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德西言情小说
『壹』 名妓赛金花是否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染
这个一直有争议。
赛金花死后，她和瓦德西的关系历来争议不休，主要围绕两点疑问：一是赛金花和瓦德西到底在德国认不认识；二是赛金花和瓦德西在北京到底有没有过接触，比如齐如山先生就持赛金花根本不认识瓦德西一说，并斩钉截铁地认为“绝对不会”。第一点，实质上是对民间传说包括曾朴小说的质疑，第二点，则是彻底对赛金花传奇的否定，试想，如果在北京赛金花根本和瓦德西没有过接触，所有演绎出来的在北京城战火纷飞中一场妓女救驾的故事，都成为了子虚乌有，赛金花这个人物也就失去了价值，和八大胡同任何一个平凡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
事实上，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在德国发现瓦德西卫兵的日记，在这本日记中查到了瓦德西与赛金花在北京城交往的记述。这样，关于第二点的争议，便不攻自破。在赛金花自传中关于她和瓦德西的交往，也都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关键是，赛金花和瓦德西在德国是否曾经相识，而在北京赛金花救驾，是否动用了妓女的本色，以自己的肉体在床笫之间完成了经邦纬国之大业。
在赛金花的自传中，专门有“在欧洲”一章，谈及她和瓦德西的关系，赛金花叙述得很简单，面对坊间流传甚广的她和瓦德西相识于舞会的说法，她只是这样为自己辩解：“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跳舞场里去，那是一派胡言。要想一想，我是个缠脚女子，走动起来如何不方便，而且我在欧洲就连洋装也没有穿过，叫我怎么跳得起来？休说到跳舞场，便是使馆里遇到请客，按照外国的规矩，钦差夫人应该出来奉陪的，可是我只是出来打个招呼，同他们握握手，就退回去。 ”
我觉得赛金花说的是可靠的。虽然在欧洲，她曾经有过得到俾斯麦首相、德国国王和皇后接见并合影留念的荣光，但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在使馆里消磨时光，有一个丫鬟，帮她梳头打扮，然后就是陪她说话和玩儿，并没有那么多施展她交际花才能的机会和场合。即使是洪大使要在家中设宴请客，大多时间她也只是在厨房里帮忙而已。但是，赛金花随洪钧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确实是在德国住的时间最长，她也确实在德国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德语，这便给后人留下了编派她和瓦德西在柏林一见钟情的余地，让她有口难辩，也让传说不胫而走，越传越说越像是真的。
关于赛金花和瓦德西相识经过，也有人认同赛金花自己所说的，在德国她根本不认识瓦德西。只是关于在北京她怎么和瓦德西相识，有这样一说：当时赛金花在八大胡同名声很大，又有过出使欧洲的不凡经历，便有汉*将赛金花进贡一般献给德军统帅瓦德西，供他享用。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有些猥琐，赛金花在那段历史中的作用，完全变成了一种礼品和肉欲简单的转换。赛金花曾经舌战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的经历，完全被瓦德西在仪銮殿上抚摸赛金花裸露的玉体和过去的传奇所取代。一场政治与战争的较量，关于北京城安危保护的严肃，彻底被风花雪月所淹没。
没错，赛金花在八大胡同时非常有名，自从离开洪家，在上海挂牌重操旧业之后，辗转天津北京，她确实因过去和洪钧的关系以及出使欧洲的经历，而使自己的生意锦上添花，一路高歌猛进。她也正是在那时候得到了朝廷里不少高官的追捧。她就是在上海结识了名重一时的李鸿章和盛宣怀，在北京成为庆王府、庄王府的常客，和浙江江西两院巡抚德晓峰、内务部户部尚书杨立山打得火热。杨立山出手大方阔绰，一次就能够送她银子一千两，而她从天津到北京开业，也是得益于杨德两位大人的鼎力支持。就如同那个时代的戏子有人来捧一样，妓女一样需要这样的追捧，才能够扎根立足，水涨船高。难怪在《九尾龟》里，说起赛金花时，作者藉书中人物借题发挥：“大约现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场，第一要讲究资格，第二就是讲究应酬，那‘色艺’两字竟然可以不讲了。”对于赛金花，资格与应酬，这两条她都具备了，而且，她的色艺也还在，那一年，她才26岁。她当然应该一路顺风顺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按照赛金花自己的描述，那时候：“我在京里这么一住，时间不久，又经诸位挚友好一通吹嘘，几乎没有不知道‘赛金花’的了。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要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得这样来去太不方便，便邀请我去他们府里，这一来，我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庆王府里我都常去的，尤其是庄王府，只有我一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许进入。”
