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短篇小说

A. 毛姆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威廉·骚墨赛·毛姆，1974年生于法国巴黎，父亲是律师。他的童年是在寂寞凄苦中度过的。当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伯父把他接回英国收养，送进一所寄宿学校读书。1891年，年仅17岁的毛姆，到德国求学；第2年回国，在伦敦一所医学院学习。2年之后他实习门诊，并为贫民接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军到了法国，开救护车并护理伤员，从事战地医疗工作。1915年他加入英军情报机关，到过瑞士和俄国执行任务。

1916年，毛姆去南太平洋旅行，此后又多次游历远东地区，并于1920年到中国旅行。从1928年起，毛姆来到法国地中海海滨的里维拉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塔尔扬言要通缉毛姆，毛姆仓皇逃走，直到1946年才重返法国。1952年，牛津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54年，他得到英国女王的册封。1959年，他到远东作最后一次旅行。

毛姆的创作活动是从写小说开始的。1897年，他根据在伦敦学医的生活经历，写成第1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903年到1933年毛姆共创作近30个剧本，揭露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的道德堕落。他最著名的剧本是《圆圈》（1921）。在这个戏剧里，作者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但丝毫没有反抗和愤慨情绪。

毛姆不但戏剧与创作很有成就，还在长、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地位。

毛姆第1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是《人性的枷锁》（1915）。这是一部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人公菲力普是个理想破灭的青年，他在遭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摧残、宗教思想的束缚以及爱情生活的打击之后，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追求美和正义的企图都是毫无结果的。他同一个女招待发生了关系，但他只迷恋她的肉体，彼此在精神生活上相差太远。后来他憎恨女方，却很久难以摆脱她的纠缠。他通过各种生活的体验，得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生全无意义的结论。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不少评论家的赞赏，直到1966年，仍被列入“现代文学巨著一百种”。

毛姆另一部著名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于1919年出版。小说写一个法国画家高根舍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世界，来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与保持原始方式的土著人民在一起生活，创作出许多绚烂多彩的画幅。这部作品揭示了个性、天才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1930年，毛姆出版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寻欢作乐》，通过描写一位“文坛泰斗”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活动，辛辣讽刺了当时英国文学界种种可笑可鄙的现象。

毛姆一生共写100多篇短篇小说，出版了许多短篇小说集，较出名的短篇小说集有《叶的震颤》（1921）、《短篇小说全集》（1951）等等。毛姆短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丰富多采，有的以南太平洋的生活为题材，有的反映国内生活，还有一些则以间谍活动为题材，其中以南太平洋为题材的尤为出色。其他题材的也不乏佳篇。除戏剧、长短篇小说之外，毛姆还发表过不少回忆录和文艺批评著作。

在英国文学中，毛姆是第一个以奚落、揶揄的笔触勾勒殖民者形象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情节变化多端，文字简洁利落，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以艺术上的借鉴和美的享受，因而拥有广大的读者。

1965年12月，毛姆在他的“毛莱斯克”别墅病逝，享年91岁。

B. 金银岛小说分析

座落于古巴的一个美丽岛屿——青年岛，如今是古巴的特别行政区。过去叫金银岛。在西班牙漫长的四个世纪殖民统治岁月里，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加勒比海盗呼啸聚众的天堂，那些逃犯和海盗在海上到处流窜，追击西班牙运输金银财宝和商货的船只，把抢来的金银财宝和商货运到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藏于神秘的山洞里。金银岛因此得名。

孩童时代读过《金银岛》的人，比《鲁滨孙漂流记》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金银岛》是19世纪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著名作家史蒂文森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吉姆·霍金斯是一个10岁大的小男孩，他们家在黑山海湾旁开了一家名叫“本卜舰队司令”的小旅馆，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有一天，旅馆来了一个脸带着刀疤，身材高大、非常引人注目的客人，他让人叫他比尔船长。

船长常常会没完没了的唱一首古老的水手歌：

十五个人躺在死人箱上——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酒和魔鬼让别人送了命——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小吉姆非常喜欢听比尔船长讲故事。海盗被吊死、双手被绑蒙眼走跳板、海上风暴、遍地尸骸的西班牙海岛巢穴等等十分凶险的故事。每次都让小吉姆又爱又怕。这也为平静的乡村生活增添了新鲜刺激的话题。

没多久比尔船长因为饮酒过度，加上昔日的海盗同伙寻仇上门，受到惊吓突然身亡。小吉姆无意间发现了比尔身上带着一张藏宝图，那是海盗们千方百计寻找的，往日海盗普林特船长遗留的藏宝图。小吉姆把它交给了兼任地方法官的大夫。于是，金银岛寻宝夺宝的历险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据说，这部小说是史蒂文森得到过一张海图，引起了他的幻想，从而写成的故事。

比尔船长临死前告诫小吉姆，要随时警惕有个“独脚水手”。法官和村长买下了一艘漂亮的纵帆船，带着小吉姆一起出海寻宝。心怀不轨的海盗们乔装打扮，混在水手堆中上了寻宝船。他们的组织者正是阴险诡诈的独脚水手，此时，他的化名是高个子约翰·西尔弗。

在这次极其凶险的寻宝航程中，躲在大木桶中的小吉姆，及时发现了海盗们群体叛乱的阴谋。但是，由于海盗的比例占据了绝大多数，小吉姆和村长、法官一起，机智的同匪徒们周旋。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险恶。小英雄吉姆屡建奇功，终于化险为夷。小吉姆还分得了他应有的一部分财宝返回了家乡。

探险航程结束了，但是，给孩子们留下的梦想，却是絮绕不断，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文坛“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工程师家庭，就学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当过律师，不久改行从事文学创作。他自幼体弱多病，多病的身体迫使他不断地选择气候适宜的居住地。他先是去了夏威夷，不久又南迁。狂风，暗礁，断裂的桅杆，满怀敌意的小岛，这都是他游历的组成部分。最后，他定居在索摩亚岛上，并与当地的土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44岁时，一次意外的脑溢血熄灭了他天才的火花。当地人把他的墓地建在海边峭壁上，那是他最后安息的地方。墓碑上镌刻着史蒂文森自己创作的永恒诗句：

长眠在这里，

他的归隐地；

远航者的巢，

海上来休憩；

射猎人之家，

山林永安息。

史蒂文森在短暂多病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散文、小说、诗歌和游记，其中尤以惊险小说最为著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新天方夜谈》、《金银岛》（又译作“宝岛”）、《诱拐》、《化身博士》等。他善于描述新奇浪漫的冒险故事和历史故事，常常通过曲折的情节表现英勇、顽强、正直的好人如何战胜狡诈、贪婪、残忍的恶人。他的文笔优美简洁，具有高度的戏剧效果。他的书虽然不是专门为孩子而写的，但孩子们都非常着迷。

