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霖短篇小說

① 紅岩是真實的歷史故事嗎

根據真實故事寫的。

小說《紅岩》中那個形象高大完美的共產黨人許雲峰，主要是根據許建業的原型塑造出來的。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化名楊清，1921年生，四川鄰水人。

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說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歷史上真正與許建業碰頭的是地下黨員高震明。

許建業雖是許雲峰的原型，但又不等於是許雲峰。許建業堅貞不屈的感人事跡的確是非常突出的，但考慮到許建業的過失，作者對這個人物作了較大的虛構，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輝事跡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許曉軒。

(1)曾霖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紅岩》小說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作品一經面世，立即引起轟動，先後被改編成電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劇《江姐》等，從1961年出版至今51次再版，發行800多萬冊，是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同時，被譯成多國文字發行。

1948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為了配合工人運動，重慶地下黨工運書記許雲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書店，作為地下黨的備用聯絡站。甫志高為了表現自己，不顧聯絡站的保密性質，擅自擴大書店規模，銷售進步書刊。

紅岩，這一史詩般的稱號，是重慶的光榮象徵。小說把反動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轉的覆滅命運，與局部上的氣勢洶洶，瘋狂鎮壓；把革命事業全局上的輝煌勝利，與革命者個人的悲壯犧牲，辯證地統一起來。

《紅岩》是1961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國民黨集中營的倖存者羅廣斌、楊益言。

② 你最喜歡《紅岩》中的哪一個人物形象

小說《紅岩》中那個形象高大完美的共產黨人許雲峰，主要是根據許建業的原型塑造出來的。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化名楊清，一9二一年生，四川鄰水人。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說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歷史上真正與許建業碰頭的是地下黨員高震明[一] 。 事實上出賣許建業的人，並非甫志高，而是任達哉。許建業被捕之後，他關心在志誠公司宿舍床下的那個皮箱，里邊放著黨的機密文件。看守許建業的特務叫陳遠德，他以同情心騙取了許建業對他的信任。許建業給地下黨員劉德惠寫了一封信，叮囑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銷毀。此信許建業讓陳遠德送去。他萬沒想到，口蜜腹劍的陳遠德把信交到了徐遠舉手裡。特務根據許建業的信，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了那個皮箱，里邊裝有十八名黨員的入黨申請書和自傳材料。於是一大批共產黨員被捕。事情被許建業知道後，憤怒、悲痛、懊悔一齊向他襲來。他知道自己為黨造成了巨大損失，曾三次撞牆自殺，未遂。 陳遠德因誘騙有功，由上士提升為少尉。後到軍統廣安縣華鎣山組任少尉文書。解放後參加西南人民救國軍川東北軍總指揮部，一950年被人民政府鎮壓。 許建業雖是許雲峰的原型，但又不等於是許雲峰。許建業堅貞不屈的感人事跡的確是非常突出的，但考慮到許建業的過失，作者對這個人物作了較大的虛構，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輝事跡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許曉軒。[二] 《紅岩》中，徐鵬飛宴請許雲峰一節，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養齋，而現實中徐遠舉沒有請許建業，但周養浩卻宴請過另外兩位革命烈士——羅世文和車耀先。上邊的情節就是由這次宴請演化而來。羅世文和車耀先是一9四0年三月一吧日被捕的，都是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一9四陸年吧月一吧日在歌樂山松林坡被特務用繩索勒死，然後焚屍滅跡。在許雲峰這個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羅世文、車耀先兩位烈士的影子。 小說中，許雲峰曾在地牢里創造了一個奇跡：把地牢挖穿。許雲峰犧牲後，白公館的難友們就順著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實際上許建業沒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則是韋德福。韋德福原來是國民黨員、軍統特務。他的任務是檢查《新華日報》。檢查信件時，一些嚮往革命、嚮往延安的熱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動，遂萌生了參加共產黨的念頭。一9四漆年，他參加重慶市大、中學校成立的「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後來被捕。在牢房裡，他發現一處石頭松動，便搬開石頭，發現下面是絕壁深澗。一天夜裡，韋德福從地牢里爬了出去，跑過第二道警戒線，就被抓了回來。一9四吧年漆月二9日，在許建業犧牲後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韋德福被特務楊進興殺死。為塑造許雲峰的形象，便把韋德福挖地牢的情節也移植到了許雲峰身上。 根據小說改編的連環畫 小說里許雲峰就義時，重慶即將解放，已經能夠聽到遠處傳來的炮聲。實際上，許建業犧牲的時間是一9四吧年漆月二二日，距重慶解放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但許建業當時視死如歸的表現與小說中許雲峰卻是一樣壯烈的。 和許建業一起就義的還有李大榮。李大榮一9二一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敵人把他們押在大卡車上，在市區轉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風，煞煞革命者的志氣。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許建業和李大榮高唱起《國際歌》，高呼起「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許建業和李大榮被敵人槍殺在大坪刑場，那一年許建業二十八歲。 許建業遇難的消息傳到獄中，難友們非常悲痛。被關押在白公館的許曉軒，為小說中的許雲峰，寫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傳來入禁宮，悲傷切齒眾心同。文山大節垂青史，葉挺孤忠有古風。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氣如虹。臨危慷慨高歌日，爭睹英雄萬巷空。」 眾所周知，《紅岩》中華子良，就是現實中的韓子棟。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保存的歷史檔案資料中，我們發現從一9三9年到一9四9年這十年間，他是唯一一個從被關押期間逃走的傳奇式人物。 韓子棟，原名韓國楨，山東陽穀人，一90吧年出生，一9三二年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時參加革命，一9三三年一月入黨。韓子棟入黨後，根據黨的指示，打入敵人內部做情報工作。一9三四年，因叛徒的出賣他不幸被捕。經過多次交鋒後，他發現特務機關沒有抓到他的任何證據，更加堅定了不暴露真實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漢口、益陽、息烽、重慶等地坐過牢。一9四0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軍委書記車耀先被捕後，在獄中韓子棟認識了他倆，並在羅、車的領導下，進行獄中斗爭。小說中，羅世文、車耀先犧牲那天，讓華子良陪斬。槍聲一響，華子良一下子嚇瘋了。而實際韓子棟不是利用假槍斃的機會裝瘋的，羅、車二人是秘密殺害，並沒有讓韓子棟去陪斬。 韓子棟在獄中不認識許建業、江竹筠，那時他們還沒有被捕。韓子棟倒是和許曉軒、小蘿卜頭和小蘿卜頭的母親徐林俠有聯系。他出逃前，徐林俠怕他路上帶東西不方便，就以縫枕頭的名義給他縫個口袋，讓小蘿卜頭悄悄送給他。那時韓子棟還不是「瘋老頭」，他只有三十八歲。一9四漆年吧月一吧日，他和特務出白公館，來到磁器口。特務在派出所所長胡為祥家打麻將，乘他們大意之機，韓子棟渡過嘉陵江逃走了。過河錢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萬元。過江後，他走小路奔萬縣，奔宜昌，後來到了許昌，找到一個叫鄭大發子的人，他當年獄中的難友。在那裡幹了一段雜工。從許昌他北上過鄭州、過黃河，到了解放區，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軍的護送下韓子棟到了中央組織部。一9四吧年一月二三日，韓子棟向中組部遞交了關於自己入獄及脫險經過的報告，經審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解放後，他歷任中央人事部副處長、一機部二局副局長、國家計委辦公廳副主任，一95吧年調貴州，任貴陽市委副書記、貴州省政協副主席等職；一99二年5月一9日在貴陽病逝，終年吧四歲。 小說中雙槍老太婆是虛構的。但當時華鎣山游擊隊中確實有一位槍法如神的中年婦女叫鄧惠中。《紅岩》的作者之一楊益言曾列舉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為雙槍老太婆這個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鄧惠中，另兩位是劉隆華和陳聯詩。他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員，都參加和指揮了農村武裝斗爭，但鄧惠中後來不幸犧牲了，劉、陳二人都堅持到了革命勝利。鄧惠中的丈夫不是韓子棟（小說中為華子良），而是叫鄧福謙，一9三四年入黨，一9三漆年他去了延安。鄧福謙走後，鄧惠中與鄧福謙介紹的幾個地下黨員認識，於一9三吧年入黨，並擔任岳池縣婦女特支書記。鄧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兒子鄧誠，即小說中的華為，入黨後成為黨內交通員。大兒子和女兒也鍛煉得非常堅強。一9四吧年，鄧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聯軍華鎣山濟南縱隊，有武裝隊員四百餘名，她成了名副其實的縱隊司令。 武裝起義不幸失利，一9四吧年吧月二日，鄧惠中潛回家中，被追蹤而至的清鄉隊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二兒子鄧誠、女兒及未婚兒媳。她在獄中經受了殘酷的刑罰折磨，吊打、竹筷子夾手指、豬毛穿乳頭、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終嚴守黨的秘密。一9四9年一一月二漆日夜裡，鄧惠中和鄧誠母子同時犧牲在渣滓洞。 小說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慶地下黨方面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職務是川東臨委書記兼上川東地委書記。