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都市小说分析

Ⅰ 现代文学考研简答题：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人性主题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6〕。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8〕，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9〕，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11〕,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三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沈从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都市人的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疗救。他的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凭籍一种乡村道德理性来解剖繁复的都市人生，价值观的单向度势必损耗都市文化丰富内涵的多维性。人类文明在前进中总会善恶是非并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从文却予以全盘否定，这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Ⅱ 简析鲁迅的现代都市小说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与现代传媒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现代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报刊，构成了鲁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鲁迅先生一生受现代传媒的影响很大，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是现代传媒，促进鲁迅先生的创作，并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确立了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地位。
一、现代都市传媒催生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现代社会与古代、近代社会的区别之一，是工业的发展而导致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内拥有制造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权利，为现代传媒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就应运而生了。在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现代传媒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先锋”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动因”②，把媒介视为推动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胡适也曾说过，“如果没有《新青年》同人的组织，倘若没有他们这一班人的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至少要推迟几十年”③。
毋容置疑，报刊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民国初期，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这实在不是自夸之词！新文化运动自媒体起，《新青年》及其背后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巨子，站在了当时社会最风云激荡的思想旋涡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报刊是当时的主要媒介。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听将令”而为进步的现代传媒创作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起他的创作经过和缘由。《新青年》编辑金心异（钱玄同）来拜访鲁迅，与鲁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你钞了这些（指古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到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为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④
从这段著名的谈话可知，促使鲁迅进行新文艺创作的是《新青年》。进步的现代传媒，是催生鲁迅的力量。鲁迅求学之日起，就受到现代传媒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到日本留学后，更广泛地接触了各种传媒。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学、社会等方面积累，一旦遇到符合鲁迅文学、人生理想的传媒，在文学革命形势的召唤下，鲁迅终于“听将令”而厚积厚发，“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作家》、《文学》等78家期刊，以及《现代中国》、《国际文学》等9家外文报刊等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是报刊，催生了鲁迅先生的创作，让国人认识了鲁迅，让鲁迅的名字和作品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提起鲁迅，就不能不提他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鲁迅的杂文，又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而写成的，也就是为了配合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创作的。
二、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先生在文坛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阵地
战士的阵地在哪？在战场；鲁迅的阵地在哪？在报刊。鲁迅一生中给敌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枪是从哪里射出的？也是报刊。报刊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也构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环境。
（一）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编集出版。其单篇作品大多发表于北京、上海两地报刊，也有偶发于其他地方的报刊，如天津的《天下篇》。报纸副刊是鲁迅发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园地，为鲁迅杂文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后轰动全国的；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报刊，让人们认识鲁迅，了解鲁迅，认同鲁迅，进而尊崇鲁迅；是报刊，让鲁迅的名字深入人心，为鲁迅小说的价值及其在文学革命中地位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二）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迅速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
1、鲁迅生活的时代现代都市传媒比较发达，为他作品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迫切需要舆论的配合。民间报刊随之而产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⑤ “举其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等，尤其不可以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其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⑥据戈公振统计，比较知名的日报光上海一市就有《苏报》、《中国公报》等42种，杂志有《农学报》、《国粹学报》、《进步》等46种。北京、广州、天津、长沙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几乎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传媒也应运而生。1922年底，美国记者奥斯邦在上海开办“中国无线电公司”，成为我国境内的第一座电台。 1926年10月1日，国人自办的第一座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正式开播。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24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了图像。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诞生，此后电影业发展较快 ，特别是20年代后的大都市上海，电影更成为一种时尚。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敏锐地指出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⑦近年来，在考察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学”的发生时，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注意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现代都市传媒的兴起以及现代市场的形成等等现代性因素所构成的特殊历史条件。鲁迅有幸，他生活在一个现代媒介比较发达的时代，报刊、书籍、电台、电影等给鲁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广泛的信息，从而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发展的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人们对鲁迅作品的逐步认识，对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逐渐了解，就是从报刊开始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后，开始享誉中国文坛。中国先进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对他表示拥护、爱戴和崇仰，认同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带有先进性的。而他的对手和敌人也是通过报刊认识了鲁迅的作品，从而认识了鲁迅。
