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短篇小说

1. 内容为解放初期 农村神道类 名为:香火 的小说 作者好像是加拿大华裔作者，，跪求链接或者书本

《香火》这是一个禅的故事，可以媲美中M国文化史上任何一件“禅宗公案”。
内容介绍：一个禅的故事，可以媲美中国文化史上任何一件“禅宗公案”。小说有着异乎寻常的艺术水准。故事、人物、结构犹如水墨画，泡含着中国人最根本的性情。作者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写法完全纳入了中国小说叙事美掌的范畴，行云流水的线性，鸟瞰呼应的重叠，峰遥、水阔、树翠、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时代就这样跃然纸上。香火是烈士的后代吗？小和尚是香火娘的儿子吗？这些问号其实并不重要，香火的思考与说话方式才是《香火》的关键所在。
《香火》这是一个禅的故事，可以媲美中M国文化史上任何一件“禅宗公案”。
饥荒年代，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庄少年在咽下一只棺材里跳出来的青蛙后，读出白纸上的“观音签”。少年被母亲厌憎，又被爹爱怜。爹想把他送到庙里讨口饭吃，在替少年讨药的路上不幸溺亡。少年当上香火，忘掉原本的名字，有了三个师傅，一个能在缸里坐化的大师傅，一个可能是通缉犯的二师傅，一个满世界寻找生母的小师傅。
荒唐岁月，寺庙亦非静土。人们要“破四旧”，来砸菩萨像。这个不信菩萨的少年在呓语中看见爹的魂灵，在几位村人的帮助下，与一个时代的凶蛮对抗，保下太平寺与镇寺之宝《十三经》……然后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文革结束，他卖掉祖传之物翻修太平寺。这才知道，小师傅是母亲的亲生儿子。他只是一个被抱错了的孩子，是那个烈士陵园主任苦苦寻觅的孩子。岁月若琉璃，洁净无瑕。开发商来了。他与爹并肩坐在天上。
作者介绍：

范小青，女，苏州人。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82年毕业留校，.85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80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著有长篇小说十七部，代表作有《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等，中短篇小说近三百篇，代表作有《城乡简史》、《我们都在服务区》等，另有散文随笔，电视剧代表作有《费家有女》、《干部》等。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另获得中国小说学会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奖、《北京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多种奖项。有多种作品翻译到国外。

2. 聂华苓是哪个国家的华裔，有哪些小说集、散文评论集和翻译集

聂华苓（1925年— ） 世界著名华人作家。湖北应山人。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与《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亦翻译成多国语文发表，其代表作品为《桑青与桃红》，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之中。新著有回忆录《三生三世》。
著名的有《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流长》《台湾轶事》等小说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等散文集，

生平
1945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经济系，随后转入外文系，1948年毕业。1949年去台，开始发表作品，曾在台湾大学任教。1964年赴美定居，任教于爱荷华大学。

国际作家写作室
聂华苓和美国诗人保罗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室”并任“国际作家写作室”主任，在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下，“国际作家写作室”发展成为具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
1966年和诗人安哥尔创建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已经先后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区包括中国、法国、日本、东德、西德、菲律宾、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香港、台湾、阿根廷、巴拿马、柬埔寨、韩国、新加坡、利比亚、乌干达等七十来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位诗人和作家，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3. 海外华文 名作家

刘墉——《在灵魂居住的地方》

4. 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家都有谁

美国文学史的划分认可了许多文学史学家赋予独立战争（1775—1781）、南北战争（1861—186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重要性。在这些粗略的划分下列举了一些被更广泛应用的术语，以区分美国文学的时期和其中的细分时期。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术语种类繁多；它们可能代表一段时间、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一种显著的文化或想象模式，或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学形式。

1607—1775年。从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经常被称为殖民地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是宗教性、实用性或历史性的。17世纪以一些殖民地的创建和早期历史为写作题材的期刊和叙事作家中著名的有威廉·布雷德福、约翰·温思罗普和神学家科顿·马瑟。接下去一个世纪中，乔纳森·爱德华兹是主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是早期美国写作清晰易懂且极具说服力的散文大师。直到1937年爱德华·泰勒的手稿首次出版，他才被发现是一位具有英国虔诚的诗人赫伯特和克拉肖玄学派风格的出色的宗教诗人。安·布拉兹特里特是采用世俗、家庭和宗教主题的殖民地时期的主要诗人。

1773年菲利斯·惠特利——当时他还是一个出生于非洲的19岁奴隶——出版的《论各种主题的诗歌》，宣告了一大批杰出黑人作家（或者用一个后来更易为人接受的称谓，非裔美国作家）的产生，但直到最近他们仍被忽视。美国的非洲文化传统十分复杂，种类繁多——既是西方的又是非洲的，既有口头的又有书面的，既有奴隶的又有自由人的，既是犹太基督教的又是异教徒的，既有种植园的又有城市的，既是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又是黑人民族主义的——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张力和融合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高度创新和极具特色的文学，以及被视为美国对西方音乐传统重要贡献的音乐形式。参阅：J.桑德斯·雷丁所著的《造出黑肤色诗人》（1939，1986年再版）；小休斯顿·A.贝克所著的《美国黑人文学》（1971）；伯纳德·W.贝尔所著的《美国黑人小说和它的传统》（1987）；小亨利·L.盖茨所著的《黑人形象》（1987）及其主编的《黑人文学与文学理论》（1984）；小亨利·L.盖茨、内利·Y.麦凯等人合编的《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1997）。

1765年印花税法和1790年之间的这一阶段有时被区分为独立战争时期。这是托马斯·潘恩颇具影响的革命宣传短文的时代；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和《独立宣言》以及其他许多作品的时代；是《联邦党人文集》（那些最知名的文章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撰写的）支持宪法的时代；是菲利普·弗瑞诺和乔尔·巴洛创作爱国讽刺诗歌的时代。

