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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推荐言情王眉

发布时间: 2023-05-18 07:19:57

⑴ 王朔是个怎么样的人

王 朔 1958年出生
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
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84年初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小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
1997年1月赴美。
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

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迟颂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王朔

王朔语录

王朔定义中国文化的脊梁: 什麽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码敏郑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滑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的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我想,这才是作家,中国文化的脊梁。

王朔说批评家: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王朔说"艺术"与"娱乐":乐观的不一定全算娱乐,但悲观的肯定不是娱乐,也就是说艺术是往人心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反过来拿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王朔论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股张狂气,见谁灭谁, 专检那大个的灭。 王朔说老舍: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

王朔说聪明人: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

王朔说金庸小说:总体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档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深仇大恨,整个故事就是靠这个推动着。

王朔说"金迷":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儿活的太累,很多人活的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 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抱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还能怀着点的希望。

曾令王朔感动的十个短篇小说:《莺莺传》、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斯美的故事》、《忧国》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 王朔不爱看什麽: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读白,不爱看怎麽做生意怎麽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我的趣味介于有文化的病人和赶时髦的女青年之间。

王朔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 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

王朔说好莱坞:好莱坞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集大成者,也是宣传爱国主义的,也是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结尾也是大团圆的,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他们是最尊重观众的,可以说把检查制度设在观众席上。

王朔说思想:思想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 王朔说人:卑贱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

王朔说商人: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 "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

王朔论相信群众: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 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

王朔忘不了的谜语:墙和墙说什麽----在拐弯那儿碰头。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累计发表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了大批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连用小说中精采对话摘录而成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编辑部的故事》等书也同样让读者津津乐道。1992年影坛就因连续推出五部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而被称为“王朔年”。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了王朔之外还有谁”。(《名人眼中的王朔》,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句话虽然不免有点夸大,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王朔小说在大陆当代文坛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些批评基于“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王朔的小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的思维定式,列举诸如操作模式化、人物类型化等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贬斥,认为其作品没有什么高妙,应该作冷处理。(刘其林:《对“王朔热”作冷处理》,《社会科学动态》1993年第2期)这种混淆两种文学批评角度的教条做法,只能造成对作品人为的贬低,是“用纯文学的运行机制和审美要求原封不动地去套通俗文学”(范伯群:《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另一些批评则忽视了通俗文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变化。如王朔所说的那样,“习惯于拿过去的东西来参照现在的东西”(王朔:《王朔自白》,《文艺学习》1988年第2期),用传统的通俗小说的固定模式,来匡范王朔小说,因为王朔小说中出现的叛逆精神和当代民间意识而将它们归为所谓新潮小说加以评判。这种视野狭窄的批评同样造成了对王朔的误读,让人难以信服。

我们认为,对王朔这样一位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通俗作家,只有将他的作品放到当代文学的视境下加以观照,从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出发分析其得失,才能不失评判上的公允。

所谓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即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当代历史阶段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文学特征。就具体作品而言,主要表现为:

首先,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既能吸引读者,又能反映出当代某些特质的方面。通俗文学是一种大众文学,也是一种乐众文学,它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而被创造作来的,给读者以愉悦快慰。在阅读过程中让读者得到放松,是通俗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第一原因。“但是仅仅只有娱乐功能的通俗文学是初级的、较低层次的文学”(王先霈:《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应该同时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近、现代通俗文学就是因为一大批通俗作品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以社会的各个“微血管”构成了时代的风景画,从而在获得大量读者同时,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当代通俗文学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低迷后刚刚得以复兴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断层再接,它需要获得更多的读者,更需要与纯文学一起担负起反映自己时代的使命,这样才能巩固和提高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因此,对于当代通俗文学来说,它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并通过作品的内容表现出来。与表现的内容相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俗文学的当代性体现为努力贴近时代的“原生态”,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折射特定时代的心态,人物是特定时代的“活人”、“真人”。而在作品的情感基调上,也较为真实地捕捉时代情绪潮流,与时代的普遍情感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众民间化的时代心声的流露。

其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应该具有当代的市民意识。通俗文学面向市民,而市民往往缺乏“新兴的意识”,他们更容易接受“流行的社会价值”。所以,通俗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以“人之常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封闭状态,传统道德成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市民价值准则,通俗文学表现这种价值准则符合了当时的市民的要求并成了一种定式沿袭下来。然而,当代中国的剧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剧变引起的震荡,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反响,新的社会利益分配原则,使他们觉得,有许多现象再也难以用传统的价值准则来解释,而这种准则恰恰妨碍了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一种不定型的但明显有异于传统的新的市民意识。通俗文学作品如果再固守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远离市民阶层,最终将失去读者。

再次,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应兼容传统通俗文学、纯文学和异域文学的各种合理的手法。通俗文学以吸引读者为主要写作追求,所以在技法上往往表现为一些既吸引读者又最大限度减少阅读障碍的方式的合理运用。在当代文坛,由于通俗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与纯文学已经从两极对立走向二者共容。改革开放又使大量海外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流入大陆,加上读者的文化水准也在不断提高,读者群也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这就使通俗文学在争夺读者市场时,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必然而且可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是否丰富而合理,直接影响到它的可读性和易读性。