2、对鲁迅在报刊发表作品的反响和评论，确立了鲁迅在文坛的地位
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响和评论。对于鲁迅作品的反响和评论，最早见于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上，作了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诚然，恽铁樵对鲁迅所写的小说《怀旧》所作的评点和附志，还比较幼稚，不能作为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起点。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鲁迅的作品一发表，传媒就给予了关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在《新青年》发表后，1919年2月1日初版发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有一篇署名记者《书报介绍》的文章，首次提到鲁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论，唐俟（鲁迅发表随感录时的笔名）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⑧这段评论，肯定了鲁迅先生的创作“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从而奠定了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坛的地位。
1923年后，对鲁迅的作品出现了比较完整、具体的综合性评论。1923年8月，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对鲁迅小说的评论达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消息，称赞《呐喊》是“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评论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义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他在文中谈了读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时的新奇感受和鲁迅小说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
而对鲁迅先生作品特别是杂文的争论，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传播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因革命的本质问题而导致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还有鲁迅与新月社、“第三种人”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等等。这些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⑩
现代都市传媒对鲁迅先生作品的反响与评论，让鲁迅的作品在群众中特别是进步青年当中传开来，确立了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
三、鲁迅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把现代传媒的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之一，鲁迅与报刊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为现代传媒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鲁迅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支持和帮助进步的现代传媒，发展进步传媒
1906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就是“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鲁迅自传》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与周作人等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尽管后来因资金没有着落而流产，“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11。但鲁迅一生都没有将这“好梦”忘却，在创作之余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为现代进步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约二十余种，支持或投稿的中文报刊近一百二十种。《新青年》、《语丝》、《莽原》、《国民新报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鲁迅曾是主编或参与编辑。1934年8月，还带病编辑《译文》创刊号，并作《〈译文〉创刊前记》发表在9月16日的《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说：“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这间接也为译文类杂志的出版发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鲁迅没有参与编辑的报刊，但只要是进步的报刊，鲁迅都会大力支持。如对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国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内，由英商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的一个名为“消闲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中国报纸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来进行革命宣传；但是，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日渐消沉，加上袁世凯、北洋军阀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压制和摧残，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渐减弱，消闲性重新上升为主流，变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天下。“五四运动”前后，副刊成为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一些名闻遐迩的副刊，诸如“五四”时期《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上海)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的一大亮点。这些副刊的革新，因为有了鲁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尔后轰动全国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鲁迅先生就在《晨报创刊纪念增刊》上发表了小说《一件小事》。《晨报副刊》独立发行后，鲁迅又在该刊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鲁迅，《晨报副刊》成为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重要阵地，它不仅扶植影响了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成长，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传媒的发展方向。
鲁迅成为报刊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体现在鲁迅参与报刊的编辑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有名的，便是鲁迅对于现代最重要的杂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于1915年9月发刊于上海，为陈独秀所编辑，每月一册。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孔乙己》《药》等优秀的小说，也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持重的大杂志，也都采用了白话文。陈独秀对鲁迅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12”