1775—1865年。1775—1828年被称为早期民族文学时期，它以1828年杰克逊民主的获胜为结束，标志着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文学的出现，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首部美国舞台喜剧[罗耶尔·泰勒的《对比》（1787）]，最早的美国小说[威廉·希尔·布朗的《同情的力量》（1789）]和1815年创办的第一家长盛不衰的美国杂志《北美评论》。华盛顿·欧文的散文和故事获得了国际声誉；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写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神秘和恐怖的哥特小说；美国第一位重要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成功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和埃德加·爱伦·坡写出了相对独立于其英国前辈的诗歌。1760年出版了一大批奴隶故事和自传中的首批作品，作者是逃跑的或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奴隶，这些作品大都出版于1830—1865年间，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时代》（1845）和哈丽特·雅各布斯的《一个女奴的生平事件》（1861）。
1828—1865年，从杰克逊时代至美国内战这一阶段常被视为美国的浪漫主义时期（参见：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标志着独特的美国文学时代完全来临。这一时期有时也叫美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名称来自F. O.麦西森颇有影响的同名著作（1941），该书评介了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亨利·戴维·梭罗、埃德加·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纳撒尼尔·霍桑（也可参见：象征主义）；这一阶段有时也被称为超验主义时期，以爱默生为中心，始于在新英格兰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文学运动之后（参见：超验主义）。在除戏剧外的所有文学体裁中，这一时期的作家们所创作的作品的原创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都是后世美国文学所无法超越的。爱默生、梭罗和早期女性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勒在思想、理想、文学目的方面影响了那一时代和后世的许多美国作家。这不仅仅是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不断有新作问世的年代，还是坡、霍桑、梅尔维尔、哈丽特·比彻·斯托和南部小说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创作小说和短篇故事的年代；是坡、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爱默生、亨利·华兹沃斯·朗费罗和所有美国诗人中最具创新意识和影响力的沃尔特·惠特曼创作诗歌的时代；也是坡、西姆斯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开始在散文中展现杰出的美国式文学批评的时代。弗朗西斯·埃伦·沃特金斯·哈珀延续了非裔美国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传统，非裔美国小说则由威廉·韦尔斯·布朗的《克洛代尔》（1853）和哈丽特·E.威尔逊的《我们黑人》（1859）拉开了序幕。

1865—1914年。血腥的美国内战带来的大变革与战后南部重建及随后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对自身的认识，也改变了美国的文学模式。1865—1900年间经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时期，指的是包括马克·吐温、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约翰·W.德福雷斯特、哈罗德·弗雷德里克和非裔美国小说家查尔斯·W.切斯纳特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各有不同，但都被归为“现实主义的”，以区别于其散文体小说的前辈坡、霍桑和梅尔维尔的“传奇”作品（参见：散文体传奇、现实主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以地域为小说的创作背景；这些作家（除了马克·吐温描绘密西西比河流域地区的小说外）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布雷特·哈特、缅因州的萨拉·奥恩·朱厄特、马萨诸塞州的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路易斯安那州的乔治·W.卡布尔和凯特·肖邦。（参见：地方小说。）肖邦现已作为早期主要女性主义作家而闻名。惠特曼直到19世纪最后十年还在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随后埃米莉·狄金森加入了诗歌创作的行列（这是惠特曼和几乎其他所有人所不了解的）。尽管狄金森创作的1000多首短诗在她生前只发表了七首，但她今天已被视为美国最独特、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西德尼·拉尼尔出版了以音乐节拍为基础的诗律实验诗作；非裔美国作家保罗·劳伦斯·邓巴在1893—1905年间出版了诗歌和小说；1890年代，斯蒂芬·克莱恩（尽管他去世时年仅29岁）先于埃兹拉·庞德和意象主义者的实验性作品出版了自由体短篇诗歌，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才华横溢充满新意的短篇故事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预示了后来出现的两种叙事模式：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1900—1914年间，尽管詹姆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仍在继续创作，伊迪丝·华顿也出版了她的早期小说，但为了表示对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和西奥多·德莱塞那些尽管有时显得粗糙但却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小说（这些作品对成为那些本能欲望与外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牺牲品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典型的描写）的认可，这一时期被区别为自然主义时期；参见：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中的自然主义。

1914—1939年。这一时期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创伤为标志，这是出现了现在仍然称为“现代文学”的时期，其在美国的卓越成就达到了足以与19世纪中期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比肩的高度；但与早期大多数作家不同，美国的现代主义作家也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参见：现代主义。）哈丽特·门罗1912年创办于芝加哥的《诗歌》杂志，发表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作家的作品。这些著名诗人中有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罗伯特·弗罗斯特、卡尔·桑德堡、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兹拉·庞德、鲁宾逊·杰弗斯、玛丽安·穆尔、T. S.艾略特、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和e. e.卡明斯。这些诗人采用了史无前例种类繁多的诗歌创作模式，其中包括埃米·洛威尔、H. D.（希尔达·杜利特尔）和其他诗人的意象主义，弗罗斯特的韵律诗，威廉斯用美国方言创作的自由体诗，卡明斯在形式和排版上的实验，杰弗斯的诗体自然主义，庞德与艾略特将法国的象征主义形式和传统方式与英国玄学派诗人的智慧和比喻手法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运用于他们各自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散文体小说的主要作家有伊迪丝·华顿、辛克莱·刘易斯、埃伦·格拉斯哥、威拉·凯瑟、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乌尔夫和约翰·斯坦贝克。这一时期，美国产生了第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和一大群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包括范·威克·布鲁克斯、马尔科姆·考利、T. S.艾略特、埃德蒙·威尔逊和傲慢而刻薄的H. L.门肯。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经常以多种方式再度细分。奢华浮夸、追求享乐的1920年代有时被称为“爵士时代”，这个名称因为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而流行。这十年也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康蒂·卡伦、兰斯顿·休斯、克劳德·麦凯、琼·图默、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作家用各种文学形式创作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作品。（参见：哈莱姆文艺复兴。）

这十年间的许多杰出美国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其自身的战争经历而深感幻灭，因他们所感悟到的美国文化的愚钝无知与其“清教徒式”的压抑而异化，经常被冠以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泰因最先用这一术语来指那时法国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环境和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移居国外，他们或者去了伦敦，或者去了巴黎。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和T. S.艾略特终老国外，但大部分较年轻的“流亡者”，正如马尔科姆·考利称呼他们的那样[《流亡者归来》（1934）]，都在1930年代回到了美国。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菲茨杰拉德的《夜未央》是描绘了两种美国流亡者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小说。在“激进的30年代”，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带来经济、社会变革的时期，一些作家投身于激进的政治运动，其他许多作家则在其文学作品中触及当时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威廉·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詹姆斯·T.法雷尔、托马斯·乌尔夫、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和尤金·奥尼尔、克利福德·奥德兹、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剧作。参见：彼得·康恩所著的《美国1930年代：文学史》（2009）；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在黑暗中舞蹈：大萧条的文化史》（2009）。