他还创作过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经典的儿童诗集之一，诗歌中充满了童心童趣，映照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向往。

冒险 占有 欲望——浅析斯蒂文生《金银岛》中的帝国主义的气息
邓荣
内容提要 《金银岛》（1883，又译《宝岛》）不仅是斯蒂文生的成名作，也是他全部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作。《金银岛》虽是斯蒂文生丰富想象的产物，但不少地方受到笛福、华盛顿·欧文、艾伦·坡、金斯莱等前辈英美作家的影响。无可否认惊险小说历来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传诵和喜爱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在构思布局、渲染气氛、刻画性格方面的卓越技巧。与此同时，作品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即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中的资本家的勤劳、艰苦、冒险的精神，还流露出浓重的帝国主义气息——霸权、殖民、掠夺等等。因此，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来讲，《金银岛》既是一部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小说，也是一部透露出浓烈帝国主义气息的小说。

《金银岛》（1883，又译《宝岛》）不仅是斯蒂文生的成名作，也是他全部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关于本书的成因，颇有戏剧性的因素。最初，三十一岁的斯蒂文生在陪他的继子（即本书题献中所说的那个“美国绅士”劳埃德·奥斯本）作水彩画时，花了一幅海岛的地图，由此引起种种联想，终于写成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探险故事。小说的情节虽是作者丰富想象的产物，但不少地方受到笛福、华盛顿·欧文、艾伦·坡、金斯莱等前辈英美作家的影想。无可否认惊险小说历来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传诵和喜爱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在构思布局、渲染气氛、刻画性格方面的卓越技巧。[1]在《金银岛》如此多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体现了其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即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中的资本家的勤劳、艰苦、冒险的精神，还流露出浓重的帝国主义气息——霸权、殖民、掠夺等等。其中，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气息是本文所要讨论和探求的重点。当然，在具体分析和探求作品之前，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作者的生平及本部作品的大体内容作简单了解，因为这些对下文的进一步探讨无疑是有助益的。

斯蒂文生的于一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2〕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期和在全世界的疯狂掠夺的上升时段。斯蒂文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土木工程师，在灯塔建筑方面成绩斐然，十分希望斯蒂文生长大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一八六七年，斯蒂文生秉承父亲旨意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其实他从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斯蒂文生曾回忆道:“我整个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一直在为一个目标忙着，那就是练习写作。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个本子，一本是阅读的书，一本是写作的本子。”因此入学不久，他便向父亲要求改学文学，结果未获批准。作为折衷，父亲让他改学法律。一八七五年，他通过毕业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但他对文学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即使在受理诉讼案件时，仍抽空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七八年，斯蒂文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内河航程》。一年后，又出版了《骑驴漫游记》和《人与书散论》。从此，他放弃律师业务，潜心写作，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随笔、小说和诗歌，其中有许多已成为英国文学宝库里的瑰宝。一八九四年，年仅四十四岁的斯蒂文生突患中风，病逝在太平洋南部的西萨摩亚的首都阿皮亚并葬在当地一座能俯瞰太平洋的高山上。他的墓碑上铭刻着他亲自撰写于多病之秋的一八七九年的一首著名《挽歌》。关于《金银岛》的情节内容——这部著名的小说，叙述了一个海岛寻宝的冒险故事。少年吉姆是本葆将军旅店的小主人，他心地善良、活泼机智，而且充满了好奇心。有一天，一个自称为船长的古怪客人光顾本葆将军旅店，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先是黑狗的神秘出现，接着是瞎子皮尤的不期而至和老船长中风而死，然后是一群海盗呼啸而来。在检查老船长遗物时，小吉姆无意中得到一张藏宝图，他飞快的跑到庄园，将此事告知李甫西医生和乡绅特利劳尼先生。医生性格沉稳、为人正值，乡绅慷慨豪爽，但容易马虎轻信，当他们看到藏宝图后，便决定带着吉姆出海寻宝。由于乡绅轻信的毛病，不小心将此行的秘密泄漏，结果招来一群海盗做船员，伊斯班袅拉号一起航，就意味着危险之旅开始了。“独脚厨师”西尔弗是这海盗的头，他为人体贴周到，态度和蔼友善，竟然把一向以胆大心细著称的李甫西医生都给蒙骗住了，以为他是好人。其实他却有时凶残，有时温和；有时充满暴戾之气，有时又颇具绅士风度；有时沉稳冷静，有时又贪生怕死，最后甚至抛弃属下人。人性的善良、邪恶与贪婪，在他身上显露无疑。在航行过程中，他明着做人给医生看，暗中却抓紧拉拢其他船员，偏巧，这事又被小吉姆无意中听到，立即报告给医生他们。一场殊死的搏斗就开始了！作品中有波涛光涌的大海、机智勇敢的少年、凶恶狡诈的海盗以及一份神秘的藏宝图。围绕着这份藏宝图，少年吉姆一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这也是《金银岛》历经百余年后，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至今，它仍以其独特的风姿，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下面，本文将试从作品创作的因由及背景、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作品的时代的思想倾向等三个方面来对这部小说中的帝国主义气息作初步解读。

一、作品创作的因由及背景——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对于金钱和财富渴求

从18世纪初的《鲁滨逊漂流记》开始，凡是英国作家写的涉及英国人在海外旅行、冒险、探险以及其他经历的文学作品都难免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印记，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英国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中继承了帝国意识和殖民意识，在众多浸透着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的建构下，形成了一种连作家本人也未意识到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建构了无数帝国神话和殖民地意象，虽然他们的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殖民主义的倾向，但他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着帝国的殖民统治。到了19世纪，英国资本帝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以此相适应，帝国作为一种文化镜像在此期的文学中无处不在，而走向了文化帝国主义。几百年来，帝国话语在英国社会不断发展、流传、接受，逐渐在英国人意识深处构建了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关于非西方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欧洲中心、西方先进、白人优越等观点，是支撑这个社会集体想象的重要支柱。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欧洲新的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产品市场，开始积极地向外拓展殖民地，一方面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工业产品到殖民地，配合这种殖民化侵略的同时，是其文化思想、宗教等形式的不断向外扩张，以增加它的影响，扩充其势力范围。从现有的文学作品里，如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辛格顿船长》、巴兰坦的《珊瑚岛》及本文所探讨作品《金银岛》等，我们可以读出这种扩张轨迹1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敢于冒险和不断占有积累的重要性，它可以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开拓出一片新生活的天地。还有，这种欲望和冲动也触动了英国人挣脱外来势力的干预繁荣民族自立意识，即他们要与强权国家平起平坐的愿望。于是他们跨出国门，走向海洋，去争夺海外霸权，这是建立英帝国的第一步。民族国家的确立对英国人而言是合理的选择，但民族国家向外再跨出一步，就走出了帝国与殖民的不归路。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外，传播上帝的福音，对金银财富的追逐，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新君主制的建立，也构成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动因。金钱和财富对帝国主义具有极大的诱惑.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干着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大海盗英格兰船长“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印度的马拉巴尔，南美的苏里南，北美的普罗维登斯和苏格兰的波托贝洛。”他们每到一地，就将它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将英国国旗高高升起.在金钱面前，除了贪婪，人们忘掉了一切，连吉姆的母亲一位原本懦弱的妇女“也不愿放弃金钱”、“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箱子打开,我要那本该属干我们，属于吉姆的钱。”(《金银岛》27页)〔3〕只要占有了金钱，不论是何手段掠取的，在人们的眼中都成了英雄，甚至横行霸道的大海盗比尔，也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年轻人“对他作出毕恭毕敬的样子，称他为真正的老航海，了不起的老水手”。还说英国之所以能在海上称王称霸靠的就是他这种人。（《金银岛》7页)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批富有冒险和占有欲望的资产阶级开拓者

