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小说自由演变

『壹』 言情小说的流派发展

当今的言情小说的源头，是唐代的爱情传奇。‘而爱情传奇是传奇小说的分支，也是传奇小说中成就最大的。
小说成熟的标志就是唐代的传奇小说，其成熟的代表作为“三大爱情传奇”：《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 ，可见，言情小说的祖宗爱情传奇，几乎成了小说的代名词。
可惜，爱情传奇唐宋以后逐渐衰落，章回体小说成为主流，读者群不再像唐宋时期的爱情传奇那样，以女性为主，而是以男性为主了。 民国初年，上海十里洋场里的文人的失落和颓废，沉迷于酒吧、舞会和政治玩弄而不自拔，偶然间成立的鸳鸯蝴蝶派，成为言情小说的中兴之碑。
其实，鸳鸯蝴蝶派的血液与爱情传奇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派文化的影响。从此，言情小说继唐代爱情传奇之后，形成独立流派。鸳鸯蝴蝶派多以“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为主，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1949年前后，鸳鸯蝴蝶派的主力军离开大陆，转往港台，这是由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由于大陆文艺的阶级性，言情小说当时在大陆并没有取得发展，流传的主要是手抄本，一不经意间就会沦落为禁书。
港台的言情小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发展巅峰。八十年代以琼瑶、亦舒、岑凯伦、姬小苔为代表，九十年代以席绢、于晴为代表，这一时期也催生了花雨出版社。
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培养了一大批言情女读者群。然而，2005年以后，港台言情没落了。 2000年以后，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文学形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言情小说的舞台转移到了大陆，港台言情的炫彩逐渐被大陆取代。
主要原因在于，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港台言情小说的女读者群成为了母亲，为她们的子女做了美好的传承。同时，港台言情缺少大陆的文化底蕴，流于海派轻浮，跟不上潮流。最主要的，是大陆的新一代的作家、写手，不再满足于港台式的梦境幻想，她们思想更为丰富，更想要展现自我，她们想要成为主人。
大陆新生代迅速崛起，使言情小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网络言情时代。言情小说的风格百花齐放，穿越、都市、虐心、校园、高干等等，尤以穿越文为主，并不断将言情作品搬到荧屏。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网络女作家，以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为代表，沧月、木然千山、明晓溪、米兰、辛夷坞、三元、顾漫、 等大神作家，以及安黎斯、缪娟、金子、李歆、姒姜等潜力作家，成为时下言情小说的主力军。

『贰』 论述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三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

『叁』 言情小说的由来.言情小说很好看 想知道它是怎么诞生的.

言情小说的沿革和发展是怎样的，各个阶段有什么样的特点？

言情小说在中国，最早的雏形实际上是发源于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编才子佳人梦。很多大作家，比如张恨水、周瘦鹃、《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包括最近去世的台湾词人，《南屏晚钟》的词作者陈蝶衣等，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其实包括张爱玲，都受到鸳鸯蝴蝶派的强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鸳鸯蝴蝶派作家都去了台湾，因此形成了台湾式的言情小说，琼瑶(blog)就是他们的正宗传人。只是旧时代的才子佳人变成了富家公司和小家碧玉，更富有都市意味，更贴近年轻人的心灵。琼瑶将鸳鸯蝴蝶派的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沉湎爱情，温柔、婉约、细腻做到了极致。形成了一个言情时代。风靡台湾，后来又和邓丽君的歌曲一起，席卷大陆，琼瑶的文艺腔，成为大陆80年代年轻人模仿的对象，也通过电视，影响了台湾和大陆年轻人的语言习惯。琼瑶之后，台湾又涌现了席绢、于晴、沈亚等一批新的言情作家，被称为台湾言情四小天后。但是这批作家受出版商牟利影响，写作越来越趋同，一本书的字数越写越少，没有一个能够超越琼瑶。台湾言情的式微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她们的作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大陆的盗版图书市场，普遍的特征就是开本特别小，六七万字一本，完全拼故事和人物，这种难度较低的写作吸引了大批中国大陆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开始模仿。中国大陆的言情小说就是从那时开始生长的。藤萍是那一批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她早期的作品，深得台湾言情的精髓，以至于被很多大陆读者误以为是台湾的又一代天后诞生了。

一大批大陆言情作者开始不满意台湾言情的肤浅和单薄。她们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风貌，也将更多的流行因素加入了近来，穿越小说的流行就是一个这种突破的产物。2007年，以穿越第一文《步步惊心》一举成名的桐华(blog)打造出历史宫廷言情的鸿篇巨制《云中歌》，受到影视圈人士的热捧；匪我思存(blog)的《冷月如霜》、《香寒》掀起悲情新高潮，让更多高端读者成为她的粉丝；藤萍封笔五年后开始推出新的系列大长篇《狐魅天下》；以《帝王业》一战成名的寐语者(blog)即将出版她的民国爱情大戏《衣香鬓影》，顾漫、李歆、明晓溪、辛夷坞、Vivibear笔耕不辍，深受读者喜爱，大陆言情小说风风火火，大陆新言情步向成熟，和对台湾式小言情的完全颠覆。

