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爱萧红王富贵免费小说

㈠ 萧红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萧红在民国女作家里，长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却在史上留下一笔，这与鲁迅的直接帮助是分不开的。
鲁迅与萧红是师生关系，有人却反对，说鲁迅暗恋萧红。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恋，何以那般推荐萧红的作品，还毫不吝啬地赞美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他对萧红仅止于喜欢，但还未至于暗恋。
说到暗恋，更愿意让人相信，鲁迅心中理想的女性模本是当年的北大校花马钰。马钰生得美，有思想，是那种让男人见了便要仰慕，仰慕到甚至不敢追求的女子，只要能见见这个大美女，就开心之极。
鲁迅初次见到马钰，便很善待这个小朋友。把马钰的一篇写他的习作，也欢喜地收入自己的集子。出版之后，还专程送马钰一本。
鲁迅那么忙，却连马钰的考学也参与意见。一直赠书给马钰，直赠到马钰嫁人，才停止赠书。
为什么要等到马钰嫁人才停止赠书呢？是怕马钰的夫君有想法吗？如果他自己心里坦荡，又何以会考虑到这般细微？
在情感上，鲁迅肯定比不上郁达夫来得激烈。鲁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办，他不喜欢，冷酷到一生都不碰她。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如果她不主动向鲁迅进攻，恐怕这辈子她也不可能成为鲁迅的夫人。
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夫人，也很费了些周折。在她向鲁迅表明心迹后，鲁迅心内还犹豫不定。两人都同居了，鲁迅对外界还避嫌着他们的关系，称许广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对人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让友人陪睡。仿佛这样才能表示他们的清白。如果不是许广平怀了孕，他们关系的公开还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对于萧红，鲁迅有必要暗恋吗？
萧红这个女人怎么说呢？她被后人评说一生情路坎坷，可看过她每段感情之后，不知为何，会觉得她是一个根本不会爱，不懂爱的女人。
且看差点把她逼向绝路的第一段感情吧。那个被包办的男人王恩甲游手好闲，萧红之所以出走，就是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她跑到北平，生活却无以为计，不得不返回故乡。出人意料的是，在重逢王恩甲之后，只因为王恩甲给她提供暂时的住处，并答应陪她去北平上学，她就和人家同居了，还怀了孕。在被弃后，萧红很被同情，可是在同情之余，不免让人对她的爱情态度产生怀疑。这一时的萧红根本还不会爱，她只停留在生存阶段，怎样生存下去才是硬道理。
萧红与萧军的爱情也很奇怪。他搭救了她，并爱上那个一无所有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她呢？就因为他救了她，就再次交付自己的身体。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也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不排除她会对他产生爱情，但这样的爱情是卑微的，不平等的，是需要她仰视的。也难怪萧军在婚后对她不尊重，甚至拳脚相向。
在萧红的爱情婚姻里，看到的只有两个字：生存。
萧红搭错了王恩甲那条船，却没有搭错萧军这条船。萧军不但成功地让她活了下来，还发现了她的闪光点，让她踏上了文学之路。并且萧军还引见她认识了一个对萧红的创作至关重要的人，鲁迅。
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帮助，就没有萧红的成名。
鲁迅起先也很怠慢萧红。萧红不是那种让人一见便心生怜爱的女人，她不美，那时也还看不出什么才华，很普通的一个女人。
但是萧红的性格特别好，有着年轻女子的天真活泼。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鲁迅再怎么严肃，还是需要有放松的时候。
在婚后，许广平不但成了鲁迅事业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侣。但显然，他们之间缺失了一些情调。
在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可以看到许广平的忙碌。
鲁迅在生病或忙的时候，来的客人都是许广平陪。萧红描述着许广平（许先生）：“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那里去。落着雨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广平对鲁迅的好无可挑剔，但却无法让鲁迅的精神放松下来。鲁迅有着文人的敏感和脆弱，这些却被许广平忽略了。琐碎的生活让许广平不能再分身了，但鲁迅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因此停止。鲁迅在最痛苦的时候，常夜不能寐，独自躺在阳台冰冷的水泥地上。
鲁迅不说，但愈是不说，心内愈压抑。除了把心内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红颜知己的。萧红的闯入，无疑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
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这样，鲁迅与其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有一首诗云：我被你深深的吸引，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为我那逝去的青春......
鲁迅与萧红在一起，只是为了那逝去的青春。一个终日沉溺于文字书稿中的鲁迅，见到一个活泼的女孩，仿佛沙漠中的一抹绿色，自然是欣喜的。萧红仰慕鲁迅，她对鲁迅的感情远远要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
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不同一般的客人。她能深夜十二点还在鲁迅家聊天，还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都极为熟稔，以至于她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洋洋万言。
他们也许是理解彼此的，同样的敏感，同样有过不幸的婚姻，同样生过肺病。更重要的是，都写作。
许广平跟了鲁迅一辈子，写出的文字也不及萧红感人。
萧红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男人对仰慕自己的女人，只要不是太反感，都会善待。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有时也把他送到大门外，怕她不认得路，而把附近的标志和门牌号指给她。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如果说鲁迅对萧红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大可能。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应该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欲望的。
有一回，萧红去赴一个筵会，去找许广平帮她挑选束头发的绸子，选好之后，又把一条并不适合萧红的桃红绸带比划给鲁迅看，鲁迅立刻沉下脸说：不要那样装饰她。
这句话，让许广平很窘。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待萧红的心意，他们之间还存有着一层客套，不像对许广平，可以直接呵斥；同时，萧红在鲁迅心内是很高的，所以不允许别人对她不好，哪怕仅是玩笑。
鲁迅对萧红，更多是像纵容一个孩子。他并没有给她暧昧的机会，如果鲁迅肯给，萧红绝对不会拒绝。想萧红连王恩甲、萧军都可以跟的人，何以会拒绝她心内崇拜的鲁迅。女人常因崇拜而爱慕，鲁迅又那么帮她。
鲁迅没有给萧红机会，萧红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何况许广平对她又不错。萧红常去鲁迅家。一来是鲁迅在文学上绝对能帮到她，二来萧红很寂寞。婚后与萧军性格不和，时常发生矛盾。这些倾诉给鲁迅，自然能减少压力。
萧红去鲁迅家实在太频繁了，有时聊天到十二点都没夜车了，鲁迅就让许广平送萧红，叮嘱要坐小汽车，还要许广平把车钱付了。
许广平对萧红多少在点妒意吧，但也不便明说。平日聊天也就罢了，就是在鲁迅病的日子，萧红也来，鲁迅无法见客，只能让许广平陪着。有时，许广平陪着萧红，还担心鲁迅在楼上的病情，嘴上不说什么，估计心里盼不得萧红早些走。
不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暗恋，就是如此的关系吧，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抵达。这些感情，是不能说给婚姻里的那一位的。这样的止步，却是能维持一生的情谊。

