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写小说变成语言游戏的作家是

A. 曾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是谁

汪曾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里提出的。

B. 约.马.齐默尔

约·马·西默尔（Jo-hannesMarioSimmel；1924年———），全名约翰内斯·马利奥·西默尔，奥地利作家。他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德语作家之一，他以自己创作的30多部faction体小说，赢得了全球众多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作家。本文通过对西默尔faction体小说艺术特征、语言风格、社会价值等因素的分析，探讨西默尔小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揭示他的作品在通俗文学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思想启蒙价值和人性的力量。
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童年在英国和奥地利度过，曾经从事过化学工程师、记者、编剧等多种职业，二战后担任美国设在奥地利军政府的口译人员。
1949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如此高兴，真奇怪》（Michwundert,dassichsofr?hlichbin）问世，并因此受到当时文学社团“47社”的邀请。
1950年移居西德，就职于《快捷》（Quick）画报。西默尔十七岁便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说集，二十五岁成为收入颇丰的画报作者，三十五岁又因长篇小说《一定不会总是鱼子》(Esmu?nichtimmerKaviarsein1960)，获得巨大成功，而后被改变成电影，由大名鼎鼎的奥地利演员O·W·菲舍尔（O.W.Fischer）担任主角，另外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同年他的剧作《校友》(Schulfreund)也被搬上舞台。
从1963年起他成为职业作家，开始陆续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今进入古稀之年的西默尔，仍然笔耕不辍，用他那台老式机械打字机，在他的瑞士居所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1999年他推出了自己第三十部长篇小说《爱情是最后一座桥》，该书首印十万册，一出版便立刻进入《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在德语国家乃至全球很多地方，奥地利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西默尔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这不但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而且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教化意义，深深打动与感染了众多的读者。他把一个个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植根于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丑恶现实之中，巧妙地将文学虚构与一系列真实事件融为一体，在充满戏剧化地叙述这些动人故事的同时，酣畅淋漓地揭露与鞭挞了西方社会生活的丑恶弊端，表现出对人类自身、未来、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此外他的这些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兼备的作品对广大读者进行了理性的启蒙，使人们在阅读之中认清这些丑恶现实，唤醒人们的理性与良知。 西默尔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向广大读者奉献了数量众多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儿童读物。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印量已逼近八千万册，被译成四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这种市场上的空前成功是当今不少作家梦寐以求的。西默尔的图书虽然如此畅销，为那么多不同阶层的读者所喜爱，可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通俗文学的特征，长期以来视为“廉价的低级趣味的图书（Kolportage）”，正统的德语文学批评界自然看不上眼。对于他的作品一部部的推出，一部部的畅销，专家们曾一直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德语文学界一些知名评论家才开始发现西默尔小说中所蕴涵的各种政治信息并非一无是处。赫尔穆特·卡拉赛克（HellmuthKarasek），弗兰克·席马赫（FrankSchirrmacher），约阿希姆·凯泽（JoachimKaiser）等德国著名评论家突然之间高声赞扬他，因为他的小说对大众进行了自由，宽容和民主信念的教育。凯泽认为：“西默尔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加速中的令人窒息的灾难，以及令人激动的幻想事件描写的直觉。他与汉德克(Handke)没有关系，与霍夫曼斯塔尔(Hoffmanstahl)也扯不上边。更确切地说，他可定位于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卡尔·麦(KarlMay)，法拉达(HansFallada)，也许还有迪伦马特（Dürrenmatt）之间。海因利希·伯尔（HeinrichB?ll）尊敬他。瓦尔泽(Walser)尊敬他。”社民党的智库成员彼得·格罗茨（PeterGlotz）甚至称赞他为：“共和国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二十世纪的莱辛，也许还算不上。但起码还可以与年轻的海因利希·伯尔，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和汉斯·法拉达相提并论。例如卡罗拉·斯特恩（CarolaStern）。
德国著名作家施特凡·海姆(StefanHeym)在《论畅销书作家约翰内斯·马里奥·西默尔》演讲中称：“约翰内斯·马里奥·西默尔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实施了对这个国家的文学权威的对抗——无疑是大获全胜；当然一位畅销书作家在有些人看来是不文雅的。一种对“我们时代的巴尔扎克”的同事般的敬意。请多写这些廉价的读物”。“文学教皇”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i）的评价则更加切中肯綮：“没有一位同时代的作家像西默尔那样对主题，问题，题材具有绝妙的洞察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界就已认识到西默尔作品在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1984年和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先后于出版了他的《吉米走向彩虹》（UndJimmygingzumRegenbogen1970）、《我留给人间的自白》（Ichgestehealles1952）。但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译林出版社2002年推出了西默尔的最新长篇小说《爱情是一最后座桥》(LiebeistdieletzteBrücke)，2004年推出他的环保题材的小说《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ImFrü）才又形成了西默尔作品出版的一个新高潮。但是国内对于西默尔的研究仍然停滞不前，对这位影响深远的奥地利作家的研究成果更是十分稀少。本文力图通过对西默尔faction体小说的艺术特征，语言风格和社会影响的分析，揭示西默尔这些作品的真实轮廓及其蕴涵的文学价值。著有：《秘密面包》、《我留给人间的自白》、《上帝保佑恋爱的人》、《尼娜B事件》、《直到苦涩的尽头》、《爱情只是一句话》、《爱祖国，你就会安心》、《大伙儿都是兄弟》、《吉米走向彩虹》、《让人做梦的物质》、《答案只有风知道》、《没有人是一座岛》、《好啊，我们还活着》、《我们管你们叫希望》、《请你让鲜花活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与小丑们一起流泪》、《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尽管我想笑，可是我得哭》、《做不可能的梦》、《画扁桃体的男人》、《爱情是最后一座桥》、《蜜蜂已经疯了》等等文学作品。
