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命鸟短篇小说

『壹』 有什么旧上海时期的言情小说，推荐下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所谓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个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曾广受大众读者欢迎，也曾广受新文学界的批判，其影响非常广远，甚至于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批评所谓“媚俗、低级文化”时仍将他拿出来作为代名词。
这一流派的作者群先后多达两百余人，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代，后来集中到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大城市。开始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成立了青社与星社。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欧、冯玉奇等。这些作家、写手所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包括“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都是他们的拿手的题材。“鸳鸯蝴蝶”是以形象化的名称来指谓民初的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仅仅是写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因此用鸳鸯蝴蝶派命名已无法概括众多题材的特色，于是，有人取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名之，取其休娱、消闲功能而称为《礼拜六》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涌现过许多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其中重要而且特殊的一个派别。说其重要，是因为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流中，他们是属于重继承和多保守的一个文学流派，屡遭新文学界的批判。在新文学营垒与该派的论争和交锋中，使新文学在文坛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日益茁壮成长。谈及新文学运动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该派别。说其特殊，是因为由于受到新文学各派的的指责，使其中的有些作者长期以来不原承认自己是隶属于该流派的成员，突出的例子是其代表作家之一的包天笑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曾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视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几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鸳鸯蝴蝶派。”。该派有的作者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而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们通常所持的一个理由是，鸳鸯蝴蝶派是仅限于徐枕亚，李定夷等少数几位作者，只有民初那些写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的才是名实相符合的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嘀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其五大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严独鹤”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领导下的左翼文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他们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是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标榜趣味主义，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然而，在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些作品后，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一类作家的所谓靡靡之作，并非全都只是单纯的“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主要表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他们中不少，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比如包天笑的《沧州道中》等，或多或少的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凉的恋爱故事，歌颂或赞扬了抗日青年，反映了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贫富不均匀、等种种丑恶，在当时来说，与其同时代的一些极端宣扬封建复辟、迷信邪说的文学作品相比，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那么，为什么长时间以来，对于这一“流派”，存在这样那样众多的批判呢？
要想重新评价“鸳鸯蝴蝶派”并肯定其正确地位，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与鸳鸯蝴蝶派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
190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达到66家之多，此时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239种。�这些报刊在发表政论新闻的同时，也发表诗歌和娱乐性质的文章，后来这些内容演变成了“副刊”，副刊的发展导致文学刊物的出现和单独出版。其中，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李嘉宝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吴沃尧、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吴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是此时四大文学刊物。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因适应了都市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要求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脱离了传统的“学优而仕”的人生事业格式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了物质条件，使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这一职业得到确立，一批职业作家由此在清末逐渐出现。《晚清小说史》中论及晚清小说的繁荣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辛亥革命以后报刊杂志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种�这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
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依赖这种体制化的报刊杂志(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空间)和满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费需要而大行其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炮制者也因此成为依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不过，尽管清末民初的这些文人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中已转变为职业作家，但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身份角色的现代性变化，也没有将文学职业化、作家职业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公然提出和申明）。
鸳鸯蝴蝶派中较著名的作者张恨水、严独鹤、周瘦鹃、徐枕亚、包天笑、陈蝶仙等。他们大都是既编辑又创作，有的还兼翻译。最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主张是趣味第一，主要描写婚姻问题，有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鸳鸯蝴蝶派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曾一度轰动文坛。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三点：一、在思想倾向上，认为该派代表了封建阶级（或日垂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般逆流“；二、认定这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三、这一流派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以上的这些论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与大量作品对照，“定论”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相去甚远。
而现实中，有些批判往往是对某种现成的论点的转辗传抄。传抄得多了，某些现成的论点就成为“众口一词”的定论。于是这一定论又为人们所“习相沿用”，如此循环往复，笃信弥坚。但是越对该流派了解深入，就会不可避免的对所持的过去的“批判定论”产生应有的、必要的疑窦。
其实，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应当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这一流派一直得不到新文学界各派别的承认，是有其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观念的演进，读者心态的变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其本身的先天的缺陷，都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段受压抑的历程。该派与“新派”文学之间的论争，说到本质上，也就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的矛盾的产物。
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曾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十个字是极凝炼概括地代表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群的思想实况。这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极力提倡科学，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则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其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的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而新文学在初创阶段就主动摒弃章口体，而重点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新上。这样、在“五四”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时，在新文学阵营眼里，他们还“拖着一条无形的旧民主主义的辫子”，而他们在作品中的某些传统意识，必然与新文学营垒形成一对矛盾。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分道扬镳，“五四”前后新文学界对该派的主动出击是无可避免的，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创新的必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面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场批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严重批评是抨击它的游戏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这是有关文学功能方面的原则分歧。学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它应该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
每当迎来历史变革的潮汐或革命大波袭来的前夜，文艺的战斗功能和教育功能总是会被强调到极端重要的地步。在近代文学中梁启超就是鼓吹这方面的功能的代表人物。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粱启超将小说提高到“大道中的大道”的高度，小说就成了“大”说，成为救国救民的灵药。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中的小说”。新文学作家朱自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说，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鸳鸯蝴蝶派的成员是这一传统功能观的自觉世袭者。姚鹤雏在《小说学概论》中引经据典他说：“依刘向《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小说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则其所载，当然多属‘闲谈奇事’；又观《七略》及《隋书·经籍志》所录，则‘凡各著艺术立说稍平常而范围略小巧者，皆可归于小说’。‘其所包举、无非小道’。”