㈡ 莫言小说里的帝修反指什么

“帝修反”
帝：帝国主义
修：修正主义
反：反革命分子。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陈思和形容莫言笔下的民间“藏污纳垢”。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民间是一个意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在本文中，民间主要是指乡土民间。20世纪中国作家的民间表述，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鲁迅20世纪初叶的批判、启蒙与反思，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歌颂与回归，萧红等东北作家的感伤与关怀，赵树理在20世纪中叶对民间大众化的描述与展现，新时期作家对民间的审视、解读和批判性主题的重构，其中，莫言在开辟民间表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与探索。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找“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继鲁迅之后，沈从文无疑是民间表述的大家。他笔下的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和谐境界的诗意发展。“湘西世界”是民间表述中的诗与画，带有“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和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它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从对比中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沈从文对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笔者认为，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借助于“湘西世界”和“高密东北乡”这两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在宗旨上，他们有共同的一面；在艺术表达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乃至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在题材的选择上，沈从文不愿写“一摊血一把眼泪”之类的故事，而喜欢用微笑表现痛苦与忧伤，淡化情节，风格清新淡远。莫言的《红高粱》与《檀香刑》则充满暴力和血腥，写的是震撼人心的悲剧，风格张扬、浓烈，语言夸饰，富于想象。
沈从文与莫言的艺术风格可以用一组词语来概括：牧歌/猫腔。
“猫腔”是《檀香刑》中写到的高密东北乡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唱腔诡谲，亦庄亦谐，悲喜交织，慷慨陈词，包含了来自民间的原始活力与激情。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和《檀香刑》写的都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黑色幽默”是风行于60年代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反英雄”式的人物，“反小说”式的结构，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两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如孙丙身陷囚车被施刑前面对众乡亲高唱猫腔：
前呼后拥威风浩～～俺穿一件蟒龙袍，载一顶小金花帽～～俺可也摇摇摆摆，玉带围腰～～且看那猪狗群小，有谁敢来踹俺孙爷的根脚～～
这多少类似于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但是，在莫言的民间叙述里，说孙丙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罢，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因为，莫言的民间叙述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再如县官钱丁担心施刑时失误，命赵甲父子当前袁世凯和德军司令克罗德的面，先在一头黑猪身上演示檀香刑。孙丙的女儿眉娘目睹此景，想象他爹受刑的一段猫腔：
锣鼓敲着急急风，猫胡拉着离格冬。黑猪腚上插着檀木橛子团团转，俺公爹和小甲追猪追成了小旋风。山东巡抚袁世凯，被黑猪咬断了一条腿，鲜血淌在了地流平。德军司令克罗德，被黑猪啃去了一半腚，趴在地上乱哼哼。这真是大快人心事，除了两个大灾星。忽然间，霹雷一声天地变，袁世凯的腿好好的，克罗德的腚全全的，他们在椅子上坐得端端的，戏台的当中，那黑猪摇身一大变，变成了俺爹老孙丙，趴在地上受桩刑……
把很严肃的处刑在黑猪身上演示，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加上眉娘的这一段唱词，有实，有虚，有悲，有恨，令人哭笑不得，达到了“含泪的讽刺”的效果。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写赵甲凌迟犯人：“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卿一声，落在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个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再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红高粱》和《檀香刑》基本上都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红高粱》叙述“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三部分构成，凤头部以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语、钱丁恨声等叙述者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豹尾部也是以道白、诉说、放歌、绝唱等形式展开叙述，中间的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也是在用口述或独白的方式倾诉一段传奇。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莫言还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空间和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檀香刑》中，这种大段大段叙写感觉的文字已不常见，代之以更精练的感性描写，如写医生在察看受刑多日的孙丙的伤势时：“在他的细长的手指摇了木橛子的首尾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这种感性化的描写把酷刑之酷表达得触目惊心。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檀香刑》极具民族特色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

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莫言的小说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前文已叙述过，莫言自己说过，高密东北乡不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是作家精神的故乡。莫言还说过：“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可见，作者在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时，寄寓了一种意义和哲学命题，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
生活在东北高密乡这块黑土地的男男女女大多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的拔的伟大生命潜能。莫言笔下的女姓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和《檀香刑》中的孙眉娘，都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们敢于悖逆传统的道德约束，显示出了生命力的高扬。即使身处钱缝中的县官钱丁，在凶残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面前也醒悟过来，在最后时刻亲手杀死了孙丙，让德国人的通车庆典蒙上了阴影。同时，莫言也毫不避讳这些人物野蛮、丑陋与愚昧的一面。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者对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有力地审视、批判和表现。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这本书写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火车的声音，另一种是猫腔的声音。火车的轰鸣象征着域外的现代文明，小说结尾火车的轰鸣声以绝对的优势淹没了曾盛极一时的猫腔的声音，暗指域外文明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强行突进的强大势力，显示出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值得一提的是猫腔这种地方小戏，它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民间抒情的存在方式。在猫腔声情并茂的唱腔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生活/生命的热情和理想。包含着民间的活力和原始的激情。在《檀香刑》中，众多人物如钱丁、孙丙、眉娘等都对猫腔表示出热爱之情。猫腔班主孙丙身受酷刑，高密东北乡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子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全军覆没，猫腔的彻底的消失，暗示着民间文化象这块黑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一样多灾多难，也暗示着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榨和摧残下，一切充满自由与活力的东西，包括文化乃至生命，都遭到了无情地扼杀。
总之，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民间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写道：“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还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和当前那些脂粉气的伪“中产阶级”对抗。《檀香刑》以民间文学的借鉴是非常成功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除《檀香刑》外，近几年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的成功，都说明了“民间”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无容置疑，新生代文学在个性创作以及对存在的表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新生代文学大多以当下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努力用大众之眼表现出对物质主义与时尚的迎合，多属私语型和写实刑，充斥着大量的欲望符号，文学日益变为一种消费性需求。叙述的个人化与琐碎、审美意义和理性的不足与缺失、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小资情调、颓废气息……当下的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轻浮疲软。针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生代文学本质性东西的缺失，陈晓明指出：“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就是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他进而指出，这种“审美品质”包括四个方面：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思想与情感的蕴含，开掘生活层面的力度和语言的表现力。呼唤文学的审美品质的回归，莫言《红高粱》和《檀香刑》在思想与艺术上诸方面的成功探索，对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㈢ 小说禁忌之爱是真实事情吗

