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夫短篇小说的讽刺艺术

『壹』 契诃夫的小说《文学教师》中，作者是如何批判了当时的庸俗生活

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是他这个阶段创作的基调。

艺术表现上，幽默讽刺成分减弱，悲剧性成分显著增强，加深了揭露和批判的力量，深沉和严肃替代了轻松和诙谐。

如文章中的句子：
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个官僚罢了。
庸碌无能。
从来没有当教师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
不明白他所教的课的意义。
也许简直没教对。
善于掩盖自己的愚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他的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样子。

(1)契夫短篇小说的讽刺艺术扩展阅读：

契诃夫短篇小说《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丁是一个从追求爱情、享受安逸生活的普通教师，蜕变为一个具有怀疑和反抗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庸俗生活与知识分子个性碰撞过程中，体现出一个兼具典型和非典型知识分子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

通过对尼基丁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充分展现了他的知识分子个性由潜伏状态向觉醒状态的演变，并预见俄罗斯知识分子曲折前进的未来，表明契诃夫对此乐观的展望。

『贰』 契诃夫讽刺小说的特点

写作特点：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
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主要是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契诃夫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评论家称，他的小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契诃夫的小说风格质朴，语言精悍，篇幅简短，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小小说；情节也十分简单，不靠悬念吸引读者，但自有一种震撼人的灵魂的力量。他认为，只有那些有才气的作家，才能把小说写得既简练又意味深长。总的说来，契诃夫的早期小说多是在平常人看来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可笑之处，晚期的小说和戏剧则注重表现日常生活中诗意或辛酸，它们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高尔基也认为，俄罗斯的语体文是契诃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创立的，他们都是“不可企及”的。

『叁』 试析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的讽刺力量来自哪些艺术方法。

《小公务员之死》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创作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记叙了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冲着一位将军的后背打了一个喷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将军，他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最后惹烦了将军，在遭到了将军的呵斥后他竟然一命呜呼了。

小说用夸张讽刺的笔调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扭曲的性格及变态的心理。

艺术特色

小说通过对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的精神异化、性格扭曲及心理变态，表现了作家对黑暗社会的抗议及对思想庸俗、生活猥琐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表明了作家对罪恶制度的无泪控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讲，这篇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重复和渐进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说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向长官前后进行过多达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显得卑怯与悲戚。

如果说他在第一次只是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地道一声“对不起，大人”云云，对方也并未因此怪罪下来，只是礼貌地回了句“不要紧”，应是正常礼度。可紧接着，他又絮絮叨叨地说“看在上帝西上”之类就显得有些多余，流露出内心藏着的某种不安，而对方的“让我看戏”，自然是对他多余举止的不耐烦的回敬。到了第三次，他对“让我看戏”的“冷答”已有“惶惶不安”之感，便忍不住趁休息时要走到老头跟前无聊地重复，引起对方不愉快地指责他。说个没完”。至于第四次，他甚至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以至于他不得不在第二天索性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亲自到老头家去“请求宽恕”了。这次得到的却是对方更加厌恶的“真是胡闹”的“训斥”。“自讨没趣”的戏本该到此收场，可他此时已由“恐慌”升为“恐惧”了，鬼使神差地第五次紧随其后“求饶”。对方“戏谚”他“简直是跟我开玩笑”。不料，这句愤愤之言勾起他内心更沉重的“恐慌”，以至他第六次再番去“谢罪”。这回将军“回敬”他的干脆是“滚出去”。切尔维亚科夫内心的脆弱便在这一吼中自掘坟墓，走进“死亡”了。可见，这种重复、深入的笔法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与对其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肆』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以其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独树一帜。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平淡无奇的故事透视生活的真理，揭示社会问题。在《苦恼》中，马夫姚纳在儿子去世后，试图向他人倾诉，却遭遇冷漠，只能向老马诉说，以此展现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小人物的悲惨遭遇。