综观王朔小说,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恰恰凸现了通俗文学的这些当代品格,它们为通俗文学当代性的确立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某种范式,很值得作一番深入探讨。

(二)

王朔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对读者说:“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表面看来,似无深意,带有王朔式的调侃的语气。可细加体味,此话又别有深意:王朔的作品不仅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而且还寄寓了一定的深刻性。王朔还说道:“我觉得在这两者(‘更深的东西’与‘乐一乐’)之间并没有鸿沟” (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王朔小说内容所暗示于我们的,正是这种东西。

王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王朔笔下主人公的“痞性”、“玩性”到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以及《构皮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等已经完全脱离人生的正常轨道,过起了“剃须刀上滚动的人生”生活。这群人背离了人的常理常情,甚至置社会法纪于不顾,触犯法律。张明“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及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些“无业游民”不愿循规蹈矩在社会秩序允诺的范围中靠诚实劳动来发家致富。他们被社会主流抛弃,又不甘于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对社会失去信任,转而向社会复仇,亵渎一切人类本应很好地珍视的美的东西。对现行的价值规范作全面性的反叛和嘲弄。他们无所顾忌,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私欲,也无所不为。他们的人生格言即是:“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在反叛的态度上,张明们更甚于石岜们。张明不仅用语言,更以行动破坏性地践踏现行价值秩序,明火执仗地向社会反叛。他们对待女性,毫无人性可言。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他们以玩弄女性为乐,毫无人性践踏纯情少女的情感。《橡皮人》的主人公“我”以及李白玲、张燕生、杨金丽、徐光涛等人,劣迹照彰。他们乘经济流通之中的漏洞兴风作浪,肆意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他们是一群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说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钱来才是真的。”他们疯狂地四处寻找机会挖社会的墙脚,不惜以女色为诱饵,倒卖汽车,坑蒙拐骗成了这群人的惯常谋生手段。金钱腐蚀了他们的灵魂,蛀蚀了他们正常的人性。“橡皮人”成人这群人的共同的象征。从堕落的程度看,《橡皮人》中的一群社会渣滓更甚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那群“无业游民”,而且其阵容规模更为庞大。这是一群腐蚀性、破坏性很强的社会蛀虫。

不过,这些形象产生也有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经济大潮之中,社会上确实存在不法分子,乘变革之机,以身试法,破坏经济秩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及其《橡皮人》中的一群不法分子,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他们把其行为建立在他们反叛一切的行动纲领之上,以这种振振有辞的行动纲领为其行为辩护,他们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人的腐蚀性很大。由于作者多以同情、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这些人物,其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这毕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的某些特征,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采用了“案情”+“言情”的故事模式,采用这种模式,也是为了能够抓住读者的兴趣,从而使故事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刺激性。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言情比重很大,而案情的成份较少,小说主要以“无业游民”张明与纯情大学生吴迪的情爱纠葛为核心内容。张明是一个无恶不作,五毒俱全,一切都不在乎,反叛、嘲讽一切正经与假正经的“痞子”。他们这种反叛性格颇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认同。大学生吴迪因此就微量他献上了宝贵的爱情。彼此之间的阅历、社会地位悬殊甚大。这种差额的爱情反过来显示出张明这样的流氓无赖的“英雄”本色。张明面对吴迪的全心之爱却无真情回报。报玩弄了吴迪之后,又逼她为娼。吴的一生全被葬送于张明的手下,可他毫无自责之意,及至吴迪以身殉情时,他那已被罪恶掏去人性的灵魂才偶尔掠过一丝人怀的闪光。作者在这个言情故事中插入了案情,将笔触伸向了一群正常生活形态以外的“痞子”群落。在缠绵的言情故事中加入了匪盗的生活内容,从而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富有刺激性。

《顽主》和《一点正经也没有》这对姊妹篇中主人公表现出来的“痞性”则多表现在语言上,在行为上则没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中的主人公那么具有破坏性。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不是以单数,而是以复数的阵容铺开在读者的视野中的。这群人个个都是侃家,神吹海聊,好像人人都是人精。亵渎神圣,极尽刻薄之能事,不惜放逐一切价值底线和人格尊严。他们已经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抛出去了。所以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情与义,公正与善良,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人生经过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就变成了荒诞不经的玩意了。杨重曾作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劳而无功,不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种虚无主义的厌世人生态度很容易传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意者或社会有激愤情绪的人。顽主们无所谓善恶标准,褒贬也失却了分寸。严肃的东西可视作玩笑,游戏也可被赋予于“深沉”的东西。爱情本是维系男女之间的纯真情感,可在“顽主”们的视境中,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游戏而已。约会可以找人代赴,评奖也不妨自设计,本业属于神圣庄严的事情一到“顽主”的手下就变了味道。

