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都市小说中的边缘

『壹』 以<<边城>>为例谈谈京派小说特色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

（一）京 派（定义）：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

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说著称的，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质以外，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关于废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沈从文我们以后将列为专章讲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他作家。

1、萧 乾（1910－1999）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萧乾
①、创作概况

萧乾生于北京东直门里城墙根一带的贫民区里，是蒙古族的后裔，父母先后早逝，沦为孤儿，自幼饱经人生炎凉，这些经历，日后成为他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在创作上，受到过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导。著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还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②创作分析

萧乾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人的世界，抒发人间的世态炎凉、冷热和不平等的遭遇。这类作品有《篱下》、《矮檐》等，小说中都有坚忍的妈妈形象（寡妇或者弃妇），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回忆。
第二类是宗教题材小说，把锋芒直接指向了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历史作用。这一类作品有《皈依》、《鹏程》、《昙》等。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梦之谷》（1938年）。《梦之谷》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一个人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连，于是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恶霸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情就以悲剧而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诉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太大的反响。

2、芦 焚 （1910－1988） ① 创作概况

芦焚也就是师陀，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30年代的芦焚虽然没有后来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抗战前芦焚去了上海，后来陷入孤岛而长期蛰居。

芦焚（师陀）

② 艺术特点

芦焚象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乐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林徽音的才气、容貌、诗名，令许多文人倾倒。她秀丽聪颖、性格热情，有着非同凡响的审美气质，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会的场所。由于是名门闺秀，优越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她有条件把文学真正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与艺术理想，从而是天然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② 创作分析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的小说，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还有杨振声、李健吾等人。

二、"新感觉派"

30年代，大上海都市文化的畸形发展，催生了海派三大作家群体，一是以批判都市文明为主要任务的左翼作家群，二是顺应广大市民趣味的通俗作家群，第三就是新感觉派小说家。
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登场，清楚地表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已经越过了初期，进而问鼎于独立的地位，对于海派自身来说，也最终冲出了旧小说、旧文学的藩篱，让市民文学越过了通俗文学的界限，攀上了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

（一）、"新感觉派"的定义及形成过程

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是海派的第二代。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日本新感觉派，是1924年左右兴起，1927年就基本消散了的文学流派。1924年，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创办了同人杂志《文艺时代》，开始了新感觉派运动。他们强调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应该以新的感觉方式来体验、认识和表现世界，尤其是以视觉、听觉作为认识现代世界的出发点，特别注重传达瞬间的感觉体验，潜意识和内心的世界。这些都可以在中国30年代的新感觉派身上找到影子。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这是新感觉派小说的萌芽；1932年5月，由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现代》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已经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初施蛰存因故辞去《现代》编辑一职，标志着这一流派的解体。

（二）、新感觉派小说出现的意义

新感觉派作家出没于喧嚣骚动的十里洋场中，尽情的享受了现代都市物质和商业文明，同时又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电影的熏陶，所以具有鲜明的文学先锋意识，其小说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是真正观照现代大都市的文学。新感觉派作家是直接由上海洋场社会塑造出来的作家，对都市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真正的大都市的气息。他们最瞩目的成绩在于，不仅注重对都市外在景观的炫奇式的描绘，而且也注重对都市的感受和体验的描写，并且将这种外在景观和内在体验同时落实到了小说的形式层面上，获得了把体验到的内在的都市内容和外在的文本形式相对应的诗学途径。

（三）、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

1、擅长捕捉都市化意象

"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小说中的真正主角，其具体化意象有：流线型的汽车、服装、广告、咖啡厅、摩天大楼、霓虹灯、电影院等，而最核心的意象就是"舞厅"。新感觉派的名篇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上海的狐步舞》中都有舞厅的场景，其中暗含着的内在景观就是充满了商业化和娱乐气息的消费文化，还有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生活习惯、节奏、态度和情趣。