据德国哈伦贝格出版社（HarenbergVerlag）1997年的统计，自1961年以来在德国出版的30本最成功的小说中(包括国外翻译小说)，西默尔的就占了三本，分别是《没有人是一座岛》（第15位），《使人做梦的物质》（第21位），《吉米走向彩虹》（第21位）。在这项依据图书在畅销书榜上榜时间的统计中自然也有西格弗里德·伦次、伯尔、格拉斯等人的作品，其中伦次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排在第8位（36周），《家乡的博物馆》(Heimatmuseum)排在第13位（29周）。格拉斯的《比目鱼》(DerButt)与西默尔的《没有人是一座岛》并列15位（28周），伯尔的《一次出差的终结》（EndeeinerDienstfahrt）排第19位（25周），《小丑之见》(AnsichteneinesClowns)排第21位（25周）。可见西默尔能与这些实力派德语作家比肩，绝非等闲之辈。
西默尔先后获得奥地利科学与艺术一级荣誉十字勋章，奥地利共和国大金字荣誉勋章以及联合国社会作家优秀奖等多项大奖。2005年3月，德国总统赫斯特·科勒(HorstK?hler)授予这位奥地利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级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批评方面的杰出贡献。至此他的文学成就，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全面承认面对这样一位在西方世界影响如此之大的著名作家，以下问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让西默尔以如此旺盛的创作精力，成为当代德语文坛既高产又影响深远的作家？西默尔的众多厚达数百页的小说，又是如何凭借其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让他们如痴如醉，深受震撼呢？西默尔的faction体小说是否有不同于传统纪实文学的特质，而达到了类似中国通俗文学大师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所蕴藏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与启蒙价值？
西默尔在他最新小说《爱情是最后一座桥》的中文版前言里对中国读者说：“作为记者，我曾经被派去报道许多战争，我报道过那么多的死亡、镇压、灾难、困苦、不公正和恐怖，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打算写写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人类的危险，例如，破坏环境，不负责任的分裂原子核的试验，或者分裂细胞核的试验，即使用脱氧核糖核酸这种生命的组成部分做试验，或者写那些今天已经能够在几分钟之内使地球上的全部生活完全瘫痪的所谓‘计算机病毒’，写酗酒和吸毒,由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全球化，或第三世界受到的剥削，我想用一种简单明了的语言来写,为的是让我的话进入读者的大脑和心灵,使他们能够在惊愕和愤怒之余最终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和感受到，是谁在今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痛苦，所有这一切以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和肇事者。”
上面这席话，是西默尔对自己文学创作动机最直白的表述，是他文学创作始终遵循的伦理与道德标准。西默尔童年的不幸以及早年的记者经历，使他萌生了从文学的视角来揭示与批判当今世界种种极端反人类的恶行。然而以何种方式来吸引各阶层的读者，并使他们取得最佳的阅读效果呢？西默尔充分发挥了faction体这种文学形式，并加入了他自己的特色。1998年10月12日他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说：“我对自己说：假如要我写作（虽然许多人奉劝我，说我的努力纯属徒劳。但我认为，我能，起码可以反映其中一部分。），决不能单单只写一些爱情故事或者纯情小说，而是要写像美国作家诺尔曼·梅勒(NormanMailer)所说的‘faction’，也就是说把“虚构(Fiktion)”与“真实(Fakten)”柔和在一起。所以我特别偏重于事实的重要性。我自己清楚，我要是选取畅销的主题，我的书不可能不畅销。而实际上我的书全都是一些与市场上卖点截然相反的主题。我描写了身心受到摧残的儿童，尤其是纳粹及新纳粹，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决不能让这些噩梦在人类社会中再次重演！”
所谓faction(纪实体)来源于英语，系植根于虚构的和现实人物和事件之间的一种现代的文学形式，与fiction相反，faction体通常采用报告文学或者有事实依据的纪实小说的方式，利用诸如录音记录或者草图等事实资料。西默尔正是发扬了美国作家约翰·梅勒的传统，成为纪实体文学创作方面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强调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独立的思想意识。早在他当普通记者时，就这么做了。所以西默尔在每次创作前，都要进行详细的调研，自掏腰包，平均每出版一本书，要花掉40万马克用于收集各种第一手材料。在占有大量的真凭实据的基础上，才开始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进行创作。他能够把这些材料合理有序地放入自己编织的叙述框架内，使每一个故事变得曲折离奇，起伏跌宕，充满悬念。而这些故事往往包含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主人公命运和遭遇与这些重大事件密切相连，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让读者一开篇，就牢牢地被这些似曾相识的现实事件所吸引。因为在西默尔的宇宙中，启蒙与浪漫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对立体，两者可以高度统一。西默尔用来烘烤出他的一本本书的面团，不是始终含有鱼子，还有足够的亲吻，以及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困境。
例如《吉米走向彩虹》就是讲生物武器的交易，《与小丑们一起流泪》是讲基因移植的危险，《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主题则是核污染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爱情是最后一座桥》是围绕着计算机病毒专家菲利普的个人感情和命运展开的，而小说的背景则是全球性的工业兼并浪潮引发的新一轮国际恐怖主义。依据事实进行文学虚构与创作，德国许多作家都身体力行。比如作家格拉斯在创作《蟹行》(Krebsgang)之前也专门聘请历史顾问，在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经过作家本人的剪裁取舍才开始动笔。而西默尔在事实调查方面最舍得投入，内容的准确与翔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自然也最大。