他領導著上川東地委、下川東地委和重慶市委黨的工作。他有一個化名叫石果，黨內的同志認為他姓石，敵人也認為他姓石，但他的真實姓名卻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澤東主席是同鄉，他前進的路上是否與毛澤東個人有聯系，無資料可查考。一9三吧年一0月，他出任湘鄉縣委委員兼韶山區委書記，一9四二年初，王璞擔任重慶市委領導，多在北碚、合川、銅梁、鄰水等地活動。不久，經組織批准，他和共產黨員左紹英組成一個商人家庭，左紹英對外是老闆娘兼總管，黨內是王璞的交通聯絡員。王璞在韶山有個妻子叫賀建修，生有一女。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一9三9年他們分別後，夫妻從此永別。 王璞和左紹英結婚時生活很困難，連被子都是彭詠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紹英原來是一名紗廠的女工，由王介紹入黨。左紹英原先住重慶，拉扯兩個孩子，身上又懷了孕。《挺進報》事件發生後，王璞成了特務的重點追捕對象，於是左撤離重慶，到合川鄉下堂兄家隱蔽起來。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出賣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廣安縣城的住址。一9四吧年漆月四日，敵人趕到廣安，沒抓住王璞，卻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東地委委員兼廣安縣縣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經不住肉體的折磨，當了叛徒。而此時，王璞正在渠河兩岸，華鎣山西側、嘉陵江以北地區發動五省聯合大起義，組建西南民主聯軍川東縱隊，曾霖任縱隊司令，王璞兼任縱隊政委。一9四吧年9月初，王璞隨第四支隊活動，在岳池縣石盤鄉木瓜寨，被敵人包圍，他負傷了。在轉移途中，因流血過多，不幸犧牲。同志們把他的遺體安放在一個山洞裡，被敵人發現，敵人割下王璞的頭，懸在樹上「示眾」三天。三天後，烈士的頭顱不翼而飛。原來是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它取下來，安葬在一棵槐樹下。 王璞的妻子左紹英轉移到鄉下，因為他堂兄酒後失言，暴露了左紹英的身份，一9四吧年9月9日被捕。這時她已懷孕七個多月了，敵人把她關進重慶的渣滓洞。在獄中左紹英生下一個女兒，同志們給這個小女孩取名為「監獄之花」。所以，在《紅岩》小說中寫道：「監獄之花」這個名字是許雲峰給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個大雷雨之夜，她的父親被敵人槍殺了」。 在《紅岩》小說的第二章，因為幼稚的陳松林受騙上當，為特務鄭克昌、黎紀綱留下破綻，導致甫志高被捕、叛變。而在真實的生活中，陳松林叫陳柏林，一9四吧年他僅有十七歲，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他開的書店，在民生路上，書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務鄭克昌的真實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的一個組長；黎紀綱的真實姓名叫曾紀綱，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個特務。小說中的甫志高，是眾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眾多叛徒的集中體現，不能簡單地說是哪一個人。 由於陳柏林的大意，任達哉（小說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一9四吧年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在紅球壩和陳柏林一起被捕的。陳柏林雖然年輕，但他經受住了酷刑的考驗，用意志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而任達哉卻成了可恥的叛徒。任達哉供出了重慶市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的「楊清（即許建業）」。任達哉背景復雜，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工人，參加過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後來又認識了特務李克昌，做了軍統的通信員。因無甚成績，軍統又拋棄了他。一9四漆年，任達哉隱瞞歷史，加入地下黨組織，在許建業的領導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歷史邏輯的，他原來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務。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於任達哉的叛變，一9四吧年四月四日，許建業被捕。 一9四吧年四月陸日上午，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從南岸牛奶場住地來到臨江路寬仁醫院，看望懷孕住院的妻子嚴炯濤後，和江津縣委的塗緒勛來找許建業。劉國定一進門，便遭到特務扣押。隨後塗緒勛見勢不對，主動問特務：「我有幾只輪胎，是否可以在這里抵押。」特務誤認他是生意人，叫他「滾開」了。 劉國定又名劉仲逸，一9一吧年生，四川新都人，一9三吧年入黨。劉國定向敵人交代出達縣大竹武裝起義失敗後疏散來重慶的李忠良。四月吧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敵人供出地下黨員劉國定，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達縣大竹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和與和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變後，又交代和指認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確認了沒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黨員名單。 當冉益智進一步出賣地下黨組織時，劉國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務機關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人錢瑛的地址。當時四川地下黨組織屬於上海局領導，錢瑛具體負責四川、湖北地下黨的工作。劉國定親自帶領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已經轉移到香港而撲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轉移的華德芳、陸自誠、劉寒松、傅羅、李家楨、陳麗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啟熙，一9一0年生，四川酉陽人，一9三陸年參加國民黨，一9三吧年參加共產黨，歷任合川縣委、北碚、萬縣中心縣委宣傳、組織部長、縣委書記，一9四漆年一0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分管學運工作。 劉國定被捕後，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澤寬曾多次碰頭，分析劉國定、許建業被捕後的態勢和應中國措施。約定在一漆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圖書館、北碚公園門口接頭。但是冉益智沒有想到在去接頭途中被捕。一二點過去了，冉益智還沒有出現，警惕性極高的肖澤寬按照地下工作規定，立刻分散轉移了。劉國定、冉益智叛變革命後，肖澤寬成為川東地下黨的主要領導人，上級黨組織任命肖澤寬為川東特委書記，繼續領導對敵斗爭。一9四9年四月，考慮到安全問題，黨組織又將肖澤寬調離重慶，經香港轉解放區。 劉國定被捕後向敵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東臨委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名單；二、川西工委負責人華健在重慶的聯系接頭地點；三、下川東武裝起義失敗後人員轉移情況；四、《挺進報》特支的劉鎔鑄、陳然、蔣一葦、王詩維及「電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謀、張永昌；五、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和妻子熊詠暉及羅廣斌、沙汀、彭詠梧、江竹筠、黃紹輝、劉國定；六、豐都、石柱、雲陽、宜昌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情況等。劉國定和冉益智為邀功請賞，竟然爭相向敵人出賣同志，親自帶領特務去抓捕地下黨員。冉益智帶領特務到萬縣，抓捕了川東特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塗孝文又叛變出賣了包括江竹筠在內的幾十名共產黨員。同時，冉益智還向特務交代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他參加「川西特偵組」配合特務在成都將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和委員華健抓捕。蒲華輔叛變出賣了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秘密黨員韓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賢。 郭德賢一9二四年生，四川雲陽人，一9三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蒲華輔出賣她後，敵人到家逮捕她，趁敵人未進屋時，她燒掉了自己保管的黨的文件，並及時託人給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同志送了信，使馬識途得以脫離，保衛了黨的機密，保護了組織和同志。郭德賢被捕後，被囚在白公館監獄，一9四9年一一月二漆日大屠殺中，她與後來《紅岩》的作者羅廣斌等人一起突圍。在突圍中，她丟了女兒，後來在《大公報》上作廣告，方才把女兒找回，女兒小波很有出息，現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解放後，馬識途多次證明郭德賢是位好同志，立場堅定，掩護了組織，保護了同志。但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裡，組織對郭德賢仍然不公，因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黨的最大叛徒，遲遲沒有恢復她的黨籍，直到一9吧三年，中共重慶市委才恢復了郭德賢的黨籍，黨齡從一9三9年吧月算起。 根據劉國定提供的情況，特務在廣安逮捕了下川東第五工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在劉國定的勸誘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務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員和下屬的兩個特支及七名黨員。 李文祥是重慶城區區委書記，一9三9年入黨，他也是被劉國定出賣的，由於意志不堅定，在獄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當李文祥背叛革命時，他的妻子熊詠輝還和江姐一起關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獄中表現得非常堅強。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極了。思來想去，她給難友們寫了一封公開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持和鼓勵。