那确实是她的辉煌鼎盛时期。如果八国联军没有打进北京城，她一定能够坐稳八大胡同里第一把交椅，赚得个盆满碗溢，纸醉金迷，花团锦簇，自是不费猜疑的。
可是，八国联军还是进了北京，慈禧太后跑了，赛金花还留在八大胡同里。
于是，才有了她和德国兵的狭路相逢，才有了她和瓦德西的萍水相逢。这是风云际会，更是历史的巧合。国家危亡之际，国君和群臣不知哪里去了，让一个妓女起身用肉弹抵御枪弹，用情色化解战火，以柔弱身躯担当起救驾之责，如刘半农说的：“赛金花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这不能不说是对软弱的清政府的一种无情嘲讽，传奇就这样诞生，不让诞生都不可能了。
据说，在八国联军打进京城烧杀抢掠的危急时刻，李鸿章曾经凭借和赛金花的交情，亲自登门请赛金花出面，以她得天独厚的德语找德军讲情，让她成为了凛然不辱使命的民间使者。
也有这样的传说，赛金花和瓦德西在京城相遇，是赛金花在胡同里骑马受惊，再次被瓦德西巧遇而得救，去似朝云，来如春梦，马上相逢，凭栏无语，离愁与思念，从柏林的星光月色，都化作了眼前北京城的莺飞草长，让她缠绵地成为了爱情中的女主角。
『贰』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和京城名妓赛金花到底什么关系呢
不管哪种版本，赛金花和瓦德西有一种无法说清的关系。从清末到民国，两人关系的版本一直很多，很盛，也很不堪。鲁迅都认为，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成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传得最盛的就是“仪鸾殿失火”，说有一天夜里，宫里的仪鸾殿突发大火，赛金花和瓦德西两人光着屁股从殿里惊慌失措的跑出来。还有诗为证“此时锦帐双鸳鸯，晧躯惊起无褥裤”，对此事赛金花矢口否认，她说瓦德西虽住在宫里，却从不在殿里睡，一直睡得是帐篷。那次失火是几个士兵不小心弄得，还烧死了一个参谋长。她和瓦德西只是彼此谈得来，没有别的非分之想！
赛金花也做过为虎作伥的事，她充当翻译，和德军一起购买粮饷，也投其所好为德国军官提供妓女……
后来赛金花过得并不好，可以说穷困潦倒。1936年11月4日，她在寂寞凄凉中死去，时年62岁。她死后，被葬于陶然亭。曾朴以她的一生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孽海花》。而她与瓦德西的交集也终尘埃落定！
『叁』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的介绍
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在中国通称瓦德西。德意志帝国第二任总参谋长，和他的前任伟大的沉默者毛奇和他的后任伟大的计划者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相比，他在德国是以政治将军闻名的，他的外号“狐狸”就说明了这一切。他为中国人民所知是他晚年担任了有名无实的八国联军统帅。还有一本三流的言情小说也加大了他的名声。
『肆』 为什么说赛金花救了全北京老百姓的命
赛金花是何许人呢？
说简单一点，她不过是一个做皮肉生意的妓女罢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下贱”的妓女，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彩云图》。齐白石不仅为她题写墓碑，还想和她葬在一起。文学巨匠鲁迅、胡适、林语堂、夏衍，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等，都与赛金花有不同程度的交集。
2004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百年时尚女性排名活动中，赛金花名居榜首；在中国百年十大女杰中，赛金花也位列其中。
还有一些人认为，赛金花是被洪钧大姨太的父亲给害死的。毕竟，自己的女儿曾经是洪钧的大姨太，所以，便想尽办法对赛金花赶尽杀绝，逼她离开京城。
当然，还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莫须有的看法，他们认为，赛金花的死是被晚清四大小说之一的谴责小说《孽海花》所害。人们认为，赛金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孽海花里的真人真事。因此，一致认为，赛金花就是一个坏事做绝、大发国难财的妓女。
在妓院的官司结束后，赛金花的妓院还是人来人往，可是，这些人不是过来消费的，而是来滋扰生事的。所以，一时之间，赛金花的处境极其困难。时过境迁，赛金花的死已经不可过多追究，没有谁能说她的死就是慈禧所为，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历史始终都是要讲事实和真相的。
但是，笔者认为，赛金花晚年的凄惨，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试想一下，出身卑微的她，出生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一个女人，命途多舛，几经波折，无依无靠，确实很难。别说是一代名妓，就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那时候也非常难过。