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优劣是一部小说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当然，本部作品《金银岛》来说，它的人物形象不仅个性鲜明、思想丰富，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反映出具有帝国主义气息的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冒险和占有意识。一个文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只是由它产生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随着新的批评话语的产生不断地得到解释。在早期的文学批评中，人们常常从美学、冒险精神、浪漫主义等角度出发去欣赏小说《金银岛》。然而帝国主义理论批评的兴起则使批评家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欧洲经典文学文本中复杂的阶级和种族压迫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英帝国主义时期的文本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因此，当我们用帝国主义的理论来重读经典小说《金银岛》时，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学经典所折射出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其中的内涵。过去读斯蒂文生的《金银岛》以及巴兰坦的《珊瑚岛》时，看到的是少年儿童在荒蛮的岛上的冒险故事。如今不同了，我们看到这帮十几岁的白人孩子，也学着他们的父辈，以优越人种的姿态，在殖民地干出种种的“英勇”的冒险，探险的事迹，并把当地土著人或者水手、船员、农夫等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些小说中所倡导的冒险精神正是殖民主义者所提倡的。小说的主人公吉姆·霍金斯还是个孩子，但很小时就协助父母在海边经营一家小客栈。某一天，客栈里住进了一位粗壮的疤脸男人—海盗比尔，他脾气暴躁，行为诡秘，不久就因为酗酒而中风死去，身后留下一张海盗佛林特埋藏财宝的地形图。一些海盗全副武装闻风而至，不想，藏宝图却被吉姆抢先拿到，交给了颇具声望的医生，也是当地的治安官利维西和乡绅特里劳尼。为挖掘宝藏，特里劳尼在布里斯托尔定做了一条大的帆船，招募了船长，水手和厨子等人，与利维西医生和吉姆一起动身出海，向荒岛进发。腿厨子希尔弗及一大批水手是蒙混上船来的海盗，他唯利是图，奸诈狡猾。为了讨得吉姆的信任和医生、乡绅等人的好感，总是装出一副温良谦恭的样子。一次，他跟几个海盗水手在船舱里密谋杀害医生等人，独霸宝藏，不料被躲在苹果桶里的吉姆听到，告诉了医生等人，于是，船上暗自形成了代表“恶”的希尔弗派和代表“善”的医生一派医生利维西足针多谋吉姆机智勇敢。和以希尔弗为头领的海盗水手在帆船及荒岛上展开了一系列的较量，最终医生一派在经过一番苦战、牺牲数人之后战胜了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希尔弗一伙，载宝而归。这当中具有丰富形象的人物有聪明伶俐、机智勇敢的小吉姆；有为人两面三刀、心狠手辣，却又善于用脑、随机应变的“独脚海上漂”——约翰·西尔弗；有沉着冷静、经验丰富的斯摩列特船长；还有乐于助人、小心谨慎的李甫西大夫等，他们虽在作品中分属“善”与“恶”的两方，但是他们身上却具有本质的共同点：冒险和占有的热望。他们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三、时代的思想倾向——对帝国主义殖民和扩张的崇尚与期许

纵观世界近代史，它就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战争史、侵略史，是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抢劫史。这在《金银岛》中体现很多。斯蒂文生生活在19世纪，而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时的趋势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而蔚蓝成风，并且愈演愈烈。它们已不满足于原先的拓垦精神，转而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开始发动战争，对殖民地人民大肆烧杀抢掠。斯蒂文生通过少年吉姆的话语将史买在这里清晰地再现二他写道:“这堆财宝在积聚的过程中流过多少血和泪，有多少坚固的船只沉人了海底，有多少英雄好汉被蒙着眼睛勒令走板子，有多少炮弹从空中呼啸而过，还有多少凌辱、欺咋、残忍和暴虐。金钱和财富对帝国主义具有极大的诱惑。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干着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金银岛》中对普通船员、黑人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西方强权的话语，这也就折射出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对殖民主义的解构和批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批评这一文学理论的确立和被人们的广泛接受始于《东方主义》这部著作，它着意解构欧洲自15世纪以来在长期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形成的“西方中心” 模式以及这一模式所建构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殖民逻辑的产物，这里的“东方”不是地理方位上的东方，而是西方人在想象中一厢情愿的构造。西方人认定每一种文化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分，而价值高的强势文化必将合理合法地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进化的链条上击败低价值的弱势文化，并取而代之二西方文化就是他们想象的“中心文化”，其它文化则处于“边缘”。赛义德指出，西方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充满了作为“他者”的东方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一种扭曲了的想象，离东方本土的真实性相去甚远。这种被构造出来的东方作为西方主体的神秘他者，充满了化外色彩:原始、愚昧、落后、野蛮、肮脏，集一切反面因素之大成。他认为，西方主流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一与帝国主义统治有关，而东方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知识本身无不散发出一种帝国霸权主义的气息。〔4〕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将《金银岛》归属于帝国主义小说类。〔5〕《金银岛》虽然在体裁上是一本探险小说，然而生活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王朝盛世的斯蒂文生所想象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带有英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勃勃雄心和作为强大的宗主国臣民在身份和道德等方面的优越感。本来在16世纪末之前，西班牙、葡萄牙已垄断了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1494年西班牙、葡萄牙订立协定将整个世界殖民地加以划分，英国的海上贸易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1588年英国在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才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开辟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此后，英国为了更多地抢夺海上霸权和进行殖民扩张又先后在17世纪和18世纪击败了荷兰和法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1840的工业革命为英国人创造了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技术发明接连不断，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对外贸易财源滚滚，海外扩张伸展到全球。另外，斯蒂文生在小说中赋予了少年吉姆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形象，他灵活机智、果断勇敢、思维敏捷，深受周围人及读者的喜爱。而这样描述，斯蒂文生是在将自己关于欧洲人也即白人的形象强加于读者的脑海中，从而落人了殖民主义小说题材的固定模式，即白人种族优秀论，欧洲人是理性的明智的，而东方人则是感情用事的和敏感的。关于此，在作品中也有印证。与迪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塑造了“礼拜五”一样，斯蒂文生也塑造了一个他者的形象，这就是本·葛，本·葛恩给吉姆第一印象是能在树丛中跳跃，是“黑乎乎、毛茸茸的一团，是熊?是人?还是只猴子?”姆说不清楚:或许是个“野人、食人族”:他“能从一棵树后蹿到另一棵树后，像鹿一样敏捷;他还像人一样用双腿奔跑，但和正常人又不太一样”(《金银岛》100页)很显然，斯蒂文生是将本·葛恩置于他者的位置上了。本·葛恩原本是一名水手，三年前被人放到荒滩，抛丢在这荒芜人烟的小岛上。当他见到吉姆时跪倒在地，双手合十作哀求状，似乎在恳求吉姆将文明的阳光撒在他的身上，去拯救他的灵魂。他渴望一顿真正的饭菜，渴望西方的文明。这里，本·葛恩已经将吉姆当成了主人，当成了救星。为了主人，他愿意献出他找到的宝藏，甚至愿意为他去杀人，而且他也真地去做了。和星期五命运不同的是:他没有被主人当作奴隶卖掉，而是随着主人一道回到了家乡。然而他者就是他者，“本·葛恩在分到一千英镑后，不到三个星期一一刁涌切地说，是19天，因为到了第20天，他就已经成了乞丐，钱不知道是花光了还是丢了”，最后也只能做一份看门的工作二(《金银岛》233页)