荒诞幽默是这两部小说的趣味重心所在。在营构故事时,作者有意设计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来解构正常的人生形态。如“三t”公司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杰作”都是一些滑稽故事,读起来让人捧腹。作家中以“操文学”,文学在他们手中,成了泄溺的工具。文学曾经拥有的庄严感、神圣感都被“顽主”作家踩在脚下。作者杜撰了一系列的荒诞故事来践踏这些曾经被奉为神圣庄严的文学。作家获奖所得的奖杯是一个菜用的罐子,还是一家酱厂赞助的,而且还要求“鸣谢”。

《玩的就是心跳》写得更加扑朔迷离。作品集“言情”与“侦探”于一体。将“顽主”的生活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加以组接,断裂,在故事线索上有意采用回避直线式或明线式的直接交待,而采用拼合,断裂的修辞技法来处理故事情节,从而使故事更具神秘意味,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召唤力,来吸引读者的欲望。

主人公方言被怀疑成杀人犯,他必须向警方证明他参加工作第一年的七天失踪究竟干了些什么,方能摆脱干系。为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记忆搜索历程。可故事又让方言意外地失去了记忆。他走新访友,企图通过他人的出证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可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苦苦地寻找刘炎。因为只有找到刘炎才可证明他不是杀人犯。然而现名李江云的刘炎却被他视为新结识的朋友。即使他们已同窗共枕,却未能察觉真情。小说借助侦探模式,处处设置悬念,通过主人公的逆向回忆引出一串串故事。因此,故事显得悬念丛生,富有刺激性。小说通过一个“顽主”追忆似水年华,寻找自我的历程,象征性地启示了顽主们自我放逐之后的人生迷失之感,以及迷失后企图寻找原初自我的精神诉求。就此而言,也很有深意。体现了王朔小说中主人公由自我放逐开始向自我回顾的朦胧追求。

《动物凶猛》则开始大面积地呈现顽主们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作家开始追溯顽主们的历史生成背景。小说主人公“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讨厌学校教育,旷课逃学,打架斗殴,追逐女人。“我”虚荣心极强,醋意十足,从小对女人有强烈的占有欲。小说借一少年顽主的眼光来观照特定的历史年代,又借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衬托少年顽主的劣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基本上告别调侃,趋向深沉。人物对话,尤其是缦无边际的“侃大山”大幅度裁减。小说转向对人和个性、心理、历史丰富性的关注。在主题以及艺术技法上更臻于成熟,有向雅文学趋近的倾向。

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少年的历险式的经历来展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少年顽主的生活境况,反映出“顽主”视野中的“文革”的另一侧面的人生风景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王朔小说除了这些“顽主”系列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具体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纯情女性。她们是“顽主”们与社会作战的“战利品”。这些女性性格单纯,不少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如《空中小姐》中的王眉,《浮出海面》中的于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玩的心跳》中李江云等。她们的性格气质和社会阅历,与顽主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角色与顽主们构成了“英雄美人”模式的现代版。作者对此进行了新的包装,生活底色是现代的,人物也是“当代英雄”和“时髦女性”。“英雄美人”构成了读者百读不厌的恒定主题。现又经作者的巧妙包装,“英雄”则成了反英雄的“英雄”,也就是以反叛正统英雄准则为行为特征的叛逆者。美人多在外在包装上虽有些不同,可是这些女子除了拥有“空姐”、“大学生”、“舞蹈学院学生”的现代名号之外,与她们的前辈姐妹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她们是善与美的化身,同时也是弱者的体现。她们本身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支撑力量,她们常要把她们的柔情和青春献给历史时代中“英雄”,借助英雄来显示美人的价值。可“英雄”常常又是铸造这些不幸女性人生悲剧的第一杀手,美人有时常常会成为英雄们逞力使气的牺牲品。

还有一类女性是“坏女人”型的。如《橡皮人》中的李百玲、杨金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亚红以及沦落风尘后的吴迪等。这类女性被环境逼成了魔鬼。她们本身爱害者,可又以恶抗恶,致使在人生下坡路上愈滑愈远。这群人生活在“顽主”群落之中,难以自拨,人性被换空,灵魂被虫蛀。她们与“顽主”们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破破坏力量。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既表现出一定的深刻性耐人寻味,又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而引人入胜。虽然由其小说人物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不无偏激、偏颇之处,必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转型期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出发给予准确的、客观的评价和定位。但是,王朔以他富有个性色彩的话语系统建构的艺术世界,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贡献了富有当代意味的文本,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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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张滨杀人事件
“这……这人怎么死了?”张滨张大了嘴巴,指着地上的欠揍男说不出话来。“抓住他,他是杀人犯!”欠揍男的女朋友指着张滨大声喊道。

“我?杀人犯?”张滨一愕,诧异的看着眼前叫嚣的小妞:“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杀他做什么?”

“不是你杀的,那还有别人了么?”小妞抓住了张滨的衣服不放:“刚才你说的,你要杀死我男朋友,之后你就把他杀了!”

