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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作品短篇小说母亲形象

发布时间: 2023-03-31 05:04:05

Ⅰ 萧红《生死场》中三个女人的形象分析

麻面婆:虽生犹死

首先,萧红塑造的一类女性形象逆来顺受,完全不抵抗,绝对服从男人。这
类形象以麻面婆为代表。作者这样描述麻面婆: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
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
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
她的性情不好反抗,
不好斗争,
她的心像永稿皮雹远贮藏着悲
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
[3]
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因为丢羊而
变得“面孔和马脸一样长”
[4]
的时候,握哗她“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
[5]

这是一个任劳任怨且软弱的女人,
男人就是她的天,
丈夫就是她的一切。

的视线仅仅是她的破旧的茅屋和粗暴的丈夫,
她的眼睛看不到除此键帆之外的其他景
象。
在这狭隘的天空下,
这个女人麻木地生活着,
并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

Ⅱ 用萧红的写法写作文

1. 介绍一种植物作文用萧红的写法

一身又尖又长的刺,又大又扁的茎就组成了我喜欢的仙人掌。

仙人掌的刺其实是它的叶,又大又绿像手掌般大小的茎里有许多宝贵东西呢!仙人掌跟其它的花不一样。有的花在晚上释放二氧化碳,而仙人掌在晚间释放氧气。仙人掌也有用“武”之地呢!它可以药用、排毒,还可以解渴。开花时还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它的刺无比尖锐锋利,有一次我还救了我家仙人掌一命呢!不过我的手还被它扎肿了。我妈妈几乎半年没浇过一次水了,我给仙人掌浇了一点水,它才有了精神。妈妈一见还夸我,幸亏浇了水才让它能复活。

2. 写萧红的作文,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遇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写信结识鲁迅,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 抗日作家 的地位。

我认为你可以把她在困难中奋斗的精神渲染一下,例如爱国,不屈,顽强,面对挫折不低头等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谢谢。

3. 仿写萧红的《祖父》,写一篇作文,也要有像祖父一样宠爱自己的人,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含缺十多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凳迟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4. 写萧红的童年作文5oo

她的枣老李脸上有一双带着稚气的、被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美丽的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葡萄。

这孩子黑虎头似的脸上,生着一对铜铃一般的大眼睛,十分精神。

他的眉毛时而紧紧地皱起,眉宇间形成一个问号;时而愉快地舒展,像个感叹号。

他那红嘟嘟地脸蛋闪着光亮,像九月里熟透地苹果一样。

他地耳朵白里透红,耳轮分明,外圈和里圈很匀称,像是一件雕刻出来地艺术品。

她那张小嘴巴蕴藏着丰富的表情:高兴时,撇撇嘴,扮个鬼脸;生气时,撅起的小嘴能挂住一把小油壶。从这张嘴巴说出的话,有时能让人气得火冒三丈,抽泣不止,有时却让人忍俊不禁,大笑不已。

李老师有一头漂亮得头发,乌黑油亮,又浓又密,她站在阳光下,轻轻地一摇头,那头发就会闪出五颜六色地光环。

我地同学萧红,梳着一条大辫子,黑亮黑亮的,浓浓的眉毛下嵌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看起来蛮漂亮的。

5. 萧红 中所用的写作手法是

本篇叙说的是一个农家女孩在校寄读的故事。

女主角王亚明出身染匠之家,十分珍惜家里供她上学的机会,勤勉好学,却因为劳作给她的一双黑手和贫寒的出身、土气的习惯、朴实的言行,遭到校长、舍监和众多同学的歧视与羞辱,困难重重,最后被迫离校。作者突出人的精神处境,它是由经济地位转化而来的,具有社会伦理学的内容。

小说用第一人称,采取客观写实的手法,结构严谨,长于刻画,人物的个性描写是成功的。 转篇东东你参考: 读萧红短篇小说《手》有感 作者:竺伟波 小说《手》讲述的是:一个乡下染匠的女儿,满怀读书的理想来到城里念中学,就由于她有一双因劳动而染黑的手,这便成了她洗刷不掉的耻辱,受尽歧视,最后被赶出校门。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有力地鞭挞了贫富悬殊而又金钱至上的罪恶社会,同时发出了争取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正义呼声。 小说主人公王亚明的形象被塑造得较为厚实、凝重。

王亚明在家时,常年把手浸泡在染缸里劳作,她的手从指甲到手腕以上都变成了“黑的,蓝的,又好像紫的”,同学们因此常嘲笑她。于是在父亲来学校看她时,她就向父亲要了手套。

可父亲把手套给了她,在同学们面前她却说:“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这种矛盾的做法,微妙地传达出她内心的羞怯。

当校长让她父亲到接待室去坐坐,她父亲因害怕收费,竟被吓跑了。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到接待室谈话要不要钱。

“我”答不要钱,她说:“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自尊自爱的她是那样敏感,随时随处都担心别人讥笑。

即使她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也从不与人计较。她误用了一个同学的铁锅,那个同学咆哮着把锅踢翻,又把鸡蛋“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而王亚明不但没有去争执,还一边收拾着残局,一边惋惜着那只被弃置的铁锅。

作品采用对比的手法,着意描写了另一双手——女校长的手:“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她(校长)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王亚明的领口……”而王亚明此时却用“青手捧着眼泪”;校长看到“已经落到地板上的”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竟“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而饱尝一顿粗言恶语的王亚明却“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大风哭了……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给人留下印象尤深的是:校长用她那黑色漆皮鞋,那亮晶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并且又踏了一脚地板上王亚明的那只肥大的手套,读到这里,让人不禁感到,校长那只脚岂止是踏在王亚明的手套上,而是对她人格尊严的粗暴践踏!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

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必得留下一个痕迹。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这便是她一生中最后一课。直到晚上,她的父亲还没有来接她,她不得不又在那长椅上展开已经捆束起来的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学校既是她留恋的地方,又是让她伤心的地方;她不愿离开,却必须离开;她准备马上离开,却又得延后一天———这是多么难耐的折磨,多么裂心的痛苦!然而悲剧并未止于此,当随父亲即将回家的时候,她依然“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说:“再来,把书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 王亚明已经有了那么的不幸,却仍然没有彻底幻灭,这就更深化了王亚明悲剧的意义。

作品在这里一波三折,一再创造悲戚氛围,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力。那么,究竟是谁迫使王亚明离开学校的,也就是说造成王亚明读书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当然是那个贫富悬殊而又金钱至上的罪恶社会。

王亚明的父亲送她上城里念书,只是为了让她能“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而王亚明呢?除了对学习的渴求外,还希望将来能教自己的妹妹,就是怀着这样朴素的愿望,全家人把吃咸盐的钱都拿出来供她,她才有了进城读书的机会,然而在那黑暗的时代,社会不容许底层人民有如此“非分”之想。校长停了她的早操,是因为她有一双“铁手”,而“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她们常常停在外面看的”;校长那次严厉的训斥,是因为学校来了参观的人,她没有及时躲开,而她的衣裳颜色太旧,有碍观瞻;最后,校长连考试都没让她参加,就把她撵回家去,还是因为她是穷人家的孩子。