③ 讀《紅岩》有感

紅岩，這一史詩般的稱號，是重慶的光榮象徵。
《紅岩》這一神品般的小說，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品質最高度的概括。紅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堅持真理、改造社會的人生偉大實踐；是革命先輩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真實寫照；是我們改革開放發展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紅岩》小說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我們不能否認，藝術的東西有些可能要比生活的真實更完美一些，但當真實地接觸白公館、渣滓洞革命先烈斗爭史實材料時，不能不承認沒有誇大的真實很多時候要比加工過的藝術更具沖擊力量。
小說《紅岩》中那個形象高大完美的共產黨人許雲峰，主要是根據許建業的原型塑造出來的。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代名楊清，1921年生，四川鄰水人。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說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究竟是誰和許建業碰頭，已無從查考。
出賣許建業的人，不是甫志高，而是任達哉。許建業被捕之後，他關心在志誠公司宿舍床下的那個皮箱，里邊放著黨的機密文件。看守許建業的特務叫陳遠德，他以同情心騙取了許建業對他的信任。許建業給地下黨員劉德惠寫了一封信，叮囑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銷毀。此信許建業讓陳遠德送去。他萬沒想到，口蜜腹劍的陳遠德把信交到了徐遠舉手裡。特務根據許建業的信，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了那個皮箱，里邊裝有十八名黨員的入黨申請書和自傳材料。於是一大批共產黨員被捕。事情被許建業知道後，憤怒、悲痛、懊悔一齊向他襲來，他知道自己為黨造成了巨大損失，曾三次撞牆自殺未遂。
陳遠德因誘騙有功，由上士提升為少尉。後到軍統廣安縣華鎣山組任少尉文書。解放後參加西南人民救國軍川東北軍總指揮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鎮壓。
許建業雖是許雲峰的原型，但又不等於是許雲峰。許建業堅貞不屈的感人事跡的確是非常突出的，但考慮到許建業的過失，作者對這個人物作了較大程度的虛構，把其他烈士的一些事跡也移植到他的身上。
如《紅岩》中，徐鵬飛宴請許雲峰一節，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養齋（即《紅岩》中的周養浩等人），實際上徐遠舉沒請過許建業，但周養浩卻宴請過另外兩位革命烈士——羅世文和車耀先。上邊的情節就是由這次宴請演化而來。羅世文和車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樂山松林坡被特務用繩索勒死，然後焚屍滅跡。在許雲峰這個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羅世文、車耀先兩位烈士的影子。
小說《紅岩》中，許雲峰曾在地牢里創造了一個奇跡：把地牢挖穿了。許雲峰犧牲後，白公館的難友們就順著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事實上，許建業沒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則是韋德福。韋德福原來是國民黨員、軍統特務，他的任務是檢查《新華日報》。檢查信件時，一些嚮往革命、嚮往延安的熱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動，遂萌生了參加共產黨的念頭。1947年，他參加重慶市大、中學校成立的「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後來被捕。在牢房裡，他發現一處石頭松動，便搬開石頭，發現下面是絕壁深澗。一天夜裡，韋德福從地牢里爬了出去，跑過第二道警戒線，就被抓了回來。1948年7月29日，在許建業犧牲後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韋德福被特務楊進興殺死。
為塑造好許雲峰的形象，把韋德福挖地牢的情節也移植了過去。
在《紅岩》中，許雲峰就義時，重慶即將解放，已經能夠聽到遠處傳來的炮聲。實際上，許建業犧牲的時間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慶解放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但許建業當時視死如歸的表現與小說中許雲峰卻是一樣壯烈的。
和許建業一起就義的還有李大榮。李大榮是1921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敵人把他們押在大卡車上，在市區轉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風，煞煞革命者的志氣。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許建業和李大榮高唱起《國際歌》，高呼起「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許建業和李大榮被敵人槍殺在大坪刑場，那一年許建業二十八歲。
許建業遇難的消息傳到獄中，難友們非常悲痛，被關押在白公館的許曉軒，即小說中的許雲峰，寫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傳來入禁宮，悲傷切齒眾心同。文山大節垂青史，葉挺孤忠有古風。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氣如虹。臨危慷慨高歌日，爭睹英雄萬巷空。」
眾所周知，《紅岩》中華子良，就是現實中的韓子棟。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保存的歷史檔案資料中，我們發現從1939年到1949年這十年間，他是唯一一個從被關押期間逃走的傳奇式人物。
韓子棟，原名韓國楨，山東陽穀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時參加革命，1933年1月入黨。韓子棟入黨後，根據黨的指示，打入敵人內部做情報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賣他不幸被捕。經過多次交鋒後，他發現特務機關沒有抓到他的任何證據，更加堅定了不暴露真實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漢口、益陽、息烽、重慶等地坐過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軍委書記車耀先被捕後，在獄中韓子棟認識了他倆，並在羅、車的領導下，進行獄中斗爭。小說中，羅世文、車耀先犧牲那天，讓華子良陪斬。槍聲一響，華子良一下子嚇瘋了。實際上，韓子棟並不是利用假槍斃的機會裝瘋的，羅、車二人是被秘密殺害的，並沒有讓韓子棟去陪斬。
韓子棟在獄中不認識許建業、江竹筠，那時他們還沒有被捕。韓子棟倒是和許曉軒、小蘿卜頭和小蘿卜頭的母親徐林俠有聯系。他出逃前，徐林俠怕他路上帶東西不方便，就以縫枕頭的名義給他縫個口袋，讓小蘿卜頭悄悄送給他。
韓子棟那時還不是「瘋老頭」，他只有三十八歲。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務出白公館，來到磁器口。特務在派出所所長胡為祥家打麻將，乘他們大意之機，韓子棟渡過嘉陵江逃走了。
過河錢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萬元。過江後，他走小路奔萬縣，奔宜昌，後來到了許昌，找到一個叫鄭大發子的人，他當年獄中的難友。在那裡幹了一段雜工。從許昌他北上過鄭州、過黃河，到了解放區，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韓子棟在解放軍的護送下到了中央組織部。1948年1月23日，韓子棟向中組部遞交了關於自己入獄及脫險經過的報告，經審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解放後，他歷任中央人事部副處長、一機部二局副局長、國家計委辦公廳副主任，1958年調貴州，任貴陽市委副書記、貴州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92年5月19日在貴陽病逝，終年84歲。
小說中雙槍老太婆是虛構的，但當時華鎣山游擊隊中確實有一位槍法如神的中年婦女叫鄧惠中。《紅岩》的作者之一楊益言曾列舉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為雙槍老太婆這個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鄧惠中，另兩位是劉隆華和陳聯詩。他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員，都參加和指揮了農村武裝斗爭，但鄧惠中後來不幸犧牲了，劉、陳二人都堅持到了革命勝利。
鄧惠中的丈夫不是那位叫華子良的韓子棟，而是叫鄧福謙，1934年入黨，1937年他去了延安。鄧福謙走後，鄧惠中與鄧福謙介紹的幾個地下黨員認識，於1938年入黨，並擔任岳池縣婦女特支書記。鄧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兒子鄧誠，即小說中的華為，入黨後成為黨內交通員，大兒子和女兒也鍛煉得非常堅強。1948年，鄧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聯軍華鎣山濟南縱隊，有武裝隊員四百餘名，她成了名副其實的縱隊司令。 不幸武裝起義失利，1948年8月2日，鄧惠中潛回家中，被追蹤而至的清鄉隊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二兒子鄧誠、女兒及未婚兒媳。她在獄中經受了殘酷的刑罰折磨，吊打、竹筷子夾手指、豬毛穿乳頭、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終嚴守黨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裡，鄧惠中和鄧誠母子同時犧牲在渣滓洞。
小說《紅岩》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慶地下黨方面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職務是川東臨委書記兼上川東地委書記，他領導著上川東地委、下川東地委和重慶市委的黨的工作。他有一個化名叫石果，黨內的同志認為他姓石，敵人也認為他姓石，但他的真實姓名卻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澤東是同鄉，他前進的路上是否與毛澤東個人有聯系，無資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鄉縣委委員兼韶山區委書記，1942年初，王璞擔任重慶市委領導，多在北碚、合川、銅梁、鄰水等地活動。不久，經組織批准，他和共產黨員左紹英組成一個商人家庭，左紹英對外是老闆娘兼總管，黨內是王璞的交通聯絡員。王璞在韶山有個妻子叫賀建修，生有一女。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們分別後，夫妻從此永別。
王璞和左紹英結婚時生活很困難，連被子都是彭詠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紹英原來是一名紗廠的女工，由王介紹入黨。左紹英原先住重慶，拉扯兩個孩子，身上又懷了孕。《挺進報》事件發生後，王璞成了特務的重點追捕對象，於是左撤離重慶，到合川鄉下堂兄家隱蔽起來。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出賣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廣安縣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敵人趕到廣安，沒抓住王璞，卻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東地委委員兼廣安縣縣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經不住肉體的折磨，當了叛徒。
而此時，王璞正在渠河兩岸，華鎣山西側、嘉陵江以北地區發動五省聯合大起義，組建西南民主聯軍川東縱隊，曾霖任縱隊司令，王璞兼任縱隊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隨第四支隊活動，在岳池縣石盤鄉木瓜寨，被敵人包圍，他負傷了。在轉移途中，因流血過多，不幸犧牲。同志們把他的遺體安放在一個山洞裡，被敵人發現，敵人割下王璞的頭，懸在樹上「示眾」三天。三天後，烈士的頭顱不翼而飛。原來是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它取下來，安葬在一棵槐樹下。
王璞的妻子左紹英轉移到鄉下，因為他堂兄酒後失言，暴露了左紹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這時她已懷孕七個多月了，敵人把她關進重慶的渣滓洞。在獄中左紹英生下一個女兒，同志們給這個小女孩取名為「監獄之花」。所以，在《紅岩》小說中寫道：「監獄之花」這個名字是許雲峰給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個大雷雨之夜，她的父親被敵人槍殺了。
在《紅岩》小說的第二章，因為幼稚的陳松林受騙上當，為特務鄭克昌、黎紀綱留下破綻，導致甫志高被捕、叛變。而在真實的生活中，陳松林叫陳柏林，1948年他僅有十七歲，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他開的書店，在民生路上，書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務鄭克昌的真實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的一個組長；黎紀綱的真實姓名叫曾紀綱，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個特務。小說中的甫志高，是眾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眾多叛徒的集中體現，不能簡單地說是哪一個人。
