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著名短篇小说家

A. 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有哪些

多丽丝·莱辛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以多部鸿篇巨制而闻名于世，所得的奖项用莱辛自己的话说是：“得遍了欧洲所有的文学奖”。其实她的短篇小说也颇具特色，其中不乏名篇佳构。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五篇》曾获得1954年毛姆短篇小说奖。她的中短篇小说按体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洲故事，以作者早年的非洲经历为题材；另一类以当代欧洲特别是英国生活为背景。这里选译的小说《一场不算严重的蝗灾》即属于前一类，而《穿过隧道》则属于后一类。

《一场不算严重的蝗灾》原载1955年2月26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后收入短篇小说集《爱的习惯》（1957），是莱辛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第二天，《纽约客》即在其网站重新刊登了这篇小说。这篇作品曾被选入多种英文系教材。在我国，复旦大学巫漪云教授主编的《高级英语》教材即选编了该篇。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本是出生于约翰内斯堡的城里姑娘，嫁给丈夫理查德后，搬到他父亲史蒂芬的农场上，过起了农妇的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把刚刚长出来的庄稼吃了精光，原来美丽如画的乡村转瞬间变成了满目疮痍、面目全非的废墟。用玛格丽特的话说：这不是废墟，那么，什么才算是废墟呢？然而饱经沧桑的老史蒂芬和儿子理查德却照吃照喝，非常乐观。 “‘本来可能会更严重的，’这就是他们说的话，‘本来可能会严重得多的’。”题目《一场并不算严重的蝗灾》和灾难的严重程度形成强烈的反差，是讽刺？还是乐观？恐怕一言难尽。多丽丝·莱辛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南非美丽的乡村景色，刻画了女主人公那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谓入木三分。

《穿过隧道》原载1955年8月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两年后收入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集《爱的习惯》。该篇小说说明莱辛的一个最普通的主题之一：一个人在试图获得完整的过程中面临着对生活预先的假设。

十一岁的男主人公杰里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既不是大人又不是小孩儿。有一年夏天他和母亲去国外度假，遇到几个比他大的男孩子在游泳。当他们游泳穿过一个狭窄的地下通道，游到大海中的一块巨大的岩石的另一边的时候，他觉得遭到了冷落和排斥。杰里找到了那个地下通道，并游了过去，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尽管这意味着在水下待的时间太长就会被淹死。达到了这一目的，从某种形式上来说，他长大了，获得了独立，不再依靠母亲了。
一场不算严重的蝗灾

那一年，雨下得还算不赖；庄稼正需要雨水的时候，雨就来了，下得不大也不小——或者当男人们说，雨下得不赖的时候，玛格丽特就是这么猜想的。在像天气一类的问题上，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意见，因为即便要知道像天气这么简单的事情，也是需要经验的，而玛格丽特在约翰内斯堡出生，又在那里长大，所以就没有天气的经验。那些男人是她的丈夫理查德和他的父亲老史蒂芬，老史蒂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雨是毁灭性的还只是一般惹人烦的，他们两个人会就这个问题一争就是几个钟头。玛格丽特现在来这个农场已经三个年头了。她还是闹不明白，既然这些男人不管是说到天气、土地还是政府，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他们怎么就不倾家荡产了呢。不过她渐渐地学会了这种语言。农民式的语言。她注意到，理查德和史蒂芬牢骚归牢骚，但他们并不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不会很有钱，他们就那么慢慢儿地溜跑着，日子过得还算舒适自在。

他们的庄稼是玉蜀黍。他们的农场有三千英亩，在一座座一直延伸到赞比西河[①]河谷的山梁上——那是一片地势很高的干燥的农田，整年风吹日晒，一到冬天就寒冷无比，尘土飞扬；不过眼下这几个月天气湿润，连绵数英里是绿油油的叶子，一阵阵潮湿而柔和的热浪带着水汽。多美的景色啊！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天空宛若辉煌壮丽的湛蓝色的殿堂，山下是一层层的翠绿和一片一片空旷的乡野大地，二十英里开外，在河流的对岸，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峦直插云霄。天空把她的眼刺得生疼。她不习惯。城里的人是不大看天空的。所以，那天晚上理查德说：“政府发出预警说，要闹蝗灾了，从北方的滋生地下来。”她就本能地朝她周围的树上看看。蝗虫，成群结队蝗虫——太可怕了！然而理查德和老头子却抬起眼，朝最近的山顶上望去。“我们有七年都没闹蝗灾了，”一个说，另一个说：“它们是周期性的，闹蝗虫也是周期性的。”然后接着说：“我们这一季儿的庄稼算是完了！”