当然，殖民扩张者在烧杀抢掠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恐惧，甚至在梦里也不断遭受折磨:“在狂风肆虐的夜晚，屋子的每个角落都被刮得不停摇晃，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就会看到那人变换成千百种形态，有千百种狰狞的表情，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被截断在大腿根，过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异形，要么完全没有腿，要么从身躯中长出一条长腿。我做过的最可怕的恶梦，就是看到他连跳带跑地穿过树篱和水沟一路向我追来。这些恶梦不断循环往复。”(《金银岛》5页)

四、结语

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来讲，《金银岛》既是一部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开拓者的小说，也是一部透露出浓烈帝国主义气息的小说。在2l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进人多元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发展、平等、互敬、对话而不是对抗，是当今的时代特点,昔日的中心正在被边缘化，昔日的边缘正被中心化，昔日的一元正被多元化。我们在欣赏《金银岛》的时候，也要用多元视角去看待它。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情境下，中国人应该关注一下文化殖民主义的问题，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正在一败涂地——尤其要警惕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们所作的一切。每一种文化的持有者同样不会在文化殖民主义面前低头认输，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标志和价值，当然是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和内在的本质的东西，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冲击不可能不引起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同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手段联系在一起，正如文化殖民的过程也需要与政治经济手段联系在一起才能起作用。对西方世界在中国当前和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清理和批判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也是本文所期待的对这部小说作出正确解读的题中之意和认识基点。

C. 普列姆昌德著名的短篇小说有哪些这些小说有何不同

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大多收集在题名为《圣湖》的8部集子中。他的短篇小说选材广泛，人物性格鲜明，真实感人。著名的短篇小说有：《赫勒道尔王公》、《大家女》、《沙伦塔夫人》、《礼教的祭坛》、《牺牲》、《进军》、《老婶娘》、《棋友》、《一把小麦》、《首陀罗姑娘》、《如意树》、《解脱》、《神庙》等。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反映了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的揭露祭司的虚伪和毒辣，有的批判荒谬的种姓制度，有的抨击地主高利贷的残酷，有的反映农民和妇女命运的悲剧。通过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曲折的情节，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批判。

D. 诺贝尔文学奖「阿布拉扎克·古纳」是谁

在这里要纠正一下，他的中文名叫作：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外文名叫作：Ablrazak Gurnah。是一位坦桑尼亚小说家，出生于桑给巴尔。

简介

诺贝尔文学奖属于诺贝尔奖项之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奖项之一，由瑞典学院颁发。诺贝尔奖是由瑞典化学家、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支票。根据诺贝尔的遗愿，每年表彰“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

在诺贝尔遗嘱中，部分遗产（920万美元）作为基金，用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后添加经济奖）5种奖金，授予全世界在这些领域对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诺贝尔文学奖在1901年首次被授予法国现在诗人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从1901年至今，诺贝尔奖已由120年历史，共有118位得主获得了114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女性共16位。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 (Louise Glück) ，中国作家莫言曾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到今天为止，最年轻的获奖者是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获奖时间是1907年，当时是42岁；最年长的获奖者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她已经88岁高龄。

