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说与湘西小说的相互关系

⑴ 论述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化内涵

[摘 要] 沈从文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传统道德文化 现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腊小庙 “第三种”文化体系

[目 录]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

⑵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什么两大题材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湘西两大题材

⑶ 评价沈从文的湘西和都市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沈先生在《边城》的题记里说到："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具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处在当时文艺创作的边缘。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沈先生是一个边缘作家，他的创作与中国"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大相异趣。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看不到人民抗争的愤激，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写这些，而是他很高明的让这些东西潜存在广阔的人性描写之下了。可以肯定的是沈先生不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他要写的是"更具人性，更近人情"，他做的就是文学应该做的事，而且我认为只有人性充溢的作品才最具有最深广的接受效果，才会有丰富多采的接受效果史
沈先生用一支从容的笔为我们描绘了绚丽的湘西风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鲜明的，是一片净土。何立伟说："他（沈从文）用一支洞箫吹奏了这样一个微雨的夜"，（何立伟《洞箫的悲悯与美》）这是何立伟对沈从文《柏子》的评价。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对所有湘西风情的描绘都是"悲悯的洞箫吹奏了一个个微雨的夜。"在《边城》中，在这个微雨的夜里，洞箫吹出了情窦初开的翠翠，朴实而有点狡猾的老船夫，忠厚热情的船总顺顺，古道热肠的杨马兵,船总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湘西众多人物中的一群，他们 又是众多湘西人物的影子，。清新的湘西民俗是他们活动的背景音乐，但这音乐不常变，而他们人世的东西却在随着白河的流水在流，随着沈先生的笔调在跌宕起伏。
《边城》的开篇，沈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湘西的画面，它很让人心动。在他缓缓的笔下渐渐的流了出来，却很平淡，但那些是他生活了多年的土地，在他笔下孕育了激烈的情感，而这情感却始终笼罩在他特有的诗意的柔情下面。终于在接着的故事的叙述中奔泄了出来，他可能感觉不到，因为他的笔调笼罩了他对那些人和事的同情。而我们却没有把这些描绘仅仅的看作湘西的奇特的风景，而且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我们在等待那潜存的力量的奔泄。这也许是沈先生对"不变"的迷惘的表达。但他对人物的的表达却是不迷惘的，他熟悉他们的生活，而更为伟大的是那人性，在质朴湘西山水陶冶下的人性，这人性会像那流不尽的白河一样，时时在变吗？这是不在他的表达中的。
《边城》里对爱情的叙述是悲挽的，爱情这种最人性的东西在湘西，在沈先生的笔下，却演绎的如此的鲜血淋漓：翠翠母亲和一个戍军的死亡悲剧，船总两个儿子对翠翠的爱情纠葛，还有杨马兵对翠翠母亲求不得的爱情，这些都染红了这片土地，但沈先生没有让我们直接的感到刺眼，因为他都给这些笼罩上了一层诗意的柔情，或者是湘西的水总能轻轻的把它抹去。
在文章的后面，"被大雨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修好了的仍旧是湘西素朴民俗的继续，它，不常变。而"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在这里，沈先生期待他回来吗，我们不知道，仅仅知道的是他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似乎有点微微的踌躇，在这踌躇中也有着他潜意识的期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期待着明天白河的水把这"变与不变"完完全全的冲洗干净。或者还希望这河水也能冲亮世人的眼睛，使他的作品能获得一个新的评判，这也许是我的臆测，因为沈先生也许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在作品的最后看到了他的迷然。
当然在今天沈先生获得了新的估价，终究人性充溢的作品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沈先生获得了本应属于他的价值评判，或许是那白河的水终究冲亮了世人的眼睛。
见http://blog.sina.com.cn/u/466a2eda01000038

⑷ 沈从文造两个世界的文学态度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⑸ 现代文学考研简答题：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人性主题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6〕。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8〕，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9〕，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11〕,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三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沈从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都市人的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疗救。他的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凭籍一种乡村道德理性来解剖繁复的都市人生，价值观的单向度势必损耗都市文化丰富内涵的多维性。人类文明在前进中总会善恶是非并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从文却予以全盘否定，这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⑹ 沈从文独特的湘西情结是怎样的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一）

作者：芭蕉的往事 出自：放一片枫叶在书，我便记得过去 浏览/评论：83/0 日期：2008年4月13日 21:08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他却无时无刻不在自称是“乡下人”，他比任何作家都更加热爱自已的故乡——湘西。作为一位作家，最值得自豪的莫过于自己一部衷情的作品也能博得世人的叫好声，沈从文把他最好的作品几乎都献给了它的故乡，他的小说《边城》、《长河》、散文《湘西》、《湘行散记》都是因为蕴含着深深的湘西情结而引起人们的共鸣。到底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能叫作家本人一生都为之魂牵梦萦呢？下面我就想对这个问题发表我自己和一些粗浅的见解。 关键词：湘西 乡土文学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汉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行伍之家。沈从文从小受到私塾教育，自幼聪明的他却非常顽皮，依恋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所以经常逃学，也甘心忍受小学老师和父母的责罚。1918年加入地方军队，从此踏入了他的从军生活，他的军人生活长达4年，1922年，沈从文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离开部队，一个人前往北京，在忍受了一系列的困苦生活之后，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初来北京时候立下的志愿，寻找一条可以达成理想，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文坛上几经沉浮，创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开成了独特的写作理念，以下，我将从几个方面来具体阐述他的湘西风格的创作理念，以此来解开他的湘西情结。

