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小说

『壹』 穿越时空到唐代会朗诵后代诗词的小说穿越到古代诗人聚会上朗读后代诗词，成为唐代红人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15．《寂寞天柱山》

“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2．《庙宇》

女人被置于权利的最底层，几近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又多无文化，于是便听天由命，投在了“念佛”这一格外“殊胜”的“方便法门”下。靠着念佛声，却只能因此在乡间帮助树立起更多的牌坊来，而不是拆毁牌坊。这就是“念佛法门”在中国的效用。

23．《夜航船》

作者是想说这夜航船乃精神文化的航船，但积淀了几百上千年的文化，到头来却“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母亲）说这笃笃声是木鱼”，“木鱼”的确“笃笃的”而一成不变、永远平和的慢慢敲下去，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音律节拍，任凭国学家和遗少们凑成了几大堆光彩夺目的形容词、修饰语美化之，都不如这一个词来得准确恰当、惟妙惟肖：木鱼。

24．《吴江船》

年轻学生的人格、心理和行为被过分的简化和美化了，诗意岂能以篡改自然的人性为依托来书写？男生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又是在一个极端禁欲的年代里，对异性朦胧的好感、压抑的冲动甚至隐蔽的欲念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何必画蛇添足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刻意叙述说他们“毫无邪念”的睁大双眼？而什么又是作者所谓的“邪念”呢？多道学的“邪”字啊！之后男生们在女宿舍门口挖“友谊井”，分明就是性本能的一次集体无意识的变相表现，是异性之间特殊的“示好”替代品，作者完全可以像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所做的那样，直面率真而火热的欲望，同时反衬出那时代扭曲人性、打压人欲的荒谬可悲，但作者却一面用他脱离了真实状况的“美学”视角虚伪的勾画着男生的“毫无邪念”，另一方面却别有意味的写男卫生员给那个“文革”遭难的女生“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这种恶俗情节，就像女主角洗澡的时候一定会有男配角“不小心”闯进来看到的情节一样恶俗老套，更荒诞的，明明只是要“给心脏注射强心针”，而之后的描写却竟然是“她的衣杉被撕开了，赤裸裸的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一个年轻女孩在疯狂的世界里所遭受的巨大悲剧和生命劫难就在这种充满了意淫目光的“唯美”视野中被消解干净，最后只剩了宋朝词人写给小红姑娘坐船远去的诗在回荡，你侬我侬，尸体的死味和悲恸被彻底断送和遗忘。。。。。这难道就是作者对待“文革”活生生惨烈灾难的态度？！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贰』 为什么说晚唐诗是唐代传奇小说的演变和衰退期

1．唐传奇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2．唐传奇繁荣的原因
唐代经济繁荣，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各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为传奇小说创作奠定了社会的基础。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繁荣，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也为唐传奇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提供了营养。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温卷”之风，也推动了传奇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及志人小说的创作则是唐传奇产生的文学渊源。
3．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初、盛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如陈玄佑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内容题材涉及到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事情。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鉶的《传奇》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著名的作品。
[编辑本段]唐传奇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一、唐传奇的思想内容唐传奇题材广泛，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

