琴的《芳草天涯》,劉軍的《噩戀》韓乃寅的《遠離太陽的地方》,李晶,李盈的《沉血》等.這些作品都展現了以前知青作品中未出現過的知青生活內容和感情體驗。還有一些中短篇也極具獨特視角。比如王小坡的《黃金時代》解剖了知青所處的政治環境,李銳的《黑白》表現了知青理想主義的虛幻成份,劉醒龍的《大樹還小》從老鄉的角度寫知青。九十年代的知青作品頗有內容,然而都沒引起大陸評論界特別注意。就連2000年出版的最新研究知青的專著,姚新勇的《主體的塑造與變遷:中國知青文學新論(1977-1995)》,主要論及的也大多是八十年代小部分較有名氣的知青作家的作品。原因之一是,九十年代"知青題材"在大陸已經"過時"。代之而起的寫改革,反貪,性愛,婚外情等等的作品吸引了讀者和評論界的注意。 九十年代更受矚目的是大量涌現的知青回憶錄以及報告文學。後者最出名的是鄧賢的《中國知青夢》。該書揭露了大量雲南農場知青受迫害,被虐待的事實。此外還有白描的《蒼涼青春》和結集出版的系列書-《中國知青情戀報告》等。回憶錄有姜昆主編的《中國知青回憶錄》三卷本。其它較出名的有專寫北大荒兵團的《北大荒風雲錄》,專寫內蒙兵團的《草原啟示錄》,陝西插隊知青的回憶錄--《情系黃土地》和《回首黃土地》,山西知青的回憶錄--《老插話當年》,女知青回憶錄--《青春方程式》以及《輝煌的青春夢》,《我們曾經年輕》,《苦難與風流》等等,舉不勝舉。回憶錄中有不少出色的,可入文學的作品,比如王新華的《野草》(載《回首黃土地》)。但大多數比較簡單,粗糙。這些報告和回憶錄為研究知青史和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也為知青一代百年之後的知青文學提供了素材。有人總結知青文學的三大主題是:青春無悔,蹉跎歲月,劫後輝煌。這倒是可以基本概括大部分回憶錄,但遠遠不能概括知青的文學作品。沒有任何一部文學作品是僅僅表現這三大主題的。有人認為知青回憶錄的大量出現是因為很多知青不滿意知青文學對知青生活的歪曲。這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實際上,回憶錄可能有記憶誤差,嚴肅的高質量的文學作品倒可能更真實,更本質,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知青生活。但總的說來,已發表的知青文學作品中比較有份量的長篇不多。表現插隊生活的文學作品數量相對來說遠遠不足。當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青插隊,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知青去農場。但比較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大多是寫農場知青的。知青文學的最新發展是2000年九月出版的《中國民間備忘文本》系列,六本非虛構長篇著作。其中《羊油燈》和《落荒》實際上是自傳體小說,兩部書寫的是在同一地點插隊的同一撥人。《落荒》中第一次出現了知青野心家的形象。《無人部落》和《狼性高原》寫青海兵團的知青,也是以前知青文學中從未涉及的。紀實小說《泣紅傳》寫文革前下鄉知青在文革中的經歷。《審問靈魂》是知青作家根據別人經歷寫的紀實小說。這套書還在不斷擴充充發展。今年年底將出第二批書。據說,第二批書的質量更高。這套由著名知青編輯岳建一策劃編輯的叢書,對推動知青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知青文學市場低迷的情況下,這套書的推出,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使知青文學再度引起人們注意。並且這套書的繼續發展也鼓勵知青中的非專業作家從事知青文學的寫作。有強烈使命感的岳編輯特別強調這套書的歷史、政治意義。他希望知青文學真實反映歷史,在進行深刻的歷史反省和自我反省的基礎上為重鑄民族靈魂而作出貢獻。這套紀實文學叢書雖然著重再現歷史和當時的政治文化,但其意義遠遠超出歷史、政治的范疇。因為文學作品與歷史書不同,是以描寫人物形象為主,並著重反映人的思想感情。這套叢書中的一些著作相當深刻地表現出人的復雜性,多面性,矛盾性。也表現出知青對上山下鄉那段經歷的復雜感受
㈣ 孔捷生為什麼去美國
摘要 孔捷生,1952年生於廣州,當過水鄉插隊知青、海南兵團知青、廣州工廠工人。文革後發表文學作品,曾獲1978年度、1979年度兩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曾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出版過多部小說、散文集。1980年代末移居美國。
㈤ 傷痕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涵義概說十年文革期間,無數知識青年被捲入了上山下鄉運動中。「傷痕文學」的出現直接起因於上山下鄉,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識分子,受迫害官員及城鄉普通民眾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劇性的遭遇。
圖為盧新華最早登於《文匯報》小說《傷痕》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傷痕文學」是北京作家劉心武刊發於《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當時評論界認為這一短篇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革」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有的認為該篇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與當年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被封建禮教毒害的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小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一種強烈的啟蒙精神。
