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中文小说翻译分析

⑴ 急求短篇小说《An Indiscreet Journey》的中文翻译

楼主我尽力了

关于凯瑟琳我知道些什么呢？

有一次，我指着地图上的曼斯菲尔德对尼莫说：“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去那里。”“那里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喜欢的一个作家叫这个名字。”尼莫大笑起来。这样的旅行未免轻率，就像凯瑟琳短暂的一生。

她并不一直都是凯瑟琳，她时而叫做凯西，时而叫做凯蒂，时而又变成了凯、卡嘉、喀秋莎……她不断变化着自己的名字和角色，唯一不变的是她那生气勃勃的生活态度。她不断地闹恋爱（包括同性恋），结婚第二天她就离家出走，后来又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想想她还生活在古板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对父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和母亲、姐妹们吵翻了天，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该死的家！天哪，他们多么乏味，我从心底里讨厌他们。

凯瑟琳注定要再次离开新西兰。“我脚下的土地使我成为这个国家的人”——20岁的她如愿以偿地再次来到英国，从此没有再回惠灵顿。

和凯瑟琳真正有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曼斯菲尔德，而是伦敦：是西敏斯特大教堂和伦敦塔桥，是每月一次去维多利亚女皇街的新英格兰银行领取8镑6先令8便士的生活费，是在西区比切姆公寓里为自己的客人安排一些收费的娱乐。在她急需挣钱时，她也去贝克街采访妇女参政的会议；可是显然凯瑟琳对于女权运动毫无兴趣，她有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写作。没有人怀疑凯瑟琳的写作天分，她观察入微，描写细腻。在给情人加纳特的信里，凯瑟琳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平庸——我喜欢时时抓牢生活——因此我强调所谓的小事，因此所有的一切事实上都是富有意义的……

伦敦不是凯瑟琳的终点站，她需要的是旅行、动荡和激情。一战爆发前，凯瑟琳和她的第二人丈夫——小她两岁的牛津毕业生默里一起去了巴黎。金钱和肺病困扰着凯，可是这并不妨碍她与男朋友们调情的决心。她的男朋友中也包括劳伦斯，后者写的《恋爱中的妇女》就是以凯为原型的。不过在凯瑟琳戴着迷人的皮手筒与军官们谈笑风生的时候，也没忘记带着用来写作的笔记本。

巴黎是一次轻率的旅行，后来的康沃尔也是；凯瑟琳之后的生活就是英格兰度夏地中海过冬的重复。她的身体在衰弱，她的创作力却不断旺盛，社交圈子也在增加。因为罗素的关系，凯结识了伍尔芙夫人。对于这两位女作家的比较不可避免，她们相遇的时候，弗吉尼亚34岁，唯一出版的作品是《远航》，那是以七年时间、两次精神崩溃为代价的；凯瑟琳28岁，像十年前那样生气勃勃，她嘲笑着自己从前的作品，又满怀信心地期待《幸福及其它故事》的出版。弗吉尼亚渐渐迷恋上这对来自贫民区的默里夫妇，可是凯瑟琳的忽冷忽热让弗吉尼亚常常摸不着头脑。凯去世的时候，弗吉尼亚在日记里写道：凯瑟琳的作品是“我唯一感到妒忌的作品”。或许伍尔芙夫人当时并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的声名超过了凯瑟琳，不过她确实很快就感到了没有对手的孤独。

关于凯瑟琳我们知道些什么？

她在惠灵顿出生，在枫丹白露去世。她临终前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喜爱雨，我想要感到它们落到脸上的感觉。”她的死因，传统的说法是肺炎，较新的版本是梅毒。她只活了34岁。

对于生活，我们应当热情地旁观或者冷静地抒情，可是凯瑟琳偏偏不肯听劝告。

⑵ 小说翻译的国内现状

译作愈多精品愈少。根据查询光明网发布的相关内容和行业评价，小说翻译行业在国内的状态是译作愈多精品愈少，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虽有所增多，但精品却愈来愈少。文学作品的翻译人才正在大幅度凋零。

⑶ 求这个短篇小说Crossing into Poland by Isaac Babel 的中文翻译评价或赏析

问翻译网上看

⑷ 《狼》一文的全文翻译和解释

译文：

有个屠户天晚回家，担子里的肉已经卖完了，只剩下一些骨头。路上遇到两只狼，紧随着走了很远。

屠户害怕了，拿起一块骨头扔过去。一只狼得到骨头停下了，另一只狼仍然跟着。屠户又拿起一块骨头扔过去，后得到骨头的那只狼停下了，可是先得到骨头的那只狼又跟上来。骨头已经扔完了，两只狼像原来一样一起追赶。