这种文学的功能观与当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且具有历史使命感的革命作家就构成了冲突。由沈雁冰和周作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及在这种文学观引导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提出了批评。如果将这种批评进行“语境还原”的话，那种被视作游戏或消遣的文学，无疑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所谓“黑幕文学”、“狭邪小说”，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等依赖报刊杂志和读者市场的大众通俗文学。沈雁冰和周作人，此前此后发表了很多批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遣文学的言辞文章。而且不仅是文学研究会诸人，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判与否定。新文学作家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是创建新文学的绊脚石，而且它们的消闲游戏观念和倾向更大有害于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会的改良和更新、有害于中国从“边缘”重返“中心”的努力、有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一句话，有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强国梦”的实现。因此，出于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关怀的启蒙文学观的立场和追求，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闲类的都市通俗文学发出了激烈的批判之声，而且，“五四”以后新文学对都市通俗文学的轻蔑和批判依然没有终结，对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侦探言情小说以及所谓的“小市民文艺”，包括鲁迅和茅盾在内的新文学作家也都予以了痛击。新文学阵营对上述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从其启蒙文学观和为新文学的创立与发展开辟道路、开拓空间的角度来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之对鸳蝴派等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清理，是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文学根本上不利于甚至是妨碍着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妨碍着中国走向进步，所以，必欲批判之铲除之，他们是为了这一根本的现代性使命而进行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清理。在这些追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驱者看来，那些以游戏消遣娱乐消费为目的的文学，尽管比新文学诞生得早或与新文学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具有丝毫的现代性，而是历史和时代的垃圾。革命作家的使命在于用他们的小说启发和培养一代民族精英。因此，游戏与消遣功能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阶段中常被视为玩物丧志的反面效应而一再加以否定。但“娱乐”既然是文学本身的功能之一，人们就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它加以否定而去约束它，以便突出其他的功能，却无法彻底剥夺这种功能的本身。即使在特别需要发挥文学的战斗功能的岁月里，都市中的别一层次的读者，仍然停留在将小说看成“小道中的小道”的梯阶上，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或称“俗众”也可以。首先在“俗众”看来，小说发挥游戏与消遣效应是他们调节生活的一种需要。随着新兴大都市的成型和工业机器齿轮的转速越来越快，都市通俗小说的需求量也激升。生活节奏频率的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一下被机械绞得太紧的神经。这就需要娱休，而读小说就是娱乐和调节的方法之一。其次，当四周生活像万花筒般变异的环境里，特别是像上海这样新兴的大都市，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瞳勉担越，无奇不有。一般的“俗众”也希望通过都市通俗文学去了解四周的环境，以增强适应性，不致茫茫然地跌人生活陷饼。第三，这些“俗众”一般都缺乏新兴意识，但是他们也在通俗文学中接受某种教育，即在茶余酒后阅读通俗文学，在拍案惊奇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诲与惩戒。因此，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中，这一流派不是面向民族精英，而是主要面向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因而可以称他是一种市民文艺，“平民”文学。但是它也并非与知识分子读者无缘，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比较明显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喜爱新文艺的读者，他们常为文学功能观的矛盾而排斥通俗文学：另一种平日对新旧两派的小说部涉猎例览，又往往为通俗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所吸引，为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紧张惊险的悬念所牢牢控制，在富有兢力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品面前，他们也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但问题是他们并不在公开场合中赞扬或介绍通俗文学，为其制造良性评价的舆论。似乎被通俗文学所吸引是有失身分的一种表现，因为部分知识分子一直视通俗文学是低级趣味的同义词。这就构成了一种表里不一的矛盾：“暗里读得津津有味，明里却不愿津津乐道”，“感情上被它打动过，理智上认定它低人一等”。这种微妙的心态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分裂症。不论是一般“俗众”或是部分知识分子，被通俗文学所吸引的磁力皆来自趣味性，而趣味性正是达到游戏、消遣目的的必备要素，也是娱乐功能的灵魂。趣味性还是通俗文学进行“劝俗”和“教化”的媒介和桥梁。但是趣味性一度被新文学家看成是“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麻醉剂，以致朱自清也发生这样的感啃：“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鲁迅也曾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同时鲁迅还说：“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这正说明了趣味性和娱乐功能是无罪的。而通俗文学是着眼于可读性、情节性。讲究情节曲折，峰口路转，跌宕多姿，高潮迭起。在中国的现代通俗小说读者中出现过“《啼笑固缘》金粉世家》迷就是从有趣味而逐渐进入陶醉的境界，以致达到了消遣娱乐的效果。这与我们七十，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迷，“金庸”迷；“古龙”迷。以及“言情”小说“琼瑶”迷等很是相似。这也说明通俗文学是有其存在的旺盛力的！
据说，在美国，过去许多学者对通俗文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仅是庸俗文学和文学垃圾而已。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兴起。学者对通俗文化开始从轻视转为重视，从主观转为客观，从片面转为全面。他们认识到，通俗文艺能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中读者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日本的尾崎秀树在他的《大众文学的历史》一书中写道：“说起大众文学，一般是指能够大量生产、大量传播、大量消费的商业性文学。就内容而言，是为大众娱乐的文学，但不只是单纯的有趣，也起着通过具体化的方式给大众提供其所不知道的事物的作用……由于日报百万数的突破，新闻系统周刊的创刊……本来与小说无缘的阶层变成了接受者，这就期待适应不仅本来热衷文学、还有未经文学训练的读者要求的小说。……大众文学是与大众一起产生，而又是大众意识的反映。”这位研究日本通俗文学颇有建树的学者的一席话，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可谓生不逢时，五四时期，在中国小说从传统型改道转轨为现代型的过程中，开始总要与民族旧形式呈决裂的态势，以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形式。这就会有一番大革命、大剧变，对内容中的传统意识和形式中的传统框架，总要有一番大革新和大突破。这就必然会与仍然坚持承袭中国传统的文学流派产生大碰撞。新兴意识和革新形式总要在大搏战中争得自己的文坛领土，否则它难于有立锥之地。对传统的精神产品，总要有人来向它进行大胆的挑战，对世袭文坛的权威总要有人去撼动它的根基，然后才会有创新的极大的自由。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段话的指向当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否定目标的。所以鸳鸯蝴蝶派首当其冲，其实是作了革命文学的反面教材。
客观上说这个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革新发展意识不强的都市通俗文学流派，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虽有其局限性，却也作过一定的贡献。其中的很多文学作品是非常不错的，与新文学的某些同类题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黑幕狭邪”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事物。
其实，鸳鸯蝴蝶派当初问世之时，甚至标榜的是“新小说”，直接承继晚清“新小说”而来，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第一本正面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是被周作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苏曼殊写的《断鸿零雁记》。中国第一本歌颂寡妇恋爱的小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中国第一本长篇日记体小说，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写的《雪鸿泪史》。中国第一篇书信体小说，是鸳鸯蝴蝶派主将包天笑的《冥鸿》。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都有所创新。在民初的文坛上，无论从大量运用文言创作还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来看，鸳鸯蝴蝶派都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水平。它同时创作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崛起，一种更新的纯文学问世，逼着鸳鸯蝴蝶派完全走向通俗文学。抗拒这一转化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先后离开了作家队伍，顺应这一转化的包天笑、周瘦鹃等则占据了通俗文坛。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栖，转化为完全的通俗文学，决定了通俗文学接受纯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例如中国的通俗小说，本来是偏重于故事情节的，这时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情景描写，也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可以看到通俗小说从传统的“章回体”变为现代小说，其间充满了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发展到琼瑶、金庸的小说，只是在题材上沿袭了传统的“言情”、“武侠”，小说的思想情感，形式内容与传统通俗小说相比，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当代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朗：一些被视为是纯文学的作品，按西方标准应当算通俗小说；一些从来被视为通俗小说的，如金庸的作品，被一些大学讲坛认为是纯文学。也许，这本身就可以证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何等地步。
虽然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这些创新还不够，作家不敢打倒封建礼教，不敢让恋爱的和尚、寡妇与恋人结婚，而且颇有媚俗的倾向，但是，文学史的评价，毕竟是根据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因此，新文学有理由批判鸳鸯蝴蝶派，如今的文学史家却不能否认鸳鸯蝴蝶派作出的贡献。对鸳鸯蝴蝶派，过去有若干不公允或误解性的评价以致定论，是偏颇的，是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对其全面的否定，是一种不科学的学术氛围下的产物。我们今天对待这一流派，应当正确认识其历史与地位，肯定其历史意义。客观的去看待他，客观的去看待中国近代的文学史。

