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典短片小说文本分析
A.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什么
郁达夫的《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而《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
《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作，其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沉沦精神体现了作为五四青年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深深的忧虑及以大胆暴露的方式表达对残酷现实的控诉。
可以说，在《沉沦》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沉沦精神，不只是一个个体青年的表现，而是在当时国内危机重重之下的整个民族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状态。得出这一看法，是通过对文本中郁达夫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分析得出的。
作者本人也曾说 ：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因此，把文中的沉沦精神看做是对当时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描写是有合理意义的。
(1)中国现代经典短片小说文本分析扩展阅读：
对于主人公身上的沉沦精神的含义，我们可以多角度分析 ：
1、从主人公的形象、性格角度分析 ：《沉沦》中 20 岁上下的主人公无疑正处于人格塑定阶段， 主人公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小小的书斋里度过了十几年春秋，这决定了他人格塑造的基础，儒家传统文化的修齐治平观念与伦理道德的约束， 使其个体意识有弱化倾向，
这使他不敢在自己爱慕的异性面前公开自己情感的社会习惯心理和采用用放情山水来回避消解性本能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情模式。
主人公所受到的文化也是我们民族一直以来接受的，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让我们对打开国门后突如其来的变化应接不暇，我们一方面用自己几千年来的正统文化看似执着的抵挡着外部世界的腐朽思想的诱惑，但另一方面身体及心理的本能却想去接受、去学习，这种种冲突，
在我们从近代以来对待外国来的一切包括器物、思想都可以看出，这也是我们民族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出的，曾经不断地反抗，在失败后变为了无奈的挣扎。
2、其次是在塑造主人公的过程中，郁达夫有意的要突出主人公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产生了对生命意识的危机感。
《沉沦》引起人们对觉醒了的自我的关注，而对其赖以存在的生命本体予以重新审视的同时，主人公在试图塑造与完善自己人格过程所深受的痛苦与悲剧性结局，也促使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在肯定与张扬自我意识的努力中产生一种巨大的生命意识的危机感。
当面对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动乱时，青年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出路，看不清方向，在前进中陷入迷惘，在反抗中沦入消沉，思想上处于苦闷、感伤、忧郁、颓废之中。事实上，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是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
这种苦闷，是一种时代的苦闷，这种颓废同时也打印着深沉的时代烙印。最后作者的对主人公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本人及主人公的双重悲哀与失望。通过对比主人公与郁达夫本人，我们会发现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B.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C. 南开大学中文专业所用的书目，谁能告诉我！挺急的。。。谢谢！！！
院系所名称：文学院 电话：23508110
文学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 罗宗强、陈洪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1918－2003）》（A、B卷，第二版） 乔以钢等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
《外国文学名篇选读》（修订版，上下册） 崔宝衡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 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文学理论与批评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增补版） 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第二版) 陈洪、张峰屹、卢盛江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 刘俐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汉语
《现代汉语教程》 邢公畹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古代汉语教程》 解惠全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 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1999年
《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 洪波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 王红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古典文学文献学
《文献学概要》 杜泽逊撰 中华书局2001年
《古籍整理学》 刘琳、吴洪泽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中、下） 罗宗强、陈洪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第二版）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第二版) 陈洪、张峰屹、卢盛江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现代中国文学
现代中国文学（1898-1949） 乔以钢总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现代中国文学（1949-2008） 乔以钢总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 程光炜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 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第三版） 朱维之等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外国文学史•亚非卷》 朱维之等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比较文学概论》 杨乃乔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高级语文素养
