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亭亭短篇小说有哪些

A. 汤婷婷的生平

汤教授从青少年时代，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所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的种种神话和传说、戏剧内容情节、中国风俗习惯及有关她的祖先们飘洋过海、希望在国外发财致富的传奇式的经历，她将这些内容和材料配合起来而创作了三部传记性拦运桥的长篇小说，因而蜚声美国和欧洲文坛。她的三部作品被评为美国最佳非小说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回忆录式的小说《The Woman Warrior :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女勇士或译女斗士），此书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后，获当年美国及全国书评界的一项最佳奖和安士菲尔德一任尔夫种族关系奖和女教师杂志奖。一九七七年又获美国《现代》周刊简猛列为七十年代最优秀奖。这部悄伏小说的出版在美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部作品的文学成就和热销的程度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她从而蜚声美国文坛。小说故事情节是表现华裔母女两代人由于生活道路和文化教养的歧异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一九八零年第二部作品《China Men》（金山华人，或译中国佬，又译金山勇士)出版。获一九八一年美国书籍奖。作者用生动、细致、引人入胜的笔调，描写先辈与同辈在美国的传奇性苦难经历，为修筑美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一九八四年汤教授随美国作家协会到北京出席中美作家会议。会后与演员丈夫Earl Kingston到广州和新会访问，探亲与寻根。
一九八九年她的第三部作品《Tripmaster monkey : his fake book》（孙行者，又译西游记）出版，获美国西部国际笔会奖。此书描述美国华裔青年惠特曼·阿新的生活奇遇。

B. 《女勇士》&《中国佬》：汤亭亭的想象

《或乎女勇士》重构了中国故事中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开始叙述，“我”起初年幼便上山学道，学功夫，跟随着一对老夫妇，学了十几年。下山后，要替父从军，父亲在她的背后刻下了字，和岳母在岳飞后背刻下“精忠报国”一样。她进入了军营，像个男人一样浴血奋战。最后还是被发现了女子的身份，还与一个男人结婚了，在战场上生下了孩子。故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回到太平盛世，她和丈夫孩子归隐田园生活。

《中国佬》则不同于《女勇士》的是，所有的人物都是男性。从曾曾祖父到曾祖父到祖父到父亲，到许多到美国寻金的中国男人，包括美国长大的参与越战的弟弟，这些男人的经历和故事构成了这个“中国佬”的故事。

对中国故事的重构。 对花木兰故事的重构，是《女勇士》最主要的部分。开头就增加了花木兰入山学道的部分，这在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中是没有的。在她冒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兔子的形象，这个形象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那个跟踪乱窜的兔子何其相似。只是最后这只兔子撞死，给她当做食物吃了，这给了兔子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形象。除了花木兰的故事，作者在很多故事中都加入了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譬如“鸟”——传达信的象征；还有古代中国皇宫敏团陪，东宫西宫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汤亭亭对中国的想象，这些想象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也不是没有误差，毕竟她站在一个与中国本土有疏离的位置上讲中国。

华裔美国人的奋斗史。 或者说华裔的海外奋斗史。很早之前看过凤凰卫视的一系列纪录片《唐人街》，对华人在海外的生活有一定了解，也对美国历史上多次的排华运动有所了解，但是看《中国佬》的过程，对作者细腻的描写还是非常吃惊的。譬如那个建设铁路的曾祖父，在悬崖的吊篮上向天空尿的男人……无数的华工建成了无数里的铁路，最终铁路建成，这些华工却遭到了无情的驱逐。死的死，逃的逃，曾经一起的华工四散谋生。还有那个开山种植的祖父，开垦出土地，种甘蔗。平整土地，犁渠，丢甘蔗，牙向两边摆平，埋土压实。最后蔗苗长出，还要浇水除草，长大后还要去皮……无数的辛劳，致使很多人患病，可他们依然要带病劳作，还会被减少工钱。他们的异国发家史，是无数的血泪和病痛换来的。

对金山想象是他们不惜一切也要去美国的一部分，汤亭亭写道： 我想和广东人交谈交谈，他们一直是革命者、反叛者；他们富于超常的想象力，曾经造就了金山 。贫穷和战争引起了他们对金山的向往，可是他们不知道，“金山”却也是另一个地狱。

