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污短篇小说细节

㈠ 有车车的双男主腐肉车推荐

有车车的双男主腐肉车推荐，如：《你和我的倒影》

《你和我的倒影》是一部双男主腐肉车小说，作者是著名作家陌陌。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位男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困惑。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一个现代都市中，男主角A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天生就有一副惊人的艺术天赋，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孤独感和迷茫。男主角B则是一个富家子弟，他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享受，但却缺乏内心的满足感。

A和B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遇，他们的美好和吸引力彼此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A被B的自信和乐观所吸引，而B则被A的艺术才华所倾倒。两人在沉默中相互触动，慢慢地走近了彼此。

然而，正当两人渐入佳境之时，各种矛盾和困惑也接踵而至。A对于自己天赋的质疑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感始终无法释怀，而B则受到了家庭的束缚和期望，他们的感情陷入了困境。

在这个关键时刻，A决定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梦想。B也毅然决定放下自己的负累，前去追随A。两人在途中经历了许多挣扎和磨难，但是他们的爱和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最终，A和B到达了目的地，他们的艰辛付出和坚持得到了回报。A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艺术家，而B也成功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追求自己真正的兴趣。

小说以两位男主角的成长和奋斗为主线，在一段感情的煎熬中描绘了他们的坚持和勇气。通过细腻的叙述和情感的描写，作者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紧张而又甜美的氛围，让读者为他们的故事所深深打动。

《你和我的倒影》不仅仅是一部双男主腐肉车小说，更是一部关于成长、追求和奋斗的故事。通过两位男主角的努力和坚持，作者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无论是对于艺术追求还是对于人生追寻，都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这部小说不仅仅适合腐女阅读，也适合所有追求梦想和追寻幸福的人。它用饱满的情感和真挚的描写向读者传递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让人为之动容。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有勇气和坚持，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考虑联系自由女神传达人类的温情的技术支持团队，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㈡ 试举例分析沈从文小说的抒情性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哪物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丛缓纳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渗没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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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小说集《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宋初官修的一部小说集，北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因此取名《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搜集了自汉至宋初的各种小说、笔记、野史等500多种，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全书按题材分92大类，150多小类，如“神仙”、“女仙”、“异僧”、“鬼”、“精怪”、“狐”等，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
《太平广记》引用的书籍，据旧刻本书前开列的引用书目有343种之多，但实际引用的书目共475种。这些书籍大都已散佚、残缺或经窜改，后人只有通过《太平广记》才可以窥见本来面目。由于《太平广记》保存那么多的古代小说，又采用分类编纂的方法，这给后来研究小说史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就充分利用了此书。宋代以后的许多作家也常常从《太平广记》中选取题材，创作传奇和戏曲。

中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中国古代小说以“志怪”、“志人”分类，志怪着重记述神怪异闻，志人则主要记叙人物的言行事迹。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世说新语》全书原为8卷，今本作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类。全书共收一千多则故事，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年间一些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通过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乃至精神世界。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淫佚、赞扬智慧和善良的记述。
《世说新语》语言质朴精炼，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记载人物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传神地表达了人物的个性。书中随处可见出色的比喻和形容、夸张和描绘。《世说新语》语言艺术上的成功，对后代笔记文学有很大影响。后世仿《世说》很多，有《续世说》、《今世说 》等。书中还有不少故事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创作素材，如“祢衡击鼓骂曹”、“曹植七步成诗”等。

中国最早的文言志怪小说《搜神记》
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特别兴盛。这类小说大都记录怪异奇闻，有的记述鬼魅，有的描写佛法，有的记叙人迹稀少地区的山川特产，有的编录虚幻的神仙方术，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东晋干宝写作的《搜神记》，是这类作品中写作最早、成就最高的一部。
《搜神记》虽然写的多是神灵怪异的荒诞故事，但也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韩凭夫妇》、《干将莫邪》《三王墓》等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质，歌颂反抗者的不屈精神。《李寄斩蛇》记述少女李寄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事迹。《搜神记》的内容庞杂，描写细致生动，对人物刻画也注意到鲜明的个性，初具小说的格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1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概述主讲：韩 晓

2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六个阶段1、孕育期
2、雏形期
3、成熟期
4、变迁期
5、高峰期
6、衰微期