『贰』 什么叫鸳鸯蝴蝶派风格

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或民国旧文学派。它产生于20世纪初，“五四”前夕达到鼎盛时期，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上的变革而结束，其活动时间约40年。“鸳鸯蝴蝶派”小说萌生于1903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的代表作——《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小说最早出现于上海，后来渐及北京、天津等其他城市。当时刊载这类小说的报纸、杂志有数百种。至于这一派的具体所指，在当时就相当模糊。有人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指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因为那些作品中常写爱情故事，离不开“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范围。也有人认为是指那种常用四六句的文言小说，“看文字，真像一对一对的鸳鸯，一双一双的蝴蝶。”但是从郑振铎等点名批评的作家作品看，“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所指，远不止于此，它实际指的是当时所有注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学。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为了争夺文化阵地，对这类小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周作人第一个站出来。1918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点名批判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1919年1月，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再次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此后鸳鸯蝴蝶派几乎成了封建文艺、反动文艺的代名词。反省一下学术界过去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有不少是违背历史的。在商品经济盛行的今天，很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再评价。

目前，中国现代性建设正在进行中。“五四”新文学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如果我们把近代、现代、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鸳鸯蝴蝶派”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性建设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一是民族主义。

人文主义是在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它肯定人的权力，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以人的情欲抗拒封建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发展个性，主张婚姻自由。

鸳鸯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发表于《民权报》）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青年寡妇梨娘和来家中教书的落难才子何梦霞相恋，这一对男女的感情相当炽热 ，但是迫于当时封建礼教的压力，他们只能通通信，作作诗，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相思之苦。梨娘痴得很，她想自己不能和梦霞结合，就打算把自己的小姑介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公公的同意。可男女双方都勉强之至。梦霞的心上人还是梨娘，小姑则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伤心。三个人都怨，都恨。梨娘因情伤而病 ，病中拒服药石殉情而死。这正是梨娘对迫害她的罪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争。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爱情悲剧主要目的是揭示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能自由的痛苦。可有的批评者却认为作品宣扬了梨娘“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贞操观念，这是没有道理的。何梦霞在深受刺激后，也有所醒悟，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的呼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最后战死沙场。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而揭示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倾向是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怀疑与否定，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原刊《礼拜六》第16期）中的陈宗雄为自己死后爱妻的将来着想，要她委身于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不必为他守节。“这充分表明了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1]，可批判者却说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它迎合着‘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买办资产阶级消遣的口味，而对青年，正是一种宣传消极绝望人生观的毒药”，这和现实相差多么远呀。

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鼎盛时期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一缕麻》写的是一个聪明美貌的女子自幼许配给一个丑陋痴呆的富家子弟的婚姻悲剧，小说所揭露包办婚姻残酷性的反封建意义，和当时青年追求民主和向往婚姻自由的思想愿望相一致，所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梅兰芳曾在回忆录里说，他根据包天笑的小说改编成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上演后，曾感动过一些看过此剧的家长，应子女要求，解除了不合情理的婚约，可见这部小说产生的积极影响。

特别要看到，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性。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等等。