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这类作品表现了对婚姻爱情生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抨击了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和门第等级观念。其次有讽刺批评社会的一些现象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还有政治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等，往往借历史表达思想情感。此外，描写义侠刺客的题材的作品也不少，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虬髯客传》、《谢小娥传》等，反映了反抗强暴和侠义的思想精神。另外还有一些描写神仙鬼怪的作品，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记》等。
二、唐传奇的艺术成就唐传奇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走向了细致化的艺术境地，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具有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并且开始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
其次，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真正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想像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此外，唐传奇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语言、词采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采用散体古文，适当吸取了民间口语，也常插入诗词，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唐传奇的地位和影响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史传为传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但同时传奇也就往往采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致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这对小说而言，其实是不合适的。又譬如《云麓漫钞》说士子欲以传奇显"史才、诗笔、议论”，确实唐传奇作品中普遍存在议论成分，有的还夹有众多诗篇，这也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著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物件，这裏面就反映著大众的心理。所以它为后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
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诗酒麴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不下于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丽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于文章化，但对后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唐传奇的兴起
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后来裴鉶所著小说集，也叫《传奇》。但这时"传奇”只是用为单篇作品或单部书的题目。大概是受了元稹《传奇》即《莺莺传》的影响，宋代说话及诸宫调等曲艺中，把写人世爱情的题材称为"传奇”，这是故事题材分类的名称。
至于把"传奇”明确地用为唐人文言小说的专称，现存资料中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以后就这样沿用下来。顺带说明，"传奇”一名，应用的范围很广，不但后代说话、讲唱中有"传奇”一类，南戏在明以后也叫"传奇”。
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六朝志怪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
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他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写作态度的不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明确地指出，传奇与志怪相比，"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正因如此，在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唐传奇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受到除六朝志怪以外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六朝存在"文”、"笔”之分，而志怪虽然在今日看来荒诞无稽，当时人却是当作实有之事来记载的，它作为史部的旁支，属于"纪事直达”的"笔”而不属"沉思翰藻”的"文”，所以其文字风格偏向于简洁质朴。到唐代，文、笔区分的意识已经淡化，因而文人在写作野史及传闻杂录一类东西时，也往往驰骋文采。刘知几批评当时之史，"其立言也，或虚加炼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史通·敍事》）这对于严格的历史著作当然不妥，但各种传闻杂录，本来就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它经过有意识的"虚饰雕彩”，反而更向文学靠拢了。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因而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如说话、变文等，都是以虚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它们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兴趣。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他弟弟生日时请来的"杂戏”表演中，就有"市人小说”即民间说话。又元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在“光阴听话移”一句下自注云：“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
这条注有些含糊，应该是指元稹与白居易二人一起听艺人说话吧。这一类新兴的俗文学，必然会给文人创作带来刺激，并提供新鲜的素材，而唐代贵族文化意识逐渐衰退，尽管士大夫中轻视小说的态度没有完全改变，但许多文人已经把注意力投入到这种比诗文辞赋更富有趣味性的创作中来了。
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是在中唐，这裏面也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唐代总体上说来，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时代，这种浪漫精神曾经以充满激情、充满自信和进取意识的特点出现在初盛唐的诗歌中。而到了中唐，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对人生都不再那麼抱有期望，他们的心灵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求寄托。而小说正是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世界，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幻想人生、解释人生，表达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
另外，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传奇还常常被唐代举子用作“行卷”（“温卷”）—考试前投献给有关官员，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
在从志怪到传奇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史传文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前我们就说到：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主体虽非虚构，但作者为了追求鲜明生动的效果，往往有意无意地在细节描写中采用虚构手段。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传记，在敍述故事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早已为后人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唐传奇的重要作家中，有不少人是历史学家，他们很容易继承这一传统，而更自由地运用于小说创作。唐传奇中凡以写人物为主的，几乎一概题为“○○传”，这也是来自史传的明显痕迹。
还有故事化的辞赋也值得注意。辞赋最早就是在虚构的框架中展开辅陈描述的，即刘知几所谓“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史通》外篇《杂说》）到东汉，有些辞赋的基本内容也采用虚构的故事，如杜笃《首阳山赋》，写自己在首阳山同伯夷、叔齐的鬼魂相遇，而后来蔡邕《青衣赋》、曹植《洛神赋》等，故事更加曲折、完整。在民间，俗赋的故事化更加彻底，以六朝残存的《庞郎赋》尾段来看，那时的民间俗赋已经完全故事化。唐代也有不少这样的俗赋，至今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好几篇。辞赋的故事化、通俗化，使它和小说相互沟通，并影响了小说的发展。如俗赋中每以骈文与诗歌交错成篇，这一特点在《游仙窟》一类传奇作品中仍保存著。
至于大多数传奇语言偏向于华丽、在人物外貌及景物的描写上常用辅排手法，则和整个辞赋文学的传统都有一定关系。唐人传奇－武侠小说的始祖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随著唐代都市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这些传记小说，文采华茂，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叶鲜丽的奇花。唐代初期及中期的传奇小说，以神怪及爱情的题材为主，作品甚多，成就极大，其最著者有《古镜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篇。后期的传奇小说，则以表现豪士侠客的内容最为出色，其中最突出的当推《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昆仑奴》等篇。
豪侠故事的大量出现，与唐代中叶以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有关。当时各地藩镇势大，互相仇视，彼此各蓄刺客以牵制和威摄对方。刺客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社会上盛行游侠之风。而神仙方术的盛行，又赋予这些侠客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人们在动汤的社会中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便寄希望于那些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侠客身上。不畏强暴、本领非凡的侠客，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这种情况下，反映豪士侠客的传奇故事，便得以大量产生。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这类武侠传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作品写隋朝末年天下将乱，群雄竞起，侠士虬髯客见李世民神清气朗，顾盼生辉，大为折服，便不与他争夺天下，跑到海外去开辟了另一个王国。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虬髯客、红拂、李靖，个性鲜明，侠义豪爽，被后世称为“风尘三侠”。
此篇故事虽没用写武侠打斗，但全篇侠气纵横，写得虎虎有生气，为现代武侠小说开了许多道路。正如新派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所说，这篇故事，“有历史的背景而有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秘谋大事；有大量财物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宴；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等等，所有这些内容，在现代武侠小说都是可以时时见到的。”金庸称《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是很有道理的。