一、神奇的湘西土地给了沈从文以创作的源泉。

在前面我已经简单扼要地讲了沈从文的生平，那么，湘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我们就一起到他的故乡——湘西去看一看。正像他的学生汪曾淇所说的那样：“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其实，沈从文只是在二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沅水上，那是一条养育了祖祖辈辈湘西人的河流，而沈从文生活的凤凰城只是一个偏僻的闭塞的小城，这是一个苗民与汉民，山区与河谷，西部与东部有明显冲突的地方，历史上，汉人与苗人的冲突与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暴发以后，这里更加成为血腥的地方。不过，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把湘西描绘成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充沛的乐土。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人，早在十九世纪， 湘西就以风景优美，中国山水画家和文人墨客未曾点染吟咏过而赢得“中国的瑞士”的美称，外国观光者更把湘西推崇为扬子江流域中风景独特的地带，因为只有湘西这个地区在二十世纪还与外界隔绝。湘西的山不算高，然而蜿蜒流经其间的条条江水，却像鬼斧神工的雕刻大师那样，把它映射得千奇百怪，浸泡成一片碧绿。山中的岩洞，悬湍的激流，以及层出叠嶂插入平川时构成的景观，足以使最富于浪漫的人也叹为观止。许多风景区至今游人们还难于涉足于其间，因为苗民一般不愿意汉人知道这些仙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仙境，据沈从文统计，城中共有一千多座碉堡，三百座营汛。一七九五年到一八O六年的苗民大起义中被血腥荡平一百年之后边区的战斗气氛已被乡村气息所替代，原来山顶上星罗棋布的碉堡已经变成富有浪漫色彩的废墟，，居住着戍族和他们的家属的后人，一九一一年民国成立后，还有许多人仍可领取饷银，今天凭高眺望，还可依稀“想见当时鼓角齐鸣，烽火报警的光景。”

这类有围墙壁的住所除了为沈从文的小说提供富于浪漫的色彩的背景外，还把当地人象征性地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两种。这就是为什么沈老爱称自己为“乡下人”，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苗民，因为在当地，“乡下人”不只是城乡之分，还暗含的种族之分，在苗民被汉化的程度不断加大之后，这种分别又成为文明程度的区分说法。

沈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既封闭却又相对开放的地方开始的，沈家在当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对其先世很引以为豪，他的祖父沈宏富是前清的贵州提督。在当地算是非常显赫的了。但是，正象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几起几落的人生一样，虽然沈的家庭在其后已经没落了，然而，在沈的童年时代，他的家庭仍然是一个小康之家。家中田地丰足，所以他的爸爸能把他们都送到私塾去读书，沈在私塾中不好好读书，却对凤凰城中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大自然中的种种新奇大感兴趣。他甚至天天逃学，到各处去逛，但是，现在我们能从《从文自传》中读到，他并不是闲逛，正像后来我们看到的种种有关他的童年时代的分析来看，他的多彩多姿的童年时代是他的创作源泉，他之所以能在后来的作品里把湘西生活描写得那么真切，那么吸引读者的目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对在县城看到的榨桐油，做花炮的各种生产工艺非常感兴趣。他每天上学要走很长一条街，路上他就有许多有趣东西可看。这些店铺有磨针的，有做雨伞的，也有皮鞋店、染房、豆腐房、，豆粉店等。他还非常喜欢两样行业。就是磨粉和打铁。让他从小到老都流连难舍。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二）

作者：芭蕉的往事 出自：放一片枫叶在书，我便记得过去 浏览/评论：86/0 日期：2008年4月13日 21:22
二、青年时代的军队生活磨练了他，湘西的片片土地更是他日后成为学者的沃土。

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是影响深远，这片他热爱的土地，给他的创作以无限的，但却是有据可依的想像空间。因为沈从文从小生活在军官之家，并非是书香门第，而且当时湘西地区的文化水平不高。沈从文14岁就离开了家，从此开始了军队的生活，在军队生活的几年中，他始终辗转于湘西，四川，贵州一带，一直生活在蒙蒙睚睚的境地之下，他之所以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热爱文学，完全是一位姓文的秘书的功劳，是他，像划过的流星一样，惊醒了沈从文沉睡的生活，这位旧中国文人再一次在沈从文面前提供了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一个典型。文秘书一来到就穿了青缎马褂各处拜访，从军官们眼里看来，他是个很可笑的不合时宜的人。但他教沈从文要看报纸，还要看辞书。谆谆劝告沈从文好好读书识字，说天下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能在书里找到出处。那时沈从文还叫做“岳焕”，他因为人机灵能干，所以被提升为文书，能有机会和长官们在一起，一次，一位精通典故的上司问他的名字，他通报之后，这位上司晃着头若有所思的说：“焕乎，其有文章？你就叫沈从文吧！”没想到，他的这句话却得到了验证。

在沈的军队生活中，还有这样很多值得回忆的人物。在沈的《从文自传》中，他写到了一些，所以，在沈的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这类作品记述的都是一些湘西军队中的小军官，普通士兵，或者是更不起眼的人物，他们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一种喜怒哀乐，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他们俨然是这动乱世界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棋子，有时任人摆弄，有时被人毫无怜惜的扔掉。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一谈到军人这项职业，甚至评说它对中国人民影响时，沈的心情显然是矛盾的，他刻画军队屠杀无辜老百姓的情景比同时代的左翼作家写得更为透彻，更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他没有由此引出结论，认为地方军队是造成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他强度的是，社会性崩溃是掌权者的责任，祸首在于政客。他描绘的士兵形象都是无辜的。

何况军营中弥漫着相亲相爱的感情。而且，沈从文指出，士兵们能团结成一块也靠中国那种土匪义气。虽然沈从文经常嘲笑当兵这个行当，可他在嘲讽中却仍然称道他从军人生涯中找到的这种有朝气的。无政府主意的思想。