熟悉的书写。 这两部小说，极大部分上是作者本人的家族自传。汤亭亭祖籍是广州新会，因而她在想象中国的“家”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的传统因素，语言上也会有洋泾浜、粤语、英语的互相谐音。在我看来，很多的描写，都会带有莫名的熟悉感，甚至亲切感。比如她写到的嫁娶信念，比如讨糖，比如种植甘蔗。就拿种甘蔗这回事来说吧。我的家乡被称为“甜乡”，因为甘蔗种植量很大，产糖量也很大。我还记得小时候，帮着家里种甘蔗的情景。种甘蔗的时节一般是冬天，春桥蠢节前后二十天左右。有时候非常冷，风很大，在田野里，大人犁沟，我们小孩子跟着丢甘蔗，然后一根根接着排好，然后用脚快速地把土埋上压实。（村里有很大一片土地是黑土地，非常肥沃，但是黑土粘在脚上身上都非常痒，往往砍一次甘蔗或种一次甘蔗回来，脚踝处的皮肤就会裂，身上会被挠红。）这种种甘蔗的方式，跟作者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在种甘蔗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把甘蔗几节几节砍短，然后装袋，运去河里浸一夜或者过一遍一种融了药水的水再装袋。种甘蔗的过程及其麻烦，年底收成的时候，碰上价格不好，那可能只能拿回本钱。要是一个不小心蔗园被烧了（因为糖蔗叶子不会撕掉，干枯后依然带着，极容易引火。），那一年的辛苦就算是白费了。当然也有很好的时候，尤其是土地多种得多的人，收成就会很可观。我想，种甘蔗这件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传统的方式原来也是一样的。

汤亭亭是出生于美国的，因而文中对中国的一些描写，是间接地来源于一些资料、书籍和父母亲的叙述，她的想象是丰富的，但有些也是失真的，不过都有做了注释。这两个文本，是书写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华人男女在美奋斗生存经历的典型文本。很庆幸有人记载这些故事。