虽然每次创作，西默尔都占有大量的事实充当素材，但是任何一位有作为的作家，当然不会囿于事实所提供的框架内。在事实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与虚构，把自己对待社会的深刻见解，把自己的伦理观与道德观始终贯穿于自己的作品中，才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离奇的题材虽然具有吸引人眼球的作用，但只是为了新奇而新奇，这样的作品并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只有把貌似离奇的故事，分解成许多我们平时常见的真实画面，那才会使读者具有亲近感，从而容易被打动，在心灵上被触动。例如他的作品《爱情只是一句话》，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寄宿学校的富家子弟奥利弗，居然爱上了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夫之妇维蕾娜，两个主人公都有极其坎坷的经历，这样的故事框架其实许多读者并不陌生。故事一开头以奥利弗的自杀开始，而整部书却是奥利弗遗留下来的一部手稿，这样的编排就充满了戏剧性。手稿里面不仅记载了奥利弗对维蕾娜真实情感和无望的爱情，而且描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像寄宿学校的孩子们的枯燥生活和畸形心理，参观达豪集中营对法西斯暴行的深刻认识，对大资本家之间的尔虞我诈，残暴无情的揭露等等，围绕着奥利弗与维蕾娜这条爱情主线展开。比如对寄宿学校孩子们的畸形生活的描写，显得十分可信。如果作者没有深入生活，并有过切身体验，没有第一手资料做铺垫，不可能写得那么行神兼备。一口气读完此书，不仅让读者对这种无望的爱情悲剧扼腕叹息，而且促使读者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悲剧。这就是西默尔的小说与一般通俗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读者受到了感化和触动，并因此陷入沉思。
西默尔的几乎所有的作品虽然有真人真事为依据，但是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文学虚构，让读者在貌似曲折离奇的爱情面前，深刻地体会到男女主人公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激烈的冲突，人类美好愿望的是怎样在这种冷酷的现实面前破灭。凭借着一位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将真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把faction体的小说提升到了一个罕见的高度，它们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有通俗文学许多特征，但却超越了通俗文学本身。西默尔早在1983年接受瑞士杂志的采访时就明确地说：“对我而言，这个世界的重大问题远远比我描写的细节要重要”。西默尔把这些重大问题，用尽可能曲折离奇的形式和巧妙的包装传递给读者。这种巧妙的叙述手段，能够自然而然地促使读者读完作品之后受感染，甚至去思考造成这些人类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层原因。他的作品因而取得了艺术与现实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广大读者深受教育与感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效果。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段，是西默尔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如今已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 西默尔faction体小说的另一大特征在于语言的朴实和简练，西默尔曾经说过：“当年，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了我的意图：在我想写的书里出现的人物，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的，为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我的小说的人物形象里重新看见自己。我从来不愿意将枯燥和文学混在一起，总是希望写得和现实一样激动人心。而且全是真心话!在我的书里，不应该出现一句谁也看不懂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够读懂我的书里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洗衣女人、邮递员、电话接线员、有轨电车司机、工厂的工人，还是国家政要、百万富翁、大型企业的总裁。我想让这些掏钱买我的书的人，花了钱也要有所得，不仅仅得到娱乐和解释，而且还要得到一种宽慰,让他们觉得有一个在那里写作的人,也有着和他们相同的问题、恐惧和忧虑,这个人有的时候(非常罕见)成功地找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或者成功地消除了一个恐惧和一个忧虑……”多年的记者生涯让西默尔深刻地领悟到，语言作为沟通读者心灵的桥梁作用，因此他一直努力使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写作，读他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羁绊。
众所周知，许多早有定论的德语文学作家是非常讲究自己作品的语言特色的。因此他们语言的表现方式大多具有德国式的思辨特征，既艰深难懂，还大量使用复合句、方言俚语，运用各种丰富的修辞手段，使不少读者一开篇就陷入了语言的迷宫中。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回答译林出版社编辑的提问“您曾在访谈中谈到翻译您的作品的难度和不可翻译性……?”时，回答道：“通常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奥地利人（以奥地利德语为母语，因为我经常使用维也纳地方方言）为主译，然后由母语为目标语言国的人来作修改，这样的配合最可能取得成功。我非常困惑的我的作品能在国际上获得种种的承认，我经常会问自己：读者到底读到了什么？如果他们只读到了我作品的翻译，那他们根本不会看到我写的是什么。这一切让我的作品的译者很沮丧，他们常常会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绝望。”耶利内克的表白是十分坦诚的，因为许多著名的德语文学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作家独具一格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有时却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使译者与读者望而却步。
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虽然是作者们在文学创作中刻意体现自己风格的一种追求和创新，但是这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语言试验或者探索，实际上也正好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和理解。比如格拉斯的《比目鱼》，马丁·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TodeinesKritikers)等作家的作品有时候不要说德国的普通百姓，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要花很大功夫，耐着性子才能读懂。在《比目鱼》的前言里，译者冯亚琳曾引用了格拉斯老朋友希尔德斯海姆致格拉斯的一封信：“我们有两本书。西尔维娅和我人手一册，晚上各读各的，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互相交流我们的阅读体验(我们从没有那么早起来过)。当然也谈到了翻译的困难。西尔维娅这么说：‘每逢这个时候我就很庆幸我懂德语，能读懂原文。’”[11]格拉斯知道自己作品翻译的困难，从《比目鱼》开始，他就一再坚持，并最终与出版自己作品的Steidl出版社谈妥，自己的每部作品都必须由出版社出面邀请译者参加翻译说明会。格拉斯担心自己的作品被误读，采取这种方式处理翻译问题也是众多德国作家中绝无仅有的。