2、在小说形式层面整合了现代都市的体验和感性。

新感觉派真正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对都市的丰富的感性直观体验。在小说中他们充分调动了各种现代技巧来传达都市的感性，动用自己五官感觉的复合体验、学习和借鉴电影蒙太奇的技巧，打乱叙事时间和结构，在形式上活用印刷字体来冲击读者的视觉感受，省略标点符号等。这些形式上的变革，激活了文学的感性和小说的想象力，传达出了现代都市所展示的人类心理体验和感性存在的新视野，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其局限在于有些过分地沉溺于都市的感官刺激、过分地震惊于光怪陆离的意象世界的体验，缺乏自反式的观照，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文化贫血症。

3、侧重于挖掘心理、潜意识、瞬间体验和感觉世界，不以复杂离奇的故事性情节取胜

舞厅的视角是新感觉派小说核心的视角，小说的叙事者追寻的往往是舞厅中的主人公的眼睛，而不是故事本身，因为舞场上的男女大都是逢场作戏，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女主人公就坦然承认，她从来也没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待过三个小时以上，以这种主人公的眼睛为追寻对象，显然很难生成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四）、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

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但是却又各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其中，真正沉溺于都市题材的小说家是刘呐鸥和穆时英。

1、刘纳鸥（1905－1940） ① 作家简介及创作概况

刘呐鸥原名刘灿波，台湾台南人，他是介绍日本新感觉派的第一个人，也是最早认识到上海的都市现代性的作家，先驱性的人物。1928年，他翻译了片冈铁兵等人的小说合集《色情文化》，同一年又在《无轨列车》发表了意识流小说，并于1930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这也是他唯一的小说集，由8篇小说组成，是较早运用感觉主义写出的作品，如书名所示，这些小说是描写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现代"风景"的，它们采用与现代都市生活快速节奏相适应的蒙太奇手法和意识流手法，着重暴露了资产阶级男女放纵、刺激的色情生活，写出了大都市的病态和糜烂。另外，在其短篇《残留》和《风景》中，还表现出了都市生活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现代机械的压力竟然迫使人们逃离了城市。

② 艺术特点

刘呐鸥的小说创作将叙述者的感觉上升到了最显著的层面，注重意识的跳跃和流动，这种小说文体让人耳目一新。有人评论刘呐鸥，说他"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把这电影、飞机、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这大体上反映了他的小说面貌。
刘呐鸥小说出现的意义：他的小说告诉人们现代都市要用现代的情绪来感受，要对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细细地体验，而不是单单地猎取一点病态心理，并夸张地加以表现。
在这里，刘呐鸥所感觉到的上海，是五光十色的、又是混沌不清的，是充满活力的，又是冷漠、孤独、荒凉无边的，更接近现代物质文明下的都市本体。其局限在于：与中国现实结合不不够，洋味太浓，在暴露都市的病态和糜烂时，不无欣赏地流露出病态的情调。

2、穆时英（1912－1940年） ① 作家简介及创作概况

穆时英，浙江慈溪人，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等等，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洋场小说家。从他的新感觉小说开始，都市在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供人欣赏，并同时进行一定的文化思索。
穆时英在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收在《南北集》中，反映流浪汉的生活状态，手法基本属于写实。从1932年起，穆时英完全显示出了他的现代派品格。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公墓》、《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

② 创作分析

穆时英醉心于描写都市的爱情生活，表现爱情与死亡的主题。刊登在《现代》创刊号上的《公墓》以流畅、细腻的散文笔调抒写了一个凄凉感伤的爱情故事，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全文缱倦缠绵，把爱情和坟墓（死亡）联结为一体，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现代主义的理解。
穆时英写得较多的是"十里洋场"上海畸形的"风景"，这里充满着"战栗和肉的沉醉"。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把五个人物聚集到周末的夜总会，展示了他们的不同命运，或破产，或青春流逝或情场失意，或失业，或生活无目的，来夜总会进行最后的发泄。《上海的狐步舞》则进一步揭露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的本质，小说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是："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而以感觉主义、印象主义和意识流的方法描写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风景：黑社会的暗杀、后母和儿子的乱伦、富豪的嫖娼、工人的惨死、舞厅里男女的调情……展示了都市的没落疯狂的状态。
在描写人物的疯狂、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时，作者往往还能写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悲哀，这个特点就是他所说的"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如《黑牡丹》里那个外号叫黑牡丹的舞女，为了逃避遭奸淫的恶运而跳车逃跑，得到了别墅主人圣五的搭救，为了能够得到心灵的休憩，她却始终不敢公开自己的舞女身份，而谎称自己是"黑牡丹妖"，提心吊胆地活着。

