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敏短篇小说

A. 概括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海内外相关政策的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中国大陆出国定居的新移民约有100万人，其中有不少人到了美国。 与过去的老华侨相比，这些新移民有着自己的特点。研究新移民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工作，把侨史研究引向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被人们称之为“移民之国”。根据弗农·M ·小布里格斯提供的资料，1924年到1965年，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19.1万人。1966年到1981年，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43.5万人。但在1978年至1980年间，每年大约有54.7万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几乎是1965年以前入境移民的三倍〔1〕。因此， 外来移民又一次对美国总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谈论近年新移民潮和不同国籍移民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一般视1965年移民法为美国移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他们指出，自1965年以来，西班牙人、东南亚人、中东人和加勒比海移民在移民统计数字中占主导地位。例如，1979年主要的移民输出国都来自第三世界，这说明自从1965年以来移民的来源发生了变化〔2〕。在亚洲， 主要的移民输出国为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菲律宾、朝鲜和印度〔3〕。而中国移民构成了亚洲移民的最大部分〔4〕。
本文试图探讨1965年移民法对美国华人的直接影响，并用在英国和美国所接触的资料，说明华人新移民和老移民有什么不同，进而阐述中国新移民对当代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新移民的人口特征
1965年以来，美国唐人街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1965 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颁布。 在过去的150年里，美国实施了几项影响中国移民的政策。首先，1850年至1882 年所谓自由移民时期，中国移民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而受到欢迎。但继这个时期之后美国便排斥与限制中国移民。1882年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使除了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配偶、已成为美国公民的未成年的孩子、教师、牧师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美国。后来美国对这个法律进行了修正，使该法成为具有限制性的法律。直至1965年，美国才颁布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移民法〔5〕。1965年移民法提供了每年17 万移民的最高数字，这些移民来自整个东半球；美国给每个国家每年颁发的签证是2万人。允许西半球独立国家12万移民进入美国。这17 万移民被分成7种类型，每种类型有一定的比例。（1）成为美国公民的未婚子女3.4万人，占20%；（2）永久居民的配偶、未婚的子女3.4万人，占20% ；（3）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如科学家、艺术家1.7万人，占10%；（4 ）美国公民的已婚的子女1.7万人，占10%；（5）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4.08万人，占24%；（6）熟练和非熟练劳工1.7万人，占10%；（7） 难民1.02万人，占6%。1965年移民法对近亲（包括配偶、未成年人、 未婚的孩子和成年公民的父母亲）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允许他们到美国访问或从事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活动〔6〕。
1965年通过的美国新移民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的法律，对中国移民的人口、地理范围、性别比例以及技术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新移民法第一次像对待其他国家移民一样，平等地对待中国移民。因此，许多中国移民又一次蜂拥而至美国。一般认为，1980年定居美国50个州的中国移民有806027人，中国人在人数上超过了日本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亚洲人群体〔7〕。但是，根据石山·亨利·蔡的研究， 1980年美国华人总数已超过100万〔8〕。1990年美国人口统计，在美华人已达164.5万人。在最近20年里，每年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为2万至3 万之间〔9〕。 1996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术大会上，著名的美籍华人教授沈已尧先生告诉我，现在美国华人估计有220万人。