而中国国出版界对德语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可谓不遗余力，几乎所有知名德语作家的作品都有中译本，但是真正翻译得非常出色，并又得到国内读者认可的小说并不是非常多。出版社出版德语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要亏本。这一方面说明了德语纯文学本身的高深莫测和理解的障碍，另一方面说明译者所面临的既要传达德文原作的神韵又必须用鲜活的现代汉语表达方面的困境。这也是德语文学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很高，但却不大被国内读者所接受与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读者对文本的理解都发生了困难，谈何充分地理解，更不要说是受到震撼和得到启发了。
而西默尔的所有作品恰恰相反，让许多读者实实在在体验到了德语轻松明快的一面。西默尔的每部小说都厚达五六百页，这些大部头作品如果一开始就让读者陷入语言的罗网中，不可能会打动读者。西默尔的语言简洁明了，读西默尔的书，看不到一环套一环的长句，读者面对的是生动活泼的对话与叙述。对于这位七十多岁写作这种高科技题材的作家来说，如何表达很专业的计算机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西默尔仍然找到了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读者丝毫未察觉是一个外行人在讲故事。读他的小说，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地去理解复杂的德语长句和大作家们玄妙与高深的意图，也不用在一些方言俚语面前裹足不前。在这种流畅的叙述中，西默尔采用的这种最贴近各阶层人士的简单朴实的语言，让读者真正体验到了一种阅读的愉快。所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作品，其广泛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默尔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在二十多年里他的作品像流水线那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因而有人讥讽：西默尔文字的特殊分量不是按照艺术的范畴，而是按照书架上的沿米来确定的。他的作品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评论界视为廉价的低级趣味的图书，而长期受到冷淡。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西默尔的图书无论在形式与结构上都与纯文学保持着距离。在文学上没有新的探索，故事情节多落于俗套。虽然他的书大多反映了社会冲突，但是并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他是在不断地愚弄人民！但是随着西默尔的“廉价作品”不断地大量面世，成了许多读者的案头读物时，德语文学评论界才开始逐渐转变态度，开始注意和发掘西默尔作品深层次的东西。
德语文学评论界对西默尔的高度评价，前文已大量引述。然而西默尔的作品到底凭借着什么力量产生如此重大的震撼效果呢？《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是西默尔1989年推出的一部以环保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作者饱蘸激情地以戏剧化的笔调描写了以马尔文为首的一群环保人士参与的拯救星球的斗争。主人公马库斯·马尔文博士是德国黑森州环保部监视局的核科学家，作为政府的环境官员他逐步发现政府所推崇的发展核能的技术，是以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为前提的。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体裁，西默尔以他一贯的历练，驾轻就熟地让读者随着随主人公的行动，与一个个冷酷的环境灾难的现实所面对。但是仅仅罗列一系列的可怕的数据，出示一张张恐怖的照片还不足以使读者深刻地体验到环境灾难的致命性，并使读者在灵魂上受到真正的触动。.
对于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西默尔敢于从大量的实际调查与研究出发，让笔下的主人公每次都能以专家的面目，用最简练的话语和行动，让读者体验到一个个现实危险，这些“专家”作出的一系列最现实，最客观的陈述，能非常准确地洞穿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的本质，揭开造成这些灾难的黑幕真正的原因，让读者幡然省悟人类环境的最大威胁者竟然是一切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和那些依靠这些利益集团维持政治生命的技术官僚和政客。现在对比世界超强美国的环境政策以及总统布什漠视环保的一系列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给地球环境造成的恶果，使我们异常震惊地发现，这部十六年前出版的小说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一巨大的黑幕。？
西默尔具有职业记者捕捉社会重大题材的敏锐触角，同时也知道文学对大众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教化的力量。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仅包含了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外在形式，简练的语言风格，最主要的是他把道德力量和理性启蒙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中，让它们进入读者的灵魂深处，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触动，得到启发。西默尔发扬光大的faction体小说，以通俗的表现形式，展示了更高的主题。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西默尔的作品也不是毫无瑕疵：他的有些小说会出现一些没有必要的重复，比如对一些女主角眼睛外形和乳房的轮廓的描写等等。当然这些瑕疵不足以掩盖他的作品的绝妙和伟大。 据德国媒体报道，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西默尔正在埋头创作一部没有“政治调料”的爱情小说《毛皮荡妇》（Pelzschlampe），他在爱情小说上能否有所突破，读者将拭目以待。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在中国的经历相似，西默尔的30部faction体小说的价值已日趋显现，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专家的肯定。这些貌似通俗文学的faction体小说不但具备文学理论所说的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而且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心灵得到净化，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因而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介绍与研究。[1]