在这个富人的世界里,金钱是万能的。 可以说,这病态的社会,造就了一批病态的人。

王亚明忍辱负重,潜心攻读,到头来连考试的资格也给取消了,怅然地离开了学校。她那读英文吃力的声音,蜷曲地睡在走廊过道椅子上的苦寂,手套被校长踏过后的隐隐啜泣……必将长久回荡、叠印在她的心头,化作人生的凄风苦雨。

掩卷,我们深切地同情王亚明的悲凉命运,愤慨于那罪恶的世道,我们也惊叹于作者那巧妙的笔法。作者以短小的篇幅,塑造了个性。

6. 写给萧红的一封信400字

萧红,童年里的家人貌似只有她祖父,而祖父也是爱她的。假如没有祖父,萧红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忆她的童年吧。但祖父走得早,而后的萧红便离家出走了,过上漂泊无依的生活。其实也不能说是漂泊无依,一路的生活下来,萧红也是曾有过依靠的。其表哥陆哲舜,其未婚夫,萧军、端木以及短暂的骆宾基。但是,也许是因为萧红太贪心,也许是因为她命不好,一路的人,谁也没有为她带去持久的爱与稳定。而加上一个不争气的时代,萧红这样的人,不死,又能怎么活呢?

很多人提起萧红,记忆的也许主要还是她的感情寄托。这也没错,毕竟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妻子、母亲。而作为女人,无论是幼时的她,或是成年的她,似乎一辈子都在寻求那份感情的寄托。而每次的寄托都会换来破灭,所以她只能逃亡。祖父死了,离家出走;表哥走了,回到了家;家里容不下,便再次出走找到了未婚夫;未婚夫走了,遇到了萧军;萧军,最为难忘的一段;永远的分开了,端木;端木未能尽意,虽有骆宾基在侧,但那时真正陪伴她的就只有病床和死亡了。死去,葬在了浅浅的浅水湾,守着一口平静的海面。但也许,你早已和大海融为一体,去畅游那无垠的自由,或是再次遭受着无边的寂寞。或未可定。

萧红的一生,也许心里的那份沉重永远只属于萧军,因为他们共患难过,也相守过。而于萧军,心里也有萧红,但他心里还有其它。感情可以是萧军的寄托,但不会成为他的全部,特别是在那样的年代里。而遗憾的是,感情于萧红讲,却是其终身寻求的寄托与全部的希望所在。也许,萧红真正想要的只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可以好好休息,一个足够起居,一个有美丽,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地方。但再次遗憾的是,她的这些却没有哪一刻达成了。因为她深刻的明白,在这一切的前提之上,还应有一个男人,爱她,呵护她,也让她爱,让她呵护,一起生活。但是前提没能实现,所以即使有了所谓的一切,也不过是一场空虚寂寞的梦罢了。梦醒了,终归还是要痛的。还是要寻找的。

萧红也是一个作家。一个写自己想写的作家。也许,萧红只是想写出她所看到的和与她有关的。但写者有意,读者无心。读者更多的是借萧红之眼与笔去突出了那个年代的悲哀。可是,那种悲哀与萧红又有何干呢?即使那种时代的悲哀是杀死萧红的凶手之一,但我相信,萧红不怪它。既不怪它,也如也不爱它一样。也许,这也成了许多人去攻讦萧红的原因,包括曾经的自己。认为在那个年代居然只写些轻浮的文字,不懂得革命与大义,算什么作家!但是,我错了。革命与否,大义与否,且不论。一个时代,只有尊重人的时代,也只有让自己尊重自己的时代,才是好时代。而如果仅仅因为萧红在那个时代尊重了自己而去责骂她,并且理由还是她未能为了新的尊重人的时代而努力的话,那就错了。只会反问,一个连现在都不懂得尊重人的时代,难道经过一番杀戮之后,就能变成一个尊重的时代?变成一个让我们尊重的时代?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里,萧军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聂绀弩可以有,丁玲可以有,胡风可以有,鲁迅可以有,萧红也可以有。根本不需要将这种问题拿出来讨论。那些叫嚣着要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居心不良。而纵观近代历史,哪一次的这样的讨论不是带来了一场新的杀戮?不是显示出了道义的苍白?人性的丑陋?萧红没有资格承担这些。她和历史上众多的无名之辈一样,都没有资格。她只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寄托而已……

萧红的死,死于疾病之类。人类的肉体大体都会经历这样的死,生活不认真之辈也会得到这样的死,天生病体的人也是这样的死。所以,既然她都已经死了,就无需再为那份死考证出过多的死因。一个女人死了,一个妻子死了,一个母亲死了。作为母亲,萧红确实该被骂!无论她有多么正当的理由,但事实就是她虐待了两个孩子。那些会在这件事上为萧红辩护之人,请摸着你的良心,看看你的人性是否还在。假如,你就是那个孩子呢?有处在孩子的立场上为其想过吗?有没有想过你的辩护之词实质上是在唾弃新生命?作为妻子,其实萧红不幸福。虽然“妻子”这种头衔于她来说也无足轻重,但若是妻子是代表着稳定与安宁以及感情的寄托与回应,那我想萧红还是会欣然接受的吧?作为女人,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五个男人,三十几年,就是她作为女人的全部。五个男人,不可耻,三十几年,何谓可惜?这样的命运其实在如今的底层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有的。只是,难以计数。并且,那些被我们遗忘了,而萧红的故事却为人所知。罢了。

萧红,想说的也就这些了。这是悲剧吗?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萧红,而我也不想成为萧红,我也不想自己身边之人成为她。萧红不值得深记,还她一份安宁吧?相信转世的她,会不一样。

相信自己这样想,对萧红来说,也是幸福的。

她,原名张乃莹。

7. 模仿萧红《祖父》写一个作文500字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8. 萧红全文读后感400字作文怎么写

今年寒假我看了《小学生萧红读本》原本我以为她是一位文静,厚重的受人们爱戴的大作家,没有想到萧红小时候也有一段淘气顽皮但很幸福快乐的时光。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带着家人去看野台子戏的这一篇,在看戏时,人们都象过节一样打扮得很干净,特别是姑娘们,个个把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刘海线剪得一刀齐,有胭脂的擦上了粉红的胭脂,还穿上了新衣服,有藕荷色的,有银灰色的,有的姑娘觉得还不够漂亮,在上面装饰了一下。

头辫梳得一丝不乱,扎了红辫根,绿辫俏,也有扎了水红的,也有扎了蛋青的,打扮得可清秀了呢!戏台上那些演员们更是个个打扮的光彩照人,再加上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在现代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场景,就在婚礼上。参加婚礼的女士们也个个打扮得很美丽。

