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隐短篇小说曼丽内容概括
❶ 卢隐作品 卢隐作品有哪些
1、庐隐代表作品：《地上的乐园》、《曼丽》、《灵海潮汐》。
2、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❷ 卢隐的主要著作
《海滨故人》(小说集)1925，商务
《曼丽》(小说集)1927，北平文化学社
《归雁》(小说)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说)1930，商务
《灵海潮汐》(散文、小说集)1931，开明
《云鸥情书集》(书信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女子书局
《玫瑰的刺》(小说集)1933，中华
《女人的心》(长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庐隐自传》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1936，北新
《火焰》(长篇小说)1936，北新
《庐隐选集》1936，中央书店
《庐隐创作选》1936(出版单位不详)
《庐隐佳作选》1947，上海新象书店
❸ 福州才女庐隐的生平简介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福州才女庐隐的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庐隐生平简介
提起才女庐隐很多人会去网络上搜索庐隐的简介，然后会发现庐隐其实是和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的黄淑仪的笔名，黄淑仪是一位感伤情怀很重的悲观主义者，其作品除了早期的一些，其他的大都是非常悲哀的风格，她的作品十分具有“五四”的风格，其小说甚至被称为是纯五四式的。
庐隐生于公元1898年，祖籍在福建闽侯县，因为庐隐出生的时候庐隐的外祖母就去世了，所以庐隐的母亲很不喜欢庐隐，觉得她身上晦气太重，所以把庐隐交给奶妈抚养，一直在乡下过着，知道庐隐的父亲在湖南长沙当了知县，庐隐才正式回到父母的身边生活。
1908年的时候庐隐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并且信仰基督教。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庐隐的大哥开始教庐隐写短文，然后庐隐考上了高小、师范预科，开启自己的求学之路。
1912年庐隐进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她才13岁，在学校庐隐特别喜欢看情感类的小说，人送外号“小说迷”，因为当时没有女子的大学，所以庐隐中学 毕业 后就被北平的公立女子学校聘为教员，但是庐隐对家事和园艺根本不懂，所以不就就辞职了。后来又被一些女子学校聘请当校长。
庐隐的爱情很坎坷，先是和表亲林鸿俊定亲，后来又自己提出解除婚约，1923年又和有妇之夫郭梦良在上海举行婚礼，但是家庭生活很是繁琐，庐隐在这段婚姻期间创作了《胜利以后》、《父亲》等作品，1925年出版个人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同年郭梦良去世，三年后又和一个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学生李唯建结婚，1934年，庐隐因难产手术大出血，高烧不退，在上海大华医院去世，享年仅仅36岁。
庐隐的作品
庐隐是和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的黄淑仪的笔名，庐隐取自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庐隐的作品很少，因为庐隐去世的时候才36岁，而且她一生生活又非常艰辛。但是庐隐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非常具有有特色，她的小说被称为是纯五四式的。庐隐大代表作品有《地上的乐园》、《灵海潮汐》等。
庐隐的作品风格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和后期。庐隐前期的作品受“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影响很大，所以其作品有大多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并且在书中极力提倡人道主义，提倡善良和真情，这期间的代表作品有《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等表现社会问题的小说。
庐隐后期的作品也就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这段时期的作品最能体现庐隐作品的特色，用极其哀伤的笔调叙写当时五四青年复杂的情感世界，其作品中对青年女性苦苦追求民主解放和自由爱情但是最后却没有好的结局这一主旨的表达地尤为深刻。这段时期庐隐的代表作有《或人的悲哀》、《丽石的 日记 》等，这些作品有很多都是庐隐以自己的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的，所以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庐隐的真实个性。
总体而言，庐隐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是很独特的，其抒情方式也是清浅又直切，还带有几分潇洒和隽丽。因为胡庐隐本人的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接受 教育 的背景，让庐隐的小说受中国古典小说、婉约派诗词的影响很大，其作品的基调也大多是婉转伤怀的。
庐隐的著作年表
1920年
《“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文 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
《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
《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
《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
1921年
《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
《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
《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
《小说的小 经验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
《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
《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
《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
《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
《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
《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
《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
《“作什麼?”》(《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
《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
《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
《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
《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
《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
《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
1922年
《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
《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
《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
《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
《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
《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
《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
《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
《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