当年《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回忆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他认为《礼拜六》的作者，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这些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五四”新文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它们和封建主义是彻底决裂的。相对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反封建没有“五四”新文学那么彻底，那么一步到位，它们和传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些作品或情节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即便是如此，鸳鸯蝴蝶派的主流却显示着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这是明显的，毋容置疑的。他们是和时代潮流一同前进的“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方向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经深深触动了封建婚姻问题。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惨死”，就没有“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死代表毁灭之美，说明新旧不可调和，死才为后人开辟了道路。鸳鸯蝴蝶派作家还宣扬了感情至上的现代爱情观，体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和先锋性。

历史是复杂的。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不可能是单向度发展的，也不可能仅仅只有“五四”新文学这样惟一的形式。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对历史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心态。实际上像鸳鸯蝴蝶派文学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这种现代性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一种高韬激越地采取一种和传统完全决裂态度的现代性，那么相对而言，鸳鸯蝴蝶派文学应是一种温和的平缓的现代性。

二

鸳鸯蝴蝶派文学另一个经常受到学界批判的是其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他们把文学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媚俗倾向，被学界所不齿。

鸳鸯蝴蝶派的确是很注重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这从鸳鸯蝴蝶派的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杂志的“出版赘言”便可看出。然而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这一文学主张，我们不能给予简单的否定。文学本来就是从游戏、消遣中产生的。关于艺术的起源有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等，它们都不否认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使人娱乐、放松、怡情养性、恢复疲劳，从而增进精力进行再生产的功能。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学除了娱乐的功能外，也可以宣传、启蒙、教育，可以战斗……当然也可以造谣、撒谎、教唆、恐吓等。但文学的最基本功能是娱乐。完全排除了娱乐的宣传、教育、战斗，那就不再是文学了。

中国文学到了晚清时期，启蒙战斗的功能徒然增强。但是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2年至1918年，通俗小说独踞文坛中心，其中大放异彩的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到了现代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代替封建文学的正宗文学。“五四”新文学提出“人的文学”，提出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从整体格局看，“五四”文学还基本处于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经过文学研究会，“到了左联时期，便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代，从而完成了寻找文学正宗的任务”[2]。从此，文坛以革命文学为主宰，文学的功能则以政治与教化为主导，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抗战以后，这种格局日益鲜明。从晚清和整个现代文学的格局看，鸳鸯蝴蝶派无疑是对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一种调节。所以鸳鸯蝴蝶派讲究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其实鸳鸯蝴蝶派文学强调文学的娱乐性的同时，也没有放逐文学的教化功能，也没有沦落到“玩物丧志”的地步。《〈游戏杂志〉序》说：“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各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故本杂志搜集众长，独标一格，冀藉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各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作家是想让人们在茶余饭后得到警诫和教诲。这就是通常讲的“劝俗”作用。这种方式是适应市民心理和特点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大部分读者是广大的市民阶层。由于当时市民自身的文化素养、生活习惯以及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制约，更多的人便形成他们在工作之外便是娱乐的价值观，他们往往会选择带有很大娱乐性的文学样式，然而在读书娱乐的过程中，他们的灵魂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善恶的考验；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化和陶冶，匡正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因此，鸳鸯蝴蝶派文学很注意考虑当时市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即讲究故事的曲折惊险，跌宕起伏，新奇怪诞；叙述线索的简洁、明晰，使之富有刺激性和趣味性；同时他们还注意市民性和人情味的交融。而“五四”新文学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作家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相对较严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以它前所未有的功绩，宣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文学的世纪。但这也导致了一种恶果——民族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的倾向。其恶果使新文学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不像“五四”新文学那样彻底的决裂，而是寻求一种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和传统的转化。传统通俗小说的“志怪”“传奇”，趣味性就在“怪”和“奇”上。后来的“话本”“章回小说”无不讲究趣味性。传统通俗小说的长处就在于通过趣味性，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诲，收到“劝俗”的效果。“趣味性”在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审美标准。鸳鸯蝴蝶派文学很讲究作品的趣味性，他们很好地吸取了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的营养。首先，他们在创作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编造的，而是有生活基础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就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梨娘的儿子鹏郎是作者的门生，他的母亲工于诗文，与作者曾经相认识，作者的妻子婚后被恶姑虐待致死，《玉梨魂》是悼念亡妻而作。正因为作者有生活实感，在构思这幕爱情悲剧情节时，才写得如此逼真，缠绵悱恻，曲折动人，故而轰动文坛。作为记者，张恨水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之中，这种丰富多采的生活，为他创作有趣味性的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真正要创作出有趣味性的作品，作家还要有个基本出发点和依据，这就是进行美的趣味性的创作的要求和准则。只有那些与广大读者涉足现实的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与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发展趋势的心理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品的趣味性才有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才有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共鸣的可能，从而达到激发人们精神的积极效果。这种富有艺术魅力的趣味性，包括通常说的“噱头”。鸳鸯蝴蝶派作家深谙这种“噱头”的重要性，光有言情是不够的，情节还要有“噱头”，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要让大家快活快活。而要做到这样不容易。据说张恨水应《新闻报》主编严独鹤的邀请，写有“噱头”的小说，苦思了几个晚上不睡觉，还是没辙，只好到附近的天桥转一转。在钟楼附近看见了卖唱的，想起前几年发生的军阀抢小姑娘的事情，与左笑鸿聊了两天，才构思了《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这部反封建的言情小说，有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军阀的腐朽、丑恶，使得当时大城市的男女学生为之疯狂一时，就是因为小说含蓄的人情味和缠绵悱恻的故事。又因张恨水在写《啼笑因缘》时，认为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应该反映人民和社会的思想，小说应有吸引人的社会性和新闻性，这使得其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入，“噱头”更耐人寻味。以致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发行量非常大。

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小说讲究的是一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与市场结合，面对当时市民观众的大众的现代性。它之所以讲究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当时市场上更好地立足，和大众可以更亲近地交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被大众接受。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策略。金庸和琼瑶小说的一度走红，也许是世纪初的文化现象在世纪末的重演。