今天中国移民来源于许多不同的地方：包括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多数移民具有城市背景。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视他们自己是比较有教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新思想或鉴赏力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香港至少生活一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城市地区），一些人出生并在国际性的城市里长大。他们认为，老移民是来自旧中国农村地区、举止不文雅的“乡巴佬”，许多老移民的身份是中国农民，他们在移居美国之前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于这些新移民〔10〕。
根据1980年人口统计，中国移民绝大多数定居在城市。最大的集中地为纽约--新泽西、旧金山地区，每个地区的中国移民超过10万人。其他城市和郊区，中国移民的比例也较高。在洛杉矶，1970年至1980年中国移民增加了129%。与增加37%的整个人口相比， 圣地亚哥的中国移民增加了139%。大约97 %的美籍华人住在城市地区：其他城市包括休士顿、芝加哥、波士顿、达拉斯、西雅图、圣约瑟、底特律、费城、凤凰城、华盛顿、檀香山、萨克拉门托等城市。拥有4000中国人居住的城市有：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汉姆、夫勒斯诺、俄勒冈的波特兰、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巴尔的摩。中国移民人口在农村地区只是适度地增长〔11〕。
1945年以前，唐人街只有很少的妇女和儿童居住，其人口主要由男性暂居者构成。1945年以来，随着华人“战争新娘”之流入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女性逐渐增加。但是，只是在1965年以后两性数目不平衡才降低。1960年美国华人男女性比是2∶1。1980年美国华人男女性比大体平衡〔12〕。
不像19世纪早期“隐名的和无名的”中国移民，现代美籍华人在各自的领域颇有造诣，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如：新闻报道者、美国广播公司的康尼·春，参议院议员海勒姆·冯，共和党人活动家安妮·谢诺尔特，著名的加利福尼亚政治家马奇·冯·尤，滑冰冠军蒂法尼·钦。不像早期来自农村讲乡音的广东人，许多新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说标准的普通话并带有不同的台湾话和上海方言〔13〕。
新移民潮包括来自香港家境特别富有的人。由于殖民地不安定的生活，他们远离自己的居住地。由于香港的便利条件，使得一些人得以在唐人街进行地产投机活动和开办各种现代化的企业〔14〕。
二、新移民的经济特征
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为美国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扩大了就业范围。1970年，受雇的20%的华人男性每年薪水1万英镑， 即不到美国人平均工资的25%。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提高。经营洗衣业、餐馆业和杂货店是美国华人传统的职业。今天这些职业仍然重要。但是美国华人也进入其他工作领域。例如，根据1970年纽约华人职业分布统计，36%的华人男子从事服务性行业，43%的华人在专门和技术领域工作，19%的华人男性充当其他劳动力。这种职业分布与1985年的情形基本相同。纽约华人主要就业范围，包括从事餐馆业、服装业、杂货店以及做其他生意，新移民占有很高的比例。1985年，该城大约有5万华人从事华人的传统职业，其他白领工人是第二个最大的集团。 这些白领工人虽然生活在唐人街社区，但大多数与唐人街没有多大联系，这些新移民在唐人街社区以外做牧师和其他白领工作，包括当医生、会计、律师和新闻记者〔15〕。许多华人仍从事非技术性的手工职业，见下表〔16〕：
华人在美国的职业分布（1970）（百分比）
职业 男性 女性全部
专门职业和技术工人 29.919.426.0
经理和管理者 11.1 3.5 8.3
售货员4.1 4.4 4.2
牧师9.230.917.2
工匠和工头5.7 1.1 4.0
工人，包括运输工人10.624.915.9
劳工，除开种植劳工 3.1 0.8 2.2
农民和农场经营者0.4 0.2 0.3
农业工人和工头0.3 0.3 0.3
仆人的职业，除开私人家仆25.212.120.4
私人家庭工人0.5 2.2 1.1
1970年，有25.2%的美国华人男性新移民在干洗衣和餐馆工作；在西部做家仆曾经是华侨的普遍职业，现在几乎消失了。这些职业吸收了大量的不讲英语的移民，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新移民被迫从事低收入、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特别是在唐人街。据1970年统计，这些职业构成了没有上初级学校的、16岁的华裔移民的23%，43%的人每年挣得的收入4000美元不到〔17〕。
唐人街社区新移民的企业活动不同于1965年以前的老移民。一些新移民除了从事传统的华人企业如餐馆业、礼品店、杂货店和洗衣业以外，也经营旅行社、簿计室。办服装工厂现在是唐人街华人的主要职业。1985年纽约500家服装工厂的大多数集中在唐人街社区， 由新移民控制。新移民不仅控制了服装工厂，而且控制了洗衣店、书店和某些唐人街社区的华人餐馆，而老移民垄断了许多洗衣店的支店和广东人办的餐馆〔18〕。
许多新移民通过利用家庭成员组织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这一点上与老移民不同。在老移民中经营家庭公司不太普遍，而纽约唐人街的许多家庭公司是由新移民家庭操办的〔19〕。家庭公司对于新移民找工作非常重要。新移民除了靠家庭办公司就业以外，还有获得工作的其他途径，如：通过朋友网，各种家庭和校友协会，雇佣和社会服务代理处。虽然许多新移民不得不做工价低廉的工作，但事实上，如果一个新移民愿意作粗活，他在唐人街是容易找到工作的〔20〕。
自从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的新变化在于，获得工作有了新途径，即通过社会代办处、新协会和各种商业雇佣组织得到工作。1965年以前许多美国华人是在唐人街社区工作，而今天美国华人新移民较多的工作是在唐人街社区以外，因为歧视减少了。他们的教育背景，使得许多新移民能够找到这种职位〔21〕。