不过他们还是照常到农场去干活，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路上回家午休时，老史蒂芬停了下来，抬起手指头，指了指。“看，看哪！”他大喊：“它们在那儿！”

玛格丽特听见他的喊声，跑了出来，和他们一起朝山上望去。仆人们也从厨房里出来了。他们都站着，凝望着。在山的一层层岩石上空，是一带铁锈颜色的空气。蝗虫。它们到那里了。

理查德立即冲厨师吼。老史蒂芬朝家童叫。厨师跑过去敲打那张挂在一条树枝上的生锈的犁铧，敲犁铧是在危急的时刻，用来召集劳工的。家童朝商店跑去搜集罐头盒——只要是金属块儿就行。整个农场上响起了“嘡嘡”的锣声，劳工们从场院里涌出来，指着山，激动地喊叫。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家里，理查德和老史蒂芬在向他们发布命令：快，快，快。

他们又跑着离开了，两个白人和他们在一起，几分钟之后，玛格丽特看到，农田四周都升起了烟火。政府的预警来的时候，每一块耕地都预备好了一堆堆的柴草。有七块耕地用栅栏围了起来，那里的玉蜀黍苗刚刚长出来，在浓厚的黑红色笼罩下，形成一片翠绿色的纱，每一块田地的四周都飘飘荡荡地升起了浓浓的烟云。男人们在往火里扔湿叶子，这样烟就又黑又呛人。玛格丽特在看那山峦。现在有一片长长的低垂的云在移动，还是铁锈的颜色，在她看的时候，这云块在向前、向外膨胀。电话铃响个不停——邻居们说，快，快，蝗虫来到这儿了！老史密斯家的庄稼已经给吃成平地了。快，你赶快点火吧！当然了，尽管每个农民都希望蝗虫能忽略掉他家的农场，接着去下一家，可是只有警告别人才是公平的；一个人做事要公平。连绵五十英里的乡野里，到处是浓烟，从无数的火堆里升起。玛格丽特在接电话，不接电话的空当里，就站着看蝗虫。空气在变黑——一种怪异的黑，因为太阳还在炽热地照射着。这像是一场黑色的草原大火，当浓烟把空气弄得很厚，阳光照下来是扭扭曲曲的——一种浓浓的炽热的桔黄色。空气也是压抑的，有一种暴风雨般的沉重。略带红色的帷幕前面是蝗虫的先头部队，后面是主力部队，从浓黑的云层里露出来，几乎顶到太阳那里去了。

玛格丽特想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来帮上忙。她不知道。这时，老史蒂芬从地里走了上来。“我们完了，玛格丽特，我们完了！”他说。“那些个要饭的主儿半个钟头儿就能把农场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吃光！可是现在才是半下午啊。咱们要是能弄出足够多的烟，弄出足够多的声音，直到太阳落山，它们也许就会在别的地方落下来。”他接着说：“让水壶一直烧着。干这活儿，口渴。”

所以，玛格丽特就去厨房，往火里加煤，烧水。此刻，在厨房的铁皮房顶上，她听得见蝗虫落到房顶上发出沉闷的怦怦的声响，或是一只蝗虫顺着铁皮斜坡，擦着铁皮“刺啦”一声滑落下来。这才是头一批。从下面的田地里，传来上百个汽油桶和金属块儿的敲打声，丁丁丁，当当当。玛格丽特往一个汽油桶里灌水的时候，史蒂芬不耐烦地等着，一个桶里灌的是茶——是桔黄色的甜甜的热茶，另一个汽油桶里灌的是水。趁这点时间，他告诉她，大约二十年前，他被蝗虫大军吃光了，吃得是倾家荡产。然后，他还在说话，就提起沉重的汽油桶，一只手提一只，用一个木头架子在两头挑着，顺着道路，慢慢地朝那些口渴的劳工们走过去。

到了这会儿，蝗虫像是冰雹一样落在厨房的屋顶上。听起来像是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玛格丽特朝外面看看，看见空中的蝗虫遮天蔽日。她咬紧牙，朝着蝗虫冲了过去；男人们能做什么，她就能做什么。头顶上，空气是厚重的——到处是蝗虫。蝗虫朝她扑打过来，她把它们扒拉开——这些沉重的、红棕色的小东西，用那晶亮的珠子一样的老人眼看着她，一边用坚硬的、带锯齿的腿钩住她。她恶心地摒住呼吸，又破门冲进了屋里。屋里则更像是在下大暴雨。铁皮屋顶在发出回响，而地里传来的敲打铁器的喧响则像是打雷。她向外面望去，所有的树都是怪怪的，静静的，上面粘着蝗虫，枝丫都压得贴到了地上。到处爬的都是蝗虫，弄得大地似乎也在动，田地她是一点儿都看不清了，蝗虫的大军黑压压的一片。朝山上望去，就像是看倾盆大雨，甚至在她看的时候，猛地又冲来一群蝗虫，把太阳的光线都遮住了。天多半像是黑夜，黑魆魆的一片。突然从灌木丛中传来清脆的“咔啪”一声响——一条树枝折断了。接着是另一条树枝折断了。一棵树顺着斜坡缓缓地倾斜下来，重重地摔到地上。从冰雹似的蝗虫群中，冲出一个人来。还是要茶，还是要水。玛格丽特给他们烧水，泡茶。她不停地往火里加煤，往罐子里灌水，现在是下午四点钟了，蝗虫在头顶上蜂拥而至，横扫过天空，已经有好几个钟头了。