③艺术特点：

穆时英的小说，可以说是现代的"有意味的形式"，沈从文说他"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所谓的"穆时英笔调"、"穆时英作风"在当时风靡上海滩，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穆时英的小说不但具有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又随时能够做激烈的动作描写，讲究节奏、快速组接，特别富于刺激，因此有人说他是技巧派。
穆时英的小说在总体上呈批判性，如《上海的狐步舞》，全篇表达的就是"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旨意。但是对于一个个的局部，如舞厅、夜总会、饭店等，又呈现出迷醉的状态。
刘呐鸥和穆时英，虽然是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新感觉派作家，但是从个人品性来看，却是利欲熏心的无聊文人，因为长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其小说虽然客观上有揭示社会黑暗的意义，却往往没有正常的道德评价和善恶的判断，充满着对感官刺激和肉欲享受的欣赏和玩味，以及对自我暴露和自我本能发泄的满足。这样的一种贪图个人享乐、漠视社会苦难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卖身投靠，成为了汉奸，1939年，在沦陷区的上海，两人一起担任了汉奸政府创办的《中华日报》的编辑，并先后出任《文汇报》社长等职，但是投靠汪伪政权不久，就于1940年先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杀害。

3、施蛰存（1905－2004 ）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其中比较特异的人物。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人相比，施蛰存的小说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多样。

① 创作概况及作品分析

施蛰存的第一个短篇集是《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了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杂志后，开始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地合流。
施蛰存的代表作是《梅雨之夕》、《春阳》、《善女人的品行》、《将军底头》等。他更擅长描写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特别注重挖掘都市市民的深层心理世界。这种倾向最终发展为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梅雨之夕》和《春阳》都揭示了都市男女隐秘而曲折的内心流程，写他们卑微的渴望的萌动和这种渴望的无声无息的破灭，力图展现现代都市男女特有的情爱方式。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施蛰存

《梅雨之夕》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文章的题目"梅雨之夕"暗示的是男主人公情感的现实处境，他在雨中遇到的少女是其情感上梦寐以求的伴侣，而雨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绝对不可以诉诸于理性，所以他一回到家，梦立刻就醒了过来。男主人公向妻子撒了一个谎，于是，自然的真实的情感和性意识又重新被压抑了起来。这种情感的来或去，都不是刻意的，事先没有丝毫的征兆，潜在的意识和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一切，同时又毁灭了一切。
《春阳》中的婵阿姨年轻时为了钱同丈夫的牌位拜堂，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对情欲的渴望却仍然留在心底。作品从她某天来到上海银行取钱写起，通过她在春天暖阳的照耀下萌发的对一个年轻银行职员的爱欲冲动，表现了人性无法压抑的思想，对封建道德摧残人性，对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异化人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小说采用的也是精神分析的方法。
《将军底头》和《石秀》等小说，用心理分析的手法重新演绎了古代题材。
《将军底头》重点展现的是唐代将军花惊定处在情欲和种族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挣扎的痛苦，带有一定的神怪和魔幻色彩；《石秀》揭示的则是友谊和色欲的冲突。《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石秀，在施蛰存的笔下成了一个色情狂和性变态者，在友谊与色欲中煎熬的悲剧人物。

②施蛰存小说的艺术特点：

通过潜意识探索人性，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核心追求。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比，施蛰存的小说有着同样鲜明的现代艺术，但是叙事的技巧相对传统些，将传统和现代有机地接合了起来。节奏比较平缓，故事性较强，有一种怀旧的气息和古典的诗情。这和他小说的都市图景后面的乡土背景有关。施蛰存虽然住在上海，但是在松江还有故居，这是他的文学后院，从而缓解了都市的忧虑感和孤独感。