不是。
《禁忌之爱》作者：千杯，类别：都市言情，又名《缺失的爱》、《后妈的爱》、《年轻的后妈》，是网络作家千杯所写的一本都市伦理情感类型的网络小说。
小说主角是王大明与萧红，萧红是王大明的年轻后妈，因父亲常年不在家，正处于青春期的王大明对后妈产生了不一般的情愫。

㈣ 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了解萧红短短一生的文学成就

萧红[1]（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1911年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7年在哈尔滨就读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萧红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2]

㈤ 大众文化中萧红作品的艺术性表现

摘要：回顾和评价萧红和萧红作品研究的概况，发现历来学者对萧红作品的社会性虽然也有不少涉及，但系统而又比较细致的探讨并不多见，本文拟定把这位自传型作家的生命活动和她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读，想通过对萧红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因素作一下简要的梳理和分析，以期真正挖掘出萧红小说的内在潜质。

关键词：萧红、女性主权、悲剧人生、原生态。

对任何一个作家的研读都离不开对作家所处社会环境的理解，自然对萧红作品的研读也离不开这一点。这也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的原因就是人具有动物所不能具有的社会的属性。社会性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体现出来的关系，也可以是在关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思潮，所以社会性可以是实在的大众民生，也可以是一种在实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广为社会认可生存规则和社会思潮。

萧红作为一位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新青年，同时又是一个因为“女儿身”而受到旧的封建伦理迫害的女性，不得不在她的作品中去表达要求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地位的女权思想。萧红较早的离开了封建的地主家庭，在流离漂泊的一生中体会到的是下层人民的悲苦，用艺术的手法揭示大众悲苦的社会现状也是萧红“为人生而艺术”的写作追求。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可以看作萧红体现大众悲苦的手段，也可以看作一种乡村描写的原汁原味。对女权的关注，不得不去揭示妇女在男权社会下的悲苦，对原生态生活场景的描写从侧面体现了大众在近乎原始生活状态下的生活的悲剧场景，二者可以作为体现作品中悲苦大众人生的佐证。而女权、悲剧人生、原生态生活场景的描写三者又可以相对独立，表现以各自为视角的独特内涵——不依存于彼此，但有相互牵连，三者相互关联，又互为体现共同搭建起了萧红作品的社会性支架。

第一节 萧红——颠簸漂流的一生[1]

萧红被称为自传型的女作家，其作品主要是对自己人生的独特感悟和表现，所以对萧红一生的简单回顾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这一节算作对后两节论述的一个简单的铺垫。

萧红（据说取其“小小红军”之意[2]）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内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她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的女性，一个被家庭、婚姻抛弃的孤苦的灵魂，在她的内心存在着一种一生都难以磨灭的悲凉感。她的一生颠簸流离，从失去家园的无可奈何，到寻找家园、寻找归宿的屈辱与坎坷，从舍弃到重新寻找，每一个过程都是她在重一次的面对人生，每一次经历都让她体会到了人生之所以叫做人生的缘由。她在探求中颠簸，她在寂寞中流离，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在作品中真诚的展现给读者，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通过艺术化的手法书写于笔下，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3]。

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封建的家庭观严严密密的笼罩着这个家庭，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包办婚姻”在这个家庭统统上演。萧红的父亲对自己百般的刁难，百般的不喜爱，最终的原因还是自己是一个女儿身，而后来的家中一手操持的包办婚姻也让这位具有丰富情感和独立意识的女性背离了那个并未给童年的自己带来快乐和温馨的地主家庭。萧红作为女儿身，“女儿”作为一种性别的原罪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专制放逐的命运。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萧红的遭遇也不例外，童年的不幸，童年的经验为萧红的后期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又鲜活的素材，童年的经历像一股源源不断、流动不息的小溪为萧红的创作提供清新的题材。

幸运的是萧红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接受了“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大多数知识女性一样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封建反愚昧的大旗。但反对封建反对愚昧除了需要很大的勇气外，还要付出无可预见到的代价。婚姻的不幸便是萧红一生留下来的遗憾，萧红刚步入社会就受到了男性的欺骗，在凌辱中成为“女人”，身怀六甲无分文，陷入生存绝境。以拯救身份出现的萧军，也同时“伤害”了她，二者的离异历来说法纷纭，无论是性格问题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萧红并未找到一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伴侣。后来与端木也是她悲剧婚姻的一段，最终孤独病死于香港。