3 一、孕育期（酝酿期）
——先秦两汉 先秦两汉时期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出现，但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野史杂传以及诗歌作品中孕育着丰富的小说因素，为小说的产生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神话和史传，作为小说的重要源头，对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4 1、神话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了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的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在《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晚出的著作中保存着一些上古神话，虽然经过后人的加工、修改、润色，但多数还是保存了原始神话的精华，不失为一份最早的优秀的文学遗产。

5 盘 古 开 天 辟 地（创世神话）

天 地 混 沌 如 鸡 子， 盘 古 生 其 中。万 八 千 岁， 天 地 开 辟， 阳 清 为 天， 阴浊 为 地。 盘 古 在 其 中， 一 日 九 变， 神 於天， 圣 於 地。 天 日 高 一 丈， 地 日 厚 一丈， 盘 古 日 长 一 丈。 如 此 万 八 千 岁，天 数极 高， 地 数 极 深， 盘 古 极 长。 后 乃 有 三 皇(1)。
——《艺文类聚》 卷一 引 《三五历纪》

(1) 三 皇： 天 皇、 地 皇、 人 皇。

6 女 娲 造 人（始祖神话）

俗 说 天 地 开 辟， 未 有 人 民，女 娲 抟 黄 土 作 人。 剧 务， 力 不 暇 供， 乃 引 绳 於 泥 中， 举 以 为 人。 故 富 贵 者， 黄 土 人； 贫 贱 凡 庸 者，縆（g eng）人 也。

——《太平御览‧ 风俗通》

7 女 娲 补 天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於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 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淮 南 子 ‧ 览 冥 训》

8 精 卫 填 海 （洪水神话） 发 鸠 之 山， 其 上 多 柘(zhe) 木。 有 鸟 焉， 其 状 如 乌， 文 首， 白 喙， 赤 足， 名 曰 精 卫， 其 名 自 詨（xiao）； 是 炎 帝 之 少 女 名 曰女 娃。 女 娃 游 於 东海， 溺 而 不 返， 故 为 精 卫， 常 街 西 山 之 木 石 以 堙(yan) 於 东 海。

——《山 海 经 ‧ 北 次 三 经》

（1） 堙： 填 塞。

9 龙 女 刑 天
10 神话传说对小说的影响神话情节的故事性、神话人物的神异性，那种补天射日的奇瑰想象，那种移山填海的浪漫精神，无疑皆是后世小说艺术思维之所必需，启迪着后世的小说创作。
神话对小说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题材和人物的传输以及想象、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的灌溉，更表现在一种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神话思维的特点就在于以一种混沌未开、主客一体的方式去认知和把握世界，这种“天人合一”式的思维特点直接导致了神话中“神人一体”、“神人感应”和“神人相亲”等现象的产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小说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参照思路。

11 "神人合一"神人合一
——A人与异类的拼接：神仙鬼怪、日月山川、动物植物 皆具备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习俗和伦理意识。B人与异类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女娲——孙悟空、猪八戒
精卫——白蛇、狐仙、绛珠仙草（转世、谪世）

12 "神人感应"神人感应
——人与自然、神灵等通过神秘渠道彼此沟通相互作用。

神人相亲
——神话作品中时时流露出神人亲和的意识、呈现出融洽、和谐的叙事情调，神话中神人合一的形象能力超凡，且多与人为善，到了后世小说中，神人的亲密无间也多表现为人与神怪的直接交流与对话。

13 2、史传文学与野史杂传 先秦两汉时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历史著作本是史官本着“实录”精神，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叙述，但是其间不可缺少必要的剪裁与加工，且遣词造句也会受到主观意志的介入。优秀历史著作中那些人物传记和叙事篇章，有比较完整的情节结构、有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个性化的语言，读来已颇有小说味道，也为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廉颇蔺相如列传》、《张仪列传》、《项羽本纪》

14 "汉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乎..."汉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乎正史和小说之间的野史杂记，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燕丹子》等等。这些杂传之作，既录史实，又收异闻，虚构成分增多，传说色彩更浓，更接近小说的文体特征。
例如：《燕丹子》 燕丹养士 荆柯刺秦
A 黄金投蛙
B 杀马进肝
C 玉盘盛手

