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人物形象
A. 受戒与破戒——如何读懂汪曾祺短篇小说《受戒》中的人性与温情
“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一段是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的一段话，笔者认为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小说的整体风格。汪老笔下的世界总有着摆脱世俗桎梏，接近世外桃源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沉醉其中，令人情不自禁向往着那样的世界。；
01 那里的和尚“六根未净”？
在我们寻常人的观念里，和尚一直作为严肃的形象与佛教的庄严神圣挂钩，但在《受戒》中，却与世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斩不断的情缘，挥之不去的印记。在那个江南水乡里，和尚是与常人无异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这不是真的皈依佛门，而是一种营生。不能够简单凭举止行为就将和尚们归为好人或坏人，而这正是汪老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一个信息：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有血有肉，会说会笑，也有着“六根未净”的欲望，食肉，娶媳妇，皆与常人无异。
先来看看文本最初提到的五位和尚：老和尚、仁山、仁海、仁渡，还有主角“明海”小和尚。老和尚似乎更恪守禁律一些，也更加古板，很贴合他60多岁的年龄设定，但他也会在过年时候开荤。下一辈的三个和尚中，“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其实文中点明明海是因为家中田地只够三个哥哥耕种，所以明海是跟着舅舅来吃“和尚”这碗饭的。舅舅俨然是“当家人”的做派，在寺庙中干的净是财务的活计，如文本中形容的：
可以看得出，世俗化的和尚在江南的水乡其实已经成了一份谋生的职业，家中地不够了就要拖关系带出去当和尚。毕竟，在文本的开头就已经交代了“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当和尚也与三教九流并列为一份混饭吃的饭碗。
文本中提到仁海时，直接来了一句“他是有老婆的”，这一句淡淡的，却有不小力量让人震惊，当和尚怎么能有老婆呢？还真有，并且还有得如此自然，如此理直气壮。这简单的一句似在告诉读者，这样的事情并非罕见，而是司空见惯的。更荒谬的是，明海小和尚还大大方方的喊仁海媳妇作“师娘”，若不是彻彻底底将和尚当成了谋生的饭碗，又怎会如此自然地将这些世俗中的字眼叫的这么顺口呢？
再说仁渡，那放到现在就是个花美男，年龄不大，20出头，有一众女粉丝且多是年龄较小的。三师父仁渡不光打牌时候总能赢钱，而且还“经忏俱通”，会放花焰口，这就相当于在和尚界是一个职业素养颇高，专业技术很好的和尚。更奇特的是，他还能唱歌，而且歌词大胆开放的他也会唱，放花焰口时“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长相姣好，年龄不大，又会唱歌，难怪“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读到这里不必惊慌，作者并非有意将“邪门歪道”“六根未净”传递给读者，有时若想要读懂一篇文章，还需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持有的文学立场。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走的是“京派”的路子，这一派和“左联”不同，京派作家很少关注“大背景，也不愿过度开掘“乱世”主题的深度，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乡村生活和乡村中的劳动力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就像沈从文说的，想要“建一个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京派作家和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刘呐鸥、穆事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等，都与“左联”这个主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的政治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我们很少看到大时代，就算是看到了也很隐晦。在汪老的笔下写的更多的是民间，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图景，是一副市井百态的风俗画。
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何和尚成为了一份职业，而消解掉了它本身带有的严肃和信仰感。与劁猪（就是阉割猪的睾丸或卵巢，是一种去势手术）的，织席子的，箍桶的，弹棉花的，画匠并列起来。在汪老的笔下，没有宗教的桎梏，亦无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于人心的荼毒，在那里一切人皆是普通人，皆是尘世行走的众生。汪老对于异于传统观念中的“异己”持有包容和“允许存在”的态度，他不会对于吃肉娶亲的和尚“喊打喊杀”，亦不会对于存在肉欲的普罗大众嗤之以鼻。在他的眼里，这些不过都是真实的生活，生活的真实，也是他最最关心的人性的体现。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气息。
02 庵赵庄与世外桃源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庵赵庄”的地方，这地方有一座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颇有一种“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感觉。文本交代了荸荠庵的地理位置和周遭环境。
又交代了庵里和尚的生活：
读到这里，不免觉得，这哪是苦修的和尚，这分明就是世外仙人才过得的悠闲日子，吃喝不愁，环境优美，事少钱多，何其美哉！也许只有在作者笔下才会出现这等景象，让人眼前一亮，这简直就是刘长卿笔下的“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透过文字，仿佛感受到了山寺周围甜凉的空气，甘洌的泉水，仿佛听到了偶尔几声的鸦雀，扑腾掠过树梢后刮下几片叶子。如此这般，即使是个寺庙，也不觉得过分严肃，反而像是来自世外的蓬莱。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中对于小英子家的形容：
