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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紅樓夢》中稱謂的使用及其翻譯

論文論文摘要 本文從社會、文化的視點出發，對我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一些稱謂的使用與翻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討。文章首先討論了該小說中稱謂的基本使用情況，並對「老爺」、|「太太」以及其他稱謂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該小說充分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傳統稱謂，尤其是親屬稱謂的使用狀況。接著作者以Hawkes與楊憲益兩種《紅樓夢》英文譯本為依據，對該小說中的一些較為典型的親屬稱謂，包括「老爺」、「太太」、「老太太」以及「寶哥哥」等的翻譯情況進行了比較與分析。
關鍵詞 《紅樓夢》 稱謂 使用 翻譯
（一） 引言
論文稱謂，顧名思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稱呼。《新華詞典》（1981）的解釋為：「人們 為了表示相互之間的某種 關系，或為了表示身份、地位、職業的區別而使用的一些稱呼。」封建社會中的稱謂能表明人與人之間的長幼、尊卑、親疏與嫡庶關系，能使 人們的血緣關系、血緣系統鮮明化，清晰而不紊亂，是維護封建宗法制與等級制度的必要手段（李峻鍔，1991）。《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這是一部描寫了中國封建時代末期的社會風俗畫似的小說。在這部描寫封建社會貴族世家的鴻篇巨著中，大小人物達 數百個之多。人物之間的語言交際過程中所使用的稱謂 豐富多彩，使用規則也極其繁雜。本文擬從社會文化的視點出發，對《紅樓夢》（以下簡稱《紅》）中少數稱謂進行簡要分析，並對比研究其中一些稱謂的翻譯情況。
（二）略談《紅》中稱謂的使用
論文在封建社會宗法制度下，社會等級森嚴，家庭內部也難例外。家庭（尤其是貴族家庭）中的稱謂的使用正上等級制度的具體反映。稱謂使用的原則就是「得體」。所謂「得體」，筆者以為就是指稱呼者應該嚴格遵守「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荀子.富國》）的原則。在封建社會，因使用稱謂不當而獲罪的事例並不鮮見。《紅》中稱謂的運用正是恪守上述原則進行的。社會關系中普遍採用親屬稱謂，這些親屬稱謂不再反映親屬關系，而是反映年齡、性別和社會等級（徐靜茜，1993）。
論文筆者發現，在《紅》中，家庭成員在大多數場合較少使用真正意義上的親屬稱謂。賈寶玉同探春談話，雙方均稱其父親賈政為「老爺」，而非「父親」，而且賈母與王夫人也常用同樣的稱謂來稱呼他。這樣的稱呼是由賈政在榮府的地位來決定的，賈政及王夫人等則稱呼賈母為「老太太」，而非「母親」。孫子輩也多用此稱呼，有時也稱她「老祖宗」，不用「奶奶」，或者「外奶奶「等。王夫人通常被稱謂「太太」。由此可見，「老爺」、「老太太」、「太太」等稱謂主要反映了被稱呼對象的地位，血緣關系則處於從屬地位。
論文我們發現《紅》中的敬稱即尊稱使用很普遍，除了剛才談到的家庭成員使用親屬稱謂 作尊稱的情況之外，其他社交場合也廣泛使用尊稱，這包括僕人對主人以及榮府、寧府以外的成員的兩府中有身份的人運用尊稱等情況。劉姥姥初進榮國府時，先後稱周瑞家的和王熙鳳為「你老」，極盡奉承討好之能事，這是因為劉姥姥老於世故，並且 有求於人的緣故。這里的年齡因素為社會地位所取代。賈政家的清客們尊稱賈政為「政老」、「老世翁」，稱賈寶玉為「世兄」，這些稱謂固然反映出了眾清客的阿諛奉承，但同時他們因為地位關系不得不如此稱呼。
論文榮國府中的僕人也分為三六九等。即使是有頭有臉的，如周瑞家的、旺兒媳婦、林之孝家的，盡管年齡均大於寶玉，也要稱他為「二爺」。反過來，寶玉等則稱周瑞家的為「周姐」或「周嫂」。平兒在賈璉家也算是有些頭面的，但只好稱周瑞家的為「周大娘」。
此外。曹雪芹在《紅》中給僕人的姓名的起法也從一個側面襯托出了社會等級尊卑關系。榮國府、寧國府中許多人，尤其是女僕只有姓無名，如「××家的「（大多為上一輩夫人的陪房），「××媳婦」（下一代的陪房）等等。