老史蒂芬又走上来了——每走一步脚下都“咔吃咔吃”响，都要踩死蝗虫，他浑身上下粘的都是蝗虫——他一边咒骂，一边用他那顶旧帽子朝空中扑打。走到门口，他突然停下来，飞快地拉掉那粘着的蝗虫，把它们扔掉，接着急忙冲进免遭蝗虫侵袭的客厅。

“所有的庄稼全都完蛋了。一点儿都没剩下，”他说。

然而，锣还在敲响，男人们还在喊叫，玛格丽特问：“那，你们怎么还在干呢？”

“主要的蝗群还没有落下来。这些蝗虫带着很重的卵子。它们在寻找一个地方落下来产卵。我们要是能阻止主要的蝗群落到我们的农场上，一切就都好了。它们要是得到一个机会产卵，以后产的蚂蚱就会把我们的所有庄稼吃个精光。”他从衬衣上摘下一只跑散的蝗虫，用他的大拇指指甲掐成两段；蝗虫身体里面凝结着卵子。“想象一下，一繁殖就是几百万啊。你看见过蚂蚱群大摇大摆地爬行的场面吗？没见过？唉，你算是幸运了。”

玛格丽特心想，一群蝗虫成虫就够糟糕了。外面，地上的光这会儿是一种淡淡的浅黄色，移动的阴影使光线暗淡下来；移动着的蝗虫像云块似的忽而浓密，忽而稀疏，仿佛是暴风骤雨一样。老史蒂芬说：“蝗虫后面有风。那可不得了。”

“情况会很糟糕吗？”玛格丽特害怕地问。老人家语气重重地说：“我们全完了。这一群也许会过去，可是它们已经开始了，就会从北方一群接一群地飞过来。然后就会有蚂蚱。这一闹恐怕就是三四年呐。”

玛格丽特无助地坐了下来，心里想，唉，要完，就完吧。现在怎么办？我们三个不得不回到城里。然而刚想到这一点，她飞快地看了一眼老史蒂芬，老人家在这乡下种了四十年地，有两次弄得倾家荡产，但她知道，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使他去城里当一个职员。她为他感到心痛；他一脸的倦容，由于操劳，从鼻子到嘴唇都留下了深深的皱纹。可怜的老人家。有一只蝗虫不知怎么跑到他衣兜里了，他把蝗虫举起来，拿着蝗虫的一只腿。“你那些腿啊，真有劲儿，就像是钢弹簧一样，”他乐呵呵地对蝗虫说。在过去几个小时，他虽然一直在斗蝗虫，踩蝗虫，冲蝗虫喊叫，把蝗虫扫成一大堆一大堆的，然后放火烧掉，然而他却把这一只拿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扔了出去，让它找它的同伴儿去，仿佛连它的一根头发丝儿都不愿意伤害似的。这使玛格丽特感到很是安慰，她立刻感到高兴了起来，高兴得毫无道理。她想起来了，在过去的三年里，男人们说，他们给彻底毁掉了，再也无法挽回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闺女，给我弄杯喝的，”史蒂芬接着说，他把一瓶威士忌放到他身边。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想到，她的丈夫就在外头，在滂沱大雨般的蝗虫群中，当当当地敲着锣，往火堆上扔树叶，浑身上下都粘满了蝗虫。想到这儿她不寒而栗。“您怎么能忍受让它们碰到您呢？”她问史蒂芬。他不满地看了她一眼。她就恰如其分地感到谦卑了，正像他们结过婚后，理查德带她回到农场上时那样感到谦卑一样。当时史蒂芬头一回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她那城里人的打扮——头发是金色的，烫成波浪形，指甲尖尖的，染得鲜红。现在，她完全是一个农民的妻子了，穿着朴实的鞋子和结实的裙子。说不定她最终甚至能让蝗虫落到她身上的。