屠户很窘迫，恐怕前后一起受到狼的攻击。看见野地里有一个打麦场，场主人把柴草堆在打麦场里，覆盖成小山似的。屠户于是奔过去倚靠在柴草堆下面，放下担子拿起屠刀。两只狼都不敢向前，瞪眼朝着屠户。

过了一会儿，一只狼径直走开，另一只狼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时间长了，那只狼的眼睛似乎闭上了，神情悠闲得很。屠户突然跳起来，用刀劈狼的脑袋，又连砍几刀把狼杀死。屠户正要上路，转到柴草堆后面一看，只见另一只狼正在柴草堆里打洞，想要钻过去从背后对屠户进行攻击。

狼的身子已经钻进一半，只有屁股和尾巴露在外面。屠户从后面砍断了狼的后腿，也把狼杀死。这才明白前面的那只狼假装睡觉，原来是用来诱惑敌方的。

狼也太狡猾了，可是一会儿两只狼都被砍死，禽兽的欺骗手段能有多少呢?只不过给人增加笑料罢了。

原文：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

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少时，一狼径，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 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4)短篇中文小说翻译分析扩展阅读：

原文朗读节奏划分：

有/屠人货肉/归，日已暮。歘/一狼来，瞰/担上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数里。屠惧，示之/以刃，则稍却；既/走，又/从之。屠/无机，默念/狼所欲者/肉，不如/姑悬诸树，而蚤/取之。遂/钩肉，翘足/挂树/间，示以空担。狼/乃止。

屠即/ 竟/归。昧爽/（黎明）往取肉，遥望/树上/悬巨物，似人/缢死状。大骇。逡巡/近之，则/死狼也。仰/首/审视，见口中/含肉，肉钩/刺狼腭，如鱼吞饵。时/狼革/价昂，直十余金，屠小/裕焉。缘木/求鱼，狼则罹之，可/笑/已。

参考资料：网络——狼

⑸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⑹ 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短篇小说<Lappin and Lapinova>的中文翻译

应该是收在A Haunted House, and other short stories这部里,就是<闹鬼的屋子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雅各的房间·闹鬼的屋子及其他>这本书.找找看.

⑺ 关于写作 | 短篇小说(Short Story)的套路

在英文文学中，有一种写作类型叫narrative writing，narrative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讲故事，所以narrative writing可以译成 记叙文体或叙事文体写作 。Short Story（短篇小说）和Novel（长篇小说）都属这种文体。

在中文中，我们习惯把Novel翻译成“小说”，Story翻译成“故事”，所以Short Story究竟是翻译成“短篇小说”好还是“短篇故事”好，也未有定论。由于不同语言本身并没有完全对等的翻译，也由于中国文学的小说发展路径与西方文学小说发展路径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种咬文嚼字的细节暂时先放下不提，下文统一口径称之短篇小说。

英文文学中的短篇小说是专指 篇幅较短 、围绕 单一事件 描写的记叙文体作品。篇幅以一万词为最高上限，也有说法认为五千词是最高上限。

那么，经典的英文短篇小说有哪些要素呢？简单地说就是P.A.C.T.S.，加拿大高中老师会让学生填写P.A.C.T.S. sheet来分析和理解一篇短篇小说。

故事也好小说也罢，都离不了情节。依据短篇小说的定义，它只有一个中心事件，故事的情节就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包括：

一个完整的短篇小说的情节应该包括所有这些要素，使小说的整体走势呈A字：

讲故事要营造一种氛围，使读者产生相应的情绪。 氛围 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文字传达出去的，而 情绪 是读者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所感知的。一篇好的作品，应该是作者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自己营造的氛围，并产生相应的情绪。而差的作品则相反，读者或者感受不到作者营造的氛围，或者产生跟作者期望的完全不符的情绪。

比如，用自然环境营造气氛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手法，晴天代表好心情，阴天代表伤心难过……。并不是说现实生活中晴天白日就不会发生倒霉事，而是说这样的写法最接近正常人的心理感知，因为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就是会感觉气朗天清。这一方面，托马斯·哈代是个中高手，可以参考他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对自然的描写是如何烘托主角的悲喜境遇的。

当然，文学名家可以让倒霉事发生在大晴天并让读者更觉悲摧，但对初级写手来说，这样做往往是危险的，会造成读者在阅读时情绪混乱，怀疑作者是蛇精病。

曾有人在新年时收到远方友人一封信：“过去几个新年，每次我们两家人都在一起过，朋友欢聚何等愉快。今年你们远赴他乡，但不知道怎么的，我们一点儿也没觉得难过。”——如果不是知道这哥们永远词不达意，这信基本就是绝交信的节奏了。这就是氛围营造的车祸现场。