当然，鸳鸯蝴蝶派他们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都市欲望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当时的上海是租界，另有“治外法权”，言论比较自由。同时印刷业和媒介日益发达，带来了出版业的兴盛，这为小说的出版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知识分子除了传统的谋生方式外，还可以“卖文”为生。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上海成为当时的“十里洋场”，造就了一大批市民阶层。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更直接的多种观念之间的碰撞，必然带来欲望的膨胀。对传统宗族观念的游离，使人们的欲望更需要表达。商业化都市的发展也使书局报刊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之中。作为以“卖文”为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不得不考虑作品的读者，不得不在作品中承载当时都市市民的欲望，迎合他们的趣味与观念，迎合他们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可以这么说，它是满足现代都市欲望的一种现代性。鸳鸯蝴蝶派作家没有建设现代性的意识，可他们却无意识地在进行着。当然，既然是一种商业化的写作，就难免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少数鸳鸯蝴蝶派作家就难免去迎合部分市民的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有人把《九尾龟》称为“嫖界指南”，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这只是少数作品，或者说是作品中的次要方面而已。

三

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五四”新文学是一种启蒙的精英意识的现代性，它主要面对知识分子；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与市场的结合，选择与当时的市民观众结合的方向。“五四”新文学是一种激进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现代性，对传统采取了彻底决裂的态度。鸳鸯蝴蝶派文学代表了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结合与传统的转化，对于传统的不合理和不人道采取一种温和的否定的态度。它们是现代性在不同方面、不同思路上的不同选择。

『叁』 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还有一句叫夫妻本是同命鸟，遇难各自飞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这句古训出自《增广贤文》，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说两个人在山上挖出来一箱财宝，而这两个人都是比较贪婪的人都想独吞，然后负责煮饭的人在饭菜里面下了毒，另一个人趁煮饭的不备从后边一刀捅死了他。结局就是谁也没有得到宝藏，两个人都死了。散落的饭食被附近的鸟雀吃了，鸟也被毒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诫后人，虽说人本性里有贪婪的一面，但是一旦超出了限度，会有无法预料的危机跟麻烦。所以，做人要有底线，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的另一句话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是说一旦遇到灾祸，就赶紧撇清的那种人。这种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夫妻之间应该荣辱与共，共同进退。

『肆』 夫妻本是同命鸟，甘苦与共不离弃：全民k歌里的感人故事及感悟

近日，无意间在全民k歌动态推荐那儿看到一歌友转发的视频，视频内容感动了我！

视频内容是这样的：全民k歌自述自唱达人安东尼大叔在唱《山茶花》前，搭着妻子肩膀对歌友说了一番话：他们说这是我唱得最好的一首歌，也许是我唱出了青春的美好吧。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她才十八岁，而我也才二十出头，那是花朵初开的年华，正与歌词里所唱的“年十七年纪十八，偷偷在说悄悄话”，这总是能把我们带进美好的回忆中。夫妻之间哪能没有矛盾呢，但只要想起曾经的美好，还舍得彼此伤害吗？不舍得吧！那就听我唱这首歌，甜一下，继续相拥相伴走下去，好不好？他笑着转向太太，太太甜美会意，柔声而坚定地说：“好！”接着两夫妻相依唱起了这首甜歌。这温馨默契有爱的画面羡煞众歌友，也包括我。

沉浸在安东尼大叔奔放抒情歌声中的我突然发现屏幕出现如下的文字：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但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相守一生的信念。

接着出现了安东尼太太细心给病床上睡着的他擦拭眼角及给穿着病号服坐着吃饭的他擦嘴角的画面；还播放了三个儿子与病床上嘴眼歪斜的安东尼大叔一一拥抱的温馨有爱画面。

最后出现几行字：我已回到厦门湾的家中，在太太的悉心照料下，已逐渐康复。

安东尼大叔怎么啦？那个西装革履，唱歌前必对歌曲进行一番铺垫解说，知识面广，唱歌投入，声音略带沙哑且动听的安东尼大叔怎么啦？

《山茶花》的评论区有网友说大叔做了开颅手术。我翻看安东尼大叔K歌主页，听了几首歌，在其歌唱视频中穿插的画面及文字中，终于了解到：安东尼大叔2021年春节期间头疼不适，经检查后发现脑部长了良性肿瘤，但位置敏感，在家人的催促下于2021年4月7日在北京的医院做了手术，8天后出院，15天后投入工作，后来他坐厦门到长沙的高铁到长沙进行康复治疗。据了解，安东尼大叔是湖南人，在网上做食品生意。

安东尼大叔在5月31日《知心爱人》这首歌的视频中打出一段感人的文字：手术一个月以来，我的妻子在焦虑、害怕、担心中度过分分秒秒，她原本是一个小女人，当我倒下时，她却变成了我坚强的依靠！安东尼大叔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好男人！

安东尼大叔在6月初的一首歌中穿插这样的旁白：无论多久，无论多难，我都要彻底康复，高歌凯旋；太太与孩子们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没有什么过不去，没有困难过不了。

我看到在安东尼主页的有关歌曲评论中，歌友们感动于他与太太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的深情故事，纷纷祝愿他早日康复！

有一歌友是这样说的：尊敬的兄弟，您的人格非常端正，个性非常可爱，修养非常正直，心灵非常善良，意志非常坚强，是一个真诚的人，值得我们深沉的爱着您！他的这番说话，代表了广大喜爱安东尼大叔的歌友的心里话！

5月26日安东尼大叔在《明月夜》这首歌的视频中向歌友致意：你们的爱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必将指引我早日回到你的身旁！

