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都市小說的影響與作用

① 列舉40年代最有影響的都市小說作家及作品一位

代表作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蘇青的《結婚十年》，《蛾》（它是一篇女性啟悟小說，有女人而成長為母親的縮微式的成長小說，還有現代羅曼司的代表如徐訏，無名氏，比如說徐訏的《鬼戀》，《吉普賽的誘惑》，《風蕭蕭》，無名氏的《北極艷遇》，《塔里的女人》。求採納

② 三四十年代空間文

隨著現代意義的都市在中國的興起，以描寫都市為對象的文學類型，即都市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並迅速地發展起來，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一道亮麗的風景。本文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都市文學中的小說為研究對象，梳理現代文學中的相關作品，以小說中出現的都市空間為重點研究內容。通過對左翼文學、新感覺派文學、京派文學、國統區與淪陷區文學中都市空間的深入研究與分析，探討不同作家群體由於話語立場、文學趣味、性別差異、意識形態的影響對都市空間進行的差異描寫。同時本文將不同文學派別的都市敘述進行橫向對比，以期更加深入的推測特殊歷史時期中，作家群體的文化心態和創作立場，進而揭示都市人們的生活狀態和價值選擇，試圖探尋都市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的復雜關系。中國的都市是在西方半殖民化性質下，在鄉村的環境中突兀地發展壯大起來。中國的都市是不能夠離開鄉土而獨立存在的。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都市視為現代文明，把鄉土視為傳統文化，都市與鄉村不是簡單刻板的「二元對立」的關系，都市應該是現代與傳統沖突下的矛盾集合體。在異族侵入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都市，必然帶有其新鮮並且完全不同於鄉村的特徵，比如都市的陌生性、包容性。

③ 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小說的側重點是什麼

中國進入20世紀40年代，現代小說更多地表現「都市市民日常生活」和「小市民的趣味」，體裁以言情、武俠為主，這些類型的現代通俗小說受到強烈地批判，逐漸失去生長的根基。