文本中对于小英子父母赵大爷和赵大妈的形容更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夫妻二人“精神得出奇”，身体也都健壮的很，一个是肯下苦力气的“摇钱树”，一个是勤快操持家务的“聚宝盆”。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世外桃源，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与世无争。没有那许许多多的污浊杂乱，只有日夜流淌的清澈的河水，甜凉的空气，嫩绿的菜芽儿……其实文本中这两处环境描写恰如其分地配合了作者想要叙述的那种人性之美，用世外桃源一般的环境和朴拙民风共同构筑了孕育温情和人情的温床。
03 小和尚与少女的纯情无知
这是文本最重要的部分：男女主角小和尚明海和少女英子。二者在七八岁时相识，可谓是青梅竹马，纯情天真，他们会一起牵牛“打汪”，一起看水车，晚上他们一起看场。“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样的日子在现代都市是寻觅不到的，是城里人靠着想象与回忆才能感知到的惬意和自在。
等到明海和英子渐渐长大，也就有了少男少女的朦胧的情愫。
而英子“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种干净纯粹的感觉就是少年时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也让笔者不禁想起自己少年时，对于喜欢也不甚了解，只知道对有好感的人是会想尽办法制造接近的机会的。现在想来，那个年龄的感情真的是稚嫩又纯粹。
那么这萌生的情愫的男女主角应当是何种性格才不会显得违和呢？我们来看看汪老是怎样处理作品中英子和明海的形象的？
首先，明海要去受戒，小英子用船将明海送到善因寺，然后自己兜兜转转，把这“全县第一大庙”里外看了个新鲜，临走时“她又到庙里看了看，和尚正在吃粥。好大一个‘膳堂’，坐得下八百个和尚……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他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英子的性格正有着与她那个年龄相当的女娃娃的“闯劲儿”和天真劲儿，她先是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当着众人叫明海，但随后少女的胆大又使得英子无视了“禁止喧哗”。此时的明海其实也多了份童年时不曾有的顾虑，注意明海的动作是“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身处于寺庙中的明海还是明白“不得逾矩”的。这也侧面说明象征着世俗礼法和规矩的善因寺，同荸荠庵不同，是束缚人性的地方。
再来看明海受戒结束英子接他时的一段对话。
此处的英子并无扭捏，羞涩，而是直接凑上前去问明海要不要娶她。少女的懵懂让她显得很莽撞，但不得不说莽撞中带着可爱，如果英子说这句话时显得太老成，不够冒失，那反而还显不出英子的纯净天真的心灵，而变成了一种暧昧和扭捏作态。但是值得注意，英子也是先做了铺垫，才最终鼓起勇气直接表白的，她很聪明地先说“你不要做方丈”，“也不要做沙弥尾”，她知道这二者是不能够正大光明娶妻的。
此时的明海也全然没了在善因寺大殿里的谨小慎微，而是一抽冷子大喊了一声“要”。少男少女对于爱、喜欢，老婆、嫁人的理解有时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幼稚，却又这么的简单纯粹。文本中的这一段是发生在无人的芦花荡里。此处远离所谓的“俗世”，相当于一个短暂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可以自然地解放天性，可以任性地表白心里话，表达自己内心最纯粹天真的冲动，这种安排也只有汪曾祺这样的大手笔才能表现得不着痕迹又恰到最好处。
文本中的明海与英子从小相识，又一起长大，渐生情愫，这种纯粹的乡村中的男孩女孩是汪老笔下乃至京派作家笔下常见的形象，他们的出现无疑代表着人性的纯粹与美好，无须遮掩的直露和纯粹，大概是文本外难以找到却令人一直渴求的东西吧。
B. 江曾祺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 汪曾祺的父亲多才多艺。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
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汪曾祺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较深。
晚年作品渐趋平实。提倡“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但又主张现实主义要容纳各种流派，民族传统要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而他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小说。
(2)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人物形象扩展阅读：
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C. 你认为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沈从文：“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沈从文当时就看好汪曾祺的，一九四一年二月，沈从文致信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的施蛰存，特别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
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影响，在创作上主张回到现实主义、表现民族传统、表达纯真、自然的情感。他的小说大都取材民情风俗、日常生活，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他的散文刻画民俗、民风，形象、生动，蕴涵着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切情感。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它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人民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愉”。他的作品对乡土文学、寻根文学有很大影响。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所以人们喜欢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