E. 米格尔大街的作品鉴赏

米格尔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男性尊严和父权统治的过度追求。被殖民者模仿殖民者的控制和支配手段，使用家庭暴力寻求男性尊严、个人权力以及父权统治，这从整个社会层面上反映了殖民主义造成殖民地国家社会政治力量失衡的深远影响。米格尔街这个微缩殖民地社区里多元种族文化的混杂固然对其居民的生存条件和思想状态有巨大的影响，但这绝不是造成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法农早已敏锐地指出：被殖民者冲动的暴力行径“不是神经系统的组织，也不是性格的古怪，而是殖民环境的直接产物”。
《米格尔街》中英属特立尼达遭受的经济剥削才是反映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中暴力行为频发的根源：靠着老婆养奶牛为生的乔治在老婆死后不得不以开妓院营生，对女儿也越发粗暴；生性胆小懦弱的“大脚”做过木匠和泥瓦匠却都无法维持生计，只得打肿脸充胖子，靠着继承暴力的假名声当了拳击手；墨尔根正是在自己制作的焰火完全卖不出去的情况下才“比以往更经常地打自己的孩子”；而比哈库则是自从在一心想赚钱的老婆怂恿下买来了一辆老赔钱的卡车之后，便“一直记恨着他老婆，经常用那板球棒揍她”。正如法农所言：“在殖民时期，人和物质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历史的关系，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对于一个被殖民者，生存丝毫不是体现价值，不是投入一个世界的协调一致和有成果的发展中。生存就是不死亡。生存就是维持生命”。在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殖民地环境中，被殖民者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是其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的外放表现，但个人由于无力与强势经济的冲击、挤兑和盘剥进行抗争而选择以家庭暴力作为发泄的途径，却使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都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伤害。 比喻修辞手法
一、明喻手法的运用
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的一大特色在于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作品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印度群的特立尼达，这些人物是处于边缘化的下层人，其中大多数是移民。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极其贫困，身份复杂形象各异，没有归属感。相对于社会上的名流和显贵，处在社会底层，相对于他们所依附殖民主义宗主国的“白人”，处在“没有自己话语权”的臣属境地，他们是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具有比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小人物更复杂的性格和命运。奈保尔凭着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刻画出的人物形象都带着时代烙印，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生活底蕴和高度的真实。塑造生动人物形象的重要修辞因素就是奈保尔对明喻手法出众的运用。
明喻在结构上包括本体﹑喻体和引导词，其精妙之处取决于不同事物之间“在一定的对比含义上有相同之处”，而“采用明喻可使事物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奈保尔深谙明喻的特点，在用日常事物来比喻和描绘人物形象时，巧妙地抓住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来做比拟，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被刻画的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小说《米格尔街》中，奈保尓所描述的这些话语： “他的目光凶狠冷酷，就像那些从不狂吠而用眼角瞅人的恶犬”； “这时的墨尔根活像一只小鸟，不光他的身体细小得像根火柴，就连他那细长的脖子摇头晃脑的样子也很像小鸟”；“泰斯特·霍伊特的脑子里像个杂货铺，无所不有，而且时常还冒出些怪吓人的念头”；“事实上这也并非易事，比哈库太太的身材使人很容易想起一只放在磅秤上的鸭梨，她肉多膘厚，当她双手卡腰时，那双圆浑的手臂像是镶在圆球上的两个把手”。这些明喻不是停留在描绘人物形象的外部表象上，而是能深入人物的性情、精髓，反映出其内在的性格特征。奈保尔在运用明喻时，能将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纽结在一起，建立本体、喻体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把他们的相似性藏于深处，由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眼光，去获得超乎寻常的丰富意蕴。从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选取喻体，从而使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得以沟通，这样比喻的新奇就产生了。在小说中，奈保尔认识到表面上不相干的两个事物间的相似性，并用明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使读者通过共同点来体会本体与喻体在某方面的相似，并获得语言艺术的美感享受。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运用明喻修辞比较集中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展示了一个不为人关注的世界：在贫瘠的特立尼达，有一群生活在一条叫“米格尔街”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整天做一件“叫不出名字东西”的木匠博特，疯言疯语、胡思乱想的曼门，外表高大、盛气凌人而实际上外强中干、胆小如鼠的大脚，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无所适从，靠着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来消磨时光，而促使他们做这些事的是处在强势地位的殖民地文化。这也正是小说所蕴含的主旨：殖民地时代殖民地人民身份界定的困惑、精神家园的丧失。
奈保尔通过明喻这种文学的手法对特立尼达殖民时期社会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人们的绝望思想及暴力的行为进行了形象地描述。例如，从下面《米格尔街》里的一些明喻可见一斑：“墨尔根的老婆把前门关上了，墨尔根只好在他家园里跑来跑去，像一只发疯的公牛，把栅栏撞得咚咚直响”；比哈库太太的嗓门“听起来像是留声机里的唱片快速倒退的声音”；“那些鹎和鹦鹉看上去很像一群恼怒且好斗的老娘们儿，任何人都是它们攻击的目标”；“他就像他院子里拴着的那头毛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歇斯底里地吼叫一番外，还算比较安分”。很显然，《米格尔街》中这些明喻起到了深化主题，真实展示客观社会现实的作用。
二﹑隐喻手法的运用
隐喻，是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常用的一种手法。它把深刻而抽象的思想或者主旨蕴涵在具体生动的描写之中，往往能收到回味深长﹑引人入胜的效果。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在这部短篇故事集《米格尔街》中，奈保尔就非常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下面通过对这些隐喻的解读，探究隐喻在深化作品主题中的显著作用。
《米格尔街》中《曼曼》的故事则戏仿了殖民政府控制下的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奈保尔创作《米格尔街》中故事时，正值特立尼达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但社会根本状况并无多大好转。故事中同名主人公曼门每年都要举着贴上自己相片的竞选牌参加市镇议会和立法机构的竞选，但每次都只能得到连他本人自投在内的三张选票。这是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一个讽刺，边缘人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边缘地位，更为荒诞的是，曼曼宣称他是新救世主，并定好上十字架的日期。针对曼曼借上帝之名的疯狂举止，其他人既感到疑惑又感到骄傲。许多人聚集起来，唱着圣歌，按他的要求把他送到一个叫“蓝池子”的地方，然后竖起十字架，把他绑在上面。曼曼大声要求人们用石头砸他。他自己则用耶稣的口气呻吟着说：“上帝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人们真的向他脸上和胸口大扔石头时，他似乎变得很伤心也很惊讶，说：“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呀”，“听着，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然后破口大骂，骂得大家都震惊了，最后警察带走了曼曼。整个过程就是一场闹剧，作家以讽刺的口吻揭示了殖民者带来的宗教影响。他的荒诞竞选戏仿了那个时期特立尼达的政治状况：候选人是没有政党的独立的个人。
西印度群岛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名人，希望达到释放和拯救，有论者指出在殖民晚期和早期独立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结合常常是新世界政治领导者的特征。“曼曼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展示了缺乏公认社会标准是如何迅速地变成幻想和暴力，产生出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而只会作秀表演的领导者。”显而易见，作者描述曼曼对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戏仿的行为具有深邃的隐喻意义。
《米格尔街》中的人物是失败的，无论怎样奋斗或挣扎都是徒劳的，他们无法改变其边缘群体地位与受压迫的命运。《职业选择》故事中的主人公伊莱亚斯有着远大的抱负。街上其他孩子的理想是当上像埃多斯那样驾驶蓝色垃圾卡车的司机，“那些开车的简直可以算作贵族，他们只在清晨干点活，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动不动就罢工”。而伊莱亚斯却始终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他勤奋好学，但是饱尝考试失败的打击，目标一降再降，从最初的医生降到卫生检疫员，最后只能“开起一辆垃圾车，当上了街头贵族”。伊莱亚斯屡次考试失败，不是因为他智力不高，也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因为“考卷是英国人出的，你指望他们让伊莱亚斯通过？”这里反映了殖民地文化居于支配地位殖民地，殖民地人被抛弃的命运，在殖民体系控制之下的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相当困难的。因而，伊莱亚斯“择业”经历的隐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小说《米格尔街》中第十六个故事《哈特》也耐人寻味。哈特在叙述者奈保尔的眼中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板球﹑足球﹑赛马，饲养了一些美丽的鹦鹉和其它的鸟儿，坐在人行道上侃大山，圣诞之夜和除夕夜多喝点酒，并且不时地给一些平常的事添加上神奇色彩。“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非常自足。”但是，后来一天，哈特把一个名叫多丽的女人领回家了，不断给她买珠宝首饰，成了一个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男人。从外边看来，哈特家里也有两个变化，“一是把所有的鸟都关进了笼子；二是大狼狗被锁在铁链上后变得忧郁寡欢”。评论家西默认为“两个转变是哈特将多利带入其生活而牺牲自己自由生活方式的隐喻”。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吃惊。多丽从哈特那儿逃走，带走了他给她的所有礼物，哈特追踪、发现了她，并痛打了她一顿，而他受到了监禁四年的处罚。小说中像“笼子”、“铁链”这类隐喻很多，如“粉红色的房子”、“蓝色的卡车”、“十字架”等等。
隐喻是文学形象化诸手段中的一种，能使人们根据已知事物把握未知事物，并在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相互激发的过程中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美学效果，它建构人们观察﹑了解和思考事物的方式。显然，隐喻手法的运用，使这部短篇小说集锦上添花，更加耐读、耐品，散发出更为浓烈的醇香。
三、提喻手法的运用
提喻也是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常用的一种手法，“特点是以局部代整体，或以全体喻指部分，以具体代抽象，或以抽象代具体”。在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中，作者成功选用“米格尔街”和“劳拉”等人物分别作为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立尼达人民生活的画卷，勾画出殖民地人边缘化后得过且过、无所适从，卑微怪异的生存状态。在故事《花炮师》的开头，作者不经意这样对“米格尔街”做了一个概要的描述：“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是一个世界，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其独到之处，曼门疯，乔治傻，大脚是个暴徒，海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墨尔根却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小丑。”
更意味深长是在第九个故事《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伊特》中，叙述者讲述他刚从乡下搬到西班牙港，母亲叫他出去买点东西，回来时他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家时，叙述者叙述道，“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名叫米格尔的街道”。叙述者显然是在暗示他的附近都是米格尔街，住在那些街上人们的困境与住在男孩这条街上的人们没有区别。“米格尔街”成为整个殖民社会的象征和缩影，它所反映的下层人们的生活也是当时殖民地下层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从更广意义上来看，《米格尔街》的意义不局限于“米格尔街”这个小小的“本土世界”，同时“米格尔街”又是一个可以小中见大的微观世界。奈保尔的作品不仅是对殖民地社会的批判，而且是对人及生活本身的反映。
《米格尔街》真实地再现了一群生活在特立尼达社会的小人物： 流浪汉、木匠、马车夫、疯子、酒鬼、胆小鬼、幻想家、喜剧艺术家、教育家、理发师、机械天才、时髦青年、流浪女、可怜的母亲、穷孩子等等，他们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人，在物质生活上极度贫困，身份复杂而模糊，没有文化上的归属感。
书中对每个主人公性格特征做了典型﹑精简的刻画，如“装出一副靠做裁缝维持生计的样子”的博加特，“自命为木匠”的波普，“在粉红房子里聚集了一群女人”的妓院老板乔治，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尤其对《母性的本能》中的女主人公劳拉的描写，更是令人难忘。劳拉是被生活与性所累人物，是特立尼达殖民地妇女的典型。劳拉是一个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当她得知自己的大女儿年纪轻轻就怀孕并且走自己的老路时，痛哭了一场。不久，当得知大女儿投海自杀的消息时，她只说了几个字：“这好，这好，这样更好。”这句话表面上看有悖于《母性的本能》这个标题所要表达的含义，其实这正是作者的点题之处：劳拉认可女儿的选择。对女儿而言，与其屈辱的生活下去，重蹈母亲的覆辙，不如离开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解脱与救赎。“正如米格尔街是特立尼达殖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劳拉是奈保尔详细塑造的屈从于这种环境的广大妇女的代表。”评论家佩吉也认为：“对于劳拉这样的女性，在这世界上，只有随便性的行为和生育众多的孩子是唯一通向快乐和温暖的通道。她们无法从贫困中解脱，也没有别的创造力。”在描写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叙事指向个人的生活际遇，置身于个体命运的深渊，感受他们的痛苦与困惑，用典型人物生活的磨难和际遇呈现了“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奈保尔对事物有着独树一帜的敏锐感受，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格调，想人之所未想，以比喻这种文学的方式呈现了一幅完整的殖民地底层人们生活的画卷；用冷峻的笔调描述了人们的愚昧天真和无知，殖民文化和贫困对人性的扭曲，使人深深地感到底层生活的可悲和窒息，发人深思。