④ 簡析魯迅的現代都市小說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化戰線上的主將，與現代傳媒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可以說，現代傳媒是魯迅先生進行戰斗的主要陣地，特別是報刊，構成了魯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魯迅先生一生受現代傳媒的影響很大，不僅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和進步的報刊宣傳工作，也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報刊作過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對當時各種新聞現象進行過獨具特色的解讀和評價，並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作品。是現代傳媒，促進魯迅先生的創作，並讓魯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戶曉，確立了魯迅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
一、現代都市傳媒催生魯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現代社會與古代、近代社會的區別之一，是工業的發展而導致城市，特別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內擁有製造信息和發布信息的權利，為現代傳媒的產生提供了土壤，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路等就應運而生了。在現代社會歷史進程中，現代傳媒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社會的先鋒」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動因」②，把媒介視為推動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力量。胡適也曾說過，「如果沒有《新青年》同人的組織，倘若沒有他們這一班人的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至少要推遲幾十年」③。
毋容置疑，報刊對於近現代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民國初期，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這實在不是自誇之詞！新文化運動自媒體起，《新青年》及其背後的魯迅、胡適、陳獨秀等巨子，站在了當時社會最風雲激盪的思想旋渦之中，而他們之所以能對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與報刊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因為，在魯迅先生生活的年代，報刊是當時的主要媒介。魯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聽將令」而為進步的現代傳媒創作的。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先生曾說起他的創作經過和緣由。《新青年》編輯金心異（錢玄同）來拜訪魯迅，與魯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談話：
「你鈔了這些（指古碑）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到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為著「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④
從這段著名的談話可知，促使魯迅進行新文藝創作的是《新青年》。進步的現代傳媒，是催生魯迅的力量。魯迅求學之日起，就受到現代傳媒的影響，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組織的強學會《中外紀聞》、《強學報》等。到日本留學後，更廣泛地接觸了各種傳媒。經過長期的思想、文學、社會等方面積累，一旦遇到符合魯迅文學、人生理想的傳媒，在文學革命形勢的召喚下，魯迅終於「聽將令」而厚積厚發，「一發不可收拾」地創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據統計，魯迅一生共在《晨報》、《京報》、《申報》、《世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作家》、《文學》等78家期刊，以及《現代中國》、《國際文學》等9家外文報刊等103家報刊發表過742篇文章。是報刊，催生了魯迅先生的創作，讓國人認識了魯迅，讓魯迅的名字和作品傳遍了中國和世界。
提起魯迅，就不能不提他的雜文。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魯迅的雜文，又是為了適應報刊的需要而寫成的，也就是為了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革命斗爭的需要而創作的。
二、現代都市傳媒為魯迅先生在文壇地位的確立提供了陣地
戰士的陣地在哪？在戰場；魯迅的陣地在哪？在報刊。魯迅一生中給敵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槍是從哪裡射出的？也是報刊。報刊是魯迅進行戰斗的主要陣地，也構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環境。
（一）現代都市傳媒為魯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園地。
魯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報紙雜志上發表，然後編集出版。其單篇作品大多發表於北京、上海兩地報刊，也有偶發於其他地方的報刊，如天津的《天下篇》。報紙副刊是魯迅發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園地，為魯迅雜文的發表提供了平台，為魯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園地。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新文學的偉大豐碑，也是國際公認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報》副刊上連載後轟動全國的；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是報刊，讓人們認識魯迅，了解魯迅，認同魯迅，進而尊崇魯迅；是報刊，讓魯迅的名字深入人心，為魯迅小說的價值及其在文學革命中地位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二）現代都市傳媒讓魯迅先生的作品迅速傳播並產生廣泛影響
1、魯迅生活的時代現代都市傳媒比較發達，為他作品的快速傳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勢風起雲涌，迫切需要輿論的配合。民間報刊隨之而產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後此，《時務報》與《時務日報》等接踵而起，一時報紙，興也勃焉」。⑤ 「舉其著者，如長沙之湘學會、時務學堂……等，尤其不可以計數，而每會必有一種出版物以發表其意見。於是維新運動，頓呈活躍之觀，而雜志亦風起雲涌，盛極一時。」⑥據戈公振統計，比較知名的日報光上海一市就有《蘇報》、《中國公報》等42種，雜志有《農學報》、《國粹學報》、《進步》等46種。北京、廣州、天津、長沙等地也有各種各樣的報紙雜志。幾乎與此同時，科學技術迅猛發展，電子傳媒也應運而生。1922年底，美國記者奧斯邦在上海開辦「中國無線電公司」，成為我國境內的第一座電台。 1926年10月1日，國人自辦的第一座電台——哈爾濱廣播無線電台正式開播。 1928年8月1日，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台開始播音。1924年，英國人貝爾德發明了最原始的電視機，用電傳輸了圖像。1905年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誕生，此後電影業發展較快 ，特別是20年代後的大都市上海，電影更成為一種時尚。
早在1923年，陳獨秀就敏銳地指出白話文運動發生的原因在於「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⑦近年來，在考察五四運動或者說「新文學」的發生時，已經有不少研究者開始注意中國民族工業的勃興、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現代印刷出版業的發展、現代都市傳媒的興起以及現代市場的形成等等現代性因素所構成的特殊歷史條件。魯迅有幸，他生活在一個現代媒介比較發達的時代，報刊、書籍、電台、電影等給魯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廣泛的信息，從而為他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發展的現代都市傳媒，讓魯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戶曉。人們對魯迅作品的逐步認識，對魯迅這位偉大人物的逐漸了解，就是從報刊開始的。魯迅自從在《新青年》上發表作品《狂人日記》和隨感錄後，開始享譽中國文壇。中國先進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對他表示擁護、愛戴和崇仰，認同魯迅先生的作品是帶有先進性的。而他的對手和敵人也是通過報刊認識了魯迅的作品，從而認識了魯迅。