灌下去几杯威士忌后，老史蒂芬又回去战斗了，现在像是趟水一样，在闪闪发光的棕色的蝗虫的波浪中穿行。

五点钟。再过一个钟头太阳就要落山了。那时蝗虫就会落下来。头顶上还是那么厚厚的一层。树木成了闪着棕色光芒的粗糙的大堆。

玛格丽特哭了起来。整个情况都是那么完全没有希望。不是年成不好，就是蝗灾；不是蝗灾，就是虫害或草原大火。总是有事儿。蝗虫大军那“唰唰”的响声颇似暴风雨中的一座大森林。地面是看不到了，到处是闪着光芒的棕红色的汹涌的波涛。大地像是被淹没在蝗虫里了，被可恶的棕色的洪水淹没了。屋顶在蝗虫的重压之下，好像是要沉没了一样；门在蝗虫的压力之下，像是要退缩了；屋子里像要灌满蝗虫了——天已经是那么黑了。她透过窗户看看天空。空气更加稀薄，飘荡的乌云间或露出些蓝色的缝隙，那蓝色的缝隙也是冷冷的，薄薄的；肯定是太阳就要落山了。透过蝗虫的浓雾，她看见几个人影走近了。先是老史蒂芬，勇敢地大步向前走着，接着是她的丈夫，疲惫不堪，面容憔悴的样子，他们身后是仆人们。他们都在和蝗虫一起爬行。锣声已经停了下来，玛格丽特什么都听不到了，只听得无数的翅膀“沙沙”地响个不停，。

两个男人拍打掉蝗虫，走进门来。

“哎，”理查德亲亲她的脸颊，说，“主要的蝗群已经过去了。”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玛格丽特愤愤不平，她半是哭，半是说：“这儿的情况糟糕透顶了，不是吗？”因为尽管夜晚的空气不再是浓浓的黑色，是清澈的蓝色了，一群昆虫在空中“嗖嗖”地上下翻飞，但别的一切东西——树木、建筑、丛林和大地——在涌动着的棕色的团块下面，都没有了。

“夜里要是不下雨，把它们困在这里，”史蒂芬说，“要是不下雨，用水把它们压下去的话，明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它们就走了。”

“我们一定会有一些蚂蚱的，”理查德说，“不过不是主要蝗群。那也是了不得的。”

玛格丽特自己警醒过来，擦擦眼睛，装作没有哭过的样子，给他们端来一些晚餐，因为仆人们累得都走不动了。她打发他们去场院里休息了。

她端了晚饭后，坐着倾听。她听说，玉蜀黍一棵都没有留下。一棵也没有。蝗虫一走，他们就要把栽植机弄出来了。他们必须重新开始。

玛格丽特心里想，如果整个农场上到处爬的都是蚂蚱，播种又有什么用呢？不过他们谈论政府发的新手册时，她还是听着。手册上讲解如何战胜蚂蚱。外面必须一直有人，在农场上巡逻，观察草丛中的动静。当你发现一片蚂蚱的时候——很小、很活泼的黑东西，像蟋蟀——就在这片蚂蚱周围挖个壕沟，或者使用政府提供的喷雾器对蚂蚱喷洒农药。政府要求，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这种祸害的计划中，每一位农民都要配合。总而言之，你必须从根源上铲除蝗虫。这些男人说话，就像是在计划一场战争，玛格丽特都听呆了。

夜晚非常宁静，除了偶尔能听到树枝折断或者一棵树訇然倒下的声音，听不到蝗虫大军在外面安营扎寨的迹象。

玛格丽特睡在理查德旁边的一张床上，她睡得很不好，而理查德睡得跟死去了一样。早晨，她醒来就看到黄色的阳光照在对面的床上——清澈的阳光，偶尔有一块阴影从中移动过去。她走到窗户边。老史蒂芬站在她前面。他站在那里，站在外面，低头凝视着那片丛林。她凝视着，感到大吃一惊——又感到着迷，这完全违背她的意愿。因为每一棵树，每一棵灌木，整个大地，仿佛都点燃起了淡淡的火焰。蝗虫们在展开翅膀，抖掉夜晚落到身上的露珠。到处都微微闪耀着略带红色的金色的微光。

她走出去和老人家站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站在蝗虫堆里。两个人站着，看着。头顶上，天空是蓝色的——湛蓝而澄澈。

“好美啊，”老史蒂芬满意地说。

啊，玛格丽特想，我们可能是毁了。我们可能要倾家荡产，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见过一大群蝗虫在黎明时分展开翅膀的。

在远处的山坡上，天空中出现了一片淡红色的云块。云块加厚，散开。“它们往那里走了，”老史蒂芬说，“蝗虫的大部队往那里走了，往南走了。”