『叁』 唐代思想文化思想的特点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

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

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

(3)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小说扩展阅读

初盛唐的思想文化与中晚唐的思想文化确属于不同的类型。初盛唐属于唐朝在上升时期多元开放型的文化，而中晚唐则属于唐朝在衰落时期主尊儒学、排斥异端的内敛型的文化。两者之间表现为唐代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放”到“收”的变化趋势。

这不仅是初盛唐到中晚唐的思想文化型态的转变，也是中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转变的一个关捩。这个关捩，是由安史之乱划线的。

盛唐时期处于一个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民族关系相处得比较和睦、生产力空前发展、对外往来频繁不断，文化上出现儒、道、释、侠与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态势，故盛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但由于唐玄宗在天宝后期的昏愦与腐化堕落，加重了对百姓的经济剥削、阶级关系趋于紧张；频繁开边，激化了民族矛盾。

沉迷于道、佛的宗教迷信，使具有理性意识的儒教处于边缘地位，弱化了儒学的思想教化，导致了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的失衡和破坏，引发了以民族矛盾为主的安史之乱。

为了救亡图存，唐代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大的转变。复兴儒学、尊王攘夷、排斥异端、直面现实，务实致用的思想，成了安史之乱后以至中唐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盛唐的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已成了空想和遥远的梦。

忧患意识代替了乐观自信，“小我”服从于“大我”，群体人格意识压倒了个体人的意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大一统意识逐渐代替了多元开放意识。由盛唐时期外向开拓的心态，转变为中晚唐内向收敛的心态。

由“放”到“收”、由“外”转“内”，是中晚唐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诗人的心态由于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由少年型的乐观心态转向了成人型的忧患心态。

诗人的心灵，是时代文化思想的一面镜子。在诗歌方面，也随着思想文化的转型，由盛唐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潮，向着中唐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发生了嬗变。而李白和杜甫的诗风的变异，正是这两种诗歌主潮嬗变的具体表现。

、总之，盛唐至中唐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变迁的一大关键。而李、杜正处于这个文化转型的风尖浪口上。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盛唐文化及诗歌的一个终结者式的人物。

而杜甫则是盛唐和中唐之际文化转型的转折性人物，他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重任，成了中唐文化与诗歌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中晚唐诗歌以至于整个文化思想，无不在杜甫的影响之下。他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影响到宋以后的各个朝代。

由于像盛唐朝代的盛世不再，李白和他所代表热情乐观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盛唐文化，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的衰世出现的机会。他的诗歌及其所代表的盛唐文化，一直作为一个历史的光辉样板和典范，为后人所企慕向往。

『肆』 我国历史各朝代文化各不相同，唐朝文化有何特点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伍』 唐代传奇小说，

到了唐代，中国小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题材上仍离不开搜神索逸，但较之魏晋南北朝小说，情节更曲折完整，人物性格更鲜明，文辞更华艳，结构更阔大。

唐代称小说为传奇。唐人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成熟。因为它已超出了记录传闻逸事的范畴，而成为文人有意识的创作。唐人传奇大体可分为三类内容：