三、沈从文主要湘西系列作品简析

1、沈从文描写的有关的湘西生活的作品和他童年及青年时代的参军历程密不可分。主要的可以在《从文自传》中找到，这部书在“1934年我最爱读的书中”曾被老舍和周作人选中，可见它作为一本自传体的书籍所具有的魅力，在这部书中，他只回忆了自己将近二十年的生活，从湘西生活的一点一滴开始，到他背着自己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处处都充满了湘西神秘的传说。那里的人们都单纯，善良，质朴，承传着古代游侠的精神，他们在汉人与困苦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仍不以为然，继续着似乎是上天安排好的一份生活。1934年沈回到湘西探亲，他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结成一些杂记，实际上是他写给妻子的信，后来取名为《湘行散记》。这本书与以往描写故乡的文章有所不同，它不仅怀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情，更加了一份对湘西更加落后，更为贫穷的担忧与无耐。整个湘西的精神世界的瓦解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满怀悲愤的写下了《湘西》——《凤凰》，其中揭露了种种造成家乡贫穷落后的原因，由此能够看出，他的心时时刻刻都牵挂的湘西。

1、还有一系列根据湘西古老传说改编而成的小说，本来是要送给他的弟弟，起名为《月下小景》，《媚金，豹子和那羊》等，这一系列的作品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令人读起来如梦如幻。

2、一些赞扬和讴歌湘西青年男女爱情的作品特别强度那里人爱情的观念，他们不讲嫁妆，不讲财礼，也不讲门当户对，讲的是一颗真诚的心灵和一份执著的爱如《阿金》，《旅店》，《阿黑小史》，《三三》，《雨后》〈龙朱〉等

3、当然，最值得我们提起的是那部牧歌式的充满浪漫情调的《边城》，它不仅一如既往的表现人性与人情的美，而且近于完美，是他在1934年完成的，标志着其小说创作进入完全成熟的境界。此作品在美国、日本、德国翻译出版，为外国读者所传诵。沈从文多数描写湘西题材的作品，都带有那种历来的缠绵的乡土情节，但《边城》却与其它篇目有着明显的不同，作者曾告白读者：“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那种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显而易见，作者创作的缘故是出于对过去甜美生活的痛苦回忆。

作者所描绘的这个充满了“爱”与“美”的天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他的故乡，那里人性皆真，人性皆美，人性皆纯。由每个人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些人又都是作者当年在湘西时所熟悉的人们，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他们的原形都在湘西，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湘西人生活的精神在里面，如果没有湘西这片土地，就不会有《边城》这部人性化的作品问世。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几乎占了整个作品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整部作品是沈从文的湘西情结的升华，作品中的湘西世界与真实的湘西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是作者的一种超现实的创作方法，它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它包括了作者所说的创作中应该包含“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为了达到作者在艺术上的追求，沈从文在人物描写方面，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多变的波澜，切合、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幅幅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加上几分童心话语的调色、叙述语言的抒情化等，构成了《边城》诗一般清新俊逸的风格。

总之，《边城》中各色人物表现出的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弯弯的山路，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这也是作家一生都热爱的故乡——湘西！ 沈从文的小说之所以被称为乡土抒情诗 ,是因为他的小说的主体是湘西小说 ,他的创作观念有着梦牵魂萦的湘西情结。他不仅以湘西为参照座标反衬出都市生活的恶浊 ,更重要的是 ,他把具有秀丽的自然景色 ,淳朴的乡风民俗和醇厚的人性的湘西作为一种人生形式的象征。他歌之咏之 ,实际上是在张扬他的理想的人生形式 ,他希望这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能被现代人所利用 ,从而达到重塑民族性格的目的。
读沈从文的散文，忘却不了的是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积翠堆蓝、白浪黑潭，清幽迷人；白鹭在稻田上幽雅地掠过、水车悠悠然踩着不变的步伐、石碾在屋檐下咕噜咕噜转、吊脚楼苗家女临溪刺绣、苗家鼓王挥舞着强壮的肩膀，在咚咚的鼓声中欢庆丰收的喜悦……这一些富有湘西民族色彩的风景民俗，像一张张底片存在我的脑海里，已成为我生命中非常亲切、熟悉的并且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她若水一样地流淌，潮湿着我的心。沈从文是一个文字的智者，他用独特的手法描写了湘西民族色彩风景，他懂得如何去渲染这一氛围，极似那拙者的画笔，像那童趣的稚儿，涂抹出去分毫不用力道，出来的线条却自然清朗；他又知晓如何去触动读者的心弦，几乎白描的手法，不杂一丝议论在里面，一个个字摆那里，却熠熠生辉。虽然故事不怎么感人，人物那么陈旧，但就在这不多的文字里，让你去揣摩那时那地那人的心理，而予人更大的关注。这如水的文字，也便那般的奇妙。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他用这如水的文字不仅描绘了一幅幅绮丽多姿的湘西风情画，还展示出湘西特有的风物：河街、码头、木筏、吊脚楼。记述了当地日常生活以及乡风习俗：漂滩、呼号、放蛊、筛锣。描写了苗乡水边的人们：船主、舵主，烟贩、女巫。这些民情风俗画，若连起来，则是美丽而完整的长轴画卷，我以为这更是一个大师心灵的情结。而这也正是沈从文之所以卓然迥异于现代文学史上诸作家的地方，亦即其独特性之所在。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说到这种情结：“他的小说就混和着美丽与悲凉。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种更为愚昧的势力以更为野蛮的方式统治着。那里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简直是离奇的。一个从这种生活里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头来再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我以为汪曾祺的这个说法适于沈从文散文的。“我的作品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1]

