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現代文學都市小說的流變
A. 聯系文學思潮，論述文學類型在現代的多向演變。
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
對翻譯文學歷史地位的重新確認，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重寫文學史」的呼喚中應運而生的。在回顧新文學史的著述歷史時，敏銳的學者已經注意到，對翻譯文學的歷史定位，早在解放前的文學史著作中就多有涉及，比如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等，都設有「翻譯文學「的專章，介紹翻譯文學與新文學之間的關系，討論它在現代文學史中的意義和作用。然而，自1949年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翻譯文學不再被納入現代文學的敘事框架中，此後國內出版的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無一例外地把翻譯文學拒之門外，翻譯文學成了文學史的「棄兒」。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我們必須承認，翻譯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的，它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生成，對現代作家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與中國現代文學一起，承擔了現代時期啟蒙、救亡、文化建構等文學使命，因而其歷史價值不容低估。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流變軌跡，如果不考慮翻譯文學的影響和作用，不強調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互動與關聯，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客觀地說，「翻譯外國文學如不列入中國新文學史中，為一個重要方面，至少也應作為新文學發展的重要背景，給予應有的介紹。」[1](P47)
在「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謝天振先生就曾呼籲，要恢復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中的歷史地位，為翻譯文學這個「棄兒」尋找歸宿。但時隔十多年，不僅專門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沒有出現，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國現代文學史或者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等著述中，翻譯文學並沒有得到編撰者的青睞而進入現代文學史框架中，作為「棄兒」的翻譯文學仍然繼續著它的流浪生涯。
翻譯文學邊緣地位的未曾改觀，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在於人們在對翻譯文學自身特質的認識、理解和歷史描述等方面還存在許多未能澄清的問題。比如，我們縱然異常清楚地認識到翻譯文學的重要價值，我們十分珍視翻譯家的勞動成果，我們也知道，世界文豪們是隨著他們著作的漢譯本而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並占據了中國的文學和文化領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譯本，莎士比亞才在中國誕生，有了傅雷的譯本，羅曼·羅蘭才在中國誕生，有了葉君健的譯本，安徒生才在中國誕生，有了汝龍的譯本，契訶夫才在中國誕生……」[2]但是問題是，這些譯本畢竟不是中國原創的民族文學，我們該把它們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來衡定其藝術水準，又如何確立它們的文學史價值？我們承認文學翻譯是「創造性叛逆」，也承認翻譯家們在翻譯過程中的創造性活動，但是，這種創造性活動畢竟是有所局限、有所依憑的創造性活動，和現代作家的文學創作還是存在本質的差異，那麼我們如何評定翻譯家的文學史地位？再者，翻譯文學的確和現代文學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但這種關系卻是極為錯綜復雜的，很難進行准確的清理和表述。中國現代作家與翻譯文學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是不言自明的客觀事實，許多作家不僅同時也是翻譯的行家裡手，而且他們的文學創作從思想基源到藝術手段到語言技巧，無不折射出翻譯文學對他們的影響和啟發。可是，一旦要細究起每個具體作家與翻譯文學的准確聯系時，我們往往感覺到闡釋上的困難。這一方面是因為幾乎每一個優秀的作家都同時受到了許多有著不同風格、不同思想傾向的外國作家和作品的影響，從魯迅那裡，我們不止發現了他與尼采、易卜生、裴多菲的關系，也發現了與果戈理、契訶夫、阿爾志跋綏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的牽連，不僅有英國作家的啟迪，也有日本作家的感發；在郭沫若那裡，我們看到了他對惠特曼、歌德、易卜生、泰戈爾、雪萊等許多作家的學習與借鑒；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的吸收和借鑒是一個復雜的精神現象和精神活動，「既表現在直接的對藝術手法、創作方法以及結構、情節等的模仿、借鑒、學習等方面，又表現在深層的文學精神的影響上」[3]，僅僅依靠外國作家與中國作家之間的事實關系，還不足以說清楚翻譯文學對現代文學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還不能清楚地解釋中國作家是以什麼渠道、通過什麼方式、在什麼層面上吸收了外國文學的養分，轉化為自己的創作現實的。在研究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作家文學創作的關系時，「影響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僅僅憑借某個作家翻譯了哪些外國作品，接觸過哪些文學名著等一些表面材料，我們還無法揭開外國作家和作品對中國作家影響的內在奧秘，無法彰顯中國現代作家從怎樣的通道、在哪些微妙的地方與外國作家和作品在心靈上產生了對話、交流與溝通。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在低層次的小作家那裡，我們才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他們對外國作家拙劣模仿的痕跡，越是優秀的作家越是能將外來的影響機智地吸納、巧妙地融涵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並將這種影響化歸到自己的思想血液之中。你可以說魯迅受到了許多外國作家的啟發，但你無法准確指出他的文學作品中哪些是模仿顯克微支的，哪些是搬用了安德列耶夫。同樣的，你可以說易卜生影響了郭沫若、郁達夫、巴金、曹禺，但從「影響研究」的角度你卻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在同一個外國作家的影響下，中國現代作家們卻表現出了彼此懸殊的個性差異。所以，要准確描述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我們無疑要仔細分析作為翻譯文學特定「接受者」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世界與精神世界，不僅要借用媒介學、傳播學、淵源學的研究手段，還要藉助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等知識；不僅研究他們的文學創作、翻譯活動，還研究他們的日記、書信等等；不僅要運用「影響研究」，也要運用「平行研究」；不僅採用闡釋學、結構主義、新批評、形式主義等理論詳細解讀他們藝術世界的豐富圖景，而且追溯他們的創作生涯，仔細理析他們在每一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基於怎樣的歷史、文化、政治背景，當時國際國內正涌動著怎樣的社會思潮，出現了什麼樣的社會問題，作家從什麼角度借用西方文學和文化資源來回應這些社會思潮和社會問題。
也許正是因為上述這些研究中必然遭遇的諸多困難和復雜性的存在，翻譯文學的歷史定位才成為一個至今懸而未決的問題。從現有的研究狀況來說，我們暫時還無法理清出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暫時還無法准確交代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每一進程中的歷史角色。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的暫時空缺，並不意味著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不突出，也不意味著學者們對翻譯文學的價值重視不夠，只是意味著我們目前除了可以作一些膚淺的事實描述外，還無能從深層次上對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內在關系作一次准確而全面的展示。不過，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思考，不從試圖為翻譯文學尋找自身獨立的合法性地位這種學科建設的角度出發，而從考辯中國現代文學追求現代性的角度著手，來重新打量和認識翻譯文學，我們就能發現，不僅對翻譯文學的定義、性質與歸屬有了新的認識，而且還可能為翻譯文學史的書寫找到一種具有操作性的歷史線條。
二
要為翻譯文學書寫歷史，首先要考慮的是「翻譯文學」的界定問題。因為翻譯文學的文本特徵是極為顯在的，從而使我們近乎直覺地意識到，翻譯文學就是漢譯的外國文學，也就是說，凡屬外國作家寫的、被翻譯為中文的文學著作，都是翻譯文學。基於對翻譯文學這種毫無疑義的直覺認知，中國學者對「翻譯文學」概念的定義也小異而大同。郭延禮指出：「從科學意義上講，所謂『中國翻譯文學』應當是中國人在國內或國外用中文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4](P15)謝天振認為：「『翻譯文學』指的是屬於藝術范疇的『漢譯外國文學作品』。」[5](P223)葛中俊從五個方面來概括翻譯文學的本質特徵：（1）翻譯文學屬於文學范疇。（2）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歸附於一種語言，這種語言不是原作語言而是譯作語言。（3）翻譯文學既可以是一種作品總集，又可以是一種學科門類。（4）翻譯文學的價值持有者和承擔者是翻譯者。（5）翻譯文學在屬性上與外國文學有所分別，與文學翻譯分屬不同的范疇。[6]上述這些對「翻譯文學」的解釋盡管在理論表述上有所差別，但大致的思路是一樣的，即都認為翻譯文學在語言形式上是漢語，材料來源上是外國文學，在范疇上應該屬於藝術門類，等等。粗略看來，這些論述盡管稍顯簡單，也還是基本成立的，它們的確言及了翻譯文學的某些基本特徵。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地追問下去，就不難發現，這些闡述都忽略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在強調翻譯文學的共時性特徵時沒有照顧到翻譯文學的歷時性，沒有考慮每一翻譯文學作品生成的文化語境、歷史背景。忽略了翻譯文學的歷史背景，我們只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所有外國文學作品，只要用漢語翻譯出來，就理所當然地構成了翻譯文學。依照這種思路來推斷，翻譯文學儼然成了一種充滿盲目性、隨意性和無序狀的文學樣式，缺乏自身的歷史依據和存在邏輯，從這種認識出發，我們怎麼可能會為翻譯文學找到屬於它自己的特定歸宿，進而寫出一部有著明晰的歷史線索和確定的學理背景的現代翻譯文學史來呢？
在我看來，要想清楚地認識翻譯文學的本質屬性，我們必須把它放置在現代文學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中來考量。我們首先應該懂得，歷史的材料並不等同於歷史的真實，並非所有用漢語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都會構成翻譯文學，只有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和發展形成了一定關系的漢譯外國文學著作，才能納入翻譯文學的敘述范圍。特定的翻譯文學作品的出現並非是盲目的、偶然的，而是有著歷史的原因。在某段時期，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外國作家而不是那個外國作家，為什麼出現的是這些漢譯名著而不是那些漢譯名著，都與這段時期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和文學環境有關。一般來說，作家、翻譯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的文學翻譯活動，包括對外國作家的介紹、對外國作品的翻譯、對外來文學名著的讀解，都不是隨意作出的，都取決於他們所處時代向他們的提問，他們的翻譯活動是藉助外來思想和文學對中國問題作出的一種回答，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要補充而出現和存在的。我們可以舉歌德的例子來說明。中國文學界對德國文化巨人歌德的介紹和作品翻譯，在近代就已開始，近代時期，馬君武、蘇曼殊等人就翻譯過他的詩歌。此後，從王國維到魯迅到陳獨秀，從創造社到文學研究會，從抗戰爆發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新時期，對歌德的介紹以及作品翻譯是從未間斷過的。在20世紀的現代中國，「歌德熱」不止一次的出現過，對歌德作品的重譯、改編等不斷在進行著。但是，「歌德熱」的不斷掀起，歌德作品的重復介紹和翻譯，都顯示了時代要求與歌德作品之間的呼應關系。學者、作家和翻譯家對歌德作品的反復譯介，對歌德的重要著作如《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不斷重譯，都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政治、文化與文學建設和發展的要求使然。例如，王國維在1904年寫的《〈紅樓夢〉評論》中，將曹雪芹的《紅樓夢》與歌德的《浮士德》相提並論，稱它們都是「宇宙之大著作」。王國維是從悲劇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意義這一角度來介紹歌德，並論中西兩部文學巨著的，而他對西方悲劇觀的引入顯然成了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先聲。魯迅在《摩羅詩力說》里，對歌德的《形蛻論》和《浮士德》大加稱贊，歌德的著作成了他表達自己「立人」思想的重要文學例證。魯迅的「立人」觀念，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的重要思想資源。新時期以後，楊武能先生又重譯了歌德全集，這是適應改革開放的時代需要，適應了全球化語境下各民族文化互相學習、相互借鑒與相互補充的歷史要求。從一百多年來的譯介歷史來看，中國對歌德的介紹和翻譯都是出於一定歷史時期的文化和文學建設的需要，不同時期對歌德文學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觀照折射的是那一時期的社會狀況、思想狀況、文化狀況和文學發展狀況，正如楊武能先生所說：「歌德與中國，中國與歌德——西方與東方，東方與西方，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兩者走到了一起，產生了巨大的後果和深遠的影響。不只是中德或者東西方的文化交流，還有中德兩國的文學乃至社會思想的發展演變的歷史，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了歌德與中國的相互關系中。」[7](P1)由此可見，翻譯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生成與發展是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的，我們只有在考察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密切關系中才能給它以歷史的定位，是現代文學和文化的發展要求給了翻譯文學必要的現實依據、歷史依據和生存邏輯，拋開了現代文學這一重要的依附對象，翻譯文學也就缺少了自己的棲身之地。