由於陳柏林的大意，被捕的那個「甫志高」叫任達哉，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點，在紅球壩和陳柏林一起被捕的。陳柏林雖然年輕，但他經受住了酷刑的考驗，用意志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而任達哉卻當了叛徒，他供出了重慶市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的「楊清」，即許建業。任達哉背景復雜，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工人，參加過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後來又認識了特務李克昌，做了軍統的通信員，因無甚成績，軍統又拋棄了他。1947年，任達哉隱瞞歷史，加入地下黨組織，在許建業的領導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歷史邏輯的，他原來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務。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於任達哉的叛變，1948年4月4日，許建業被捕。
4月6日上午，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從南岸牛奶場住地來到臨江路寬仁醫院，看望住院生兒子的妻子嚴炯濤後，和江津縣委的塗緒勛來找許建業。劉一進門，便遭到特務扣押。隨後的塗緒勛見勢不對，主動問特務：「我有幾只輪胎，是否可以在這里抵押。」特務誤認他是生意人，叫他「滾開」了。
劉國定又名劉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黨。劉國定向敵人交代出達縣大竹武裝起義失敗後疏散來重慶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敵人供出地下黨員劉國定，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達縣大竹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和與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變後，又交代和指認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確認了沒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黨員名單。
冉益智，本名冉啟熙，1910年生，四川酉陽人，1936年參加國民黨，1938年參加共產黨，歷任合川縣委、北碚、萬縣中心縣委宣傳、組織部長、縣委書記，1947年10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分管學運工作。
劉國定被捕後，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澤寬、李維嘉曾多次碰頭，分析劉國定、許建業被捕後的態勢和應急措施。約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圖書館、北碚公園門口接頭。但是冉益智沒有想到在去接頭途中被捕。
12點過去了，冉益智還沒有出現，警惕性極高的肖澤寬和李維嘉按照地下工作規定，立刻分散轉移了。
劉國定、冉益智叛變革命後，肖澤寬和李維嘉成為川東地下黨的主要領導人，上級黨組織任命肖澤寬為川東特委書記，繼續領導對敵斗爭。1949年4月，考慮到安全問題，黨組織又將肖澤寬調離重慶，經香港轉解放區。
劉國定向敵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東臨委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名單；二、川西工委負責人華健在重慶的聯系接頭地點；三、下川東武裝起義失敗後人員轉移情況；四、《挺進報》特支的劉鎔鑄、陳然、蔣一葦、王詩維及「電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謀、張永昌；五、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和妻子熊詠暉及羅廣斌、沙汀、彭詠梧、江竹筠、黃紹輝、劉國定；六、豐都、石柱、雲陽、宜昌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情況；等等。
劉國定和冉益智為邀功請賞，竟然爭相向敵人出賣同志，親自帶領特務去抓捕地下黨員。冉益智帶領特務到萬縣，抓捕了川東特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塗孝文又叛變出賣了包括江竹筠在內的幾十名共產黨員。
同時，冉益智還向特務交代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他參加「川西特偵組」配合特務在成都將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和委員華健抓捕。蒲華輔叛變出賣了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秘密黨員韓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賢。
郭德賢1924年生，四川雲陽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蒲華輔出賣她後，敵人到家逮捕她，趁敵人未進屋時，她燒掉了自己保管的黨的文件，並及時託人給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同志送了信，使馬識途得以脫離，保衛了黨的機密，保護了組織和同志。
郭德賢被捕後，被囚在白公館監獄，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中，她與後來《紅岩》的作者羅廣斌等人一起突圍。在突圍中，她丟了女兒，後來在《大公報》上作廣告，方才把女兒找回，女兒小波很有出息，現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級工程師。
解放後，馬識途多次證明郭德賢是位好同志，立場堅定，掩護了組織，保護了同志。但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裡，組織對郭德賢仍然不公，因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黨的最大叛徒，遲遲沒有恢復她的黨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慶市委才恢復了郭德賢的黨籍，黨齡從1939年8月算起。 當冉益智進一步出賣地下黨組織時，劉國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務機關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人錢瑛的地址。當時四川地下黨組織屬於上海局領導，錢瑛具體負責四川、湖北地下黨的工作。劉國定親自帶領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已經轉移到香港而撲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轉移的華德芳、陸自誠、劉寒松、傅羅、李家楨、陳麗金等人。 根據劉國定提供的情況，特務在廣安逮捕了下川東第五工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在劉國定的勸誘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務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員和下屬的兩個特支及七名黨員。
李文祥是重慶城區區委書記，1939年入黨，他也是被劉國定出賣的，由於意志不堅定，在獄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當李文祥背叛革命時，他的妻子熊詠輝還和江姐一起關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獄中表現得非常堅強。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極了。思來想去，她給難友們寫了一封公開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
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持和鼓勵。
叛徒終歸是沒有好下場的。重慶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北碚黃桷鎮82號匿居。重慶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位朋友家住下，以便進城活動。1949年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勝戲院門口，碰上了向人民政府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前區長李修凱，李將冉扭送魁星樓警備部隊執勤戰士處。12月27日，紅岩烈士犧牲一個月後，他被正式逮捕。1951年1月19日，重慶市人民法院對冉益智判處死刑。刑前，冉要求將其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
1950年1月16日，劉國定向成都軍管會公安處自首，1月28日逮捕，1951年1月被判處死刑。
第一個背叛革命的任達哉和出賣江姐的塗孝文，以及出賣了自己妻子的蒲華輔也沒有好下場。任達哉是在1949年「11·27」大慘案中，被特務殺死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陳然一道被特務殺死的十人中，有三個是叛徒，他們是塗孝文、蒲華輔、袁儒傑。在押上卡車的時候，陳然對塗孝文說：「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來贖罪了。你要表現得英勇一點，也算你曾經加入過共產黨。」
塗孝文動了動嘴唇，沒有說話，但他還是重重地點了兩下頭。在向刑場駛去的路上，陳然帶頭唱起了《國際歌》，在這歌聲中也有叛徒塗孝文微弱的聲音。
《紅岩》中出賣劉思揚的叛徒李忠良，解放後混入巴縣惠明鄉輔仁中學當老師，1950年4月被逮捕，1951年2月被判處死刑。叛徒駱安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解放後，駱混進南開中學當了政治教員，1951年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53年改判無期徒刑，後改有期徒刑。刑滿釋放後，在江北區一家蔬菜商店工作。叛徒李文祥被特務機關授予上尉軍銜，參加特務工作，1951年2月，被重慶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由於叛徒的出賣，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到空前的大破壞。因《挺進報》被敵人破獲而受到的重創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慶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東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殺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殺害的三十五人，釋放「11·27」大屠殺中脫險的二十五人，自首變節後仍被敵人殺害的四人，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的八人。
地下黨組織受到破壞，因為出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甫志高」，出了一個「甫志高小集團」，如果按小說《紅岩》所說，僅有一個叛徒甫志高的話，川東地下黨組織不可能受到這樣空前的破壞。如果叛徒不是地下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而是基層的普通黨員幹部，損失也會相應減少。獄中的同志，面對地下黨領導人的變節、投降，以及地下黨組織所遭受的大破壞，他們既震驚、又憤恨和無比悲痛。
革命者夢寐以求的新中國，自己沒有看到，在勝利即將來臨的時候，卻飲彈身亡，走向黃泉。他們每一個人都按捺不住悲憤的心情，有多少話要向黨說出來。在獄中，他們以高度的責任感，以真誠的態度，開始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方面進行回顧和總結。 「11·27」慘案越獄之後，羅廣斌這個從大屠殺中脫險的生者，拿起筆，把那些死者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帶血的囑托寫成了一份二萬多字的報告，交給了黨組織。
在這份報告的最後一部分，羅廣斌含著淚水，代表獄中那些死去的難友，向黨組織提出了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八條意見：一、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整黨整風；八、嚴懲叛徒、特務。
這是革命烈士血和淚的囑托，這是革命烈士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負責的體現，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後一刻所發出的強烈呼喊，這是我們在發展建設中不能忘記的警示。
革命勝利了，不可能再出現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時期，一些黨員會不會在金錢面前，在美女面前，在權力面前背叛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尤其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如果在這方面做了黨的叛徒，他的破壞性絲毫不亞於劉國定、冉益智、塗孝文之流叛黨所帶來的損失——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這樣做了，他將多少原是共產黨員的領導幹部帶進了監獄？原襄樊市委書記這樣做了，他不是也將七十四名縣處級領導幹部帶進了牢房嗎？

