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第八篇

1. 《最后一片叶子》欧 亨利

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希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账的跑到这个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锡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冷冰的手指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老家伙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不是一个你们心中行侠仗义的老年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破坏者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哦，那么就是她病得太衰弱了，”医生说，“我一定尽我的努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全部力量来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轻百分之五十。只要你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儿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二十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室墙。一棵老极了的长青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只有几乎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青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青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的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待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光看着那些讨厌的长青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着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儿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虬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顾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儿，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暗淡的画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一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时间的留念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痴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青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嘛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吧，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教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搬出去了。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挂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长青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儿，寒冷的雨夹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青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倦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系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到来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
“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膊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你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么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2.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每篇文章的概括

爱的牺牲

〔美〕欧．亨利／著

王仲年／译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那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从它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那个前
提的不正确。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这固然是一件新鲜事，可是从文学的观
点来说，却是一件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古老的艺术。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
他还只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
走过去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给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挨着
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
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
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
方去“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成——，那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麦琪的礼物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分钱
是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直弄
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
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

德拉这样作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
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
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真够得上乞丐
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
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
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
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
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
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
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
“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蒙蒙的
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
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
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
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
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
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
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象中，可能
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
艺术。

警察与赞美诗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索比急躁不安地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每当雁群在夜空
中引颈高歌，缺少海豹皮衣的女人对丈夫加倍的温存亲热，索比在街心公园
的长凳上焦躁不安、翻来复去的时候，人们就明白，冬天已近在咫尺了。

一片枯叶落在索比的大腿上，那是杰克·弗洛斯特①的卡片。杰克对麦
迪逊广场的常住居民非常客气，每年来临之先，总要打一声招呼。在十字街
头，他把名片交给“户外大厦”的信使“北风”，好让住户们有个准备。

索比意识到，该是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马上组织单人财务委员会，以
便抵御即将临近的严寒，因此，他急躁不安地在长凳上辗转反侧。

索比越冬的抱负并不算最高，他不想在地中海巡游，也不想到南方去晒
令人昏睡的太阳，更没想过到维苏威海湾漂泊。他梦寐以求的只要在岛上待
三个月就足够了。整整三个月，有饭吃，有床睡，还有志趣相投的伙伴，而
且不受“北风”和警察的侵扰。对索比而言，这就是日思夜想的最大愿望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半夜，咖啡馆拥挤不通。我随意间选坐的一张小桌恰好不为人们所注目，
还剩下两把空椅以诱人的殷勤，伸开双臂欢迎新拥进的顾客。

当时，一位世界公民和我同一张小桌，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我真高兴，
因为我持这种理论，自亚当以来，还没有过一位真正的属于整个世界的居民。
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也在许多包裹上见过异国标签，但那是旅游者，不
是世界公民。

我提到下面的情景定会引起你的思考——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一排排靠
墙的皮革椅座，愉快的侣伴，稍加打扮的女士们正以微妙而又明显可见的情
趣争相谈论着经济、繁盛和艺术，小心周到喜欢慷慨的侍者，使作曲家慌忙
不迭的音乐机灵地满足一切人的口味，还有杂七杂八的谈话声、欢笑声——
假如你乐意的话，高高的玻璃锥体维尔茨堡酒①将躬身到你的唇边，就像那
枝头上的熟樱桃摇晃进强盗樫鸟的嘴壳一样。一位来自英奇·丘恩克的雕塑
家告诉我，这景象真真是巴黎式的。

3. 欧亨利作品《一元伪币的作用》《一份报纸的经历》原文

1块8毛7，就这么些钱，其中六毛是一分一分的铜板，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在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硬赖来的，每次闹得脸发臊，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
德拉这样做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正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楼上的房间时，杰姆斯·狄林汉·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是呀，吉姆是多好的运气呀 ！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象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拆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泼撒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地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
呵，接着而至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
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决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潢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份。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
尽管这只表华丽珍贵，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取代表链，他有时只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呵。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
“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他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置于热炉上，随时都可做肉排。
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色失去了一会儿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步入，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
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地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前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恩爱啊。我做肉排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美元，或者一百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答案。麦琪②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待。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德尔，”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对我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要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使我楞头楞脑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还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泪水迷蒙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的礼物哩。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每天可以看一百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非但不按她的吩咐行事，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发笑。
“德尔，”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会儿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尚不宜用。我卖掉金表，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你做肉排吧。”
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艺儿。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两样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就是圣贤。
欧·亨利（英语：O. Henry，1862年9月11日－1910年6月5日），有时又译奥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20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他少年时曾一心想当画家，婚后在妻子的鼓励下开始写作。后因在银行供职时的账目问题而入狱，服刑期间认真写作，并以“欧·亨利”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他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中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和近三百篇的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风格独特，以表现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语言幽默、结局出人意料（即“欧·亨利式结尾”）而闻名于世