1923年
《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
《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
《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
《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
《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
《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
《流星》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
《秋别》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寂寞》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
《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
《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
《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
1924年
《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
《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
《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
《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
《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
《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
《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
1925年
《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
《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
《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
《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
《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
《秦教授的失败》 (《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
《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
《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
《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
《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
1926年
《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
《灵海潮汐致梅姐》 (《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
《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
1927年
《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
《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
《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
《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
《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
《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
《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
《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
《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
《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 随笔 )
《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
《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
《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
《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
1928年
《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
《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
《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
《妇女的平民教育》[10](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
《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
《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
《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
《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
《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
1929年
《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
《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
《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
《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
《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
《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
《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
《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
《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
《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
《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
《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
《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
《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
《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
《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
《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
1930年
《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
《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
《归雁》(神州国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说)
《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
1931年
《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
《云鸥 情书 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
《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
《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
《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
《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
《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
《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
《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
《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
1932年
《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
《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
《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
《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
《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
《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
《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
《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
《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
《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
《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
1933年
《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
《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
《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
《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
《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
《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
《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说)
《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
《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
《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
《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
《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
《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
《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
《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
《恋爱不是 游戏 》(《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
《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
《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
《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
《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
1934年
《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
《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
《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
《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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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庐隐《雷峰塔下——寄到碧落》全文赏析
雷峰塔下
——寄到碧落
庐隐
作者简介
庐隐（1898～1934），福建闽侯人。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1912年考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入文学研究会。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后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出版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其代表作有《地上的乐园》《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等。
涵！记得吧！我们徘徊在雷峰塔下，地上芊芊碧草，间杂着几朵黄花，我们并肩坐在那软绵的草上。那时正是四月间的天气，我穿了一件浅紫麻纱的夹衣，你采了一朵黄花插在我的衣襟上，你仿佛怕我拒绝，你羞涩而微怯的望着我。那时我真不敢对你逼视，也许我的脸色变了，我只觉心脏急速的跳动，额际仿佛有些汗湿。
黄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红霞漾射于湖心，轻舟兰桨，又有一双双情侣，在我们面前泛过。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接触，可是我心里仿佛被利剑所穿，不知不觉落下泪来，你也似乎有些抖颤，涵！那时节我似乎已料到我们命运的多磨多难！
山脚上忽涌起一朵黑云，远远的送过雷声，——湖上的天气，晴雨最是无凭，但我们凄恋着，忘记风雨无情的吹淋，顷刻间豆子般大的雨点，淋到我们的头上身上，我们来时原带着伞，但是后来看见天色晴朗，就放在船上了。
雨点夹着风沙，一直吹淋。我们拼命的跑到船上，彼此的衣裳都湿透了，我顿感到冷意，伏作一堆，还不禁抖颤，你将那垫的毡子，替我盖上，又紧紧的靠着我，涵！那时你还不敢对我表示什么！
晚上依然是好天气，我们在湖边的椅子上坐着，看月。你悄悄对我说：“雷峰塔下，是我们生命史上一个大痕迹！”我低头不能说什么，涵！真的！我永远觉得我们没有幸福的可能！
唉！涵！就在那夜，你对我表明白你的心曲，我本是怯弱的人，我虽然恐惧着可怕的命运，但我无力拒绝你的爱意！
从雷峰塔下归来，一直四年间，我们是度着悲惨的恋念的生活。四年后，我们胜利了！一切的障碍，都在我们手里粉碎了。我们又在四月间来到这里，而且我们还是住在那所旅馆，还是在黄昏的时候，到雷峰塔下，涵！我们那时毫无所拘束了。我们任情的拥抱，任意的握手，我们多么骄傲！……
但是涵！又过了一年，雷峰塔倒了，我们不是很凄然的惋惜吗？不过我绝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里你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不想回来了！呵！涵！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呵！现在，我感谢雷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
涵！今年十月就到了。你离开人间已经三年了！人间渐渐使你淡忘了吗？唉！父亲年纪老了！每次来信都提起你，你们到底是什么因果？而我和你确是前生的冤孽呢！
涵！去年你的二周年纪念时，我本想为你设祭，但是我住在学校里，什么都不完全，我记得我只作了一篇祭文，向空焚化了。你到底有灵感没有！我总痴望你，给我托一个清清楚楚的梦，但是哪有？！
只有一次，我是梦见你来了，但是你为甚那么冷淡？果然是缘尽了吗？涵！你抛得下走了，大约也再不恋着什么！不过你总忘不了雷峰塔下的痕迹吧！
涵！人间是更悲惨了！你走后一切都变更了。家里呢，也是树倒猢狲散，父亲的生意失败了！两个兄弟都在外洋飘荡，家里只剩母亲和小弟弟，也都搬到乡下去住。父亲忍着伤悲，仍在洋口奔忙，筹还拖欠的债。涵！这都是你临死而不放心的事情，但是现在我都告诉了你，你也有点眷恋吗？
我！大约你是放心的，一直挣扎着呢，涵！雷峰塔已经倒塌了，我们的离合也都应验了。——今年是你死后的三周年——我就把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你在天之灵吧！
❺ 庐隐简介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 。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❻ 云端白鹤——论庐隐