有的穿上了礼服;有的穿上了高跟鞋;有的在胸前挂串珍珠项链条;有的在头发上装饰了一下次;还有的特意化了妆,个个有如七仙女下凡,貌美如花。男方的女方的亲人,亲戚,朋友,同事都来了,大家欢聚在一起祝福他们。

终于新娘出现了,她身穿美丽的婚纱,头戴雪白的头纱,手上戴謓闪耀的钻戒,脚上穿着晶莹剔透的高跟鞋。当新郎新娘同站在舞台上时,舞台格外耀眼,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舞台上。

新郎新娘不就像戏台子上的那光彩夺目的女主角和男主角吗?读了这本书让我颇有感受,童年原来这么重要,这么幸福,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

Ⅲ 她不是作,只是命苦!——悲情作家萧红

1911年,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黑龙江呼兰县一模唤户地主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就是位列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

按旧时“男占2、5、8,女占3、6、9”的迷信说法,五月初五出生的女孩命运不济。于是,父亲将其生日改为五月初六。只可惜,仍没改变她多舛的一生。

萧红原名张廼莹,八岁丧母,父亲是知识分子,先后做过教员、校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位。

按说这样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性情本应儒雅敦厚。事实却恰恰相反。 萧红的父亲性情寡淡,上对长辈、下对子女旦饥凯,皆为冷漠。

生母死后,后母进门,父亲越发严苛,时常打骂萧红。这与萧红倔强的性格不无关系。

据亲人回忆,萧红刚出生不久,母亲为了让她安睡,用包布裹住她的手脚,还未满月的她就懂得拼力挣扎肢裂。邻居大婶见状笑说:“这孩子长大后肯定是个“碴子”!

果被其言中,萧红童年就显露出桀骜不驯的性格。身为大家闺秀的她,像男孩一样爬树掏鸟窝,还时不时伙同邻居家的小孩干坏事,完全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

十四岁,豆蔻年华。就读呼兰县高小二年级的她,受五卅运动影响,第一个剪掉长发,拉着女同学上街游行,对人们投来的异样目光,毫无惧色。

她像一匹小马,横冲直撞,渴望自由。

那时的萧红,父不亲母不爱,却有祖父为她遮风挡雨。

她曾在《呼兰河传》里写道:“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漠,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在祖父的润滑下,她和父亲的矛盾驱于缓和。

16岁,萧红高小毕业,想继续求学,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因为父亲已为她选好了结婚对象。

这个人就是之后弃萧红于不顾的王恩甲。

王恩甲家道殷实,毕业于吉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曾在哈尔滨执教,与萧红订婚后辞职就读于哈尔滨工科大学。

综合来看,王恩甲各方面条件都不赖,人长得也帅。萧红最初对这门婚事抗拒,来自父权的包办。

为了能继续上学,萧红开始与父亲正面交锋,甚至不惜以做修女相要挟。父亲担心事情闹大,于是答应了。

就这样,萧红与父亲第一回合的斗争,以萧红如愿进入哈尔滨女子中学获胜。

这一年是1927年,皇姑屯事件还没有发生。张作霖左右逢源,拿着鬼子给的枪炮,打鬼子。大概套路就是:当面称兄道弟,背后去TM的小日本儿。

黑龙江在张作霖管辖下,教育大行其道。爬梳史料可以看出,当时黑龙江女子教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中学时期,萧红阅读了大量书籍,她渴望独立、追求自由的思想得到了滋养。她写的文章常常被学校发表在黑板报上,绘画亦是如此。不得不说,萧红有着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她对一切细小事物有着出众的感受力和细腻的情感。

1930年春祖父过逝,17岁的萧红失去了保护伞,导致她与父亲的矛盾激化。萧红想进一步求学的想法成了泡影。

同年的秋天,萧红离家出走,投奔在北京读书的表哥陆振舜。随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

两个月后,陆家来信威胁,如寒假不归就不再寄钱。

表哥扛不住,屈服了。

萧红笑他“商人重利轻离别离。”

无奈,时隔一个月,迫于经济压力,萧红也只能回家。

这一次她和父亲的较量,萧红惨败。人到呼兰,即被父亲软禁。

再次出逃,是靠表哥随信偷寄的五元洋票子。

不久,未婚夫王恩甲追到北京。萧红本不讨厌他,加之情意绵绵的千里寻妻戏码,1931年4月,萧红随未婚夫回到哈尔滨。

两人在俄国人经营的东兴顺旅馆同居。

故事讲到这儿,好像玛丽苏言情戏。女主逃婚,男主锲而不舍的追求,最终抱得美人归。

叹只叹,现实远比戏剧残酷!

萧红怀孕后,王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抛弃了她。

关于这件事,坊间有两个版本。

第一版本是:王恩甲回家取钱被扣,哥哥代弟休妻,萧红不服,将王恩甲的哥哥告上法庭。关键时刻,王恩甲害怕哥哥受罚,说是自己休了萧红。下庭后又和萧红说,咱们假离婚。

萧红一气之下,两人分手。

另一个版本是:萧红考虑腹中的孩子,原谅了王恩甲。两人继续在旅店同居。5月,萧红快生产时,王恩甲突然消失。

不管哪个版本,王恩甲抛弃萧红是不争的事实。就凭这一点,王恩甲,渣男无疑!

萧红挺着大肚子,背着400块的巨额欠款,被旅馆扣抵。人被关在发霉的屋子里,每天只给高粱米饭连口咸菜都没有。

萧红在诗里写道:“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季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苦涩。”

人生走到了悬崖边。旅馆老板只等萧红生下孩子,将其卖到妓院。萧红走投无路,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主编无力帮萧红偿还欠款,派萧军前去探望。

此时的情形,正应了《圣经》里那句: 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萧红结识了左翼作家萧军。

可萧军也没钱,萧红的家里嫌她丢人,放手不管。除非老天显灵,否则萧红难逃被卖的命运。

或许上天眷顾,没几天松花江决堤了,旅馆一楼被淹没在汪洋之中,萧军借机用船将困在二楼的萧红救出。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由此也开启了萧红与萧军长达六年的感情纠葛。

萧军原名刘鸿霖,在认识萧红的半年前,他以抗日之名,抛妻弃女。他对萧红,动过心,也爱过,却从未想娶她。

他说她不是妻,说她身上缺乏妻性。

对萧红而言,萧军是贵人,也是感情上的劫。

萧红获救不久,产下一名女婴,迫于现实她将孩子送人。在创作初期,萧红曾以这段经历写过一篇名为《弃儿》的短篇小说,里面描写了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

由此可窥,萧红内心痛苦的挣扎。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身在乱,被时代裹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萧红至死不忘这个孩子,临终托人去找。