1939年至今，当代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因为随之而来的对所谓叛国罪的莫斯科审判，以及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而导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在很大程度上给1930年代的文学激进主义画上了句号。1991年苏联解体给那些极少数依然在文化上效忠于苏联的作家以最后一击。接下去数十年间，那些在1930年代积极支持从工业经济回归农业经济的南部保守派作家，即平均地权论者，主宰了新批评，代表了将文学与作者生平及社会隔离开的普遍批评趋势，用正式术语来说，就是将文学作品视为有机的和自主的实体。[参阅：约翰·L.斯图尔特所著的《时间的重负：逃亡者与平均地权论者》（1965）。]然而，颇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和莱昂内尔·特里林——以及包括菲利普·拉夫、艾尔弗雷特·卡辛、德怀特·麦克唐纳和欧文·豪在内被归为纽约文人的其他批评家——在1960年代依然用人性和历史的观点来对待文学作品，以作者的生平、气质和社会环境为评述背景，以作品的道德、想象力品质和对社会的影响作为评价标准。参阅：亚历山大·布鲁姆所著的《浪子回头：纽约文人和他们的世界》（1986）；V. B.利奇所著的《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1988）第4章。有关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在1970年代及之后的激进新发展的讨论，参见：后结构主义。

回顾过去，尽管1950年代经常被视为是一个文化一致和满足现状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标志却是涌现了反现存社会体制和反传统的各种充满活力的文学运动：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等垮掉派作家；荒诞派文学的美国典范；黑山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克瑞莱和罗伯特·邓肯；纽约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肯尼斯·科赫和约翰·阿什伯利。这也是一个自白诗盛行的时期，文学上对性持极端坦率开放的态度，这个时期以著名作家亨利·米勒（他1930年代开始创作自传体和虚构作品，但在1950年代之前只在私下流通）的出现，以及诺曼·梅勒、威廉·巴罗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出版于1955年）等人的著作为标志。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的反文化运动，继承了前期的一些创作模式，但是叛逆的青年运动和对越战激烈的、有时甚至是猛烈的反对却将其推向了极端和狂热；对这一运动持赞成态度的论述，参阅：西奥多·罗斯扎克所著的《反文化的形成》（1969）；后来对这一运动的回顾，参阅：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的美国文化》（1978）。参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关非裔美国文学作品在此阶段的激进发展，参见：黑人艺术运动。

二战后美国散文体小说的重要作家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40年移居美国）、尤多拉·韦尔蒂、罗伯特·佩恩·华伦、伯纳德·马拉默德、詹姆斯·库尔德·科森斯、索尔·贝娄、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小库特·冯尼戈特、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E. L.多克特罗、辛西娅·奥兹克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诗歌创作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玛丽安·穆尔、罗伯特·佩恩·华伦、西奥多·罗特克、伊丽莎白·毕肖普、理查德·威尔伯、罗伯特·洛威尔、艾伦·金斯堡、阿德里安娜·里奇、西尔维亚·普拉斯、A. R.阿蒙斯和约翰·阿什伯利；戏剧方面包括：桑顿·怀尔德、莉莲·海尔曼、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爱德华·阿尔比，以及包括萨姆·谢泼德、戴维·马梅特、托尼·库什纳和温迪·沃瑟斯坦在内的一些其后出现的剧作家。20世纪后几十年很多最具创新意识、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那些被归于某一“少数群体”或某一民族的文学群体的作家所创作的（“民族群体”由处于主体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明显具有共同的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模式和民族根源等特性的个人组成）。但在这些群体的内部与外部却存在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到底是只把这类作家视为美国主流文学的组成部分更为公正准确，还是强调每个作家作为某一民族文化的参与者身份、具有其所属文化独特的题材、主题和形式特征更为公正准确。（参见：人文主义中的身份理论家。）这是杰出非裔美国小说家和散文家拉尔夫·埃里森、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赖特、艾伯特·默里、格洛丽亚·内勒、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时代，是诗人阿米里·巴拉卡（莱罗伊·琼斯）、格温德林·布鲁克斯、玛亚·安杰洛和丽塔·达芙的时代；是剧作家洛兰·汉斯伯里和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时代。（关于大众化的诗律模式的一些发展，参见：表演诗歌。）这也是涌现了莱斯利·马蒙·席尔科（美国印第安人）、奥斯卡·胡罗斯和桑德拉·西斯内罗斯（西班牙裔美国人）、茱帕·拉希里（东印度人）、玛克辛·汉·金斯敦（即汤婷婷）和谭恩美（华裔美国人）等杰出少数民族小说家的时代。参阅：休斯敦·A.贝克主编的《三种美国文学：奇卡诺人文学、美国本土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文丛：美国文学教师手册》（1982）。