2、對魯迅在報刊發表作品的反響和評論，確立了魯迅在文壇的地位
魯迅先生的文章在報刊發表之後，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響和評論。對於魯迅作品的反響和評論，最早見於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上，作了十處隨文評點和「焦木附志」。誠然，惲鐵樵對魯迅所寫的小說《懷舊》所作的評點和附志，還比較幼稚，不能作為魯迅研究學術史的起點。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到，魯迅的作品一發表，傳媒就給予了關注。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隨感錄在《新青年》發表後，1919年2月1日初版發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號，有一篇署名記者《書報介紹》的文章，首次提到魯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論，唐俟（魯迅發表隨感錄時的筆名）君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的筆法，達寄託的旨趣，誠然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⑧這段評論，肯定了魯迅先生的創作「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從而奠定了魯迅先生在現代文壇的地位。
1923年後，對魯迅的作品出現了比較完整、具體的綜合性評論。1923年8月，魯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對魯迅小說的評論達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刊登了《小說集<吶喊>的出版消息，稱贊《吶喊》是「在中國底小說史上為了它就得『劃分時代』的小說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評論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義在《時事新報》副刊《文學》第91期發表的《讀<吶喊>》一文，他在文中談了讀者讀魯迅先生的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時的新奇感受和魯迅小說在青年中的廣泛影響。
而對魯迅先生作品特別是雜文的爭論，為魯迅先生的作品傳播開辟了一條更寬廣的道路。由女師大風潮所引起的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因革命的本質問題而導致的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還有魯迅與新月社、「第三種人」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等等。這些論戰不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在魯迅自身思想的發展上，也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場論戰引發了魯迅的很多思考，使他產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後半部，以及《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里的雜文，實際上構成了魯迅創作的一個高潮。」⑩
現代都市傳媒對魯迅先生作品的反響與評論，讓魯迅的作品在群眾中特別是進步青年當中傳開來，確立了魯迅在文壇上的地位。
三、魯迅在險惡的斗爭環境中把現代傳媒的作用得到了應有的發揮
作為中國現代文化戰線上的主將之一，魯迅與報刊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他不僅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和進步的報刊宣傳工作，也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報刊作過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對當時各種新聞現象進行過獨具特色的解讀和評價，為現代傳媒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一）魯迅參與編輯報刊或指導報刊編輯，支持和幫助進步的現代傳媒，發展進步傳媒
1906年，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就是「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魯迅自傳》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藝」的第一個舉動，就是與周作人等籌辦文藝雜志《新生》，盡管後來因資金沒有著落而流產，「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11。但魯迅一生都沒有將這「好夢」忘卻，在創作之餘參與編輯報刊或指導報刊編輯，為現代進步傳媒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魯迅在他戰斗的一生中，主編和參加編輯的報刊約二十餘種，支持或投稿的中文報刊近一百二十種。《新青年》、《語絲》、《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刊物，魯迅曾是主編或參與編輯。1934年8月，還帶病編輯《譯文》創刊號，並作《〈譯文〉創刊前記》發表在9月16日的《譯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說：「印了出來給喜歡看譯品的人們作為參考而已。」這間接也為譯文類雜志的出版發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魯迅沒有參與編輯的報刊，但只要是進步的報刊，魯迅都會大力支持。如對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國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國租界內，由英商創辦的中文報紙《字林滬報》的一個名為「消閑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後，作為「中國報紙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資產階級革命派用來進行革命宣傳；但是，辛亥革命後，由於革命黨人的革命意志日漸消沉，加上袁世凱、北洋軍閥對新聞出版事業的壓制和摧殘，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漸減弱，消閑性重新上升為主流，變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天下。「五四運動」前後，副刊成為提倡新文化、宣傳新思想和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一些名聞遐邇的副刊，諸如「五四」時期《晨報》的「晨報副鐫」、《京報》副刊、《民國日報》(上海)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成為當時各家報紙的一大亮點。這些副刊的革新，因為有了魯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新文學的偉大豐碑，也是國際公認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報》副刊上連載爾後轟動全國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魯迅先生就在《晨報創刊紀念增刊》上發表了小說《一件小事》。《晨報副刊》獨立發行後，魯迅又在該刊發表了五十餘篇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因為魯迅，《晨報副刊》成為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一塊重要陣地，它不僅扶植影響了現代文學史上許多作家的成長，同時也影響了現代傳媒的發展方向。
魯迅成為報刊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體現在魯迅參與報刊的編輯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新文化運動。最有名的，便是魯迅對於現代最重要的雜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於1915年9月發刊於上海，為陳獨秀所編輯，每月一冊。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孔乙己》《葯》等優秀的小說，也是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後，各地愛國學生團體紛紛仿效《新青年》、《每周評論》，創辦白話報刊，僅1919年就出版400多種，到1920年，連《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最持重的大雜志，也都採用了白話文。陳獨秀對魯迅在《新青年》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觀的評價——
「魯迅先生和他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12」
（二）魯迅對反動當局的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揭露、批判反動傳媒的反動本質
