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短篇小说

『壹』 “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是

中国的当代小说流派分为荷花淀派、茶子花派、山药蛋派等，各个流派代表作家众多，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都有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这些作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都土生土长在山西农村，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所以山药蛋派又称为山西派。

胡正

胡正

胡正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短篇小说《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是同时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品中，公认的优秀之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坛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过极大反响，为中国当代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被称为"西李马胡孙"，他们是山药蛋派的五位主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创始人，他们运用山西农民的语言，创作的都是农村题材，散发着浓郁的乡土风味。

『贰』 西戎的人物生平

作家西戎原名席诚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故乡山西省蒲县西坡村有三四个青年离家寻找出路，唯有席诚正一人投身中国共产党。席诚正的“席”，与西坡村的“西”谐音，所以席诚正以西戎为笔名。西戎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于1989年秋季专程回蒲县举办创作讲座，以提高家乡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水平。他还经常借本县东岳庙会期间回家乡，为庙会题联、作诗、书法，以繁荣蒲县文化。
西戎1935年于蒲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临汾省立第六中学，因家中变故辍学放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参加蒲县牺盟会工作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随后转入新军决死二纵队所属吕梁剧社，以文艺演出活动宣传抗日。1940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2月随剧社赴延安，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派到八路军一二O师剧社编辑股任干事，开始文艺创作，写出第一篇小说《我掉了队后》。1942年秋天，在晋绥根据地文化工作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
1944年参加晋绥边区纪念抗日七周年“七七文艺奖征集活动，与人合作编写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获甲等奖。同年8月调《晋绥大众报》任编辑。1945年6月与马烽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并印刷成书向国内外发行，影响深远。除此还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剧本等。1949年4月任《晋南日报》记者，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年底随军南下在四川成都创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随后又调《川西农民报》社任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调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任副组长，从事专业创作，有《纠纷》、《麦收》、《宋老大进城》等作品，1955年调回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作协山西分会副主席、《火花》杂志主编，业余创作了《灯芯绒》、《赖大嫂》等一批优秀小说。文革时期受到迫害曾下放到运城西膏腴大队劳动。1975年恢复工作，任《汾水》杂志主编。文革后历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山西作协名誉主席、省老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山西作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以及山西省人大常务委员等职务。在此期间创作有《春牛妈》、《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和《叔伯兄弟》等电影剧本以及大量散文。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离休后笔耕不辍，2001年1月6日病逝于太原，享年79岁。 西戎6岁时入初级小学读书，作文成绩突出，除完成课业外，喜欢听书场说书人说书，爱看戏剧，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家就读。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鲁迅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描写，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说中关于人物性格的刻划，让西戎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两年后他高小毕业，考中了设在临汾的省立六中，却因家境窘困，无法再入学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久，16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作文艺宣传工作，半年后转入吕梁剧社。1939年底，西戎随吕梁剧社到了延安，进行短期业务学习。他们驻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桥儿沟，于是，能够旁听鲁艺的课，并接受鲁艺老师的辅导；能够观看鲁艺等文艺单位的演出和电影，这对西戎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只是这次机会仅有五个月，之后就回到晋西北，继续从事文艺活动，并经历了反扫荡战斗。1940年冬季，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中国国内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又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挤时间写作，有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问世。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
通过深入生活，西戎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说，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等。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到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通过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尽职尽责，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等；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这篇小说既给他带来过荣誉，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国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然而，到了1964年，文艺界的“左倾”思潮盛行，中国全面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西戎的《赖大嫂》成了“中间人物论”的“黑样板”，认为是塑造了落后的人物形象，调和了阶级斗争，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赖大嫂》更成为西戎的一大罪状，遭受了批判。

『叁』 人民文学的历史沿革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
一般来说，这次大会后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
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
建国初期，活跃于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他们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茅盾、叶圣陶、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文学评论，推动着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沙汀、艾芜、舒群、周立波、刘白羽、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说，夏衍、老舍的话剧，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诗歌，或展现革命斗争历史和保卫胜利果实的壮丽画卷，或歌赞劳动群众开始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变革。其中，丁玲的《“粮秣主任”》、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儿童文学《罗文应的故事》,老舍的《从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散文，曹禺的话剧《明朗的天》，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阮章竞的诗等，深受好评。这一时期，文坛涌现一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大多发表于《人民文学》。刘绍棠、白桦、王愿坚、李准、林斤澜、刘真、萧平、王蒙、玛拉沁夫、陈登科、闻捷、邵燕祥、李瑛、公刘、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焕发新生活蓬勃的朝气，或蕴涵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显示了建国后第一代青年作家与诗人茁壮的生机和雄厚的潜力。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一些尖锐地触及时弊、大胆进行探索的创新之作，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会矛盾，奋力冲击陈旧观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萧平的《三月雪》，骆宾基的《父女俩》，张弦的《上海姑娘》，孙犁的《铁木前传》，艾芜的《雨》，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一批题材与风格新颖别致的小说，都曾令人耳目一新。
1957年秋后，“左”倾思潮逐渐发展，创作之路日渐狭窄，《人民文学》也深受影响。但久经磨炼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执著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冰心的《回国以前》、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巴金的《军长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传记《实干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诗《望星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陈白尘等人的电影剧本《鲁迅传》，曹禺等人的历史剧《胆剑篇》以及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等，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1961年以后，文艺政策得到了一定调整，文学园地又呈现新的繁荣。《人民文学》突出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所发作品题材风格大见宽广；小说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创作如秦牧的《土地》、杨朔的《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方纪的《挥手之间》、沈从文的《过节与观灯》以及何为、袁鹰、曹靖华、朱光潜等人的篇章，也都别有情味。1962年5月,毛泽东应《人民文学》之请，首次发表他的旧作《词六首》。
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局限。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虽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得人心的作品，却终遭压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学
江青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人民文学》获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后由张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编，副主编为葛洛、李清泉、刘剑青，担任编委的有王蒙、孙犁、沙汀、严文井、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学》，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兴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率先举起恢复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斗争。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继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希望大家能够感同身受。
为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从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学》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连续主办了五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第一位。历届获奖反响巨大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都出自《人民文学》。获奖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马烽的《结婚现场会》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愿坚的《足迹》、宗璞的《弦上的梦》、陆文夫的《献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刘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笔，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这些作品切中现实社会课题，传达人民心底呼声，凝聚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热望；或浓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远幽雅，蕴藉深沉，无不饱含求实的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 1977～1980和 1981～1982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柯岩的《船长》等，都是颇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学》还汇集选发了各种体裁的优秀篇章。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辞美,真诚感人。艾青的《光的赞歌》等诗篇，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老舍的遗作长篇片段《正红旗下》、魏巍的长篇《东方》选段、姚雪垠的长篇《李自成》选段等作品，都能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 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刘剑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严文井为顾问，组成了年轻化的新编委会。新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有张志民、茹志鹃、袁鹰、徐迟、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谢永旺、蒋子龙、葛洛。新编委会在告读者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中表示：“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期期够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文学刊物，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人民文学》正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届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其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它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委员会，都是由卓有贡献与威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与编辑担任和组成的。从1949至1966年，先后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严文井、秦兆阳、葛洛、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李季等；先后担任过编委的有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风、吴组缃、艾芜、魏巍、谢冰心等。
1956年来，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学》总计出版551期。这551期刊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几乎荟萃了中国所有文学精英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成果。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学》首发；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过《人民文学》走向文坛，并引起国内外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