15 二、雏形期——魏晋南北朝先秦两汉，小说因素都在酝酿积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记录鬼神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和一批记录人物轶闻趣事的志人小说产生出来。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具备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具有情节、人物和大致完整的艺术结构，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与此同时，志人小说、志怪小说篇幅短小、艺术程度不高，更不具备明确的虚构意识——其创作是在缺乏明确的小说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些作品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一般将之视为小说的雏形。

16 志 怪 小 说《收神记》

《收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由晋朝人干宝辑撰，原书三十卷，今传本二十卷，由明代胡应麟所辑。干宝自称《搜神记》的内容不外是“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声明该书“是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三王墓》《李寄斩蛇》《董永》

17 董 永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日：“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日：“以钱与矣。”永日：“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日：“妇人何能？”永日：“能织。”主日：“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日：“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注释:
千乘：汉代设置于乘郡，故城在今山东省高青县。 肆力；尽力。田亩：农事。 鹿车：古时的一种小车。这句是说鹿车载了父亲；自己跟随在车后面。 遣之：发送他回家。 俱（ju居）：在一起，指同居。 必尔者：必定要象你所说的那样。 缣（jian兼）：细绢。 缘：因为。至：最。

18 《天仙配》1955年底，由桑弧执笔改编剧本，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影片《天仙配》摄制完成。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影片，不知有多少人为戏中的情节所吸引，不知有多少人为严凤英、王少舫的卓越表演而倾倒……可以说，《天仙配》的上演，在中国掀起了“黄梅戏热”，“严凤英热”。二十几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爱戴的表演艺术家。

19 志 人 小 说《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世说新语》的体例是以类相从，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完全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是杂采众书而成。

20 王子猷居山阴 王子猷居山阴①，夜大雪，眠觉②，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③，忽忆戴安道④。时戴在剡⑤，即便夜乘小船就之⑥。经宿方至⑦，造门不前而返⑧。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注释
①本篇通过王徽之访戴逵“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言行，表现了当时名士率性任情的风度。原属《任诞》第四十七则。王子猷(yóu由)，王徽之，字子猷，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子。山阴，旧县名，在今浙江绍兴市。 ②眠觉：睡醒。 ③左思《招隐诗》：描写隐士的生活，表达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④戴安道：戴逵，字安道，谯郡铚(今安徽宿州市)人。博学多艺，隐居不仕 ⑤剡(shàn善)：今浙江嵊州市。⑥即便：立即。 ⑦经宿方至：经过一夜才到。 ⑧“造门”句：到门前不进去见面就返回。造，到。前，进见。

21 三、成熟期——唐在志怪与志人小说相结合的基础上，唐代兴起了一种小说样式“传奇”。唐传奇的兴起，标志着古代短篇文言小说创作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魏晋小说是将逸事奇闻当成事实来写，作者并非有意进行小说创作，而唐人写传奇则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始意为小说”。②现实性加强，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有些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③艺术性有了很大提高：篇幅增加、情节曲折、文辞华艳、叙事委曲、描写细腻。

22 唐传奇发展的三个阶段发轫期（过渡期）——初、盛唐
《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

兴盛期——中唐
白行简《李娃传》 李朝威《柳毅传》
元 稹《莺莺传》 沈既济《任氏传》

衰微期——晚唐
专集：袁郊《甘泽谣》 裴铏《传奇》
单篇： 杜光庭《虬髯客传》

23 《李娃传》作者白行简（776～826），白居易之弟，字知退，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后历任左拾遗、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
《李娃传》约作于贞元十一年（795），写官宦子弟郑生与名妓李娃的恋爱故事。 小说情节曲折：院遇—计逐—鞭弃—护读，最后以大团圆的喜剧结束。

24 郑生初见李娃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従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

25 四、变迁期——宋 元 宋元话本艺术，把白话小说推上了发展之路，并使白话小说从此成为主流，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

26 话 本 “话本”原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古人称讲故事为“说话”，这里所指的“说话”主要指民间艺人讲说故事，作为一种技艺，则起于唐，盛于宋。说话的形式类似今之说书。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或“话本小说”。

27 说话宋元时期有很多职业说话艺人，这些说话艺人为了切磋技艺，还成立了专门的行会，如“雄辩社”之类。为他们编写话本的文人也组织了专门的团体，称为“书会”，书会中人则称为“书会才人”、“书会先生”等。说话艺人多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
宋代的“说话”已有固定的演出场所。称为“瓦子（瓦肆、瓦舍）”、“勾栏”，表演则成为“作场”、“敷衍”。此外，酒楼茶馆、街头巷尾、宫廷寺庙等也都可见说话表演。