此刻，蝗虫从树上，从他们周围的地上，在抖动翅膀。它们试一试翅膀，看看翅膀是否足够干，这时候它们就像小飞机一样在谨慎地移动，准备起飞。它们飞走了。一阵红棕色的汽团从延绵几英里的丛林里、从农田里——从大地上升腾了起来。阳光又暗了下来。

粘满蝗虫的树枝伸展开来，它们身上的重量减轻了，但是除了树枝和树干上黑乎乎的骨架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没有绿色——一点儿绿色都没有。他们整个早上都在看，他们三个人——理查德终于起床了——棕色的树冠变薄，分裂，散开，向上飞去，和大部队会合，现在，一片棕红色的云块出现在南方的天空里。原先新种的嫩玉蜀黍苗曾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绿纱，而今却是光秃秃的一片。一幅劫后余生的景象——没有绿色，哪里都没有绿色。

到了中午，淡红色的云团飘走了。偶尔，只有一个蝗虫蹦了下来。地上到处是死蝗虫或是受伤的蝗虫。那些非洲劳工们用树枝把它们扫到一起，收到罐子里。

“玛格丽特，吃过晒干的蝗虫吗？”老史蒂芬问。“二十年前那一次，我破产了，就靠吃玉蜀黍饭和干蝗虫过活，吃了仨月啊。蝗虫还真算是不赖——很像是熏鱼，你要是想想的话。”

可是玛格丽特倒宁肯不去想。

吃过了中午饭，男人们去地里了。所有的庄稼都得重种。要是运气还有点儿好的话，再来一群蝗虫不要这样子过来。不过他们希望不久能下场雨，这样能长出一些嫩草来，要不那些牛就会饿死；农场上连一片草叶也没有留下。至于玛格丽特呢，她在试图习惯要闹三四年蝗灾的想法。从现在开始，蝗虫就像是天气一样了——随时都会发生。她感觉就像是一场战争的幸存者；如果这满目疮痍、面目全非的乡野不是废墟——唉，那么，什么才算是废墟呢？

不过，男人们吃晚饭时胃口还是很好。

“本来可能会更严重的，”这就是他们说的话，“本来可能会严重得多的。”

这是《外国文艺》上的，应该比较权威

B.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围绕什么的文学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围绕殖民主义及非洲的文学。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lrazak Gurnah），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坦桑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天堂》《沙漠》《海边》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10多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2021年10月7日，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被授予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部分代表作：

2001年《海边》，第一人称小说，上演了一出失望和自欺欺人的戏剧。小说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两名叙述者的选择消解了小说情节的路径和方向，也消解了叙述者的权威和自我认知。

2005年创作的小说《遗弃》曾入围英联邦作家奖，讲述了几代人跨越种族与文化壁垒的爱情悲剧。

2006年出版短篇小说《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My Mother Lived on a Farm in Africa），呈现与欧洲作家笔下不同的非洲农场。

2011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的主题与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有关，书的结尾也是同样的苦涩，患病的难民阿巴斯（Abbas)去世后，留下了该本书的名字作为礼物，包括一段幸存者家庭不知道的残酷历史的录音。

C. 莫泊桑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各有哪些

短篇：《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
长篇：《俊友》

他以《羊脂球》（1880）入选《梅塘晚会》短篇小说集，一跃登上法国文坛，其创作盛期是80年代。10年间，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1883）、《俊友》（1885）、《温 泉》（1886）、《 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我们的心》（1890）。这些作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淫无耻。莫泊桑还创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深切同情。

D. 谁有奇努阿.阿切贝较详细的生平简介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发音为 /ˈtʃɪnwɑː əˈtʃɛbeɪ/[1]），本名阿尔伯特·钦努阿卢莫古·阿契贝（Albert Chinụalụmọgụ Achebe，1930年11月16日－），是尼日利亚著名[2]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他的成名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是非洲文学中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品。[3]

阿契贝出身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村落奥吉迪（Ogidi）的一个信仰新教的家庭，他的学业十分出色，并拿到了本科生奖学金。在大学期间他就对世界宗教以及非洲土著文化发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毕业以后，他就职于尼日利亚无线广播电台，没过多久就迁往大都会拉各斯。他在1950年代后期发表的《瓦解》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动荡》（1960）、《神箭》（1964）、《人民公仆》（1966）以及《荒原蚁丘》（1987）。阿契贝用英语写小说并且公开支持在非洲人的作品中使用这种殖民者的语言。1975年，他的演讲《非洲印象：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种族偏见》成为大论战的焦点，因为他批评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位“彻底的种族主义者”。

