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锋的短篇小说有哪些
1. 郑振锋的“最后一课” 张进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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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一课 郑振铎 全文
最后一课
郑振铎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拓展资料: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
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
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都德《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