1�神怪故事。这是直接继承笔记小说的神仙怪异小说，著名作品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两部作品讽刺了热中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

2�恋爱故事。这一部分是唐代传奇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任氏传》、《柳毅传》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并且塑造了一系列争取婚姻幸福的妇女形象。

《柳毅传》讲的是落第书生柳毅替遭受婚姻折磨的洞庭龙女传书，使她获得解放，后历经坎坷，俩人终成眷属的浪漫故事。人物描写是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柳毅的正义、龙女的深情、钱塘君烈火般的个性，都刻画得十分鲜明。它用幻想反映现实的手法，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李娃传》通过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这对地位悬殊的恋人历经风雨，终于获得幸福的故事描写，批判了封建门阀观念，歌颂了郎才女貌的爱情标准。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情节曲折，笔法清丽。

3�侠义故事。这类作品描写侠客义士惩强扶弱的英雄行为，代表作品有《红线传》、《谢小娥传》等。

唐人传奇不仅在题材、思想上超越了前人小说，而且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唐人传奇中，很多篇章描述了一个人物某段时期或一生的经历，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及思想发展。唐人传奇是中国风格小说形式的开始，它的体制短小，但初具长篇小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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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体学角度看唐代传奇小说的成熟

文学院01－5 薛 扬

提 要 唐传奇是一种成熟的古典小说形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从文体学角度看，唐传奇已经具备了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艺术特色，在中国文坛上开创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

关键词 唐传奇；小说；文体

小说是一种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文学样式，有着独特的文体特点和不朽的艺术魅力。中国的小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可以回溯到远古，“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动人的神话传说都是先民智慧和想象的结晶。不能否认，中国小说深受神话传说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宋话本，再到明代的《西游记》、清代的《聊斋志异》，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一脉相承的痕迹。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出现了，志怪小说的代表是《搜神记》，而志人小说的代表是《世说新语》。无论是写神怪灵异，还是写名士风流，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是同历史归于一类的。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与神话传说相比，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能够以更长的篇幅、更生动的笔墨叙述奇闻怪事，能够抓住人物某一小事或寥寥数语凸现人物性格。

魏晋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杀的成就，不过， 尽管六朝志怪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它们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 , 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 如果从文体学方面来考察，真正可以被称为是成熟小说形式的古典小说至少要到唐代才产生。从另一方面讲，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也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

在唐代文学史上，与诗歌蓬勃发展同样值得瞩目的就是传奇小说的应运而生。唐传奇就是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多以神怪、剑侠、爱情为题材，无论是篇幅长度、人物描写还是结构布局跟神话传说及魏晋志怪、志人小说相比都有了长足进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些唐传奇已经把小说从“从残小语”、“粗陈梗概”发展到了“篇幅较长”、“叙述婉转”的高级阶段。 在唐传奇中不但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而且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现实性更强，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唐代小说的发展还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它们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而是发挥想象创作而成的，更多地加入了创作的成分，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 .所以说，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小说进入了自觉创作的新时期 ，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从文体学角度来看，小说是人类对于自然和自身，现实和幻想的理解和再现，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和生活场景描写来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样式，只有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俱全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作为小说的资格。从这一点来看，上古神话传说因篇幅短小，人物形象塑造往往过于单薄，情节也相对简单，仅仅是叙述故事而已，也很少有环境背景的描写。至魏晋，志人、志怪小说虽篇幅略有增长，但在创作技巧上仍不够成熟，往往通过只言片语或一二小事来表现人物性格某一方面，不能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结构上也比较简单 ，在环境方面也着墨不多。

唐传奇小说在刚出现的时候，还带有志人、志怪小说的痕迹，但同时也显示出了自己的新发展。如王度的《古镜记》，虽然同志怪小说的题材相类，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它作为唐传奇开山始祖的功绩却是不能忽视的。接下来出现的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通过主人公欧阳纥失妻后历经艰险，终于夺回妻子的描写，表现了他对于妻子的挚爱。这篇小说已经开始着重描绘人物的活动，情节曲折，结构也趋于完善，还有对白猿所居幽险环境的生动描写。同时期的《游仙窟》、《隋文帝狮子骢》等传奇都情节动人，描绘如生，已经能充分地体现出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文体特征。