不用说，短篇小说必须有人物，而且一般还不止一个人物：一或两个 主要人物 和几个 次要人物 。主要人物不能多过两个，否则就乱套了。

次要人物在整个故事中是不变的 ，做为背景色存在。而随着情节展开，各方冲突的发展， 主要人物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变化过程 ，或者是处境变化，或者是心理变化，或者是情绪变化，等等等等。如果主要人物没有变化，那将是一个无味的故事，如果次要人物发生变化，那将是一个混乱的主次不分的故事。

主角还应该有一个敌手(Antagonist），就是那个给主角制造麻烦的人或物。敌手可以是另一个主角，也可以是次要角色，还可以是主角自己，甚至还可以是主角身处的社会、自然环境。

在中文语境中，小说与故事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故事只是讲述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也可能是想象的，故事 可以 不传达讲述者的任何价值和观念；而小说则不同， 小说是作者通过一个故事传达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也是中学时代最恨的“中心思想”。

因此，一篇好的小说应该能让读者get到一个“人生道理”。当然每个读者有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从同一篇小说中每个读者get到的人生道理可能不一样。还是以莫泊桑的《项链》为例，中国的高中语文的标准答案是“对资产阶级虚荣的生活方式的无情批判”，而加拿大的标准答案有好几个：做人要诚实（早跟朋友承认项链丢了可能就只用赔500法郎不必做十年苦工了）、爱情很坚贞（这败家老婆都没家暴她，还借钱帮她还债，绝对是真爱了）……

一般来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会在故事的一开始交待清楚，但也并非总是这样。有时，故事的时间地点会隐藏在故事情节中，比如，看到出租马车，读者就大概猜到这起码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故事，提到一周挣七个先令，就能猜出故事发生在英国，而且也是很久以前。

初级写手可以一开头交待清楚时间地点，高段位写手则可以把这些信息在行文中润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和故事情节结合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除了PACTS五大要素，短篇小说还有一大要素Narration & Point of View，英文缩写成POV。 POV就是指故事是从谁的视角来讲述 ，即中文所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

第一人称很好理解，整篇故事是“我”“我”“我”，我看、我听、我动、我说、我想。这种视角最大的限制是，“我”只能知道别人在我面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我”不知道别人想了什么，也不知道别人在“我”不在场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除非再有另一个人来告诉“我”）。而这种视角最大的好处是适合初写者，因为只要写清楚“我”如何就可以了，别人都是“我”眼中、耳中的映射。

第三人称是用“他”“她”“它”讲故事。第三人称又细分为 有限制的第三人称(3rd person view limited) 和 上帝视角第三人称(3rd person view Omniscient) 。

有限制的第三人称是用主要人物的视角去写，故事讲述者知道主要人物所做所为所思所想，但对其他人物则所知（写）不多，这是大部分第三人称故事使用的讲述方式。

上帝视角第三人称之所以称为上帝视角，就是指故事讲述者知道整个故事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是一个全知全觉的存在。具体写作的例子可以参考简奥斯汀的小说。这种讲述方式是初学者最喜欢用的，因为直接把每个人物的所思所想写出来交待给读者简单易行，比费工费力地描写人物的行为举止可省事儿多了。然而这样写却很容易造成行文的混乱，让读者在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跳来跳去，好像一个初学摄像的人，镜头摇来晃去，拍出来的视频只能让人头晕。至于有些初学者以第一人称写作却总是“不小心”钻到别人的身体里把人家的想法说出来，那就更是笑话了。

这篇文章是根据我在加拿大读高中英语的课堂笔记整理及个人理解而成，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⑻ 小说片段翻译

我喜欢这些话，这些话都是lovely.They现在正在发生，他们还年轻的话，因为我理解，我的一部分仍然可以发生，并且年轻。

⑼ the painting of ngley hall短篇小说中文翻译

（1）莫泊桑
著名的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的批判现实主义。 1880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羊脂球”，然后继续写了大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短篇故事的完美结合，赢得了赞誉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他的作品反映了一个广泛而深入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现实的一半，无情地暴露出资产阶级道德的丑恶，降低社会的“小人物”的同情。科幻小说，生动的描写，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规则和创造力。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等为代表的小说“人生”，“俊友”（又译“漂亮朋友”等。

（2）契诃夫 BR>十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剧作家和短篇小说的艺术家。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亲俄国社会的官方数字的丑恶嘴脸下写的幽默现象欺负，发人深省八十十年中期，他创造了两个幽默的和悲惨的故事比比皆是，反映了损害是由社区居民在底部的不幸的人生侮辱，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房“，”套中人“等。

（3）欧亨利
世纪之交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被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入狱虚假三年后搬到纽约，专门从事写作，他几乎写了一个小故事，每周的报纸发表了他的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短篇小说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小说，对给予揭露和讽刺人类法律，道德的虚伪。代表作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