“我杀什么杀啊?我说了就是我杀的?”张滨也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严重了,毕竟这不是自己说说就能算的,事实上是自己伏在了这欠揍男的身上,之后他就死了!就算和他没有关系,在别人看来也有点儿关系了。

“你把我男朋友推倒了,然后你起来的时候他身上就插了一把刀子,你还说不是你杀的?”欠揍男的女朋友说话都带着哭腔了:“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你杀的,你自己说没用!大家说是不是?”

虽然在场的人都很讨厌欠揍男忘本的嘴脸,但是现在涉及到人命了,谁也不敢乱说了。要换做其它,比如欠揍男被张滨毒打了一顿。只要欠揍男没死,那么估计谁也不会说看见张滨动手了。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人命关天,乱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只是在场的人大多看不惯欠揍男,所以这时候虽然没有给张滨辩解,但是谁也没有开口证明什么。

要说张滨一时冲动杀了人,杨明到是相信,但是说张滨杀了这个欠揍男,杨明怎么都不会相信的。第一张滨和这个欠揍男根本没什么深仇大恨,还远远达不到动刀子的地步。即使当初王志涛害了自己,张滨那么的憎恶王志涛,但是也很理智的没有做出什么过火地事情来。

何况现在仅仅是几句口角了?

第二。张滨地身上根本就没有刀!杨明和他一起从王眉地屋子里出来地。张滨拿了什么杨明怎么会看不见?何况张滨没事儿干了拎着把刀在宾馆里转悠?简直是无稽之谈。

而且。最重要地一点是。杨明觉得欠揍男地女朋友所表现出地姿态好像有点儿太过正常了!按理说。男朋友被杀了。抓到杀人嫌犯不放也是正常地。但是就因为太正常了。杨明才产生了怀。

一个女人。自己地男朋友就在眼前被杀死了。居然还能镇定地有条有理地分析张滨就是杀人凶手?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吧?

杨明相信。如果被杀地人是自己。换做陈梦妍在旁边。陈梦妍绝对会悲伤欲绝。不是抱着自己哭泣就是和杀人凶手拼命。怎么可能如此理智地说着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谋杀后地嫁祸。还是一个意外?杨明想不明白。究竟会是谁这么做。张滨在澳门应该没有什么仇家。唯一地一个算得上是仇家地就是刘吉浩了。不过刘吉浩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自己摔死了。怎么可能再玩什么栽赃陷害?

唯一比较合理的情况就是,有人和这个欠揍男有仇,而张滨正好与欠揍男生了口角,那个人借着这个机会,巧妙地将欠揍男杀掉了,然后嫁祸在了张滨的身上!

当然,这一切都是杨明地猜测,其他事情只能随着事态的展再做分析。

“你怎么趴到这家伙身上的?”杨明冷静地对张滨问道。

“不是我趴的,是我后面有人推我,我才趴上地。”张滨有些冤枉的说道:“不然我都准备走了,怎么可能趴在他地身上?”

听张滨这么说,杨明点了点头,他刚才隐约的也看见一个男人从这里经过,好像推了张滨一把,只是当时没太注意,也没看清楚,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的确是这么回事。

至于这把刀到底是不是那个男人插过来的,就不好说了,杨明有点儿后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不过后悔有什么用呢?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不知道是谁报了警,没过多久,就有警察赶到了现场,对尸体进行了拍照,然后把嫌人张滨控制了起来。

根据现场大多数人的证词,张滨的确和欠揍男生了口角,而后又扑倒在了欠揍男的身上,刀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插在欠揍男的身上的。

虽然张滨矢口否认人是他杀的,不过现场的情形和证词都对他极为的不利。张滨被以“协助调查”的名义请到了当地的警局。

杨明对杀人很在行,但是对侦查推理这一系列完全就是门外汉了,这种类似的情景只在名侦探柯南这种动画片里看到过,而如今却实实在在的生在了自己的眼前,杨明觉得自

维有些不够用,毕竟破案不是他的强项。

杨明虽然很厉害,秒杀几个人不成问题,但是却对张滨被带往警局这件事情上一筹莫展。

“你是张滨的朋友?”张滨和尸体已经被带走了,剩下的警察在做例行调查,当得知杨明和张滨是一起的之后,就开始对杨明进行询问。

“恩,我是张滨的朋友。”杨明配合的点了点头,杨明知道自己如果不配合的话更会遭到警方的怀,现在只是证据对张滨不利,还没有到定论的阶段,相信如果自己解释的得当,应该没有问题的。

“你们的职业?听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来这里做什么?”警察也是随便询问一下,也不是正常的问讯,所以比较随意。

“我们都是内地的大学生,来这里就是为了看舒雅的演唱会的,。”杨明说道:“我们不是本地人,都是松江来的。”

“哦,这样。”警察姑且相信了杨明的话,因为这些资料一查就知道真伪,杨明骗他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张滨和被害人裸野正男之前认识吗?”