2018/04/07于STU 当归

C. 女勇士的作品赏析

以《女勇士》中“我”为代表的华裔女孩的父母是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为了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们努力学习英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但在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中国文化，并且向他们的子女讲述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想。然而第二代移民生长在美国社会、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父母传达的中国传统观念与他们所接受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让他们困惑不已；黄种人在白人社会并未被完全接受，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活，自己的文化身份无法得到明确，更加重了困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我”也为两种宏拦扰文化困惑。父母的故事里提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日常生活习惯也与子女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大相径庭，有些细节甚至让子女感到恐惧。在后来经历了“送药”事件之后，“我”更是直接、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美国教育观念之间的冲突，令“我”无所适从。西药店把别人的药误送到“我”的家里，母亲见到之后认为“送药”是个不祥之兆，这是从母亲骨子里的中国传统观念体现出的。她觉得这算得上是飞来横祸，会诅咒全家人生病，因此必须要让西药店做出一些补救措施，例如送糖果，可以驱赶药带来的晦气。她坚持让“我”去西药店，还教“我”怎样跟药剂师交涉。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清楚，药剂师并没有像母亲认为的那样理解了“我”的行为，反而认为是在向他乞讨。“我”认为这是药师在对我们施舍，而母亲认为“她教会了洋鬼子药师讲礼节”。在这场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我”完全感受到了处于文化边缘的困惑，虽然母亲与药剂师双方的想法“我”都了解，但却没有办法来向他们解释清楚。更没有办法解决文化冲突带来的压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最初并不了解两种性别之间的差异，但是家庭和“我”身处的唐人街一直想让“我”成为“温柔”的女子。在此过程中，“我”才渐渐明白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父母给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待遇会让女儿产生困惑，并且会造成女儿内心的不舒服。弟弟的诞生给“我”带来了许多关于性别的差异。弟弟出生时，“我”询问父母是否在我出生时也用鸡蛋在“我”脸上滚过，是否也给“我”过满月，是否也把照片寄给奶奶。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男性与女性之问的不平等，而这种清醒的认识更加深了“我”的成长困惑。“语言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性别歧视的主要载体”。“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养女等于白填”“女大必为别人妻”，这些常听到的说法令“我”感到讨厌。
语言代表着人与世界的连接，书中美国华裔女孩的沉默代表了她们在主流社会中边缘化的地位。她们讲着美国的语言，有着美国的思维方式，却长着中国人的面孔，长期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徘徊，受到封建父权制的压迫，她们对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感到困惑，于是普遍选择了失语、沉默。“我”在进入美国的幼儿园的第一年就沉默了。但是沉默的结果却是被质疑智商有问题，低的智商又会受到社会上更多的歧视。于是，沉默实际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她们的边缘化。华裔女孩儿的沉默并不是真的不会说话，她们在唐人街声如洪钟，可以在华人学校一起衡亏朗读课文，可以相互打闹，甚至又喊又叫。由此可见，她们的沉默不是不会说英语，她们是缺乏在主流社会中发出声音的勇气与自信，因此只能用沉默来保护本来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自己。作出无力的反抗。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性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问很容易感受到来自文化和性别的双重困惑与压力。华裔故意躲开中国文化的影响。急切地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却又发现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并不容易，才开始意识到保持中国传统的必要性。在美国社会，华人的地位低下，他们经历了被排挤的悲惨事件；同时，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受到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教育。因此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解决困惑而后觉醒对她们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找到答案蔽旦，她们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中要学会融合不同的文化。
全书的结尾是“歌词翻译得也不错”，恰好象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我”的最终愿望是全球化，一个摆脱边缘化的方式，也是华裔美国女性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 全书第一、二、三、五章均用第一人称叙述，而第四章却转为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这给读者以作者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是“冷眼旁观”地进行叙述的感觉。如果说前三章中，作者是在以“我”的经历与感受引领读者近距离感受并融入所述故事的话；那么，在第四章中作者则冷静地抽出身来以旁观者的身份远距离地与读者一起欣赏这部讲述月兰悲惨命运的情景短剧。这样，作者就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从近距离与远距离两个角度向读者讲述了所述故事。
戏仿。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虽然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孝敬父母、替父从军、男扮女装等内容，但却把中国古典文学中宣扬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通过戏仿的写作手法，转变成了追求自由爱情、达到女性解放、实现个人价值的好莱坞式的女英雄形象。其次，汤亭亭戏仿了岳母刺字的具体情节。刺字者由岳母变成了花木兰的父亲，被刺字者由抗金英雄岳飞变成了巾帼英雄花木兰，刺的字由“精忠报国”变成了报仇雪恨的誓言。花木兰背上被刺的字时刻提醒她不要忘记华裔身份，要捍卫自己的种族，铭记自己的历史。这些字就“像军队，像我的军队”。
拼贴。汤亭亭高超且巧妙地运用了拼贴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从中国古典文学、神话传说、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红色中国的土地改革到个人经历、移民问题、代沟、女权运动，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学，将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融为一体。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拼盘。除了对花木兰这个经典形象进行拼贴外，汤亭亭在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借用了蔡文姬这一中国历史人物形象对其进行拼贴式的再创造。在汤亭亭的笔下，蔡文姬不再是东汉末年不幸被掳掠，嫁给匈奴后被重金赎回，又遭受母子分离的悲情女子，而是被塑造成与匈奴丈夫夫妻恩爱，共同抗敌，思念故国的感情丰富的女性形象。汤亭亭借蔡文姬形象的再塑造，体现出作为美国社会边缘的华裔女性，面对中美文化的碰撞夹击，面对滚滚而来的女权主义浪潮，不再保持沉默，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寻求自身的身份。
迷宫。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营造出一种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无序结构。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作为一名中国女孩，受到花木兰故事的启发，决定“必须成为女武士”。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我”变成了花木兰，女扮男装征战沙场。“我”和花木兰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的暗示或者提醒，令读者一头雾水，难以区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从而体现出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在第三章《巫医》中，“我”讲述了母亲学生时代在宿舍捉鬼的离奇故事。在母亲讲完捉鬼故事之后，汤亭亭写到：“当烟雾散尽，我想我母亲是说她和同学们在床脚下找到了一块滴血的木头”。读者刚刚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却因为“我”对母亲的话的质疑和评论，再次陷入扑朔迷离之中。在小说中既没有确定的答案，也没有柳暗花明的转折，这种有象无意的迷宫式写作技巧凸显了小说的不确定性。
零散叙事。《女勇士》第一章的主人公无名氏姑姑在以后的四部分中再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主人公从幻化成花木兰的“我”、母亲以及姨妈月兰，到再次幻化成蔡文姬的“我”。这种零散的结构让读者有雾里看花的模糊感。汤亭亭在各章之间没有采取直线叙事模式，使小说呈跳跃式前进，不同主人公交替出现，没有共同的叙事背景，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宏大叙事。她将各种零散的片段串联在一起，让小说的主题不言自明，即华裔女性摆脱美国社会边缘人的地位，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蜕变过程，刻画她们的果敢与担当，描述她们在中美文化夹击中的艰难处境。
互文性。在《女勇士》中，互文性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历史故事中花木兰和蔡文姬的人物形象的戏仿和拼贴；其次，在故事情节，甚至细节描写方面，互文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进山修炼，偶遇“小白兔”。兔子自己主动跳入火堆，变成兔肉，为“我”果腹。“我吃着兔肉，心里明白兔子是为我做出自我牺牲的”。这不仅让人想起敦煌壁画中所描画的早期佛经中“萨捶那太子舍身喂虎”的情节。在小说中，佛经中“虎”幻化为“我”，佛经中的“萨捶那太子”幻化为“小白兔”。“小白兔”的情节又与西方经典童话《爱丽丝仙境漫游》不谋而合。这种中西方故事人物和情节的混淆，凸显出小说互文性的特点，表现出美国华裔已经将中美文化的交织融入到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