4. 麦琪的礼物——原文源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黛拉手握着仅有的十八美元七角，三番确认后，陷入了沉默。她和吉姆蜗居在小公寓，生活虽穷，情却深。黛拉费尽心思，希望能为吉姆挑选到一件合适的圣诞礼物。

他们最自豪的是吉姆的金表与黛拉的长发。黛拉凝视镜中，解下长发，让其垂至原长，再迅速盘起，披上外套，出门。她将珍爱的长发以二十美元卖给了理发店老板。

带着二十美元，黛拉穿梭于店铺，寻找吉姆的圣诞礼物。最终，她看中一条适合吉姆的铂金表链，用二十美元加上自己的积蓄买下。

带着礼物与八美元七角钱回到家中，黛拉忐忑不安，她祈祷吉姆不因她的改变而发脾气。吉姆回家，看到黛拉的发型，先是愣了一下，但没有表现出不满，只是有些恍惚地看着黛拉。

黛拉紧张地解释，吉姆却未怪罪，相反，他将黛拉紧紧拥入怀中，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份礼物。黛拉小心地打开，是她梦寐以求的梳子，一套精致华丽，与她的长发相配。

黛拉眼眶湿润，想起吉姆的礼物，激动地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吉姆微笑着收下，平静地说他将金表卖掉，用卖表的钱买下这组梳子。他们的生活虽贫苦，却以最好的礼物相赠。

5. 欧亨利 短篇小说

1、《麦琪的礼物》

《麦琪的礼物》是欧·亨利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圣诞节里发生在社会下层的小家庭中的故事。男主人公吉姆是一位薪金仅够维持生活的小职员，女主人公德拉是一位贤惠善良的主妇。

他们的生活贫穷，但吉姆和德拉各自拥有一样极珍贵的宝物。吉姆有祖传的一块金表，德拉有一头美丽的瀑布般的秀发。

为了能在圣诞节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吉姆卖掉了他的金表为德拉买了一套“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梳子；

德拉卖掉了自己的长发为吉姆买了一条白金表链。他们都为对方舍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换来的礼物却因此变得毫无作用了。

2、《警察与赞美诗》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该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苏比，因为寒冬想去监狱熬过，所以故意犯罪，去饭店吃霸王餐，扰乱治安，偷他人的伞，调戏妇女等，然而这些都没有让他如愿进监狱；

最后，当他在教堂里被赞美诗所感动，想要从新开始，改邪归正的时候，警察却将他送进了监狱。该小说展示了当时美国下层人民无以为生的悲惨命运。

“警察”和“赞美诗”在标题中虽然是形式上对等排列，但作为支配人类生存选择的两股力量是不对等的。在警察与赞美诗的二元对立中，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政权永远支配着和控制着以“赞美诗为代表的精神力量。

3、《最后一片叶子》

《最后一片叶子》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作品。该作品描写一位老画家为患肺炎而奄奄一息的穷学生画最后一片常春藤叶的故事。

琼西在寒冷的十一月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并且其病情越来越重。作为画家的她，将生命的希望寄托在窗外最后一片藤叶上，以为藤叶落下之时，就是她生命结束之时。

于是，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作为她的朋友苏很伤心，便将琼西的想法告诉了老画家贝尔曼，这个老画家是个脾气火爆，爱取笑人的酒鬼，终日与酒为伴。

画了近四十年的画，一事无成，每天都说要创作出一篇惊世之作，却始终只是空谈。但是他对这两位年青的画家却是照顾有佳。他听到了此事后，便骂了一通，但仍无计可施。

然而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尽管屋外的风刮得那样厉害，而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但它仍然长在高高的藤枝上。

琼西看到最后一片叶子仍然挂在树上，叶子经过凛冽的寒风依然可以存留下来， 自己为什么不能？于是又重拾生的信念，顽强地活了下来。

可是故事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了，真相才刚刚打开：原来是年过六旬的贝尔曼，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画上最后一片藤叶，因着凉，染上了肺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完成了令人震撼的杰作。

4、《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作品。一对在纽约一起长大、情同兄弟的朋友鲍勃和吉米·威尔斯，他们在鲍勃即将启程去西部冒险的时候，约定20年后在同样的时间、地点再次见面。