然而「傷痕文學」的名稱,則源自盧新華刊登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的短篇小說《傷痕》。它也在「反映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和「呼籲療治創傷」的意義上,得到當時推動文學新變的人們的首肯。隨後,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小說紛紛涌現,影響較大的有《神聖的使命》、《高潔的青松》、《靈魂的搏鬥》、《獻身》、《姻緣》等知青創作,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大牆文學,以及馮驥才早期在「傷痕文學」中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的《鋪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農村「傷痕文學」等。
盧新華"傷痕"一詞在學術界被用來概括文學思潮,最早可見於旅美華裔學者許芥昱的《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中共文學討論會的講話》一文。許芥昱認為,中國大陸自1976年10月後,短篇小說最為活躍,並說:"最引大眾注目的內容,我稱之為'Hurts Generations',即'傷痕文學',因為有篇小說叫做《傷痕》,很出風頭。"有人曾對這個概括性的詞彙提出過異議,認為不如使用"暴露文學"切合這個階段的文學實質,但由於此詞已於是被學術界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這里我們延用之。
"傷痕文學"涉及的內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實、質朴甚至粗糙的形式,無所顧忌地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傷疤,從而宣洩十年來積郁心頭的大痛大恨,這恰恰契合了文學最原始的功能:"宣洩"。 [編輯本段]藝術評價從藝術內容來說,早期的「傷痕小說」大多把上山下鄉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人生轉折,丑惡、相互欺騙、傾軋、相互利用的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曲的宣洩,這一切都表現出對以往極左路線和政策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識,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時,則有著比較濃重的傷感情緒,對當下和未來的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追求和奮進,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糅的運動不只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或命運與整個大社會大背景的聯系。
從藝術審美來看,早期的「傷痕文學」藝術成就並不高。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訴說,情緒激動,感情過於濃烈,敘述過於急切,揭露曝光丑惡的功利性過強,說教味濃重,藝術上的幼稚、矯揉造作,斧鑿的痕跡較明顯。
從「傷痕文學」的出現至今,對其評說爭論從未停止過,它甚至引發了當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文藝爭論。「傷痕文學」最初是帶有貶斥含義的稱謂,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學」「寫陰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圍繞《傷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文藝與意識形態、文藝的社會功用等命題得到的重新辯論與爭鳴。1979年1月陳恭敏在《戲劇藝術》上發表《工具論還是反映論——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同年4月《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說》,兩文都有力駁斥了文藝純粹為功用政治附庸的說法,對「傷痕文學」暴露性描寫給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當人們今天重審這批「傷痕文學」作品,人們會發現,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制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帶有著舊的歷史印跡。過去的時代無論是在作家主體,還是在文本的主題話語,敘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辭等方面,均都體現出頑固不化的歷史影響」。而從政治審美形態來說。「傷痕文學」無疑也秉承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意志。
關於現實主義的爭論,也圍繞現實主義「真實性」諸方面展開了討論,並在相關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逐步深入。現實主義復歸的事實是當時審美「言說」的方式,這一言說對「歷史」(文革)的審視,對自我的探求(反思),對未來的追求和前進(改革文學)都與當時政治言說是高度一致的。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否認了文學作為政治傳聲筒的附屬地位,卻也明白,文藝在與現實相接的時刻不可能完全擺脫政治、權勢話語的囿限。即便作為思潮存在的「傷痕文學」離開政治因素,不僅無從表述,也毫無意義。「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傷痕文學」後來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葉辛《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及馮驥才的作品普遍表現出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討論,引發了1980年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問題的文藝思想討論和對於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的呼喚。