当1967年比亚法拉区脱离尼日利亚后，阿契贝成为比亚法拉独立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出任新政权的委员。战争使平民深受其害，暴力和饥荒使得死亡持续蔓延，他向欧洲人和美国人寻求人道援助。当1970年尼日利亚政府重新兼并该地区时，他参加了执政党，但很快对他亲眼所见腐化和歧视感到失望，又退出了该党。他在1970年代到美国住了几年，1990在尼日利亚的一场车祸使他半身残废，之后他又重回美国。

阿契贝的小说关注伊博人的传统、基督教的影响、以及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文化碰撞。他从伊博人传统的口头文学汲取营养，经常直接引用民间故事、谚语和名句。他还出版了许多短篇小说、儿童文学和随笔集。现在他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巴德学院担任史蒂文森语言文学教授。

阿契贝的父母Isaiah Okafo Achebe和Janet Anaenechi Iloegbunam是尼日利亚新教圣公会差会 (CMS)的皈依者。[4]后来阿契贝放弃了祖先传下的宗教，但他尊重它的传统，并时常把传统习俗的成分融入他的基督徒生活。钦努阿的全称，钦努阿卢莫古（“愿主为我而战”[5]）是为神赐的保护与坚强而祈祷。[5]阿契贝家里还有5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他们的名字同样以传统词汇来表达与新教相关的意涵：Frank Okwuofu、John Chukwuemeka Ifeanyichukwu、 Zinobia Uzoma、Augustine Nka和Grace Nwanneka。[5]

[编辑] 早年阿尔伯特·钦努阿卢莫古·阿契贝1930年11月16日生于内奥比（Nneobi）的一个伊博村落。[5] Tofunicaon和Tyleesha Achebe处于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双重影响之下，这对孩子们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于钦努阿卢莫古。小女儿出生后，他们举家迁往Isaiah Achebe的老家奥基迪，即现在的阿南布拉州。[2]

阿契贝的故乡，伊博地区地图伊博人的传统中，讲故事十分普遍。钦努阿小时候他母亲和姐姐Zinobia Uzoma就经常给他讲故事，他对这些故事也十分欢喜。他父亲挂在自家墙上的拼贴画、年历以及一些杂书——如《仲夏夜之梦》的简易改写本和《天路历程》的伊博版[6][7] 也使他受益匪浅。同时，他对村里的那些传统活动，比如经常举办的假面舞会颇感兴趣，他在将来的小说中经常再现那些场景。[8]

[编辑] 早期教育1936年，阿契贝进入了飞利浦氏中央学校。学校无视他的抗议，让他在儿童宗教班耗掉了一个星期时光，但他的才智很快被驻校教士发现，于是被调至更高的年级。[9]一位老师称他是班里书法和阅读能力最好的学生。[10]他还参加每周的主日学及每月举办一次的福音派特别活动。有一次发生了大论战，当时新教的反对者质问传道师什么是基督教教义。之后阿契贝将此次事件写入了《瓦解》。[11][12]

12岁时，阿契贝随家人迁往距奥韦里（Owerri）4千米的Nekede。他照哥哥约翰所说，以中央学校学生的名义做了登记。[13]在Nekede，阿契贝获得了Mbari——一种用以雕刻和剪贴画为形式的象征性祭品向上帝祈祷的艺术——的鉴定。[14]1944年，当阿契贝要升入中学时，他参加了位于奥尼查的声望颇高的丹尼斯语文学校和座落于乌穆阿希亚的声誉更高的政治公学的入学考试，并都获得了通过。[15]

政治公学是在1929年由殖民地政府出资，按英国公立学校的标准设立的，目的是培养尼日利亚未来的精英。[15]它的学术标准颇为严格，并且十分平等，纯粹以个人能力为衡量标准来招学生。[15]学校里通用英语，不仅是为了提高语言能力，而且是为了给来自不同语言地区的尼日利亚学生提供交流的便利。 [16]阿契贝后来说这要求他们“放弃自己不同的母语并且以殖民者的语言交谈”。[17]这规矩带有强迫性，阿契贝回忆道他受到的头一次惩罚便是用伊博语要另一个男孩递肥皂。[16]

头一年，阿契贝就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他只需在学校里待两小时，而不是标准的五小时。[18]他极不适应体育课，却与其他五个极好学的学生凑在一块儿。他们对学习如此热情，以至于校长禁止在下午五至六点之间研习课本（虽然其他活动和其他书是被允许的）。[19]