28 勾栏歌舞表演图
29 山东民间说书

评书名家单田芳

30 说话的分类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名有门庭，自成路数。“四家”的名目，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是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后一种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划分标准的。

31 小说话本的体制 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某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

32 《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 西湖三塔记
入话：
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乃苏子瞻所作，单题两湖好处。言不尽意，又作一词，词名《眼儿媚》：……今日说一个后生，只因清明，都来西湖上闲玩，惹出一场事来。直到如今，西湖上古迹遗踪，传诵不绝。……

33 话本à拟话本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模拟宋元话本的体制而编写的供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这一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小说从民间艺人口头讲说发展到文人学士案头编创的过程。
冯梦龙 “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凌蒙初 “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34 代表作品《错斩崔宁》
刘贵 王氏 陈二姐 崔宁 静山大王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周胜仙 范二郎

《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
璩秀秀 崔宁 咸安郡王

35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宋本作《错斩崔宁》)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单表为人难处。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颦有为颦，笑有为笑。颦笑之间，最宜谨慎。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36 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一）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三国志平话》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提供了情节参考，《武王伐纣平话》则已粗具《封神演义》的结构间架。

37 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二）宋代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分前后二集，记述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和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其中含有梁山泊故事，像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十六人聚义梁山、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略具后来《水浒传》的雏形，其叙事简略，类似纲要。

38 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三）宋元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必有诗一首或二、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
《取经诗话》叙述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求请大乘佛法。上路不久，遇见一 “白衣秀才”，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于是，取经队伍由六人增至七人，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馀诸人并无名姓称谓。猴行者神通广大，已成为故事的主角。从内容上看，它是《西游记》故事最早的雏形。

39 五、高峰期——明 清从语体角度可分为
- 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
从篇幅长度可分为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从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又可分为
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类型
总之，这一时期小说名作迭出、式样纷繁，铸就了中国小说的颠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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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三》、《水》、《西》等长篇小说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独立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这三部小说都是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故事的跌宕起伏、语言的粗犷豪放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等方面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痕迹，但在规模、思想和艺术上都大大超过了话本，是话本小说之后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飞跃。

42 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二阶段除了产生《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大量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而外，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此外，《聊斋志异》的出现还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登上了艺术高峰。这一阶段的小说现实性更强，作品风格更加为一致，生活细节的描写更加细腻。

43 六、衰微期——晚清（近代）特点：
①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②小说取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③在艺术手法上除了继承古典小说传统而外，也接受了西方小说技法的影响，表现出一些新的特色。
④小说数量激增，还出现了大量专门的小说刊物，但是小说的质量却普遍不高，与前代相比衰落之势甚为明显。

㈣ 急需《契柯夫》短篇小说选中<变色龙>的读后感！！！thanks！！

《变色龙》简析
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小说《变色龙》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八日出版的《花絮》杂志第三十六期上，副标题是“小场景”，笔名契洪特。一八八六年收入《五花八门故事集》。

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末叶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戏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契诃夫的祖上原是农奴。契诃夫的父亲当过店员，后来在亚速海滨的大冈罗格开一个小食品杂货铺。父亲经营的小店最后破产，瞒着债主逃往莫斯科。接着母亲也带着弟弟妹妹前往。契诃夫因正在上学而留在老家，十六岁的年纪便已挑起独立生活的重担。为了维持生活和上学，他教过家馆，饱尝了人生的忧患和穷苦的滋味。

一八八○年，契诃夫入莫斯科大学医科学习，同年开始文学创作。一八八四年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近郊行医，同时继续从事写作。

契诃夫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正赶上俄国历史上一个最反动时期的开端。当时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已经完全失败。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登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社会上死气沉沉。当时农奴制虽然表面上已经废除，但农奴制残余仍严重存在，加上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新形式的剥削，使广大工农陷入极度贫困和大量破产的悲惨境地。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的情况下，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开始谄媚地“顺应”新的环境，已经堕落的民粹派和他们同流合污，同现实妥协，使他们不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在小市民中间，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笼罩着一种庸俗猥琐、苟且偷安的习气。