言情小说，进入了大陆时代。

在白话文发展的初始阶段，言情小说多半是一些文艺小说，以张爱铃为代表的作家他们描写了不少略带小资气息的文艺小说，这些小说多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是故事里的爱情却多半很夸张，很有想象力，而作家的文笔也都是相当的好，按照当时的评论家的傅雷的说法，“张爱铃小说文字的结构，节奏，色彩，在她的作品里有了最幸运的成就，但是其薄弱的生活经历，以及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性格，使得她的小说过于乖张，没有深刻的人生观。”

到了新时代，言情小说的风首先是从港台那边刮过的，以琼瑶，三毛，岑凯伦，亦舒(blog)，这四个人基本席卷了中国所有的青年男女，基本上，你能从她们四个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风格的作家，她们的作品都有着自己的风格，也比较多产，基本涉及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个阶段港台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人们在精神文明方面的需求也显得更加包容，她们既可以在现代小资也可以在古代风花雪月，这些作品不再一味的追求写作上的技巧文艺上的手法，她们可以肆意的在作品中挥洒着青年男女们的激情，更加赤裸裸的对白，更加直入人心的场面，让每一个看她们作品的人都如同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琼瑶，作为开创言情小说一代文风的作家，以其数量颇丰、品质优秀的作品，陪伴着多少懵懂少女度过了情窦初开却又止于幻想的青涩岁月。琼瑶之所以构建这般爱情模式，跟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祖籍湖南衡阳的琼瑶，生于四川成都，后因抗日战争迁至上海，又举家牵至台湾台北。遭受到动荡带给她的不安，因此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也给了她自由发展个性的空间，这又带给琼瑶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爱情观。总括而言,在琼瑶的爱情王国,女性离不开爱情，没有了爱情就会枯萎凋零.在这情况下,琼瑶的女性形象无可避免的显得被动和消极。对爱情的描述也纯由女性的立场出发,在感情的道德的召唤下，来唤起男性对女性奉献全心全意的爱。这亦是琼瑶式言情小说的精神所在。大师的创作周期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更年轻、写作手法更新、更懂当今女孩心事与审美的新作家的出现。

『肆』 什么叫言情小说

言情小说是讲述男女之间的爱情，言情小说类型很多，主要分为穿越、古代、现代等题材。

言情小说原是中国旧体小说的一种，又称狭邪小说或才子佳人小说。以讲述男女之间相爱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爱情的心理、状态、事物等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现代言情小说的代表，有作者琼瑶、顾漫、辛夷坞、桐华、匪我思存等等，都是比较出彩的言情小说作者，其言情小说创作背景多是校园、都市、穿越、重生、架空等等。

言情小说主要是通过情海生波、风云突变的爱情故事框架，发展令人迷惑的情节，展现痴男怨女的人物性格，表现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欲不断挣扎的中心思想。

(4)言情小说自由演变扩展阅读：

琼瑶时代的言情小说通篇对白，场景氛围的描写不够充分，每一册的字数也大多在10万字上下，轻薄的一本，席娟时期的作品更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速读时代也纷沓而至，读者能接受的就是简单直接，无需铺垫的爱情描写，言情小说逐步走向娱乐时代。

而新时代的言情则需要考虑更多读者的需求，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读者口味非常杂，非常挑剔，单纯的言情小说已经满足不了她们的需求，简单的结构、极少的主人公也不能取悦她们了，因此现代的言情小说加入很多因素，需要构筑一个庞大的体系去讲述一群人的爱恨情仇。

这个时候作者对场景转换、人物设置、氛围烘托等能力就上升了很多，字数也必须超过20万字，甚至上下册来表达完整的故事情节，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更多想象空间，加入都市、历史、武侠、穿越等新鲜元素去丰富作品，成熟的作家们开始谋划自己的大制作。