萧红一生是颠簸流离的一生，颠簸的人生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任何一个作家，即使是天才作家，也只能在他体验最深的生活领域中，产生对人生独有的感悟，找到新的发现，从而在整个文学的坐标系中确立个人价值的坐标点。萧红正是这样一个注重情感体验和生命体悟的自传型的作家，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回忆和表现。

第二节男权社会下关注女性主权的觉醒

我们说过萧红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十分敏感的女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4]。自身童年因为“女儿身”而被父母亲冷视的现实在她的心里也势必会留下深刻的烙印，所以在她在书写女性主题的文章是没有理由不去探视女权的话题。萧红之所以在作品中会表现出女权意识这一社会性，除了对女性在男权社会生存问题的关注，更多体现出的是对男权或父权社会对女性不公正待遇的批判。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5]

在萧红的文本里萧红更多的是在关注妇女在封闭的社会所独特悲苦的命运。童年深受父权社会压迫的萧红，用自身亲历的情感去感受与批判现实对女性的生存环境的批判与怜悯，对妇女的命题，可能是在萧红的文本里才体现出来无比的独立性和刚毅性。

萧红的作品多数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力在批判社会所给予女性的悲苦，以及呈现于文本中的作者的悲悯之情。既然是关注女性主权的“觉醒”，那势必就会有顿悟的成分在里面，这里的“顿悟”可能是“渐悟”最后阶段的冲刺，也可能是面对现象顿时的醒悟。从萧红的作品以及相关的传记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关注的女性主权的意识是一种渐悟后的顿悟，而非顿时的醒悟。自小因为“女儿身”而受父母无视的悲苦，早已在萧红的心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因素的驱使下，萧红在自己的作品里，一步步地、渐深的表达这一主题。

首先：先是从关注个体妇女的悲苦到关注群体。

这是萧红关注男权社会下女权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种批判，也是一种另类的悲悯。萧红第一篇专属文章是《弃儿》，当时被抛至旅馆身患六甲的萧红，在萧军的陪伴下生下了抛弃她的未婚夫的女儿，当场送人。萧红感于此写下了《弃儿》，妇女在贫苦的情况下无奈弃子，这是萧红以自己的亲历书写个体妇女命运的悲哀。这可以算作萧红关注女权问题的启蒙之作。

萧红成功的作品如《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更多的是关注群体妇女们的悲苦生活，这既是萧红表现自己对女权主义关注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寄托。萧红从个体的狭隘论中走出，去面对更广阔的的妇女的群体生活，从妇女生活的一面走向了全面。这两篇作品除了是衡量萧红文学史地位的碑石，也是她对妇女问题认识全面提升的标志。

其次 文本中爱情、性爱的缺失延展开去

爱情意味着男女双方的彼此相悦，婚姻意味着男女双方的结合，性爱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是灵与爱的完美写照。而在萧红的文本里，没有爱情，拥有的只是封建的婚姻包办。

“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6]。《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的农人们彼此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安排的结果，他们成为自然的附庸，是环境的奴隶，成群的女性只为生殖与理家而活着，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状态下受尽岁月的煎熬。

萧红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父权社会对自己命运所造成的挤压的体会，用艺术的笔墨把现实社会中一幕幕的妇女悲剧写于纸上。妇女的命题萧红深深的涉及，但她又有不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坛中展露头角的女性作家。有别于她们更多的对贵族姨太太或是贵族院里走出来的女性的关注或强烈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方面的诉求，有别于她们在表达过程中常用的性爱场景的暴露的手段，萧红更多的是关注下层社会的妇女，把生活回归原生态，用自然的法则去安排活着的妇女的生活，表现现出妇女在规则面前不得不屈从于自己的命运和面对规则给予自己的悲苦。

对于女权意识这一社会性研究我们认为有很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学者对女权主义的探讨话题是越来越多，随着上世纪90年代陈染、卫慧等女性作家在文学界争取话语权的出现，这一课题研究更显得重要，它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纵的角度去理会女权意识，去梳理这一意识的出现与发展。