C. 现代文学：先锋，这是什么

先锋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经常自我表现出“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的目标是震撼感传统影响的读者的感受能力，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

先锋文学 - 流派简介
《我是少年酒坛子》“ 先锋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学史家在梳理新时期文学史的时候，逐渐把原来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归到先锋这个大旗之下。现在所说的先锋文学通常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在这个大旗之下有余华、格非、苏童、莫言、洪峰、孙甘露、残雪等。
从1979年开始，出现了以全国都关心的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浪潮，这些创作关心身边的人群，关心自身处境和周围人的处境。这种浪潮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文学在这一时期特别蓬勃、特别热烈，与公众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但到了1985年，文学仍在平稳向前移动的时候，像阿城和一些对写小说有热情的年轻人慢慢觉得出了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小说写了什么，而没人关心小说怎么写。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吹响了先锋文学的号角。而后莫言、刘索拉、徐星、何立伟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把写作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了怎么写。小说的方法论是先锋文学运动的主题。

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完全一样。格非的小说优雅，有书卷气，他的学养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余华和苏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没有多少可比性。余华特别狠特别残忍，也特别神经质；而苏童，温婉细致，比女人还解风情，写作非常成熟老到， 《妻妾成群》几近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孙甘露的小说充满奇幻、有一种飘渺的诗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别有美感，随便抽取一段都是诗。残雪小说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读起来特别渗，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完全无视外人的存在。莫言的小说一点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创作一直大气磅礴，充满雄浑的力量。这些不一样的作家，也不满足于被扣在“先锋”这一个帽子之下。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把“先锋文学”这个名头定位到1985年我们这些新出现的作家身上来。

先锋文学 - 兴起原因
孙甘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 - 衰退原因
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先锋文学 - 风格转变
《活着》（海报）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 《妻妾成群》 、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

先锋文学 - 影响评价
《兄弟》（余华） 先锋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端，到现在已有近20年。虽然一些作品今天仍在出版，但大部分读者却已经对它产生隔膜。这表现出历史残酷的一面，它在对人事进行重新定位、判断，渐渐把一些作家作品筛选、淘汰。那些在今天被约定俗成称作是“先锋文学”的作家，当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就会遮盖各个作家写作上、美学上的细微不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在研究唐诗的著作中提出，我们不是要从一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身上去发现时代的标准，而是要从那个时代的普遍标准来观察那个时代的诗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先锋文学在出现时是异端，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内容，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概括成一种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在，先锋作家们的写作也各自有了很大变动，有写作的变化，也有大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这些最终都转换成作家作品中的态度。而我们以前的作品，也是我们写这些作品之前的经验、阅读、判断、想象带来的。

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观看它的意义，是一种方式。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方式。文学和理论关心的东西不同。理论直接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对事情进行归纳总结，但文学永远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诉诸感官的。西方的新批评、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是接触文学作品的通道，能帮助人们进入文学作品，发现文学的意义。但小说，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学艺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人，如何建立它的意义，是有多种途径的。当观赏者接触文学作品时，在某些时刻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理性思维放开，动用感官。文学作品中会有很多精妙的细节，有时会通过积累潜移默化，或者在结构中与其它细节构成关系，忽然使人“怦然心动”。这样的阅读方式，可以超越很多批评方法，发现作品的意义。