1.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
华裔美国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从黎锦扬的《花鼓歌》到近几年谭恩美出版的《沉没之鱼》,华裔美国作品对华裔美国人的刻画都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两种世界之间的“双栖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着深厚牢固的中国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极少怀疑。来到美国后,他们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往往是缓慢的、被动的,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是美国的中国人。而“美国造”的新生代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成长,他们自然地、主动地接受美国文化,并自认为纯粹的美国人。可是,残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但又不完全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都无法超越“美籍华人”的范畴;在许多被种族偏见蒙蔽的西方人眼中,“华人”永远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在西方的“天堂”里不应有华人的席位,虽然这些华人也是美国公民。这一点被张冲教授评述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5。
而最能体现这双重意识碰撞的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裔青年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人父母之间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华人子女必须出类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对子女严加管教,甚至不惜为子女的前途牺牲自我。《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主导女儿们的生活,费尽心机地安排她们的前程,遇到的却是女儿们的公开叛逆或消极抵触。母女们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她们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冲突展示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浓浓的“中国情节”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对于老一代无比珍视的“中国根”,她们即不了解,也无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陋俗。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小说都强调了第二代移民已渐渐疏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突出了她们融入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华裔美国文学在东方主义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的权力话语下,华人在美奋斗和生存的历史成为被隐没和压抑的历史。汤亭亭在《中国佬》中的第三章《内华达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华法》中用了长达8页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实地逐年列举了美国政府从1868年到1978 年颁布的排华法规及其相关的重大事件,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歧视迫害华人的历史和排华法案的荒谬和无理。白人中心的权力话语左右着他们对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华人的历史可以扭曲、改写或隐没来符合白人至上理论下的权力话语。
赛义德的东方理论体现了华裔文学这一弱势文化被西方白人强势文化所强加的排斥和压迫。据赛义德的描述,东方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基于对东方和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方式1。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变成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神话。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识体系,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造出来的人为虚构的产物。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知识权力或曰文化霸权主义。赛义德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由此证明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将其他少数族裔文化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说到底,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地理论的意义上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的过客,永远是外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做的是女儿活,没有男子汉气概;惯于逆来顺;他们沉默寡言,神秘莫测。而对华人女性的态度则可以在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中得到体现。华人小女孩在学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国佬,并相她丢黑板擦。且当文中女主角即将从大学毕业,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国商行找工作。在美国商会里你会一无所获。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族偏见对你十分不利。”
而为了拼命通过迎合主流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以哈金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故意将话语自我东方化,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的身份,以取悦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来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哈金在长篇《等待》中体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种田好手但却给她裹上三寸金莲,这对东方主义者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将男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并通过对慕英的描写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妓女等同起来。哈金“阉割”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认为东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这使得他获得了1993年的凯恩书评奖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奖。哈金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但这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华裔美国文学的“他者”形象被“发扬”。
3.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华裔为了对抗美国白人主流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排斥和曲解,极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对中国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属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岳母刺字和花木兰传说的融合和改编。作为在美国文坛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谓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汤亭亭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望过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误视。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的华裔后代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上辈人的故事里得到而变得模糊自己视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一个部分。汤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华裔美国文化也是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应受到贬低和排斥。

将美国文学分成便于讨论的历史片段或“时期”，不像划分英国文学时期那样能够获得文学学者们的共识；参见：英国文学各时期的划分。保罗·劳特编写的《重建美国文学》（1983）中的许多大学教学大纲调查和A.拉冯内·布朗·鲁奥夫与杰里·W.沃德合写的文章“重新界定美国文学史”（1990），证明了（尤其是为公正对待女性和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所作的努力以来）文学时期时间的划分及其名称具有多么大的可变性。近来，一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教授美国文学的教师，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的研究按日期分段而没有附上各阶段的名称。但是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承认重大战争在标志文学重大变革中的重要性。正如学者库欣·斯特劳特所评论的那样，这种趋势“表明在美国的政治史中存在着比具体的文学或文化类别中更明显、更为人信服的顺序”。

5. 求华裔作家英文短篇小说原文，最好为amy tan（谭恩美）的Young Girl's Wish（女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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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Siamese Cat: With Full-Color Poster by Amy Tan in Back Matter ...

6. 谭恩美（Amy Tan）的短篇小说都有什么

谭恩美 谭恩美，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作品有《喜福会》、《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等。
谭恩美于一九五二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是当代著名的华裔女作家之一。她三十三岁才开始写小说，一九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喜福会》以四对母女的故事为经纬，生动地描写了母女之间的微妙的感情，这本小说不仅获得该年度国家书卷奖，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创下了极高的票房佳绩。谭恩美在《喜福会》之后，还出版了《灶君娘娘》（The kichen wife's God)及《百种神秘感觉》(The Hundred Secret Senese)，两部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
潭恩美擅长描写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不少小说家以此为写作题材，但身为第二代华裔的谭恩美，比起期货作家多了一层文化挣扎。谭恩美常以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性为主角，这群华裔女性不但面对种族认同的问题，还必须随来自父母的压力。母亲们来自战乱频繁的中国，通常有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来到新大陆之后，她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望女不成凤”的心情却带给女儿极大的压力；母亲们更用传统方式管教女儿，传统的中国父母不习惯赞美小孩，而且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女儿们眼见美国父母“民主式”的教育方式，再看到自己连英文都说不好的母亲，心里更是愤愤不平。母女并非不爱彼此，但碍于文与年龄的隔阂，不是不知如何表达关爱，就是表错了意，结果往往两个最亲密的人，却往往对彼此造成最严重的伤害。

7. 聂华宁是美籍▁▁作家，著有《▁▁》、《▁▁》、《▁▁》等小说集，《▁▁》《▁▁》等散文集

我记得应该是聂华苓，课本上这么写的

著有《一朵小白花》、《千山外、水长流》等短篇、长篇小说集。
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

自五十年代起，聂华苓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中篇小说《葛藤》等。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等。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与《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亦翻译成多国语文发表，其代表作品为《桑青与桃红》，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之中。新著有回忆录《三生三世》。其文章《亲爱的爸爸妈妈》被选入初中二年级人教版上册人语文课本。其中《人，又少了一个》作者通过故事揭示了人性的尊严，表达了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

8. 任意选一位美国文学作家的作品：介绍作家生平，创作背景，作品梗概，写作特点，对作品主题、人物等的评价

美国文学的雏形
早期的美国文学是从欧洲文学的样式和风格中衍生出来的。例如，维兰德和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的小说创作就是对英格兰哥特小说的模仿。就连华盛顿·欧文的杰作《李伯大梦》和《沉睡谷传奇》也是十足的欧洲风格，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改为美国而已。

美国文学的诞生

美国第一位在小说和诗歌创作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家是艾德加·爱伦·坡（1809－1849），他于1835年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其作品包括《红死病》、《陷坑与钟摆》、《颓败之屋》和《莫尔格街凶杀案》。他的创作触及了前人很少涉及的心理学领域，并且将神秘、幻想等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之中。

1837年，年轻的作家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集结成册出版，名为《重讲一遍的故事》。这是一部包含了丰富的象征主义及神秘主义元素的作品。后来，霍桑又开始写作长篇的传奇小说、类寓言小说，他的本土小说《新英格兰》以人类的内疚、荣耀和情感上的压抑为主题。霍桑的代表作是《红字》，讲述一个因通奸行为而被驱逐出社区的女人的故事。

霍桑的小说创作对他的朋友，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1891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赫尔曼·梅尔维尔以自己早期的水手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许多富有异国情调的小说。在霍桑的影响下，麦尔维尔的小说中也融入了很多哲学上的思索。在其代表作《白鲸》中，作家通过对一场惊心动魄的捕鲸历程的描述，表达了对人类痴迷状态、人性中罪恶成分以及人类如何战胜这些天性的思索。在他的另一部短篇杰作《比利·巴德》中，梅尔维尔则戏剧性的描写了战争时期一艘船上人们责任和同情心的主题。梅尔维尔的那些涵义深远的杰作销量少得可怜，而梅尔维尔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声誉。直到20世纪初期他的作品才重新被人发掘并被给予公正的评价。