施蛰存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是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且付诸了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的影响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是比较公允的说法。

[思考题]

(1)简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形象的矛盾性与时代色彩。
(2)比较分析沙汀与张天翼的讽刺艺术。
(3)评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内涵与文体特色。
(4)为什么说30年代上海风行的"新感觉派"是现代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流派?
(5)比较评析沈从文、芦焚与废名各自笔下的乡土田园艺术世界。
(6)略评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的形象。

[必读作品与文献]

叶圣陶：《倪焕之》
萧 红：《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萧 军：《八月的乡村》
丁 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柔 石：《为奴隶的母亲》
沙 汀：《代理县长》
艾 芜：《山峡中》
吴组缃：《一千八百担》
李劼人：《死水微澜》
萧 乾：《梦之谷》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
施蛰存：《春阳》《梅雨之夕》

[评论必读]

茅 盾：《女作家丁玲》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
赵 园：《论小说十家》
孟 实：《〈谷〉和〈落日光〉》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
许子东：《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
秦林芳：《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
吴福辉：《带着枷锁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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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施蛰存精选集

作者：施蛰存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5

页数：325

内容简介：

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本书是“世纪文学60家”系列之一，“世纪文学60家”丛书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还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作者简介：

施蛰存(1905～2003)：原名施德普，浙江杭州人。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等。

『叁』 论述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边地小说”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都市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在风格上的差异。

字数很多，请你静下心来看，肯定有你需要的东西
一）对于世俗生活一饮一食的审美观照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交融的状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京派文本中文化主体性的由来。湘西被叙述成一个平静而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又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⑴沈从文描写低贱中的诚实，天真中的热情，人们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尊崇一定的社会礼仪和既定的风俗，形成质朴、诚笃的品性，而这些品性又通过湘西人物一饮一食的世俗生活呈现出来。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人物具有悠然的处世方式，在极其的自然状态下享受世俗生命和日常生活，从而在文本中呈现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在沈从文《边城》视角的小说文本中，人情美体现在湘西世界的一饮一食中，从对于日常生活和生活细节意义发掘中，体现出叙述者对于现实生存的入世情怀与一种在世俗生存中寻求超越与永恒的情怀。《船上岸上》是对于辰水船上和岸上生活的追忆，伴随着对于船上岸上吃食和风俗的体验与实践，我们回忆各自的故乡和故乡的亲人。《连长》中，饮食娱乐仍然是无战事的行伍生活中的重心。在《入伍后》中，叙述者则明确地说，不是为了大吃大喝，谁想离了有趣的家乡？⑵在开篇就提到了部队在砦里四五天的大吃大喝。最初的行伍生活并非是乏味的立正稍息，而是所谓一切有趣味的事。在放肆地像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时间，学会了泅水、唱山歌、上山撵野鸡，这些娱乐成为生活的中心。而看管犯人的夜间工作的兴趣在于丰盛的夜饭，烧鸡卤肉、酒、油炒饭诱人的香味，在追忆的叙述中仍然散发着青春时的味道。正是在这种有趣味的生活中，看守们和犯人二哥之间建立了一种要好的关系。这种要好体现在每夜的宵夜总为他留下一份，而二哥则以讲述乡下打野猪以及用药箭射老虎的事作为回报。当这一切随着二哥的被害结束后，伴随着这种有趣的一饮一食的生活就烟消云散了。在《三三》中，围绕着三三母女的日常生活展开叙述，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的三三，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就长大了。这种日子却因三三母女平静中的坚韧和单调中的情趣，生发出一种世俗的静穆与安详。同样，在《边城》中，守着渡船的爷爷和守着爷爷的翠翠，同样安于平静单调的生活。端午节看龙舟与傩送的邂遇，对于天保的拒绝，和对于山歌朦胧的会意，包括翠翠的身世、天保和傩送的消失，都是作为一种偶然性存在，真正存在于翠翠和爷爷生活中的是为人摆渡的营生，在风日晴和的天气，无人过渡时，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看黄狗衔木头，最后不可避免的是爷爷的老死和翠翠的孤独无依。在小说文本中，最具有审美观照的是祖孙二人安命乐天，认真对待渡船和与渡船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在无所求的乡居生活中，体现出对于生存和生命本身的重视。与此同时，和祖孙二人相联系的船总和杨马兵等，无一个不是认真过活，踏实做人，尤其体现在爷爷死后的对于丧事、渡船和翠翠的安排上。这种即便在人生最悲痛的时候，仍然理智地将自己放置在现实人生中的生活态度，是世俗的；同时，又由于是一种无功利的入世的姿态，获得了某种审美的超越。同样，古朴的湘西风俗也自然地呈现在世俗人生的具体过程中，比如对于鬼神的信仰，可以喊观音为干妈，拜老和尚为干爹，甚至于拜偶像、拜石头、拜树木、拜碑、拜桥梁、拜屠户的桌案，拜猪圈中的母猪，凡是东西几乎便可以作干爹干妈。同时民间娱乐古朴文化，比如敬神及谢神为目的的社戏、赛龙船和朝佛进香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世俗生活的具体组成部分，是现实人生的方式，同时又在叙述主体的叙述中被赋予了文化的与审美的观照。