論文總而言之，在等級社會中，決定使用何種稱謂的主要因素就是尊卑等級。由於中國是封建宗法社會和綱常禮教強大的社會，稱謂更是具體地反映了這種社會這人與人之間的尊卑貴賤的等級關系。《紅》中所使用的種種稱謂正是這種等級關系的一個縮影。
（三）稱謂的翻譯比較
論文上面我們談到稱謂的運用要遵循「得體」的原則。「得體」與語境密切相關。這里所說的「語境」包括使用場合、使用雙方的身份等因素。同樣，翻譯稱謂時也要體現出「得體」這一原則，即要「忠實」於語境因素。具體來說，要「忠實」於對象、「忠實」於場合、「忠實」於社會文化背景。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交際，而且也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而《紅》中的稱謂具有濃厚的漢語傳統文化色彩。如何准確地將這些稱謂翻譯成為英語，文化因素是必須慎重考慮的。翻譯時既要保留該稱謂在原語中的文化內涵，又要符合譯入語的傳統習慣，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論文下面筆者將針對《紅》中一些稱謂的翻譯具體談談上述問題。首先討論一下「老爺」這個稱謂的翻譯情況。「老爺」這個稱謂在《紅》中出現的頻率很高。請看：
1） 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道何嘗不是大道理，……」（第一回）
2） 探春因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第二十七回）
3） 寶玉……說道：「快進去告訴太太：老爺要打我呢！……」（第三十三回）
4） 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同上）
論文在1）中，「老爺」指賈雨村，為新任應天府。楊憲益等譯為「Your Honour」，可以說是銖兩悉稱，既符合原語所指，又合乎譯入語之習慣，因此，漢語與英譯十分對等，貼切妥當。在2）至3）中「老爺」都指的是賈政，因為使用者的差異，具體的語用含義略有不同。在2）中，探春同寶玉說到他們的父親時，用了「老爺」而不是「父親」來稱呼。楊憲益等譯文（以下簡稱為楊譯）和霍克斯譯文（以下簡稱為霍譯）同為「Father」。種種譯文似乎未能體現出探春與寶玉對賈政的敬畏之情。在3）中，寶玉覺得自己將要受到父親的責罵。情急之中求一位耳聾的老嬤嬤去找人來救護他。因為對僕人說話，故翻譯時應考慮說話人與聽話人雙方的身份。寶玉為「the master」，而霍譯是「Sir Zheng」。兩種譯文都較准確恰當。楊譯既符合原語習慣，又合譯入語用法，堪稱佳譯。而霍譯的英語味更濃，但考慮到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中直呼長輩之名被視為大逆不道，故而筆者以為霍譯略有缺憾，但並不影響譯文效果。4）中的「老爺」出自王夫人之口。王夫人稱其夫賈政為「老爺」，主要是因為當時有其他人在場，這樣稱呼以示尊重其地位，另外可能多少有些不滿的成分吧。楊譯與霍譯分別為「sir zheng」，都很准確。
論文接著談談「太太」的使用及其翻譯情況。
1） 襲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第三十四回）
2） 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緣故。」（第二十八回）
3） （賈母）說著便令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第三十二回）
4） 那婆子道：「 ……太太又賞了銀子，又賞了衣服，怎麼不了事的。」（同上）