沈从文先生从十五岁即开始在沅水流域随土著军队过了五年的流浪式生活，他说他的智慧得之于沅辰诸水，他学会思索、认识美全是在水边，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一条绵长千里的沅水，维系着沈从文先生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流波逝水中裹挟着沈从文先生揪心的情结——浓浓的乡愁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此揪心的情结辽远深长，绵绵无尽。

沈从文又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2]水较之其他物质更具天性，它是流动的，只适以疏导，强硬的堵塞只会使它泛滥成灾或者干涸无迹。沈从文作品里的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具备了水的柔软和强韧。在沈从文看来，水是一种高贵的美，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美，至纯至真。“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水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载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3〕这是沈从文关于水的一个集中诠释，作为一种精神化的东西，水这一物种已溶入他的血液，他对“神性”的赞美，对爱和美的追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外化在水的精神内涵之中，并提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沈从文钟情于湘西山水，水作为生命之源，从自然深处流出，最终流入沈从文的信仰。“对于清澈的水的感觉，已牵连着原始信仰，催生了他的杰作。青山绿水荡漾着他的灵性。”〔4〕实际上，沈从文将健全的人生形式放到带有原始特征的文化环境中去表现，这是作者的睿智，也是作者的无奈。

在由乡村山水和“抹布阶级”构成的“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从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都市文明浸润和扭曲的人生形式。湘西并不辽阔，但辽远而神秘诡谲。多山的土地深沉地藏卧在三省边缘地带；酉水和澧水横亘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诞生了星罗棋布的土家人的场坝，吊角楼和古老的水车，山与水的融合，同时也诞生风流倜傥的土匪和作家。沈从文对湘西倾注了一种幽雅的体恤，这种体恤是对湘西男性精神的人性宽容，这种宽容自然也包含了由女性所激活的全部原始状态。所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野蛮但是优雅，《湘行散记》中写道：“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屏障。”“四点左右，黄昏已逐渐腐蚀山峦与树石轮廓，占领了屋角隅。”“船停了，真静。一切声音皆为大雪以前的寒气凝结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使人感觉到它的声音，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沈从文笔下的岩壁、石窟、码头、河道、渔网、船橹、白帆、落日、云影、暮色、薄冰……都微微敷了一层闲淡的色彩，悠悠地在宣纸上渲染、行走，画面澄明、清澈、纯稚、简洁，到处罩着一层冬日里炉火边的暖意，就连当地水手的粗野对话，也显得极具温情和惬意：“牯子大哥，你怎么的，天气冷得很，大清早还赶来送我！”他钻进舱里笑着轻轻地向我说：“牯子老弟，我看好了的那幅画，我不想买了。我昨晚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什么人画的？”“当然是仇十洲。我怕仇十洲那杂种也画不出。牯子老弟，好得很……”话不说完他就大笑起来。我明白他话中所指了。“你又迷路了吗？你不是说自己年已老吗？”“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 三十年代辰河的水手，长年与湍急的滩头激流为伴，在浪声哮吼中求活。惟一的乐趣便是小船泊到泥滩后，不再蜷伏在潮湿冰冷的船里，而是烧段烂缆绳，照着路，从跳板一端摇摇荡荡地上岸，直向河街头走去，到吊脚楼暖被窝吃“荤烟”：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的声音……这是沈从文 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这一切都是他在辰河、沅水边逃学与从军得来的。《凤凰》是《湘西》散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开篇介绍凤凰的山川形势、民情物理和历史沿革。从地域文化的特异性入手，让读者对凤凰先有轮廓性的认识，在文体上着意古典雅致，与当地历史的苍凉感暗合，互生激励。这种历史感的唤起，更促使人去了解湘西之现状，与原有的印象相互证实。他用温和的目光感受着辰河的水和山头的阳光。山头那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着他，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着他。“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5]爱着故乡的草草木木光景声色，沈从文笔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了淡淡的水彩画，映照着故乡的山水，也映照着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湘西行的足迹。

《凤凰》如水的优美文笔，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气息，但同时也蕴籍着深厚的悲凉与遗憾。悲凉是因为，沈从文越是感觉到湘西人文景观中浪漫与诗意的一面，也越是洞察其中深掩的悲剧。写蛊婆一节，沈从文总结道：“其实呢，这种妇人与其说是罪人，不如说是疯婆子。她根本上就无如此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她有点隐性的疯狂，致疯的原因又是穷苦而寂寞。”还有写兄弟二人因受妇人之诬，不得不以凄厉的形式决断，又终至兄长杀妻的故事时，叙述虽然隐忍，言下却悲悯昭然。而遗憾的是，沈从文虽然爱着乡风民俗中这古典而诗意的一切，虽然努力地想要唤起湘西一地人民的信心，想要让世人重新了解一个美丽而有潜质的边陲小城，但他终究自己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已经在心里意识到，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扩展，这自己所钟爱的一切终将式微或消弥，而自己这些文字，不过是为它们做一个浪漫的记录，同时做为一种美丽的终结吧。这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损失，现在早已成为人类最深刻的困境之一，不知是否早为多年前的沈从文所猜中。