1965年移民法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在美华人男性和女性不平衡现象，而且也提高了美国华人妇女的地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妇女依附于男性，因此，中国妇女从出世到死就被置于男性的控制之下。从父亲到丈夫到儿子，中国妇女按部就班地依附于男性。中国传统原本只强调妇女做妻子和母亲的作用，这就表明妇女的地位以及经济谋生依赖于男人。即使是在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还是如此。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65年以后，这种僵化的思想受到挑战。随着华人妇女地位的上升，1970年51%的华裔妇女在工作〔22〕。1981年在旧金山20条街的唐人街有146家服装店；这些服装店雇用了大约3500名华人妇女， 生产了旧金山50%的服装。与唐人街的服装工人相比，数千名美籍华人妇女在过去20年里已进入赚取高工资的劳工市场。她们的教育背景、德行、勤奋工作是导致她们获得社会、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华人妇女医生、教授、药剂师、公司经理、会计、图书管理员、实验室研究员以及其他的人，成百地从美国名牌大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23〕。
美国唐人街的服装工人和这些取得成功的妇女都不能代表美籍华人妇女的大多数，但却是现代美籍华人妇女在这两个群体中的大致轮廓。1970年，有58%的18至24岁的华裔妇女入学，31%的25至34岁的华裔妇女从事专门和技术工作。但是，职位和薪水未能总是与教育学识相一致，华裔妇女仍然作为中国人和妇女而遭受歧视。尽管在1970年有23%的华人妇女从高等院校毕业，但只有13.3%的人一年可挣得1 万美金的薪水，而28%的大学毕业的白人妇女和34%的黑人妇女达到了这种收入水平。没有获得大学文凭的华裔妇女，许多人只能做档案职员、公司收发报员、打字员和从事其他低收入的工作。虽然60%的华人家庭做两份工作，但只有51%的人达到了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属于中等家庭收入的人在1970年只获得10610美元；美国人的平均工资一年是9590 美元〔24〕。
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丁肇中博士1976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时年仅39岁〔25〕；美国著名的经济财务Forbes杂志调查公布1982年美国豪富名单15位，旅美华侨王安博士跃居第5，美联社并推崇他的事业起程， 是从一家中国人办的电子工厂中担任工程师开始的杰出人物〔26〕；郑国材是第一位做人造心脏手术的的中国人〔27〕；王赣骏博士是第一位华裔太空人〔28〕；贝聿铭是著名的建筑师，1983年曾获得普利克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他的知名设计包括华府的国家艺廊东厢、休士顿的德州商业大楼、香港的中国银行及北京的香山大饭店〔29〕；在化学方面，李远哲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30〕。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谈论1965年以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社会的情况。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中国留学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受聘于美国各大金融贸易公司的中国留学人员，大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事各种诸如律师、会计、经纪人、房地产商等专业性工作。在1993年到1994年间，仅美国摩根银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就达20多人。而理工科专业中国留学生，不但成为美国科技领域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广泛地进入了美国实业界。三大汽车公司、波音飞机的制造公司、杜邦化学公司等，到处是几年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更有人说，如今美国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话， 都不得不先学中文，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国人，不是来自大陆，就是来自台湾〔31〕。中国留学生之所以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是凭藉他们的聪明才智，二是靠进取精神。
三、新移民的政治特征
在政界，华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锋芒。许多新移民愿意运用美国人的政治方法。他们有时通过新协会聚集在一起，讨论华人参政问题，以提升华人的地位。这种政治活动是唐人街社区的一种新的特色，它意味着对老移民政治信仰和行为的一种改变。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一个主要不同是，他们组织并利用了各种协会。简单、传统的权力结构不适合解决新移民的问题。1965年前建立的协会主要是为了满足单身老移民经济、社会和感情上的需要，其成员主要以传统血缘关系和朋友纽带、区域来源、家庭姓氏、相同方言为基础，传统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总的说来是为社区讲话，不熟悉美国社会，许多领导人甚至不讲英语。许多老移民对美国政府的任何帮助不感兴趣。他们愿意与讲同样方言的人交际，通过各种协会寻求经济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一些老移民主要对他们家乡和姓氏协会管理的葬礼感兴趣。