阿契贝开始在学校“美妙的图书馆”中开始他的探索之旅。[20]在那儿他发现了布克·华盛顿的《超越奴役》——一位从前美国奴隶的自传；阿契贝发现这本书故事的悲惨，并“看到了现实的另一面”。[19]他也读古典小说，比如《格列佛游记》、《大卫·科波菲尔》和《金银岛》，以及关于殖民地英雄事迹的故事，比如H·里德·哈格德的《冒险奇兵》、约翰·巴肯的《祭司王约翰》。阿契贝后来回忆说，作为一名读者，他“站在对抗土著人的白人角色一边”[20]甚至变得讨厌黑人。“白人善良、公道、聪慧而且勇敢。与之相比，土著人凶恶、愚蠢、狡猾。我对他们厌恶透顶。”[20]

[编辑] 大学1948年，独立前夜，尼日利亚开设了第一所大学。[21] 它一开始仅仅是一所大学学院（即现在的伊巴丹大学），是伦敦大学的伙伴学校。阿契贝在入学考试中获得高分，获得了学习医学的奖学金。[21] 一年的勤奋学习过后，他觉得自然科学对他并不合适，故转而学习英语、历史和神学。[22]由于他转了专业，所以失掉了那份奖学金。不过政府和家庭继续资助他，使他能够完成学业。[23] 一开始学校英语教学水平就很高，校友中有不少著名作家。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小说家伊莱彻·阿马迪、诗人、剧作家约翰·克拉克，以及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博。[24]1950年阿契贝为《校园先驱》写了篇短文《大学生之两极》，这是他首次涉足写作，用反语和幽默的手法称赞了自己同学的智力。[25]随后他又写了几篇关于学术自由和哲学的评论，发表在另一本校园刊物《名流》上。[26]1951学年度他成为《先驱》的编辑，并干了两年。[27]

上大学时，阿契贝写了他的首篇短篇小说《在乡村教堂里》，这篇小说将基督教的习俗与尼日利亚农村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这种风格在他之后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体现。[28]他在伊巴丹时所写的其他小说（包括《新旧秩序的冲突》、《死者之路》）探寻传统与现代性间的矛盾，把目光投向两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29]当Geoffrey Parrinder教授到大学里开设了宗教比较课之后，阿契贝开始研究基督教历史以及非洲传统宗教。[30]

阿契贝在伊巴丹学习期间，开始对欧洲人写非洲的文学作品持批判态度。他阅读了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卡里1939年的小说《约翰逊先生》，这部小说描写一名尼日利亚雇工保受英国店主的虐待，却仍然心里很快乐。阿契贝对作者对于非洲文化的无知十分不满。他的一位同学告诉教授说该书唯一能够让人高兴的地方就是主角约翰逊被射杀。[31]

1953年，阿契贝结束了伊巴丹的学业，被授予二级学位。他为没能拿到最高学位而恼火，并对毕业后何去何从感到不知所措。他回到了老家奥基迪。[32]

[编辑] 《瓦解》回到尼日利亚后，阿契贝开始修改他的长篇小说（现在被叫作《瓦解》），题目取自叶芝《第二次降临》中的诗句。他去掉了该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只余下薯农奥康考的故事。他加上一些段落，润色了文字，并调整了结构。到1957年，他已把小说雕琢成想要的样子。他将唯一的手稿寄到伦敦的打印社。然而几个月过后仍杳无音信，阿契贝开始着急。他所任职的广播电台的主管Angela Beattie正准备去伦敦度假；他求她去代为询问此事。Beattie去了，并愤怒的责问为何把书稿被忘在角落。阿契贝很快收到了打印稿。Beattie的干预对他能够继续从事文学事业有着关键的作用。如若小说的稿子遗失，他后来回忆说：“我将感到非常气馁，说不定会全盘放弃。”[33]

Anchor Books 1994年版的《瓦解》1958年，阿契贝将他的小说送至吉尔伯特·菲尔普斯推荐的伦敦代理商处。小说被送往好几家出版社；一些出版社直接拒绝了，他们认为非洲作家的作品没有市场价值。[34]最后它被送Heinemann，那里的主管开始时还很犹豫，直到刚从西非旅行回来的顾问Donald MacRae写了一份简明的报告：“这是二战以来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小说”。[35]

1958年6月17日，Heinemann发售了2000套《瓦解》的精装本。据出版商当时的雇员Alan Hill回忆，当时出版社根本没准备好发行它。[36]媒体普遍看好该书，评论家Walter Allen 和小说家Angus Wilson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三天之后，《泰晤士文学增刊》撰文说该书“真正成功的从内部视角表现了部落生活”，文学杂志《时代与潮流》也称“阿契贝的风格为有志于文学者树立的榜样”。[37]