云端白鹤——论庐隐
摘要：通过对庐隐小说的剖析，展示了刚刚觉醒的知识女性对爱情、对人生的独特认识及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庐隐小说中的爱情主题和悲哀思想，体现了她迥异于其他女作家的个性。
关键词：庐隐爱情主题个性主义悲哀思想感伤
庐隐，在“五四”时期是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曾有许多年几乎被人遗忘了。
1934年的《文学》杂志曾这样评价过庐隐：只有十三四年创作生涯的庐隐，是时代的产儿，为我们留下作品十一部之多，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
一、庐隐小说中的爱情主题
当时的评论家曾有意无意地封庐隐为“描写恋爱的专家”，对此谑称她坦然受之，欣然领之。庐隐的小说十有八九是以描写爱情为主题的，而且她的一生也经历了两次惊世骇俗的爱情，所以她对爱情有着别人缺少的刻骨铭心的感受，而且她的爱情小说与当时其他女作家所描写的爱情有着不同之处。她的小说多以苦恋的男女、落寞的感情和不幸的婚姻为题材，对知识女性的处境尤其感到悲观。
庐隐的成名作《海滨故人》明确地以“爱”的主题“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小说中着力刻划的四位女大学生，实际是庐隐大学时代关系最密切的三位同学的化身。她们有抱负、积极勇进，在时代浪潮的感召下，探求人生意义，追求个性自由和美满爱情，她们寻到“人生的意义只是恋爱”。她还在其代表作《何处是归程》（短篇小说）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婚姻观，她认为一般男女视婚姻为便宜的捷径，这种想法显然大错特错了，真相该是：男子娶妻“为了家务的管理和性欲的发泄”，女子嫁人则“为了吃饭享福”。如此各取所需，婚姻还怎么算得上是心灵美好的归程？小说中另有一位女强人，她抱定独身主义，将青春全部献给了妇女运动，却也同样郁郁寡欢，不胜寂寞之感：“真的，我现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如此看来，当时的知识女性在婚姻方面真是进退两难。虽然如此，但在庐隐看来爱是不能忘记也不容贬谪的,唯有充满平等、真诚与幸福的爱,才应受到最高的礼赞。
庐隐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有着新型的婚恋观。她提倡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凭借自身的力量,在思想的相互了解与感性志趣契合的基础上,独立的择偶,并全无挂碍地相知相亲相爱,选择优美的精神之舍,真正掌握自己命运。不管是庐隐与当时“使君有妇”的郭梦良的结合，还是她和小她八岁的 “小丈夫”李唯建的结合在当时都是极富震撼力的事情。《海滨故人》也高唱了一曲浪漫的现代恋歌。尽管梓青是有妇之夫,但他与露沙在精神上的相通相溶,志同道合,促使他俩冲破封建道德的藩篱,结伴云游四海了。更有《象牙戒指》中沁珠与曹君的生死恋。这种种的爱情,不管是否合乎道德,都是其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全部心力和血肉铸就的,由两颗心的血来滋润的。因此,庐隐认为这种爱是圣洁的,珍贵的。
庐隐这种对男女爱情的理解从理性层面确立了爱情的神圣性,并把它升华到追求生命自由意识的高度来认识,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性爱权力的剥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庐隐的作品中,没有展现出对这些恋爱对象值不值得爱的论述,从而使神圣的爱情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切实际,这是作者及主人公信仰恋爱至上主义的弱点造成的。
封建礼教的藩蓠，紧紧地束缚着女性对爱的追求，也无形地束缚着女性的心。五四初期追求自主爱情的女孩子们，已遭到种种顽固的阻挠，那么，一个饱经忧患带着亡夫之创的女性的爱情更会怎样呢？日记体长篇小说《归雁》就写了这样的故事，这是一部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动人的哀曲。主人公纫青象一只负伤的雁儿结束了飘泊回到故地，剑尘的爱使她重新感到生活的可爱，燃起了冲破礼教藩蓠的渴望之火，然而，时代环境的压迫，内心潜在的封建因袭，心创难平而不忍因此影响剑尘的未来生活，她拒绝了剑尘的爱。最后，她是负荷着更深的悲哀重去漂泊。尽管“归雁”又添了一重悲哀，但她毕竟有了热烈的呼喊，热烈的追求，标志着庐隐的悲歌中，这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女性踏上了新的一段路途。
《云鸥情书集》和《女人的心》则写了对爱情的新的“胜利”。
书信集《云鸥情书集》以纯书信的形式，塑造了一个终于战胜了悲哀，傲视礼教和社会的讥弹，为了情人“纯洁的爱用大无畏的精神自造命运”的女性的形象。长篇小说《女人的心》更对道德题材进行了新的开拓，集中体现了庐隐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彻底批判。社会允许并不爱妻儿的素璞的丈夫对妻子的不忠实，而对与纯士志同道合真诚相爱的素璞却加以冷酷的责难。素璞痛恨这虚伪的伦理道德，经过极大的努力，在欧洲与纯士结合成合法伴侣。她是胜利了、获得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的合乎道德的美满婚姻。但是生活于礼教森严的旧中国，这位有巨大勇气的女主人公毕竟又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归国后面对足置人于死地的无形的刀，又起了苦闷的彷徨。
庐隐大胆否定虚伪的旧道德旧礼教，热情歌颂热烈不懈地追求合乎人性道德的幸福爱情的女性，发展地刻划了一代知识女性十余年的追求历程：从迷惘中觉醒了个性，到追求爱时苦闷彷徨甚至失望，最后觉悟到要彻底冲破旧礼教。这历程始终融和着感伤的情调。透过庐隐笔下人物笼罩着感伤色彩的恋爱，人们真切地看到时代矛盾的激化和整整一代时代儿的风貌。
二、庐隐小说中的悲哀与感伤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
作为一个与冰心齐名的作家，庐隐的作品所含的思想却正与冰心作品中所含的恰恰相反：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笔下，都是些悲苦命运的挣扎者，寻常的女性、寻常的爱、寻常的悲剧。“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露沙、素璞她们的悲剧并不仅是她们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痛苦的特定记录。反封建是现代史上决定性的社会矛盾之一，尖锐的社会矛盾左右着人们的命运。一代知识女性热烈追求个性解放理想爱情是新时代的产物，这在旧道德灭亡前夕挣扎愈烈的情形下，必然要遭受极大的苦难，甚至酿成悲剧。而这些悲剧不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悲剧”，只是些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因而往往让人等闲视之。庐隐却是用她那悲苦的灵魂敏锐地感受，深沉地思索，同时用濡血蘸泪的笔把军些多得叫人麻木的“平常”的真象披露无遗。有人曾认为庐隐“只是一味用了锦绣的文字织那些伤感消沉悲哀的梦境，所以她的作品除了足以维持那残存的封建思想和旧道德外，无半点为妇女前途改选和革新的功效。”无庸讳言庐隐感伤的局限，不过恰恰与上面这看法相反，庐隐式感伤是彻底否定封建思想道德的。“感伤”，正是庐隐作为那时代的清醒者的可贵标志，在那理应诅咒的沉沉黑夜，深刻的思想痛苦所具有的人生价值和现实意义，非是浅薄的欢乐所能比拟的。人们只是从慑服于旧道德终至放弃了爱却心怀隐恨的云青身上，就可以感到被扼杀、被摧残的压抑，不禁痛惜这凋谢了的“美好”，认识到旧道德的不合理，从而愤恨灭绝人性的旧势力。而众多在血泪中挣扎、呼唤、求索的女性，以她们所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和她们所希冀的美好境界，激发了人们的意志，提高人的品格，更加坚定地追求理想人生。可见，庐隐那感伤的“平常悲剧”有一种独特的积极作用，即它能唤起人们强烈的伦理态度和强烈的道德震憾。
这感伤，即使在现在依然不失其魅力和震憾力。人们除了可以再度在艺术氛围中认识五四的一个重要侧面，还会因那时代充满苦难的追求而牵动心弦，更珍惜自身的幸福，向往更美好的理想人生，也更勇敢和坚韧地为理想奋斗。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她曾说：“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三、庐隐小说中的艺术魅力
庐隐式感伤，是庐隐对现实美独特的感受和认识，是她创作个性的最根本体现。这感伤从一定角度对社会生活的本质作了正确和深刻的揭示，表现了庐隐自己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中说的，以热情“去温慰人间的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这一有积极倾向的真情实感，这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庐隐式感伤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价值，并非是她进行了许多冠冕堂皇的抽象说教，恰相反，庐隐的艺术表现本身是比较成功的，使其那“不乏力的感伤”有着感人至深而又闪烁个性之光的艺术魅力。