新移民认识到传统协会的不足，便组织了新协会，运用了社会服务组织。唐人街社区由今天的三个协会协调：传统的、新的和现代社会服务组织。许多新移民从中文书籍和报刊上了解到美国政府和纽约唐人街社区的工作信息。新移民倾向定居于城市，富有进取心；他们在寻求有关他们新生活的信息方面是勤勉的。新移民从唐人街各种有效的社会服务组织中的亲戚和朋友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现代社会服务处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并与美国社会有联系，能给新移民以帮助。
许多新协会和社会服务组织在引导新移民熟悉美国习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帮助新移民找住房、工作和办医疗保险，在移民和美国社会中起了媒介作用。这些协会的领导人往往是新移民，他们熟悉美国社会工作，是有才能的社会工人。一些人作为职业社会工人、社区发展者和自愿者在唐人街社区工作，无论怎样，属于新协会或利用社会服务组织的新移民分明对参予较大社会的财富分配发生兴趣。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避开冲突，许多新移民愿意利用美国人的方法如罢工、请愿和示威，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这个国家通过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报纸学到了这些方法。尽管新移民把唐人街社区作为一个如同老移民所传播传统文化的阵地，但他们热衷把华人种族作为一个形成利益集团的群体。由于老移民生活在强烈的反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时代，他们感到与主流社会的任何亲密联系将导致麻烦，于是便使他们自己隔离美国生活的主流。许多新移民不想使他们自己隔离美国社会，相反，他们视他们的社区为融合城市和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当然，新移民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美国产生迷惑；而另一些人受教育不多，不熟悉美国社会政治。但是，与老移民相比，有意义的是较多的新移民有知识，参与美国政治过程，这部分是由于作为一个群体的新移民比早期移民受到更多的教育。新移民不仅认识到他们必须组织一个联合其他种族的统一战线，而且渴望与其他种族群体合作，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正义而斗争。新移民领导人寻求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盟，特别是寻求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遭到同样歧视的其他亚洲人的联盟。有政治抱负的公民参与城市和州的各种职位的选举。一些新移民与第二代华人一道，帮助社区采取集中政治行动，如1983-1984年反对在唐人街建监狱的斗争。近年来，唐人街现代社团组织成功地迫使唐人街的各种政府组织雇用更多的美籍华人〔32〕。
许多美籍华人除了参加本种族的分会、俱乐部和协会以外，还将社交的圈子扩大到本种族以外。一些华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如余江月桂曾三次连任美国加州州务卿。陈香梅、赵小兰、甘敏才、吴仙标、董锦波、谢国翔，胡绍基、赵光华以及法官伍元天、谭碧文、刘万昌等，都是七八十年代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据白宫有关人士估计，目前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高职位的华裔已将近100人。
华人要求机会平等，增强种族意识，对旧金山华人团体如华人文化基金会（1965年建立）、中西文报（1967年创刊）的创办产生了影响。许多其他社区也成立了华人俱乐部。已经美国化的中产阶级华人的政治行动，导致了以旧金山为基地的“华人正义行动组织”（1970年建立）和以华盛顿为司令部的“美籍华人组织”（1973年建立）的形成；这些组织利用政治和合法途径捍卫美籍华人的民权，并通过传播媒介与对华人形象一成不变的观念作斗争。许多美籍华人通过参加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越战争运动参与政事〔33〕。这表明美国华人参与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新移民的文化适应
早期美国华人习惯于一种复杂结构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制度。当只有少数家庭存在于美国时，当与白人作斗争的任何行为受到控制时，这种价值观念不能完全在美国土壤上重建。他们设法通过保持沉默、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态度在受压迫下幸存下来。但是他们的后代的思想不是僵硬的，他们倾向接受和模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并引起冲突。文化适应时常被描绘成一种单向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实际上，华人年轻的一代感到他们的忠诚是双重的。正如钱宁指出：在海外长期生活的华人，“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改变过去使用的语言，改变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变自己的国籍，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国，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的相隔多么遥远，总是一片能牵动思绪、掀起内心波澜的土地”〔34〕。他们仍以自己的血统和传统文化而自豪，如果他们反对父母亲和长辈的愿望，便感到愧疚。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为了获得成功，必须适应美国人的习惯和价值。他们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已婚的华裔子女一旦能自立，便离开了他们的父母。