F. 急求 迈克尔·坎宁安 （micheal gunningham）的短篇小说 白天使 翻译版

－－女性主义－－

从女权主义这一名词诞生的那天起，围绕“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各个流派众说纷纭，使之更加混淆和不确定。但是各个流派都承认的一点是：女性主义文学是肯定男性和女性本质上的平等，是述说女性个体经验、凸显女性意识、同时反叛传统的父权话语的文学。本文认为，“女性主义”中的“女性”并非指生理意义上的女性性别（sex），而是指具备女性气质和精神内核的作品（gender）。
在中外女性主义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关于女性作家以及女性作家的作品，仿佛只有女性作家所进行的创作才能够进行女性主义解读。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迈克尔•坎宁安这位男性作家的作品《末世之家》进行分析和解读，从而说明女性主义并不等于女性文学，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有着非常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作者－－

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在国内又被译为麦可•康宁汗。美国著名当代作家，被认为是美国新一代作家最有希望者之一。迈克尔•坎宁安于1952年11月6日出生在俄亥俄州西南部的辛辛那提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莎迪纳市长大。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不久后他在爱荷华州大学学习，被授予美学硕士学位。在爱荷华州学习期间，他就有短篇小说在《亚特兰大月报》和《巴黎评论》上刊载。迈克尔•坎宁安曾执教于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镇的美学研究中心，以及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现居纽约。
迈克尔•坎宁安本身是双性恋，并已经和他的同性伴侣一起生活了十八年，但是他非常讨厌被简单地看做只是一个男同性恋作者。他认为那样的观点大大影响他的创作，使他作品的个性变的偏激和狭隘。事实证明迈克尔•坎宁安的确不为这些作品以外的东西所囿，他的题材和视野都显得非常开阔和自然。
他的创作不算太多，但都掷地有声。
1984年迈克尔•坎宁安出版了《金州》，1990年他出版的小说《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World）便是他的成名作，该书出版之前坎宁安就曾把第二章抽出来取名为《白天使》（White Angel）在《纽约客》杂志上单独发表，并成为1989年全美最佳短篇小说。
1995年他出版了第二个长篇《血与肉》（Flesh&Blood），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1998年出版的《时时刻刻》(The hours)。小说在2002年被拍成电影，获得第六十届金球奖、第七十五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等七项提名。
2002年他的《领土边境：普林斯顿小镇散步》(Land's End:A Walk through Provincetown )出版。2005年他出版了新的小说《标准的日子》（Specimen Days）。
从他作品的出版时间上就可以看出，迈克尔•坎宁安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作家，他的作品少而精。也正因为此，迈克尔•坎宁安在写作上的取得了卓越成就，也获得了一系列文学领域的荣誉。
1993年，迈克尔•坎宁安获得了古根汉艺术基金（Guggenheim Fellowship）。1995年他的小说《血与肉》获得了怀丁作家奖（Whiting Writer’s Award）。 1998年他又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助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1999年，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获得了1998年的笔会/福克纳（PEN/Faulkner Award for Fiction）奖，并于同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石墙书奖（Stonewall Book Award）。