看了上面的陈述，相信你也会冲口而出：好感人的故事！

是的，这让我不由想到香港娱乐圈金像影帝梁家辉与太太江嘉年的感人爱情故事。他们的感人爱情故事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梁家辉演技了得，早年在内地拍摄的两部影片在香港惨遭封杀，被要求写道歉书，他直截了当拒绝。为糊口，他去夜市摆地摊，在最为潦倒时和现在的妻子江嘉年相识。江嘉年是香港电台的制作人，出于欣赏，也出于对他当时境遇的惋惜，她邀请他参与自己的广播剧，在所有人不给他工作时，她是给他工作的“第一人”，梁家辉感激她的雪中送炭，黙默记在心里。时间一长，两人滋生了爱情，最终走到了一起。结婚时，梁家辉还很穷，给妻子买了一个戒指，简单成了婚。他问江嘉年会否感到委屈，江嘉年回答：你永远也不会让我觉得委屈。梁家辉也发誓要永远对妻子好。无论是事业低谷期或后来的重上颠峰，他都是绯闻的绝缘体。两人的真情在浮华的娱乐圈确实难得！江嘉年近年因治病服用激素药物使身材发福，许多人都觉得她配不上梁家辉时，梁家辉却不以为然，一如既往地对妻子好，现今已结婚三十多年，出门还是牵着妻子的手，十分恩爱。

如此看来，梁家辉不仅演技了得，人品也上乘，是真汉子，好男人！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男人因妻子得了肾病，三番四次要和妻子离婚，被妻儿告上法庭，最后被判赔偿妻儿相应钱财，家庭也解体了。这样没担当的男人真应了那句“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认识一个38岁的朋友，她婚后因心脏病做过手术，心脏病治好了，近年又患肾病，但丈夫不离不弃，亲自熬药看着她喝下去，好东西都让着她吃。她感慨地告诉我：上天没有堵死我的路，14岁的儿子学习优秀，乖巧懂事，丈夫把我宠成一个小孩……

写到这，我想起了林清玄说的一句话：一颗纯净的心，才是这个时代的最稀缺品。我深以为然！这纯净的心也包含应有的初心与善良及担当！

愿善良的你所遇皆良人，愿天下有情人都不忘初心，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真正做到“夫妻本是同命鸟，甘苦与共不离弃”。