第三节20世纪初期人民大众的悲剧人生

萧红经历了太多的离别，所以对当时战争的社会或是动乱的社会中人民的悲苦人生的体现也是情理之中。自身的经以及自身在动乱社会所经历的苦楚，可以让萧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对人民大众的悲苦经过艺术的笔法跃然于读者眼前。萧红之所以会表现20世纪初大众的悲苦，我们认为是旨在表现当时广阔的社会情境和寄托自身情感的悲情以及内心对受难大众的悲悯之情。

对于如何表现这一社会性，我们给予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把叙述或描写的视角放眼于社会的底层

萧红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的苦楚，所以书写下层人民的悲苦更表现出一种游刃有余姿态。像《弃儿》、《王阿嫂之死》、《小黑狗》、《广告副手》等作品，描写了人在贫穷与命运的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悲剧人生。萧红把自身经历以及由经历而衍生出来的情感融入到作品中，用朴素的语言说着大众在社会挤压下的不幸。她关注的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生产现状，抒发的是下层人民在剥削社会的挤压下扭曲的情感。农妇王阿嫂丈夫横遭荼毒，王阿嫂和她的婴儿残死在地主的脚下；小黑狗的被轻贱与抛弃暗喻险象环生的；广告副手芹被厂主解雇，与爱人蓓力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一位情感丰富的作家用经历书写大众的悲苦，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社会挤压下的下层民众扭曲的人形来呈现自己的民运诉求。

其次运用鲜明的对比和“同时性”情节的穿插来表现民众的悲剧人生

下面我们以《生死场》为例来说明这一手法。

《生死场》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人们在生死的方面固执的坚守着生死的自然法则，在生育和养护上人性的缺失方面书写着二三十年代封闭的农村人民生活的悲苦和生活的无奈，“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中一再出现动物生殖的“同时性”，人与动物同时生殖的情节穿插描述。萧红更是在人与动物生殖的同一时间上大做文章，通过描写视角的不同转变来呈现人类生殖的动物性。在这里通过人与动物生殖的对比表现出的是一种人与动物的等样性。同时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这一接生的手法似乎带了点“人气儿”，而这种对待人生育的做法与对待动物又能有什么区别呢，人同于动物的命题在这里仍然未能改变，人在这里如动物般生与死，繁衍于灭亡。近乎

原始的生存状态竟然会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的乡村，这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一个绝妙的讽刺，当然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悲剧。

㈥ 萧红的时间称作者倾注了那些感情

萧红的作者确实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如果你找这边时间作者都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就好。

㈦ 林徽因为何人气第一，除了“美貌”和“才情”外，她还有什么

民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边是瓦解的封建王朝，一边是新思想的崛起。在那段动荡不安岁月里，涌现出了一批集美貌与才情于一身的绝世才女，她们或出生于书香门第，或出生于富裕之家，或因才华横溢而成民国风雨里的一道璀璨霓虹。

即使过了百年岁月，民国已成为历史中的惊鸿一瞥，但关于那些才女的故事扔被人们津津乐道，她们的文字、她们的爱情、她们谜一样的经历，仿佛神话一般，忍不住让人想回望、想去探索。

而在众多才女中，林徽因显得很特别。当然，很多不了解林徽因的人，都误以为她只是会写写诗的才女，却很少有人知道她主攻的是建筑，曾经参与国徽的设计。

林徽因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有51年，但在民国才女中她又是那么的耀眼，那么，除了被世人传颂的“美貌”和“才情”外，林徽因身上究竟还有哪些特质，让人敬佩呢？

新中国成立后，其实林徽因夫妇有机会去国外过更安稳的生活，但他们没有去，而是选择留在国内，因为国内有他们的心爱的事业。

虽然身体虚弱，但国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林徽因顾不上安心养病，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她抱病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完成了须弥座的设计，更为国徽的设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为挽救濒临停业的景泰蓝传功公益，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她为挽救思朝古代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辞劳苦奔走呼告；

她还和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

做这些工作时，林徽因已病入膏肓，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有时不能亲赴现场，她就在家里开会。

这就是林徽因最有魅力的地方，她活得真实不做作，一直都在追求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走自己最喜欢的路，只要确定目标和方向，不管过程有多艰难，都会全力以赴。

林徽因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她果断、冷静，从不感情用事，她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更令人佩服，这样的林徽因，怎能让人不敬佩。