④ 紅岩中，主要人物及特點

1、江姐，小說中的名字叫江雪琴，是《紅岩》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2、監獄之花是獄中一對犧牲了的革命者遺下的女嬰。她父親入獄後很快就被敵人槍殺了，她的母親因難產而去世。難友們給她起了「監獄之花」這個美好的名字。

3、「猩猩」 渣滓洞集中營的特務頭子。因為他長著人的面孔，穿戴著人的衣冠，但沒有人的心肝，而是一頭類似人的刁詐的動物，所以大家都叫他「猩猩」。

4、丁長發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農民武裝起義時，指揮戰斗負了重傷而被捕。

《紅岩》是1961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國民黨集中營的倖存者羅廣斌、楊益言。

該書講述了1948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的共產黨員在渣滓洞和白公館中受刑，敵人為了得到口供，妄圖用炎熱、蚊蟲、飢餓和乾渴動搖革命者的意志，但在共產黨員的堅強意志前，敵人卻是一籌莫展，一敗塗地的故事。

(4)曾霖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小說《紅岩》中那個形象高大完美的共產黨人許雲峰，主要是根據許建業的原型塑造出來的。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化名楊清，1921年生，四川鄰水人。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說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歷史上真正與許建業碰頭的是地下黨員高震明。

紅岩，這一史詩般的稱號，是重慶的光榮象徵。

《紅岩》這一神品般的小說，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品質最高度的概括。紅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堅持真理、改造社會的人生偉大實踐；是革命先輩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真實寫照；是我們改革開放發展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紅岩》小說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我們不能否認，藝術的東西有些可能要比生活的真實更完美一些，但當真實地接觸白公館、渣滓洞革命先烈斗爭史實材料時，不能不承認沒有誇大的真實很多時候要比加工過的藝術更具沖擊力量。

⑤ 紅岩的作者涉及成瑤和劉思揚的作用

小說《紅岩》中那個形象高大完美的共產黨人許雲峰，主要是根據許建業的原型塑造出來的。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化名楊清，1921年生，四川鄰水人。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說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歷史上真正與許建業碰頭的是地下黨員高震明[1] 。
事實上出賣許建業的人，並非甫志高，而是任達哉。許建業被捕之後，他關心在志誠公司宿舍床下的那個皮箱，里邊放著黨的機密文件。看守許建業的特務叫陳遠德，他以同情心騙取了許建業對他的信任。許建業給地下黨員劉德惠寫了一封信，叮囑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銷毀。此信許建業讓陳遠德送去。他萬沒想到，口蜜腹劍的陳遠德把信交到了徐遠舉手裡。特務根據許建業的信，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了那個皮箱，里邊裝有十八名黨員的入黨申請書和自傳材料。於是一大批共產黨員被捕。事情被許建業知道後，憤怒、悲痛、懊悔一齊向他襲來。他知道自己為黨造成了巨大損失，曾三次撞牆自殺，未遂。
陳遠德因誘騙有功，由上士提升為少尉。後到軍統廣安縣華鎣山組任少尉文書。解放後參加西南人民救國軍川東北軍總指揮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鎮壓。
許建業雖是許雲峰的原型，但又不等於是許雲峰。許建業堅貞不屈的感人事跡的確是非常突出的，但考慮到許建業的過失，作者對這個人物作了較大的虛構，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輝事跡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許曉軒。[2]
《紅岩》中，徐鵬飛宴請許雲峰一節，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養齋，而現實中徐遠舉沒有請許建業，但周養浩卻宴請過另外兩位革命烈士——羅世文和車耀先。上邊的情節就是由這次宴請演化而來。羅世文和車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樂山松林坡被特務用繩索勒死，然後焚屍滅跡。在許雲峰這個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羅世文、車耀先兩位烈士的影子。
小說中，許雲峰曾在地牢里創造了一個奇跡：把地牢挖穿。許雲峰犧牲後，白公館的難友們就順著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而實際上許建業沒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則是韋德福。韋德福原來是國民黨員、軍統特務。他的任務是檢查《新華日報》。檢查信件時，一些嚮往革命、嚮往延安的熱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動，遂萌生了參加共產黨的念頭。1947年，他參加重慶市大、中學校成立的「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後來被捕。在牢房裡，他發現一處石頭松動，便搬開石頭，發現下面是絕壁深澗。一天夜裡，韋德福從地牢里爬了出去，跑過第二道警戒線，就被抓了回來。1948年7月29日，在許建業犧牲後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韋德福被特務楊進興殺死。為塑造許雲峰的形象，便把韋德福挖地牢的情節也移植到了許雲峰身上。
根據小說改編的連環畫
小說里許雲峰就義時，重慶即將解放，已經能夠聽到遠處傳來的炮聲。實際上，許建業犧牲的時間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慶解放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但許建業當時視死如歸的表現與小說中許雲峰卻是一樣壯烈的。
和許建業一起就義的還有李大榮。李大榮1921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敵人把他們押在大卡車上，在市區轉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風，煞煞革命者的志氣。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許建業和李大榮高唱起《國際歌》，高呼起「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許建業和李大榮被敵人槍殺在大坪刑場，那一年許建業二十八歲。
許建業遇難的消息傳到獄中，難友們非常悲痛。被關押在白公館的許曉軒，為小說中的許雲峰，寫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傳來入禁宮，悲傷切齒眾心同。文山大節垂青史，葉挺孤忠有古風。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氣如虹。臨危慷慨高歌日，爭睹英雄萬巷空。」
眾所周知，《紅岩》中華子良，就是現實中的韓子棟。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保存的歷史檔案資料中，我們發現從1939年到1949年這十年間，他是唯一一個從被關押期間逃走的傳奇式人物。
韓子棟，原名韓國楨，山東陽穀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時參加革命，1933年1月入黨。韓子棟入黨後，根據黨的指示，打入敵人內部做情報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賣他不幸被捕。經過多次交鋒後，他發現特務機關沒有抓到他的任何證據，更加堅定了不暴露真實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漢口、益陽、息烽、重慶等地坐過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軍委書記車耀先被捕後，在獄中韓子棟認識了他倆，並在羅、車的領導下，進行獄中斗爭。小說中，羅世文、車耀先犧牲那天，讓華子良陪斬。槍聲一響，華子良一下子嚇瘋了。而實際韓子棟不是利用假槍斃的機會裝瘋的，羅、車二人是秘密殺害，並沒有讓韓子棟去陪斬。
韓子棟在獄中不認識許建業、江竹筠，那時他們還沒有被捕。韓子棟倒是和許曉軒、小蘿卜頭和小蘿卜頭的母親徐林俠有聯系。他出逃前，徐林俠怕他路上帶東西不方便，就以縫枕頭的名義給他縫個口袋，讓小蘿卜頭悄悄送給他。那時韓子棟還不是「瘋老頭」，他只有三十八歲。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務出白公館，來到磁器口。特務在派出所所長胡為祥家打麻將，乘他們大意之機，韓子棟渡過嘉陵江逃走了。過河錢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萬元。過江後，他走小路奔萬縣，奔宜昌，後來到了許昌，找到一個叫鄭大發子的人，他當年獄中的難友。在那裡幹了一段雜工。從許昌他北上過鄭州、過黃河，到了解放區，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在解放軍的護送下韓子棟到了中央組織部。1948年1月23日，韓子棟向中組部遞交了關於自己入獄及脫險經過的報告，經審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解放後，他歷任中央人事部副處長、一機部二局副局長、國家計委辦公廳副主任，1958年調貴州，任貴陽市委副書記、貴州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92年5月19日在貴陽病逝，終年84歲。
小說中雙槍老太婆是虛構的。但當時華鎣山游擊隊中確實有一位槍法如神的中年婦女叫鄧惠中。《紅岩》的作者之一楊益言曾列舉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為雙槍老太婆這個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鄧惠中，另兩位是劉隆華和陳聯詩。他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員，都參加和指揮了農村武裝斗爭，但鄧惠中後來不幸犧牲了，劉、陳二人都堅持到了革命勝利。鄧惠中的丈夫不是韓子棟（小說中為華子良），而是叫鄧福謙，1934年入黨，1937年他去了延安。鄧福謙走後，鄧惠中與鄧福謙介紹的幾個地下黨員認識，於1938年入黨，並擔任岳池縣婦女特支書記。鄧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兒子鄧誠，即小說中的華為，入黨後成為黨內交通員。大兒子和女兒也鍛煉得非常堅強。1948年，鄧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聯軍華鎣山濟南縱隊，有武裝隊員四百餘名，她成了名副其實的縱隊司令。
武裝起義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鄧惠中潛回家中，被追蹤而至的清鄉隊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二兒子鄧誠、女兒及未婚兒媳。她在獄中經受了殘酷的刑罰折磨，吊打、竹筷子夾手指、豬毛穿乳頭、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終嚴守黨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裡，鄧惠中和鄧誠母子同時犧牲在渣滓洞。