啥?裸野正男?这家伙这名字还挺别致啊,这名字起的太有创意了。

“我们当然不认识他,就早上的时候在餐厅见过一次那个什么裸……男,”杨明说着,就把早上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这位警官。

警官点了点头,现在看来,两人之前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确定张滨就是凶手的话,那么应该是临时起意了。

“警官,我的朋友不可能杀人的……”虽然杨明知道自己的解释不可能对警察造成影响,但是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我们会仔细调查的。”警察说道。

警察走后,杨明还真有些一筹莫展的感觉,自己总不能去警察局抢人吧?别说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算真的成了,那自己和张滨今后就要成为通缉犯了,最起码在国内别想呆着了。

这并不是杨明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杨明并没有立刻将张滨的事情告诉王眉,而是在警察走了之后,王眉来到楼上的房间找他们的时候,杨明才将真相告诉王眉。

“啊!”王眉听后顿时一惊:“张滨不可能去杀人的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警察相信的不是我们而是证据……”杨明有些无奈的说道:“不过我估计没有什么事情的,我们也不必慌张,等待着调查结果就是了。”

王眉本就没什么主意,此刻自然是杨明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了。

杨明现在怀疑的是那个从后面撞了张滨一下的家伙,他的嫌最大,而那时候杨明偏偏又没去注意,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人!

杨明有些气恼的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对那个人的长相居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就算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对了!”杨明忽然猛地一惊,站起了身来。在酒店的走廊里,每隔不远都有一个监控录像,只要调出了监控录像,不就可以知道那个人的长相了么?甚至都有可能看到他行凶的过程。

到这里,杨明立刻兴奋了起来,和王眉嘱咐了一下叫她安心的等候,自己就匆匆的跑出了房间。随便找了一个服务生询问了一下监控室的位置,就跑了过去。

监控室属于酒店保安部的一个部门,杨明先来到监控室边上的保安室,敲了敲门,里面就传来了“请进”的声音。

杨明推开了门,进入了保安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手拿对讲机正在指挥着什么,其他两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读着报纸,或用电脑看着新闻。

“你好,我是酒店里的住客……”杨明刚说了一半,就有一个保安认出了他来。

“我知道你,刚才见过了,你是张滨的朋友是吧?”这个保安刚才也赶到了现场,只是人太多杨明没有注意到。但是和张滨在一起的杨明却是一下子被认了出来。

“对,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直说了……”杨明点了点头说道:“我想查看一下酒店里的监控录像,就是出事的那个地点的……”

“录像啊……这个没有办法了,录像刚才已经被警方拿走了……”保安耸了耸肩说道:“我们无能为力。”

杨明“啊”了一声,猛地一怕大腿,是啊,自己能想到的,警方自然也能想到了,如果录像真的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是那个撞了张滨的人动的手,那警方一定会还张滨的清白的。

⑶ 一句战争和金钱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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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是个怎么样的人?
悬赏分:0 - 提问时间2008-12-20 17:26

提问者: 探索者和指引者 - 实习生 一级 其他回答 共 6 条
鸟人····

回答者: Yestoday2009 - 职场新人 三级 2008-12-20 17:36

有才华,但人品有缺陷。

回答者: xvvrag - 门吏 二级 2008-12-20 17:58

王 朔 1958年出生
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
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84年初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小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
1997年1月赴美。
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

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王朔

王朔语录

王朔定义中国文化的脊梁: 什麽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滑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的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我想,这才是作家,中国文化的脊梁。

王朔说批评家: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凳局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王朔说"艺术"与"娱乐":乐观的不一定全算娱乐,但悲观的肯定不是娱乐,也就是说艺术是往人心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反过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王朔论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股张狂气,见谁灭谁, 专检那大个的灭。 王朔说老舍:老舍,像他同时枣判让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

王朔说聪明人: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

王朔说金庸小说:总体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档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深仇大恨,整个故事就是靠这个推动着。

王朔说"金迷":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儿活的太累,很多人活的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 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抱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还能怀着点的希望。

曾令王朔感动的十个短篇小说:《莺莺传》、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斯美的故事》、《忧国》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 王朔不爱看什麽: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读白,不爱看怎麽做生意怎麽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我的趣味介于有文化的病人和赶时髦的女青年之间。

王朔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 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

王朔说好莱坞:好莱坞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集大成者,也是宣传爱国主义的,也是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结尾也是大团圆的,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他们是最尊重观众的,可以说把检查制度设在观众席上。

王朔说思想:思想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 王朔说人:卑贱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

王朔说商人: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 "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

王朔论相信群众: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冲帆,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 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