反動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反人民、反社會的統治，總是通過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來隱瞞事實，愚弄人民，麻痹大眾。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傳媒較為發達的時代，文化宣傳、新聞報道已成為上層建築中控制、操縱社會意識的得天獨厚的一種意識形態。魯迅在戰斗的一生中，長時間與反動傳媒、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促使魯迅創作大量的雜文，進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經指名批判的新聞媒體，約有二十幾種，其中既有《順天時報》、《益世報》等有帝國主義背景的報刊，也有《中央日報》、《時事新報》等國民黨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報刊；既有《社會新聞》、《微言》等國民黨文化特務主辦的報刊，也有《醒獅》、《國魂》等國家主義派的報刊；既有《人言》、《現代》等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主辦的報刊，也有《大公報》、《循環日報》、《武漢日報》等一般的資產階級報刊。同時，對一些內容空虛、低級趣味的黃色報刊、雜志，魯迅一直都進行批評，倡導發展健康向上、凈化人們靈魂的傳媒。
在長期與反動當局的報刊打交道，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總結以後，魯迅給出對當時傳媒總的印象式評價：「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國民黨當局為了從輿論上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他們的報紙和他們所間接控制的報紙，為了欺騙更多的讀者，常常「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抓住一點事實，製造一些謠言，混淆是非。因此，魯迅總結自己看報的兩條經驗並向讀者推薦。一是打折扣對於報上那些以危言聳聽，以美詞動聽，經過粉飾的誇大、裝腔文章，魯迅主張對其內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對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來。二是在《推背圖》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從反面來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並舉出「近幾天報章上記載著的要聞罷。」魯迅評析說：把客觀公正掛在嘴邊叫得震天響的這一新聞現象本身的出現，就體現出一種主觀目的。「辦雜志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魯迅同時又強調，新聞記者要尊重事實，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好惡而曲解事實。有傾向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聯五烈士的被殺，「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晶報》、《現代》、《人言》等報刊對當局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不置一詞，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對革命作家進行陷害、污衊和侮辱。這樣的新聞媒體，魯迅將之歸入到幫閑刊物之列。為了提高讀者對這些刊物的辨別力，魯迅撰寫了《二丑藝術》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依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頭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霉哩！」魯迅指出，林林總總的刊物中，就總有幫閑性媒體的存在，只要讀者留心觀察，就可以識別出來：「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13魯迅就是通過這樣的「照妖鏡」，把反動刊物的本質顯現出來。
《語絲》曾經是進步刊物，也花費了魯迅不少心血，後來因為編輯地位、思想發生了變化，拾起自己反對過的現代派「正人君子」的衣缽，或明或暗地攻擊、排斥異己，「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14，已經喪失了「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裡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15，1930年2月，魯迅寫了《我和〈語絲〉的始終》載在《萌芽月刊》上進行批判，文章發表後僅一個月，《語絲》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動停刊。
（三）魯迅把在報刊發表文章作為一種社會責任和革命斗爭的重任，從而做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個風向標，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媒體的觀點和義務，更多的還是肩負著正確導向輿論，承擔社會的責任和使命。在魯迅來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一種喚醒民眾沉睡靈魂的責任感。魯迅的許多作品，表現了他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他把發表文章當作和反動派斗爭的武器，當作喚醒民眾的良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著我們的黑暗和沉默」。正是這種責任感，促使魯迅終生筆耕不輟。
魯迅一生在國內主要在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和上海幾個城市生活過。每到一地，他都十分關注媒體，關注輿論，從而了解社會，了解中國的現狀與將來。在紹興，他支持越社青年辦《越鐸日報》監督紹興軍政府；在廈門，他支持並指導廈門大學文藝青年創辦「泱泱社」和「鼓浪社」，親自為其社刊《波艇》、《鼓浪》審稿、改稿，指導編印，還為《波艇》創刊號撰寫了《廈門通訊》；在廣州，魯迅先生雖然只待了短短的8個月時間里，但在《黃埔生活》、《民國新聞》等報刊上發表了一批極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時代的文學》、《慶祝滬寧克福的那一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居住城市，魯迅更是充分發揮了現代傳媒的作用，利用雜文作為主要武器進行了堅韌的戰斗。李浩在《都市憧憬與鄉村羈絆》中指出：「魯迅以雜文來表達他的文化理想，雜文的社會效用則是通過報刊這一大眾傳媒完成的。報刊是市民社會中人們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國現代思想的傳入就是通過報刊書籍來實現的。」16從五四時期開始，魯迅就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據統計，魯迅的雜文曾刊載於國內外一百多種報紙雜志上。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從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魯迅在這「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經過革新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上，變換五十多個筆名，發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這個數目，在魯迅雜文中佔了五分之一。鑽過森嚴的文網，在一份日報上接連不斷地發表這么多充滿戰斗性的雜文，在中國現代革命史和文學史上沒有第二人。從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隨感錄」專欄發表《隨感錄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所寫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一生共創作雜文700多篇，約135萬字，在其170萬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將近百分之八十。這些文字收入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里。在這15部雜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革命運動、黨派之爭、民生疾苦、文化爭端……幾乎全部生動地反映在他的雜文里。魯迅用手中的筆，對一些文化現象和不同階層的一些人物的無情揭露，憤怒控訴，尖銳批判，辛辣諷刺，痛苦吶喊，親切鼓勵，熱烈贊頌。魯迅的雜文，豐富了報刊的內容，也使報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戰斗性。
文化大師是思想界、文藝界的先行者，大眾傳媒與文化大師密切聯系，將先進文藝作品和思想廣泛傳播，影響社會，提升民眾素質，從而達到改造國民的目的。在文壇享有崇高聲譽的魯迅，他的一生，與現代傳媒特別是報刊有著不解之緣。現代都市傳媒，是魯迅先生進行創作的動力，並為魯迅先生發表作品讓人們了解魯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魯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戰場和陣地。