三
既然要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尋找翻譯文學的歷史發展軌跡，那麼我們就要弄清楚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呢？在我看來，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與現代作家構成對話關系。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作家的對話關系，是指翻譯文學為中國現代作家提供了觀察世界的眼光、方法和思想，提供了審視社會和自我的哲學觀和人生觀，現代作家又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對翻譯文學加以回應，對外國文學家提供的藝術摹本從思想觀念到表現方法到情節結構和文學素材等進行吸納、整合進而成功地實現創造性的轉化。這種對話關系的存在，使我們能從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思考與文學創作的實踐活動中，清楚地感受到一些外國作家對他們的影響和啟迪，以及在這種影響和啟迪下中國現代作家思想觀念和創作水平的不斷深化、中國現代文學在各方面的發展與進步。例如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就是一位與中國現代作家展開了強烈的精神對話的文化巨人。早在1907年，魯迅就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號上連續發表了《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兩篇文章中都提及易卜生，在前一篇里，魯迅說易卜生是崇信個性解放的善斗的強者，「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萬眾不懾之強者」。在後文中，他又稱頌易卜生為捍衛真理的勇士，之所以寫出《社會之敵》、《人民公敵》，是因為「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劇中主人公斯托克曼（斯多克芒）醫生宣傳科學，為民請願，「死守真理，以拒庸醫，終獲群敵之謚」。五四時期的時代需要，使易卜生和他的戲劇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新青年》1918年6月刊登「易卜生專號」，形成了易卜生介紹和翻譯的熱潮，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袁振英的《易卜生傳》以及周瘦鵑、潘家洵對易卜生戲劇的翻譯，一時間成為那個時代非常有影響的文章和譯著。潘家洵的《易卜生集》在1921年和1922年問世，更標志著易卜生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中國現代文學界對易卜生進行了及時的反饋，現代作家圍繞易卜生文學思想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深入的反思，並在自己的創作中作出了相應的反響。歸納起來，易卜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引發了關於「娜拉走後怎樣」問題的激烈論爭。第二、帶來了五四「問題小說」的創作熱。在易卜生的影響下和對中國現實的觀察中，魯迅、葉聖陶、冰心、王統照、許地山等五四作家通過大量的小說創作，來反映關於人生、戀愛、家庭、兒童和女性命運等五四時期人們面臨的種種問題。第三、使五四文學作品中出現了許多類似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樣的「叛逆」女性。有代表性的如田亞梅（胡適《終身大事》）、曾玉英（熊佛西《新人的生活》）、吳芷芳（侯曜《棄婦》）、卓文君（郭沫若《卓文君》）、素心（歐陽予倩《潑婦》）、鄭少梅（白薇《打出幽靈塔》）、蘩漪（曹禺《雷雨》）、子君（魯迅《傷逝》）、梅行素（茅盾《虹》）等等。這些叛逆女性的出現，集中反映了五四作家對當時婦女命運的異常關切，也體現了易卜生的文學翻譯對中國創作界的巨大影響，體現了中國作家與易卜生之間的對話關系。
其次，與時代風潮構成呼應關系。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也應有一時代之文學翻譯，因此，只有同中國現代的社會政治、同現代時期的時代環境構成了應和關系的漢譯外國文學，才可能作為被認可的翻譯文學載入歷史名冊。中國近現代是一個充滿了動盪、矛盾和紛爭的時代，隨著傳統價值體系的潰塌，人們渴望盡快覓得新的思想、新的價值觀念，而新的思想、新的價值體系的建立就必須別求於異邦，就必須發揚「拿來主義」的文化借鑒精神，通過藉助翻譯輸入外來思想和文化，從而帶來中國新文化的建立與發展。思想啟蒙是五四新文學的時代主題，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曾呼籲建設「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其後，文學研究會又積極倡導文學為人生的創作主張，在這個時候，體現出「為人生」理想的文學翻譯自然才與時代合拍，只有在這一點上，茅盾才認為：「翻譯文學作品和創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學』之邦像現在的我國，翻譯尤為重要；否則，將以何者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人生的缺陷呢？」[8](P231—232)五四時期中國作家關於「娜拉走後怎樣」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由易卜生激發的中國作家對當時中國婦女命運的探討，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易卜生翻譯與「為人生」的現實要求之間的契合。20年代時，鄭振鐸曾經指出，對西方文學的翻譯介紹，必須考慮國內的具體情況，才會有力量，才能影響一國文學界的將來，因此他說：「現在的介紹，最好是能有兩層的作用：一、能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二、能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的思想接觸。」[9]鄭振鐸這段話中的第二點，實際上就是強調文學翻譯要與時代密切關聯。五四退潮之後，對俄國文學的譯介逐漸取代西方近代文學而成為中國翻譯的熱點，別林斯基、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高爾基等俄蘇作家和理論家被相繼介紹到中國，為什麼中國翻譯界對俄蘇文學如此感興趣？對此瞿秋白有一段精彩的闡述，他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遠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中於俄國；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音，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動心。因此大家都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的目標。」[10](P54)此外，三十年代西方現實主義作品翻譯在中國的盛行，四十年代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延安的譯介等等，都反映了翻譯文學與時代的應和關系。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上述翻譯事實也說明，只有在時代召喚中適時出現的翻譯文學，才可能為自己鑄就具有歷史合法性的價值基礎。
第三，在語言組織上，與本土文學創作構成張力關系，並有效促進本土文學創作在語言運用上的發展與突破。翻譯文學的語言組織與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創作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是完全等同還是具有差異？既能創作又能翻譯的現代作家在進行創作和翻譯時，是使用兩套不同的話語還是使用相同的語言思維形式呢？要確定翻譯文學是否具有獨立價值，我們就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我們知道，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盡管都屬創造性活動，但二者在語言組織中所遭遇的阻力是不相同的，在文學創作中，作家要解決的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把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思考直接轉化為富於藝術性的語言現實，而文學翻譯則不得不照顧到原有文本，因而在語言的使用上是既有所依靠又有所「顧忌」的，英國翻譯學家泰特勒（A·F·Tytler）曾指出，好的翻譯應遵守「三原則」：「一、譯文必須能完全傳達出原文的意思。二、著作的風格與態度必須與原作的性質是一樣。三、譯文必須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11][8](P222)泰特勒的話盡管誇大了翻譯中原作對譯文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強調翻譯受限於原文這一點上還是站得住腳的。因為既要考慮譯用語言的特徵，又要考慮對原文的意義、風格和行文特點的尊重，所以在語言的組構中，文學翻譯便與作家的文學創作拉開了距離，二者之間具有了一定的張力。在這種張力關系中，翻譯文學的語言選擇對現代文學創作的語言運用有著很大的影響。比如現代文學中的「歐化」傾向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陳子展說，文學革命以後，「一時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人如龍騰虎躍般的起來，小說戲劇詩歌都有人翻譯。翻譯的范圍愈廣，翻譯的方法愈有進步，而且翻譯的文體都是用白話，為了保持原著的精神，白話文就漸漸歐化了。」[12](p95)這是對當時文學翻譯情形的准確描述，這種情形的出現給現代作家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創作理念，即主張用歐化語言來進行文學創作，傅斯年在《怎麼做白話文》一文中就提倡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13]。傅斯年的主張代表了五四時期新文學建設策略中的一種重要思路，五四文學運動是以打倒舊文學，創建新文學為目標的，但打倒舊文學容易，創建新文學卻任務艱巨。新文學如何創建，當時並沒有現成的標准可以依憑，胡適當年就把希望寄託在文學翻譯上，他說：「怎樣預備方才可得著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14](P56)現在看來，胡適的這番話的確具有遠見卓識。回顧近現代的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從語言運用的方面而言，對白話語言在文學表達上的可行性是先在翻譯文學上取得成功後，再由現代作家落實在文學創作上的。正如鄭振鐸在肯定清末文學翻譯對新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時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翻譯工作是盡了它的不小的任務的，不僅是啟迪和介紹，並且是改變了中國向來的寫作的技巧，使中國的文學，或可以說是學術界，起了很大的變化。」[15][8](p229)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語言形態，從詞彙、句法到語法規則，都與翻譯文學的「歐化」語言有密切的關系，而且許多正是翻譯文學影響下的結果。
四
弄清楚了翻譯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後，我們最後來談談現代翻譯文學史的書寫問題。以前對「翻譯文學史」的編寫是相當薄弱的，不僅數量少，而且質量上也有很多欠缺。謝天振先生在《譯介學》一書中，曾介紹了國內先後出現的兩本翻譯文學史著作，一本是阿英的《翻譯史話》，另一本是北京大學西語系法文專業57級全體學生編著的《中國翻譯文學簡史》，但前者只寫了開頭四回就輟筆，而後者只有對文學翻譯事件和文學翻譯家的評述和介紹，因而只能算一部「文學翻譯史」，而不能算是「翻譯文學史」。可見，就現有狀況而言，國內對翻譯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還處於相當滯後的階段。要編寫翻譯文學史必須首先對翻譯文學史加以准確的定位，那麼如何認識翻譯文學史的性質呢？有學者認為，「翻譯文學史就是在翻譯文學在原語與譯語兩種語境相互作用下的解讀史。」[16]這種看法雖然注意到了翻譯文學在語言轉換中所表現出的獨特性，但沒有認識到翻譯文學與中國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因而對於我們編寫翻譯文學史來說並無多大助益。在我看來，現代翻譯文學史實際上就是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互動關系史，翻譯文學史的寫作只有放在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聯與互動、放在現代文學的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語境中，才可能具有現實價值和可操作性。