王朔忘不了的谜语:墙和墙说什麽----在拐弯那儿碰头。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累计发表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了大批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连用小说中精采对话摘录而成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编辑部的故事》等书也同样让读者津津乐道。1992年影坛就因连续推出五部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而被称为“王朔年”。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了王朔之外还有谁”。(《名人眼中的王朔》,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句话虽然不免有点夸大,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王朔小说在大陆当代文坛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些批评基于“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王朔的小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的思维定式,列举诸如操作模式化、人物类型化等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贬斥,认为其作品没有什么高妙,应该作冷处理。(刘其林:《对“王朔热”作冷处理》,《社会科学动态》1993年第2期)这种混淆两种文学批评角度的教条做法,只能造成对作品人为的贬低,是“用纯文学的运行机制和审美要求原封不动地去套通俗文学”(范伯群:《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另一些批评则忽视了通俗文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变化。如王朔所说的那样,“习惯于拿过去的东西来参照现在的东西”(王朔:《王朔自白》,《文艺学习》1988年第2期),用传统的通俗小说的固定模式,来匡范王朔小说,因为王朔小说中出现的叛逆精神和当代民间意识而将它们归为所谓新潮小说加以评判。这种视野狭窄的批评同样造成了对王朔的误读,让人难以信服。

我们认为,对王朔这样一位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通俗作家,只有将他的作品放到当代文学的视境下加以观照,从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出发分析其得失,才能不失评判上的公允。

所谓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即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当代历史阶段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文学特征。就具体作品而言,主要表现为:

首先,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既能吸引读者,又能反映出当代某些特质的方面。通俗文学是一种大众文学,也是一种乐众文学,它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而被创造作来的,给读者以愉悦快慰。在阅读过程中让读者得到放松,是通俗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第一原因。“但是仅仅只有娱乐功能的通俗文学是初级的、较低层次的文学”(王先霈:《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应该同时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近、现代通俗文学就是因为一大批通俗作品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以社会的各个“微血管”构成了时代的风景画,从而在获得大量读者同时,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当代通俗文学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低迷后刚刚得以复兴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断层再接,它需要获得更多的读者,更需要与纯文学一起担负起反映自己时代的使命,这样才能巩固和提高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因此,对于当代通俗文学来说,它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并通过作品的内容表现出来。与表现的内容相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俗文学的当代性体现为努力贴近时代的“原生态”,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折射特定时代的心态,人物是特定时代的“活人”、“真人”。而在作品的情感基调上,也较为真实地捕捉时代情绪潮流,与时代的普遍情感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众民间化的时代心声的流露。

其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应该具有当代的市民意识。通俗文学面向市民,而市民往往缺乏“新兴的意识”,他们更容易接受“流行的社会价值”。所以,通俗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以“人之常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封闭状态,传统道德成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市民价值准则,通俗文学表现这种价值准则符合了当时的市民的要求并成了一种定式沿袭下来。然而,当代中国的剧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剧变引起的震荡,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反响,新的社会利益分配原则,使他们觉得,有许多现象再也难以用传统的价值准则来解释,而这种准则恰恰妨碍了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一种不定型的但明显有异于传统的新的市民意识。通俗文学作品如果再固守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远离市民阶层,最终将失去读者。

再次,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应兼容传统通俗文学、纯文学和异域文学的各种合理的手法。通俗文学以吸引读者为主要写作追求,所以在技法上往往表现为一些既吸引读者又最大限度减少阅读障碍的方式的合理运用。在当代文坛,由于通俗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与纯文学已经从两极对立走向二者共容。改革开放又使大量海外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流入大陆,加上读者的文化水准也在不断提高,读者群也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这就使通俗文学在争夺读者市场时,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必然而且可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是否丰富而合理,直接影响到它的可读性和易读性。

综观王朔小说,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恰恰凸现了通俗文学的这些当代品格,它们为通俗文学当代性的确立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某种范式,很值得作一番深入探讨。

(二)

王朔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对读者说:“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表面看来,似无深意,带有王朔式的调侃的语气。可细加体味,此话又别有深意:王朔的作品不仅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而且还寄寓了一定的深刻性。王朔还说道:“我觉得在这两者(‘更深的东西’与‘乐一乐’)之间并没有鸿沟” (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王朔小说内容所暗示于我们的,正是这种东西。

王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王朔笔下主人公的“痞性”、“玩性”到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以及《构皮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等已经完全脱离人生的正常轨道,过起了“剃须刀上滚动的人生”生活。这群人背离了人的常理常情,甚至置社会法纪于不顾,触犯法律。张明“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及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些“无业游民”不愿循规蹈矩在社会秩序允诺的范围中靠诚实劳动来发家致富。他们被社会主流抛弃,又不甘于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对社会失去信任,转而向社会复仇,亵渎一切人类本应很好地珍视的美的东西。对现行的价值规范作全面性的反叛和嘲弄。他们无所顾忌,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私欲,也无所不为。他们的人生格言即是:“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在反叛的态度上,张明们更甚于石岜们。张明不仅用语言,更以行动破坏性地践踏现行价值秩序,明火执仗地向社会反叛。他们对待女性,毫无人性可言。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他们以玩弄女性为乐,毫无人性践踏纯情少女的情感。《橡皮人》的主人公“我”以及李白玲、张燕生、杨金丽、徐光涛等人,劣迹照彰。他们乘经济流通之中的漏洞兴风作浪,肆意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他们是一群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说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钱来才是真的。”他们疯狂地四处寻找机会挖社会的墙脚,不惜以女色为诱饵,倒卖汽车,坑蒙拐骗成了这群人的惯常谋生手段。金钱腐蚀了他们的灵魂,蛀蚀了他们正常的人性。“橡皮人”成人这群人的共同的象征。从堕落的程度看,《橡皮人》中的一群社会渣滓更甚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那群“无业游民”,而且其阵容规模更为庞大。这是一群腐蚀性、破坏性很强的社会蛀虫。