小說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慶地下黨方面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職務是川東臨委書記兼上川東地委書記。他領導著上川東地委、下川東地委和重慶市委黨的工作。他有一個化名叫石果，黨內的同志認為他姓石，敵人也認為他姓石，但他的真實姓名卻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澤東主席是同鄉，他前進的路上是否與毛澤東個人有聯系，無資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鄉縣委委員兼韶山區委書記，1942年初，王璞擔任重慶市委領導，多在北碚、合川、銅梁、鄰水等地活動。不久，經組織批准，他和共產黨員左紹英組成一個商人家庭，左紹英對外是老闆娘兼總管，黨內是王璞的交通聯絡員。王璞在韶山有個妻子叫賀建修，生有一女。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們分別後，夫妻從此永別。
王璞和左紹英結婚時生活很困難，連被子都是彭詠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紹英原來是一名紗廠的女工，由王介紹入黨。左紹英原先住重慶，拉扯兩個孩子，身上又懷了孕。《挺進報》事件發生後，王璞成了特務的重點追捕對象，於是左撤離重慶，到合川鄉下堂兄家隱蔽起來。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出賣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廣安縣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敵人趕到廣安，沒抓住王璞，卻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東地委委員兼廣安縣縣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經不住肉體的折磨，當了叛徒。而此時，王璞正在渠河兩岸，華鎣山西側、嘉陵江以北地區發動五省聯合大起義，組建西南民主聯軍川東縱隊，曾霖任縱隊司令，王璞兼任縱隊政委。1948年9月初，王璞隨第四支隊活動，在岳池縣石盤鄉木瓜寨，被敵人包圍，他負傷了。在轉移途中，因流血過多，不幸犧牲。同志們把他的遺體安放在一個山洞裡，被敵人發現，敵人割下王璞的頭，懸在樹上「示眾」三天。三天後，烈士的頭顱不翼而飛。原來是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它取下來，安葬在一棵槐樹下。
王璞的妻子左紹英轉移到鄉下，因為他堂兄酒後失言，暴露了左紹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這時她已懷孕七個多月了，敵人把她關進重慶的渣滓洞。在獄中左紹英生下一個女兒，同志們給這個小女孩取名為「監獄之花」。所以，在《紅岩》小說中寫道：「監獄之花」這個名字是許雲峰給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個大雷雨之夜，她的父親被敵人槍殺了」。
在《紅岩》小說的第二章，因為幼稚的陳松林受騙上當，為特務鄭克昌、黎紀綱留下破綻，導致甫志高被捕、叛變。而在真實的生活中，陳松林叫陳柏林，1948年他僅有十七歲，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他開的書店，在民生路上，書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務鄭克昌的真實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的一個組長；黎紀綱的真實姓名叫曾紀綱，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個特務。小說中的甫志高，是眾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眾多叛徒的集中體現，不能簡單地說是哪一個人。
由於陳柏林的大意，任達哉（小說中甫志高）被捕。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點，在紅球壩和陳柏林一起被捕的。陳柏林雖然年輕，但他經受住了酷刑的考驗，用意志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而任達哉卻成了可恥的叛徒。任達哉供出了重慶市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的「楊清（即許建業）」。任達哉背景復雜，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工人，參加過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後來又認識了特務李克昌，做了軍統的通信員。因無甚成績，軍統又拋棄了他。1947年，任達哉隱瞞歷史，加入地下黨組織，在許建業的領導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歷史邏輯的，他原來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務。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於任達哉的叛變，1948年4月4日，許建業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從南岸牛奶場住地來到臨江路寬仁醫院，看望懷孕住院的妻子嚴炯濤後，和江津縣委的塗緒勛來找許建業。劉國定一進門，便遭到特務扣押。隨後塗緒勛見勢不對，主動問特務：「我有幾只輪胎，是否可以在這里抵押。」特務誤認他是生意人，叫他「滾開」了。
劉國定又名劉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黨。劉國定向敵人交代出達縣大竹武裝起義失敗後疏散來重慶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敵人供出地下黨員劉國定，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達縣大竹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和與和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變後，又交代和指認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確認了沒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黨員名單。
當冉益智進一步出賣地下黨組織時，劉國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務機關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人錢瑛的地址。當時四川地下黨組織屬於上海局領導，錢瑛具體負責四川、湖北地下黨的工作。劉國定親自帶領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已經轉移到香港而撲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轉移的華德芳、陸自誠、劉寒松、傅羅、李家楨、陳麗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啟熙，1910年生，四川酉陽人，1936年參加國民黨，1938年參加共產黨，歷任合川縣委、北碚、萬縣中心縣委宣傳、組織部長、縣委書記，1947年10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分管學運工作。
劉國定被捕後，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澤寬曾多次碰頭，分析劉國定、許建業被捕後的態勢和應急措施。約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圖書館、北碚公園門口接頭。但是冉益智沒有想到在去接頭途中被捕。12點過去了，冉益智還沒有出現，警惕性極高的肖澤寬按照地下工作規定，立刻分散轉移了。劉國定、冉益智叛變革命後，肖澤寬成為川東地下黨的主要領導人，上級黨組織任命肖澤寬為川東特委書記，繼續領導對敵斗爭。1949年4月，考慮到安全問題，黨組織又將肖澤寬調離重慶，經香港轉解放區。
劉國定被捕後向敵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東臨委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名單；二、川西工委負責人華健在重慶的聯系接頭地點；三、下川東武裝起義失敗後人員轉移情況；四、《挺進報》特支的劉鎔鑄、陳然、蔣一葦、王詩維及「電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謀、張永昌；五、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和妻子熊詠暉及羅廣斌、沙汀、彭詠梧、江竹筠、黃紹輝、劉國定；六、豐都、石柱、雲陽、宜昌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情況等。劉國定和冉益智為邀功請賞，竟然爭相向敵人出賣同志，親自帶領特務去抓捕地下黨員。冉益智帶領特務到萬縣，抓捕了川東特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塗孝文又叛變出賣了包括江竹筠在內的幾十名共產黨員。同時，冉益智還向特務交代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他參加「川西特偵組」配合特務在成都將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和委員華健抓捕。蒲華輔叛變出賣了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秘密黨員韓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賢。
郭德賢1924年生，四川雲陽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蒲華輔出賣她後，敵人到家逮捕她，趁敵人未進屋時，她燒掉了自己保管的黨的文件，並及時託人給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同志送了信，使馬識途得以脫離，保衛了黨的機密，保護了組織和同志。郭德賢被捕後，被囚在白公館監獄，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中，她與後來《紅岩》的作者羅廣斌等人一起突圍。在突圍中，她丟了女兒，後來在《大公報》上作廣告，方才把女兒找回，女兒小波很有出息，現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解放後，馬識途多次證明郭德賢是位好同志，立場堅定，掩護了組織，保護了同志。但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裡，組織對郭德賢仍然不公，因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黨的最大叛徒，遲遲沒有恢復她的黨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慶市委才恢復了郭德賢的黨籍，黨齡從1939年8月算起。
根據劉國定提供的情況，特務在廣安逮捕了下川東第五工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在劉國定的勸誘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務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員和下屬的兩個特支及七名黨員。
李文祥是重慶城區區委書記，1939年入黨，他也是被劉國定出賣的，由於意志不堅定，在獄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當李文祥背叛革命時，他的妻子熊詠輝還和江姐一起關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獄中表現得非常堅強。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極了。思來想去，她給難友們寫了一封公開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持和鼓勵。