（二）鲁迅对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揭露、批判反动传媒的反动本质
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人民、反社会的统治，总是通过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来隐瞒事实，愚弄人民，麻痹大众。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传媒较为发达的时代，文化宣传、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长时间与反动传媒、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促使鲁迅创作大量的杂文，进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经指名批判的新闻媒体，约有二十几种，其中既有《顺天时报》、《益世报》等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刊，也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国民党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报刊；既有《社会新闻》、《微言》等国民党文化特务主办的报刊，也有《醒狮》、《国魂》等国家主义派的报刊；既有《人言》、《现代》等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也有《大公报》、《循环日报》、《武汉日报》等一般的资产阶级报刊。同时，对一些内容空虚、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杂志，鲁迅一直都进行批评，倡导发展健康向上、净化人们灵魂的传媒。
在长期与反动当局的报刊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总结以后，鲁迅给出对当时传媒总的印象式评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国民党当局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为了欺骗更多的读者，常常“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抓住一点事实，制造一些谣言，混淆是非。因此，鲁迅总结自己看报的两条经验并向读者推荐。一是打折扣对于报上那些以危言耸听，以美词动听，经过粉饰的夸大、装腔文章，鲁迅主张对其内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对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来。二是在《推背图》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从反面来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并举出“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鲁迅评析说：把客观公正挂在嘴边叫得震天响的这一新闻现象本身的出现，就体现出一种主观目的。“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鲁迅同时又强调，新闻记者要尊重事实，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曲解事实。有倾向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杀，“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晶报》、《现代》、《人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进行陷害、污蔑和侮辱。这样的新闻媒体，鲁迅将之归入到帮闲刊物之列。为了提高读者对这些刊物的辨别力，鲁迅撰写了《二丑艺术》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头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鲁迅指出，林林总总的刊物中，就总有帮闲性媒体的存在，只要读者留心观察，就可以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13鲁迅就是通过这样的“照妖镜”，把反动刊物的本质显现出来。
《语丝》曾经是进步刊物，也花费了鲁迅不少心血，后来因为编辑地位、思想发生了变化，拾起自己反对过的现代派“正人君子”的衣钵，或明或暗地攻击、排斥异己，“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14，已经丧失了“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15，1930年2月，鲁迅写了《我和〈语丝〉的始终》载在《萌芽月刊》上进行批判，文章发表后仅一个月，《语丝》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动停刊。
（三）鲁迅把在报刊发表文章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革命斗争的重任，从而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个风向标，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观点和义务，更多的还是肩负着正确导向舆论，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在鲁迅来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唤醒民众沉睡灵魂的责任感。鲁迅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把发表文章当作和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当作唤醒民众的良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鲁迅终生笔耕不辍。
鲁迅一生在国内主要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几个城市生活过。每到一地，他都十分关注媒体，关注舆论，从而了解社会，了解中国的现状与将来。在绍兴，他支持越社青年办《越铎日报》监督绍兴军政府；在厦门，他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文艺青年创办“泱泱社”和“鼓浪社”，亲自为其社刊《波艇》、《鼓浪》审稿、改稿，指导编印，还为《波艇》创刊号撰写了《厦门通讯》；在广州，鲁迅先生虽然只待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但在《黄埔生活》、《民国新闻》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福的那一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主要的居住城市，鲁迅更是充分发挥了现代传媒的作用，利用杂文作为主要武器进行了坚韧的战斗。李浩在《都市憧憬与乡村羁绊》中指出：“鲁迅以杂文来表达他的文化理想，杂文的社会效用则是通过报刊这一大众传媒完成的。报刊是市民社会中人们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国现代思想的传入就是通过报刊书籍来实现的。”16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据统计，鲁迅的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纸杂志上。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从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鲁迅在这“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经过革新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变换五十多个笔名，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这个数目，在鲁迅杂文中占了五分之一。钻过森严的文网，在一份日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这么多充满战斗性的杂文，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人。从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写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生共创作杂文700多篇，约135万字，在其170万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将近百分之八十。这些文字收入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里。在这15部杂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革命运动、党派之争、民生疾苦、文化争端……几乎全部生动地反映在他的杂文里。鲁迅用手中的笔，对一些文化现象和不同阶层的一些人物的无情揭露，愤怒控诉，尖锐批判，辛辣讽刺，痛苦呐喊，亲切鼓励，热烈赞颂。鲁迅的杂文，丰富了报刊的内容，也使报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战斗性。
文化大师是思想界、文艺界的先行者，大众传媒与文化大师密切联系，将先进文艺作品和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社会，提升民众素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在文坛享有崇高声誉的鲁迅，他的一生，与现代传媒特别是报刊有着不解之缘。现代都市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创作的动力，并为鲁迅先生发表作品让人们了解鲁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鲁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战场和阵地。