契诃夫早期创作了大量的幽默故事，虽然是喜剧性的内容，但其中有不少是颇为深刻的。如《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都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写出了一些反映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作品，如《哀伤》、《苦恼》、《万卡》等。这些作品虽然仍有幽默因素，但悲剧性因素也很明显。八十年代后期，契诃夫在艺术上迅速成长，好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象《枢密顾问官》、《仇敌》、《困》、《草原》、《乏味的故事》等，反映出作家在创作上的完全成熟。八十年代的契诃夫，一般说来是远离政治的，他经常陷入苦闷之中。主要是由于他看到了社会的诸多弊病而自己却没有一个能为社会问题作出答案的世界观。在《一个乏味的故事》中，他描写了一个医学教授的苦恼。这位国内外闻名的老学者由于缺乏崇高的理想和明确的世界观，走向黯淡的精神破产。对教授的批判，也就是作家对自己的批判。为了进一步认识现实，契诃夫于一八九○年到远东流放犯人的库页岛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在那里他访问了近万名苦役犯、移民和儿童，目睹了无数的惨剧，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愤慨地说：库页岛是一座人间地狱。

旅行归来后，契诃夫开始认真地关心人民生活。他于一八九二年迁居离莫斯科六十公里的梅里霍沃。在那里，他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免费为附近农民看病，出资开办学校和修筑公路，参加扑灭霍乱和救济饥民的组织。九十年代是他的创作达到高峰的时期，创作了不少杰作，象《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农民》、《姚内奇》、《装在套子里的人》、《醋栗》以及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等。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一般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除了作家自己努力研究现实外，九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也给作家不少的影响，使他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如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就是一部猛烈地批判专制制度的作品。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仿佛就是沙皇俄国的缩影。这篇小说还明确地批判了托尔斯太的“勿抗恶”的反动哲学。

随着思想上的积极变化，契诃夫对庸俗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在《姚内奇》中，作家描写了一个有朝气、有前途的医生堕落为粗鄙、贪婪、对庸俗生活心满意足的市侩过程。在著名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作家塑造了一个恐惧一切新事物、顽固地维护旧制度的典型人物别里科夫的形象。

契诃夫对农民的悲惨境遇十分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里，他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农民极度的贫困。另一中篇小说《在峡谷里》，则描写了富农穷凶极恶的掠夺和剥削，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渗透农村的情况。

在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年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契诃夫的思想有了更为积极的转变。他说：“我们已经熬过灰色的无聊的生活。现在要转个弯了……而且是大转弯……你瞧着两三年后出什么事吧……人民有多大的威力、精力、信心啊……简直惊人啊！”他相信旧制度一定要灭亡，新的生活必然会到来。在剧本《樱桃园》里，他喊出了“新生活万岁！”这样豪壮的声音。但是，长期的肺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九○四年他逝世了，仅活了四十五岁。第二年，正如他所预言的，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第一次革命。

契诃夫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虽然他在生活的后期思想上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他对无产阶级和它的伟大历史使命没有认识，未能指出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没有创造出时代的英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这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但是，契诃夫仍然是一个有着很大历史功绩的作家。他的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生活，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和人民群众的痛苦。所以，多少年来，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作者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走来断案。在断案过程中，他根据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基点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猾稽的故事，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主要人物奥楚蔑洛夫出场，简单介绍故事发生的环境。

巡官奥楚蔑洛夫“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巡警，拿着一个筛子，那上面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寥寥数笔，就把两个专门欺压人民的沙皇警犬的形象勾画出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干过坏事，不知那个倒霉的农民被他们碰上，没收了醋栗。作者没有说明那个“小包”是怎么来的，但总之不是正当得来的，可能是揩来的“油水”。这样，小说一开头，就点明了这两个人的“职业”：沙皇政府豢养的警犬。小包和醋栗的作用在于说明，他们这次干涉“狗咬人案件”，只是他们无数次“执法活动”中的一次而已。接着作者介绍了广场附近的环境：“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所用笔墨不多，但准确地传达了俄国外省小城鄙陋、贫乏和死气沉沉的特点。“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不说明当时没有乞丐，而是说明平时乞丐很多，不过是此时此刻没有看见罢了。“四下里一片沉静”，主要是为了同下文听到人喊狗叫和形成凑热闹的“人堆”作对比。

