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作家
Ⅰ 刘绍棠的代表作品
1、《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刘绍棠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3期。
《蒲柳人家》以望日莲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她从小受虐待、压迫，在父老乡亲帮助下逃出火坑，并与周檎结为夫妇，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通过对望日莲周围众多普通人物的刻则，对人情美的挖掘，表现蕴藏在劳动人民身上美好的情操、乐观主义情怀，不屈的斗争精神，从而歌颂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数亡坛动。
《蒲柳人家》获1977 —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并被选进中学教材。
2、《野婚》
《野婚》是刘绍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野婚》的主要场景为京东北运河畔的鱼菱村。
作品以刘四梦同金裹银儿、小戏子的“野婚”为线索，从解放前金裹银儿和小戏子分别阴差阳错与刘四梦签订婚约开始，一直写到三人从中年渐入晚境，经历了种种人事和是非，又见证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新的“野婚”。
全书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通州乡村风俗画，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血肉丰满、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在主角命运的大起大落之间，写尽了人间冷暖，也写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
3、《十步香草》
《十步香草》是刘绍棠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讲述的是发生在通州一个僻静胡同里的故事。主人公云兰渚虽念过两年大学，却一直背着黑锅，长期在一家造纸厂当临时工。
正所谓“十步之泽，必有香草”，他毕竟不同于一般人，在此期间，他拾得不少珍贵的藏书。
改革开放之后，时代的大潮更为他的才能提供了施展的机会，他的胆识、韬略、才能都显现出来，而他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改变住在他的小四合院的其他人家的命运。作品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刘绍棠
Ⅱ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小说作家巴金在取材、表现形式、作品风格上进行了哪些改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小说作家巴金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则不得不在取材、表现形式、作品风格上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文学时代的需要。巴金在朝鲜战争期间，到前线生活了七个月，后来，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写过《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的张天翼，善于用精练的、喜剧式文字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他也曾有撰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长篇的计划，但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冲击同样没有实现。
Ⅲ 急求帮忙。。。50至70年代文学作家作品有哪些谢谢!
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刘澍德、管桦、陈残云、浩然、谢璞、段荃法、王杏元等。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由于艺术观和方法上的这些差异，随着当代不同阶段政治和文学风向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的接受和评价，也大致呈现为此起彼伏的状况。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1928-)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他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受到批评家的赞扬(注：这一短篇，写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发表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主要作品还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以及出版于80年代的长篇《黄河东流去》等。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因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为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甚高声誉。1951年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出版《铁水奔流》(1954)。这部写解放军对钢铁厂的“接管”，和恢复生产的过程的长篇，当时虽受到赞扬，事实上却相当乏味。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又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无甚大的不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外号“亭面糊”的盛佑亭——这是写得最为生动的“喜剧人物”)，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有批评家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在艺术风格上是从侧近于“阳刚”，到偏向于“阴柔”的变化。(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取法，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这一艺术取向，在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的散文化的短篇(收入《禾场上》、《卜春秀》等集子)中，有更为充分的展现。
Ⅳ 史铁生的代表作小说和散文集分别是
史铁生的代表作小说有：《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散文有《我与地坛》、《病隙碎笔》 、《记忆与印象》等。
散文有：《记忆与印象》、《病隙碎笔》、《我与地坛》。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男，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市。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人物经历
1951年1月4日，生于北京。从小跟奶奶生活。
1964年，毕业于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
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自愿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
1969年，4月因腰腿病返京治病，6月回村，生产队关照让其担任饲养员，放牛喂牛。
1971年，9月史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
1972年，1月5日住北京友谊医院，一年有半，治疗结束之时即轮椅生涯开始之日。
Ⅳ 莫言的生平事迹。以及励志小故事
生平事迹：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笔名莫言，中国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美国的唐纳德·莫里森美国新闻杂志《时代》称他为“所有中国作家中最著名、最常被禁止和广泛被盗版的作家之一”，吉姆·利奇称他为弗朗茨·卡夫卡或约瑟夫·海勒的中国答案。
他因1987年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其中的《红高粱》和《高粱酒卷》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
2012年，莫言作为一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
励志小故事：
莫言嗜好读书，小时候冒着家长惩罚的风险读书，甚至出力推磨换书看，推10圈磨才能获准看1页书。在访谈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问：“您不能推1圈磨就看1页书吗?”莫言大声说：“我愿意人家不愿意啊!”
莫言仍然记得读《青春之歌》的那一天，朋友只准他借书一天，不管看不看完，第二天必须还书。怎么办，他跑到一个草垛上躲了起来，放羊这个“本职”工作被放到了一边，羊儿饿的咩咩叫，他读得忘乎一切，气得母亲要打他。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莫言读遍了周边10多个村庄的书籍。一天之内读完了的《青春之歌》，他至今记忆清晰，还记得书中的一些段落。回想以前，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感慨：“那些回忆都变成了我宝贵的资源。”
漫长冬天，无以为乐，他就在村子里、炕头上听恐怖故事，听多了自己都乱寻思。恐怖故事方面，比如，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又没有人。自己乱寻思方面，比如，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己的大门口，仿佛看到远处田野里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狸抛来抛去。
当然，还有很多土匪豪杰的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传说，最后都成了莫言创作的素材。一位幼时伙伴说：“咱小时候听到的那点儿事儿，都上你的书里去了!”在与同行交流时，莫言曾骄傲地说：“你们在用眼睛看书时，我是在用耳朵阅读!”
(5)5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作家扩展阅读：
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正是受到福克纳的启示，莫言将“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莫言表示：“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于是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
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