20年过去，再回头看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看它带来的变化、影响，看它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先锋文学？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

先锋文学 - 代表作家
生平

余华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

《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D. 马克，吐温的个人详细情况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年11月30日－1910年4月21日）,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射手座）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虽然他的财富不多，却无损他的高超幽默、机智与名气，堪称美国最知名人士之一。其交友广阔，威廉·迪安·豪威尔士、布克·华盛顿、尼古拉·特斯拉、海伦·凯勒、亨利·罗杰诸君，皆为其友。他曾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林肯。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威廉·福克纳称马克·吐温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其于1910年四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安葬于纽约州艾玛拉。
写作风格：熔幽默与讽刺一体，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既是幽默辛辣的小的杰作，又是悲天悯人的严肃!
他的代表作是《百万英镑》，在小学5年级人教版第二学期时会学到的，是24课名叫《金钱的魔力》。
“马克·吐温”是其最常使用的笔名，一般认为这个笔名是源自其早年水手术语，马克·吐温的意思是：水深12英尺，塞缪尔（即“马克·吐温”）曾当过领航员，与其伙伴测量水深时，他的伙伴叫道“Mark Twain !”，意思是“两个标记”，亦即水深两浔（1浔约1.1米），这是轮船安全航行的必要条件。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船长塞勒斯，曾是位德高望重的领航员，不时为报纸写些介绍密西西比河掌故的小品，笔名“马克·吐温”。
1859年，塞勒斯船长发表了一篇预测新奥尔良市将被水淹没的文章。调皮的萨缪尔决定拿他开个玩笑，就模仿他的笔调写了一篇非常尖刻的讽刺小品。谁知这篇游戏文章竟深深刺痛了老船长的心，老船长从此弃笔不写，“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也从此在报纸上销声匿迹了。
四年后，当上记者的萨缪尔得悉塞勒斯船长谢世的噩耗，为自己当年的恶作剧追悔不已，决心弥补这一过失，于是他继承了“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并以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但亦有一说，指其在西部流浪时，经常在酒店买酒两杯，并要求酒保在帐单上记“两个标记”。然而，孰真孰假，或两者皆虚，则无从稽考。他的真名叫“塞谬尔·朗赫恩·克莱门斯。”马克·吐温于1835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的乡村的贫穷律师家庭。他是家中7个小孩的第6个小孩。他只有两个兄弟姊妹可以在童年过后幸存下来，他的那两个兄弟姊妹就是哥哥奥利安·克列门斯（Orion Clemens）（1825年7月17日 - 1897年12月11日）和姊姊帕梅拉（Pamela）（1827年9月19日 - 1904年8月31日）。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律师，收入微薄，家境拮据。小塞缪尔上学时就不得不打工。他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先在印刷所学徒，当过送报人和排字工，后来又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和舵手。儿时生活的贫穷和长期的劳动生涯，不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累积了素材，更铸就了一颗正义的心。他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在他四岁时死去，而他的哥哥本杰明（Benjamin）（1832年6月8日 - 1842年5月12日）在三年后亦死去了。他的另一个哥哥Pleasant（1828年 - 1829年）只活到吐温出生前三个月。继这班年龄较马克·吐温大的兄弟姊妹之后，吐温又有一个弟弟－－亨利·克列门斯（Henry Clemens）（1838年7月13日 - 1858年6月21日）。在吐温4岁时，他们一家迁往密苏里州汉尼拔（Hannibal）的一个密西西比河的港市，而这就成为了他后来的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中圣彼得堡的城市的灵感。 那时，密苏里州是联邦的奴隶州，而年轻的吐温开始了解奴隶制，这成为了往后在他的历险小说中的主题。
马克·吐温是色盲的，而这激起了他在社交圈子的诙谐玩笑。1847年3月，当吐温11岁时，他的父亲死于肺炎。接着的那一年，他成为一名印刷学徒。1851年，他成为一名排字工人，也有投稿，并开始给他哥哥奥利安创办的《汉尼拔杂志》（Hannibal Journal）写草稿。在他18岁时，他离开汉尼拔并在纽约市、费城、圣路易和辛辛那提市都当过印刷工人。22岁时，吐温回到密苏里州。在下密西西比河到纽奥良的旅途中，轮船的领航员“碧士比”要吐温终身成为轮船领航员，而这职业是当时全美国薪资第三高的职业，每月250美元（等于现在的155,000美元/每年）。