第二部分（二——五自然段）：奥楚蔑洛夫发现“乱子”。

奥楚蔑洛夫先是听见人喊声，旋即“传来了狗的尖叫声”。接着他看见从木柴厂里跑出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颠一颠地跑着，不住地回头瞧。”后边一个人追来，他“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一些“带着睡意的脸从商店里探出来，木柴厂四周很快的聚了一群人，仿佛打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这一段写得极其生动，作者绘声绘影，读者也仿佛身临其境。那些原来不知呆在那里的人，忽然出现了，“聚了一群”。这些对国家大事、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只求荀且偷安的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生活空虚无聊，一些琐细小事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

奥楚蔑洛夫向出“乱子”的地方走去。他看见被咬的赫留金正“举起右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那群人看”。在他，那指头“象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而这场“乱子”的“罪犯”——小猎狗，正在“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本来，金银匠追狗，奥楚蔑洛夫是看见了的。现在他走上前来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小狗咬了手指头而已。然而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竟被看成是“乱子”，并且真的被当作一件严重的“案情”审问起来。这本身就包含着猾稽的因素。作家在这里尖锐地讽刺了沙皇俄国无孔不入的警察统治。

第三部分（六——二七自然段）：奥楚蔑洛夫审理“狗咬人案件”。

这是小说的中心部分。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根据狗是不是将军家的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两种面孔变来变去，前后共变了六次。

第一个面孔：奥楚蔑洛夫挤进人群，摆出一副权势者的架式，用那种只有“当官的”所特有的腔调一口气问了四个问题。他的语调是严厉的，盛气凌人的。他的问话并不都是完整的，有的语句省略了动词，构成所谓“官腔”。一个小小的巡官摆大官架子，拉“官腔”，是相当可笑的，但却表现了他的专横。

赫留金在回答时，既有撒谎（“我好好地走我的路，没招谁没惹谁……忽然这个贱畜生无缘无故把这个手指头咬了一口”）也有夸张（小狗实际上够不到他的手），并且为了从狗主人身上弄一笔赔偿金，他夸大事实，一下子把问题提到法律的高度，甚至推论到人类的安全上去（“要是人人都这么给畜生乱咬一阵，那在这世界上也没有活头儿了”）。本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被他小题大作，上升到法律与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然产生了滑稽的效果。

奥楚蔑洛夫听完赫留金的申诉，继续大摆官长威风：“嗯！……不错……”他严厉地说，并且“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他立即做出断然的决定：把狗弄死，惩办狗主人。他极力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声称：“我绝不轻易地放过这件事。”还要“拿点颜色”给那些“老爷”看看。他口气越来越大，进而骂“老爷”是“混蛋”，不但要罚他的款，还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他吩咐巡警“打个报告上来”，把狗弄死，“立即照办”。

第二个面孔。可是，人群里有人说道：“这好象是日加洛夫将军的狗”。听了这话，这位刚才还大摆官长架子的巡官，立刻满身冒汗，甚至连大衣也穿不住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窘相，不失官长的“尊严”，他借口天气太热，转移了话题。虽然他遮丑的手段不甚高明，但对于一个厚颜无耻的巡官来说，这是完全真实的。他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为狗辩护，转而责骂赫留金了。并且，他甚至想出，赫留金的手指“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是跑到这里来揩油（要求赔偿金）。刚才还被他“保护”的赫留金，一下子成了“魔鬼”。本来赫留金已经接近于胜利，转瞬之间又向失败滑去，即使打出兄弟当宪兵的招牌，也无济于事。这一段里奥楚蔑洛夫所表现的尴尬窘相和上一段的威风气焰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第三次变化。巡警经过考虑后下断语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因为将军家“全是大猎狗”。为了不重演刚才的错误，奥楚蔑洛夫问：“你拿得准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开始“变色”了。他咒骂小猎狗“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完全是个下贱胚子！”如果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人们“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与此同时，赫留金又恢复了原来的有力地位：“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

