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短篇小说写横截面的作家是谁

『壹』 请教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及特点等问题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我国小说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劳动人民的口头传说与远古神话。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种文学体裁。到了魏晋以后，别具风格的所谓“志怪”、“志野贺人”小说的大量产生，使我国的早期小说出现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时的小说，因为是“志”，即搜集记录下来的，还算不上创作，所以人们把它同历史归于一类。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是唐代以后的事。唐代经济文化发达，文人思想比较活跃，于是产生了依照传说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话本小说和演巧脊猛义小说。明代出现了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出现了由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写成的作品“拟话本”。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属拟话本小说。这以后再发展，便有了文人独立的创作。这一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红楼梦》发扬了这个传统，使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孝桥。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贰』 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的区别有哪些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
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
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
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芹哗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
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
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
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
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
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
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灶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
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
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
2、原因分析
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
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
二隐首让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
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
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
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
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
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
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
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
（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
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
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
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
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
《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成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2、原因探析
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
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
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
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
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
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
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
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叁』 銆婅偁瀛愩嬩腑鐨勫叡鏃舵х粨鏋勫彊浜嬪﹁В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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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山药蛋派”的概念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领导人“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泪痕》仍是“山药蛋”。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伍』 爱丽丝·门罗这位女作家的特点是什么，其影响力如何呢

谢邀：

开篇明义，爱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当代国际文坛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一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爱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毋庸置疑，其有着清晰明确的现实主义眼光，将叙述的重点全部放到了自己可见可感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又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角度。

在叙事艺术上，爱丽丝·门罗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现代的叙事技巧巧妙融合在一起，利用时空转换和叙事“焦点”变换的叙事方法，将短篇小说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使得短篇小说这一特殊文体重新回到了国际主流文坛的视野。

此外，门罗在短篇小说叙事艺术上的创新对于以讽刺、幽默当道的现代主义文风而言，无异于是一股清流，也为现实主义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