－－《末世之家》－－

长篇小说《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World）是迈克尔•坎宁安的成名作，于1990年出版。小说讲的是“对和平、对真正的家的寻求（在一个这两者都很匮乏的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物都是难民，虽然他们谁也没离开过美国。”
小说的情节不算复杂，可以概括为一个母亲（艾丽斯），两个少年和他们的情人的故事。乔纳森和博比个性迥然不同，但两人自小就以各自不同的姿态把自己与世俗隔绝开来，彼此反而亲密无间。乔纳森锐利而脆弱，是一个走不出母亲阴影而缺乏勇气的叛逆者；博比愚钝而淳厚，从他简单而清澈的心灵里流淌出的是自然的诗意。乔纳森和博比是精神上的情人，他们都渴望挣脱时代和社会的羁绊。只不过乔纳森因为聪明、求索的太辛苦，博比由于心灵的稚拙反而走的坦然。
博比一家生活住在墓地旁边，生活清苦，他在哥哥的影响下追求叛逆的生活，但哥哥有一天不小心撞碎了横亘在他面前的玻璃门，被一片玻璃刺入脖子而送命，失去长子的父母伤心异常，不久后母亲自杀，父亲变得嗜酒如命；而乔纳森一家家境殷实，母亲艾丽斯对他的父亲很冷淡，对婚姻提不起精神。艾丽斯一心爱着她唯一的儿子乔纳森，为了和儿子成为朋友，甚至和儿子以及儿子的密友博比一起抽大麻，当她知道乔纳森和博比相爱，也以母亲的宽容劝慰乔纳森。
后来乔纳森去纽约读了大学。并和比他大十岁的女继承人克莱尔成为精神恋人，当博比来到纽约后，比他们大十岁的克莱尔因为有着相似的志趣而和他们生活在了一起，于是有了一个奇怪的家庭组合——末世之家。在世人的目光中这肯定是一种病态的结合，但对他们而言，那是很自然很恰当的事情，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之一种表现：三个人两两相爱，克莱尔把爱情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上剥离开来，分别给了乔纳森和博比，乔纳森另外还有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这也注定了这个末世之家的短命。
后来乔纳森的父亲去世，艾丽斯有了情人，开了饭店，开始了新的生活。克莱尔和博比生了一个女儿。到故事的最后，克莱尔因为为女儿（丽贝卡）的生活环境着想，带着她和博比的孩子出走了。小说的最后一幕是博比、乔纳森和他即将死于爱滋病的男友埃里克赤裸着身子站在早春刺骨的湖水中。荒诞的场景隐喻着荒诞的世界。而乔纳森却更情形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且决心更坚决地走下去，即使他有可能因为受到爱滋病的诅咒而不能走的太远。
《末世之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不断挣扎，想要摆脱那些阻隔和禁锢他们的东西，他们想要追寻一块即使文明灭亡也依然可以存在并容纳他们的栖息地，但是直到故事的结尾，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能否寻找的到，这也吸引了读者置身其中，进行思考和探索。
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音乐的描写，“在美国，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音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集体革命意识的一面旗帜。那时美利坚是个广阔而绝望的国家，所有的叛逆者似乎一夜之间熟悉了相同的歌曲。所以像鲍勃•迪伦、范•莫里森之类的歌手已超越了艺术家的身份，成为文化革命的英雄。”这些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有着他们的代表意义。
本书原英文名为“A Hom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既可指空间上的“天涯之家”，意即地处偏僻遥远的家，和乔纳森、博比和克莱尔最后找到的家园在偏远的山村这一情节像吻合。又可指时间上的“世界完结时的家”，和基督教文化背景相吻合，是文明世界崩溃时仍然生存着的最后一块庇护地。小说的中译名“末世之家”即取了时间上“The End Of The World”的意思。而小说创作于九十年代，那正是西方人的末世情节愈演愈烈的时代。作者迈克尔•坎宁安本人也认同空间上的含义。
《末世之家》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它真切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青年的家庭婚恋观。许多读者在因特网上留言时都谈到自己在乔纳森和博比身上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洛杉矶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我们感到我们是认识乔纳森、博比和克莱尔的，就好像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它的确激起了人们美好的感受和严肃的思考。


－－酷儿－－

在《性史》一书的前言中，福柯宣称作为人类的性，它不是一种个人品质，而是一个文化范畴。因此，人类的性认同是这一文化范畴所产生的“话语效应”。这便促使人们对同性恋——男、女同性恋等传统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异性恋”是作为“同性恋”的对立而存在的。它的实质是宣扬男人在婚姻和拥有一种不可置疑的，占主导、支配的地位，是性爱的施与者；而女人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是性爱的接受者。因此，依照酷儿（queer)理论家的观点，异性恋文化实际上所维护的是传统的男权社会体制，它必须加以颠覆和瓦解。
同性恋文学不仅仅表达了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平等的愿望，而且在挑战异性恋霸权的同时也在挑战着传统的男性霸权。男性在婚姻和爱情中的支配和占有地位被要求打破，从生理的性别平等开始的平等——这种新的婚姻和家庭结构体系被要求建立。
酷儿理论也认为，一个人的性别不仅由它的生理特征所决定，心理性别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gender和sex哪个更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某个人的性别，酷儿理论者认为是前者。同时，酷儿理论反对以男性和女性完全对立的平等，而追求性别超越。
女性主义和同性恋文学最主要的共同目标即是反对男性霸权，男性霸权下的男性和女性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具体的男女两性关系。男性和女性是进攻与承受、主动与被动、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女性力量的崛起也意味着女性要求占有与被占有的双项满足，在男权社会下、传统的两性关系中，这一要求是得不到满足的。女性主义力求反对并扭转这一局面。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在女性主义者的同时也身为同性恋者，即是为反对两性关系中男性霸权局面的身体力行。
因此，在不少女性主义著作中有不少同性恋的描写，如中国当代作家林白的短篇小说《瓶中之水》；但并非同性恋文学就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文学，如白先勇的《蘖子》；只有那些超越传统男性霸权的同时又超越了狭窄的同性之间的描写、在一个新的高度关注男女两性关系、表达男性内心世界——当然是不同于以往表达男性权利意志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表达女性意识的作品才可被称为女性主义文学，如迈克尔•坎宁安的《末世之家》。