D. 汤婷婷的个人作品

汤教授三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使她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成为美国作家中，作品被各种文选收闹蚂录最高、大学讲坛讲授最多、大学生阅读得最多的作品之一。她的作品《The woman warrior》在世界各地发行并有多种语文的译本。计有中译本（1977）、瑞典文译本（1978）、法文译本（1979）、荷兰文译本（1980）、日本译本（1983）和意大利文译本（1992）。而她的第二部作品《China men》有日本文译本《中国人》（1983），有中译本《金山勇液历埋士》（1980），《金烂哗山华人》（1985）和《中国佬》（2000）等。其他著作尚有《Hawaii one summer》，《Through the black curtain》及即将出版的《The fifth book of peace》等。她的名著《The woman warrior》改编而成的电视剧，被USA Today评为一九九五年度最佳电视剧。

E. 美国文学少年反叛形象的作品有哪些

反叛的华裔少年形象
在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无疑是自70年代后期以来最享有盛誉的作家。她的《女勇士》在美国当代华裔文学中举足轻重，是多元文化的经典作品，该小说更被盛赞为“振兴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力作”。
《女勇士》中的“我”是一个思绪杂乱，充满反抗精神的愤怒女孩，她对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美国的价值观都持质疑态度。小说中的女儿在学校里耳濡目染的是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但在家里她的母亲却给她讲各种中国故事。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她认为母亲的故事胡编乱造且前后矛盾。她质疑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文化的真实性，她憎恨白人老板使用“黄奴”这样的种族歧视话语，讨厌华人女孩为使自己有美国女人味讲话时的拿声拿调。她觉得在“美国的生活令人沮丧”。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教她“我长大后会成人妻，给人当牛做马，但她又教我唱女勇士之歌‘花木兰’。我长大还得做女勇士”，为什么中国人守口如瓶，“却能保持五千年的文化亘古不变”。在小说中，“我”不停地进行质疑或反驳，痛苦地寻求着关于“自我”的解答。在姑姑自杀这件事上，母亲不希望女儿把此事传出去，但在美国长大的“我”却偏偏告诉了别人。与其母亲的见解截然相反，“我”认为姑姑死得壮烈，姑姑的行为值得敬佩，姑姑以死挑战了封建社会。小说中的女儿常抱怨中国文化妨碍了她的成功，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的截然不同导致了她出现了很多文化困惑。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令她烦躁，她曾一度想离家出走。她的离家出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她想离开母亲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及语言习惯及与中国的传统分离。在此，华裔移民后代对于美国文化中叛逆精神的推崇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父母倾向于把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灌输给孩子们，而其在美国出生的后代主要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并已完全适应接受了美国风俗习惯及文化价值观，他们无法认同中国文化，因而自然排斥这些传统思想，这样冲突就必然会产生。小说女租森茄主人公不得不面对如何克服文化困惑、解决母女冲突、协调与母亲以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他们本身又难以被白人主宰的美国社会完全接受。华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虽然取得了合法的美国公民资格，但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与困惑以及新一代华裔的内心失落。内心的困惑和焦虑及无归属感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他者”身份。小说《女勇士》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和对中国历史传说的改写，深度展现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文化心态，展示了一个极为反叛的强大的女主人公形象。汤亭亭让作为主人公的女儿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化困惑与冲突，并经过认识上的转变，最终实现了对母亲以及由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说明了作为美国公民的“我”认同中国文化之根。
《华女阿五弊察》与《女勇士》虽是两部写作风格迥异的描写少女成长的小说，但它们共同反映了唐人街的第二代华裔少女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成长的困惑，展现了华裔青少年成长的觉醒、坚强意志以及与命运的不懈抗争。中国文化背景和华裔移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融合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各民族之间及多文化之间只有通过平等对话才能更好地相互沟通，将冲突转化为融合。春锋