1836年，曾经做过联邦政府部长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年－1882年）出版了一部散文作品《自然》，主张人类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自然世界来代替笃信宗教或试图达到某种玄妙的精神境界。他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以致于形成了一股“先验论”的文学思潮，而且还通过他本人大量的演说而影响了公众。

除爱默生外，最具天赋的先验论思想家是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他是一位坚定的新教徒。梭罗曾独自一人在一片密林环绕的湖畔小木屋中独居了两年，并完成了《瓦尔登湖》。那是一本论文集，主要思想是反对无所不在的、组织严密的社会对人性的束缚。梭罗激进的思想对后世美国小说中人物的个人主义特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吐温（真名为塞缪尔·克莱门斯，1835－1910）是美国第一位生于美国边境密苏里州而非东海岸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论文集《密西西比河上》以及小说《顽童流浪记》。马克·吐温的风格受新闻学影响很大，尽管根植于美国本土，语言质朴，却也具备很多发人深省的幽默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文学创作语言。他笔下的人物的言谈往往非常生活化，十足的“美国味”，并且使用方言、新生词汇和地方口音。

亨利·詹姆斯（1843年－1916年）的作品关注所谓的新旧世界（指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尽管他出生于纽约，却在英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光阴。他的很多小说都关注那些旅居欧洲的美国人。詹姆斯的作品往往使用结构复杂、风格高雅的语汇，注重描写情感上的细微变化，这使得他的作品显得晦涩难懂。相对而言，他有两部作品比较容易读懂，分别是《黛茜·米勒》和《碧卢冤孽》。前者描写一个迷人的美国女子在欧洲的生活，后者则是一个灵异故事。

[编辑] 美国抒情诗
19世纪美国两位最伟大的诗人彼此的性情和风格都截然不同。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曾经做过工人、旅行家，而且在南北战争中志愿做过护士。他是一位诗歌的革新者。他在篇幅浩大的诗集《草叶集》以无拘无束的诗体和长短不一的诗句来象征美国无所不在的民主精神。诗人将自己生命的历程和美国一代人的生命历程视为一体，努力使自己不要变成一个粗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例如，在《草叶集》中收录的重要作品《我自己的歌》里，惠特曼如此写道：“这就是那些不同年龄、不同处所的人们的思想/ 我对他们并不陌生”。

惠特曼也是一位关注人的实质而非精神的诗人。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在研究美国经典文学的时候，曾经如此评价惠特曼：“他是第一位向‘人类的灵魂高于肉体’的陈词滥调开炮的人”。

和惠特曼不同，埃米莉·迪更生（1830年－1886年）是一位独具在马萨诸塞小镇的上流社会的未婚女子。她的诗作充满灵性和智慧，结构精巧，深入心灵。她的作品和当时的美国社会格格不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以出版。

埃米莉·迪更生的很多诗作都以死亡为主题，并带有揶揄的意味。她的一首诗这样开头：“由于我无法逃避死亡/ 死亡却对我望而却步了”。她的另外一首诗作则戏谑自己一样的女子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她这样写道：“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你呢？/你也是个不存在的人么？”

[编辑] 美国文学的黄金世纪
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小说家们将观察的触角深入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同时关注上流社会和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伊迪丝·华顿（1862年－1937年）的小说反映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她本人就生于美国东海岸富裕的地区。她的杰作之一《纯真年代》描写了一个男人徘徊于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却最终选择了那个传统的、被上流社会所能接受的女人的故事。和她同时代的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南北战争的小说《红色英勇勋章》。克莱恩在他的《街头女郎梅季》中描写纽约妓女的生活。西奥多·德莱赛（1871－1945）在他的小说《嘉丽妹妹》中讲述了一个乡村少女来到大都市芝加哥，并成为一个有钱人姘妇的故事。

作家们在文学风格和形式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终于导致创作主题彻底的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彼时正流亡法国巴黎的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出版小说《三个人生》。这是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创作，其中融入了作家所熟悉的立体主义、爵士乐以及其他现代艺术思潮等元素。

诗人艾兹拉·庞德（1885年－1972年）生于爱达荷州，却在欧洲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光阴。他的作品体系复杂，晦涩难懂，经常在文学中融入其他艺术样式的元素，并在东西方文学中广泛汲取养分。他对许多诗人都产生了影响，最著名的就是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1888年－1965年），另一个旅居海外的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诗作以玄奥著称，融入了许多象征性的元素。在其代表作《荒原》中，诗人通过描写一系列支离破碎、气氛可怖的图景，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满敌视和偏见的社会。艾略特的诗歌和庞德的诗歌一样晦涩难懂。《荒原》的一些版本甚至需要诗人自己作大量的脚注，才能让读者大致读懂。艾略特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的作家们也喜爱选择战后世界的觉醒与幻灭作为题材。费滋杰罗（1896年－1940年）的小说创作生动的描述了20年代美国社会躁动不安却又无比沉闷的氛围。费滋杰罗最热衷于表现美国年轻人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沮丧中融入社会的过程，代表作品是《大亨小传》(乔志高译)。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曾在一站期间从事过救护车司机的角色，亲眼目睹了死亡和暴力的惨烈。战场上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使得他痛恨抽象、空洞的文学语言，认为这样的语言只能粉饰太平，误导读者。于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删除可有可无的语汇，语言洗练简洁，直接切入主题。他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道德约束，并颂扬那些在重压之下的勇敢者。他小说中的主角通常是强壮、沉默却不懂得取悦女人的男人。《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最出色的作品。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史坦贝克（1902年－1968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他的很多小说便以故乡作为背景。史坦贝克的小说风格简练，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为他的作品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却无法讨得文学评论家的欢心。史坦贝克经常描写贫穷的工人阶层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反抗自己的命运的过程，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具社会意识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是《愤怒的葡萄》，讲述了贫穷的裘德一家从俄克拉荷马州千里迢迢的迁徙至加利福尼亚，寻求幸福生活的故事。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薄煎饼》、《人鼠之间》、《罐头工厂》以及《伊甸园东》。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编辑] 繁荣的美国戏剧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戏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是尤金·奥尼尔（1888－1953），他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奥尼尔的剧作在古典神话、圣经以及现代心理学等领域取材，直白的描写性和家庭争端问题，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人们对自己身份认同问题的探索。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长夜漫漫路迢迢》(乔志高译)是一部规模很小，主题却很深刻的悲剧，以作家自己的家庭生活为蓝本。