且说萧红与萧军同居后,开始了写作生涯。最初尽管生活潦倒,但两人举案齐眉,共同创作出版了《跋涉》。

好景不长,萧军好色的本性显露端倪。他和宁波姑娘陈娟搞起了暧昧,萧红敏锐防守,萧军第一次出轨未果。

两年后,萧红和萧军因为《跋涉》被禁,逃到上海。在上海,萧军和陈娟再次相遇,两人“天雷勾地火”,又搞到了一起。

出轨就出轨呗,可气是萧军还家暴,对萧红拳打脚踢。

有一次,朋友见萧红眼睛青肿,便问她怎么弄的,萧红只说不小心跌倒。一旁的萧军听后,猖狂大笑,“什么跌倒,别不要脸了,那是我昨晚喝酒打的。”

……

这时萧红的心,如盛满苦酒的杯子,往日为她遮避暴风雨的爱人,如今变成了暴风雨。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

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的新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

这是萧红死后才发表的诗,名字就叫做《苦杯》

萧红一生最大的运气是遇到了鲁迅,并得到了鲁迅的赏识和提携。

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第一次见到鲁迅。

初次会面,鲁迅不但请他们吃了饭,还借给了他们二十块钱,连回去的交通费都是鲁迅给的。

鲁迅对文学青年那叫真好,那时很多有才华的进步青年都受过鲁迅的帮助,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茅盾、翻译家郑振铎。

萧红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便是鲁迅作的序。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的确,萧红文章近乎白描的细致笔触最打动人,也彰显了她极高的文学素养。好的文章向来去繁从简,海明威单脚站立写作,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少用形容词。

鲁迅慧眼识英才,他预言萧红将超越丁玲,就像丁玲超越冰心。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萧红成了他家的常客。

萧红做的饺子、春饼鲁迅都很爱吃。身为江南人,鲁迅坦言,“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

鲁迅逝世后,萧红写了大量怀念鲁迅的文章。两人的绯闻,便是一些人过度解读萧红文章所至。

实际上两人的关系好比千里马和伯乐,很单纯。鲁迅写给萧军和萧红的五十三封信中,只有一封是单独写给萧红的,内容是宴会请柬。

鲁迅作风严谨,倘若他像徐志摩和郁达夫那样风流,不会孤独多年才和许广平在一起。

萧红在上海大获成功,势头盖过了萧军。另一方面,两人的感情生活犹如破镜,伤痕累累。

1936年7月,萧红终于忍受不了萧军的欺辱,远渡日本。

再回来,恩师离逝,感情之苦,无人能诉。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不管生活怎样,在死之前都必须活着。

萧红从日本回来,她和萧军的感情没有因为久别重逢而升温,反而降至冰点。

上海沦陷,两人逃往汉口,最终在西安正式分手。

分手时,萧红怀着萧军的骨肉。萧军赌气没有挽留,萧红也是铁了心想挣脱夫权的压迫。

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如今像两只刺猬,无法相拥。

萧红随端木蕻良去了武汉,萧红本意想打掉孩子,但孩子月份大了,加之端木不同意。就这样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

这一年,萧红二十七岁,仿惹往事重现。

武汉战局紧张,端木留下即将生产的萧红,先行去了重庆。十天后,萧红历经磨难才抵达重庆。两个月后,萧红在朋友家产下男婴,没几天,孩子夭折。

近年有人揣测孩子是萧红掐死的,真是宫斗剧看多了,萧红虽算不上称职的母亲,但也不像武则天那么心狠手辣。

她只是一只受伤的小鸟,渴望被爱,又祈盼振翅高飞。

比起与萧军的相爱相杀,萧红与端木的婚姻更像温水煮青蛙。不和谐、不幸福、不快乐!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不用再受家暴之苦。

1940年1月19日,萧红与端木去了香港。候鸟南飞,水土不服。到港几个月,萧红就希求回内地,她给友人写信说:

“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

在香港的两年,萧红几乎与病榻为伴。

端木小萧红一岁,看似文弱斯文,骨子里大男子主义,对萧红常有鄙薄之意。

有一次朋友来家里探望萧红,端木正蜷在床上睡觉,朋友低声问萧红在写什么文章?

萧红不好意思的把稿纸掩上,低低回答:“在写纪念鲁迅的文章。”

端木听到从床上爬起来,夺过稿子看了看,轻蔑的笑:“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萧红本想通过男性保护者实现自身独立,却适得其反。正如她所言,那个时代,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

萧红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马伯乐》,那个高高瘦瘦,眼神哀愁,胆小清高的马伯乐,就有几分端木的影子。

但平心而论,端木对萧红是尽了义务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萧红身体跨了。在情势间不容发之时,端木几次用担架将萧红运到安全的地方医治。

最后在跑马地养和医院,萧红被诊断气管结瘤,端木不同意手术,萧红自己在手术书上签了字。

命运嘲弄,这是一次误诊,术后萧红失声,生命随即进入倒计时。

在她生命的最后四十多天,作为丈夫,端木没有贴身照料,反倒是好友骆宾基守在病床前尽心尽力。这是端木后来遭到负面评价的根源,也是引发骆宾基和萧红八卦的诱因。

更有甚者说,萧红与骆宾基婚外情,真是可笑!

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人怎么搞婚外情?八卦可以,但要八得有凭有据,否则就是胡言。

1941年1月22日,香消玉损佳人绝,年仅31岁的萧红提笔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

端木请来摄影师为萧红拍摄遗容,并剪下了她的一束头发。

山河破碎,风雨飘摇。香港被日军狂轰乱炸后,伤亡惨重,按当时日军政府规定,所有尸体必须集体火化,而且不能穿衣服。

老天开眼,处理埋葬事宜的马超楝是萧红的读者,他疏通关系将萧红用白毯子裹起来,送到日本人火葬场单独火化。

端木买了两个古董罐子装骨灰,并遵照萧红遗嘱,一部分埋在了浅水湾,另一部分葬到了圣士提反女校的树下。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上天给了她出众的才华,却难逃悲苦的命运。不过因为早逝,萧红躲过了文革十年浩劫。否则,以她刚烈的性格,恐怕玉碎不能瓦全。

她生前心心念念的故乡,死后五十年,终于魂归故里。

1992年10月31日,萧红纪念碑在呼兰落成,墓里装着端木保管了五十年的萧红的头发。

往日的恩恩怨怨都已随风消散。曾经被家族视为耻辱的萧红,成了家庭的荣耀。她曾经就读过的学校被冠之萧红小学、萧红中学。她的作品经久不衰,被编入教科书。

如今提到萧红,人们会下意识想到呼兰。萧红与呼兰就如沈从文与湘西。

萧红临死,为了感谢骆宾基悉心照顾,她把《呼兰河》版权赠给了骆宾基;为了感谢萧军当初搭救之恩,萧红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余下的版权都给了端木蕻良。

千古英雄多少恨?相逢一笑泯恩仇。

感恩,不忘旧情,这或许就是萧红死后,仍有很多朋友缅怀她的原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是戴望舒怀念萧红的诗,以此诗作为文章的结尾。希望看过文章的人,不要再说萧红作。

她不是作,只是命苦!