F. 女性主义文学经典作家有哪些

女性主义作家主要集中在国外
节选如下：
1.早期：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Geroge Benard Shaw 的Pygmalion, Alfred Lord Tennyson的The lady of Sharlott. 还有Robert Browning 的My Ladt Dutchess等等可以发掘出女性意识的启蒙，其实很推荐的还有Emily Dickson的诗，很多女性主义的元素，但她的诗有些难懂，可以尝试一下～
2.后期最重要的也是我最爱的哈哈就是Virginia Woolf 了，关于女性主义很重要的一部小说 Orlando涉及了雌雄同体这个话题，另外还有她的短篇The new Dress探讨了社会对女性和外貌，着装的话题。 再来有Louisa May Alcott的Behind a Mask 故事有点血腥，但自己认为她是女性主义小说里女性的很重要一次转身。类似还有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的The Yellow Wallpaper，也就是疯女人（hysteria），关于这个话题还可以比较《简爱》中阁楼上疯女人的角色。
补充，题主在考虑女性主义这个话题时要特别注意不仅是性别话题，还应关注到女性的阶级问题，以及种族问题，比如黑人女性所倡导的女性主义和白人女性口中的女性主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最后强烈推荐波伏娃的《第二性》，堪称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

G. 能不能帮我下载一下百度文库里面的一篇文章，谢谢

浅谈木兰形象的跨文化书写
[摘要] 经典题材的重写日渐为文学研究所关注,而木兰形象在当代的跨文化改写超出了传统的民族或国别文学范围。本文在梳理木兰传说的历代版本的同时,重点关注木兰传说的当代版本,考察在跨文化书写的过程中,木兰形象的变迁及其文化意义的历史建构。

[关键词] 木兰 形象变迁 跨文化书写 意义

花木兰是我国文学史上经典的女英雄形象之一。从乐府《木兰诗》起,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历代被一再重写,木兰的形象在众口相传及文艺再现中不断推陈出新。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在当代的跨文化语境下,出现了木兰题材的多类文本,其文学艺术样式包括小说、电影、电视剧,创作国家和地区更跨越大陆、台湾和美国。其中,尤引起广泛关注的,是迪斯尼1998年推出的动画片《花木兰》,大众媒体的传播和迪斯尼成熟的制作营销体系促成了木兰传奇跨文化文本的产生和推广。

对于经典题材的重写原本就是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而木兰形象在当代的跨文化改写超出了传统的民族或国别文学范蚂芦围,因而产生了更多值得思考的新课题。木兰形象的跨文化书写,折射出了传统文化符号在社会闹陆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演变,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全球化时代民族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社会性别秩序等课题。本文在梳理木兰传闷弯带说的历代版本的同时,重点关注木兰传说的当代版本,考察在跨文化书写的过程中,木兰形象的变迁及其文化意义的历史建构,并最终将视线拉回国内。

作为我国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木兰传说的各代改写版本屡见不鲜(木兰故事最早见于南北朝民歌《木兰辞》,该诗最早见录于南朝陈朝人释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又存录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十二首》。这首以五言为主,杂以七言、九言句的叙事诗歌在中国广为传唱。木兰故事第一个著名的改编者是唐代名将韦元甫,他将原诗中第一人称叙事改为第三人称,删除原诗的雌雄兔譬喻,增加了对木兰忠孝思想的赞美。花木兰故事的第二次重要改编是明万历年间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生性狷介的徐渭将其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注入了这一古老传奇。此外,明人朱国贞《涌幢小品》的《木兰将军》一篇、清代《北魏奇诗闺孝烈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木兰故事在原有框架上进行了改写),但第一个真正以美国读者为受众,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海外版本,是当代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

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了代表作《女勇士》。长篇小说《女勇士》全名为《女勇士——一个在鬼魂中长大的女孩记忆》(The Woman Warrior: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其重点章节取材于木兰传说,是木兰传说在美国的第一个知名版本。《女勇士》因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象、奇特的叙述视角在当代美