由于那时的轮船是由很易燃的木材建造，因此在晚间亦不可以开灯。领航员需要对不断改变的河流有丰富的认识，因而可以避开河岸成百的港口和植林地。吐温在他得到领航员执照（1859年）之前花了2年多一丝不苟地研究了密西西比河的2000米。在得到执照前的训练期间，吐温说服他的弟弟亨利·克列门斯与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工作。亨利死于1858年6月21日，那是由于亨利工作的那艘轮船爆炸。吐温为此感到极内疚，并在余生中一直觉得他自己需负上责任。可是他继续在河上工作并一直是领航员，直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而缩减了密西西比河的交通。
密苏里州是一个奴隶州，并被大部分人视为是属于南部的一部分，但密苏里州并没有加入联邦。当战争开始时，吐温和他的朋友加入了一队联邦的民兵部队（这在一部1885年的短故事“The Private History of a Campaign That Failed”中有相关描述），并加入了一场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有一个人被杀。吐温发现他根本不能忍受自己杀任何人，因此他离开了。他的朋友加入了南军；吐温则到他的哥哥奥利安那里去，那时奥利安被任命成为内华达的州长的秘书并管理西部。
吐温与他哥哥乘公共马车花了2星期多横越了大平原区和洛矶山脉。他们到了盐湖城摩门教的社会。这些经验成为了《艰苦岁月》一书中的主要部分，并给《卡城名蛙》提供了资料。吐温的旅程结束在内华达维吉尼亚城的银矿那里。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矿工。
在放弃矿工一职后，吐温在维吉尼亚城的一家报纸《企业报》工作。
吐温次后到加州旧金山旅行，在那里他继续当一名记者，并开始做演讲。他见了其他作家如布瑞特·哈得等。一次他被分配到夏威夷州，而这成为他的第一次演讲。1867年，一家当地的报纸提供了一次往地中海地区的轮船旅游。
在他往欧洲和中东的旅程期间，他写了1869年收集成的著名旅行信件系列《傻子旅行》。他亦见了查尔斯·兰登（Charles Langdon）并看到兰登姊姊欧丽维亚（Olivia Langdon）的相片。吐温对她立即一见钟情。他们在1868年见面，并在一年后订婚，1870年于纽约市艾玛拉结婚。欧丽维亚生了儿子兰登，但兰登在19个月时死于白喉。
1871年，吐温一家迁往康乃迪克州哈特福特。在那里欧丽维亚生了3个女儿：苏西、克拉拉和让。吐温亦成为了作家威廉·迪安·豪威尔士的好朋友。
吐温之后再度到欧洲旅游，这在1880年一部书《浪迹海外》有作描述。1900年他回到美国，给他的旧公司偿清欠款。吐温的婚姻维持了34年，直到欧丽维亚于1904年去世。
1906年，吐温开始给《北美评论月刊》写他自己的自传。一年之后，牛津大学把一个文学博士学位颁给他。
吐温比让和苏西都活得久。他经过了一段忧郁的时期，这是从他的爱女苏西在1896年死于脑膜炎时开始的。欧丽维亚在1904年的逝世及让在1909年12月24日的死令吐温更忧郁。
马克·吐温的第一部巨著《卡城名蛙》，在1865年11月18日于《纽约周六报刊》首次出版。这作品在那里出版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它完成得太迟，赶不及纳入阿特姆斯·沃德收集美国西部特色著作的书中。
这以后，《沙里缅度联邦报》派马克吐温去当时被称为三明治群岛的夏威夷作通讯记者，给联邦报寄来关于那里的事情的信。后来他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地报》工作时也是根据这些幽默的信件写出的，因为《加利福尼亚大地报》派了他取道巴拿马运河从旧金山到纽约市，作巡回记者。当时他就不断寄出信件给报纸出版，讽刺而幽默地记录他的所见所闻。1867年6月8日，吐温乘游艇前往费城，要住5个月。这一游导致了《傻子旅行》的诞生。
1872年，吐温出版了第二部旅行文学著作《艰苦岁月》作为《傻子旅行》的续集。《艰苦岁月》的内容是吐温到内华达的旅程及在美国西部的后期生活的半自传式描述。这书以“傻子”对欧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的批评来讽刺美国及西方的社会。吐温的下一作品《艰苦岁月》把焦点放在美国社会上。之后的《镀金时代》并不是旅行文学作品，因为这以前的两本书都是旅行文学作品，而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这本书亦很著名，因为这是吐温唯一一本与人合作写成的书；这本书是由吐温和邻居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写成的。
吐温之后的两本著作均是关于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经历。《密西西比河的旧日时光》一系列的小品在1875年出版于《大西洋月刊》，最具特色的是吐温对浪漫主义的醒悟。吐温在《旧日时光》之后更著了《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之后吐温写了《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描写了他在汉尼拔的童年。吐温模仿自己小时候的性格，塑造出汤姆·索亚的性格来。这书亦引入一角色哈克贝利·费恩为配角。
《王子与乞丐》的故事情节虽然今天常出现于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但其实并不普遍被接纳。这是吐温首次尝试写“乞丐”，其缺点是吐温在英国社会并没有太足够的经历。《王子与乞丐》写作期间，吐温亦开始了《顽童流浪记》的写作，并也把另一部游记《浪迹海外》完成.《浪迹海外》是马克·吐温往中欧及南欧旅行的游记。
吐温之后的出版著作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书出版以后，令他成为更著名的伟大美国作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集，严肃的气氛比后者更为浓厚。这书成为了美国大部分学校的必修书，因为哈克放弃服从规矩，而很多这样年龄的人正是这样想（哈克的故事背景为还有奴隶制的1850年代）。吐温于1876年夏，《汤姆·索亚历险记》发行后手写了约400页的《顽童流浪记》故事内容。
吐温的妻子死于1904年，这以后他才得以把他的著作审查员及编辑者－－他的妻子不喜欢的书籍出版。这些书中有一本是《神秘陌生人》，这本书并未在吐温有生之年出版，所以人们找到1897至1905年之间的三种版本的手稿。这三种版本令这部著作的出版情况很混乱，而现在才可得到吐温最先写的版本。
吐温最后一部作品是他口述的自传。一些案卷保管人和编辑者把这自传重新整理一遍，要令它的格式更符合一般格式，因而一些吐温的幽默字句被删掉了。