Ⅲ 论述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化内涵

[摘 要] 沈从文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传统道德文化 现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腊小庙 “第三种”文化体系

[目 录]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

Ⅳ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都市小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代表作品

期刊中的新都市小说代表作品：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花城》1990·1）；

张欣的《绝非偶然》（《小说界》1991·5）

王朔的《谁比谁傻多少》（《花城》1991·5）

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当代》1991·6）

张欣的《永远的徘徊》（《十月》1992·6）

何顿的《生活无罪》（《收获》1993·1）、《弟弟你好》（《收获》1993·6）、曹谦的《闯特区的女人》（《当代》1993·2）、

张欣的《伴你到黎明》（《中国作家》1993·3）

莫然的《天若有情》（《中国作家》1993·5）、

何顿的《就这么回事》（《花城》1995·2）、《太阳很好》（《钟山》1995·3）、《我们像葵花》（《收获》1995·4）

张欣的《掘金时代》（《收获》1995·4）、《致命的邂逅》（《中国作家》

1995·5）

曹谦的《四轮车》（《中国作家》1995·5）

何立伟的《你在哪里》（《花城》1995·6）

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收获》1996·1）

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当代》1996·1）

刘心武的《栖凤楼》（《当代》1996·3）

方方的《状态》（《上海文学》1996·3）

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当代》1996·6）

王海玲的《四季不断的柔风》（《当代》1997·5）

周梅森的《天下财富》（《当代》1997·6）

潘军的《海口日记》（《收获》1998·2）

王大进的《纪念物》（《收获》1998·2）

何顿的《丢掉自己的女人》（《收获》1998·2）

毕飞宇的《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江南》1998·2）、

池莉的《小姐你早》（《收获》1998·4）

刁斗的《证词》（《收获》1998·6）；

莫言的《红树林》（《江南》1999·1、2）

张欣的《变数》（《大家》1999·1）、《最后一个偶像》（《特区文学》1999·4）

刁斗的《身体》（《江南》1999·5）

潘军的《关系》（《江南》1999·2）

戴雁军的《你玩哪种游戏》（《特区文学》1999·3）

莫怀戚的《透支时代》（《当代》1999·5）

曹谦的《生活目的》（《十月》2000·1）

王海玲的《关于桑娅》（《花城》2000·9）。

另外还有非期刊中的新都市小说代表作品：

刘心武的《风过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徐坤的《厨房》、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毕淑敏的《原始股》（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池莉的《生活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棉棉的《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卫慧的《蝴蝶的尖叫》、《艾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张平的《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1999）

周梅森的《中国制造》（作家出版社，1998）、《国家公诉》（作家出版社，2003）、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张宏森的《大法官》（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

格格的《非城市爱情》（华文出版社，2003）

谈歌的《都市豪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于川的《都市边缘的女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Ⅳ 中国当代文学 1949年后都市小说为何消失原因是什么

原因如下：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讲，新中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经过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本主义的实力大大削弱，资产阶级的发展比较贫弱。这在文学领域就表现为都市文学的衰弱。
其次从政治和文艺角度来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把作家都归入了国家编制。因而，作家转向了成为政府的代言人，书写国家的意志。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走工农结合的道路，夺取新中国的政权，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作家的人物在于，为新生政权寻找理路和实践的依据，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杜绝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事物。因而，在某种程度代表了资产阶级意志的都市文学便被排除在了国家之外，渐渐走向消失。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是在国家左的思潮下，诞生的中国特定时期的文学。都鲜明的反映了这一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和政策。
当然，在回答文学考试论述题的时候，最好再加上一些具体的例子；同时，角度也没有必须例出123，更多的还要把政治，经济，文艺三方面联系起来，融会贯通。

Ⅵ 小说里的一个分类“现代都市”是讲什么的

都市小说大多指在都市发生的小说，无论是普通的都市爱情故事还是异能的都市修真传奇都是都市小说的分支，都市小说因为其现代的特质，对于感情的描写更加的深刻，在互连网上和互连网下。都市小说的意义是不同的，也就是在不同年代的人的心目中都市小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互连网上都市小说就是男生版的言情小说，这类小说常常让男生都市小说的世界里不能自拔，而在互连网下或者在这些男生的父母心中都市小说就是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

都市小说是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中心，以都市环境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题材。三要素：人物--现代的 地点--都市 故事情节--爱情故事。因为绝大部分的都市小说都是男性作者而且大部分的读者都是男性，所以都市小说很容易出现下面的情节，一个男主角有N个女主角。这个特性在许多都市小说中都出现很容易满足男性读者的YY特性引起大家的共鸣。说实话只要男的有能力真心爱他的女人多了又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