『伍』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趣味

鸳鸯蝴蝶派是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

重要而特殊的一个文学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涌现过许多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其中重要而且特殊的一个派别。说其重要，是因为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流中，他们是属于重继承和多保守的一个文学流派，屡遭新文学界的批判。在新文学营垒与该派的论争和交锋中，使新文学在文坛中扩大了自己 啼笑姻缘的影响，日益茁壮成长。谈及新文学运动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该派别。说其特殊，是因为由于受到新文学各派的的指责，使其中的有些作者长期以来不原承认自己是隶属于该流派的成员，突出的例子是其代表作家之一的包天笑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曾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视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几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鸳鸯蝴蝶派。”该派有的作者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而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们通常所持的一个理由是，鸳鸯蝴蝶派是仅限于徐枕亚，李定夷等少数几位作者，只有民初那些写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的才是名实相符合的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品
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其中最杰出的的是”五虎将“与“四大说部“：前者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张恨水，后者为《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
批判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领导下的左翼文联（左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他们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是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标榜趣味主义，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有一定进步意义
然而，在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些作品后，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一类作家的所谓靡靡之作，并非全都只是单纯的“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主要表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他们中不少，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比如包天笑的《沧州道中》等，或多或少的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凉的恋爱故事，歌颂或赞扬了抗日青年，反映了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贫富不均匀、等种种丑恶，在当时来说，与其同时代的一些极端宣扬封建复辟、迷信邪说的文学作品相比，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三点：一、在思想倾向上，认为该派代表了封建阶级（或日垂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般逆流“；二、认定这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三、这一流派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以上的这些论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与大量作品对照，“定论”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相去甚远。
而现实中，有些批判往往是对某种现成的论点的转辗传抄。传抄得多了，某些现成的论点就成为“众口一词”的定论。于是这一定论又为人们所“习相沿用”，如此循环往复，笃信弥坚。但是越对该流派了解深入，就会不可避免的对所持的过去的“批判定论”产生应有的、必要的疑窦。
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
其实，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应当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这一流派一直得不到新文学界各派别的承认，是有其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观念的演进，读者心态的变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其本身的先天的缺陷，都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段受压抑的历程。该派与“新派”文学之间的论争，说到本质上，也就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的矛盾的产物。 埋石弃石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曾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十个字是极凝炼概括地代表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群的思想实况。这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极力提倡科学，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则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其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的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而新文学在初创阶段就主动摒弃章口体，而重点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新上。这样、在“五四”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时，在新文学阵营眼里，他们还“拖着一条无形的旧民主主义的辫子”，而他们在作品中的某些传统意识，必然与新文学营垒形成一对矛盾。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分道扬镳，“五四”前后新文学界对该派的主动出击是无可避免的，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创新的必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面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场批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严重批评是抨击它的游戏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这是有关文学功能方面的原则分歧。文学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它应该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
小说与“大”说
每当迎来历史变革的潮汐或革命大波袭来的前夜，文艺的战斗功能和教育功能总是会被强调到极端重要的地步。在近代文学中梁启超就是鼓吹这方面的功能的代表人物。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将小说提高到“大道中的大道”的高度，小说就成了“大”说，成为救国救民的灵药。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中的小说”。新文学作家朱自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说，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鸳鸯蝴蝶派的成员是这一传统功能观的自觉世袭者。姚鹤雏在《小说学概论》中引经据典他说：“依刘向《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小说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则其所载，当然多属‘闲谈奇事’；又观《七略》及《隋书·经籍志》所录，则‘凡各著艺术立说稍平常而范围略小巧者，皆可归于小说’。‘其所包举、无非小道’。”
冲突
这种文学的功能观与当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且具有历史使命感的革命作家就构成了冲突。由沈雁冰和周作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及在这种文学观引导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提出了批评。如果将这种批评进行“语境还原”的话，那种被视作游戏或消遣的文学，无疑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所谓“黑幕文学”、“狭邪小说”，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等依赖报刊杂志和读者市场的大众通俗文学。沈雁冰和周作人，此前此后发表了很多批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遣文学的言辞文章。
而且不仅是文学研究会诸人，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判与否定。新文学作家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是创建新文学的绊脚石，而且它们的消闲游戏观念和倾向更大有害于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会的改良和更新、有害于中国从“边缘”重返“中心”的努力、有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一句话，有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强国梦”的实现。因此，出于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关怀的启蒙文学观的立场和追求，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闲类的都市通俗文学发出了激烈的批判之声，而且，“五四”以后新文学对都市通俗文学的轻蔑和批判依然没有终结，对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侦探言情小说以及所谓的“小市民文艺”，包括鲁迅和茅盾在内的新文学作家也都予以了痛击。
新文学阵营对上述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从其启蒙文学观和为新文学的创立与发展开辟道路、开拓空间的角度来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之对鸳蝴派等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清理，是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文学根本上不利于甚至是妨碍着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妨碍着中国走向进步，所以，必欲批判之铲除之，他们是为了这一根本的现代性使命而进行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清理。在这些追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驱者看来，那些以游戏消遣娱乐消费为 江湖奇侠传目的的文学，尽管比新文学诞生得早或与新文学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具有丝毫的现代性，而是历史和时代的垃圾。革命作家的使命在于用他们的小说启发和培养一代民族精英。因此，游戏与消遣功能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阶段中常被视为玩物丧志的反面效应而一再加以否定。
“平民”文学
但“娱乐”既然是文学本身的功能之一，人们就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它加以否定而去约束它，以便突出其他的功能，却无法彻底剥夺这种功能的本身。即使在特别需要发挥文学的战斗功能的岁月里，都市中的别一层次的读者，仍然停留在将小说看成“小道中的小道”的梯阶上，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或称“俗众”也可以。首先在“俗众”看来，小说发挥游戏与消遣效应是他们调节生活的一种需要。随着新兴大都市的成型和工业机器齿轮的转速越来越快，都市通俗小说的需求量也激升。生活节奏频率的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一下被机械绞得太紧的神经。这就需要娱休，而读小说就是娱乐和调节的方法之一。其次，当四周生活像万花筒般变异的环境里，特别是像上海这样新兴的大都市，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瞳勉担越，无奇不有。一般的“俗众”也希望通过都市通俗文学去了解四周的环境，以增强适应性，不致茫茫然地跌人生活陷饼。第三，这些“俗众”一般都缺乏新兴意识，但是他们也在通俗文学中接受某种教育，即在茶余酒后阅读通俗文学，在拍案惊奇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诲与惩戒。因此，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中，这一流派不是面向民族精英，而是主要面向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因而可以称他是一种市民文艺，“平民”文学。
但是它也并非与知识分子读者无缘，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比较明显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喜爱新文艺的读者，他们常为文学功能观的矛盾而排斥通俗文学：另一种平日对新旧两派的小说部涉猎例览，又往往为通俗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所吸引，为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紧张惊险的悬念所牢牢控制，在富有兢力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品面前，他们也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但问题是他们并不在公开场合中赞扬或介绍通俗文学，为其制造良性评价的舆论。似乎被通俗文学所吸引是有失身份的一种表现，因为部分知识分子一直视通俗文学是低级趣味的同义词。这就构成了一种表里不一的矛盾：“暗里读得津津有味，明里却不愿津津乐道”，“感情上被它打动过，理智上认定它低人一等”。这种微妙的心态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分裂症。
不论是一般“俗众”或是部分知识分子，被通俗文学所吸引的磁力皆来自趣味性，而趣味性正是达到游戏、消遣目的的必备要素，也是娱乐功能的灵魂。趣味性还是通俗文学进行“劝俗”和“教化”的媒介和桥梁。但是趣味性一度被新文学家看成是“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麻醉剂，以致朱自清也发生这样的感啃：“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鲁迅也曾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同时鲁迅还说：“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这正说明了趣味性和娱乐功能是无罪的。而通俗文学是着眼于可读性、情节性。讲究情节曲折，峰口路转，跌宕多姿，高潮迭起。在中国的现代通俗小 广陵潮说读者中出现过“《啼笑姻缘》、《金粉世家》迷”就是从有趣味而逐渐进入陶醉的境界，以致达到了消遣娱乐的效果。这与我们七十，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迷，“金庸”迷；“古龙”迷；以及“言情”小说“琼瑶”迷等很是相似。这也说明通俗文学是有其存在的旺盛力的！
横向对比
据说，在美国，过去许多学者对通俗文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仅是庸俗文学和文学垃圾而已。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兴起。学者对通俗文化开始从轻视转为重视，从主观转为客观，从片面转为全面。他们认识到，通俗文艺能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中读者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日本的尾崎秀树在他的《大众文学的历史》一书中写道：“说起大众文学，一般是指能够大量生产、大量传播、大量消费的商业性文学。就内容而言，是为大众娱乐的文学，但不只是单纯的有趣，也起着通过具体化的方式给大众提供其所不知道的事物的作用……由于日报百万数的突破，新闻系统周刊的创刊……本来与小说无缘的阶层变成了接受者，这就期待适应不仅本来热衷文学、还有未经文学训练的读者要求的小说。……大众文学是与大众一起产生，而又是大众意识的反映。”这位研究日本通俗文学颇有建树的学者的一席话，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生不逢时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可谓生不逢时，五四时期，在中国小说从传统型改道转轨为现代型的过程中，开始总要与民族旧形式呈决裂的态势，以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形式。这就会有一番大革命、大剧变，对内容中的传统意识和形式中的传统框架，总要有一番大革新和大突破。这就必然会与仍然坚持承袭中国传统的文学流派产生大碰撞。新兴意识和革新形式总要在大搏战中争得自己的文坛领土，否则它难于有立锥之地。对传统的精神产品，总要有人来向它进行大胆的挑战，对世袭文坛的权威总要有人去撼动它的根基，然后才会有创新的极大的自由。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段话的指向当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否定目标的。所以鸳鸯蝴蝶派首当其冲，其实是作了革命文学的反面教材。
走向末路
中国的成立后一段时间的革命浪潮彻底断绝了鸳鸯蝴蝶派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给以这一派作家猛烈的打击，从此鸳鸯蝴蝶派正式走向末路。
客观上也作过一定的贡献
客观上说这个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革新发展意识不强的都市通俗文学流派，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虽有其局限性，却也作过一定的贡献。其中的很多文学作品是非常不错的，与新文学的某些同类题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黑幕狭邪”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事物。
其实，鸳鸯蝴蝶派当初问世之时，甚至标榜的是“新小说”，直接承继晚清“新小说”而来，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第一本正面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是被周作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苏曼殊写的《断鸿零雁记》。中国第一本歌颂寡妇恋爱的小说，是鸳 断鸿零雁记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中国第一本长篇日记体小说，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写的《雪鸿泪史》。中国第一篇书信体小说，是鸳鸯蝴蝶派主将包天笑的《冥鸿》。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都有所创新。在民初的文坛上，无论从大量运用文言创作还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来看，鸳鸯蝴蝶派都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水平。它同时创作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崛起，一种更新的纯文学问世，逼着鸳鸯蝴蝶派完全走向通俗文学。抗拒这一转化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先后离开了作家队伍，顺应这一转化的包天笑、周瘦鹃等则占据了通俗文坛。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栖，转化为完全的通俗文学，决定了通俗文学接受纯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例如中国的通俗小说，本来是偏重于故事情节的，这时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情景描写，也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可以看到通俗小说从传统的“章回体”变为现代小说，其间充满了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发展到琼瑶、金庸的小说，只是在题材上沿袭了传统的“言情”、“武侠”，小说的思想情感，形式内容与传统通俗小说相比，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当代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朗：一些被视为是纯文学的作品，按西方标准应当算通俗小说；一些从来被视为通俗小说的，如金庸的作品，被一些大学讲坛认为是纯文学。也许，这本身就可以证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何等地步。
虽然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这些创新还不够，作家不敢打倒封建礼教，不敢让恋爱的和尚、寡妇与恋人结婚，而且颇有媚俗的倾向，但是，文学史的评价，毕竟是根据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因此，新文学有理由批判鸳鸯蝴蝶派，如今的文学史家却不能否认鸳鸯蝴蝶派作出的贡献。对鸳鸯蝴蝶派，过去有若干不公允或误解性的评价以致定论，是偏颇的，是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对其全面的否定，是一种不科学的学术氛围下的产物。我们今天对待这一流派，应当正确认识其历史与地位，肯定其历史意义。客观的去看待他，客观的去看待中国近代的文学史。
复苏
今天的思想解放下，很多人又重新看到了鸳鸯蝴蝶派的价值，早已凋亡的鸳鸯蝴蝶派又在20世纪末得到复苏。很多新时代的作品涌现了出来。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也公正化。（这种文学团体或文学艺术在特定时期衰亡，又在一段时期后得到复苏的现象很常见，通常称为“借尸还魂”）[1]