既然翻譯文學史是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互動關系史，那麼我們為翻譯文學寫史就應當考慮依循現代文學的發展線索來展開對翻譯文學的歷史敘述。因此現代翻譯文學史必定涉及到對這些關系的闡述：文學思潮、流派與翻譯文學、文學期刊與翻譯文學、時代變革與翻譯文學、作家創作與翻譯文學，等等。對這些關系的仔細清理和深入闡釋，將構成現代翻譯文學史的基本構架。
首先看文學思潮、流派與翻譯文學的關系。謝天振說，翻譯文學史應「關注一下某些文學思潮的翻譯介紹」[5](P285)，這是很有見地的。但我們還要認識到中國文學界對外來文學思潮的翻譯介紹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同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中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的創作思想和理論要求密切相關的。比如文學研究會對法國、英國、俄羅斯等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譯介、左聯對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譯介等等，無不與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創作要求有關。這就是說，我們關注西方文學思潮的譯介時，要注重梳理翻譯文學、西方文學思潮、中國現代文學思潮三者之間的關系。文學期刊與翻譯文學之間的關系也是極為明確的。中國現代作家是將翻譯和創作並重的，現代時期的文學期刊不僅是發表作家創作的重要陣地，也是發表翻譯文學的重要陣地。不僅著名的刊物如《新青年》、《小說月報》、《創造季刊》如此，其他期刊也不例外。比如二三十年代新月社主辦的《新月》月刊，就先後刊載了徐志摩譯的哈代、羅塞蒂的詩歌，聞一多譯的《白朗寧夫人的情詩》，梁實秋翻譯的彭斯的詩歌，還有由饒孟侃、卞之琳等人翻譯的郝斯曼、戴維斯、雪萊、濟慈、波德萊爾等人的詩歌，也刊發了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顧仲彝譯）、歐尼爾（E·O』Neil，現譯奧尼爾）的《還鄉》（馬彥祥譯）、蕭伯納的《人與超人》（熊式一譯）等戲劇，同時還刊載了許多翻譯小說，例如胡適譯的短篇小說：歐·亨利的《戒酒》、哈特的《米格爾》和《撲克坦趕出的人》，徐志摩譯的Diard Garueet的《萬牲園中一個人》和A·E·Coppard的《蜿蜒：一隻小鼠》，西瀅譯的曼殊裴爾的《娃娃屋》、《一個沒有性氣的人》、《貼身女僕》和《削發》，
B. 舉例論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流派
例如。「鄉土小說」，被認為是五四文學革命以後興起的一個最早的現實主義小說流派。它大約形成於1923年左右，主要是指靠回憶重組來描寫故鄉農村(包括鄉鎮)的生活，帶有濃重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說。成員以文學研究會作家為主，也包括語絲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主要代表有潘訓、許傑、許欽文、魯彥、彭家煌、台靜農、蹇先艾、王任叔、黎錦明等。
C. 《新文學思潮與流派》簡述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流變情況。
一、現實主義
重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的起源及其特徵 ——從近、現代社會與文化的轉型出發欒梅健內容提要 作為創作方法的現實主義，其實是作家在理解與處理文學創作與現實關系時所持的一種態度和遵循的原則；而我國近代以來所形成的社會與文化轉型，正是建立起了現代作家認識世界與表現世界的基本立場從：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二方面來論述的，重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的起源及其特徵 ——從近、現代社會與文化的轉型出發欒梅健內容提要 作為創作方法的現實主義，其實是作家在理解與處理文學創作與現實關系時所持的一種態度和遵循的原則；而我國近代以來所形成的社會與文化轉型，正是建立起了從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方面來論述的，重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的起源及其特徵 ——從近、現代社會與文化的轉型出發來提要的
現代作家認識世界與表現世界的基本立場與觀察視角，蘊育與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形成。 關鍵詞 現實主義0近代社會與文化形態0社會之網0創作方法
與觀察視角，蘊育與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形成。 關鍵詞 現實主義0近代社會與文化形態0社會之網0創作方法二、浪漫主義
D. 分析論述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流變過程。
新時期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以其獨有的先鋒性向
正統文學觀念提出挑戰，加快了文學觀念的更新，促
進了文體審美形式的變革。同時，拓展文藝表現范
圍，與人類生活相關的一叨內容，大到國際風雲變幻，
小至日常瑣事，都被納人作家筆端，極大地擴展了文
學思維。尤其是後現代主義以一種「寬容」的姿態肯
定了生活中的黑暗乃至罪惡，於是，假丑惡亦普遍滲
人文學作品之中，不再處於陪襯地位，而越居主導的
地位，打破了和諧的審美觀念，有其創新意義。
但同時，我們應警覺到，新時期現代主義文學思
潮極端地抒寫個性，張揚自我，只關注身邊瑣事，對事
件進程，對人物命運不作動態描寫，而只作現有狀態
的描繪，看不見一點亮色，缺乏對未來的遠景透視，忽
視時代、社會賦予作家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我們以新寫實小說家為例，他們中不少人在生活
的擠壓下，缺乏高遠的眼光，很難感受到時代偉大靈
魂的跳動。池莉說:「我上下班得擠三個多小時的公
共汽車，車老壞，路老堵塞，可我又拚命想早點到，一
天三餐飯，柴米油鹽永遠是輪番著缺乏，肉魚蛋不是
買不著就是買不起，我卻又想Iff飯、菜都做得營養豐
富，色香味俱全。我得買菜做飯洗衣，打掃房間;太陽
出來了得趕緊曬被褥....一這種真實的生活感受體
現了作家的敏感多思，但在感受這種悲哀時，卻對時
代大潮中涌動著變革生活的激情無動於衷，對時代新
人為開創美好生活的奮力拚搏，疏忽在外。他們的眼
光只觸及庸常人生，而缺乏對時代建立更為科學積極
的思維。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網頁中的內容：
http://www.ckzl.net/obicn/paper/show.asp?id=158820
E. 論述20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脈絡
一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運動時期，但以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文學為其先導。
現代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產物，同時又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一個發展。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態領域內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註：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過這類意見。可參閱《反杜林論·引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處引文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第4卷第485頁。)。成為現代文學開端的「五四」文學革命也是這樣。適應著新的時代需要，它吸取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文化和文學方面的許多成分，同時也利用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積累的「思想資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去完成先驅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歷史性任務。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學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有必要先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和文學歷史的狀況作一番考察。
清嘉慶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由衰微而處於崩潰前夕。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危機四伏。清朝政府極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中國社會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瓦解，沿海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並且迅速形成了上海這類畸形繁榮的近代都市。新的階級——中國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乃至買辦資產階級——也隨之產生。「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93頁。)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爭。與此同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註：《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先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6頁。)，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
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並且使自己適應於這些變化。近代文學在孕育和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在這一歷史時期內，雖然封建文學仍然大量存在，但也產生了以反抗列強侵略和要求掙脫封建束縛為主要內容的進步文學，並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種種改革封建舊文學的努力。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就在詩文中揭示了「萬馬齊暗」的時代痛苦和「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社會局面；同時，還呼喚改革的「風雷」，表現了抵禦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過「文以紀實」、「不須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虛浮」(註：見洪仁乾等《戒浮文巧言諭》，《太平天國文選》第98頁。)的改革主張，也產生了一些較為通俗並有革命內容的作品。隨著政治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末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文化運動日趨高漲。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里，王韜在《變法》和《變法自強》里，都對文化革新有所建議；康有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的封建正統文化；而強學會、南學會、群學會等五十幾個學會、學堂、報館(註：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變法起源記》。實際還不止此數。)在短期內的興起和活動，更與這個運動有直接的聯系。在文學上，同時出現了對封建正統文學(主要是擬古派詩和桐城派文)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譚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體」。在詩歌改革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是黃遵憲。作為優秀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不但在作品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要求變法的願望，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改變舊文體使之「適用於今，通行於俗」，「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註：見黃遵憲1887年作《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多少做到了如《雜感》詩所說的「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開始擺脫舊詩格律的某些束縛。梁啟超的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新體散文，以「平易暢達」見稱，其影響更為廣泛。