2019年2月3日

Ⅳ 在女性文学史上,张爱玲和萧红所塑造的反面母亲形象有何独特意义

在传统文学史上,母亲一般是以轮唯温顺 善良 敏感 敢于为家庭做出牺牲的贤妻良母形象。而张爱正启玲和萧红因为其独特的经历,对母亲的意识很淡薄。由于张爱玲本人是一腊清培个恋父情结严重的人,她的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比较光辉,而母亲的形象则很冷淡,被赋予了浓重的阴性色调,她和萧红母亲形象以一贯冷漠,极度的冷漠者甚至以一种病态的形式存在。和传统的慈母形象有天壤之别。

Ⅳ 萧红:她不愿残忍地面对自己,轮到别人残忍地对待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远离炮火的香港开始遭受日军的野蛮轰炸。在一片炮声轰隆、硝烟弥漫中,香港思豪酒店5楼的客房里,萧红脸色灰败、蓬头垢面,惊惧慌张地躺在床上,此时的她已经病得连起身的气力都没有了。

炮弹狂啸声阵阵袭来,在她的耳边身边吵闹得那样真切逼近。而此时,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准备同朋友一起撤离香港前往新加坡避难,他将照料萧红的重担丢给了一个叫骆宾基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在后来的《萧红小传》中记录了当时萧红的心情:“T(端木蕻良)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早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虽然隐含着败退的准备,但萧红对于未来不得不说还保有希望,她嘱咐骆宾基把她带回上海,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那儿,“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可惜她的病情很快恶化,肺病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动手术后因插了喉管,她不能说话了,精神也开始陡然萎靡,加上战乱时期,缺医少药也是常事,她所谓健康的希望终于在无边蔓延的残酷面前一点点损耗殆尽。1942年1月22日11点,萧红结束了痛苦挣扎的一生,黯然辞世。她只活了31岁。

她曾留下了遗嘱:“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兵荒马乱中,萧红的骨灰被丈夫端木蕻良一分为二下葬。埋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的部分后来下落不明,而埋在浅水湾的部分很快也被日益增多的行人踏平了。在香港文艺界的大力呼吁下,1957年,萧红在浅水湾的部分骨灰被移交广州,安葬在了银河公墓。

萧红的遗愿是不可能实现了,她最崇敬的鲁迅先生早已摆到了造神坛上,连妻子许广平都无法葬在他的身边,遑论其他人。

这短暂的一生,千般磨折万般苦难,终于随尘埃渐渐远去。惜花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只是无论有多不舍,落红终是无法回旋的结局。好在,她31年的生命散尽,我们却牢记了她人生里8年的创作时光。

萧红生于1911年,比同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大9岁。她成长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传统的封建地主家庭,母亲一连生育了一女三灶闭男,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她对萧红的照顾不太周全。萧红10岁那一年,母亲去世。父亲在她心中是个极其冷酷、贪婪、暴虐的人,又常年在外地工作。童年时的萧红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却的温暖,便是祖父张维祯对她的隔代疼爱。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已经62岁了。他晚年丧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也相继去世,于是他将萧红的父亲过继到自己名下。萧红出生时,家里虽已有了衰落势头,但张家大院仍有房舍三十多间,后院还有一个大园子,算是当地有名的富贵大户。

祖母死后,萧红搬去祖父屋子里,祖父成了她文学的启蒙老师,教册辩迹她念《千家诗》。她说:“我睡在祖父旁边,祖父一醒,我就让祖父念诗,祖父就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念完了州并,还加以讲解。早晨念、晚上念,半夜醒了也念。那时,念诗变成萧红最大的爱好。

“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便够了,还怕什么呢?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算不了什么。”祖父的爱,像暖融和煦的阳光,驱散了严冬里所有的冷酷,萧红很多年后,在《呼兰河传》结尾处这样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然而我们翻查资料会发现,萧红的父亲也或许并非她所形容的那样传统守旧,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新式教育出身,成绩优异,在国民党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熟知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开明绅士。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父亲,萧红很难在那个年代受到相对完整的教育。

14岁时,萧红与哈尔滨西郊乡屯的汪家订了亲。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然而已然接受过新思想的她决不接受这样的婚事。1930年,19岁的萧红偷偷离家出走,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走”。她与表哥一起去了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

那时的知识青年几乎无人不识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说中的女主角,因为决心不做海尔茂太太而弃家出走。萧红给好朋友写信,分享做娜拉的喜悦。然而鲁迅先生曾说过:“娜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妇女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萧红和表哥的生活不久便陷入困顿。1931年1月,无枝可依的萧红趁寒假时返回呼兰,她的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

2月底,萧红再次逃往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去将她接回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算得上高档,因为汪恩甲和萧红的家族在黑龙江都有一定的名望,所以他们才能以赊账的方式住进来。

两个完全没有生活的来源的人,坐吃山空。萧红也彻底断了上学的念头,觉得自己已经没了未来,甚至和汪恩甲一起抽起鸦片。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半年,萧红怀孕了,他们欠下食宿费600多元。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旅馆。他趁机逃离了萧红的世界,将大腹便便的包袱狠狠地甩在了身后,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旅馆老板停止了对萧红的伙食供应,把她赶到了楼上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并不停地逼债。萧红再一次陷入了孤独与穷困之中,可是这次,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家求助,她没有退路了。闲暇时,也会幻想着说不定汪恩甲很快就来救她,那唯一的希望赋予了她虚无的诗意,她饿着肚子写:

萧红苦苦等待的未婚夫始终不出现,旅店的老板没了耐心,扬言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走投无路的萧红向经常阅读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写了一封求救信。此前,她曾给该报投过小诗,虽未刊发,但已给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和其他编辑留下了印象。

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看望萧红,并给她送书刊。“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这是萧军对她最初的印象。

萧军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萧红害羞地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萧军低头,读到了这样的诗: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寥寥几句诗词,让萧军看清了面前女子的光环,哪怕此时窘迫不堪,可他们就这样相爱了。萧红已有了7个月的身孕,而萧军在家乡还有结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这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旅馆老板无暇顾及这个欠债的孕妇,早就逃之夭夭,萧红挺着大肚,从窗台跨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终于冲破一切阻碍和萧军走到了一起。这个情节像极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上天为了成就一段爱情,终于倾覆了一座城池。

不久,萧红的孩子出世了,是个明眸善睐的女孩。不知是因为对汪恩甲怀着愤恨,还是为了能与萧军顺利地走到一起,萧红坚决不认那个孩子。小孩整天整夜地哭,护士感到不理解:“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喂她牛奶她不吃,她妈妈的奶胀得都挤来扔了。唉,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最后送人了,被抱走之前,对方怕她不舍得,安慰道:“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萧红回答:“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这样的冷酷,该比她父亲更甚吧!