⑥ 紅岩小說的人物資料

作者：羅廣斌、楊益言、【未署名作者：劉德彬】 作品類型：革命體小說（紅色經典小說） 出版時間：1962年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小說《紅岩》封面
《紅岩》是以描寫重慶解放前夕殘酷的地下斗爭，特別是獄中斗爭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小說。它的基本情節以「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包括渣滓洞和白公館）內的敵我斗爭為中心，交錯地展開了我地下黨領導的城市的地下斗爭、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獄中斗爭以及華鎣山區的武裝斗爭，集中描寫了革命者為迎接解放、挫敗敵人的垂死掙扎而進行的最後決戰，歌頌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驗下的堅貞節操，塑造了許雲峰（許建業）、江姐（江竹筠）、成崗（陳然）、劉思揚（劉國志）、余新江（余祖勝）等眾多可歌可泣，令人難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輝。 小說以大量的篇幅描寫了革命者的獄中斗爭，除了《獄中聯歡》所寫的新年聯歡活動外，還寫了獄中絕食斗爭的勝利，為龍光華烈士舉行追悼會，寫了江雪琴的從容就義，許雲峰在地牢里同徐鵬飛的最後一次交鋒，以及最後的武裝越獄斗爭等。 全書共三十章，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都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們親身經歷了黎明前血與火的考驗，目睹了許多革命烈士堅韌不拔的英勇斗爭和壯烈犧牲的場面。根據這些經歷，他們於 1957年寫了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隨後，在回憶錄的基礎上創作了長篇小說《紅岩》。（註：《在烈火中永生》是人物回憶錄，雖都是真人真事，但也有不明之處，不能以此作為參考、學究；《紅岩》這本小說，有一些人物和情節是虛構的。) 小說《紅岩》問世以來，由此衍生的文藝作品很多，如被改編成電影《烈火中永生》、部分情節被改編為歌劇《江姐》以及多個版本的同名連環畫等為世人熟知。 小說名稱的由來：中美技術合作所就是在紅岩，離那裡不遠的地方是抗日戰爭時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要投奔延安的青年如果不熟悉紅岩的話，很容易被特務引到監獄裡面。後來辦事處撤走了，監獄還是用來關押政治犯人。 當然，作家用紅岩來形容還是有自己的寓意的——紅是革命的顏色，岩石又是非常堅硬的物質；而革命者在獄中也堅持斗爭，堅韌不拔。所以理解成紅色的岩石也無不可。
編輯本段作者簡介
示和談的「誠意」，假意釋放了一些政治犯，來自資本家家庭的共產黨員劉思揚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劉公館的第二天夜裡，一個自稱姓朱的人潛入劉家，說他受區委書記李敬原的委派，前來了解劉思揚在獄中的表現，並要他詳細匯報獄中地下黨的情況。正當劉思揚對此人懷疑時，李敬原派人送來情報，揭穿了這個偽裝特務鄭克昌的真面目。劉思揚來不及轉移，又被抓起來關進另一所監獄「白公館」。鄭克昌在誘騙劉思揚失敗後，又偽裝成同情革命的記者高邦晉打入渣滓洞，他妄圖通過苦肉計刺探獄中地下黨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識破了他的偽裝，並借敵人之手除掉了這個陰險的特務。 解放軍日益逼近重慶，地下黨准備組織獄中暴動。在白公館裝瘋多年的共產黨員華子良與獄中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同時，關在地窖中的許雲峰用手指和鐵鐐挖出了一條秘密通道。當解放軍攻入四川，即將解放重慶的時候，徐鵬飛等狗急跳牆，提前秘密殺害了許雲峰、江姐、成崗等人。就在許雲峰等人被害的當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館同時舉行了暴動。劉思揚等一些同志犧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終於沖出了魔窟，伴隨著解放軍隆隆的炮聲，去迎接黎明時分燦爛的曙光！
編輯本段人物原型（部分）
江雪琴——江竹筠（即江姐） 孫明霞——曾紫霞（1949年8月被營救出獄） 李青竹——李青林 許雲峰——許曉軒 余新江——余祖勝 彭松濤——彭詠梧 劉思揚——劉國鋕 龍光華——龍光章 黃以聲——黃顯聲 陳松林——陳柏林 藍鬍子——藍蒂裕 老大哥——唐虛谷 丁長發——丁地平 華子良——韓子棟（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獄，唯一越獄成功的革命志士） 老石同志——王璞 成崗——陳然 胡浩——宣灝 小蘿卜頭—宋振中（1949年9月6日與父親宋綺雲烈士、母親徐林俠烈士一起在重慶松林坡遇難） 雙槍老太婆--劉隆華、陳聯詩、鄧惠中（烈士，1949年11月27日和次子鄧誠烈士同時犧牲於渣滓洞監獄） 「監獄之花」的原型：第一個是王璞烈士（1948年9月在組織華蒙山武裝起義時犧牲）的妻子左紹英烈士，被捕後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監獄，獄中生下「監獄之花」卓婭； 第二個是中共龍市婦女支部書記彭燦碧烈士，被捕後關押在渣滓洞監獄，獄中生下「監獄之花」蘇菲婭。左紹英、彭燦碧及其她們的「監獄之花」在「11·27」大屠殺中同時殉難於渣滓洞。 叛徒甫志高原型人物：劉國定、冉益智、李文祥、塗孝文等 大特務徐鵬飛原型人物：徐遠舉 渣滓洞看守長「猩猩」原型人物：李岩 白公館看守長「貓頭鷹」原型人物：楊進興 特務黎紀綱---- 曾紀綱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在重慶秘密監獄渣滓洞、白公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11.27」大屠殺。 渣滓洞僅有15人脫險成功：肖鍾鼎、劉德彬、孫重、傅伯雍、周洪禮、張澤厚、楊純亮、陳化純、楊培基、劉翰欽、周仁極、楊同生、鍾林、李澤海、盛國玉（女）。 白公館僅有19人脫險成功（譚模被提出槍殺，身中三槍未死，他從屍坑中掙扎出來順利脫險，加上他一共是20人）：羅廣斌、周居正、毛曉初、鄭業瑞、任可風、段文明、賀奉初、杜文博、楊其昌、周紹軒、尹子勤、王國源、李蔭楓、郭德賢（女）、郭小波、郭小可、江載黎、李自立、秦世楷。
編輯本段解讀《紅岩》
電影《烈火中永生》劇照(許雲峰與江姐)
紅岩，這一史詩般的稱號，是重慶的光榮象徵。 《紅岩》這一神品般的小說，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品質最高度的概括。紅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堅持真理、改造社會的人生偉大實踐；是革命先輩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真實寫照；是我們改革開放發展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紅岩》小說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我們不能否認，藝術的東西有些可能要比生活的真實更完美一些，但當真實地接觸白公館、渣滓洞革命先烈斗爭史實材料時，不能不承認沒有誇大的真實很多時候要比加工過的藝術更具沖擊力量。 小說《紅岩》中那個形象高大完美的共產黨人許雲峰，主要是根據許建業的原型塑造出來的。許建業的社會職業是志誠公司的會計，代名楊清，1921年生，四川鄰水人。真實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小說中和許建業碰頭的那個人叫李敬原，這個人物是虛構的，究竟是誰和許建業碰頭，已無從查考。 出賣許建業的人，不是甫志高，而是任達哉。許建業被捕之後，他關心在志誠公司宿舍床下的那個皮箱，里邊放著黨的機密文件。看守許建業的特務叫陳遠德，他以同情心騙取了許建業對他的信任。許建業給地下黨員劉德惠寫了一封信，叮囑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銷毀。此信許建業讓陳遠德送去。他萬沒想到，口蜜腹劍的陳遠德把信交到了徐遠舉手裡。特務根據許建業的信，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了那個皮箱，里邊裝有十八名黨員的入黨申請書和自傳材料。於是一大批共產黨員被捕。事情被許建業知道後，憤怒、悲痛、懊悔一齊向他襲來，他知道自己為黨造成了巨大損失，曾三次撞牆自殺未遂。 陳遠德因誘騙有功，由上士提升為少尉。後到軍統廣安縣華鎣山組任少尉文書。解放後參加西南人民救國軍川東北軍總指揮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鎮壓。 許建業雖是許雲峰的原型，但又不等於是許雲峰。許建業堅貞不屈的感人事跡的確是非常突出的，但考慮到許建業的過失，作者對這個人物作了較大程度的虛構，把其他烈士的一些事跡也移植到他的身上。 如《紅岩》中，徐鵬飛宴請許雲峰一節，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養齋（即《紅岩》中的周養浩等人），實際上徐遠舉沒請過許建業，但周養浩卻宴請過另外兩位革命烈士——羅世文和車耀先。上邊的情節就是由這次宴請演化而來。羅世文和車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樂山松林坡被特務用繩索勒死，然後焚屍滅跡。在許雲峰這個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羅世文、車耀先兩位烈士的影子。 小說《紅岩》中，許雲峰曾在地牢里創造了一個奇跡：把地牢挖穿了。許雲峰犧牲後，白公館的難友們就順著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根據小說改編的連環畫
事實上，許建業沒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則是韋德福。韋德福原來是國民黨員、軍統特務，他的任務是檢查《新華日報》。檢查信件時，一些嚮往革命、嚮往延安的熱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動，遂萌生了參加共產黨的念頭。1947年，他參加重慶市大、中學校成立的「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後來被捕。在牢房裡，他發現一處石頭松動，便搬開石頭，發現下面是絕壁深澗。一天夜裡，韋德福從地牢里爬了出去，跑過第二道警戒線，就被抓了回來。1948年7月29日，在許建業犧牲後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韋德福被特務楊進興殺死。 為塑造好許雲峰的形象，把韋德福挖地牢的情節也移植了過去。 在《紅岩》中，許雲峰就義時，重慶即將解放，已經能夠聽到遠處傳來的炮聲。實際上，許建業犧牲的時間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慶解放還有一年半的時間。但許建業當時視死如歸的表現與小說中許雲峰卻是一樣壯烈的。 和許建業一起就義的還有李大榮。李大榮是1921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敵人把他們押在大卡車上，在市區轉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風，煞煞革命者的志氣。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許建業和李大榮高唱起《國際歌》，高呼起「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許建業和李大榮被敵人槍殺在大坪刑場，那一年許建業二十八歲。 許建業遇難的消息傳到獄中，難友們非常悲痛，被關押在白公館的許曉軒，即小說中的許雲峰，寫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傳來入禁宮，悲傷切齒眾心同。文山大節垂青史，葉挺孤忠有古風。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氣如虹。臨危慷慨高歌日，爭睹英雄萬巷空。」 眾所周知，《紅岩》中華子良，就是現實中的韓子棟。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保存的歷史檔案資料中，我們發現從1939年到1949年這十年間，他是唯一一個從被關押期間逃走的傳奇式人物。 韓子棟，原名韓國楨，山東陽穀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時參加革命，1933年1月入黨。韓子棟入黨後，根據黨的指示，打入敵人內部做情報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賣他不幸被捕。經過多次交鋒後，他發現特務機關沒有抓到他的任何證據，更加堅定了不暴露真實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漢口、益陽、息烽、重慶等地坐過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軍委書記車耀先被捕後，在獄中韓子棟認識了他倆，並在羅、車的領導下，進行獄中斗爭。小說中，羅世文、車耀先犧牲那天，讓華子良陪斬。槍聲一響，華子良一下子嚇瘋了。實際上，韓子棟並不是利用假槍斃的機會裝瘋的，羅、車二人是被秘密殺害的，並沒有讓韓子棟去陪斬。 韓子棟在獄中不認識許建業、江竹筠，那時他們還沒有被捕。韓子棟倒是和許曉軒、小蘿卜頭和小蘿卜頭的母親徐林俠有聯系。他出逃前，徐林俠怕他路上帶東西不方便，就以縫枕頭的名義給他縫個口袋，讓小蘿卜頭悄悄送給他。 韓子棟那時還不是「瘋老頭」，他只有三十八歲。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務出白公館，來到磁器口。特務在派出所所長胡為祥家打麻將，乘他們大意之機，韓子棟渡過嘉陵江逃走了。 過河錢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萬元。過江後，他走小路奔萬縣，奔宜昌，後來到了許昌，找到一個叫鄭大發子的人，他當年獄中的難友。在那裡幹了一段雜工。從許昌他北上過鄭州、過黃河，到了解放區，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韓子棟在解放軍的護送下到了中央組織部。1948年1月23日，韓子棟向中組部遞交了關於自己入獄及脫險經過的報告，經審查後恢復了他的黨籍。