更何况，她的身上还带着那么多有色的误解，一生漂泊，晚年凄凉，也不过是寻常之事罢了。
『伍』 介绍一下清代名妓赛金花的资料。
在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除了名列“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孽海花》，还有多部笔记和小说涉及她的故事。
根据有关的史料，历史上的赛金花经历大概如下：
其初名为傅钰莲，又名彩云，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安徽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13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妾，洪时年48岁，傅彩云年仅15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90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也曾改换男装到皇家园林西苑（今中南海）游玩。1903年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死于北京。
今天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来看，赛金花本人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倾国之色，却只因不同寻常的经历，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能够嫁给状元首先就是一个风尘女子不同寻常的遇合，这于是引出了另外一个在当时就颇为流行的传说。据说，洪钧未中状元之前，曾经受到过一个妓女的资助，这个妓女有的作品里称之为小青。和所有“公子落难美人相救”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洪钧和小青订下了白头之约，但是也同样没有跑出这类故事的套路：中了状元的洪钧觉得娶妓为妻有损自己的体面，于是抛弃了前盟。而不知内情的小青最初沈浸在被人称为“状元夫人”的喜悦中，得知真相后愤然上吊自杀。因此，在《孽海花》中，出场时的「花榜状元」傅彩云脖子上有一圈与生俱来的红丝，足以让男主人公金雯青（洪钧字文卿，此处影射很明显）明白她是小青的后身，遂有隔世重逢之感。而因了这段没有了结的前世孽债，许多作品将洪钧的死因归为小青对他的报复：彩云后来私通幼仆、玩弄戏子，最终将洪钧气死。甚至后来彩云与戏子孙小三的一段不解之缘，也有传言说，因为孙小三的前身在那段前世姻缘中曾经为小青鸣过不平，所以今生里得到彩云的以身相报。 不过曾朴的《孽海花》并不满足于以上这样因果报应的简单故事，小说对彩云的个性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加工，使人们更容易相信这位状元夫人的不同凡响。在做“公使夫人”期间，彩云不但很快学会了欧语，其美貌和聪明也到处引起轰动，甚至德国皇后也与她合影留念；与此相对照，大清国的公使金斐青却处处显出迂腐和无能，危难之时甚至要求救于他这位如夫人。而傅彩云在金雯青死后要求脱离金家的一段表白里，其坦率和敢作敢当也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我何尝不想给老爷争口气，图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个儿也做不了主。……若硬要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再者我的手头散漫惯的，从小没学过做人家的道理……我阔绰的手，一时缩不回，只怕老爷留下来的这一点死产业，供给不上我的挥霍，所以我彻底一想，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结果还是替老爷伤情面，害子孙，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至多我一个人背着个没天良的罪名，我觉得天良上倒安稳得多呢。”
实际上，假如傅彩云在洪钧死后心甘情愿地为他守节而不是下堂求去重操旧业，「状元夫人」的名声就不可能作为一种成名的资本。而在赛金花的时代，象明末名妓董小宛那样从良后心甘情愿作一名贤妇的妓女可谓聊胜于无。清末的妓女，许多因为挥霍太过、债务缠身，经常靠嫁人来摆脱债务，不出三、五月到一年，即想方设法地脱离夫家，重张艳帜，名为“泡浴”。赛金花虽未能免俗，但她到底是在洪钧死后才明明白白地下堂求去，倒也不失为一种光明磊落。因此，在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里，历史上赛金花在送灵回南的途中潜逃到上海，被描述成经过洪钧原配夫人默许的行为，因为如此则彼此都不伤体统。