論文由於稱呼者不同，「太太」的語用含義也有差異。在1）中，王夫人詢問有關寶玉被打的事由，襲人在對話中稱呼王夫人為「太太」。楊譯與霍譯均為「Your Ladyship」，很恰當，極合王夫人的身份。在2）中，因為當時有寶釵，黛玉以及熙鳳在場，故寶玉用「太太」稱呼其母親，很得體。楊譯為「Madam」，而霍譯是「Mother」。筆者以為，楊譯較佳 ，符合當時的情境；霍譯只考慮了王夫人用寶玉的母子關系，而未能夠注意到「太太」一詞在此語境中所蘊涵的尊重之意。在3）中，賈母因賈政毒打寶玉，一氣之下便要回南京，因此，楊譯「Your mistress」較為妥貼，符合賈母的身份，如果譯作「Your wife」則遜色多了。在4）中，那位耳聾的老嬤嬤在同寶玉的對話中，稱王夫人為「太太」。下人用的稱謂與寶玉用的雖然在字面上相同，但口吻卻大不一樣，傭人們敬畏她，而寶玉則尊重她。楊譯為「the mistress」，同前文中的「老爺」的譯文相互對應；與霍譯是「Her Ladyship」與前文中的「Sir Zheng」相呼應，兩種譯文俱佳。
緊接著我們討論一下有關賈母的一些稱謂及其翻譯情況。
1）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說罷。」（第二十三回）
2）林黛玉道：「也不過這么著。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葯呢。」（同上）
3）王夫人哭道：「……況且暑天炎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第三十三回）
4）正沒開交處，聽丫鬟來說：「老太太來了。」（同上）
論文在1）中，寶玉對熙風稱賈母為「老太太」，其實他倆應該稱「奶奶」。寶玉如此稱呼，還是地位因素在起作用。家庭成員愈要維護賈母在榮國府中的至尊地位。霍譯為「Grandma」比較親切，但那尊重的意思則消失了，比較而言，楊譯的「the old lady」較佳。在2）中，林黛玉回答王夫人的問話，故稱其外祖母為「老太太」，以表示尊重。霍譯是「Grandmother」，但不及楊譯「the old lady」。在3）中，王夫人懇求丈夫看在老太太的佛面上，暫且饒過寶玉。霍譯「Lady Jia」比楊譯的「the old lady」更有英語味。在4）中王夫人的哀求不為賈政所理會，這時候賈母出場了。在此例中，霍譯「Her old Ladyship」勝於楊譯的「the old lady」，更為恰當地表述了賈母在榮國府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例5）中，「賈母」被楊先生譯為「the lady Dowager」，而霍氏譯作「Grandmother Jia」。筆者以為，楊譯蓋過霍譯。賈母乃榮國府中之至尊，是個名副其實的matriarch。根據ALD的解釋，「dowager」即「a woman with property or title from her late husband」。這個定義與賈母的地位恰好吻合。另外，《簡愛》中有這樣一句話，也可佐證筆者的淺見。「The Young Lady thus claimed as the Dowager』s property reiterated her question with an explanation.」此處的「the Dowager」指「Braness Ingram of Ingram park」，而賈母的地位也超過了Braness Ingram，故楊譯較霍譯貼切，既符合原語，又符合譯入語用法，看來楊先生夫婦是頗具匠心。霍譯「Grandmother Jia」似乎是直譯，反映了賈母在府中的血緣上的地位，但還未能表現出她那無尚的權利。
論文在上面，筆者簡要比較分析了「老爺」、「太太」、「老太太」及「賈母」等稱謂及其譯文。最後探討一下《紅》中姐姐、大哥和妹妹等稱謂的翻譯問題。請看一例。
1）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我撒謊不成？」……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緣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著，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林妹妹在背後羞我，打諒我撒謊呢.」(第二十八回)
論文霍克斯將「寶姐姐」,「薛大哥」和「林妹妹」分別譯作「Bao-chai」、「Cousin-Xue」