《湘行散记》这辑散文， 以还乡为线索，既重投到暌隔16年的故乡山水的怀抱里，享受回到童年的梦想，亦从山水中体认历史变化和人事变迁。在向往着过去平静朴实的生活形式的同时，也关心着故乡人民受到外力的影响而丧失了善良忠实的品德。记事中常常掺杂主观抒情成分。在写人叙事上，或以陌生化的角度写身世奇特之士，或以大篇幅的浪漫笔调写秀美的景物。这一类用了“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笔[6]”写出的文字不但没有给人“歪曲现实”的感觉，反而酿造出一般散文所罕有的自然、粗犷、逼真的效果。沈从文不断以“过去”来说明“现在”，使人生经验同眼前事物连成一体。“我”介入到每个细节之中，山水景物、人事琐闻因“我”的思维和人格的参予而呈现出它们自然、朴实、优美的存在形态。

《鸭窠围的夜》记述作者坐在河中一只小船上，感受四野暮夜下的景色，让周围的码头、峭壁、吊脚楼、木筏、灯火、妓女的歌声、巫师的锣鼓、水手的喧闹、捕鱼的击柝声，人物的各种琐屑的生活细节，交织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图画。这些景致，以及人民生活中哀乐，彷佛与历史无关，不因时间而改变，作者看到的是这恒久不变的地方特质的瞬息显现，它同作者的感觉交流，塑造了他的人生观，使他获得智慧：望著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澈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著，十分温暖的爱著！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7]

沈从文又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文章记叙作者遇到一个叫牛保的水手，这水手同吊脚楼一个妓女厮混一夜，早上天气寒冷，不愿下船。这件小事，又触动作者以惯常的浪漫手法描述景色：“河岸吊楼上妇人在晓气中锐声的喊人，正如同音乐中的笙管一样，超越众声而上。河面众声的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8]。作者曾想给一个水手几角钱，让他遂吃“荤烟”的愿。也曾在一户人家屋里烤火时碰到一双放光的眼睛，“我几乎本能地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在对我怀着一点痴想头的。不用惊奇，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一种如何幻想。”屋里是熊熊的柴火，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沉默中，沈从文体会到了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做给那不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9]，有了这份故土的养育和滋润，“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近。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的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10] http://tieba..com/f?kz=294820560

⑺ 论述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边地小说”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都市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在风格上的差异。

字数很多，请你静下心来看，肯定有你需要的东西
一）对于世俗生活一饮一食的审美观照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交融的状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京派文本中文化主体性的由来。湘西被叙述成一个平静而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又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⑴沈从文描写低贱中的诚实，天真中的热情，人们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尊崇一定的社会礼仪和既定的风俗，形成质朴、诚笃的品性，而这些品性又通过湘西人物一饮一食的世俗生活呈现出来。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人物具有悠然的处世方式，在极其的自然状态下享受世俗生命和日常生活，从而在文本中呈现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在沈从文《边城》视角的小说文本中，人情美体现在湘西世界的一饮一食中，从对于日常生活和生活细节意义发掘中，体现出叙述者对于现实生存的入世情怀与一种在世俗生存中寻求超越与永恒的情怀。《船上岸上》是对于辰水船上和岸上生活的追忆，伴随着对于船上岸上吃食和风俗的体验与实践，我们回忆各自的故乡和故乡的亲人。《连长》中，饮食娱乐仍然是无战事的行伍生活中的重心。在《入伍后》中，叙述者则明确地说，不是为了大吃大喝，谁想离了有趣的家乡？⑵在开篇就提到了部队在砦里四五天的大吃大喝。最初的行伍生活并非是乏味的立正稍息，而是所谓一切有趣味的事。在放肆地像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时间，学会了泅水、唱山歌、上山撵野鸡，这些娱乐成为生活的中心。而看管犯人的夜间工作的兴趣在于丰盛的夜饭，烧鸡卤肉、酒、油炒饭诱人的香味，在追忆的叙述中仍然散发着青春时的味道。正是在这种有趣味的生活中，看守们和犯人二哥之间建立了一种要好的关系。这种要好体现在每夜的宵夜总为他留下一份，而二哥则以讲述乡下打野猪以及用药箭射老虎的事作为回报。当这一切随着二哥的被害结束后，伴随着这种有趣的一饮一食的生活就烟消云散了。在《三三》中，围绕着三三母女的日常生活展开叙述，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的三三，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就长大了。这种日子却因三三母女平静中的坚韧和单调中的情趣，生发出一种世俗的静穆与安详。同样，在《边城》中，守着渡船的爷爷和守着爷爷的翠翠，同样安于平静单调的生活。端午节看龙舟与傩送的邂遇，对于天保的拒绝，和对于山歌朦胧的会意，包括翠翠的身世、天保和傩送的消失，都是作为一种偶然性存在，真正存在于翠翠和爷爷生活中的是为人摆渡的营生，在风日晴和的天气，无人过渡时，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看黄狗衔木头，最后不可避免的是爷爷的老死和翠翠的孤独无依。在小说文本中，最具有审美观照的是祖孙二人安命乐天，认真对待渡船和与渡船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在无所求的乡居生活中，体现出对于生存和生命本身的重视。与此同时，和祖孙二人相联系的船总和杨马兵等，无一个不是认真过活，踏实做人，尤其体现在爷爷死后的对于丧事、渡船和翠翠的安排上。这种即便在人生最悲痛的时候，仍然理智地将自己放置在现实人生中的生活态度，是世俗的；同时，又由于是一种无功利的入世的姿态，获得了某种审美的超越。同样，古朴的湘西风俗也自然地呈现在世俗人生的具体过程中，比如对于鬼神的信仰，可以喊观音为干妈，拜老和尚为干爹，甚至于拜偶像、拜石头、拜树木、拜碑、拜桥梁、拜屠户的桌案，拜猪圈中的母猪，凡是东西几乎便可以作干爹干妈。同时民间娱乐古朴文化，比如敬神及谢神为目的的社戏、赛龙船和朝佛进香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世俗生活的具体组成部分，是现实人生的方式，同时又在叙述主体的叙述中被赋予了文化的与审美的观照。