第四次变化。巡警转了一下念头说道：“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它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他的推测得到人群中一个人的证实。这时，奥楚蔑洛夫立刻全身吹过一阵冷气，觉得“起风了。……挺冷。……”要巡警帮他穿上大衣。他又开始“变色”了。这一次变得比第二次更大。第二次他只是表现出胆怯，这一次还加上谄媚逢迎的特点。他要巡警把狗带到将军家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这时，狗和赫留金再一次调换了位置：狗成了“娇贵的动物”，赫留金则成了“猪猡”。奥楚蔑洛夫还骂道：“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奥楚蔑洛夫假托天气变化掩盖自己的窘相以及他对狗对赫留金态度的急剧转变，都产生强烈的喜剧性。将军的头衔使他一忽儿发热，一忽儿发冷。在他的话语中甚至出现了不三不四、乱用词汇的情况（如“狗是娇柔的动物”）。

第五次变化。将军的厨师走来，他否定了狗是将军的。这个证人的权威性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因此，奥楚蔑洛夫又变回到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面孔。“娇贵的动物”又变成了“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弄死它算了”。

第六次变化。可是厨师又说出了新的、确凿不疑的证据：狗是将军哥哥的。将军哥哥的或将军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总之是有钱有势者的狗。这就决定了他再一次的“变色”。“难道他哥哥来啦？”奥楚蔑洛夫“整个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说道：“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尽管将军和他的哥哥并不在场，他那股胁肩谄笑的劲儿还是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说明他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的家伙。那个差点儿丧命的小狗，现在又得宠了：“这小狗还不赖。……倒挺伶俐。……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好一条小狗。……”

第四部分（最后两个自然段）：赫留金失败，“变色龙”扬长而去。

将军家的厨师普洛诃尔带走小狗，那群看热闹的人对赫留金哈哈大笑，因为他失败了。尽管奥楚蔑洛夫在“断案”过程中丑态百出，是真正应该嘲笑的对象，但是这群凑热闹的小市民却没有人敢笑他。由于他们是一群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惧怕官府的顺民，并且也有见风使舵的弱点，所以他们笑金银匠是必然的。奥楚蔑洛夫在临离开时还威胁赫留金说：“我早晚要收拾你！”这是因为后者不光是被判为“祸首”，而且还给奥楚蔑洛夫造成了刚才的窘境，甚至还可能在将军那里遇到麻烦。奥楚蔑洛夫虽然离开了这里，但并没有离开广场，说明他又继续执行“任务”去了。作者通过这个含蓄的结尾告诉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奥楚蔑洛夫之流是不会很快消失的，他们还会不断地逞凶肆虐，不断地“变色”。

在短篇小说《变色龙》中，契诃夫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街头场面，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寡廉鲜耻、欺下媚上的“变色龙”的典型形象，对沙皇政权的爪牙们的专横霸道、欺压人民、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丑恶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同时也对小市民们的逆来顺受、安分守已、“顺应”现实的庸俗生活态度加以批判。

变色龙奥楚蔑洛夫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沙皇俄国，在反动势力猖獗横行，社会上一片消沉死寂的恐怖气氛下，过去那些自诩进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急于去“适应”现实，拼命宣扬“规规矩矩”的生活哲学，而民粹派也已抛弃了过去了革命传统，他们实际上是妥协了。至于广大的小市民，更是软弱消极、猥琐鄙陋，满足于“和平恬静”、“奉公守法”的庸俗生活。当时社会上见风使舵、迎合现实、背叛变节之风盛行，这种痼疾是反动的社会政治条件的产物。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变色龙》里，通过奥楚蔑洛夫这个典型人物，有力地批判了这种丑恶的行为。

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具有广泛的概括性。他是一个专横的沙皇警犬，但同时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作为一个沙皇政权的走狗，他具有专制、蛮横、欺凌百姓等特点。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他同时还具有趋炎附势、对弱者耀武扬威、欺下媚上、随风转舵等特点。因此他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两面派。这两方面的特点构成了他的完整的性格——“变色龙”。不过，这个形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奥楚蔑洛夫这一类沙皇警犬这一特定的范围。在当时，这一形象塑造，无疑也揭露和批判了在反动政治条件下迎合现实、转向变节的妥协派和投降派。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讽刺和揭露的锋芒，主要是对着奥楚蔑洛夫的，但是对小市民赫留金也指出了他身上的许多弱点。他粗鄙庸俗，想借小狗咬了手指头，趁机捞一把。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同时也是由于小市民的软弱本性，他对沙皇的警官毕恭毕敬，甚至曲意奉承（“他老人家是个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谁在胡说……”），还打出了“兄弟当宪兵”这张牌。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发现力量不在他一边，便缩了回去。甚至当奥楚蔑洛夫骂他“猪猡”、“混蛋”时，他也不曾吭一声。他身上的奴性是很明显的。