首先，庐隐的艺术构思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真切而又迷蒙。庐隐是自叙传型的作家，很多作品是以她本人和周围的朋友为原型的，如《云鸥情书集》是她与李唯建的情书合集，《象牙戒指》记述了石评梅的爱情，因而她对素材本身已有着深切的感受。而且，她是注重情感的，她把她富个性的情感渗透到整个艺术构思中，她曾说：“被我描写的某人，是否和我所想象的伤心程度一样，谁又敢断定呢？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她们来为我象征之用”，所以，她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庐隐正是以她丰富的想象力和她对客观现实独特的情感体验——感伤，赋予她笔下人物以生命，同时又使人物活动的氛围弥漫着感伤的雾霭。《树荫下》的沙冷与她的恋人在树荫下空寂的环境里，由心灵的沟通达到谐和，他们都“沉醉于这伟大的沉默中了，”然而“一阵阵粗鲁的喘息声，扰乱了四境的幽静”，他们急忙离开人群、离开山坡，“回头看那松树的荫影，荫影下的一切，都不免有些怅惘……”，沙冷是感伤的，树荫下的环境也是感伤的，但这感伤不是浅露的，而是经过艺术化的内在的、深沉的、隐约的苦闷。庐隐正是以这种如纱似雾的感伤构思其作品，给人以飘渺迷离的感觉。同时，由于庐隐的感伤是植根于现实的，因而她的艺术构思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是真切的、典型的。说到典型，应该对庐隐的人物有一个特别的认识。虽然，在庐隐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作为单个人物会给人以雷同之感，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如果从她们的思想情绪和她们在追求中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她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典型的。这些人物是庐隐不断的探究着人生、同时又精细真切地感受她个人和同命运的时代儿的生活实践而创造出来的，“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的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苦闷的出路”，自然真切地把观察、感觉和经验过的，以她独特的敏感性提炼组合，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把生活的本质鲜明和强烈地表现出来。因此庐隐的感伤又是真实可见的。至此可以看到庐隐的艺术构思是：真切而又迷蒙。这使她的艺术形象有独特的魅力：看得真切，而又空灵飘忽，难于捕捉。
这样的艺术构思是成功的。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表现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和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达到“安慰人生，刺激人生，鞭策人生”的效用。她所要揭示的是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因而，她把真切而迷离、若隐若现的浪漫情调，赋予从露沙到冷鸥、素璞这一系列长于思索少于行动的感伤女性，是很恰当贴切的。
庐隐广泛运用书信、日记形式，不少作品还纯粹是书信体、日记体的，这在新文学史上是比较特别的。在不少作品中，书信、日记中还会有书信、日记。所以庐隐的小说比较散文化。散文化结构是庐隐小说又一重要艺术特征。这样的结构形式，对于刻划深邃的内心天地，自有其他形式所欠缺的亲切、细腻、自由的优点。《胜利以后》以沁芝给琼芳的信，一方面通过主人公自己的“以笔代口”流露出对经过奋斗而获得的爱的胜利后的失望惆怅；另方面，又能跨越时空自由地以“信中信”（文琪给沁芝的信中再引肖玉的信）等多种形式，调集其他人物对女子进入家庭后的各种切身体会，以及社会复杂的环境，从而集中表现了“胜利以后的感伤”这一主题。由此可以看到庐隐这样的结构的成功处。
自然，这样的形式，也让庐隐的小说显显得有些散漫，难于控制。但瑕不掩瑜，它毕竟比较深刻有力地表现了庐隐独特的感伤。那一代知识女性在爱的追求和人生探索历程中的、积极进取与苦闷彷徨相互交战的矛盾心理，得到酣畅淋漓的刻画，感伤的旋律获得了自由飞翔的天地。
象征，在庐隐小说中处处可见，成为其一重要的艺术特征。《地上的乐园》、《憔悴梨花》、《狂风里》等等小说名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概括性地深广地揭示了小说的内容。而以冷月清流、秋风落叶、山岫暮霭等等凄迷的景物来映衬人物的命运，更是俯拾皆是。《风欺雪虐》一开始，作者先绘就了一幅凄惨的“风雪寒梅图”，及至结尾再略点梅花，读者面前交叠着梅痕和梅花的形象，梅花正象征了梅痕，梅花被毁的前程正暗示着女主人公梅痕被环境、命运逼迫着的前程。于是，梅痕迷茫的出路，更强烈地牵扯每个读者的心。
庐隐的“生活态度则似浪漫而实谨严”，其悲歌的女性，又都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意识束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新旧交替时代，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人生，自然免不了要失望与彷徨。于是，这些自以为看破世界，实际上终不能“游戏人间”的女性，更加向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发展，也更加敏感，甚至“大自然的伟力”的象征亦能决定她们人生路上的重要问题（《幽弦》中的倩娟）。
所有这些骨子里都渗着悲哀的象征，很有魅力地完善着“庐隐式感伤”。
庐隐式感伤之所以很有吸引力,还在于”她有生动的笔法可以使一切个人的事情使别人感到兴味”。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可见语言的重要。庐隐的文学语言颇有特色，她的语言隽雅婉约、细腻蕴藉又不失流利自然。她的小说有浓厚的古典诗词风味，尤其是婉约词风的情调更充溢其中：人物语言、叙述描写、自然形象的塑造都是这样。如“独立苍茫愁何多？∕抚景伤飘泊！∕繁华如梦，∕姹紫嫣红转眼过！∕何事伤飘泊！”（《醉后》）等清丽凄怨的话语,很切合这一代知识女性的现实生活和纤细的内在意识。而凄迷的情境显示的梦幻色彩,也与人物的实际相谐和。庐隐正是以这样的语言很好地表达了她独特的构思,抒写了她为一代知识女性艰难的爱而悲歌的感伤情怀,扣动了读者的心弦,使其感伤沁人心髓。
真切而又迷蒙的艺术构思、书信日记体、散文化结构、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以及隽雅婉约的艺术语言等等有机组合、使庐隐式感伤在充满时代的气息的同时，处处闪烁着庐隐独特的个性之光。
庐隐是有创作个性的作家，在她短短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是以其具有较高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庐隐式感伤”，为那一代知识女性的爱，唱出了一曲曲动人的悲歌。
庐隐，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亮在旧中国的黑夜，光辉是不灭的，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她已经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学史家们应该让她那颗受尽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给这位敢爱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参考书目：
《庐隐自传》
《庐隐传》
《〈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
《关于庐隐的回忆》
《火焰》
《庐隐选集》
《庐隐创作选》
《庐隐佳作选》
❼ 庐隐的一个病人的内容梗概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王礼锡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❽ 庐隐的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作品年代作品备注1920年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第一次以庐隐的笔名撰写1922年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等，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海滨故人》是庐隐的代表作1925年 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译成德文连载1927年结集出版《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书 1929年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 发表在庐隐与北京大学于赓虞教授合编的《华严半月刊》上1930年11篇《东京小品》及长篇小说《象牙戒指》1931年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地上的乐园》1932-1934年创作长篇小说《火焰》,之后以杂文为武器,，创作了《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命》，《花瓶时代》，《男人和女人》，《今后妇女的出路》等进步文章《火焰》讴歌了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批评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对外妥协的政策。1934年之后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有《庐隐自传》，《火焰》，《东京小品》及后人编纂的各类选集及其翻译的《格列佛游记》