不过,这些形象产生也有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经济大潮之中,社会上确实存在不法分子,乘变革之机,以身试法,破坏经济秩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及其《橡皮人》中的一群不法分子,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他们把其行为建立在他们反叛一切的行动纲领之上,以这种振振有辞的行动纲领为其行为辩护,他们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人的腐蚀性很大。由于作者多以同情、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这些人物,其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这毕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的某些特征,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采用了“案情”+“言情”的故事模式,采用这种模式,也是为了能够抓住读者的兴趣,从而使故事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刺激性。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言情比重很大,而案情的成份较少,小说主要以“无业游民”张明与纯情大学生吴迪的情爱纠葛为核心内容。张明是一个无恶不作,五毒俱全,一切都不在乎,反叛、嘲讽一切正经与假正经的“痞子”。他们这种反叛性格颇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认同。大学生吴迪因此就微量他献上了宝贵的爱情。彼此之间的阅历、社会地位悬殊甚大。这种差额的爱情反过来显示出张明这样的流氓无赖的“英雄”本色。张明面对吴迪的全心之爱却无真情回报。报玩弄了吴迪之后,又逼她为娼。吴的一生全被葬送于张明的手下,可他毫无自责之意,及至吴迪以身殉情时,他那已被罪恶掏去人性的灵魂才偶尔掠过一丝人怀的闪光。作者在这个言情故事中插入了案情,将笔触伸向了一群正常生活形态以外的“痞子”群落。在缠绵的言情故事中加入了匪盗的生活内容,从而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富有刺激性。

《顽主》和《一点正经也没有》这对姊妹篇中主人公表现出来的“痞性”则多表现在语言上,在行为上则没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中的主人公那么具有破坏性。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不是以单数,而是以复数的阵容铺开在读者的视野中的。这群人个个都是侃家,神吹海聊,好像人人都是人精。亵渎神圣,极尽刻薄之能事,不惜放逐一切价值底线和人格尊严。他们已经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抛出去了。所以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情与义,公正与善良,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人生经过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就变成了荒诞不经的玩意了。杨重曾作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劳而无功,不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种虚无主义的厌世人生态度很容易传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意者或社会有激愤情绪的人。顽主们无所谓善恶标准,褒贬也失却了分寸。严肃的东西可视作玩笑,游戏也可被赋予于“深沉”的东西。爱情本是维系男女之间的纯真情感,可在“顽主”们的视境中,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游戏而已。约会可以找人代赴,评奖也不妨自设计,本业属于神圣庄严的事情一到“顽主”的手下就变了味道。

荒诞幽默是这两部小说的趣味重心所在。在营构故事时,作者有意设计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来解构正常的人生形态。如“三t”公司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杰作”都是一些滑稽故事,读起来让人捧腹。作家中以“操文学”,文学在他们手中,成了泄溺的工具。文学曾经拥有的庄严感、神圣感都被“顽主”作家踩在脚下。作者杜撰了一系列的荒诞故事来践踏这些曾经被奉为神圣庄严的文学。作家获奖所得的奖杯是一个菜用的罐子,还是一家酱厂赞助的,而且还要求“鸣谢”。

《玩的就是心跳》写得更加扑朔迷离。作品集“言情”与“侦探”于一体。将“顽主”的生活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加以组接,断裂,在故事线索上有意采用回避直线式或明线式的直接交待,而采用拼合,断裂的修辞技法来处理故事情节,从而使故事更具神秘意味,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召唤力,来吸引读者的欲望。

主人公方言被怀疑成杀人犯,他必须向警方证明他参加工作第一年的七天失踪究竟干了些什么,方能摆脱干系。为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记忆搜索历程。可故事又让方言意外地失去了记忆。他走新访友,企图通过他人的出证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可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苦苦地寻找刘炎。因为只有找到刘炎才可证明他不是杀人犯。然而现名李江云的刘炎却被他视为新结识的朋友。即使他们已同窗共枕,却未能察觉真情。小说借助侦探模式,处处设置悬念,通过主人公的逆向回忆引出一串串故事。因此,故事显得悬念丛生,富有刺激性。小说通过一个“顽主”追忆似水年华,寻找自我的历程,象征性地启示了顽主们自我放逐之后的人生迷失之感,以及迷失后企图寻找原初自我的精神诉求。就此而言,也很有深意。体现了王朔小说中主人公由自我放逐开始向自我回顾的朦胧追求。