H. 第一，新马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有什么作用第二，如何看待海外华人文学的中国想象

(一)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族为中心、以马来族、华族、印族为基础，联合其他少数民族而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会，因此，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文学也就是多元民族的文学，其中主要是由马来族、华族、印族、英吉利（1）四大文学源流所构成的。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学源流，尽管有着原来各自不同的内容、形式、风格特点和色彩，可是经过长期的互相影响，互相融汇与共同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因素，却又渐次地使它们汇合而组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因为就它们现在所反映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现实，所表现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而论，它们又是统一的和相近的。目前新加坡、马来西来各族文学的形式与特点、风格与语言，虽仍各有所异，但却无阻于新马文学艺术的发展；相反地，倒是有助于丰富和充实它的体系。马来族、华族、印族和英吉利各文学源流都把各自原来的艺术的成就，带进了统一的新马文学这一新的总体里面。
新马华族文学，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新马的文学艺术史上。由于新马华族文学具有其原先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华族在新马爱国独立运动实践中的某些优点和特点，使它能够在新马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并在新马独立后的建设国家的现阶段中，仍然保持着相当显著和重要的地位。
新马文学既然在新马国家独立和建设，及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来对它进行较有系统的研究总结，就显得极为迫切和有需要了。
六十年来，新马华族文学作家通过他们的无数创作实践、文学活动和理论建设，逐渐地探索和认识，将这原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萌芽起来的侨民文学，发展成为当今新马民族文学的一个极为重竖氏要的、独世纤樱特的，然而又是与其他新马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的华族文学，并将它原先隶属于中国文学主流的侨民意识，改变为热爱新马社会，服务于新马各族人民的爱国文学，从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在风格上和语言上，在具体作品中的主题与题材，在地方色彩与艺术语言特色等等方面，相当完整了创建了自己的独特体系。这个独特体系既是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而又区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色。
新马华族文学的实质就是这些，也即是它的概念的内涵。
且让我们先从“民族”这个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的原理出发来考察吧。
有关的民族学说，早在几十年前就总结出：所谓“民族“，乃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搜丛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而只有当上述四个特征全部具备了的时候，民族整体的实质才算被肯定下来，否则就不成为民族的完整定义。
新马的华族，原先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前者与后者本来具有共同的起源和稳定的四个民族特征的，但由于前者移居新马地区之后，两者就开始沿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发展，也即是说，当一部份的中华民族离开了中国这个地域，来到新马这个新环境定居下来之后，民族原有的四个特征在它身上就逐渐产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共同地域这个特征的消失。新马地区和中国地区是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活于不同地域上的一个民族，必然要发生分化，例如，从英国本土迁移美洲的英国人，从非洲大陆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或如从十四世纪进入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印尼族一样，他们在新的地域里逐渐丧失原本的某些民族特征，而逐渐产生新的特征，逐渐发展形成为新的民族的因素。
新马和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香港）不仅是两个不同的地域。同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单元，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因而也就必然有着不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有着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经济生活。我们知道，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构成统一民族整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影响着和制约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变化，因此，新马华族原来具有的中华民族的心理质素、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也随着地域和经济生活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民族性格、心理素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的逐渐消失与变化，大都明显地表现于日常生活中的风土人情、习俗情调、思想作风、语言艺术的地方色彩方面。目前新马华族的共同用语与中华民族的共同用语——普通话又或者是闽、粤、潮、客等地方方言，虽然仍然具有大致相同的语法结构、语汇、词义和修辞法，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新马华族的语言，已经在一些程度上吸取了马来语和英语的语汇和词句，甚至某些的语法结构的特色。这主要是由于作为语言的物质基础、内容与生命力的民族经济生活，已完全不同了。新马华族的语言，必将随着新马民族生活的现实条件，以及时间岁月的转移变化、发展，以致越来越在程度上区别于中华民族的本土语言。