與此同時，白話小報的出現，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陳榮袞)明確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之言」(註：裘廷梁、陳榮袞分別寫有《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報章宜用淺說》(1899)等文。)等主張。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在詩文以外的文學樣式方面，引起了尤其顯著的變化。小說戲劇歷來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變法前後卻得到了重視。首先是由於政治上改良運動的需要，其次也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近代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創辦，小說在這一時期大量產生，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小說原理》(夏曾佑)、《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狄平子)、《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王無生)、《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佑曾)、《余之小說觀》(徐念慈)等文先後發表，它們的共同傾向是強調小說的政治意義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理論倡導下，小說成為新派知識分子暴露舊世態、宣傳新思想的有力工具，並且直接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等名目應運而生。被魯迅稱做「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受到普遍的歡迎。由於同樣的原因，還開始翻譯和介紹了西方作品。據統計，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佔全數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紓的譯作曾在當時有過較大的影響。此後，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也相應地產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鍾》等作品；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歌德、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它們在進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方面，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被大力提倡的話劇這種新的戲劇形式，也在這個時期以「新劇」或「文明新戲」之名開始傳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春柳社等先後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籲天錄》；進化團稍後又在長江下游各地演出宣傳革命的幕表戲多種；這些活動既從思想戰線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國戲劇輸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近代進步文學不僅服務於當時的政治斗爭，而且在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傾向)以至文學形式(改革詩文、提倡白話、看重小說、輸入話劇)方面，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備。可以說，近代進步文學乃是從封建時代文學到現代新文學之間的一個過渡。
唯其是「一個過渡」，近代進步文學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和局限。如同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次政治斗爭並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未能盡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文學，對封建制度並不持根本否定態度；不僅政治上維護著清王朝，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敢正面觸動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學說。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便趨於反動，而在不少新派作品裡，封建思想也仍然佔有地位。提倡白話的呼聲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但他們大多數是提倡白話而不反對文言，或者主張書報可以採用通俗的白話，文學仍須維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確主張，也因為時代條件的不成熟，並未引起廣泛的討論和造成較大的聲勢。翻譯西方文學的工作當時也處於盲目被動、缺乏系統的狀態；林紓雖然譯述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帶著改作的成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因為沒有與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徹底，始終未能正面明確地提出反對封建舊文學的口號。革命派本身的脫離群眾，一些代表人物在語文合一、採用白話等問題上所持的保守態度，都阻礙了他們在組織辛亥革命的同時去相應地發動一個強大的思想啟蒙和文學改革的運動，致使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甚至還不及維新派。至於對帝國主義，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它們，對它們頗多幻想。此外，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雖然在暴露上層腐敗生活方面能夠淋漓盡致，但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狀況卻極端缺乏了解。隨著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學，也終於受到被稱為「十里洋場」的近代都市中惡濁氣氛的腐蝕而趨於墮落：「譴責小說」淪為「黑幕小說」，甚至成了專門詆毀私敵的「謗書」；民國初年出現的專寫「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則由最初具有些微進步傾向(感嘆世態炎涼、不滿於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漸演變為滿紙陳詞濫調、遠離現實生活並有濃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說」、「狹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文明新戲也褪盡了原來的戰斗色彩，充滿著小市民的庸俗情調和低級趣味。
近代文學的這種發展狀況，深刻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近代文化的這一著名論斷：「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7頁。)
在文學領域內高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後革命文學的肩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雖然已為新文學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備，但它本身無法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任務。「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及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諸方面條件長期孕育的必然結果。
二
「五四」以後，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務並未改變，但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它所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蓬勃展開，歷史已經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因此，一方面，社會內部的各個階級和各種矛盾比近代更顯得錯綜復雜，另一方面，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歷史條件卻也漸次具備並且趨於成熟。「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帶上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時代歷史的印記。
現代文學，作為中國現代復雜的階級關系在文學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復雜多樣的。新起的白話文學本身，並不是單一的產物；它是文學上無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三種不同力量在新時期實行聯合的結果，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原則的區分。資產階級文學，包含了相當復雜的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的思想因素，不僅同無產階級文學有質的不同，而且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也有很大的區別。一部分資產階級右翼在文學上的代表，反封建時固然極為軟弱，同帝國主義更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斗爭深入之後，很快倒戈成為反動勢力的維護者。此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還有若干其他的文學成分。封建舊文學雖已遭到沉重的打擊，但遠未絕跡；鴛鴦蝴蝶派作品則改穿起了白話的衣裝，在市民階層中有所流傳；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學上的產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後一個時期，還曾出現過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所謂「戡亂文學」——這些都是文學上的逆流。現代文學里各種成分的紛然雜陳和相互斗爭，正推進了文學上不同力量之消長，顯示了錯綜復雜的情勢。
但在這多種復雜的文學成分中，居於主導地位、佔有絕對優勢並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則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亦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真正屬於人民大眾自己的文學，同歷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進步性的文學都有極大區別。這種文學一方面在階級基礎上仍不是單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性質，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有著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5頁。)，反映到文學上，就有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內容，有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了體現這些特點的現代文學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學和處於無產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里，無產階級文學，最初雖然只是作為因素而存在，但隨著革命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影響的擴大，隨著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參加革命實踐的增多，隨著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少數革命工農參預文學創作，特別是隨著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展開，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者質的方面，都有增長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作品中以無產階級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顯著，這種文學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堅實的發展。至於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我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始終作為無產階級在文學戰線上的可靠同盟軍，以英勇無畏的姿態參加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並且逐漸轉換自身的性質，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最終匯合到無產階級文學的洪流之中。歷史駁斥了那些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說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或是西歐資產階級文藝的「一個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實的言論。無產階級領導並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這兩種力量為中堅，保證了我國現代文學具有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性質。