这个时代的另一位美国本土的剧作家是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他来自美国南部，热衷于以自己的家乡为故事的背景。他的剧作通常十分诗化且煽情，经常以一个情感细腻的女子被困于一个蛮荒的环境为主题。他的一些剧作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包括《欲望号街车》和《朱门巧妇》。

[编辑] 来自南方的声音
其实，在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五年，便已经有一位美国作家获得这一殊荣，那就是威廉·福克纳（1897－1962）。福克纳以密西西比河畔一个名为“约克纳帕塔瓦”的虚构的地方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他以看似未经修饰的人物的思维轨迹为线索来叙事，以此来揭示人物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一技巧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意识流”。作家还经常打乱时间顺序来叙事，用以揭示过去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他最优秀的作品包括《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

福克纳是美国南部文学崛起的一个代表人物。南部文学的代表作家还包括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和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尽管卡波特的创作领域包括长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他最杰出的作品却是纪实文学《冷血》。这部作品记录的是一宗真实的连环杀人案，体现了一位小说家高超的心理分析技巧和优美的文风的绝佳结合。其他擅长写纪实文学的作家还包括诺曼·梅勒（1923－）和汤姆·沃尔夫（1931－）。前者在收入《夜晚的大军》中的《五角大楼》一文中描写了一场反战大游行，而后者的《太空先锋》则真实的记录了美国宇航员的生活。汤姆·沃尔夫是美国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她能够以旁观者的冷峻目光观察她的家乡——新教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南部社会。她笔下的人物多半是正统的新教徒，同时迷恋上帝与魔鬼。她以其悲喜剧风格的短篇小说而著称。

[编辑] 黑人文学
20年代，位于纽约曼哈顿哈莱姆区的黑人艺术家社区逐渐崛起，发动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文艺运动中产生了诸如朗斯顿·休斯（1902年－1967年）、康蒂·库仑（1903年－1946年）以及克劳德·麦凯（1889年－1948年）等极具天赋的诗人。小说家佐拉·尼尔·赫斯顿（1903年－1960年）将传统的小说叙事与非裔美国人的口头传播的传说和历史结合起来，并且融入了人类学元素。她在小说《凝望上帝》中描写一个非裔美国女人的生活和婚姻。她的创作影响了后来的黑人女性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文学形式多样化的需求导致许多黑人作家跻身美国文学的主流。詹姆斯·鲍德温（1924年－1987年）在作品《乔万尼的房间》中表达了对种族主义的蔑视和对性解放运动的支持。拉尔夫·艾利森（1914年－1994年）在《隐形人》中以“隐形人”喻黑人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将非裔美国人的境遇和现代社会中人类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结合起来。

[编辑] 垮掉的一代
50年代，美国的西海岸出现了一群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人热衷于爵士乐，认为战后的社会已经疲惫不堪，主张人们应该在毒品、酒精和东方的神话传说中寻求更多新鲜的体验。诗人艾伦·金斯堡（1926年－1997年）在其作品《嚎叫》中奠定了这一流派反抗社会和追求视觉迷幻的风格。这部作品以惠特曼风格的句式开头：“我亲眼看到我们这一代最美好的心灵被疯狂所毁灭……”。杰克·克鲁亚克（1922年－1969年）在他插话式风格的小说《在路上》中为“垮掉的一代”纵情享乐的生活方式大唱赞歌。

[编辑] 后现代主义文学
以下一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勾画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致轮廓：托马斯·品钦、威廉·加迪斯、罗伯特·库维尔、威廉·H·加斯、约翰·巴斯、雷蒙德·费德曼、唐·德里罗。这些作家共同的特点在于：主张每个具体的“文化结构”都应该服从一个范围更庞大的叙事结构，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结构是完美的；理想的叙事结构是人们所无法预知的；知识具有无法改变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思想导致“类型之类型”理论的诞生，以及《芬尼根守灵夜》式的结构迷阵。

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仍在建构之中，目前学术界还无法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下一个客观的评述和结论。人文主义与解构主义，整合与分裂，单一和多元，究竟孰优孰劣，目前尚无法判断。而实际上，这也是托马斯·品钦、雷蒙德·费德曼、奥斯瓦德·维纳、汉斯·沃尔什朗格、雅克·德里达、詹姆斯·乔伊斯、阿诺·史密特、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初衷。

[编辑] 充满智慧的灵魂
从欧文和霍桑的年代一直到今天，短篇小说一直都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约翰·奇佛（1912－1982）是美国20世纪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小说将不断成长着的美国大城市周边城镇人们的生活纳入了文学的视野。奇佛长期供职于以智慧和成熟著称的杂志《纽约客》。

近些年来，美国出现了许多来自边缘人群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取得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例如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意识流小说中的杰作；莱斯莉·玛尔蒙·席尔柯（1948－）的小说《美国土生子》大量应用口语，并引入民间传说等元素；华裔作家谭恩美（1952－）在小说《喜福会》中讲述了她的父母早年在加州的经历。古巴裔作家奥斯卡·黑杰罗斯（1951－）的小说《曼波之王的情歌》荣膺1991年普利策文学奖。埃德蒙·怀特（1940－）所著的包括《一个男孩的故事》的系列小说反映了美国同性恋人群的欢乐与痛苦。近些年来，美国的一些黑人女作家大行其道。其中，托妮·莫里森（1931－）以其小说《宠儿》和一些其他作品赢得了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第二位获此荣耀的美国女作家。

[编辑] 其他人物
达希尔·哈密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创作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其影响力超越了国界。

辛克莱·刘易斯、艾茵·兰德、左拉·尼尔·赫斯顿、蕾切尔·卡逊、理查德·赖特、薇拉·凯德、保罗·奥斯特等。

拥有国际声誉的美国诗人包括：艾略特、艾伦·金斯堡、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约翰、格林里夫·惠蒂、瓦尔特·惠特曼、埃米莉·迪更生、罗伯特·佛洛斯特、艾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查尔斯·布考斯基、罗伯特·劳、格温多林·布鲁克斯、朗斯东·休斯、奥格登·纳什、谢尔·希尔弗斯坦、威廉·S·伯罗斯、E·E·肯明斯、玛雅·安吉罗。