《大学语文(第二版)》 陈洪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大学语文教师手册（第二版）》 陈洪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大学语文拓展读本（第二版）》 陈洪、李瑞山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母语•文章•教育——大学语文研究文集》 陈洪、李瑞山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语文素养高级读本》 李瑞山编撰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文艺批评与文艺写作 《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 王一川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新闻传播学基础
《新闻理论十讲》 陈力丹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郭庆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 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外国新闻传播史》 郑超然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新闻学理论与实践
《比较新闻传播学》 童兵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新闻采访学新论》 罗以澄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 赵振宇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新闻写作教程》 刘明华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传播学理论与实践
《编辑出版实务与技能》 李苓、黄小玲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当代广播电视概论》 陆晔、赵民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广告学教程》（第二版） 倪宁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戴元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美术理论基础
《美术概论》 王宏建、袁宝林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外国美术简史》（增订本）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
《中国美术简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中国画写生 不指定参考书
绘画基础 不指定参考书
中外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教程》 薄松年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艺术发展史》 [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设计理论基础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设计概论》 李砚祖主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中国工艺美术史》 田自秉著 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
专业设计 不指定参考书
艺术理论基础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设计概论》 李砚祖主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课题设计 不指定参考书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新闻理论十讲》 陈力丹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郭庆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新闻写作教程》 刘明华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现代传媒业经营管理》 屠忠俊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
出版专业基础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 郭庆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文化概论》 韦政通著 吉林出版社2008年
出版综合素质与能力
《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中级）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中级）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艺术理论基础
《艺术学概论》（第三版） 彭吉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艺术概论》 蒋勋著 三联书店2007年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 三联书店2009年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
《中国艺术通史》 王琪森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
《西方艺术批评史》 [意]文杜里著，迟轲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D. 两篇中短篇小说的文学评论
《心经》 张爱玲的短篇
人物分析： 但是有点长。。
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她的短篇小说《心经》更是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或者说从心态上无法接受。甚至有部分人说根本不明白张爱玲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小说，一点儿都看不懂。其实，作品与读者之间是有互相选择的特性的，《心经》尤其体现了这一点。读《心经》，先要明白张爱玲那种不落俗套、天马行空、甚至带点儿偏执狂的女性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这一点上如果能通达了，那《心经》也就不难读了。就像题目暗示的，在这场畸形的爱恋中，每个人物心里都有一本经，人人有异，本本不同。
很明显，许小寒是一个非常聪明、早熟的女性。在文中可以看出来，小寒的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男孩子喜欢她，她非常有魅力。典型的代表就是龚海立。龚海立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学习、前途，样样都好，也有女生喜欢他。但是，在许小寒和龚海立二者的关系中，很明显，龚海立根本不是小寒的对手。张爱玲曾经说过：“我一向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聪慧、有自我意识的年轻女性身上都不为过。因为一般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女性在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比男性发育的要早，也更加敏感，所以，一个20岁的男性的心理成熟度有可能只是是跟一个15、16岁左右的女性差不多。像小寒这样聪慧的女性不喜欢自己身边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是可以理解的。许小寒那么清灵、敏感、骄傲，而龚海立在相比之下那么迟钝、俗气、笨重。