小说在尼日利亚的反响好坏参半。当希尔试图在西非推销该书时，他遭到了怀疑和嘲笑。伊巴丹大学的教职工觉得由他们的校友出一本能卖的小说是很好笑的。[38]有些读者则报支持的态度；《黑人奥菲斯》登载的一篇评论写道：“这本书在读者面前完整的创造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伊博人生活图景，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充分表现了一种仍保有在人们记忆中的但已不可挽回的消逝的生活方式。”[39]

在书中，奥康考一直试图摆脱父亲——一个喜欢吹笛的经常欠债不还钱的懒汉的影响，而当白人传教士来到他的乌莫非亚村时，各种矛盾和混乱愈演愈烈。[40]阿契贝通过探索文化冲突领域的问题，尤其是伊博传统与基督教教义的碰撞，最终回归到那些取材自亲身经历的早期小说的主体上去。

[编辑] 婚姻和家庭《瓦解》出版同年，阿契贝在NBS升了职，并负责广播网在东区的报道。他迁往埃努古以便履行职责。在那儿他碰到了克里斯蒂·奥考莉，她是那儿土生土长的，刚加入NBS。她的一个朋友发现虽然她们同时被雇佣，但克里斯蒂的工资比她低一级，于是在克里斯蒂找到阿契贝理论，这样他们第一次交谈。克里斯蒂因阑尾手术而住院，她高兴的看到阿契贝带了好多礼物和杂志来看她。[41]

阿契贝与奥考莉越走越近，最终于1953年10月22日在伊巴丹大学内的复活日教堂举办了婚礼。[42]克里斯蒂·阿契贝称他们的婚姻充满信任和相互理解，由于关心和交流之间的冲突，他们结合之初有时也会闹矛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妇俩慢慢学会了适应对方。[43]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名叫齐内罗Chinelo，生于1962年6月11日。他们的大儿子伊凯楚克乌生于1964年12月3日，小儿子齐迪生于1967年5月24日。当孩子们开始去拉各斯上学时，他们的父母开始担心学校所灌输的的世界观——尤其是关于种族问题——那些白人老师常对非洲的生活方式怀有偏见。[44]1966年，阿契贝出版了第一本童书《契克与河》，以表达这些忧虑。[45]比亚夫拉战争后，阿契贝有了第二名女儿恩万多，她生于1970年3月7日。[46]

[编辑] 《动荡》及旅行1960年，阿契贝将第二部小说《动荡》献给了克里斯蒂，该书描写了拉各斯官员的腐败。小说的主角叫奥比，是奥康考之孙。[47]阿契贝通过描写奥比在拉各斯的遭遇来反映尼日利亚独立后的新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奥比受到他的家庭、部族、故乡、以及整个社会的期待的限制。他与爷爷一样受到这些力量的层层重压，结果因贿赂而陷狱。阿契贝这部小说，展现了描绘现代尼日利亚生活的才干。[48]

同年晚些时候，阿契贝获得了洛克菲勒奖金，以作六个月的旅行，他称之为“我写作生涯的第一笔津贴”。[49]他旅行去了东非。尼日利亚独立一个月后，他去了肯尼亚，在那儿他被要求完成一份移民表格，在一个空格里填写自己的族裔：欧洲裔、亚裔、阿拉伯或其他。他惊讶自己不得不填“其他”，发现自己的处境“近乎可笑”，于是多拿了一张表作纪念。[50]之后他去了坦桑尼亚和桑给巴尔（现合并为坦桑尼亚），他看到非非裔旅馆店员和社会精英的家长主义态度，感到沮丧。[51]

阿契贝在旅行中还发现斯瓦希里语日益成为非洲具有主导性的语言。电台以斯瓦希里语播报，它的使用在他访问的国家很广泛。虽然如此，他也发现人们对以斯瓦希里文书写的文学作品“漠不关心”。[52]他会见了诗人谢赫·沙班·罗伯特，后者报怨出版斯瓦希里文作品时曾遇到麻烦。[53]

在北罗德西亚（现称赞比亚），他一次乘公汽去维多利亚瀑布，坐在了只坐白人的部分。售票员问他为什么坐前面，他回答道：“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我来自尼日利亚，在那儿我们想坐哪儿就坐哪儿。”[54]快到瀑布式黑人乘客为他欢呼，但他觉得悲哀——他们不能够坚持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真是讽刺。[55]

两年后，阿契贝再次离开了尼日利亚，这回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造性艺术家基金的支持。他访问了美国和巴西，在美国见到了许多作家，包括小说家拉尔夫·埃里森和阿瑟·米勒。[56]他还见了一些巴西作家，与他们讨论用葡萄牙语写作的麻烦。阿契贝担心巴西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会被忽视，如果不被翻译成使用更广泛的语言的话。[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