『伍』 言情小说的历史

言情小说释义 言：讲，说。例如：言说、言道、言欢。 情：指男女相爱的心理状态及有关的事物或事情。例如：爱情、情人、情窦初开。 言情：讲述男女之间的爱情。 言情小说 ：是中国旧体小说的一种，又称狭邪小说或才子佳人小说。以讲述男女之间相爱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爱情的心理、状态、事物等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经典语录】 ·有些记忆需要遗忘，有些记忆需要放下。 ·幸福来之不易，爱需要互相扶持。 ·爱，原来可以融化一切的障碍，只有相信爱的人，才是幸福的。 ·最痛心的不是背叛，而是永远失去，而那时候，彼此深爱着对方。 ·男人或女人的真心，总是糟蹋在年轻的时候，不懂爱的时候。 言情小说简单地说，一段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谁都有，谁都现在或过去经历，它看得见摸得着，而且还存在是很大的变幻莫测的空间。爱情前的诱惑；爱情中的恐惧；爱情后的失落……。这期间，分辩不清方向，分辩不清滋味，分辩不清自己。所以说，言情小说创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古人云：无用之用为大用。最容易创作的小说，其实也是最难创作的小说。让读者在言情小说里，流着自己的眼泪，这才是言情小说创作的成功标准。还有人这么经典地写道：“言情小说对于未恋爱的人来说是向往；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是经书；对于失恋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对于幸福的人来说是消遣；对于作者来说它只是为了赚人眼泪。” 言情小说，第一它先应该满足小说的要求，那么小说就有最基本的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言情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他不同于真人真事，"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爱情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可以是概括介绍，可以是具体的描写，可以写人物的外貌，也可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既可以人物的行动对话，也可以适当插入作者的议论；既可以正面起笔，也可以侧面烘托。 言情小说主要是通过情海生波、风云突变的爱情故事框架，发展令人迷惑的情节，展现痴男怨女的人物性格，表现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欲不断挣扎的中心思想。 言情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等，如俊男美女风月无边的旖旎风光、哭哭啼啼催人泪下的秋叶飘零等等。 言情小说除以上与其他小说的共同特点外，还有它自己的不同的地方。 言情小说是一种最接近生活的文学体裁，它具有通俗性，小说的语言风格应该生活化、大众化、并不需要太多华丽词藻的修饰，但根据情节的需要感情上的读白或诗词歌赋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大话西游》中“曾经有一分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我不知道珍惜，现在想起追悔莫及，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言情小说描写中难免有男女暧昧之事的描写，粗俗露骨、铺陈丑态淫声出现，显出鄙秽。主张在描摹男女情性时，其字面上不露一个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把性爱的描写极度地升华，就象一篇散文诗，形散而神不散，要“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读者看了触动心灵。也反对用“……”代替，其实每个人都有情，每个人又都好色。由情转入色，由色转入性，情、色、性也就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根基。失去了这个根基的创作，让小说离开这个真实的社会远了一点，让小说失去它本来应该有的色彩。 [编辑本段]言情小说的文学渊源和发展 言情小说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学渊源。浪漫爱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的十五国风，吟诵至今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美丽诗句营造出爱情的原始画面，而后的《楚辞》将其浪漫主义的氛围杂糅其中。这些文字不登大雅，多以风花雪月和市井生活为故事背景，是随心之所欲的青年生活与梦想，因此浪漫言情小说带着这个“风”的深刻烙印,它来自于民间，是凡夫大众的思想、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 小说体裁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史记》，学者大多认为小说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为代表；直到唐代传奇继承六朝笔记小说的传统，开始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并开始反映社会现实，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清平山堂话本》、《红楼梦》四大名著等为代表的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勾勒了小说清晰的发展脉络。 言情小说作为小说的分支，形成独立流派的发展较迟。以言情为主题小说为载体产生影响力的创作应是清末民初的新鸳鸯蝴蝶派，多以“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为主，以徐枕亚的《玉梨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为其代表，第一次向社会大众展现了言情一派的受欢迎程度,并被继承进入下一个读者群广泛扩大的光芒时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言情小说以席卷之姿风靡了几代读者，其重要原因在于女性的地位的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人数随着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因此真正意义上言情小说的形成和广为人知也是在这一时期，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言情小说。随港台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西漫影响下言情小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八十年代琼瑶、亦舒、岑凯伦、姬小苔等作家为代表,并在大陆和华人地区迅速窜红，九十年代又以席绢、于晴为代表的众多台湾作者带来了言情小说的新高潮。花雨在这一黄金时期精选引进言情出版，扩展了市场的同时开始大力培育大陆原创。 可以说，言情小说的发展进程反映了女性自主独立、展现自我的过程。现在，国内的读者不再满足于台式的梦境幻想，期望着更能符合国内情况和需求的原创言情小说的出现，在台湾影响的基础上，国内原创言情的崛起，借助网络平台的影响，风格取材更为多样化，掀起青春文学的热浪，给言情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态势和契机。我们不难看到,在与网络时代和无线媒介提供的更人性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下,言情将进入一个读者想像空间更大的灿烂新时期。

『陆』 台湾言情小说发展的时代背景

台湾言情小说发展的时代背景是：
1、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这一特定时空下流行的言情小说。
2、以八十年代琼瑶、亦舒、岑凯伦、姬小苔等作家为代表，并在大陆和华人地区迅速窜红。
3、20世纪80年代台港言情小说传入大陆，言情小说以席卷之势风靡了几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