此外，作家在小说里也含蓄地点出了“观众”的局限。他们也是一些庸俗的小市民，具有愚昧、软弱、迎合强者，随风倒的特点。他们对金银匠的手指被咬得血淋淋并不关心，对被弄伤的小狗也完全无动于衷。他们的兴趣仿佛只是在于要瞧一瞧“力量”在那一边，谁最后取得胜诉。最后他们发现“力量”不在金银匠一边，他失败了，便对他哈哈大笑起来。在“审案”过程中，还有一个马屁精在旁边加油加醋，详细细地向奥楚蔑洛夫描述赫留金和狗发生“矛盾”的细节，并把赫留金叫做“荒唐的家伙”。作者对这些小市民的批判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连赫留金也不是。变色龙奥楚蔑洛夫，他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是，作者向读者指出，在强者面前卑躬屈节，“奉公守法”，也是小市民们的痼疾。这种“顺应”现实的流行病的广泛蔓延，正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的作品，是一篇具有滑稽内容的讽刺小说。它和契诃夫后来的小说在风格上是不同的，但就一类作品而言，它是有代表性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契诃夫其它小说的特点。《变色龙》的艺术特点如下：

简炼、集中、单纯的艺术手法和风格。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以极度的简炼单纯著称。《变色龙》不仅在情节的构思上，结构的布局上，而且在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表现了这个特点。小说所写的事件是单纯的，集中在巡官处理“狗咬人案件”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故事富有戏剧性。作者把它叫做“小场景”说明了这个特点（对话在小说中起着主要作用）。由于小说富有戏剧性，矛盾突出，情节虽然单纯，但并不枯燥。奥楚蔑洛夫的“变色”，是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每一次新的推测出现，都引起他观点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小狗和金银匠的“命运”。事件的发展时起时伏，步步引人入胜。在机构上也是十分集中的，大致是开端、展开（即情节的发展）和结尾。结尾是突然出现的，既简炼又含蓄。小说的全部艺术表现手段也都具有简炼的特点，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具有“浓缩性”。

巧妙的讽刺。

《变色龙》中作者不是采用直接的锋露的讽刺和嘲笑，而是通过一些喜剧性因素达到讽刺效果。小说一开头，读者就碰上奥楚蔑洛夫这样一个奇特可笑的姓氏。在俄语中，“奥楚蔑洛夫”有“发狂”、“失去理性”的意思。这个姓氏在读者心中立刻产生一种“这个人不正常”的感觉。由一个失去理性的人来执法断案，岂不可笑？对奥楚蔑洛夫的揭露，主要是通过他的“变色”。开头，他听了赫留金（俄语原意是猪的哼哼声，咕噜声）的申诉后，立即摆出一副“扶弱抑强”的架式，把养狗的“老爷”叫做“混蛋”，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劲头。可是转瞬之间，一听说是将军家的狗，立刻浑身冒汗，找个借口脱掉大衣。一分钟以前，他还在替赫留金说话，现在金银匠突然失宠，被他臭骂一通，成了“魔鬼”。后来在短短几分钟内，他变来变去，赫留金一忽儿成了保护的对象，一忽儿又成了咒骂的对象，小猎狗一忽儿被说成是野狗、“下贱胚子”，一忽儿又成了名贵的狗，“娇贵的动物”。这样变来变去，充满着滑稽的味道，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通过他的反复“变色”，他的最本质的性格特点——谄上骄下，随风转舵的变色龙作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个性化的语言。

个性化的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变色龙》中的人物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是个沙皇警犬，因此他的语言具有骄横和谄上欺下的特点。他对老百姓大逞威风，专横跋扈，对大官僚则奴颜婢膝、趋炎附势。在这两种特点的统一中表现出他的厚颜无耻。赫留金的语言也是个性化的。他既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又是一个有所恳求的“小人物”。他的语言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向巡官申诉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是相当出色的，形象地反映出他的粗俗鄙陋、虚荣夸张、逢迎官长和想趁机捞一把的特点，这一段申诉和下面一段辩词（骂“独眼鬼”那一段），把这个小市民的性格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