回到沪上的赛金花挂牌接客，果然效果颇佳，名声大噪。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因为她传奇的经历，将她列入海上名妓中的“后二怪物”之一。另有作者特意将原来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开除一位，而将这位「状元夫人」列?「金刚」之首。在北京她则因为喜欢穿男装，被称?“赛二爷”。
不过促成赛金花再次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据传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因为通欧语，得到西人的宠幸，她在西洋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也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赛金花曾劝瓦德西少侵扰百姓，辛丑和议之成，也多得益于她，因此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称之为「议和人臣赛二爷」。这类传说也正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从历史上看，出生于1832年的瓦德西时年已68岁，似乎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有什么私情可言。不过，在北京众多的倚门之娼当中，精通欧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至于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从史实上可以说是无据可查，不过民间叙事却是另一回事了。在当时多数人的记录中，乘车与欧人招摇过市的赛金花至少并没有引起普通人的反感，「议和大臣赛二爷」倒是名满九城。传说不见得具有细节的真实性，却并不排除一定的合理性。
这段难以揣测的公案给小说家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另一本清末小说《九尾龟》是这样叙述此事的：赛金花到紫禁城与瓦德西叙旧，看到国人眼中神圣的皇家宫苑被联军占领，面目全非，本能的爱国心由此被唤起：「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因为华德生（影射瓦德西）请她作翻译文案，赛金花借此劝说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释放被押的中国官员。更为人称道的是使出她的娇媚手段，帮助中国的议和大臣洪中堂（影射李鸿章）说服华德生在和约上签了字。对于这一段功劳，一般的文人赞扬起来喜欢咬文嚼字，什么「他在那枪林弹雨之中，谈笑而劝敌帅，颐指而策番奴，飘零鸳燕，因赖他作个金铃，即贵居王公，也都靠他一枝明杖」，更本色一点的想象大概更符合主人公的身份，我们可以设想，赛金花打着一口婉转的苏白，向别人表明自己简单的动机：「谢不谢倒没有关系，只是让大家看看，知道我们吃把势饭的人也不是一点点用场也没有，别人说起来总是堂子里的倌人没有好人，其实也不见得。」
和议既成，联军退兵，两宫回銮，乱哄哄论功行赏之时，自然没有赛金花的份。相反，虽然「议和大臣赛二爷」的名声增加了不少「生意」，也不过依旧做着倚门卖笑的生涯。一至于后来的虐妓致死一事，赛金花并非没有责任，但似乎也别有隐情，例如吴趼人就认为，她是因为招摇的缘故才被解返原籍的。「招摇」二字似乎颇有深意，乱世之中，一个风尘女子身份大起大落，巨大的反差很容易反映出世态炎凉。因此，《九尾龟》就大胆的虚构了一个卑鄙的卜部郎，赛金花因为看不惯他的市侩样，得罪了他，后来他就借虐妓一事大做文章进行报复，使赛金花最终被迫铩羽南归。
此后的赛金花虽然又在上海重张艳帜，只是秋娘已老，传奇的故事也离她而去。不过一个身份低贱的风尘中人，一生中两次与历史风云际会，虽为流星一闪，却也足以引起世人的向往与凉叹，因此，时人曾预言：
「照他这样侠骨奇情，不但比古来的苏小、薛涛，只以歌舞诗词传为佳话者不可同年而语，就是比那些纡青拖紫的贵人，弄月嘲风的名士，碌碌终身，汶汶没世，也就有上下床之别，将来自必为一代传人。
『陆』 一部系统小说 为了报复八国联军各国将军后代,到各个国家，得到他们的心。
1900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八国，借口镇压义和团，联合发动侵华战争。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顽强阻击，被迫退回天津，但不久又增派兵力，于7月占领天津，再次向北京进犯，8月攻陷北京。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司令部就设在北京城内。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并部署与侵略者议和，八国联军就在北京烧杀抢掠，颐和园的大量珍宝，成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最后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柒』 清朝文学 体裁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作的译本与日俱增。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