参考资料：维基网络

9. 速求一位加拿大籍华裔（或者是加拿大人）写推理女作家的名字

约翰 狄克森 卡尔

10. 跪求谭恩美的Two Kinds的译文

小说《两类人》里的母女冲突
<转自书斋原创天下>
文 / 紫色王家思絮絮
在小说《两类人》("two kinds") 里，作者美藉华裔小说家谭恩美 (amy tan) 描述了一对住在加州的母女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故事的主人公吴景梅 (景梅 "珠妮"，jing-mei "june" woo) 的母亲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来因为中国政局动荡的缘故而移居美国。她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多年来依然保持了较完整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并且一直刻意去遵守它，并不知不觉地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强加给她的女儿景梅。景梅却是在美国出生并且成长的，尽管有一个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她却对中国文化陌生得很。出于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景梅的母亲希望景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为一个钢琴家，能出名、得到社会广泛承认。当景梅得知母亲这一决定后，她开始变得心慌意乱，潜意识里也产生了反抗抵触情绪。随后的过程中她发现她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母亲对她的殷切期望，因此她决定不再按照母亲的吩咐去做，代之以我行我素，只是想做她真正的自己。事实上，二十年后当景梅回忆这些往事时，她仍然觉得难以理解当初她母亲的动机和一片苦心。谭恩美以景梅母女的纠葛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母女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作者的畅销书《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系列故事中的一个而已。小说《喜福会》出版后马上登上了纽约时报的最佳畅销书榜。该书以包括景梅母女在内的四对在美的华裔母女为中心，分别描述她们几个家庭几十年的遭遇和矛盾冲突 (tan 11)。《两类人》是《喜福会》里的第八个故事，这本畅销书“交织了家庭里的女性因为代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schilb 346)，这些故事基本上也是根据作者谭恩美亲身的家庭矛盾和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完成的。《喜福会》在1993年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华裔导演王颖执导。

毫无疑问，天下所有的母亲，不论背景文化如何，都多少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正所谓可怜天下慈母心。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是很复杂的，尤其当家庭里不同的人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时更加如此。由于种种原因，矛盾冲突会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特别对移民等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产生了矛盾，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寻求一种折衷就变得至关重要。根据谭恩美的《两类人》，分析和解决家庭矛盾冲突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亦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代沟、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谭恩美的《两类人》可以看作许多移民在异乡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研读谭恩美的故事《两类人》并分析挖掘背后所蕴藏的涵义就显得很重要。实际上有很多有关其他国家文化冲突的文献，例如在一篇只有一页的短篇小说“女孩 (girl)”一文中，作者雅麦佳*金凯德 (jamaica kincaid) 描述加勒比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一些很明显的差异和冲突。文中金凯德用了许多长抒情句子，强调了和“女孩”里的主人公类似的加勒比黑女人所共有的那些经历，而主人公不过是众多加勒比黑女人的一个代表而已。在故事里金凯德这样写道:

要用这样的方式吃饭，不要让别人看着就觉得反胃；礼拜天散步时要表现得象个淑女，不要表露出丝毫的放浪样子；礼拜天在学校里不要哼一些象 benna 这样的小调；千万不要和码头那些长相萎琐的男孩子搭讪，就算给他们指路也不行；在马路上不要吃水果----否则苍蝇会绕着你转；可是(妈)，我从来不唱 benna 小调呀，礼拜天我从来不去学校呀；(24)

女孩愤怒于她母亲每天都给她一长串的命令和训示，如同军队里一般，索然无趣味，尽管根据加勒比文化，这样的训示是司空见惯的。这些例子表明，文化冲突普遍存在，而且通常和宗教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文化冲突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导致家庭矛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冲突，特别是那些有着迥异的起源和历史的，如中国和美国文化。文化冲突中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值得去分析和研究，第一个因素就是文化中德历史和社会价值取向。中华文明可追溯到4000年前，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比较完整的文明中最长的一个，千百年来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例如中国人的生活基本上以人际关系网为中心并被它束缚，每一个大抵只是关心他她自己的事，信奉明哲保身，很少与陌生人和关系网络之外的人来往 (hucker132-135)；而美国人恰恰相反，通常以个人为中心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中国人在那个社会网里，保证不“丢面子”，在同僚中出人头地、被关系网中的人尊敬是很重要的；为了这个目标，孩子们应努力学习，“以成为最好的、第一名为目标” (hucker139)，而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恰恰相反，他们不会因为在同类人中不能脱颖而出而觉得“丢面子”。显然，《两类人》中景梅和她的母亲之间的矛盾部分源于其母亲的“美国梦”而导致的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景梅的母亲之所以叫她练钢琴，是因为她的母亲希望她能在音乐领域里去击败林多 (lindo) 阿姨的女儿。景梅若不这样做，她母亲就会觉得“丢面子”，因为林多阿姨的女儿擅长象棋赢，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取得了锦标，在社区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在小说《两类人》里，景梅的母亲告诉她女儿，“你能成为最好的。林多阿姨知道什么？她的女儿也只是刁钻古怪，耍一些小聪明而已”(tan 3460)。景梅的母亲认为通过适当的指导，景梅可以成为一个天才，在孩子当中能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尽管景梅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天赋。事实上景梅在钢琴比赛中发挥得很糟糕，乃至最终她拒绝弹奏钢琴。显然，因为害怕丢面子就去强迫孩子试图成为一个天才是导致家庭母女冲突的一个因素之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遗憾的是景梅不能理解，因为她出生并且成长在美国，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

文化冲突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谦卑和顺从 (特别是对父母的顺从) 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例如“三从四德”，这种道德观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于周朝，自西汉初年大致定型 (hucker 194)，西汉初年距今大约在2200年前。孩子们应该没有什么条件地服从父母，因为父母被认为具备教导和控制孩子的意愿和能力。例如据景梅母亲的观点，景梅一定要刻苦练习钢琴，否则她应该受到责备和处罚，直到她倾注全力为止。不过景梅无法理解，因为她对中华文化完全陌生。其后果是，景梅无法理解她母亲，乃至采取不合作、叛逆的态度，每一步都和母亲唱对台戏。在《两类人》中，景梅这样暗自决定，“我再也不会按照我妈妈说了那样去做了。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中国……她真的很愚蠢”(tan 352)。如上所述， 景梅不能理解中华文化中的谦卑和顺从，尽管这些在中华文化中被视为美德。