契诃夫的另一特色是含蓄、冷峻。他不直接表达情感倾向，而是让生活本身说话，使作品耐人寻味。在《瞌睡》中，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因极度疲惫，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后倒地酣睡，故事中蕴含的社会意义留给读者思考。

简洁、凝练是契诃夫的又一艺术风格。他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小说情节简单、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变色龙》中，警官奥楚蔑洛夫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描绘，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情节虽简单却发人深省。

『伍』 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讽刺手法有那些作用

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运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揭露了那个社会的各种病态，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热烈地向往新生活的到来。

作者用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保守、反动、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从外表、言论到生活习惯、思想方法，无不是“套子”式的。

他是沙皇专制主义的产物，白色恐怖的时代特征在他身上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具体体现：他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更为可恨的是，他不仅自己自觉地生活在“套子”里，而且还要把周围的一切都装在“套子”里。

作品中别里科夫这一形象成为因循守旧、害怕新生事物的典型。作品问世以来，别里科夫已经成为那些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5)契夫短篇小说的讽刺艺术扩展阅读

作者简介：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

他的主要作品有：《胜利者》（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没意思的故事》（1889）、《库页岛》（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三病室》。

创作背景：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

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傲斗争，逆来顺受地忍受着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

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

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陆』 契诃夫讽刺小说怎么做到讽刺效果

如何做到讽刺效果方法如下：
1、对比手法。契诃夫为了彻底剥下奥楚蔑洛夫的假面具，采用对比的方法，对他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奥楚蔑洛夫对“将军”一家的谄媚和对“金饰匠”赫留金的蛮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又是通过对一条小狗的褒贬来体现的。
2、运用细节描写，形象具体地凸现了警察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社会黑暗。本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话描写。它通过个性化的语言，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3、映衬作用。在审案的过程中，警官和小猎狗分别担任狗案中的主审和被审的角色，共同表演了一场滑稽闹剧，可谓二狗同台，相映成趣。

『柒』 契诃夫的创作早期有什么特点

早期（1880～1886）是契诃夫艺术风格初步形成的时期。他主要写了两类作品。

1．幽默讽刺短篇。

《变色龙》（1884）是早期幽默讽刺短篇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一只狗咬伤了人，被咬者要求赔偿损失，巴结权贵的警官三番五次地改变态度的故事，嘲笑了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奴才心理。阿谀逢迎、趋炎附势是80年代反动时期极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契诃夫还在《一个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假面人》（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等杰出短篇中揭露了各种表现形式的奴才心理。《胖子与瘦子》创造了善于拍马谄媚的小官吏形象。《小公务员之死》所批判的奴才心理，则是同等级观念和唯恐权势者打击报复的社会流行病分不开的。《假面人》描写一群在百万富翁前奴颜婢膝不知羞耻的知识分子。《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同样也是奴才，但普里希别叶夫性格是专制警察制度的产物。契诃夫的这些小说使人禁不住去思考那形成种种奴才心理的窒息人的社会环境。但是大学时代的契诃夫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还较窄，他嘲笑了那也许只有他才能发现的庸俗与丑恶，但对产生这庸俗与丑恶的原因却似乎不感兴趣。他的讽刺较之果戈理和谢德林耐人寻味有余，尖锐泼辣不足。

2．描写下层人民境遇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契诃夫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的形象，如：妻子病死，自己成了残废的木匠（《哀伤》，1885）；晚年失子，孤独无靠的马车夫（《苦恼》，1886）；远离家乡，挨打受饿的小学徒（《万卡》，1886）和被女主人无理搜查的女家庭教师（《风波》，1886）。纯粹的戏谑嘲笑的调子减少了，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因素开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反映着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短篇《苦恼》里，马车夫姚纳想要倾吐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周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周围人对他的不理睬似乎是完全正常而无可指责的，而姚纳几次三番想要找人谈谈心里的痛苦而无人听他，以至最后居然只好对马说起话来。小说在幽默里包含着一种对于整个生活的思索，对于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痛苦命运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