文學上的無產階級領導，主要是通過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政策來實現的，它要求文學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五四」以後出現的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為主力的新文學，自覺地體現了這一要求。它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擔負著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使文學以新的形式和內容——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謬種、玄學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號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揭露和對十月革命的嚮往，也都體現了新的歷史時期里人民革命的戰斗要求；而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的創作，則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徹底反封建並且充滿民族覺醒精神的「遵命文學」。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隨著革命的日益發展和深入，文學為革命服務也更其鮮明和自覺。在各個革命階段中，大批作家不僅以各種形式、題材、風格的作品直接間接地促進革命事業，而且還積極投身實際斗爭，直至為革命獻出鮮血和生命；也還有許多實際革命者和工農群眾用文藝創作來從事革命宣傳，對革命和文學本身的發展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黨所領導和影響下的革命文學，不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配合反軍閥斗爭和「五卅」反帝斗爭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粉碎反動文化「圍剿」、揭露國民黨罪惡統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後從事救亡宣傳和「七七」以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績。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後期的文學，更成為緊密配合革命斗爭，「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為革命服務，為現實斗爭服務，為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寶貴的傳統。
與此同時，現代革命文學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自然又不能離開革命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不能離開革命深入對文學所提出的新要求。作為現代文學開端的文學革命，在五四運動前夕已為運動作了思想准備，但只有通過五四運動，它才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擴大了社會影響，並與革命斗爭密切結合起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革命文學」的提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也都與當時形勢相適應，是無產階級及其學說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日益強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作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講話，為革命文藝運動開辟了新階段，這也首先是和黨不再處於幼年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空前地發展壯大諸條件相聯系的。現實生活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發展，更使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從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直到語言和表現方法，無不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現代革命文學，始終與革命同命運，共呼吸，有著一致的步伐。
與人民革命事業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徹底揭露、堅決斗爭，對社會主義前途衷心嚮往、熱情追求，這就是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新時代所賦予革命文學的鮮明思想印記，也是現代文學之所以有別於近代文學的根本標志。
三
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矛盾斗爭的過程，其間充滿了革命文學與反動文學、革命文藝思想與反動文藝思想的斗爭。革命文學正是在抗擊各種各樣反動文藝逆流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
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文學，首先要同代表著敵人利益的封建文學、買辦文學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欽定文學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五四」新文學就在同林紓所代表的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戰斗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以後又以打倒《學衡》、《甲寅》等標榜「國粹」、主張復古的封建「攔路虎」而向前發展。在封建勢力徹底消滅以前，封建文學不可能銷聲匿跡，因此這種斗爭後來雖然規模逐漸縮小，卻也並未完全停止(如對「讀經救國」、「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文人的斗爭)。對於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就開始倒向敵人方面去、公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胡適和《現代評論》這一系統的買辦文人，革命文藝界也在各個時期反復進行了多次斗爭，揭露其為帝國主義作倀的奴才面目，從而大大削弱和縮小了他們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促進了他們內部的分化。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進行的和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後來所謂「戡亂文藝」之類)的斗爭，也貫穿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幾個時期。盡管蔣介石集團歷來都在其統治區域內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軍權、政權、財權(從而也掌握了對出版物、出版機構的控制權)，但他們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藝上的領導權。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界雖然在國統區內「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卻抵擋住了敵人多方面的進攻，奪取了陣地，發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業績。
在現代文學史中占著突出地位、越到後來越顯著的，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之間的斗爭。這是因為，「五四」以後我國的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後要通向社會主義道路；資產階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一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可以成為新文學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資產階級思想卻不能充當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文學上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斗爭，乃是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要不要將反帝反封建精神堅決貫徹到底的斗爭，也是文學朝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斗爭不僅相當激烈，而且也十分復雜。它最初表現為新文學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如「五四」時期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但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轉化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時，則也表現為對敵斗爭(如對後期胡適的斗爭)。有時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維護資產階級「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現的(如「新月派」)；有時則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修正主義的形態出現(如自居普列漢諾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動文藝思想)。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會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證實了列寧的這一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註：《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文藝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動文藝思想的鋒利武器，混在內部的反動文人懾於革命形勢和這個講話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這個講話而在手法上又做得盡量隱蔽。要不要在各種條件下堅持貫徹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成了問題的中心，成了許多爭論背後的真正焦點。因此斗爭就帶有更為復雜、更為曲折和更為深入的特點。
文藝斗爭是從屬於政治斗爭的。政治的分野決定著文藝的分野。當階段關系發生變化，革命統一戰線有了變動時，新文學的統一戰線不可能不隨著發生變動。文藝界的大爭論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文藝界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爭論和分裂)，就是圍繞著政治事件、直接尖銳地表現著政治觀點的。當然，「五四」以來文藝界的思想斗爭，更多則在文藝思想的領域內進行。在文藝思想領域內，由反封建文學到反資產階級思想、再到反修正主義，由白話文學的爭論到文學有無階級性、再到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不要堅持工農兵方向的爭論，其發展趨向是步步前進，層層深入的。這是整個革命運動逐步深入在文學上的反映。
文藝思想斗爭不限於理論主張上的論爭。反動文藝思想總要在創作中有所表現，並以「創作」來支持其反動理論。因此，揭批反動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為革命文藝界所注意，並且貫串在各個階段的創作評論中。