这种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与对于这种世俗生活审美超越的追求是与中国本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一脉相承的。“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宋朝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人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他们。”⑶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但是自然不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的本性、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相联系，所以这种天人合一更多地追求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自然、自然的生命活动和自在的生存方式成为叙述的对象，在这种叙述中隐含的是对于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精神状态的体验。同时，由于中国式的天人合一都是重人生而非重认识的，所以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合一”的内在精神或要旨均不在人，落脚点都是人生、人事。⑷这种重人生人事，更进一步体现在对于现实世俗生活中和具体生存快乐中对于超越的追求。“‘体用不二’正是中国哲学特征‘天人合一’的另一种提法。天不大而人不小，‘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常’‘工商耕稼’之中，‘体’‘道’即是‘伦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关系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本体、道、无限和超越即在当下的现象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⑸沈从文在湘西世界的一饮一食的伦常日用中，发掘出对于生存本身的超越，这种审美本身又成为文本所追求的无限、本体和某种类似于信仰的永恒。在这里，如果抽去沈从文湘西世界中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和有关世俗一饮一食的描述，就无法体现出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而正是在这种对于世俗生活审美观照下的人情美的叙述中，才会产生出《边城》一类小说文本的想象空间和这种想象空间带来的多种寓意。

（二）对于现实世俗生活中精神和谐的追求

中国人的审美是可以发生在人伦日用和日常伦理之中的，寻求的是一种人伦的中庸适度和人伦的和谐。中国式的天人和谐包括儒家的“以天合人”和道家的“以人合天”，同时在讲人伦的基础上，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儒家认为臣民有人格尊严，即孔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人的生命很重要，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孟子提出每个人都有他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道家更强调个性自由，道家在对于现实的不自由状态进行否定之后，通过“心斋”“坐忘”等来泯物我、同死生、趋利害、一寿天，达到道家的“以人合天”。对于“合”，其实是“和”——对于和谐的追求是儒道的共同追求。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文本中，仍然是追求一种人伦的和谐，只是这种人伦的和谐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被赋予了新价值。其实湘西世界的人伦和谐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在对于世俗生活一饮一食的关注中，却抽去了这种世俗生活内在的儒家人伦关系法则，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五伦和谐，重人伦，强调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遵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伦的标准，当然这种人伦关系带有不平等性。但是在小说文本极其入世的一饮一食的叙述中，每一个生活在湘西世界的个体却是自由独立的，可以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保持个人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比如《夜渔》中的五叔，《往事》中的四叔，《会明》中的会明，《堂兄》中的堂兄，《更夫阿韩》中的阿韩，《边城》中的老船夫。更不用说那些身体强健的水手、士兵和军官，以及吊脚楼上年轻的妓女，即便是作为弱小者和最天真者出现的三三和翠翠，也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生长着自己的人格和天性，同时在一饮一食的生存中，具有相当的自主意识和决定权。