❾ 五四潮流与卢隐小说有怎样的关系
庐隐（1899－1934），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是"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早年就读于北京慕贞学院、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五四"期间，积极参加并开始创作，以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小说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不幸的是，庐隐的身世是不幸的，虽生自官宦人家，但自幼很少得到父母的疼爱，她本人的生活道路也很坎坷，这些都使她的作品中总是强烈的流露出内心的悲哀与寂寞，这种调子，几乎成了她作品的基调，而她本人就像她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着感情上的风风雨雨，却始终在追求着一种个性的解放，始终执拗地追求着理想的爱情与人生。
庐隐是"五四"时期最早觉醒的女性，茅盾在他的《庐隐论》中谈到这位"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作家"："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她于1921年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女作家。她的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在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上刊出后，鼓舞了她的创作热情，在随后一、两年内，她接连写了《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月下的回忆》、《或人的悲哀》等作品，于1925年结集为《海滨故人》出版。这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她前期代表作品，收有十四篇，前七篇属于问题小说，揭露封建势力的黑暗，谴责军阀政权的残酷和日本侵略者的险恶。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一个著作家》写金钱势力下的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一封信》写农村姑娘的以身偿债，被虐待致死，《两个小学生》写军警镇压学生的请愿。《灵魂可以卖吗？》写资本家的纱厂剥夺了女工的灵魂自由，使之成为机器的附庸。《余泪》写修道院附属小学的女教师，于辛亥革命中上前线宣传基督教教义，呼吁免诛残敌，反为敌军子弹所中。而后七篇作品则通过对青年人爱情婚姻问题的描写，探索人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心理问题小说的，它们形象地描写出"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青年探索人生意义，却找不到答案的追求与幻灭以及她们在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感情冲突下的悲欢苦闷，表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开始觉醒，却又没有最后摆脱几千年来传统思想的束缚，歧路俳徊的精神状态，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新旧嬗递时期一种颇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代表作《海滨故人》以"自叙传"的手法写露莎和几位女同窗从聚首言欢到风流云散的过程，宣泄了寻求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郁闷心理，女主人公们对昔日良辰美景的伤逝之感，对无法把捉的命运遭际的哀怨之情，使作品充溢着悲观的色调。《或人的悲哀》以亚侠给友人的十封信，倾诉了这位年青的知识女性以多愁多病之身，浮沉于爱情与人生的大海中的苦恼。她苦苦地思索着人生的意义，由北京到东京，由东京到杭州，真可谓上天入地，锲而不舍，但她看到的是人间的虚伪，人类的利已心。她躲避违心的爱情，而追求一个热心研究社会主义、决心为主义牺牲的青年，但这位有志气的青年竟郁悒病逝，在她的面前留下一片空虚。她只好哀叹："要探究人生的究竟，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最后沉湖而死了。《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也是感情脆弱、行动彷徨，以致在"到处都是污浊的痕迹"里陷入烦恼的漩涡，甚至起"游戏人间"之念--但最终"只被人间游戏了我！"在这些女性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负荷着几千年的传统重压，同时又初受新思潮洗礼的女性，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一方面渴望着个性解放，灵魂的自由，向往狂放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能决绝地冲出传统价值标准的藩篱，对世俗的訾议和非难还不无忌惧，于是只好徘徊歧路。这种无法排解的苦闷常常使她们悒郁无欢，给她们的性格染上了二重色彩。
在《海滨故人》为庐隐奠定了文学地位以后，她又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长篇小说《归雁》、《女人的心》、《象牙戒指》以及她和李唯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小品、杂文合集《东京小品》和一册《庐隐自传》。《曼丽》集中虽有一些自叙传性的哀伤作品，但其余作品的题材和境界显然比《海滨故人》的后半部有所扩展。《曼丽》的女主公曼丽，抱着"为国家的正义而牺牲一切"的志向加入某党盲目前冲。如今，她忏悔了，她目睹了这个从事革命的政党内部的腐败，贪污成风，宗派林立，相互出卖，相互刺探，为的是将来"作官发财，高车驷马"。两三个月的经历，恰如毒蛇在曼丽的心头盘咬，处处布满伤痕。虽然她还想寻求一条光明的路，但心头的创伤已将她送入上海的医院。小说借一个青年女性的心灵历程，批判了"革命为作官"的腐败风气，又以一场变质的革命为背景写了一个心病患者的追求与幻灭。《象牙戒指》是庐隐后期创作的高峰，是作者对她的挚友石评梅与高君宇悱恻动人的爱情悲剧的珍贵纪念，其中也有作者本人的身影和意绪。它的真实感人的故事，浓郁诚挚的感情，哀婉缠绵的笔触，使它堪称为一时爱情小说的佳构。女大学生张沁珠为一个有妇之夫骗取爱情后遗弃，心灵带上了滴血的创伤，认为人间只有"自私和浅陋"，"愁惨就是我的命运"。革命者曹子卿向她献上一颗真挚的心，祈求她把灵台的方寸地作为他的归宿。但她的心灵已失去常态，淡对这位革命者的一片真情，觉得"万不能承受你这颗不应给我而偏给我的心"，致使曹子卿"如火花之光明"的生命，如"慧星之迅速"地消逝。数年来的冰雪友谊，只博得遗恨千古。她终于把心献给已死的曹，用他所遗赠的象牙戒指套住自己的余生。小说成功地揭示了在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新女性在旧习俗的摧残下"矛盾而生，矛盾而死"的复杂心理以及"苦闷和愁惨"的命运，从而鞭挞了浅薄的世情，歌颂了真挚的爱情，情调幽怨悲凄，写来字字皆泪。此外，《灵海潮汐》、《致梅姐》、《愁情一缕寄征鸿》、《寄梅巢旧主人》、《寄燕北故人》等小说散文也寄托着庐隐对石评梅的衷情厚意。而《玫瑰的刺》、《云鸥情书集》几乎就是庐隐与李唯建恋爱、婚姻生活的实录。另外，在《归雁》和《云梦姑娘》中的纫青与云涵、剑尘，云梦与其情人的恋爱经历中也能分明看到庐隐自己的感情经历。
庐隐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即悲愤人生的哀鸣。悲哀是庐隐一些重要作品的主旋律，它在庐隐小说中的位置，恰如母爱在冰心作品中的位置一样。她毫不隐讳地承认"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她的悲哀尽管缺乏强者的斗志，却通过对悲愤人生的哀鸣，表现了探索人生的积极意义。她的作品的题材比较狭窄，绝大多数以青年人的爱情婚姻为题材，写不幸婚姻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异常关切妇女的地位和命运，提倡女子要有独立的人格、社会地位和完好的个性。她从妇女的角度描写恋爱题材，认为恋爱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以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自诩。但她笔下的爱情并非一味地柔情脉脉，而是悲气萧然。她抨击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束缚，蔑视世俗社会对纯洁爱情的谣诼，嫉愤薄情男子对女性的欺骗和玩弄，感慨有情人终不能成为眷属。当时知识青年女性在爱情上的种种烦恼和悲剧，几乎都被她写到了。