代沟是导致家庭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同于文化冲突，但是在家庭矛盾中更加常见，而且它们也互相关联相互影响。“‘代沟’这个词汇在 60年代就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发明了，但是即使在今天，这个词汇仍然被广泛地使用”(ncan)。如同研究者所证实的那样，代沟的确存在。不错，代沟是双方面的，但是在处理代沟这个问题上，家长应负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父母和子女双方都要懂得尊重信任对方。这种尊重和信任的态度是能互相感染的。子女们往往象他们的父母看待自己那样去认识自己，而父母则要问问他或她希望听到的观点，然后才拿来分享。但是在故事《两类人》中，景梅的母亲却很少与女儿进行有效的沟通，因为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事，很少考虑到景梅的存在。此外，代沟也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对景梅的母亲而言，那种既古老又教条的中华文化在她脑海里根深蒂固，在她看来，景梅要始终遵循她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显然无法调解因代沟而导致的家庭矛盾。之所以强调代沟是相互的，是因为在另一方面， 安妮-玛丽*安波特 (anne-marie ambert) 详细描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因为子女由于情绪，行为和违法犯罪的问题对父母的影响。安波特这些独特的研究强调了“孩子对父母的影响 ”(ambert 1)。因此，代沟是两代人双方面之间的，所以分析解决家庭矛盾也应该从双方面入手，虽然一般情况下是父母应尽更多的责任。

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社会是很多故事小说的创作之源泉，这点对谭恩美更是如此，尤其是她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两类人》和她的畅销书《喜福会》是以她的家庭 (尤其是她的母亲) 的真实生活经历为蓝本的。所以，了解谭恩美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助于理解这篇文章，因而也有助于理解景梅和她的母亲之间的冲突，她们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家庭。谭恩美1952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旧金山对岸)，她的母亲于1949，亦即国共内战时期，在共产党接管上海前夕，仓促间从上海逃到美国，失去了所有的家产以及一个孩子。新移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她母亲在国内的孩子死于战祸，到美国后由于缺乏技术，只能靠当清洁工等为生。在少女时代，景梅常常对她自己的黑发和黄皮肤感到好奇，但也常常因此而自卑。“她十几岁时就是一个叛逆的女儿”(kramer 22)，这和小说《两类人》中的景梅是很相似的。谭恩美年轻时，她的家庭很不幸，因为“她的大哥彼得和父亲均患上了脑肿瘤”(kramer 22)。和景梅相似，谭恩美和她母亲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她不愿承认自己的中国血统，刻意逃避这个事实。后来，也就是在 1987年，她“首次到达中国访问，并看到了两个姐妹”(kramer 99)，这时的谭恩美已经是 35 岁的成年人了。直到这次访问之后，她才开始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了解。最后她变得热爱中国文化，而且以中国人为荣耀，这在她后来的作品和评论、演讲中都能看出这点。在某种程度上，谭恩美就是景梅的原型。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谭恩美最终能理解母亲了；这和《两类人》里的主人公一样，景梅最后终于将那架尘封多年的钢琴调试好，弹奏了一曲“悠然自得”，虽然那时她母亲已经死去好几个月了 (tan 354)。令人扼腕的是，直到她母亲去世后，景梅才理解她母亲曾经对她所抱的殷切希望。她回首这些她曾经刻意逃避的音乐，感悟到了一些她以前未察觉的东西。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通常总是定得很高的。有时这些期望是那么高，以至孩子们望而生畏；因此这也是导致家庭矛盾的一个因素之一。比如，在《两类人》里，景梅的母亲希望景梅成为一个天才、成为一个著名钢琴家或者成为像薛俐*邓波儿 (shirley temple) 那样的女星。这种殷殷期待对景梅是如此的不切实际，以至她几乎因此而疯狂。对景梅的母亲而言，她自然有其道理，她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和摧残，她逃离中国前也遭遇到了失去孩子这样的人间悲剧。在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她有着很多的困难，像许多新移民一样，她坚信着美国梦想: 凭借坚韧不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以及少许好运，景梅就一定能达到她所期望的任何高度，会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只要她按照母亲的指导去做就是。可惜的是，她的母亲空自有一腔美好愿望而已。这个故事的主题事实上超越了移民这个范畴，而更俱备更加普遍的意义。来自不同的文化和背景的孩子往往不认同父母对他们未来的期望。不论父母的教育是否得体或者甚至属于误导，许多孩子都无法看到父母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训练一些技能、并和他人合作等的好处和作用。故事中景梅很残忍地拒绝母亲对她的希望，她反驳她母亲，与她的母亲打口水仗，说别忘了这些正是她母亲生命中为什么多灾多难的原因。最后景梅“胜”了和母亲的对峙，但是与其说是景梅之胜，倒不如说是其母之败，因为她的母亲按照中国的文化为她设立了很不切实际的目标。移民，尤其是新移民，是新社会新环境里的弱势群体。如果象以往那样为子女设立目标，而不考虑新社会新环境，如景梅的母亲那样，就会造成误解和家庭矛盾。比如，在“让你的文化和风格去适应新的社会组织 ”(blank 103-134) 一书中，作者普朗克就弱势群体尤其是新移民及其子女如何获得成功提供了许多事例和相关的理论。这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像景梅和她的母亲这样的新移民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其实与文化、宗教、个人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因此，为了孩子的未来，结合各方面的因素，在父母的期望和孩子的实际能力等之间寻找某种均衡，就显得非常重要。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熔炉，凝聚了多种外族文化。移民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今日的美国繁荣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移民输入和输出越来越普遍，全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其中包括美国。移民带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他们本身却也遭受了很多矛盾冲突之苦，尤其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因此系统研究移民的家庭矛盾是很重要的。就本文所考察的导致家庭矛盾的三个因素，亦即文化冲突、代沟、父母不切实际的期望之中，文化冲突是最重要的原因，尽管这三个因素是相关且互相影响的。以文化冲突为中心去挖掘背后的深层原因，对帮助弱势群体和新移民家庭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使得景梅这样的家庭得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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