『陆』 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请哪位帮忙解释一下，说的具体些。）

出自陈文述的无题诗
以鸳鸯蝴蝶作比，倾诉相思之苦

『柒』 天涯同命鸟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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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天涯同命鸟
作者：天涯鸟
一 重逢
更新时间2009-9-9 10:03:42 字数：7582
西部梦
长篇小说
天涯鸟
一重逢
经过十几小时的飞行，她觉得有些疲惫不堪忍不住伸了伸懒腰，她从手提包中掏出两封邀请函：一张是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华人肿瘤学术研讨会，另一张是她的母校西南大学八十年华诞。她看了看飞机座椅背上的航标图，飞机正在慢慢地靠近中国的版图，此时她无法按耐住有些激动的心情往窗外看了看，飞机下面仍是云海茫茫。“祖国，我回来了！”，好象久别的孩子就要看到快要重逢的母亲，那种激动和喜悦让她心中的热泪涌上心头，这几年，通过互联网她看到国内发生的巨变，看到家乡母校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他在国内外医学领域成为一名领军者不断地超越自己，取得一项又一项新的成就，她为他感到骄傲、自豪，为他默默祈祷。这些年来，多少次在梦里和他相遇，那种揉入她骨髓里的爱和浸满她全身每个细胞洋溢着的幸福，是那样让她心醉、甜美，但那梦又是那样的短暂，她多么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她曾经有过几次冲动想回国看看他，但埋藏在心底的隐痛和恶梦般的阴影如今还笼罩着她，让她感到心有余悸。十八年了！自从她隐姓埋名踏出国门的那一天，那忧伤和难舍的隐痛，那痛苦和悲愤的心情，那种飘泊在异国它乡茫然和失落的情素，象毒汁一样曾侵蚀她的心智，纷扰着她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过景迁，许多物逝人非，如过眼烟云。而知识象一瓶营养素，在不断……

『捌』 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什么意思

大意是：三十六成双成对的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的可怜虫

卅（sà）是数字三十的中文代用字

出自陈文述的无题诗，以鸳鸯蝴蝶作比，来倾诉相思之苦。

鸳鸯，当人们发现它成双成对这一现象时，便联想到了爱情的美好、手足的情深，于是把内心对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赋予在它们身上，由此形成了这一种美好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