在艺术风格上，庐隐是颇具个性的。庐隐的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间有，笔锋常带感情；庐隐的小说基调，深受中国古典言情小说和婉约派诗词影响，风格感伤，基调悲戚，可与同时期的郁达夫媲美；她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色彩，大多数采用日记或书信或讲故事的形式，这在"五四"小说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她的语言流利、自然、真切，纤�而不失酣畅；她小说的结构趋向散文，在缺少约束的行文中浸透着浓郁的感情，细腻蕴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结构松散，词藻华丽，后期有长足的进步。
❿ 在庐隐的全部著作中，这曼丽集算不得怎么重要
著作年表
1920年
《“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
《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
《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
《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
1921年
《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 庐隐著《春愁何处是归程》《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
《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
《小说的小经验》(《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
《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
《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
《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
《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
《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
《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
《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
《“作什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
《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
《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
《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
《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
《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
《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
1922年
《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
《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
《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
《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
《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
《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
《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
《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
《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
1923年
《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
《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
《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
《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
《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
《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 庐隐遗影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
《流星》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
《秋别》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寂寞》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
《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
《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
《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
1924年
《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
《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
《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
《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
《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
《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
《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
1925年
《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
《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
《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
《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
《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
《秦教授的失败》 (《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
《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
《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
《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
《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
1926年
《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
《灵海潮汐致梅姐》 (《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
《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
1927年
《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
《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
《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
《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
《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
《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
《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
《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
《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
《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随笔)
《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
《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
《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
《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
1928年
《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
《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
《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
《妇女的平民教育》[10](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
《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
《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
《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
《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
《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
1929年
《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
《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
《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
《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
《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
《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
《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
《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
《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
《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
《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
《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
《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
《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
《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
《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
《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
1930年
《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
《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
《归雁》(神州国光，3月，中篇小说)
《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
1931年
《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
《云鸥情书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
《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
《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
《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
《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
《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
《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
《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
《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
1932年
《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
《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
《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
《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
《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
《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
《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
《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
《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
《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
《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
1933年
《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
《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
《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 庐隐著《一个情妇的日记》《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
《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
《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
《女人的心》(四社，6月，中篇小说)
《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
《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
《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
《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
《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
《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
《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
《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
《恋爱不是游戏》(《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
《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
《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
《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
《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
1934年
《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
《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
《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
《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