处理完了孩子,二萧迎来了生命中最甜蜜的时光。两人同是热衷文学,便有了相似的浪漫秉性。他们有时游泳,有时划船,有时溜冰,朋友后来回忆:“萧军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爱情有了,面包却总是不足。那时他们的生活来源便是萧军做家庭教师的收入。白天萧军为了生计在外奔波,萧红躲在一个没有一点人间温暖的地方,忍受饥饿,等着萧军带回钱来买一些黑面包。吃的时候加点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盐抹多,便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打打牙祭,馒头、小菜、丸子汤是定要吃到足的,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从嘴甜到了心里。过得如此清苦,萧红却还是幸福地感叹:“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萧红跟着萧军认识了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在他们成立的星星剧团演戏,还做些抄写、刻版、画插图的工作。受朋友们的鼓励,萧红从这时起开始了小说创作。《王阿嫂的死》、《老妇》、《弃儿》开始在报刊上陆续发表。

由于此时的哈尔滨已深受日本的侵略,风声日紧。1934年6月,受朋友的邀请,二萧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离开哈尔滨时,萧红特别不舍,此次告别后,她再也没有回过这片黑土地。10月,他们试着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寄去了信,没曾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接到信的萧红非常兴奋,旋即将《生死场》的原稿挂号寄给了鲁迅先生,信中还附上了二萧的合影。

不久,在鲁迅先生的邀约之下,二萧带上全部家当——一条东北带来的毛毯、一件毛线衫、两卷稿子去了上海。11月30日午后,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个咖啡厅里,见到了鲁迅先生和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

鲁迅先生为二萧介绍了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临走将一个信封放在他们面前,里面有维持生计的20块钱。

为了帮助这对才华横溢又身无分文的年轻人,鲁迅先生做东,把萧红、萧军介绍给了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作家,为二萧在文学创作上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天在归家的路上,萧军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在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感到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鲁迅先生还转话给陈望道:“萧红的小说稿已经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那时,二萧常常去鲁迅先生家做客,请教写作上的问题,鲁迅先生偏爱北方小食,萧红就为他做自己拿手的饺子、饽饽、韭菜盒子。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鲁迅为其原稿逐一改正错字,并作了序,胡风写后记。这部小说的出版,在文坛上激起千层浪,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鲁迅先生曾说:“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在《生死场》这本书里,萧红呈现出了一种乡村荒野式的景观,就像书名一样,东北农村中的一群人,忙着生忙着死,上演了一场场凄凉悲伤的故事。萧红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乡村荒野图景的女作家。

二萧在上海待了一年后,卖稿已不成问题,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相爱了。一次聚会上,大家看到萧红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忍不住问她是怎么搞的。萧红轻描淡写地说,夜黑看不见,自己不小心撞到硬物上了。坐在一旁的萧军毫无顾忌地讥讽道: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了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此时萧红微笑着否认,眼眶中却早已蓄满了眼泪。

为了逃离与萧军情感上的困顿与争执,萧红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人前往日本。隔着空间的距离,争执不断的爱情与硝烟战火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遥远的薄雾,“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时这样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这封信的内容便是很多年后电影《黄金时代》片名的由来,而汤唯终于褪去了张爱玲笔下的优雅韵味,成功扮起了一位坦率本真的苦难才女。

萧红在日本期间,从报纸上得知了鲁迅先生的死讯,她悲痛欲绝。这种哀伤折磨着萧红,一个月里她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萧红写过一篇怀念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曾遭到端木蕻良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与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衬。然而,萧红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公认为回忆鲁迅文字中写得最好的,是一篇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

萧军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间感情上的纠葛……为了结束这种无果的恋爱,他们促使萧红由日本回国。对面萧军的坦陈,萧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宽容。然而她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

她看似原谅,实则心伤难愈,萧军的不忠,让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后来,二萧去了武汉,萧红结实了端木蕻良,端木也是东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他身材瘦高,穿着洋气,性格温和,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形成了鲜明对比。端木不仅尊重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成就超过了萧军,萧红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没过多久,萧红正式对萧军提出了分手。

命运真是如此荒诞,当年她刚和萧军在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而今当她想与端木开始新生活时,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分手后,萧红准备做流产,但是考虑到高昂的手术费用,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她只得以一个孕妇的身份嫁给了端木。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她在现场动情地说:“我深深感到,像我跟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做出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1938年8月,武汉遭到日军大规模轰炸,当时船票很难买,萧红托人去买两张船票,结果只买回了一张。无奈之下,萧红让端木先走,端木没有拒绝,乘船逃离,将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

端木去重庆后,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第二年1月,萧红回到重庆,并于1940年1月底,随端木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在妻子病重的最后岁月里,端木将她托付给了好友骆宾基。

临终前,萧红亲手写下自己的心情:

1942年1月22日,萧红死在了香港。死前,她惦念起了曾经送人的女孩,还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

她这一生该是最爱萧军的吧,可萧军在她死后很多年里却一直说:

对面这样的论断,不知泉下的萧红听到会生出怎样的凄寒。她这一生分明就一个充斥着悖论的矛盾体。她追求独立,却无法独立,为了获得一点起码的依赖,她不断游走于一个又一个男人身边;她极其多情,又极易动情,只要能求到一丝安慰与陪伴,她便会轻易地以终身相托。她的草率托付,她在婚姻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轻率鲁莽何尝不是另一种“堕落”。

萧红笔下最经典的形象都是穷人,她的文学就是穷人的文学,和同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刚好相反,张爱玲擅长写富人,从腐朽着的富贵生活中尽数人世沧桑。现实生活中萧红的性格也恰恰与张爱玲相反,张爱玲的人生总是孤单而独立,到晚年甚至有了自闭的倾向,萧红却永远像一个任性、倔强、执拗的孩子一样,寻找着可以依靠的肩膀。

萧红的一生都在经历着漂泊与跋涉,从她1933年逃婚出来故乡算起,她的身影遍布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每一个地方,她都停留不超过两年,历经数次搬家。然而她在自己创作的短短8年里,竟然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史诗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小说《马伯乐》。

或许因为是天才,所以有我们凡人看不穿的因果周章,也有太多避免不了苦难。也正因为她的成就,哪怕其性格中有数之不尽的弊病,却依然值得我们敬仰。

Ⅵ 萧红的故事(关于萧红的故事)

1.因为生死场而走红的民国著名才女萧红一生孤苦,很是可怜。

2.曾经被两个男人骂不要脸,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她的爱人萧军,为什么她会挨骂呢?请跟着我一探究竟吧。