《动物凶猛》则开始大面积地呈现顽主们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作家开始追溯顽主们的历史生成背景。小说主人公“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讨厌学校教育,旷课逃学,打架斗殴,追逐女人。“我”虚荣心极强,醋意十足,从小对女人有强烈的占有欲。小说借一少年顽主的眼光来观照特定的历史年代,又借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衬托少年顽主的劣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基本上告别调侃,趋向深沉。人物对话,尤其是缦无边际的“侃大山”大幅度裁减。小说转向对人和个性、心理、历史丰富性的关注。在主题以及艺术技法上更臻于成熟,有向雅文学趋近的倾向。

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少年的历险式的经历来展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少年顽主的生活境况,反映出“顽主”视野中的“文革”的另一侧面的人生风景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王朔小说除了这些“顽主”系列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具体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纯情女性。她们是“顽主”们与社会作战的“战利品”。这些女性性格单纯,不少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如《空中小姐》中的王眉,《浮出海面》中的于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玩的心跳》中李江云等。她们的性格气质和社会阅历,与顽主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角色与顽主们构成了“英雄美人”模式的现代版。作者对此进行了新的包装,生活底色是现代的,人物也是“当代英雄”和“时髦女性”。“英雄美人”构成了读者百读不厌的恒定主题。现又经作者的巧妙包装,“英雄”则成了反英雄的“英雄”,也就是以反叛正统英雄准则为行为特征的叛逆者。美人多在外在包装上虽有些不同,可是这些女子除了拥有“空姐”、“大学生”、“舞蹈学院学生”的现代名号之外,与她们的前辈姐妹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她们是善与美的化身,同时也是弱者的体现。她们本身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支撑力量,她们常要把她们的柔情和青春献给历史时代中“英雄”,借助英雄来显示美人的价值。可“英雄”常常又是铸造这些不幸女性人生悲剧的第一杀手,美人有时常常会成为英雄们逞力使气的牺牲品。

还有一类女性是“坏女人”型的。如《橡皮人》中的李百玲、杨金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亚红以及沦落风尘后的吴迪等。这类女性被环境逼成了魔鬼。她们本身爱害者,可又以恶抗恶,致使在人生下坡路上愈滑愈远。这群人生活在“顽主”群落之中,难以自拨,人性被换空,灵魂被虫蛀。她们与“顽主”们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破破坏力量。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既表现出一定的深刻性耐人寻味,又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而引人入胜。虽然由其小说人物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不无偏激、偏颇之处,必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转型期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出发给予准确的、客观的评价和定位。但是,王朔以他富有个性色彩的话语系统建构的艺术世界,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贡献了富有当代意味的文本,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

⑷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有什么特点

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档凯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行顷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乎明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⑸ 空中小姐小说txt全集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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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小姐》是1984年初作家王朔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发表在《当代》第二期,讲述的是一个水兵和空姐的恋爱故事。小说曾改编为电视剧。

⑹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有什么特点

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行顷唤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档凯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乎明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⑺ 有什么关于秘书的电影推荐一下

1、激拆耐《非诚勿扰》。御旦影片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该片于2013年4月26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先后获得第33届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第29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第32届百花奖最佳导演等奖项。

2、《非诚勿扰》是华谊兄弟传媒出品的爱情喜剧电影,由冯小刚执导,葛优、舒淇、范伟、方中信等人主演。该片讲明春述了秦奋的天才发明使他一夜暴富,于是他开始踏上“征婚”旅程,上演一出“人间喜剧”。

3、《穿普拉达的女王》是根据劳伦·魏丝伯格(Lauren Weisberger)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讲述一个刚离开校门的女大学生,进入了一家顶级时尚杂志社当主编助理的故事,她从初入职场的迷惑到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最后成为了一个出色的职场与时尚的达人。

4、《商谍2》是由冀龙飞编剧,何云龙、戚珍琪等参演的剧情片。该片讲述了江城年轻地产商罗星明为在家乡“复建襄王府,传承民族文化”,历经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战争,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5、《非常女秘书》是2010年上映的中国电影,由刘飞波导演。吴静,王亚军主演。讲述2009年夏,闯荡北京多时的女大学生英子一大早就匆忙来到“盛华国际商业”参加应聘,公司行政助理王眉接待了她。

⑻ 王朔笔下带有痞子形象的人物都有谁请附带出自什么作品

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档凯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行顷唤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乎明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⑼ 王朔 《空中小姐》内容是什么

《空中小姐》是王朔处女中篇小说,发表于1984年第2期《当代》,曾改编为电视剧。

《空中小姐》-王朔



空中小姐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假的中学生。那年初夏,我们载着海军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歼芦悔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的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军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了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
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哗握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年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喜欢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为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越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得,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的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身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氏正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再没见面。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近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过好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分,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个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于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会意相互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是……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告诉我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的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偏偏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送来送去。晚上,她花插地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她说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来都带很多各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儿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再不愿意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
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小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这种费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起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己家的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讽。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说,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还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追你还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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