作为人们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对于中华民族部分移居新马地区的成员来说，现在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完整特征。虽然在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两个特征上，新马华族还具有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这两个带决定意义的特征，已经完全丧失和改变。因此，新马华族就不可能再作为中华民族这个稳定共同体的一个因子或者组成部份了，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里逐渐地形成自身独特的、新的稳定共同体。诚如民族学说所阐述的一样；民族的四个特征，只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完整定义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在此同时，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即是现在还不能因为新马华族既已不属于中华民族的这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于是就简单地将它与新马的马来族、印族等族裔笼统地指为已形成了新的稳定共同体，也即统一的新马民族。因为根据目前现有的民族组成的情况来看，新马民族这个共同体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没有进入它的稳定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预计，经过若干漫长的年代之后，它最终才有可能进入稳定的阶段，成为统一的稳定共同体。总之，新马华族现在正处于缓慢地走向与新马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会，相互同化的过渡阶段。目前新马的华族不但仍然保持着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同时也缓慢地具有越来越多的新马其他民族的某些特色，也即民族原属性的蜕变、演化时期的双重性和多重性。同样的道理，新马其他各族原属性中，如马来族和印度族也渐渐地参合着华族和其他族属的某些特色，特别是在语言的沟通交流与文化上的表情达意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
非常明显，从民族的定义上来说，新马华族既是新马民族和国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根本有别于侨居于其他国家的中华民族的侨民的地位，这是新马华族的独特的症候。从文学艺术的意义来说，即是新马华族文学的独特体系的第一个特征。
（二）
建国六十年，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发展壮大，形象学（imagologie）作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日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成描述的“异国”形象，诸如“晚清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战后日本文学中的美国形象”等。异国形象属于一个作家或某个群体对一种文学或一个社会的想象，比如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就这样描写东方人眼里的西方：“我的视线一直都紧盯着马克，他在足球场上来回跑动的身影健康生动，那一头金发在风中飘扬，飘扬的也是我的一场异国情梦。……”（第十八章）“他（胡安）是个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岁的样子，高大、健壮、英俊，一头栗色的髦毛，浅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显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金发的马克、栗发的胡安，这些高大健壮的西方男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异国形象。
在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由于作家创作环境的改变，作品设定的背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国形象”。在分析这种特殊的“异国形象”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所谓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指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发轫于大陆学子负笈海外的留学生文学，以及由此而衍生和延续的一批又一批华人新移民作家二十余年来的海外创作”。这些有机会跨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或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扑面而来的西风，以及生活、学习、工作等环境的变迁、更易，生存的挑战加之文化的巨大反差和冲击等，使这些中国人有机会站在一个不同角度，用一种与国内大众不同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世界，他们既兴奋又茫然，新鲜感与危机感并存，踌躇满志与举步维坚交识，感受颇深，感慨良多，厚积而薄发，汇成文字，不吐不快。在这些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出现之前，海外文学作品中并不乏中国人的身影，而且有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形象还很多，并且这些中国形象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显著又微妙的变化，在海外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在各个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stereotype）像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所创造出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就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中国及中国人扮演的是一种完美的正确形象，中国富庶文明，中国人则是仁慈、勤勉，富有智慧与高尚德行。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入侵，曾经的传奇国度在西方人眼中已是日薄西山，19世纪至20世纪中前期，在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丑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国人的形象也由聪明、勤奋、坚强一变而成愚昧、奸诈、贪婪、怯懦，保守，缺乏理性，道德沧丧，而且自19世纪以后，这种对中国的认识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西方文学中自然也相应地创造出了这种认识下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se）、“付满楚博士”（Dr. Fu Man Chu）、“查理·陈”（Charlie Chan）等，虽说关于异族形象的套话是由作家创造的，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因为作家对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是自我关于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不管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绝望与恐惧的产物。那么，在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当中，由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它们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还是一个根据西方文化和自我需要而构造出来的虚幻？
在早期的移民文学中，由于生存环境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表现新移民在海外的特殊遭遇，新鲜感受和奋斗历程为主，带有个人观感性、宣泄性、经验性的特点，在题材和内容上不约而同地套用“个人奋斗+乡愁+情感冲突”的模式，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作品被冠以“早期华人新移民文学开山之作”的美誉，这些作品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成为国内当时大多数长期身处闭塞环境中的中国人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但是在这种套路下创造出的作品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它们可以反映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艰辛，能够催人泪下，却难以发人深思，缺少冷静的哲学思考。早期移民文学中创造出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东方人的传统美德：勤劳吃苦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异乡意识——乡愁情结。