㈧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谢谢你的关注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意思就是我的习惯就是每天到祖父那里然后去后园，一天也不能耽搁，希望能够帮到你，谢谢。祖父的园子对萧红来说是童年的乐园儿，慈爱的祖父给了萧红心灵上的自由，所以包含了萧红对园子的留恋。

㈨ 【求解答】《回忆鲁迅先生》课文中，联系萧红与鲁迅的交往，谈谈萧红的情感。

是一种怀念，一种惦念，一种思念。

看了几个版本，说萧红与鲁迅：

萧红在民国女作家里，长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却在史上留下一笔，这与鲁迅的直接帮助是分不开的。
鲁迅与萧红是师生关系，有人却反对，说鲁迅暗恋萧红。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恋，何以那般推荐萧红的作品，还毫不吝啬地赞美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他对萧红仅止于喜欢，但还未至于暗恋。
说到暗恋，更愿意让人相信，鲁迅心中理想的女性模本是当年的北大校花马钰。马钰生得美，有思想，是那种让男人见了便要仰慕，仰慕到甚至不敢追求的女子，只要能见见这个大美女，就开心之极。
鲁迅初次见到马钰，便很善待这个小朋友。把马钰的一篇写他的习作，也欢喜地收入自己的集子。出版之后，还专程送马钰一本。
鲁迅那么忙，却连马钰的考学也参与意见。一直赠书给马钰，直赠到马钰嫁人，才停止赠书。
为什么要等到马钰嫁人才停止赠书呢？是怕马钰的夫君有想法吗？如果他自己心里坦荡，又何以会考虑到这般细微？
在情感上，鲁迅肯定比不上郁达夫来得激烈。鲁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办，他不喜欢，冷酷到一生都不碰她。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如果她不主动向鲁迅进攻，恐怕这辈子她也不可能成为鲁迅的夫人。
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夫人，也很费了些周折。在她向鲁迅表明心迹后，鲁迅心内还犹豫不定。两人都同居了，鲁迅对外界还避嫌着他们的关系，称许广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对人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让友人陪睡。仿佛这样才能表示他们的清白。如果不是许广平怀了孕，他们关系的公开还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对于萧红，鲁迅有必要暗恋吗？
萧红这个女人怎么说呢？她被后人评说一生情路坎坷，可看过她每段感情之后，不知为何，会觉得她是一个根本不会爱，不懂爱的女人。
且看差点把她逼向绝路的第一段感情吧。那个被包办的男人王恩甲游手好闲，萧红之所以出走，就是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她跑到北平，生活却无以为计，不得不返回故乡。出人意料的是，在重逢王恩甲之后，只因为王恩甲给她提供暂时的住处，并答应陪她去北平上学，她就和人家同居了，还怀了孕。在被弃后，萧红很被同情，可是在同情之余，不免让人对她的爱情态度产生怀疑。这一时的萧红根本还不会爱，她只停留在生存阶段，怎样生存下去才是硬道理。
萧红与萧军的爱情也很奇怪。他搭救了她，并爱上那个一无所有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她呢？就因为他救了她，就再次交付自己的身体。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也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不排除她会对他产生爱情，但这样的爱情是卑微的，不平等的，是需要她仰视的。也难怪萧军在婚后对她不尊重，甚至拳脚相向。
在萧红的爱情婚姻里，看到的只有两个字：生存。
萧红搭错了王恩甲那条船，却没有搭错萧军这条船。萧军不但成功地让她活了下来，还发现了她的闪光点，让她踏上了文学之路。并且萧军还引见她认识了一个对萧红的创作至关重要的人，鲁迅。
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帮助，就没有萧红的成名。
鲁迅起先也很怠慢萧红。萧红不是那种让人一见便心生怜爱的女人，她不美，那时也还看不出什么才华，很普通的一个女人。
但是萧红的性格特别好，有着年轻女子的天真活泼。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鲁迅再怎么严肃，还是需要有放松的时候。
在婚后，许广平不但成了鲁迅事业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侣。但显然，他们之间缺失了一些情调。