－－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冲突的复杂的关系。二者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它们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激进的社会运动产生；共同的对立面是西方传统的社会、文化等级制度，前者致力于颠覆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传统，后者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前提就已经开始质疑主体是否可能存在，在消解主体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致力于消解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界限，而女性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性别对立的基础之上，故而“主体之争”成为近年来一直制约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界定女性主体（Woman Subject)这一概念。
从第一部女权主义专著《女权辩护》到《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讨论的是被传统忽略和压制的没有主体资格的妇女。伍尔芙的“双性同体”观是女性作家第一次突破传统性别对峙的局面，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为女性确立一个主体的位置，但不幸被后继者理解为“中性”的立场，一度成为这位女性文学先驱者的诟病。
8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在平行发展了20年之后，开始有了更频繁的交流。其背景是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话语众声喧哗，黑人文学、同性恋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美国并广为流行。更多的女性主义者研究并接受了解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她们同法国女性主义提出的女性书写理论相应和，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冲破了原有的女性概念，“拒绝混淆生物学与文化的界限”，主张“女性本质冲破过去的故事”。露丝•依利格瑞认为女人“多数”、“多元”、“以触觉为有限”的“力比多”使“女性”不能被包覆在菲勒斯中心“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内，它是流动的、不可确定的、包容的。她尝试将语言与女性生理结构联系，建构一种可以外在于父权象征/语言秩序的语法与文法，提出多元性“女人话”。以“女性力比多——多样性欢愉——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对抗“阳具——单一式欢愉——同一性逻辑”。
从西苏和依利格瑞的思想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印迹，在她们看来，“女性”的定义是流动的、不可把握的。也许佳•查•斯皮瓦克对女人的定义能够最好地体现出解构主义的威力，她认为“女人”的定义取决于在各种文本中所使用的“男人”这个词，并拒绝给作为女人的自己勾勒一个独立的定义。她毫不讳言自己受到的解构主义训练，认为能够确立的最多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出于争论需要的定义。这是完全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普遍性，任何包含本质意义的概念都毫无例外地被贴上了怀疑的标签。
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分析学告诉我们：从深层意义上说，不是我们操纵语言，而是语言操纵我们；女人是写作的结果，而不是写作的源泉。面对带有性别的语言，女性主义者只有两个选择：1、拒绝规范用语，坚持一种无语言的女性本质；2、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显而易见，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者都采用了第二种选择。
在语言工具上，伍尔夫发现，女性没有一句现在的普通句子可以用，大小说家的文章全基于当时通行的语法，是男人的句子，“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合女性使用。”
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一书中，依利格瑞同意雅克•德里达的观点，即没有能够摆脱父权象征系统的捷径。但在有意识地重读和复述父权制的核心本文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可以游戏本文，在这种游戏式的模仿中，可以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
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在文学创作中，既要抗拒男权话语下传统的表达方式，又要利用男权话语创立有独特女性气质的表达方式，这样的两难状态使女性主义表达陷入尴尬的境地，唯一的选择，正如上文所说，只能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这样才能创造出有独特女性气质的表达方式。在相似的问题产生结果之下，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达方式和女性主义表达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反叛式的、全新的表达方式。


－－《末世之家》中的女性主义－－

为了节约空间起见，简单地说：）
《末世之家》中，最显著的女性主义特征之一，是对性别结构的重建．它背弃了传统婚姻关系，对同性温情进行渲染和自然而然的强调，以及凸显对双性同体的追求．
二则，是它强调个体关怀．后现代化中的脆弱与惘然，边缘化中的希望与绝望，后工业化时代之下的寻求与挣扎，都在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之三，是它对传统话语的反叛．


－－最后－－

勿庸置疑，女性主义文学并不等同于女性文学，更不等同于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追求两性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成长历程。在追求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超越性别概念，是一种伟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也只会发生在女性的政治地位得到解放、文化修养得到提到、社会变革运动里有女性身影的情况之下，这一进步也是由女权主义过度到女性主义的重要特征、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其重要目的。
后工业和后现代环境之下，对异性的追逐已经不再重要，仅仅因为性别差异所引起的性吸引力已经成为缺乏精神追求和缺乏自我认知的标志之一，谁是那个在冷漠和疏离的环境中可以让自己有归属感的人——而非性别，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人们所习惯于理解的身份、社群以及政治的也陷入了混乱的曲折变异，性、性别和性欲这三者的正常的统一变得具有或然性了，因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对所有那些不同版本的身份、社群和政治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尽管这些不同的版本被认为是从各自的统一体那里演变而来的。”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现象所具有的各种后现代和解构特征之一即是：一切“整一的”、“确定的”、“本真的”东西都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支离破碎了，后现代的解构力量十分明显。从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思想倾向来看，从两性关系来说，她们大都受到拉康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前者赋予她们对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机制的解构，而后者则赋予她们以消解所谓“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身份认同”(identity)的力量。反身份的本真性恰恰是女性主义所具有的潜在的民主化的力量。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十多年来文化研究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课题。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性与男性天生就有着某种区别，因而要通过争得男人所拥有的权利来抹平这种差别。但女性主义者在承认男女性别差异的同时试图发现一个介于这二者的“中间地带”。比如说,传统的女权主义者仍相信异性恋，并不抛弃生儿育女的“女性的责任”，而女性主义者则试图用“性别”(genger)这一更多地带有生物色彩的术语来取代“性”(sex)这一更带有对异性的欲望色彩的术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的身份也发生了裂变，也即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具有可讨论性：从某种单一的身份逐步发展为多重身份。这对女性主义理论也有着影响，因此女性主义理论也试图对身份认同这个被认为是确定的概念进行解构，也即对身份的本真性这一人为的观念进行解构。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是天生固定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身份虽天生形成，但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建构的范畴。
和国内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小说相比较，林白、陈染等女性主义作家在描述对男性的疏离、对女性的怜爱、女性的生命体验、两性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同性之间的默契和沟通等方面远比迈克尔•坎宁安下的笔墨要重，然而从这一点上来看，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迈克尔•坎宁安比起林白、陈染等国内女性主义作家更有其进步意义。正如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这一称谓里暗含着的进步一样，从以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到迈克尔•坎宁安也是女性主义的进步。换句话说，女性在解除了政治和经济地位（女权主义阶段），又争取到了代表女性立场、宣扬女性心灵体验和身体体验的话语权（以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及其作品）之后，面临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和千百年来人类在人性、时间、生命、进化、等诸多问题里的挣扎。为了倡导两性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精神层次上的平等而进行的女性主义呐喊只是女性主义的必经阶段而非最终目的，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探索才是女性主义更为成熟的发展方向。从这一点上来看，《末世之家》是女性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代表作品。尤其它的作者本身是男性，这就显得尤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