3.萧红小的时候很可怜,父亲不疼母亲不爱,只因为她出生那天刚好是屈原的忌日,当地风俗认为是不祥之兆,所以父母对她很是冷淡。

4.萧红在上完小学之后,萧红的父亲就不让萧红继续上学了。

5.他认为女孩子家家,在家里待着就好了,上什么学。

6.在家闲极无聊无事可干的萧红在一次和母亲的吵嘴中,说话有点难听被父亲给知道了答中。

7.父亲就骂萧红“你懒死啦,不要脸!”想必是因为萧红在家不勤快导致的。

8.萧红当时还是个单纯的女生,突然遭受这种羞辱,一时没忍住,就反驳父亲“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这是萧红第一次被人骂成不要脸。

9.而且是出自生她养她的父亲之口,心里的苦闷可想而知。

10.可是亩举孙没想到,命运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萧红将还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同样出自自己最亲密的男人之口,那人就是萧军。

11.萧军萧红萧红的感情经历有点复杂,先是和王恩甲定婚,后来又跟着陆振舜跑到北平去读书。

12.陆振舜却迫于家庭压力当了懦夫抛弃了萧红,好在王恩甲还是爱萧红的,只是萧红命途过于多舛,萧红刚为王恩甲怀上孩子,王恩甲就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13.后来,萧红遇上了萧军,这位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

14.只是萧军脾气暴躁,因为升得人高马大,喜欢用拳头说话,他的一生喜欢辩论,不止用嘴还会用手。

15.文坛武斗本是雅事,只是当对象变成女性的时候,就不免为人不齿了。

16.据说萧军在和萧红在一起的时候,多次动手殴打萧红,一次吵嘴,还公然骂萧红不要脸,萧红为此伤透了心。

17.萧红的才气是没得说的,只可惜因为各种原因,她的一生悲惨多过快乐,遇人总是不淑。

18.因为生死场而走红的民国著名才女萧红一生孤苦,很是可怜。

19.曾经被两个男人骂不要脸,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她的爱人萧军,为什么她会挨骂呢?请跟着我一探究竟吧。

20.萧红小的时候很可怜,父亲不疼母亲不爱,只因为她出生那天刚好是屈原的忌日,当地风俗认为是不祥之兆,所以父母对她很是冷淡。

21.萧红在上完小学之后,萧红的父亲就不让萧红继续上学了。

22.他认为女孩子家家,在家里待着就好了,上什么学。

23.在家闲极无聊无事可干的萧红在一次和母亲的吵嘴中,说迅链话有点难听被父亲给知道了。

24.父亲就骂萧红“你懒死啦,不要脸!”想必是因为萧红在家不勤快导致的。

25.萧红当时还是个单纯的女生,突然遭受这种羞辱,一时没忍住,就反驳父亲“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这是萧红第一次被人骂成不要脸。

26.而且是出自生她养她的父亲之口,心里的苦闷可想而知。

27.可是没想到,命运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萧红将还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同样出自自己最亲密的男人之口,那人就是萧军。

28.萧军萧红萧红的感情经历有点复杂,先是和王恩甲定婚,后来又跟着陆振舜跑到北平去读书。

29.陆振舜却迫于家庭压力当了懦夫抛弃了萧红,好在王恩甲还是爱萧红的,只是萧红命途过于多舛,萧红刚为王恩甲怀上孩子,王恩甲就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30.后来,萧红遇上了萧军,这位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

31.只是萧军脾气暴躁,因为升得人高马大,喜欢用拳头说话,他的一生喜欢辩论,不止用嘴还会用手。

32.文坛武斗本是雅事,只是当对象变成女性的时候,就不免为人不齿了。

33.据说萧军在和萧红在一起的时候,多次动手殴打萧红,一次吵嘴,还公然骂萧红不要脸,萧红为此伤透了心。

34.萧红的才气是没得说的,只可惜??为各种原因,她的一生悲惨多过快乐,遇人总是不淑。

Ⅶ 萧红《饿》:“生死场”的缩影——走进萧红世界的叙事散文

萧红和丁玲都是活跃在空好陪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著名女作家,但她俩的风格是不同的,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之一,萧红的作品向我们呈现了抗战前后东北农村的面貌,《呼兰河传》就是作者在怀旧和追思中的哈尔滨家乡的社会总面貌的呈现,作者用一颗童心关照他人和社会,表现了其率真与自然的性格特征。萧红以鲁迅为恩师,这里的《饿》,也是在“我”的观察和叙述中实现的,冷眼旁观里道出“社会的吃人”本质,人情冷暖,本文拟从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角度分析此文。

马斯洛需求理论向我们显示了,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人的温饱问题,温饱问题的解决是全面走向小康的必然条件。而在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因天灾人祸及社会现实引起的饥“饿”问题就是最根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从“我”对“列巴圈”的渴望中,从在黑夜里滋生出“偷”的邪念中,表达了“我”对食物的渴望,对生的渴望。好像作者在《生死场》里描述的一样荒诞,“ 人和牲畜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我”站在饥饿者的立场来看待生命。然而“我”又是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在羞耻心的抗拒下,知识分子的“我”做了第一次犹豫。于是,在饥饿驱使和道德限制的双重斗争下,“我”的内心一直是矛盾而焦虑的,甚至将我的爱人“郎华”视作了我的敌人,当然母亲也是,在“生”的这条狭窄的单行道上,“人吃人”,“社会吃人”的故事古而有之,这里,“我”在强调生的重要性时,活生生地剥离了我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我不是一个爱人,社会人或者说女儿,我只是一个在死亡边缘的求生者。

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把“我”的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

现当代画相的最早圣手是鲁迅,他在他的杂文里向读者呈现了两类相,奴才相和流氓相。而这里作者萧红透过“我”的观察,为我们画了一张“饥饿相”或“求乞相”,她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的妇人,一个母亲,为了获得食物而在街上行乞。而这样的形象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怜悯,“我”和街上的人反而像看客一样观赏着这场随时可能演变成死亡的悲剧,“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看客的内心是麻木的,同为受害者的身份,反衬出他们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心里,这就是众生相的普遍性。而这个妇人不是一个人的代表,而是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的缩影,他们为“生”而挣扎,为“生”而行乞,他们似个人理想破灭后终将走向末路“骆驼祥子”,他们也像在死亡前痛苦挣扎的“祥林嫂”,都是被时代和社会抛弃的一类人。