文藝上的多次重大斗爭都出現在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可以在文藝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徵兆。重視這一歷史經驗，有助於更好的發揮文藝作為敏銳的階段器官和斗爭武器的作用。同時，還必須指出：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爭，也給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障礙。「左聯」時期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創作上的豐收，便和思想斗爭所起的積極作用有關。這說明了正確的思想斗爭也為革命文學本身的發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後的文學創作，隨著時代的進展，無論在內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特色，在創作上是一開始就有鮮明表現的。不僅白話的形式本身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學和人民群眾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內容上，也具有不同於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特點。「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許多作品，猛烈攻擊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表現了與舊傳統徹底決裂的精神，同時提出了知識青年掙脫舊家庭束縛、爭取戀愛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還正面描寫了下層人民的苦難，對勞動者的命運表示關切，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則表示同情和歡迎。這些都成為「五四」新文學高於歷史上進步文學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處於無產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創作，獲得了突出的成就。魯迅的《吶喊》、《彷徨》，通過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異常深廣的時代歷史內容，真實地再現出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在獲得無產階級領導前的極度痛苦，並懷著對未來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顯示出深刻的革命現實主義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劉話傳說、歷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氣魄，奇特的想像，瑰麗的語言，歌唱出徹底叛逆、熱望新生的時代聲音，成為具有現實基礎的革命浪漫主義的作品。他們的創作，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使兩種佔主要地位的創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學研究會所提倡的現實主義(當時稱「寫實主義」)，以及由創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義，通過實踐得到了高度的發展。「五卅」以後，以反帝為內容的作品多了起來。一部分作家開始走向實際斗爭，主要精力不在創作方面，他們的作品一時似乎少了，但總的說來，歷史卻在醞釀著一個新的發展。
「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創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弱點。當時文藝領域內的主要活動力量乃是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受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嚴重羈絆。社會主義理想和新興階級的英勇戰斗精神雖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現，而無產階級文學整個說來尚處於萌生幼芽的階段。就這個時期的一般作品來說，除在藝術上表現出稚氣外，創作方法和思想傾向也極為復雜紊亂。許多人分不清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積極浪漫主義與消極浪漫主義之間的界限，甚至西歐一些國家的頹廢派、象徵派、未來派等亦都無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藝社團和作家所介紹，所肯定。多數作家生活狹窄，只限於表現知識青年的某些要求，帶有較重的感傷情調。有些作家的作品則有嚴重的頹廢色彩。
從「五卅」前夕文藝領域內感傷苦悶氣氛彌漫，到一九二八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其間經歷了一個重大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被作為口號提出而且形成運動，這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許多作家直接間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禮的結果。一部分作家開始自覺地把文學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武器。作品描寫黨所領導的群眾革命斗爭，表現有強烈的時代意義的重大題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農民的形象，顯示了作者可貴的革命激情
F. 新時期文學興起了哪些文學潮流
中國現代文學從1919年到1949年，當代文學是1949至今，現代文學是三十年的時間，第一個十年主要是五四時期的自卝由、解放和個性；第二個十年是左翼為主，還有京派和海派文學，第三個十年是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思卝潮是適應現代性以及現代民卝族國家雙重歷史要求的產物。在現代性的不同歷史階段，文學對現代性的態度也各有不同，於是就形成各種文學思卝潮的流變：新古典主義是對建立現代民卝族國家的肯定性回應；浪漫主義是對現代工具理性和現代城市文明的反卝動；現實主義是對現代性帶來的社會災難的揭露和批判；現代主義是對現代卝理性的反叛以及對生存意義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國現代文學思卝潮的濫觴階段，形成了三種傾向：爭取現代性的啟蒙主義、爭取現代民卝族國家的新古典主義，反思、超越現代性的審美主義。這三種文學卝潮流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思卝潮的發端，也影響了「五四」及其以後的中國文學思卝潮的發展。
G. 中國近代文學主要哪些變化試舉例說明（500字）
這個問題很復雜。
首先，20世紀中國文學是現代性的還是近代性的，就是一個爭論不休 的話題。例如楊春時、宋劍華就認為現代文學由於和世界文學存在著巨大的時差，所以我們的現代文學只能算近代性。另外，現代性這個概念的含義模糊也是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的關鍵。
分析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內容，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現代性與世界意識
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學的現代化起始於「世界歷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學」意識的萌發。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世界歷史的觀點，近代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消除了以往歷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國的孤立封閉狀態，日益在經濟上把世界連成一個整體，才「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他說：「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很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①作為20世紀的文學，有別於20世紀之前各民族文學的顯著特徵是民族的相互往來與依賴使其成為人類的共同文學。也就是說，各民族文學的世界性交流的歷史進程，導致了現代意義的世界文學的誕生。世界性、開放性，已成為現代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共同特徵。同時，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學的現代化就是「世界文學」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事實上，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尤其經過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民族文學長期的分散、隔絕發展已成為歷史，民族壁壘的牆壁逐漸倒塌，整個人類的文學正朝著世界文學整體化的方向挺進。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頻繁的國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學」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作為人類總體進化的一個過程，現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彌散和擴張性質。現代化首先從西歐開始，隨之通過殖民化彌散到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廣大地區。因此，不同國家現代化歷程的起步時間以及啟動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將其分為「內源發展者」和「後來者」兩大類型，即「早發內生型現代化」與「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區別。前者以英、美、法等國為典型個案。這些國家現代化早在16、17世紀就開始起步，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因素都源自本社會內部，是其自身歷史的綿延。後者包括德國、俄國、日本以及當今世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現代化大多遲至19世紀才開始起步，最初的誘發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化的示範效應。②顯然，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是從19世紀開始進入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現代化過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權威脅與文明示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因素。」在19、20世紀以前，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還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戰，而是源自內部的物質危機。「只有到了19、20世紀，當西方的示範展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時，中國才對自身歷史的內部挑戰產生了一種多少是變化了的回應方式。這樣，中國歷史的內部要求與西方文明的示範效應疊加在一起共同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反應類型與歷史走向。」③或者可以說，中國只有等它變成西方的對象時才開始進入現代時期，因此，對於中國來說，現代性的真諦就是對於西方乃至世界的反應。西方的入侵與影響成為中國談論「現代」的起點，西方的入侵與影響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歷史」，使「停滯」和「靜止」的中國進入了「現代」的變革之中④。因此，現代化也被稱之為歐化或西化。
隨著列強入侵而逐漸加劇的西方文化的撞擊造成了中國作家世界意識的勃發。西方文學的傳入，使古典文學失去了聳動視聽的效應。譚嗣同、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所提倡的「詩界革命」已標志著世界意識的覺醒。「詩界革命」以及後來的「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已大不同於以前任何文學革命運動，而是挾裹著世界的風雷，向古國文明挑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韌之時，五四新文化先驅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觀念。陳獨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運動的六條思想原則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六》中指出：「許多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胡適1915年夏秋在美國嘗試白話詩運動之初就明確地宣言：「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也!」他把自己發動「文學革命」的意圖與當時世界的「新潮」聯系起來，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沖突和交融中才能獲得的新知。簡言之，20世紀世界意識就是一種開放意識，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體文化為本位來從事中國的文化與文學革新運動，把中國的文化與文學革新運動作為20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這一文化與文學革新意識的飛躍對於中國幾千年自恃為「世界中心」的傳統觀念無疑是一個根本性的沖擊。