20年来，他们谁也不曾忘记过这个约定。鲍勃从西部不远万里来赴约，支撑他的是只要对方还记得这次约定，那无论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对于鲍勃来说，吉米永远都是最忠实、最令他信任的朋友。

然而，20年后再见面时，等待他们的不是重逢的喜悦，命运却把他们分别放在了法律天平的两端，鲍勃是警方正在通缉的要犯，而吉米却是接到命令努力追捕“狡猾的鲍勃”的警察。

对于吉米来说，究竟是继续保持对挚友的忠诚，还是履行自己作为警察的职责，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该小说通过这两个青年20年后重逢之际所发生的意外变化，反映了美国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迁。

5、《红毛酋长的赎金》

《红毛酋长的赎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作品，文章讲述了一个绑架的故事。

“我”与比尔在一个名叫顶峰镇的地方，绑架了这个镇上有名望的居民埃比尼泽多塞特的独子，“我们”原想靠他去敲诈埃比尼泽；

然而“我们”万万没想到，这个孩子捉弄人，一开始，“我们”三个扮印第安人玩，后来这个孩子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捉弄人，还把其中一个人弄伤了，让比尔差点成了精神崩溃者。

最后“我”把勒索信送到埃比尼泽的家，可后来“我们”却被埃比尼泽给敲诈，实在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着个孩子，最后的结果，“我们”把孩子送回去，并且给了他父亲250元。

6. 欧亨利《歧路重生》情节说了什么求大概内容

《歧路重生》（《重新做人》），简单来说：

小说讲述了一个盗窃犯改过自新后，即将迎来新的生活之际，由于一次意外，为解救困在保险库中小女孩阿加莎, 而不得不“重操旧业”的故事。

《重新做人》，稍微详细点来说：

讲的是一个全美国东部装备最精良、手法最高超的小偷吉米犯了几件案子以后，到另一个城市隐姓埋名。可是他却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并爱上了她，想为她重新做人，开了一家鞋店。

一年后，他事业获得了成功，并且准备和恋人结婚。可就在他决心把自己的那套工具送给别人的当天，恋人的外甥女不小心被锁进了银行的保险库，小女孩随时都可能被闷死，众人惊魂失措，陷入绝望。

吉米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手上的工具箱，里面是各种最新式的工具，钻头、冲孔器、摇钻、螺丝钻、钢撬、楔子和和两三件吉米自己设计，并引以自豪的新玩意儿。

吉米用了十分钟，就打开了保险库，破了自己的纪录，而此时警察已经在银行门口等着了。但警察假装不认识吉米，从而放过了他。

因为吉米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好人，善良的人。他为了救阿加莎不惜暴露自己，而且我们的本•普赖斯警官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警察，所以警官假装不认识吉米，希望他能够继续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

(6)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第八篇扩展阅读：

这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结局，让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欧亨利先生将小说标题定为“Retrieved Reformation”既有讽刺也有深意。

讽刺的是Jimmy需要改造的正是自己的过去——盗窃，而他最终解救Agatha小姐凭借的是自己的过去-高超的盗窃技巧。解救Agatha小姐实际上才是他“重新做人”的确切证明，因为，这说明他能够冒着牺牲自我的危险去解救自己的亲人。

这样，Jimmy的身份就为“重新做人”提供了一个悖论，需要改造的恰恰是改造的工具。这个悖论正是深意所在。对于小说的结局我们可以做以下猜测：

1、Jimmy 接受了本·布莱斯的善意。面对其他人的疑问，他编造一个自己过去从事开锁行当的借口（虽然有点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他难以解释随身携带这套开锁工具的事实），众人接受了他的解释，婚礼如期举行。最后，他到西部区，和Agatha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Jimmy最后明白，改过自新意味着对过去的承担。他拒绝了布莱斯的善意，主动到警局投案自首，他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造。众人都了解了他过去卑劣的行径，Agatha伤心欲绝，婚礼取消。这件事也变成了一桩笑闻，在附近流传。

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可以肯定的是Jimmy已经自我改造完成，变成了一个善良，正直和值得尊敬的人。盗窃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害人也可救人。而让这把剑发挥不同作用的是Agatha小姐的眼神。

Agatha小姐的一寸秋波，两叶明眸让Jimmy决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让他在危难关头，鼓起勇气，舍弃未来，解救Agatha。

而在眼神后面的是爱情，是爱情里面的信任。这样看来，欧亨利先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相信爱情的魔力。

7. 最后一片叶子的原文

美国作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原文：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地，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本身往往交叉一两回。

有一次，一个艺术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都到这个古色天香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接着，他们又从六马路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德尔蒙尼戈饭馆”里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狭窄而苔藓遍地的“巷子”里，他的脚步却放慢了。