在限制性内聚焦视角下,叙述者无法走进妇人的内心,只能通过“我”来观察和讲诉,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去揣度,也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显示了更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如果说前文的“我”还在挣扎,那么文末的“我”已经彻底被赤裸裸的“饿”的现实打败,把“贪吃相”的“我”呈现给读者,也预示着青春时的“乌托邦”想象的破灭。老师的女儿,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青春时的“我”何尝不像这小女孩,“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读书的时候,学生都充满着理想,拥有着抱负,不知道,更没经历过为现实奔走的辛酸。而当真正经历时,“我”发现昨天的自己是愚钝的,像“被青春诱惑了”,而做了不切实际的梦。好像小女孩仍活在自己的伊甸园一样,小女孩成了活得明白的“我”的反观,她仍不自知,而“我”已为她的将来哀婉了几次。尽管曹先生仍像导师,像黑暗时代的灯塔来指引我“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但他的女儿却在背离他的道路上,而“我”也在满足于温饱的生活里消沉,甚至曹先生“十三岁”就结婚,遵从传统陋习的行为,无疑都是对曹先生“言以载道”行为的嘲讽。

当曹先生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脱口而出袜察的“是”,道出了人情的冷暖,“我”与郎华虽是同居,然而“我”是孤独的,在求生的道路上,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在一个个自己画地为牢的“乌托邦”理想里,我们迷醉过,但在现实的当头棒喝下,我们必然清醒。曹先生的“票子”带来了生的曙光,也彻底将现实暴露,让人在现实的砧板上妥协,或等待被凌迟。

本文《饿》,文如其名斗蠢,从饿写起,最终也在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中结束,首尾呼应,在叙述者的讲述中,给读者呈现了“饿”的普遍性和“生”的出路问题,饿即是个人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哲思问题,我们一边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挣扎,也一边反思着社会和个人原因。反观历史的同时,照明了我们的现代生活,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的今天,由“饱”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又一个“生死场”的缩影出现在眼前,我们忙着生,忙着死……

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含义

走进萧红,走进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萧红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手法,以孩童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呼兰河的民风民情,有愚昧,无知,也有亲情的流露。而今《饿》,不但是众生相,更是永生相,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手法将其丑恶的变质刻画到极致,走进萧红,就要走进她的眼睛,一探这世界的荒谬与惨淡。

①小说视角和叙事剖析,参考书籍胡亚敏《叙事学》;

②此文写于2017年10月,曾被川大文学评论补习班选作学习范文。原名《“乌托邦”的毁灭——浅析萧红〈饿〉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运用》

Ⅷ 我为什么这么心疼你啊,萧红!活了31岁也没遇见真正疼爱你的人

    在77年前的1月22日,萧红病逝于被日军攻陷的香港,只有31岁。鲁迅说她是天才作家,从21岁写作,短短十年时间写出了100多万字。代表作品主要有《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诞生于战争逃难的颠沛流离之中。

    高晓松曾经说过,如果萧红要是能活到老太太的年纪,文学成就一定会更高。而就在萧红去世22年后,东北地区的漠河又诞生了另一位成绩斐然的女作家。

                                                                                          《黄金时代》里汤唯饰演萧红一角

   萧红一生漂泊过10多个城市,与5个男人有过情愫。生于1911年,死于1942年,都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时期。而萧红的本命叫张乃莹,她缓盯的名字和萧军合在一起就是小小红军的意思。

   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由于错误的手术,导致死之前连话都不能讲,就死去了。而与此同时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辉煌的创作生涯。

 第一:李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最开始发现萧红有创作才华的是萧军,他们第一次见面,萧红的形象很狼狈。当时的萧红是一个弃妇,大着肚子,衣衫不整,搞大她肚子的男人也不知所踪。她在旅馆走投无路,这时就向报社求助,于是萧军出现了。萧军发现了萧红的才华,并且救了她,把她指引到了文学的道路上。可真正使萧红大火的是鲁迅先生。

  1935年12月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萧红的作品《生死场》,并为小说作了序,胡风写了读后感。后来24岁的萧红,一下成名。7年后,依旧是在上海,另一位民国才女开启了她的传奇人生。

   美国记者来采访时,问鲁迅谁才是今日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鲁迅说了茅盾和丁玲,还说萧红应当是今日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病了没钱看医生,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难产的孩子只能用刀子硬搅出来,女人瘫在床上,身上生了蛆,男人置之不理,诅咒她早死……

    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笔下没有任何甜蜜之处,甚至是一种恐怖的意象: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很少有人能像萧红这样的描写,只有她能将‘生’和‘死’的荒原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早研究萧红的专家葛浩文如此断言。

    “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 

    萧红沉痛的生命意识,在她后来的《呼兰河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生、老、病、死,都没哪哪颂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20世纪40年代,萧红和张爱玲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女作家。张爱玲本身这个人就比较清高,文笔很尖刻。萧红是北方女孩,文风非常朴拙,很像儿童。张爱玲有时候会批判一下,萧红好像都不太会批判,萧红是真实。

    鲁迅说,萧红有着越轨的笔致,明丽和新鲜。她的语言本身充满魅力,这种魅力是经不起转述的,只能经由直接阅读而领会。例如《呼兰河传》的结尾: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院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依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几乎是无以复加的稚拙——单调而又重复使用的句型,同义反复、近于通常认为的‘废话’,然而你惊异地感到‘情调’正在其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说。

    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属于中国式散文的结构艺术……,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

    萧红31岁就英年早逝,她过了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一生。丁玲见过她之后,就对友人预言: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

    萧红19岁,还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曾经剪着整整齐齐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穿着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行动敏捷,举止大方。

                                                                                                                                       萧红和许广平

   然而,她23岁第一次见鲁迅、许广平时,许广平却注意到:她爱笑,天真无邪,年轻的面庞,然而头发已经过早地花白。

    许广平猜测她有过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她不知道的是,萧红20岁时,便已有过未婚怀孕生育过。怀孕时,她的男人无故消失,她身无分文,被旅馆老板扣押为人质。恰逢那一年夏天松花江发大水,她独自大着肚子逃难,从二楼阳台上翻下来,坐了一条小船,最后找到萧军会合。

    萧红与萧军在一起之后,即将出生的前男友的孩子成为了生活的负担。身为母亲,萧红硬着心肠,不喂孩子一口奶水,六天以后,她亲手将孩子送了人。与萧军相恋之后,她跟着他,一路从北向南逃难,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最后两人在西安分手。分手时,萧红还怀着萧军的孩子。

    萧军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倾向,还有家庭暴力行为。萧军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

    有一次,朋友们看到萧红的眼睛青肿。萧红掩饰说是自己不小心跌伤,萧军却不屑地说:干嘛替我隐瞒?是我打的。两人在上海的时候,萧红渐渐有了喝酒抽烟的习惯。那时候萧红的脸色很黄,样子也很憔悴,以至于旁人以为她有吸鸦片的恶习。

    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婚礼上,胡风提议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有孕在身)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然而,端木蕻良也没能给萧红需要的照顾和爱护。婚后不久,两人又要逃难,从武汉逃到重庆。端木拿了唯一一张船票,撇下萧红一个人先走了。萧红此时已有八个月身孕,大着肚子,凌晨在码头上摔了一跤。她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四周无人,她望着天上的星星,感到一种从没有感受过的平静。

    后来她跟友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走路。我好像命定了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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