和「Cousin Lin」；楊憲益夫婦卻分別譯作「Cousin Pao-chai」、「her brother」和「Cousin Dai-yu」。通過比較，筆者認為，楊譯勝過霍譯。原因在於楊先生考慮了譯入語中的習慣用法；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通常用「Cousin＋名字」的形式來稱呼，而不用「Cousin＋姓」的形式，霍氏選用後者會使譯入語的讀者誤以為Xue和Lin是first name呢。再看看「二姐姐」的譯文。「二姐姐」在此處是指王熙鳳，楊譯與霍譯分別為「Feng」、「my cousin Hsi-feng」，二位譯者翻譯得都很准確。沒有將表示排行的「二」字譯出也是為了顧及譯語的習慣。
論文在傳統的宗法社會里，長幼分別得很清楚明了。常常有長兄如父，長姊如母之類的說法。因此弟弟、妹妹是不可以稱呼哥哥、姐姐的名字的，而反過來則可行。這在翻譯中也要予以考慮。英語中的親屬稱謂大多比漢語籠統。「Cousin」便是一例。這個稱謂詞，不分長幼，無男女之別，甚至不分班輩，這給英譯漢帶來了不小的困難。由此可見，「Cousin」一詞如脫離語境，則不易確定地說明被指者的性別、長幼和輩份。有時候，即使有了語境，也不大容易辨明，巴爾扎克有一部長篇小說叫「Cousin Bette」（法文名叫La Cousin Bette）傅雷先生，在解放前將其譯為《貝姨》，解放後又有人將之譯作《表妹貝蒂》。兩種譯名差別甚大。以至於出現了「代溝」，這從一方面說明了「cousin」這個詞的詞意太難把握了（羅其精）。
（四）結束語
論文綜上所述。稱謂詞的翻譯實際上就是文化的轉移。在文化的轉移過程中，譯者會遇到種種棘手的問題。Venuti指出，翻譯的過程便是這兩種文化中尋找共同點的過程。由於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地域、習慣諸多差別的客觀存在，在這個共同點的尋覓中，我們難免會碰到種種差異之點。時常會出現「詞彙空缺」這一現象。如何尋求共同點，解決詞彙空缺、彌補差別，這需要譯者不懈的努力探索。當然真正的等值翻譯只是一種理想，實際上是很難企及的。而譯者能通過努力做到的只有「似」。譯文往往妙就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在尋覓「似」的征途中，譯者必須首先在「似」什麼上做出抉擇，即「似」於形式，還是「似」於語用含義。往往在翻譯實踐中，「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這里要舍棄「形式」而保存「語用含義」。
論文語用學對於翻譯的貢獻，筆者以為主要在於該學科十分重視「語境」（包括上下文語境，具體的交際情境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等方面）和「言外之意」（即格萊斯的「會話含義」以及塞爾等人的「言語行為」等理論），與此同時考慮兩種語言、文化等差異，以免除語用失誤的產生。如前所述，稱謂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語言現象之一，其翻譯只有從社會文化的視點出發，考慮到語用含義，才有可能成功。筆者正是基於上述觀點，對《紅》中的一些稱謂的使用及翻譯做了一點初步的探索，不當之處在所難免，誠請方家斧正。
參考書目：
1． Hawkes,D.,tr.1977,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Penguin Books.
2． Venuti, L.,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or, Routledge.
3． 曹雪芹等著，1995，《紅樓夢》，北京：華夏出版社。
4． 李峻鍔，1991，「《稱謂錄》及其作者梁章鉅——兼論中國古代的稱謂體系」，《上海師大學報》，第2期。
5． 羅其精，1994，「試談英漢家庭成員間稱呼的對譯問題」，《中國當代翻譯百論》，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6． 楊憲益等譯，197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7． 徐靜茜，1993，「從《紅樓夢》人物的對稱看當時社會文化」，載於陳建民等主編的《語言與文化多學科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