⑤ 20年代小說跟40年代小說的區別

40年代在中國文壇上涌現出大量家族小說，形成《紅樓夢》之後家族小說創作的又一高峰。本文以這時期的眾多家族小說為研究對象，在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試圖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其一，家族小說為什麼會在這一時期崛起並走向繁榮;其二，它承擔了哪些時代主題，具有怎樣的內涵特徵:其三，它與前一階段與其後的家族小說比較，又有著怎樣的書寫模式。著重解決前兩個問題。中國家族小說的源頭是《金瓶梅》《紅樓夢》達到了這類題材創作的頂峰，此後沉寂了一段時間。新文學之初，啟蒙先驅們把批判矛頭指向了「家」，但與之配合的文學作品卻沒有形成大的影響。經過一個時期的動盪與漂泊後，激進的知識分子紛紛把目光轉向了古老的「家」，以平靜的心態審視「家」這個傳統:此外，外國文學的影響和以「家族母題」為切入點的新小說逐漸贏得了讀者群，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家族小說的崛起與繁榮。新的時代主題呼喚著新的文學表現內容，家族小說適應時代，呈現出「倫理悖論」「代溝沖突」「子輩反叛」三個獨特的內涵特徵。 20年代小說就比較寫實，接近當代社會。

⑥ 40年代戰爭時期的小說

40年代，雖然戰爭帶來了不安與動盪，但是，文人的集結依然推動了現代小說的成熟。

一、國統區的諷刺和追憶小說

在抗戰初期，出現了一批描寫民族意識，反應中國農村變化的作品，代表作家有艾蕪、姚雪垠、蕭紅、吳組緗、荒煤、雷加、田濤等等。

也有描寫戰場的，寫出了戰爭的殘酷，富有戰地實感。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特別警醒地告訴人們國民黨舊體制的危機和抗日前景的慘酷。

隨著抗戰的持續和深入，作家們的視線由光明轉向陰暗，由張天翼帶頭掀起的暴露、諷刺小說的浪潮。代表作品有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速寫三篇」，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三記」等等。他們的鋒芒，直指政治的積弊、歷史的陳垢，刺向官僚、政客、土財、縉紳、落後農民、新型儒林，擁有重大的諷刺典型，結構完備、形式多樣化。

二、解放區的社會和現實主義

關於「現實主義」，小說既然經過設定敘述人來敘述，純粹的「客觀主義」實際是不存在的。胡風派把主觀性的有無，看作是對「現實主義」內涵的必要理解，不過是在強調他們所認可的一種「現實主義」而已。有人稱其為「體驗現實主義」。戰爭加深了人們的不安定的感受，現代的生活也使得人們越來越面對內心來尋找生存的價值。

現實主義小說家以「七月派」為代表。主要有路翎、爵青、袁犀等。

三、淪陷區的通俗和先鋒小說

淪陷區的小說因特殊的政治背景、進步青年讀者的大量流失、商業文化更形凸出等緣故，通俗性作品得到大量發展的機會是不言而喻的。

但同時，求新求異推動了文學由先鋒狀態向通俗層面運行的速度，以上海為首的淪陷區都市中，海派作家的小說便並行地呈現出通俗和先鋒的兩面。

代表作家主要有張愛玲、蘇青、梅娘等，代表作品分別有《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爐香》；《結婚十年》、《歧途佳人》、《濤》；《蚌》、《蟹》、《魚》、《春到人間》等。