在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可以看到许广平的忙碌。
鲁迅在生病或忙的时候，来的客人都是许广平陪。萧红描述着许广平（许先生）：“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那里去。落着雨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广平对鲁迅的好无可挑剔，但却无法让鲁迅的精神放松下来。鲁迅有着文人的敏感和脆弱，这些却被许广平忽略了。琐碎的生活让许广平不能再分身了，但鲁迅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因此停止。鲁迅在最痛苦的时候，常夜不能寐，独自躺在阳台冰冷的水泥地上。
鲁迅不说，但愈是不说，心内愈压抑。除了把心内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红颜知己的。萧红的闯入，无疑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
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这样，鲁迅与其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有一首诗云：我被你深深的吸引，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为我那逝去的青春......
鲁迅与萧红在一起，只是为了那逝去的青春。一个终日沉溺于文字书稿中的鲁迅，见到一个活泼的女孩，仿佛沙漠中的一抹绿色，自然是欣喜的。萧红仰慕鲁迅，她对鲁迅的感情远远要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
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不同一般的客人。她能深夜十二点还在鲁迅家聊天，还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都极为熟稔，以至于她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洋洋万言。
他们也许是理解彼此的，同样的敏感，同样有过不幸的婚姻，同样生过肺病。更重要的是，都写作。
许广平跟了鲁迅一辈子，写出的文字也不及萧红感人。
萧红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男人对仰慕自己的女人，只要不是太反感，都会善待。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有时也把他送到大门外，怕她不认得路，而把附近的标志和门牌号指给她。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如果说鲁迅对萧红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大可能。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应该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欲望的。
有一回，萧红去赴一个筵会，去找许广平帮她挑选束头发的绸子，选好之后，又把一条并不适合萧红的桃红绸带比划给鲁迅看，鲁迅立刻沉下脸说：不要那样装饰她。
这句话，让许广平很窘。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待萧红的心意，他们之间还存有着一层客套，不像对许广平，可以直接呵斥；同时，萧红在鲁迅心内是很高的，所以不允许别人对她不好，哪怕仅是玩笑。
鲁迅对萧红，更多是像纵容一个孩子。他并没有给她暧昧的机会，如果鲁迅肯给，萧红绝对不会拒绝。想萧红连王恩甲、萧军都可以跟的人，何以会拒绝她心内崇拜的鲁迅。女人常因崇拜而爱慕，鲁迅又那么帮她。
鲁迅没有给萧红机会，萧红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何况许广平对她又不错。萧红常去鲁迅家。一来是鲁迅在文学上绝对能帮到她，二来萧红很寂寞。婚后与萧军性格不和，时常发生矛盾。这些倾诉给鲁迅，自然能减少压力。
萧红去鲁迅家实在太频繁了，有时聊天到十二点都没夜车了，鲁迅就让许广平送萧红，叮嘱要坐小汽车，还要许广平把车钱付了。
许广平对萧红多少在点妒意吧，但也不便明说。平日聊天也就罢了，就是在鲁迅病的日子，萧红也来，鲁迅无法见客，只能让许广平陪着。有时，许广平陪着萧红，还担心鲁迅在楼上的病情，嘴上不说什么，估计心里盼不得萧红早些走。
不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暗恋，就是如此的关系吧，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抵达。这些感情，是不能说给婚姻里的那一位的。这样的止步，却是能维持一生的情谊。