在世界意識的驅動下，中國20世紀文學逐漸走向了全面開放。從清末民初的初步開放到五四時期的全面開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開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閉，再到80年代以後的全面開放，實際上走過了一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這其間長期的閉關自守雖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它卻導致了以後更大幅度的開放和更深刻的變革。總的來說，20世紀中國作家惟有在對於他民族文學的借鑒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到本民族文學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學總體中的地位，才可能實現對於本民族傳統文學的揚棄、繼承和發展。正是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使他們開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國文學革新的道路，開創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充滿創造和變革的偉大時代。20世紀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是嶄新的社會；對於中國文學來說，是嶄新的文學。在20世紀里，中國文學真正沖破了幾千年的古典模式，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國文學真正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形成了與世界文學對流、互補與融合的格局。可以說，20世紀中國文學確實走了一條與中國傳統文學和西歐近代文學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艱難曲折中探索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道路。
客觀地講，「現代性」本身就昭示著一個人類進化的鏈條上嶄新的歷史階段的形成。在世界文學的影響下，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現代的兩個階段性進程壓縮合並，一起完成（並非如楊、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經歷一個像歐洲那樣漫長的近代文學階段，中國文學才可能進入現代階段，否則就要補上歷史這一課），從而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獨特類型與歷史走向，這也決定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本身具有兼容並包的性質。也就是說，盡管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尤其是歐美文學的發展並不同步，其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這並不妨礙它的現代性質。因為20世紀中國文學從19世紀後期到五四時期，再幾經歷史風雨的洗禮，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進取，中國文學就完成了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與轉型，而且這種過渡與轉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學的近代性與現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學又不同於西方的近代文學，它在實質上是現代性的文學，或者說是近代、現代交叉復合型的文學。
二、現代性與先鋒意識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先鋒性主要不體現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追尋上，而是體現在中國作家為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對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世界先進的文學資源的合理吸取與綜合運用上。中國20世紀作家將現代性追求視為文學的主題，而並不把現代主義視為最高表現形式，但也並非排斥西方的現代主義。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比西歐晚了幾百年，一下要從古典形態過渡到現代形態，它所缺乏的中間因素太多。為了追上世界現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歐幾百年的歷史採取橫向「拿來」的辦法，因而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走完了西歐幾百年才走完的歷程，西歐幾百年的文學歷史也就在中國文壇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歐近現代文學的多種潮流，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象主義、現代主義等在古老的中國都有了傳人。由於「拿來」的急迫，很多東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過，並沒有在中國文壇留下深深的痕跡，只有在經過了一個長長的封閉時期以後，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吸納與整合似乎顯得更成熟一些了。由於中國是在被動挨打的局勢下對外開放的，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會與文化相當落後的狀態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國20世紀作家的文學接受與創造擔當了道義、思想、精神之責，他們對世界現代文學的看取是有選擇性的，他們的創作不是僅僅代表自己或少數人，而是代表整個民族言說，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與靈魂。正因為這樣，現代主義文學在20世紀的中國成長得十分艱難，中國的客觀現實對它的沖擊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國文壇不能占據更多的空間。盡管如此，它作為一種文學潮流，在20世紀中國一直潛滋暗長著並幾度呈興盛之勢。在五四時期，它就播下了生長的種子，從魯迅《野草》的象徵主義、郭沫若《女神》的表現主義、胡適嘗試詩的意象主義中亦可見一斑。20年代中後期，李金發開創了象徵主義詩歌流派，然後由新月派、象徵派匯聚而成的現代詩派在30年代以《現代》、《新詩》為大本營，形成了強大的陣營，加上新感覺派小說，現代主義在30年代釀成大潮，競一時之盛，與現實主義形成對峙與競爭的格局。
正當現代主義發展方興未艾之時，一場比鴉片戰爭更具威脅性的外民族侵略戰爭，改變了它的歷史進程，即它再也不是在與現實主義的對峙中求得獨立發展，而是努力向現實主義依歸。於是，現代主義在40年代一度處於衰落與冷落的境地。雖然在抗戰爆發、大敵當前的特殊時期，中國現代主義受到了抑制，但當抗戰處於持續階段，社會生活與情感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的情勢下，現代主義又再度興盛起來。僅以詩歌為例，就有馮至、卞之琳等現代派詩人創作的活躍，並且先後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聯大和40年代後期的上海出現過兩次具有連續性的現代主義詩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後人刮目相看的現代主義詩派——九葉詩人。這說明現代中國並非「缺乏現代主義生長發育的文化環境與現實土壤」，現代中國不是不需要、不接納現代主義，而是現代中國的外部條件一度限制了它的發展，它的半途衰落，並不主要是中國文學內部發展規律使然，也不是現代主義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會局勢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規律的。現代主義作為20世紀世界先鋒文學的組成部分之一，20世紀現代情緒的重要表現方式，對現代中國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當再次打破思想禁錮的新時期到來之後，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國作家所看取。這一階段與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數作家更多地表現出對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發展起來的各種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先鋒藝術的獨特青睞，使它們在短短十餘年間於中國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變性、多樣性、豐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擬的。任何在西方近兩年出現過的現代觀念、技巧和流派，在我們這里都出現過了，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摹仿、借鑒成為許多作家在文壇站住腳的途徑，成為一種普遍的時髦，成為爭奪文壇話語權的大好策略。這不僅說明中國作家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主觀願望異常強烈，而且說明現代主義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一翼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艱難曲折的生存處境中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它在表現技巧、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20世紀中國傑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現代主義作家或曾受過現代主義一定影響的作家。在20世紀中國文壇最優秀的作品中，現代主義作品佔有相當的比重。其實，現代主義在中國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隱蔽的形式存在著，它發散性地滲透在許多非現代主義作家的創作中，在許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納了現代主義的養分。如魯迅、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張賢亮、韓少功、王朔、賈平凹、劉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這表明，現代主義作為20世紀先鋒藝術，在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中國作家的藝術創造。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並沒有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潮，或者說現代主義只作為一種文學潮流而存在，這不僅是中西20世紀文學在共時性的發展中同時又有著歷時性的差異造成的，也是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學傳統造成的。「當中國文學在現代性旗幟下與中國古典主義告別的時候，西方文學則是在告別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過程中獲取自己的現代性的，它們的現代性是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區別的。但西方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西方的現代主義的影響在中國共同參與了中國文學家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變所做的努力，它們共同起到了促進中國文學由舊蛻新的現代化轉變。」⑤難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統稱為「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影響的現當代文學作品，這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將文學的現代性孤立視之，它是相對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質與意義取決於它在其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相對於西方近代文學是現代性的，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相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是現代性的，它們相對其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結構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與文化結構，孤立地抽象地談論文學的現代性，為文學規劃統一的價值與參照，其結果是對多種文明、語言文化、生活形態、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現代性與民族意識