这种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与对于这种世俗生活审美超越的追求是与中国本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一脉相承的。“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宋朝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人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他们。”⑶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但是自然不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的本性、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相联系，所以这种天人合一更多地追求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自然、自然的生命活动和自在的生存方式成为叙述的对象，在这种叙述中隐含的是对于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精神状态的体验。同时，由于中国式的天人合一都是重人生而非重认识的，所以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合一”的内在精神或要旨均不在人，落脚点都是人生、人事。⑷这种重人生人事，更进一步体现在对于现实世俗生活中和具体生存快乐中对于超越的追求。“‘体用不二’正是中国哲学特征‘天人合一’的另一种提法。天不大而人不小，‘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常’‘工商耕稼’之中，‘体’‘道’即是‘伦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关系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本体、道、无限和超越即在当下的现象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⑸沈从文在湘西世界的一饮一食的伦常日用中，发掘出对于生存本身的超越，这种审美本身又成为文本所追求的无限、本体和某种类似于信仰的永恒。在这里，如果抽去沈从文湘西世界中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和有关世俗一饮一食的描述，就无法体现出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而正是在这种对于世俗生活审美观照下的人情美的叙述中，才会产生出《边城》一类小说文本的想象空间和这种想象空间带来的多种寓意。

（二）对于现实世俗生活中精神和谐的追求

中国人的审美是可以发生在人伦日用和日常伦理之中的，寻求的是一种人伦的中庸适度和人伦的和谐。中国式的天人和谐包括儒家的“以天合人”和道家的“以人合天”，同时在讲人伦的基础上，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儒家认为臣民有人格尊严，即孔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人的生命很重要，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孟子提出每个人都有他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道家更强调个性自由，道家在对于现实的不自由状态进行否定之后，通过“心斋”“坐忘”等来泯物我、同死生、趋利害、一寿天，达到道家的“以人合天”。对于“合”，其实是“和”——对于和谐的追求是儒道的共同追求。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文本中，仍然是追求一种人伦的和谐，只是这种人伦的和谐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被赋予了新价值。其实湘西世界的人伦和谐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在对于世俗生活一饮一食的关注中，却抽去了这种世俗生活内在的儒家人伦关系法则，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五伦和谐，重人伦，强调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遵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伦的标准，当然这种人伦关系带有不平等性。但是在小说文本极其入世的一饮一食的叙述中，每一个生活在湘西世界的个体却是自由独立的，可以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保持个人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比如《夜渔》中的五叔，《往事》中的四叔，《会明》中的会明，《堂兄》中的堂兄，《更夫阿韩》中的阿韩，《边城》中的老船夫。更不用说那些身体强健的水手、士兵和军官，以及吊脚楼上年轻的妓女，即便是作为弱小者和最天真者出现的三三和翠翠，也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生长着自己的人格和天性，同时在一饮一食的生存中，具有相当的自主意识和决定权。在这个世界中并没有儒家宗法社会的伦常规范与这种规范下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个体的自由状态和对于这种自由状态的满足和体验构成了湘西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某种伦理的和谐，似乎只有不可知的命运才能改变这种和谐。如果说，这种自然的状态是道家追求的理想，那么道家对于现实的决然否定，又如何能够解释湘西世界中的人物那种对于现状的满足和对于生存本身的入世情怀？如果将这种现象完全归于边地少数民族特异的禀赋和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无法解释小说文本中提供的俨然是汉民族文化中所追求的伦理的和谐，在《边城》中，爷爷、翠翠、船总顺顺、傩送、天保乃至渡船的过往行人，都是受传统道德濡染的人，那种重义轻利、守诺自约和达观向上的精神所支撑的，的确是儒家修身立人和道家豁达向上人生观的体现。在这里，就需要认识到：这种湘西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一种想象中的现实或者说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想象。在对于少年时期军旅生活的追忆中，作家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于现代个体的感性体验渗透进对于湘西的叙述，所以在追求整个湘西世界的和谐与静美的同时，他赋予了人物一种现代感性主体对于饮食、男女和一切世俗生活正当的趣味和要求，并且让笔下的人物自在地享用感性生命和对于感性生命的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实现平和安乐的伦理和谐的追求。⑹而本土文化中的感性主体观又在审美的层面上让沈从文获得叙述主体的合法性，所以，他又将这种绝对是现代个体的感性体验停留在伦理的层面，没有去探讨对于“人”本身的理性与感性的认识。（沈从文更愿意从负面来探讨现代人对于世俗生存的认知，这在他的一系列的都市小说文本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湘西世界所提供的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的直观的审美的体验替代了对于人本身的认识，即沈从文强调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⑺，或称为健全的“生命”形态，因此在对于人生、人事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观照中和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暗合。沈从文用一种混合了儒家对于人伦日用的审美观照、道家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甚至是用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为叙述的道具，去表达现代人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审美观照。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得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因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中庸”。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这种超越既道德又超道德，是认识又是信仰。它是信仰、情感与认识的综合统一体。实际上，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既具有生活内容又保持感情形式的审美境界。审美，而不是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⑻