解放後，他歷任中央人事部副處長、一機部二局副局長、國家計委辦公廳副主任，1958年調貴州，任貴陽市委副書記、貴州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92年5月19日在貴陽病逝，終年84歲。 小說中雙槍老太婆是虛構的，但當時華鎣山游擊隊中確實有一位槍法如神的中年婦女叫鄧惠中。《紅岩》的作者之一楊益言曾列舉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為雙槍老太婆這個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鄧惠中，另兩位是劉隆華和陳聯詩。他們三人都是共產黨員，都參加和指揮了農村武裝斗爭，但鄧惠中後來不幸犧牲了，劉、陳二人都堅持到了革命勝利。 鄧惠中的丈夫不是那位叫華子良的韓子棟，而是叫鄧福謙，1934年入黨，1937年他去了延安。鄧福謙走後，鄧惠中與鄧福謙介紹的幾個地下黨員認識，於1938年入黨，並擔任岳池縣婦女特支書記。鄧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兒子鄧誠，即小說中的華為，入黨後成為黨內交通員，大兒子和女兒也鍛煉得非常堅強。1948年，鄧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聯軍華鎣山濟南縱隊，有武裝隊員四百餘名，她成了名副其實的縱隊司令。 不幸武裝起義失利，1948年8月2日，鄧惠中潛回家中，被追蹤而至的清鄉隊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二兒子鄧誠、女兒及未婚兒媳。她在獄中經受了殘酷的刑罰折磨，吊打、竹筷子夾手指、豬毛穿乳頭、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終嚴守黨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裡，鄧惠中和鄧誠母子同時犧牲在渣滓洞。 小說《紅岩》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慶地下黨方面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職務是川東臨委書記兼上川東地委書記，他領導著上川東地委、下川東地委和重慶市委的黨的工作。他有一個化名叫石果，黨內的同志認為他姓石，敵人也認為他姓石，但他的真實姓名卻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澤東是同鄉，他前進的路上是否與毛澤東個人有聯系，無資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鄉縣委委員兼韶山區委書記，1942年初，王璞擔任重慶市委領導，多在北碚、合川、銅梁、鄰水等地活動。不久，經組織批准，他和共產黨員左紹英組成一個商人家庭，左紹英對外是老闆娘兼總管，黨內是王璞的交通聯絡員。王璞在韶山有個妻子叫賀建修，生有一女。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們分別後，夫妻從此永別。 王璞和左紹英結婚時生活很困難，連被子都是彭詠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紹英原來是一名紗廠的女工，由王介紹入黨。左紹英原先住重慶，拉扯兩個孩子，身上又懷了孕。《挺進報》事件發生後，王璞成了特務的重點追捕對象，於是左撤離重慶，到合川鄉下堂兄家隱蔽起來。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出賣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廣安縣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敵人趕到廣安，沒抓住王璞，卻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東地委委員兼廣安縣縣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經不住肉體的折磨，當了叛徒。 而此時，王璞正在渠河兩岸，華鎣山西側、嘉陵江以北地區發動五省聯合大起義，組建西南民主聯軍川東縱隊，曾霖任縱隊司令，王璞兼任縱隊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隨第四支隊活動，在岳池縣石盤鄉木瓜寨，被敵人包圍，他負傷了。在轉移途中，因流血過多，不幸犧牲。同志們把他的遺體安放在一個山洞裡，被敵人發現，敵人割下王璞的頭，懸在樹上「示眾」三天。三天後，烈士的頭顱不翼而飛。原來是有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它取下來，安葬在一棵槐樹下。 王璞的妻子左紹英轉移到鄉下，因為他堂兄酒後失言，暴露了左紹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這時她已懷孕七個多月了，敵人把她關進重慶的渣滓洞。在獄中左紹英生下一個女兒，同志們給這個小女孩取名為「監獄之花」。所以，在《紅岩》小說中寫道：「監獄之花」這個名字是許雲峰給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個大雷雨之夜，她的父親被敵人槍殺了。 在《紅岩》小說的第二章，因為幼稚的陳松林受騙上當，為特務鄭克昌、黎紀綱留下破綻，導致甫志高被捕、叛變。而在真實的生活中，陳松林叫陳柏林，1948年他僅有十七歲，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他開的書店，在民生路上，書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務鄭克昌的真實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的一個組長；黎紀綱的真實姓名叫曾紀綱，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個特務。小說中的甫志高，是眾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眾多叛徒的集中體現，不能簡單地說是哪一個人。 由於陳柏林的大意，被捕的那個「甫志高」叫任達哉，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點，在紅球壩和陳柏林一起被捕的。陳柏林雖然年輕，但他經受住了酷刑的考驗，用意志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而任達哉卻當了叛徒，他供出了重慶市市委委員、負責工運工作的「楊清」，即許建業。任達哉背景復雜，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工人，參加過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後來又認識了特務李克昌，做了軍統的通信員，因無甚成績，軍統又拋棄了他。1947年，任達哉隱瞞歷史，加入地下黨組織，在許建業的領導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歷史邏輯的，他原來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務。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於任達哉的叛變，1948年4月4日，許建業被捕。 4月6日上午，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從南岸牛奶場住地來到臨江路寬仁醫院，看望住院生兒子的妻子嚴炯濤後，和江津縣委的塗緒勛來找許建業。劉一進門，便遭到特務扣押。隨後的塗緒勛見勢不對，主動問特務：「我有幾只輪胎，是否可以在這里抵押。」特務誤認他是生意人，叫他「滾開」了。 劉國定又名劉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黨。劉國定向敵人交代出達縣大竹武裝起義失敗後疏散來重慶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敵人供出地下黨員劉國定，指認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達縣大竹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和與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變後，又交代和指認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確認了沒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黨員名單。 冉益智，本名冉啟熙，1910年生，四川酉陽人，1936年參加國民黨，1938年參加共產黨，歷任合川縣委、北碚、萬縣中心縣委宣傳、組織部長、縣委書記，1947年10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分管學運工作。 劉國定被捕後，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澤寬、李維嘉曾多次碰頭，分析劉國定、許建業被捕後的態勢和應急措施。約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圖書館、北碚公園門口接頭。但是冉益智沒有想到在去接頭途中被捕。 12點過去了，冉益智還沒有出現，警惕性極高的肖澤寬和李維嘉按照地下工作規定，立刻分散轉移了。 劉國定、冉益智叛變革命後，肖澤寬和李維嘉成為川東地下黨的主要領導人，上級黨組織任命肖澤寬為川東特委書記，繼續領導對敵斗爭。1949年4月，考慮到安全問題，黨組織又將肖澤寬調離重慶，經香港轉解放區。 劉國定向敵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東臨委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名單；二、川西工委負責人華健在重慶的聯系接頭地點；三、下川東武裝起義失敗後人員轉移情況；四、《挺進報》特支的劉鎔鑄、陳然、蔣一葦、王詩維及「電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謀、張永昌；五、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和妻子熊詠暉及羅廣斌、沙汀、彭詠梧、江竹筠、黃紹輝、劉國定；六、豐都、石柱、雲陽、宜昌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情況；等等。 劉國定和冉益智為邀功請賞，竟然爭相向敵人出賣同志，親自帶領特務去抓捕地下黨員。冉益智帶領特務到萬縣，抓捕了川東特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塗孝文又叛變出賣了包括江竹筠在內的幾十名共產黨員。 同時，冉益智還向特務交代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他參加「川西特偵組」配合特務在成都將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和委員華健抓捕。蒲華輔叛變出賣了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秘密黨員韓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賢。 郭德賢1924年生，四川雲陽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蒲華輔出賣她後，敵人到家逮捕她，趁敵人未進屋時，她燒掉了自己保管的黨的文件，並及時託人給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同志送了信，使馬識途得以脫離，保衛了黨的機密，保護了組織和同志。 郭德賢被捕後，被囚在白公館監獄，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中，她與後來《紅岩》的作者羅廣斌等人一起突圍。在突圍中，她丟了女兒，後來在《大公報》上作廣告，方才把女兒找回，女兒小波很有出息，現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級工程師。 解放後，馬識途多次證明郭德賢是位好同志，立場堅定，掩護了組織，保護了同志。但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裡，組織對郭德賢仍然不公，因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黨的最大叛徒，遲遲沒有恢復她的黨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慶市委才恢復了郭德賢的黨籍，黨齡從1939年8月算起。 當冉益智進一步出賣地下黨組織時，劉國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務機關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人錢瑛的地址。當時四川地下黨組織屬於上海局領導，錢瑛具體負責四川、湖北地下黨的工作。劉國定親自帶領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已經轉移到香港而撲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轉移的華德芳、陸自誠、劉寒松、傅羅、李家楨、陳麗金等人。 根據劉國定提供的情況，特務在廣安逮捕了下川東第五工委書記駱安靖。駱安靖在劉國定的勸誘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務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員和下屬的兩個特支及七名黨員。 李文祥是重慶城區區委書記，1939年入黨，他也是被劉國定出賣的，由於意志不堅定，在獄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當李文祥背叛革命時，他的妻子熊詠輝還和江姐一起關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獄中表現得非常堅強。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極了。思來想去，她給難友們寫了一封公開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 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持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