到了中唐时期，唐传奇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有了新的进步，可谓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期。从内容上看，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它们都曲折反映了一般封建士子热中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脉络清晰，深具讽刺小说的精粹。

以爱情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如《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传奇小说中成就最高。它们大多歌颂坚贞不虞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这些作品常运用写实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有的充满诗意的想象，情节离奇富于戏剧性；有的如实反映现实生活，联系广阔的社会生活来描写爱情，通过人物的性格冲突推动情节发展；还有的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清丽优美，为人称道。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如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等，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范围。

晚唐时期出现了大批传奇专集，充分反映了晚唐文人对传奇这种文学形式的进一步重视，如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儒《玄怪录》、牛肃《纪闻》等。

唐传奇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到唐代，文、笔区分的意识已经淡化，因而文人在写作野史及传闻杂录一类东西时，也往往驰骋文采。刘知几批评当时之史， “ 其立言也，或虚加炼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 （《史通 · 叙事》）。这对于严格的历史著作当然不妥，但各种传闻杂录，本来就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它经过有意识的 “ 虚饰雕彩 ” ，反而更向文学靠拢了。文坛上风行的这种大胆虚构创作的风气，无疑对传奇小说的兴盛起了推动作用。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因而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如说话、变文等，都是以虚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它们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兴趣。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他弟弟生日时请来的 “ 杂戏 ” 表演中，就有 “ 市人小说 ” 即民间说话。又元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在 “ 光阴听话移 ” 一句下自注云： “ 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 ” 这条注说的应该就是元稹与白居易二人一起听艺人说话。这一类新兴的俗文学受到世人的注目和欢迎，必然会给文人创作带来刺激，并促使他们从“当代”生活中不断吸取新鲜的素材。尽管士大夫中轻视小说的态度没有完全改变，但唐代贵族文化意识在逐渐衰退，并不足以阻止传奇小说的崛起，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人都把注意力投入到这种比诗文辞赋更富有趣味性的创作中去了。
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是在中唐，这里面也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唐代总体上说来，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时代，这种浪漫精神曾经以充满激情、充满自信和进取意识的特点出现在初盛唐的诗歌中。而到了中唐，社会和时代的变革使得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对人生都不再那么抱有期望，他们的心灵渴望回避残酷的现实而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求寄托。而小说正是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世界，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幻想人生、解释人生，表达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这就为传奇小说的风行提供了心理上的解释。

在分析了唐传奇兴盛的情况及原因后，让我们再从文体学角度对唐传奇作为中国真正成熟的小说形式加以简单的分析。

我们认为，唐传奇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作为短篇小说的资格，经过对数十篇唐传奇小说的分析总结，试将唐传奇的文体特征归纳如下：

• 篇幅短小，字数少则千字，多则万字。

• 情节精巧、紧凑，通过提炼紧凑、典型的情节来表现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

• 人物集中、鲜明。由于篇幅有限，唐传奇一般只集中塑造一两个典型化程度很高的主要形象，并且已经能通过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 结构精美、严密。一般只有一条线索，单纯集中，枝蔓少，围绕主要矛盾展开情节。

• 语言精练、优美、生动，概括力和表现力都很强，能用俭省的笔墨写出丰富的内容。

• 有的传奇小说中夹入诗篇，虽然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但却为传奇小说增添了魅力。

• 唐传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 “ 古文 ” ，它又多一些骈丽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文章化，但读来自然流畅而富于文采。

由此看来，唐传奇对于小说文体特征诸要素的表现已经相当充分，与后世成型的现代短篇小说相比，可谓别具魅力，各有所长。

当然，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传奇往往采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致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与后世小说相比显然过于简练而不够高明。唐传奇作品中还普遍存在议论成分，由作者出面直接向读者表明意见，显然会影响读者的自由解读。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以成熟独特的艺术魅力登上文坛，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与以往产生文学样式如诗歌、骈文相比，传奇小说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更深刻更直接地表现人们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思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看，作为真正成熟的古典小说，唐传奇的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表现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抨击门第观念，追求爱情自由，歌颂侠义行为，否定荣华富贵等思想，成为了后世小说戏曲的传统主题。同时，唐传奇“作意好奇”，运用想象、虚构和曲折情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等特点对后世小说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