（三）风俗层面包裹的现代感性主体

不可否认，沈从文小说文本中关于男女的性爱关系，大多是直接的性关系，呈现的是原始自然状态的人的单纯欲求。在《船上岸上》、《雨后》、《柏子》、《四连长》、《说故事人的故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等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是都是对于自然的“乡下人”顺乎感性需求的情爱观的肯定，男女之间的真情是基于生命本能的情爱，而不是所谓的世俗的婚姻关系。问题在于：这种性爱观是如何不被当时的读者和论者所反感，这种对于“自然情欲”的剖白反而被归为人性美的描述？这里暗含着一个将西方浪漫主义自由和放纵的情爱观转换成为中国一个闭塞地区民情风俗的过程，是将现代个体的性爱观风俗化、伦理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叙述者实际上深谙现代人感性主体的欲望自觉和现代人对于这种欲望的发现。叙述者对于叙述对象所谓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人性的观照以及这种观照所暗含对于率真、雄强人性的呼唤，就深深打上了现代人感性主体观的烙印。

比如，《船上岸上》中，连长在军人的职责之外，不忘记履行饮食和男女的义务。坐在妇人家的火塘边，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做着温柔亦是野蛮的事，无论是离还是合，对于这种醇酒妇人的一个个良宵的享用，是无论贵贱的。《雨后》中对于男女情事的叙述除去自然景物的背景，实际上可以和新感觉派郊外野合的场景相比较。同新感觉派理性地安排现代都市人在郊外野合和野合的双方也明确自己身体欲望不同，湘西世界的叙述者尽管非常理性地明白主体人对于身体的欲望，却更愿意描述一对自己没有自觉到自己在做什么的男女，即自然地做着自然的人事的男女。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被描述的感性主体获得对于身体与欲望的满足替代了感性主体对于身体和欲望本身的发现。在这里，四狗和女人所做的事就是身体的享乐，因为这种远离尘嚣的原初自然状态，这种满足身体和欲望的行为，流露出的是野地山歌式的民俗风情，所谓世俗性的享乐也就在这种濡染了民情风俗的氛围中变成了一种人性美。这种对于欲望和欲望满足的描写只有在被风俗化之后，才获得了某种叙述的合法性和审美的视角。与此同时，对于人的感性主体的欣赏和表现也必须隐藏在古典时代的风俗之中。《柏子》中，水手不计算来日的及时行乐，卖气力赚钱之后，大大方方地嫖女人，玩牌赌钱，绝对是为了满足自己感性的自然欲求。小说仔细描画了水手和女人之间的调情和那种泥腿绕着红绸小脚的努力，身体的欲望在这里绝对是第一位的。但是，在关于水手和娼妓的灵肉关系中，小说试图发掘的是水手那种旺健的生命力，由于是一种诚实的劳动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嫖妓也就被赋予了健康和明朗的格调。当叙述者用一种绝对认真的态度描述辰水上水手不知忧愁，单纯简单的享乐生活，并且暗示这种生活是一个地方的习俗和风气的时候，感性主体的自然欲求被习俗化，也同样获得了一种审美的维度。在《萧萧》中，萧萧顺应自己生命本能的行为解构了童养媳的非人性的婚姻制度，而且这种解构不同于一般作品之处在于：原本应该被处罚的越轨行为，却因为萧萧生了一个男孩，暗合了当地的某种风俗，而让萧萧有了一个不算太坏的结局。同样这种越轨的性爱行为也得到了一种默认，从而使得小说中的性爱获得了一种风俗层面的合法性和审美观照。《媚金?豹子与那羊》中，首先设置了边地苗民的风俗背景，暗示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故事，但是在小说中又明显地提示出，1928年和中国上海是叙述这个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在媚金和豹子的误会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豹子对于传统风俗中初夜仪式的重视，这种对于仪式的重视，导致了最后的悲剧，但是在这种悲剧中呈现的是对于情爱的忠贞和刚强。故事所表达的风俗的确是远古的，对于苗族王子的浪漫叙述却是一种现代人对于健全人性的呼唤，自然的人性和对于这种人性的及至——情爱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终极。这些似乎又沾染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余绪，和西方浪漫主义高昂的理想主义不同，在沈从文的湘西传奇中，始终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其中传达的是作为现代个体对于性爱的理想——率真、雄强的渴求，和这种性爱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失落感。

所以对于沈从文小说乡土社会中的性爱主体，我们把握其在性爱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然状态的性关系，肯定其所表现的自然的人性美时，还应该意识到原始风俗层面所包裹的现代感性主体的感性体验，这正是沈从文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本土化的巧妙处理。京派文人的不显山不显水，又处处显山显水的前卫性也表现在这些地方。

同时应该指出沈从文所营造的是虚实相间的湘西世界。中国人的审美态度和感悟的特征密不可分，“中国诗学又是一种感悟的诗学。中国诗学的本原性原理都是以心居中，来讲诗言志、诗缘情，用心去反映、去统摄、去形容世界的万象，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由心然后通到诗的心理学通道，显然和古希腊的模仿说通道是不同的。因为古希腊的诗学受史诗、戏剧的影响和启迪，主张人和世界的二分，分离而模仿之。如果我们承认模仿说是西方诗学的核心遗产的话，那么中国诗学的第一关注点就不是模仿，而是把世界看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不主张做戏式的、多见人工斧凿的模仿的一种诗学。”⑼由这种感悟特征又带来中国诗学虚构、非虚构与非虚构、非非虚构相互印照的特点，因为西方“虚构”这个概念，也是不能原封不动的用来解释中国诗学。因为中国诗学体现出来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而且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虽然中西诗学之间还是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可是对诗生成的特殊心灵通道和第一关注点的差异，决定了东西诗学各自不同的品格和特质。⑽