在这个世界中并没有儒家宗法社会的伦常规范与这种规范下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个体的自由状态和对于这种自由状态的满足和体验构成了湘西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某种伦理的和谐，似乎只有不可知的命运才能改变这种和谐。如果说，这种自然的状态是道家追求的理想，那么道家对于现实的决然否定，又如何能够解释湘西世界中的人物那种对于现状的满足和对于生存本身的入世情怀？如果将这种现象完全归于边地少数民族特异的禀赋和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无法解释小说文本中提供的俨然是汉民族文化中所追求的伦理的和谐，在《边城》中，爷爷、翠翠、船总顺顺、傩送、天保乃至渡船的过往行人，都是受传统道德濡染的人，那种重义轻利、守诺自约和达观向上的精神所支撑的，的确是儒家修身立人和道家豁达向上人生观的体现。在这里，就需要认识到：这种湘西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一种想象中的现实或者说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想象。在对于少年时期军旅生活的追忆中，作家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于现代个体的感性体验渗透进对于湘西的叙述，所以在追求整个湘西世界的和谐与静美的同时，他赋予了人物一种现代感性主体对于饮食、男女和一切世俗生活正当的趣味和要求，并且让笔下的人物自在地享用感性生命和对于感性生命的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实现平和安乐的伦理和谐的追求。⑹而本土文化中的感性主体观又在审美的层面上让沈从文获得叙述主体的合法性，所以，他又将这种绝对是现代个体的感性体验停留在伦理的层面，没有去探讨对于“人”本身的理性与感性的认识。（沈从文更愿意从负面来探讨现代人对于世俗生存的认知，这在他的一系列的都市小说文本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湘西世界所提供的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的直观的审美的体验替代了对于人本身的认识，即沈从文强调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⑺，或称为健全的“生命”形态，因此在对于人生、人事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观照中和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暗合。沈从文用一种混合了儒家对于人伦日用的审美观照、道家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甚至是用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为叙述的道具，去表达现代人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审美观照。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得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因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中庸”。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这种超越既道德又超道德，是认识又是信仰。它是信仰、情感与认识的综合统一体。实际上，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既具有生活内容又保持感情形式的审美境界。审美，而不是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⑻

（三）风俗层面包裹的现代感性主体

不可否认，沈从文小说文本中关于男女的性爱关系，大多是直接的性关系，呈现的是原始自然状态的人的单纯欲求。在《船上岸上》、《雨后》、《柏子》、《四连长》、《说故事人的故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等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是都是对于自然的“乡下人”顺乎感性需求的情爱观的肯定，男女之间的真情是基于生命本能的情爱，而不是所谓的世俗的婚姻关系。问题在于：这种性爱观是如何不被当时的读者和论者所反感，这种对于“自然情欲”的剖白反而被归为人性美的描述？这里暗含着一个将西方浪漫主义自由和放纵的情爱观转换成为中国一个闭塞地区民情风俗的过程，是将现代个体的性爱观风俗化、伦理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叙述者实际上深谙现代人感性主体的欲望自觉和现代人对于这种欲望的发现。叙述者对于叙述对象所谓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人性的观照以及这种观照所暗含对于率真、雄强人性的呼唤，就深深打上了现代人感性主体观的烙印。