㈩ 为什么张爱玲的书我看不懂

张爱玲的小说说好了是人情练达，实际上尽是家长里短，婆婆媳妇，婆婆妈妈，都是我讨厌的事。说起来曾经很多次试过读张爱玲。有我觉得很厉害的人推荐，也有身边的人不断安利，还带着我一起看改编的电影。我是个媚雅的人啊，张爱玲的名头那么响，一代人的文学偶像，我作为一个准文青，假如文青有一张文凭的话，感觉不喜欢张爱玲是毕不了业的。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心想熬过去就好了，就可以拿到文青资格证了。然后就硬着头皮去看了沉香屑和别的哪篇，名字没有印象了。读书这件事一旦带着功利目的，往往不会有太愉快的过程，跟只是为了吃饱饭而不挑饭馆的下场是一样的，我读张爱玲就是这样。你看我都用了『熬』这个字，说明感受的确不是很好。好多人说你看张爱玲写得多好，犀利刁钻，生动深刻，每个人都活灵活现，真是太棒了。

但我本来对人际关系就比较迟钝，根本察觉不出一句话这个眼神那声叹息还能包含好几层意思，余音袅袅，不绝于耳，而张爱玲擅长的就是这些小场景里的你来我往绵里藏针争锋相对闪转腾挪。所以读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字，心累。这不是张爱玲的错，得怪我自己，我总不能说张爱玲格局太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