“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关，气吁吁的老家伙的常识。但他竟然打击了琼珊；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扬扬他那蓬松的灰眉毛，招呼苏艾到过道上去。

“依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地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

“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么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

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总是，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离去之后，苏艾到工作室里哭了一声，把一张日本纸餐巾擦得一团糟。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调子，昂首阔步地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被窝里，脸朝着窗口，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吹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而这些小说则是青年作家为了铺平文学道路而创作的。

苏艾正为小说里的主角，一个爱达荷州的牧人，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穿的漂亮的马裤和一片单眼镜，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几遍。她赶紧走到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倒数上来。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望去。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见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和二十英尺外的一幛砖屋的墙壁。一标极老极老的常春藤，纠结的根已经枯萎，樊在半墙上。秋季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吹落了，只剩下几根几乎是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怎么回事，亲爱的？”苏艾问道。

“六。”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掉得快些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得我头昏眼花。现在可容易了。喏，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哟，我从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地说，“老藤叶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得啦，你这淘气的姑娘。别发傻啦。我倒忘了，大夫今天早晨告诉你，你很快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好的希望是十比一！哟，那几乎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一幛新房子的工地一样，碰到意外的时候很少。现在喝一点儿汤吧。让苏艾继续画图，好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给她的病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填填她自己的馋嘴。”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琼珊说，仍然凝视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那些图画我明天得交。我需要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呆在这儿，跟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老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说，她脸色惨白，静静地躺着，活像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因为我要看那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种。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

他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了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几年没有画过什么。他替“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

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区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惟恐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 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牵连，真会撒手去世。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希奇古怪的念头。好吗，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替你替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翻转过身的权弃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到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末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看哪1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狠心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常春藤叶仍在墙上。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喊喊苏艾，苏艾正在煤卸炉上搅动给琼珊喝的鸡汤。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有什么使那最后的一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一小时后，她说：

“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来，他离去时，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过道上。

“好的希望有了五成。”医生抓住苏艾瘦小的、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你会胜利。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很猛。他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进医院，让他舒服些。”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户巾，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痉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的夜里，他窨是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样子，还有几去散落的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

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 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7)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第八篇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内战，最终推翻了残酷落后的黑人奴隶制度。1873年7月，林肯阐述了一个理想政府的三条原则，即民治、民有、民享。

美国国会还曾为此于1868年和1870年分别颁布了其宪法的第四和第五修正案，所有这些举措都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在当时的人们眼中，美国好像真成了一个人人平等、博爱而又自由的理想国度。

经济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现代工业社会在飞速发展，电报通讯网络在美国全国广泛建立，电话、计算器、打字机、和现金出纳机也开始出现于商务往来之中。爱迪生发明白炽灯，并带动了社会上更多的发明创造。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生产规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欧·亨利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

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泛滥成灾。

似乎只要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

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做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

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

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苦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他们各自做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

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

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独生子获得求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

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

作者介绍：

欧·亨利（O.Henry，1862年9月11日—1910年6月5日），又译奥·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其主要作品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二十年后》等。

1862年9月11日，欧·亨利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伯勒，曾当过银行职员、药剂师等。1896年2月，欧·亨利因受到盗用公款的指控入狱，后逃亡洪都拉斯。1898年再次入狱，期间开始发表作品。1902年，欧·亨利移居纽约，成为职业作家。

1910年6月5日，欧·亨利因肝硬化在美国纽约去世。欧·亨利与契诃夫和莫泊桑并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有“美国生活的网络全书”之誉。

1885年，欧·亨利认识了一位名叫阿索尔·埃斯蒂斯（Athol Estes）的17岁的姑娘，当时她还在中学念书。欧·亨利当时是吉他手和琴师。欧·亨利追求了她两年。1887年7月1日夜，也就是阿索尔·埃斯蒂斯才念完中学的那天晚上。

她瞒着父母与欧·亨利双双跑到奥斯汀的一位牧师家结婚，请他证婚。这位牧师虽没料到两位年轻人夜里跑来结婚，但见他们已经成人，便顺水推舟，给他们证了婚。于是，他便于1887年7月1日夜与阿索尔·埃斯蒂斯结了婚。

婚后，阿索尔·埃斯蒂斯改名为阿索尔·波特（Athol Porter）。姑娘的母亲本希望她嫁个有钱人，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竟数月不肯上教堂，更不理那位牧师。不过，这一次婚姻只持续了10年。1897年，欧·亨利的妻子因病去世。

1907年，欧·亨利跟早年时代的恋人莎拉·林德赛·科尔曼结婚，次年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