E. 关于杨红樱的资料

1 杨红樱简介
杨红樱
从2002下半年开始，杨红樱开始创作自己写作以来最大胆、最漫长的一个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这是她第一次以一个核心人物--一个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学生形象为核心，精心构建的一部长篇少儿系列小说。

沉浸其中，最先跳出来的，自然是那个名叫马小跳的小家伙--于是，杨红樱这样描写马小跳的诞生：最先的感觉是硬邦邦，然后又是冷冰冰--这是哪儿啊？跟妈妈的温暖肚子相比，这里的情况有点糟糕--马小跳拒绝睁眼，拒绝哭，其实是护士小姐在给他称体重。于是，马小跳开始跳。可一个小东西再跳，还能怎样？只是新生婴儿专用秤上的指针来回晃荡，总也无法确切显示这个小家伙到底有多重啊？

后来，马小跳的爸爸把原来的名字废掉，重新给他起了一个现在的名字--马小跳--跳舞的跳，跳高的跳，跳上跳下的跳，跳来跳去的跳……在杨红樱笔下，这个不安分、很淘气、爱搞恶作剧的小男生开始了自己五彩斑斓、五味俱全的成长喜剧。

很艰难吗？不。记者在问到这个最新长篇系列少儿小说写作状态时，杨红樱回答得很干脆。杨红樱说，其实，尽管这个系列写作计划庞大，但具体到每个细节、每个故事的写作时，似乎反而轻松愉快。杨红樱说，写小说，其实就是在一个虚拟真实中与自己笔下的孩子们耳鬓厮磨在一起，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我不是那种写不出来还要硬撑着写、觉得自己是作家就一定要没完没了写下去的那种作家--那你是什么样的作家？记者问。我是那种把生活乐趣、享受放在第一的作家。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就不写，马上去做别的事情。杨红樱回答干脆。

很有乐趣吗？是--杨红樱回答时不假思索。杨红樱说，写少儿小说，乐趣在于发现、发掘。最后，你会再次明白，"童心"能给我们最大的乐趣--这个结论大人、小孩通用。其实，我写的很多小说家长、大人们都非常喜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我的故事里发现不少被自己遗忘、淡忘、冷却、尘封的童心……失而复得的喜悦谁都有过，所以我理解。

你在构建一个童心的王国？是啊。杨红樱肯定地说。也许王国的说法大了点，但就是这个意思。至少是我自己和小读者之间的一个王国吧。童心不是只针对孩子啊。你可能已经发现，就算面对SARS之类的突发灾难，或者没这么严重，通常我们面对的不过是那种琐碎的麻烦、苦恼、不顺心、不愉快，可一个有童心的人与一个没童心的人，他们的感觉一定会不一样。

除了熟悉杨红樱的小读者以及小读者们的家长之外，还有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她--杨红樱的经历很丰富：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青年作家》杂志社副编审，当过老师，做过班主任……由于成功创作《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和坏小子》等多部畅销书，她已经成为少年儿童小读者心目中知心的畅销书作家。但事实上，现在，杨红樱依旧是杨红樱。

在杨红樱看来，三五部作品行销四十余万册是好事；《女生日记》已由中国电影集团拍摄电影，《五三班的坏小子》已由北京电视台拍摄电视连续剧，是好事；新书《漂亮老师和坏小子》"非典"时期上市，不到一个月时间三万册销售一空、紧急加印三万册再度售罄，是好事；近期接力出版社正准备将"马小跳"作为商标进行形象注册，围绕图书，他们还将全面开发马小跳这一品牌形象的周边产品，使其市场化、产业化，等等，都是好事。但在这些好事之外，杨红樱更在意给自己的小读者、大读者们带去快乐、智慧，和他们一起营造出一个更开阔、更丰富多采的童心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