⑦ 張愛玲小說在四十年代及新時期走紅的原因

張愛玲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具有現代主義意味的「荒原」意識，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中較少表現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獨特之處。我們說，張愛玲的小說是關於文明與人性的哀歌，而張愛玲哀歌的主旨，並不是對社會的批判，更談不上對社會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現代都市（香港與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墮落與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與悲哀。在這一點上，她筆下的女性形象表現得最為鮮明，與同時代甚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都有著較大的區別。首先，我們注意到，張愛玲寫的女性，與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時代新女性」不同，她實際上寫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舊女性。這些女性或有著舊式的文雅修養，或受過新式的大學教育，甚至於還留過洋，但她們都面臨著「娜拉走後怎樣」的共同窘況，既無法在現代都市社會中自立，也遠離革命運動，只能把當一個「女結婚員」作為自己的惟一職業和出路，而她們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們待「嫁」而沽的籌碼。其次，我們還注意到，她筆下的女性形象與通常的新文學作家筆下舊式女性也不同，張愛玲沒有農業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學素養是在代表著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筆下女性形象幾乎都是日益沒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難，不是衣不敝體、食不果腹的經濟上的窮困，而是無家可歸、無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第一次「張愛玲熱」出現於20世紀40年代。這次的特點是張愛玲一出現就成為了「市民文化的明星」，雖然被歸入了鴛鴦蝴蝶派的行列，與其他鴛鴦蝴蝶派作家不同的是，由於大家看到了她在藝術上的獨特性，因此，她受到了不同政治傾向和文學趣味的文學界各方面的歡迎。其中，傅雷（迅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是最有分量的評論文章。

第二次「張愛玲熱」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與上次不同的是張愛玲被重新「挖掘」出來時有一個「預熱」的過程，而且先是受到「專業閱讀」的重視，然後再進入商業炒作范疇。1981年張葆辛的《張愛玲傳奇》的出現，應該說只是「文革」結束後在社會上普遍出現的「文壇憶舊」的一個組成部分，真正對第二次「張愛玲熱」出現起重要作用的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中對張愛玲的推崇所引起的大陸文學界的重視。1984年，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將張愛玲寫入文學史，成為了張愛玲研究全面展開的一個標志，也可以說，從此以後，第二次「張愛玲熱」才正式形成。80年代的研究反過來又成為了八九十年代商業化炒作的基礎，而1995年張愛玲的去世更推動了一熱潮的高漲。這次的「張愛玲熱」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從學術界進入消費領域，一方面與出版界在體制改革後空前重視出版效益有關，不僅圖書的包裝和推廣受到重視，而且盜版也加入了爭奪讀者的行列；另一方面也與讀者文化水平和消費觀念的變化有關，以前喜愛張愛玲作品的小市民讀者常常被排斥在主流文學之外（作者和讀者都處於文學主流的邊緣），而現在主流文學已成為了高雅的「陽春白雪」（純文學），小市民讀者已成為讀者的主體，主流作家與邊緣作家的地位也已經互換，甚至於越是邊緣的越是受大家喜愛的。而張愛玲這種既有傳奇身世又有表現個人生活作品的作家，無疑正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對象，很適於作為大眾消費文化所推崇的精品。此外，在這次熱潮的形成過程中，影視等現代媒體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作用，除了直接將張愛玲作品搬上銀屏的直接作用外，通過各種方式在大眾中煸動起來的「世紀末」懷舊情緒，也有很重要的間接作用。

張愛玲小說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特異地位，不僅在於她與20世紀40年代前期上海淪陷區的環境相適應，沒有也不願利用作品來說教或宣傳，熱衷於表現自己對人生的切身體驗和獨特感悟，在表現當時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方面堪稱獨步，而且還在於她有著深厚的、融合中西兩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藝術地運用漢語語言的純熟手法，完全擺脫了所謂「新文藝腔」，很自然地繼承了傳統的古典小說和現代的通俗小說的手法與韻味，將「新、舊、雅、俗」融會貫通，創造出了新舊交織、雅俗共賞的獨特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