作為一個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血淚。隨著時代的反思,也許文學將進一步升華。「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挖掘人性、內心的空間。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是單維度的,它在一個方面使我們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我們補償。
作為剛剛擺脫的文革僵死的創作模式的文學先聲,"傷痕文學"的局限又是十分明顯的。
首先
,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傷痕文學"對文革的否定不夠深刻。它只是從政治、社會、人際關系的角度考察浩劫產生的原因,而缺少對傳統文化心理、封建意識的分析。作品對罪行的譴責往往歸之於"壞人做壞事",表現出一種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與不平,是一種在肯定"個人崇拜"前提下的,對野心家的譴責。
其次
,在藝術表現上,"傷痕文學"顯得十分幼稚。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小說中的語言明顯帶有文革左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這樣形容張俊石老師:"像一架永不生銹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另外,由於"傷痕文學"作者們關注現實的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常常會壓抑不住激盪的情感而跳出來對某個情節直接高談闊論,表述自己療救時弊的觀點,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趨於膚淺。
第三
,"傷痕文學"作品中雖然重新出現了悲劇意識,但其悲劇精神卻具有表層性的弱點。魯迅曾經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可見,悲劇的深化應該有兩個層次:其一,是表現災難;其二,是在災難中展現崇高。而"傷痕文學"只是停留在悲劇的第一個層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慘故事的敘述而忽視了對人格的刻劃。這樣,主人公就只是單純的受難者而非美的體現者,其悲劇只是災難的展現而不是"美的毀滅",只能引起人們"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給人以永恆的的震撼和心靈的升華。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1979,2)中,作者力圖展現在文革"血統論"的錯誤導向下所造成的悲劇: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嚴涼與穆蘭受盡了折磨,他們在小河邊相識並相愛結合了,幸福似乎降臨在他們頭上,然而他們卻發現兩人竟然是姐弟關系--歷史把他們分開,歷史又這樣無情地捉弄了他們!小說的悲劇色彩在這時達到了高潮,但在讀者為這種"亂倫"慘劇嘆息的同時卻不能不感到其中過分的偶然性因素,這種刻意添加的悲慘無疑使作品顯得虛假,同時也無法產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後
,需要指出的是"傷痕文學"模式化的喜劇結尾。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環境尚未明朗,文藝界仍然存在著"寫暴露"、"寫悲劇"的禁忌;同時大多數作者仍然難以擺脫以往"左"的創作觀念的慣性影響,因而往往在結尾加入一個"前途光明"的機械性預言或大團圓式的喜劇性結局,以至淡化了悲劇效果,影響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剛剛提到的《在小河那邊》,在作品描寫了一場"亂倫"慘劇後,筆鋒一轉,寫到了四人幫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親被平反的消息,母親工作的銀行也表示要將二人從農村調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驚的是,從母親留下的一封遺書中他們得知,原來穆蘭是母親在戰爭中抱養的女兒,與嚴涼並無血緣關系!--一切的陰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說最後兩節的題目一樣:"飛向光明"、"鵲橋相會"。這種完滿的"大團圓"結局無疑充滿了人為的痕跡。
又如,《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林中少年孫長寧帶著老師的遺願與笛聲,在無法報名的情況下闖進了音樂學院的考場,並恰巧碰到老師的知己主考。後者聽著少年的笛聲,彷彿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繼續。這個情節無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卻不免因其過份巧合與順利而顯得不夠真實。
再如,在《傷痕》中,當王曉華讀罷母親的遺書後,作者進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為力量"的描寫:
"她的苦痛的面龐忽然變得那樣激憤。她默默無言地緊攥著小蘇的手,瞪大了燃燒著火樣的眸子,然後在心中低低地、緩緩地、一字一句地說道:'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痛是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
夜,是靜靜的。黃浦江的水在向東滾滾奔流。忽然,遠處傳來巨輪上汽笛的大聲怒吼。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這兩個段落無疑是在講述了一個悲慘故事之後,預示了前途的無限光明,然而這種預言又因毫無根據而顯得十分空洞。
總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傷痕文學"具有明顯的局限,在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中,它的最大價值所在,是它連接文革"假、大、空"文學與新的體現"人"的真實性的文學之間的過渡作用。這種過渡性在馮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現十分明顯,後者雖然被譽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但卻已經顯示出反思文學的深刻力度。