比如，《船上岸上》中，连长在军人的职责之外，不忘记履行饮食和男女的义务。坐在妇人家的火塘边，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做着温柔亦是野蛮的事，无论是离还是合，对于这种醇酒妇人的一个个良宵的享用，是无论贵贱的。《雨后》中对于男女情事的叙述除去自然景物的背景，实际上可以和新感觉派郊外野合的场景相比较。同新感觉派理性地安排现代都市人在郊外野合和野合的双方也明确自己身体欲望不同，湘西世界的叙述者尽管非常理性地明白主体人对于身体的欲望，却更愿意描述一对自己没有自觉到自己在做什么的男女，即自然地做着自然的人事的男女。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被描述的感性主体获得对于身体与欲望的满足替代了感性主体对于身体和欲望本身的发现。在这里，四狗和女人所做的事就是身体的享乐，因为这种远离尘嚣的原初自然状态，这种满足身体和欲望的行为，流露出的是野地山歌式的民俗风情，所谓世俗性的享乐也就在这种濡染了民情风俗的氛围中变成了一种人性美。这种对于欲望和欲望满足的描写只有在被风俗化之后，才获得了某种叙述的合法性和审美的视角。与此同时，对于人的感性主体的欣赏和表现也必须隐藏在古典时代的风俗之中。《柏子》中，水手不计算来日的及时行乐，卖气力赚钱之后，大大方方地嫖女人，玩牌赌钱，绝对是为了满足自己感性的自然欲求。小说仔细描画了水手和女人之间的调情和那种泥腿绕着红绸小脚的努力，身体的欲望在这里绝对是第一位的。但是，在关于水手和娼妓的灵肉关系中，小说试图发掘的是水手那种旺健的生命力，由于是一种诚实的劳动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嫖妓也就被赋予了健康和明朗的格调。当叙述者用一种绝对认真的态度描述辰水上水手不知忧愁，单纯简单的享乐生活，并且暗示这种生活是一个地方的习俗和风气的时候，感性主体的自然欲求被习俗化，也同样获得了一种审美的维度。在《萧萧》中，萧萧顺应自己生命本能的行为解构了童养媳的非人性的婚姻制度，而且这种解构不同于一般作品之处在于：原本应该被处罚的越轨行为，却因为萧萧生了一个男孩，暗合了当地的某种风俗，而让萧萧有了一个不算太坏的结局。同样这种越轨的性爱行为也得到了一种默认，从而使得小说中的性爱获得了一种风俗层面的合法性和审美观照。《媚金?豹子与那羊》中，首先设置了边地苗民的风俗背景，暗示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故事，但是在小说中又明显地提示出，1928年和中国上海是叙述这个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在媚金和豹子的误会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豹子对于传统风俗中初夜仪式的重视，这种对于仪式的重视，导致了最后的悲剧，但是在这种悲剧中呈现的是对于情爱的忠贞和刚强。故事所表达的风俗的确是远古的，对于苗族王子的浪漫叙述却是一种现代人对于健全人性的呼唤，自然的人性和对于这种人性的及至——情爱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终极。这些似乎又沾染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余绪，和西方浪漫主义高昂的理想主义不同，在沈从文的湘西传奇中，始终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其中传达的是作为现代个体对于性爱的理想——率真、雄强的渴求，和这种性爱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失落感。

所以对于沈从文小说乡土社会中的性爱主体，我们把握其在性爱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然状态的性关系，肯定其所表现的自然的人性美时，还应该意识到原始风俗层面所包裹的现代感性主体的感性体验，这正是沈从文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本土化的巧妙处理。京派文人的不显山不显水，又处处显山显水的前卫性也表现在这些地方。

同时应该指出沈从文所营造的是虚实相间的湘西世界。中国人的审美态度和感悟的特征密不可分，“中国诗学又是一种感悟的诗学。中国诗学的本原性原理都是以心居中，来讲诗言志、诗缘情，用心去反映、去统摄、去形容世界的万象，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由心然后通到诗的心理学通道，显然和古希腊的模仿说通道是不同的。因为古希腊的诗学受史诗、戏剧的影响和启迪，主张人和世界的二分，分离而模仿之。如果我们承认模仿说是西方诗学的核心遗产的话，那么中国诗学的第一关注点就不是模仿，而是把世界看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不主张做戏式的、多见人工斧凿的模仿的一种诗学。”⑼由这种感悟特征又带来中国诗学虚构、非虚构与非虚构、非非虚构相互印照的特点，因为西方“虚构”这个概念，也是不能原封不动的用来解释中国诗学。因为中国诗学体现出来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而且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虽然中西诗学之间还是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可是对诗生成的特殊心灵通道和第一关注点的差异，决定了东西诗学各自不同的品格和特质。⑽