当华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当成年人希望与白人进行交往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讲英语。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很快拒绝在家里讲中文，而第一代许多人几乎不说英语。安排的婚姻大大消失，虽然一般孩子要请教父母。尽管父母强烈不同意，仍有很多华人子女是混合婚姻，与白人或日本人结婚。1974年华人子女与白人结婚的比例为25%；与日本人结婚的比例大约是47%〔35〕。
至于华裔妇女，年轻的寡妇被允许第二次结婚。使她们吃惊的是，离婚和重婚被认为是毫不奇怪的。虽然华裔妇女几乎不赞成吸烟、饮酒和暴烈的公众行为，但她们羡慕自由，像美国人一样享有财产权。她们尤其喜欢美国人爱和婚姻的观念。文化适应美国的华裔妇女，如果没有父母亲的安排，坚持拥有爱和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36〕。
中国人过去不喜欢美国人的许多特点，但现在不同了，进取、个人主义、易动、努力自治、自我满足、对孩子的放纵等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已为华人所接受，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如果自己受了委屈，便可诉诸法律保护。华人子女简单地视自己为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较少遭受任何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除了过春节、吃中国饭以外，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被保留下来。许多华人的孩子在学校往往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这些华人孩子在美国除了接受正常教育之外，还到私人开办的中文学校学习。这些中文学校似乎部分地受到保护。
有人说美籍华人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文化，但是没有完全合而为一。他们的肤色和长相与美国人有明显区别，他们仍然遭到各种微妙的歧视〔37〕。例如，1982年6月12日晚，在美国出生的27 岁的华裔制图员文森特·陈带三个朋友在酒吧庆祝他即将举行的婚礼。43岁的汽车工业失业工头罗纳德·埃本斯误认为陈是日本人。他在询问了陈并大闹了酒吧以后便离开了。那天晚上以后，埃本斯和他的23岁的继子迈克尔·尼采又在一个快餐店漫骂陈。他们等陈离开，在尼采抱住陈时，埃本斯用棒球棒猛击他的头部，陈在四天以后就死去了〔38〕。1989年夏，在达拉斯市读书的一个姓梅的中国女留学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时，在路上被人杀害。1994年2月28日晚， 一个在纽约州一所大学学习的来自广西的姓王的留学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时，被两个进店抢劫的黑人青年开枪打死〔39〕。
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取得了成功，或者说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各自领域出了名。但是，即便最成功的华人仍然受到歧视，一些美国人与中国人谈话时流露出瞧不起中国人，开口便说“你的英语讲得怎么样？”黛安娜·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看不见的美国中国人”一文，总结道：“因为我们的黄皮肤和杏眼睛，我们仍然没有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从排华法案以来，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40〕
以上通过对新移民人口、经济、政治特征以及文化适应的分析，说明华人新移民远不同于老移民。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能简单地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的城市来源与家庭成员的帮助，是他们在新世界创立新生活的重要遗产。许多新移民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受过专业训练。不像早年移居美国的老移民，新移民更愿意去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但是，这些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适应类型不同于那些老移民。新移民也是1965年移民法的受惠者。新移民比老移民在唐人街以外有更多的接触，开始和白人中产阶级相互影响，一些人生活在白人中间并与白人共事。政治上，新移民比老移民更关心他们的权利，他们逐步地参与美国政治生活。虽然华人日益被美国所接受，但某些障碍依然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机会。许多新移民仍然不得不依靠种族纽带。开办餐馆、服装行业、杂货店仍然是新移民的主要职业。但是，目前华人企业的人数、规模、管理方式及组织远不同于过去。老的暂居者倾向暂时留在美国，赚一些钱，然后回到中国。打算在美国长期定居的新移民比老移民通过企业成绩获得经济成功更有决心，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企业家式的。新移民在跳出美国种族樊篱的同时，在使主流文化丰富多彩、产生活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新移民在今天的社区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如帮助解决家庭分裂、协会争端、老龄人问题、住房短缺和拉帮结派等问题。新移民创办了兴隆的企业，丰富了唐人街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新移民逐渐将保守的、非政治性的社区变为具有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充满活力的城市飞地。
参考链接：http://study.ccln.gov.cn/fenke/lishixue/lsjpwz/lssjs/434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