㈥ 知青小說的文學背景
知青文學的提法始於1983年。當時出現了一個知青作家群。一批出身知青的作家以寫知青生活步入文壇。最初知青文學指文革中下鄉的知青寫知青生活的作品。這些作品基本上是短,中,長篇小說。後來有些學者把知青文學的研究擴大到包括文革前及文革中描寫知識青年的作品。有的研究包括知青的地下文學作品或詩詞日記。稍後的有些研究把報告文學及知青回憶錄等都納入知青文學。
自1979年起知青文學作品開始增多,而且與文革中的知青作品有了明顯分野。比如涉及到上山下鄉陰暗面及知青的悲慘遭遇。這時期影響較大的作品有竹林的小說《生活的路》,葉辛的小說《蹉跎歲月》及孔捷生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八十年代初和中期是知青文學的高峰,出現了一大批懷舊的作品。這些作品可分三類。第一是寫知青與農民,牧民等的情誼。代表作有張蔓菱的《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陳村的《我曾經在這里生活》及懿翎的《十三界》等。第二是表現知青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代表作有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及曉劍的《世界》和《青春夢幻曲》。張承志的作品《金牧場》等兼有以上兩類的內容。第三是寫知青回城後感到不盡如意而懷念鄉村或兵團生活,如陸星兒的《達紫香悄悄的開了》,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八十年代中後期,出現了一批用批判眼光反思上山下鄉運動及知青歷史的作品。比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樹王》,張抗抗的《隱形伴侶》以及李曉和王明浩的系列短篇小說。
然而,把知青文學的發展概括為從傷痕到到舊到反思等是過於簡單化了。很多作品不能歸入這些類別,能歸入的作品也遠遠非這些類別能概括。比如老鬼的《血色黃昏》既有強烈的傷痕特點又表現了知青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即使同是表現知青理想主義的作品,不同作家也都強調的是不同的側面,表現的是不同的主題。另外如喬雪竹的《尋麻崖》,彭瑞高的《賊船》和阿城的《棋王》等都是極有特色又比較深刻的作品,但無法歸入以上任何類別。知青文學的內容實際相當豐富,從不同視角,不同側面反映了知青的獨特生活體驗,是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書遠遠不可能囊括的。
㈦ 孔捷生的主要著作
(1)小說集《追求》,1980,廣州人民出版社
(2)小說集《普通女工》,1984,上海文藝出版社 (1)《南方的岸》,1983,北京出版社,十月叢書
描寫了幾個知青經過動亂歲月的不幸後,重新認識自身的價值。
(2)小說集《大林莽》,1985年5月,花城出版社(廣州)
敘述海南生產建設兵團5名知青奉命進入莽莽林海勘察的歷史悲劇。
作品以沉重的感情,揭示了這些知青的虔誠、狂熱以及精神上痛苦的裂變,給那個動亂年代留下了血的印記。 《在小河那邊》
《血路》
《孔捷生雜文》
《龍舟與劍》
㈧ 求書~~確信你讀過很多小說再進來....
我只說一些當代短篇小說的,是一個很有名的博導推薦的書目,希望對你有用。不過你要知道,文學不是來自書本中,而是來自生活中,除非你只想做一個無恥的幾流寫手,那不叫創作,更不叫文學。建議你多關注關注社會問題,有了尖銳的眼睛,再重為輕根地表現出來,一定會成功的,小說,只在有了內涵和意義後才有存在的價值,加油吧
孫犁 《山地回憶》
汪曾琪 《受戒》 《異秉》 《大淖記事》
路翎 《窪地上的「戰役」》 《初雪》
王願堅 《親人》
劉紹棠 《青枝綠葉》 《蒲柳人家》
魯彥周 《天雲山傳奇》
鄧友梅 《尋訪「花兒韓」》 《那五》
陸文夫 《美食家》
徐懷中 《西線軼事》
張弦 《掙不斷的紅絲線》
張賢良 《肖爾布拉克》
祝興義 《抱玉岩》
古華 《爬滿青藤的山屋》
王安憶 《本次列車終點》
梁曉聲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今夜有暴風雨》
甘鐵生 《聚會》
萬之 《城市之光》
賈平凹 《火紙》
殘雪 《阿梅在一個太陽里的愁想》 《山上的小屋》 《蒼老的浮雲》
蕭平 《墓場與鮮花》
劉真 《長長的流水》
chen諶容 《人到中年》
王蒙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蝴蝶》" "《風箏飄帶》
《夜的眼》" 《深的湖》
葉蔚琳 《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 《藍藍的木蘭溪》
張潔 《從森林裡來的孩子》 《愛,是不能忘記的》
北島(趙振開) 《稿紙上的月亮》 《波動》
陳建功 《飄逝的花頭巾》 《迷亂的星空》
張承志 《北方的河》 《黑駿馬》
阿城 《棋王》 《孩子王》 《樹樁》
李曉 《繼續操練》
史鐵生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沒有太陽的角落》" "《午餐半小時》
《好運設計》" 《命若琴弦》
陳村 《我曾在這里生活過》
方方 《風景》
鄭義 《遠村》
孔捷生 《大林莽》
李銳 《合墳》
莫言 《紅高粱》
劉索拉 《你別無選擇》
徐星 《無主題變奏》
李潮 《面對共同世界》 《飄逝的大地》
張辛欣 《在同一地平線上》
馬原 《岡底斯的誘惑》 《喜馬拉雅古歌》 《虛構》
劉震雲 《一地雞毛》
蘇童 《外鄉人父子》
張抗抗 《北極光》
池莉 《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 《煩惱人生》
鬼子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被雨淋濕的河》
陳染 《無處告別》
畢飛宇 《是誰在深夜說話》
北村 《周漁的喊叫》
㈨ 傷痕文學有哪些代表作品
傷痕文學內部按分類的話,其代表作是
1 揭示青少年所受傷害 劉心武《班主任》《醒來吧,弟弟!》
2 揭示愛情所受傷害 劉心武《愛情的位置》
3 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所受傷害 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宗璞《三生石》,陳世旭《小鎮上的將軍》
4 農村方面 韓少功《月蘭》,錦雲《笨人王老大》
5 揭示家庭所受傷害 盧新華《傷痕》,孔捷生《在小河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