沈从文以一个寄居都市的“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去体味和感悟生命与生命的存在方式。他说“有人用文字作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心中和梦的历史。”⑾沈从文通过感悟的作用，用心去反映、统摄、形容湘西世界的具象，将自己所叙述的湘西世界看成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境界。由此，这个湘西世界就具有了中国式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是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文本世界。因此，在用西方的寓言诗学分析沈从文的文本时，要注意中国式的感悟诗学所营造的神思和韵味与西方的虚构不是相同的概念。沈从文用感悟方式营造湘西边地的民情风俗和伦理的和谐，巧妙传达的是现代个体对于人的感性、人的感性自由的真实认知和企盼。想象的湘西世界是在世俗伦理的层面上生发的审美超越与想象，因而她就包含了双重的因子，既是对于本土文化的延续，又是站在当时时代的文化视角上，用本土文化的形式去包装现代主体的感性经验，从而使得京派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给现代性提供不同的异质面相。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文化主体性，即通过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与对于这种世俗生活审美超越的追求，将现代人的感性认知加以伦理化风俗化，并在一种新的人性维度上，追求一种群体性的伦理和谐。尽管京派作家的具体叙述对象不同，但是整体上“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世界，提出了他们的乡村叙述总体”。⑿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废名小说在禅化的世俗生活中，呈现出的乡村风俗之美与人情美以及人物独特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萧乾北京城根篱下的世界，萧乾小说在童年视角中城市下层人物的自爱、自重，仍然体现出对于叙述对象的“审美的距离”；林徽因以大家闺秀身份却追求对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样式的审美静观；凌叔华“圆润和柔婉”人生抒情所表达的是一种“优美”。⒀京派作家的人生方式和艺术方式是一致的，“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起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须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有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⒁沈从文强调人性的平衡状态，即和谐状态；强调生命的变动和这种变动中的宁静，即是追求一种变中却保持审美态度的人生方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最能代表京派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边城》一类文本所体现出的对于乡土社会群体人伦风俗的追忆和这种追忆中蕴涵的现代体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体现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文化主体性特征。所以，与西方的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不同，中国式的为感性正名，是在中国传统的感性主体观的基础上，在一种混合了儒家对于人伦日用的审美观照，道家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甚至是用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为叙述的道具，将现代人对于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审美观照伦理化风俗化。

京派小说文本的审美追求更加符合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追求，即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必须符合和谐的伦理要求。同时，京派小说文本将西方的感性主体观有关人的感性体验加以伦理化、风俗化，从而寻找一种对于人的感性主体与自然、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庸的人生态度，或着说寻找一种更加本土化的审美的生存方式。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艺术在此的确获得了一种代替宗教的功能，但是他们赋予艺术的是中国式伦理的功能。因此，对于以文化主体性为特征的京派小说文本来说，并不具有西方式的游戏式心态以及这种游戏式心态所体现的审美态度。京派的文化主体性体现出的是中国本土化的审美态度，体现出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的特质,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特征与西方现代性特征的迥异之处。所以，京派小说文本对于乡土社会的视角，其意义在于消解西方现代性所理解的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有关进步的整体性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京派小说文本中对传统伦理的审美性以及对这种审美性的改造一并成为对现代性内涵本身多义性的暗示。

注解：
⑴《边城》，《沈从文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⑵《连长》，《沈从文文集》第二卷。
⑶第15页，《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⑷第56页，《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主编朱立元，副主编王振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⑸第313页，《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⑹论文认为作为自然状态的边地少数民族的风俗，在现实状态下可能是一种未开化的蒙昧状态，不可能产生出类似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审美性。所以，不能将小说文本中虚构的湘西和现实的湘西混为一谈，而去谈论所谓自然人蒙昧的真实状态对于现代人理性的虚伪状态的比较。
⑺《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⑻第324页，《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⑼第48页，《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录》，杨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⑽同上。
⑾《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
⑿第314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⒀第367页，“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第八章，见《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⒁《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