与早期的移民文学相比，现在的新移民文学有了更多的变化。由于完成了从留学到学留，从侨民到移民的变迁，观念上接受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身份观念的变化对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者们的创作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移民的身份，使他们获得了比留学生时代要稳定、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视野大为开阔了，接触社会更为广泛深入了。随着生活领域和认知领域的不断拓宽以及创作的日趋多元与成熟，使创作者逐步摆脱了早期移民文学题材的局限与俗套，而将创作题材拓宽到对新一代人命运的思考，以及探讨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挣扎求存的新生活的多层面折射及其心态的表现。以旅美女作家吕红创作的长篇小说《美国情人》为例。在《美国情人》一书中，不仅讲述主人公芯离别故土亲人，在寻梦中挣扎、奋斗，经历了个人恩怨和情感的种种挫折和磨练，终获事业成功的故事，还生动描写了某些新移民成为“边缘人”之后如何寻找“身份认同”的经历。在对边缘人心态及生存状态的细腻刻划中，凸显少数弱势族群在异乡生存的艰难，以及种族冲突、文化冲突、性别冲突带来的各种人生滋味。围绕着许多异乡漂泊男女的遭遇，不同层次的移民心路，写尽寻梦者的苦乐悲欢，不同的社会压力及欲望驱使下的人生百态。无论是华文媒体从业者，还是学校老师，是小生意老板，或是餐馆大厨，甚至是沦落风尘的按摩女，情场决斗的“第三者”，都以鲜活的形象表现出了斑驳陆离的海外人物众生相。在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叠加交识、光影交错的空间中，描写了一种属于现代人的痛苦，刻画了一种新的海外“中国形象”。这些人追求自由，却不知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号称“自由之国”的美国。他们的苦苦追求往往使自己又陷于新的枷锁之中，在不断的渴望中行动，然而过多的渴望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落空，而形成更深的痛苦与挣扎。带着这种宏观性的思考，《美国情人》展现了一幅有着广阔社会历史内涵的北美移民生活的新画卷，对中国形象的创造与展示也摆脱了以往整个民族千面一人的感觉，不再是单薄的符号形式了。
另一方面，由于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作家的加入，使新移民文学的视野又扩大加深了。像以汤亭亭（Maxin Hong Kinston）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作家 ，在他们的作品中则创造出了有别于真实中国的中国形象。汤亭亭作为华人的第二代，她从小就生活在西方语境中，身有中国血统却从未真正涉足中国本土，与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没有直接的接触，这种“香蕉人”的特别身份使他们的话语系统既不完全等同西方社会，又与中国本土大相径庭。像汤亭亭，她在作品中对中国（包括文化传统等）的各种描写就多是出自想象。在这种意义上，汤亭亭他们就是立足于西方的语境来描绘中国这个在她看来属于“异国”的形象。汤亭亭的作品最有特色、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她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神话典故的改写上。这一点在《中国佬》（China Men）中尤为突出。《中国佬》是汤亭亭的一部美国获奖小说，记载的是中国移民在美国历经种种磨难，求得生存发展的痛苦历程，以反映处于美国边缘文化的华裔独特的经历和心态。汤亭亭在这部小说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涉及多方面，并非只是单一的形象。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在文学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综合。以《中国佬》为例，其中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叙述涉及到三个层面：一是对中国形象的本土叙述。这各叙述有几个来源：其一是取自中国的文学典故，其二是描写中国的有关风物、景物，也包含着一些套话，像旗袍小褂、日常饮食、文房四宝、中国的文学经典、中国婚俗等套话，这些套话的引用在于“套话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是这种文化的缩影”。做为第二代华人，汤亭亭她们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家族长辈口耳相传的叙说方式来间接接触的。这种认知方式在讲述的过程中无疑会发生变化，汤亭亭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随意处理是一个重新创造、重新阐释的过程；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国化。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就改写了《镜花缘》中唐敖游女儿国的经历，把故事的地理背景由女儿国变为金山，即美国旧金山。唐敖是华人淘金者的缩影，他在女儿国历经生理、心理上的各种磨难，也就是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经历的缩影；三是变西方经典为中国式的传奇。在《中国佬》中“檀香山的曾祖父”一章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曾祖父讲述猫耳王子的故事，明为中国的民间故事实则是取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更确切地说是弥达斯的驴耳故事的翻版。这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被乔叟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汤亭亭另辟蹊径，将国王驴耳的西方经典民间故事改成了一个中国式的传奇故事。通过汤亭亭为代表的第二代华人作家的叙述，人们可以看到出现在书中的中国及中国形象是他们通过他们的父母亲和其他华人告诉他们的故事，再经过他们年轻的心灵的重述和润色而诞生的，他们写的不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而是美籍华人的故事。他们在笔下赋予了中国这个在他们这一代看来是“异国”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以新的形象，他们创造出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又独立于美国主流文化，融汇了这两种文化的崭新的文学形象。
从西方文学中的“他者”形象，到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断地进行蒸馏，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在这些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当中，一方面我们能够感触到中国文化的脉动，将它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延伸，另一方面，这种蒸馏的过程，也是文化交融汇合的环节。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被投射，这种被看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中国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通过文学形象的变迁、丰富来发现许多曾经是盲点的部位，进行一些有益的深刻思索，通过文学形象内涵的多元化来达到突破视界的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