而她周围的环境又为她的“畸恋”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就是时代的转变。在中国古代，一般的家庭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而在张爱玲的时代就不一样了。这篇小说是1943年写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了新型的家庭模式，许峰仪无疑也是。父亲不再是仅仅代表“严厉、父权、家长、尊敬”的符号。他可以以相对平等的姿态与女儿一起生活、玩乐。许小寒从小接触到的父亲是疼爱她的，亲近的，平等的，而不是像以前的父亲一样：严厉的，高高在上的、需要去敬重的。这其实就是瓦解了中国传统的“父”的形象。对传统父权的反叛在作者张爱玲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张爱玲其实扮演了一个反叛者的形象，父亲在她心里没有任何权威可言。既然父亲不再是“不可触及的权威”，那“爱”也就有了可能。试想一下，如果张爱玲的父亲是传统型的父亲，拥有不可动摇的“父权”，那张爱玲有可能写出这样的文本吗？如果许小寒的父亲也是传统“父权”的代表，那小寒还有可能爱上他吗？其实，许峰仪在这篇文章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了，不是一个“父亲”，而只是一位“男性”，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父性”。跟一个没有“父性”的、很优秀（文中说许峰仪有钱有权，且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断出他应该很优秀）的男性一起生活那么久，有感情是符合情理的。
作为“父亲”，许峰仪无疑是不合格的。他明明知道女儿对他的感情，但还一直配合、纵容，这是许小寒不能自拔的直接原因。另外，作为一个纯粹的“男性”，他也是不合格的。从他对待三位女性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第一是许太太。很多读者非常疼惜许太太，说她是伟大的母亲。但是对待这样一个很好的女性，他是怎么做的呢？随着许小寒渐渐长大，她把许太太比下去了，她更年轻、更漂亮、更聪明。所以，许峰仪渐渐的把爱移到了许小寒身上。文中许太太提到：“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他也跟着笑……我怎么能恨你呢？你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所以，应该怪的是许峰仪。作为人夫，这种时候，这种行为，是他应该有的吗？
第二个便是许小寒。毫无疑问，许峰仪是爱过许小寒的。小寒真的很优秀。在这种关系毫无威胁的时候，他可以安然的享受。但是，许小寒是要长大的。一方面，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许小寒在渐渐的脱离“孩子”这个概念，走向一个成熟的女性。文中有提到许峰仪意识到了：“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 、“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许峰仪还没有开放到可以与自己的女儿有什么结果的地步，许小寒也到了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的年纪，所以，他必须得放弃，为了她，更为了自己。小寒的爱那么狂烈，如果在这样下去，指不定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也想要健康、正常的生活。这种爱如此自私，必须要停留在不伤害他的利益的范围内。没有许小寒他照样可以过的很好。所以，放弃小寒的时候他没什么太大的痛苦。因为他找到了替身。
就是第三个：段绫卿。他对这个女性的伤害不言而喻。他自己也知道，绫卿是放弃了更合适的龚海立、出于对自己的爱而跟着他的。他对绫卿的需要就是对小寒的补充。绫卿与小寒长的很像，但，她不是许峰仪的女儿。所以，许峰仪想要怎样都可以。而补偿，就是金钱、物质。
这就是许小寒爱的人。那么不值。符合了张爱玲一贯的写作路子，世俗。
其实就像许峰仪在文中说小寒的一句话：“天下的天真的女孩子，大约都跟你差不多罢！”这是一句反讽的话，但很好的概括了许小寒的特色：天真又卑鄙。天真体现在她爱的纯粹以及对爱的坚持。她的爱是不掺杂任何别的成分的。比起许峰仪的自私、段绫卿的世故，她的爱无疑是最真诚的。她坚信许峰仪只会从许太太和许小寒中做选择，她以为她控制了许峰仪，但她真的是太天真了，不是许峰仪的对手。所以，当她得知许峰仪和段绫卿的关系时才会反应那么剧烈。从这一点来看，许小寒虽然比白流苏就更天真一些。但同时，她是那么自私、卑鄙。为了保住许峰仪的爱，她把自己的妈妈当做情敌，伤害了自己的朋友波兰（当然，波兰又报复回来了，这就是张爱玲的真实与世故），利用了龚海立，不惜撒谎、撒泼……这是张爱玲笔下又一个略带畸形的女性形象，与同年发表的《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中的女主角一样，可怜又可恨。
但在我看来许小寒的某些特质是受到作者的肯定的，从文章开头就可以看出来。许小寒出场时的气质其实跟张爱玲本人的气质很像，文中说她：“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她的价值在于她爱，她追求，她反抗。她有积极地热烈的世俗的生活方式，嚣张跋扈，就像张爱玲本人。“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相比之下，许太太就像是一个反面。她以前不阻止许小寒与许峰仪之间的感情，因为她不敢相信；后来，段绫卿出现了，她也不去反抗，因为在她看来，爱就那么几年，爱过去了就没了。她和许峰仪也是因为爱而结婚的，最后还不是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她所要求的只是一个能过得下去的生活，一个表面上还完整的家。就像许峰仪走之前她说的关于药的那番话，她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等待着许峰仪爱完了之后回到她的平凡的生活中来。这也是一个悲剧女性的形象。
可以节选嘛
《边城》 沈从文的短篇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E. 文艺学考研应该看什么书目
专业课程可以广泛些,:
专业 书名 书籍简介
文艺学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刘俐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第二版) 陈洪、张峰屹、卢盛江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增补版）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缺货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古代汉语教程》解惠全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外国文学名篇选读》（修订版，上下册）崔宝衡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1918－2003）》（A、B卷，第二版）乔以钢等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文艺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罗宗强、陈洪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初试指定书
基础课程如英语、政治是过门槛的通行证，否则，总分再高也白费力没有用。
英语看新东方，政治提前两月突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