沈从文以一个寄居都市的“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去体味和感悟生命与生命的存在方式。他说“有人用文字作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心中和梦的历史。”⑾沈从文通过感悟的作用，用心去反映、统摄、形容湘西世界的具象，将自己所叙述的湘西世界看成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境界。由此，这个湘西世界就具有了中国式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是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文本世界。因此，在用西方的寓言诗学分析沈从文的文本时，要注意中国式的感悟诗学所营造的神思和韵味与西方的虚构不是相同的概念。沈从文用感悟方式营造湘西边地的民情风俗和伦理的和谐，巧妙传达的是现代个体对于人的感性、人的感性自由的真实认知和企盼。想象的湘西世界是在世俗伦理的层面上生发的审美超越与想象，因而她就包含了双重的因子，既是对于本土文化的延续，又是站在当时时代的文化视角上，用本土文化的形式去包装现代主体的感性经验，从而使得京派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给现代性提供不同的异质面相。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文化主体性，即通过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与对于这种世俗生活审美超越的追求，将现代人的感性认知加以伦理化风俗化，并在一种新的人性维度上，追求一种群体性的伦理和谐。尽管京派作家的具体叙述对象不同，但是整体上“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世界，提出了他们的乡村叙述总体”。⑿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废名小说在禅化的世俗生活中，呈现出的乡村风俗之美与人情美以及人物独特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萧乾北京城根篱下的世界，萧乾小说在童年视角中城市下层人物的自爱、自重，仍然体现出对于叙述对象的“审美的距离”；林徽因以大家闺秀身份却追求对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样式的审美静观；凌叔华“圆润和柔婉”人生抒情所表达的是一种“优美”。⒀京派作家的人生方式和艺术方式是一致的，“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起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须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有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⒁沈从文强调人性的平衡状态，即和谐状态；强调生命的变动和这种变动中的宁静，即是追求一种变中却保持审美态度的人生方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最能代表京派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边城》一类文本所体现出的对于乡土社会群体人伦风俗的追忆和这种追忆中蕴涵的现代体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体现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文化主体性特征。所以，与西方的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不同，中国式的为感性正名，是在中国传统的感性主体观的基础上，在一种混合了儒家对于人伦日用的审美观照，道家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甚至是用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为叙述的道具，将现代人对于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审美观照伦理化风俗化。

京派小说文本的审美追求更加符合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追求，即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必须符合和谐的伦理要求。同时，京派小说文本将西方的感性主体观有关人的感性体验加以伦理化、风俗化，从而寻找一种对于人的感性主体与自然、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庸的人生态度，或着说寻找一种更加本土化的审美的生存方式。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艺术在此的确获得了一种代替宗教的功能，但是他们赋予艺术的是中国式伦理的功能。因此，对于以文化主体性为特征的京派小说文本来说，并不具有西方式的游戏式心态以及这种游戏式心态所体现的审美态度。京派的文化主体性体现出的是中国本土化的审美态度，体现出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的特质,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特征与西方现代性特征的迥异之处。所以，京派小说文本对于乡土社会的视角，其意义在于消解西方现代性所理解的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有关进步的整体性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京派小说文本中对传统伦理的审美性以及对这种审美性的改造一并成为对现代性内涵本身多义性的暗示。

注解：
⑴《边城》，《沈从文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⑵《连长》，《沈从文文集》第二卷。
⑶第15页，《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⑷第56页，《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主编朱立元，副主编王振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⑸第313页，《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⑹论文认为作为自然状态的边地少数民族的风俗，在现实状态下可能是一种未开化的蒙昧状态，不可能产生出类似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审美性。所以，不能将小说文本中虚构的湘西和现实的湘西混为一谈，而去谈论所谓自然人蒙昧的真实状态对于现代人理性的虚伪状态的比较。
⑺《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⑻第324页，《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⑼第48页，《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录》，杨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⑽同上。
⑾《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
⑿第314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⒀第367页，“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第八章，见《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⒁《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

⑻ 沈从文的小说主要的取材是哪方面

沈从文小说的取材主要有两种：
一、对理想人性和人生的追求：湘西题材小说。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展现了两种人生形式。
1.现实的人生形式。
《柏子》《萧萧》《丈夫》《会明》等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生存状态和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这种生活既是庄严的，又是悲凉的。
2.理想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中，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呈现出牧歌式的“边城”世界。
湘西世界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30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湘西边民社会生活的描写，贯穿着沈从文对不同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的表现和探求。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其全部著作所负载的内容就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而这种健康、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
“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的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 二、对都市丑陋人性的描绘：都市题材小说
《绅士的太太》（两性关系）、《大小阮》（义利取舍）、《八骏图》（自然生命活力）着意于表现都市上流社会的病态，反映都市上流社会人生的道德堕落、人性扭曲和生命衰颓。
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世界，情欲世界。
在湘西人们朦胧的宗教意识中，对于“跳傩”一类宗教性活动，心理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对于人间的美的追求，对于人性满足的追求，疯狂中表观的是人性的饥渴。
两个“互相参照的世界”，两种文化相互发明，每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寻找和发现“对立物”，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创造的动力。

⑼ 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个是

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个是“湘西世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
从小说的体裁来看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回忆往事类如《在私塾》、《福生》、《怀化镇》、《连长》等；
二、记叙类充满生命力的边地风俗或生活场景的如《山鬼》、《龙朱》、《柏子》等；
三、人物描写类如《丈夫》、《菜园》以及代表他最高成就、艺术上也最为成熟的代表作《边城》等。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大多都是以湘西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俗为主体以浓郁的乡土意识为主导思想，写湘西社会古朴的人情美、人性美比较生活化，而且他的小说语言简朴易懂句式简洁明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不管走到哪儿，都坚持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下人，毫不做作，他以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为骄傲。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湘西人,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观点来进一步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