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造成了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自尊並進而鑄就了忠誠於本民族的傳統。進入近代以來，這一民族傳統精神在外來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發，成為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先導。現代民族主義在反封建的斗爭中找到了民族進步、民族獨立的新方向。中華民族要真正實現民族進步與獨立，則首先要使自己強大起來。要強大則要向世界上先進國家學習，取長補短，因而對外開放則是必然的；與此同時，要擺脫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險，則必須堅決以社會改革為手段，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其實這兩者的統一，則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現實起點。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當民族危機顯得相當深重時，對西潮的引進則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當民族危機有所緩解之際，對西潮的引進則大膽而自信，如五四時期和新時期。當然，50～70年代，由於受帝、修的擠壓，我們的國際交往基本關閉，這一時期我們奉行的是民族主義，確切地說，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此可知，民族主義思潮是中國20世紀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強光點，也是攝取並折射那個時代雷電風雲的一面聚光鏡。正是這樣，我們20世紀的中國文學也往往被民族主義所裹挾。在強大的現代性挑戰面前，民族主義的有效方式就是對原有的東西的發展和對自己既成的價值系統的改造與更新。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文壇，多次掀起尋根的浪潮，尋根意識成為20世紀中國作家對應外來思潮的一種手段，成為他們宣洩民族自衛情緒的一種有效方式。同時，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文壇，一面是極端的西化（歐化）、藝術化，一面是民族化、大眾化。對於民族形式、民族風格的強調，有時甚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整個看來，中國文學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確實使文學適應了廣大民眾長期積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體無意識的審美趣味，並且重新發掘了民間文學的許多優秀遺產，糾正了文學發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段和技巧。當然，民族主義思潮與反傳統的西化思潮的對峙，對於現代化來說，也會導致適當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與有效的激進的強力中，中國文學才能在「中西新舊」合理配置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例如中國現代主義是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而發生發展的，但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接納中就受到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強力制約，盡管他們面對傳統常常表現出鮮明的反叛姿態，但他們在創作中不能不受到傳統文化情結和民族審美心理的牽制，所以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就有了相異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質。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施蟄存、穆時英、錢鍾書、王蒙、莫言、殘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這也表明，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變不僅是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也是中國現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綜合並發展中外文學傳統的結果，是受中國現當代文化環境制約的結果。也就是說，只有「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既外應世界潮流，又內承民族傳統，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才可能真正實現，即只有注重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高度統一，即在外來文學民族化、民族文學現代化的雙向轉化中才可能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
四、現代性與人性意識
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現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價值之源。但現代化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間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地方，因為現代化本身是一場歷史變遷，以工業化、都市化和理性為標志的西方現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異化，對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銷蝕乃至奴役。中國的現代化是由落後的農業文明逐漸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因而在尋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中，難免困難重重，難免出現大的曲折和反復。但是，現代化畢竟向人們提供了新的條件，使其得以在一個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發展自身。一個發達的開放的現代工業社會，與一個文化教育落後的閉塞的農業社會，在給人類以發展自身潛能並獲得自由方面，完全無法同日而語。「人的自由、解放是一個辯證的過程，現代化社會是這一過程中水準較高的一個階段，並且將向更高的階段過渡。」（10）
五、現代性與創造意識
楊、宋二位先生認為：「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我們並未營造出真正成熟的現代文學形態。」這實際上是對20世紀中國作家的創造精神的忽視。20世紀中國作家的創造意識是相當強健的，其創造業績是多方面的。像魯迅、茅盾、郭沫若這種集多種創造於一身的作家，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也並不多見；像老舍、巴金、沈從文這樣高質多產的大作家、像曹禺這樣優秀的戲劇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這樣出色的詩人，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也並不遜色；在某一方面有相當獨特創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數。正是這些眾多作家的創造精神的煥發，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構成了中國文學的求新求異的現代性趨向。
20世紀中國文學顯然比中國古代文學獲得了更高的藝術自覺性。這種藝術的自覺性，主要是指作家掙脫了那「精神的動物世界」，掙脫了千百年來心理偏見的束縛，他們以強烈的新鮮感領悟生活，呈現出廣泛的精神興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們那裡，「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古代作家所無可比擬的心靈的寬廣度和靈敏度，能夠看到他們那豐富的藝術創造力。應該說，中國作家的藝術的自覺是由其創作的多方面構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藝術創造的生動性與豐富性。嶄新的外來影響給他們以精神上的刺激與啟發，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對事物取新穎的看法，對舊的文學取懷疑、攻擊或重新估價的態度。打破了傳統思想束縛的他們無拘無束地向多方面探尋，伴隨著高度的興奮、熱情與活力。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從大的趨勢上看是由同趨異，由單一變雜多，由一統成多元。傳統文學即使沒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軟，因而必定極大地激發作家的創造熱情。晚清「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已開始表現出獨特的創造性。創造精神的高揚至五四時期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尼採的自我創造價值論和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風靡文化界。郭沫若等人甚至將他們的文學社團稱做「創造社」。「五四」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也是一個大膽探索、追求創新的時期。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時代潮流，對作家創造力的開發，潛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響；喜新厭舊的時代心理給作家求新意識和獨創精神以極大的刺激。他們不斷地向規范挑戰，以新、奇、怪的藝術實踐向著統一模式的舊文學規范沖擊，以各色各樣的花來取代枯燥單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規的方式向著習以為常的方式挑戰，用最具異端性質的懷疑來對待過去的一成不變的最神聖的東西。他們正是在這生動的造化中，創造出了千姿百態的文學形式、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和異彩紛呈的藝術風格，使新文學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特別是魯迅、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顯示了與古代文學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義，從而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形態與主導性的審美標准。即使在社會危機、民族危機提到了人們注意的高度，社會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為突出的中心課題的30、40年代，作家們的創造精神仍然強旺。他們以多種方式開拓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多面性格。不但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路翎、艾蕪、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對藝術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獨特的藝術個性，而且一批有作為的青年作家也不滿足於單調的藝術方法和風格，對綜合的追求越來越高（如七月詩派與九葉詩人）。在50、60年代，作家們的創造激情也並未消失。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們又迸發出極其強旺的創造熱情，優秀的作家都在藝術上有一種不受羈絆的自由創造的特質。一個開端（五四時期）和一個結尾（80～90年代），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藝術自覺的高峰期。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確實給中國文學提供了豐富的文學資源，大大革新了中國文學的面貌。
當然，20世紀中國作家的藝術創造意識的勃發，也是相對作家自己的處境而言的。其實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作家一直都面臨著理想與現實、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守成與創新的矛盾困惑，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咀嚼著置身於現實種種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靈痛苦。如在中西文化選擇上，一個明顯的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易於搖擺，昨天對傳統全盤否定，今天又飢不擇食地向傳統翻尋；明天把這個奉為圭臬，今天對那個頂禮膜拜，這種頻繁的轉向與更替，說明中國知識分子作家還沒有建立起本民族積極健康的心理結構。當一個民族對紛繁復雜的世界潮流還不知所需，無所適從，還沒有建立起吐故納新的心理結構時，那麼該民族還不可能產生真正穩定的現代文化與文學，其潛在的創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發揮。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尚未真正在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強大起來，居於世界前列之時，可能會繼續存在，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最後我要談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現代性質，並不是說它已經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現代形態了。由於中國錯綜復雜的情勢所致，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遠遠沒有完成，而且從其形態與內涵來看，還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學的時差所帶來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還相當突出。但是，「現代性」並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性概念，它意味著一種富於彈性與活力的狀態，一種未完成的過程，一種當代世界正在持續著的歷史演進。所以，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處在一種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過程之中，它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加快其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