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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恭親王奕欣的生平

作為時間的後來者，我們對歷史人物任何形式的分析其本質恐怕都只是一種揣測。而揣測往往又會催生出種種不同的結論。閱讀歷史或者人物在某種意義上很可能只意味著個人對於歷史的解讀。那麼說晚清史不甚瀏亮應該不算過分，這個朝代像一個走到生命盡頭時的老人，他的呼吸緩慢、混濁、衰老。但是，即使在這種衰微中我們仍能感覺到了這個朝代的生命力。這個落日中的帝國和他蔭蔽下的精英們也遠不是完全地坐以待斃、委曲求全、不知所措，事實上它掙扎過。末世風雨如晦，且看這個叫奕欣的人，同樣晦暗如斯。
見過恭親王奕欣的一張正面照片。他坐在太師椅上，右手扶於椅把，左手搭在膝頭。面容清矍,表情肅穆； 雙眉緊鎖，唇線分明。姿態慎重、悲涼而憂郁。清初著名詞人納蘭性德曾作《浣紗溪》雲：「殘雪凝輝冷畫屏。落梅橫笛已三更。更無人處月朧明。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里憶平生」。他與恭親王一樣同出於天潢貴胄之家，為武英殿大學士明珠長子。康熙十五年（1676）其二十二歲時殿試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授三等侍衛，後循進一等，正三品。 從時間上算，恭親王奕欣比之晚了兩百多年。並且前者處於康乾盛世，而後者大半生卻面對著帝國衰微的窘迫境地。又或者如此比較實在牽強無理，但是竊以為就心境和人生氣質而言，這首詞未嘗不可作為恭親王晚年尤其是戒台寺十年的注腳。
究其根底，恭忠親王憂郁的根源正在於他將時世看的過於清楚，將事理悟得過於透徹。試想一個人對時局已看得很清楚，殘敗，艱苦，卻還是不得不在這之中尋求希望，以圖力挽狂瀾。作為末世棟梁，如履薄冰，舉步維艱，難以想像他能在這樣的圖存中能始終保持青年初期的豪氣干雲。
一、明白人的憂郁
奕欣的憂郁並不只是一種情緒的狀態，這與如今所謂「小資的憂郁」完全大相徑庭。恭忠親王的憂郁是一種氣質，而這種氣質是他的人生經歷和對時世對自身明晰洞察塑造的結果。順便提一句，小資的憂郁恐怕更多地對應著對外在對自身都缺乏清晰的認識。

恭親王是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生母孝靜皇後。從小聰明過人，文武全才，深得道光皇帝的賞識。少年時意氣風發，鋒芒畢露。一個年輕人自視較高而又有恃寵而驕的資本，那麼恭親王雖非嫡子但他對於皇位的期待和自信也是可以想像的。但由於缺乏經驗，不善於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皇位的競爭中敗在了杜受田調教的咸豐皇帝的手下。根據史書記載，宣宗一直對二子誰繼承大統猶豫不決，有兩件事對皇位繼承人的決定起到了決定性影響，其一出於《清史稿》：「文宗自六歲入學，受田朝夕納誨，必以正道，歷十餘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傳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另一則則出於野史筆記《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對，將藉以決定儲位。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則謂咸豐帝曰：『阿哥如條陳時政，智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如其言，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這兩個故事中實際上可以看到，奕欣最初應該是一個相當依賴實際才能而疏於攻心的人，而權利場上心計謀略卻也是制勝的法寶。很可能這對他也是一個打擊。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儲詔於鐍匣。絕無僅有的一匣兩諭，老皇帝遺囑封四皇子為皇太子，封他為恭親王，據說「恭」字正是告戒他能恭慎行事、維護服從皇帝，並且保護自己。而這個清室的最高封號，後來也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華。歷史不能改寫，我們可以說正是與皇位的失之交臂使得「恭親王」成為「恭親王」。至於這種憾恨是否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調，就只能揣測而不能求證了。
前面說了，恭親王的憂郁的根源正是他對於時世洞若觀火。越往後去，條約越多，失敗越多，他就越清楚的看到自己在修補著一個前瘡百孔尾大不掉的清朝。從他熱心於洋務與洋人多有協作而因此獲得「鬼子六」的綽號來看，可以認為他始終是向著自強和復興的方向努力的。但即使未至於完全絕望，他卻始終抱著憂慮的心理。最早的八里橋慘敗就已經使得他大夢初醒般開始體會到失望的滋味了。英法聯軍向京師咽喉要道八里橋發起進攻，他在咸各庄僧格林沁指揮作戰。慘敗他真切、絕望地看到了大清朝冷兵器在洋槍洋炮面前的不堪一擊。縱使有何等高遠的氣魄抱負卻也被客觀上的弱勢牢牢牽制住了，這樣的無奈恐怕對一個意圖施展才華的人來說無異於當頭一棒了。養尊處優的地位能夠讓他在國內保持優越感，而面對外來侵略者的時候卻被徹底的無奈和無措威懾了。簽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作為不可一世大清帝國的統治階層代表，將國土和利益拱手奉給外國人的滋味以換取喘息機會，恭親王個中苦楚局外人是雖無法切身體會卻可以想像得到。他還長期兼理總理衙門的事務，自1861年1 月20日批准建立前後存在了40年，奕欣任職時間長達28年。總理衙門總攬外交以及與外國發生干係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各方面大權，在與外國的斡旋和事務處理中，我們同樣不難想像他要面臨怎樣的困頓感。實際上，他利用掌管總理衙門之便，全力支持李鴻章，張之洞，丁日昌等地方大員以強兵、富國為口號，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的強國之舉。這次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也算一次大膽的嘗試，並為國家培養了像詹天佑這樣的人才，也扶植起一批民族工業，已屬不易。
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是得咸豐恐慌萬分，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肅順之謀（彭蘊章因當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敗而被迫下台，繼任領班軍機大臣穆蔭已依附肅順；肅順、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鎮京北」、「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為名逃往熱河（承德），同時任命奕欣為「特授留守京師、督辦和局、便宜行事、全權欽差大臣」留京善後。如果結合之前的中外事態來看，這個所謂的「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其實是肅順排擠奕欣的手段，這個職務把恭親王送進了一個既危險而又難以措手的境況。他一邊想求得和平喘息的機會，一邊卻又頂著被貶為賣國的唾罵。明白時局的人完全應該清楚當是時頑抗是沒有實際意義的，簽約並非個人選擇，歷史使然。這樣理解不是為他們「開脫」責任，事實上把晚清的外交場地上的節節敗退完全歸咎於個人或者統治集團的昏聵和苟安心理，這本身就是一種誤讀。只是，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身不由己卻為後人盡量接近歷史人物的本原增添了很大難度。
恭親王的憂郁對於他自己來說是一種宿命式的憂郁。少年時候的意氣風發卻與帝位失之交臂，中年時候在亂世危城苦苦經營，及至於老境蒼涼。人對於外在看的太清楚，深味斡旋的艱苦，委曲求全的艱苦，無能為力的艱苦，不得不依靠貪污大吏去嘗試洋務的無可奈何以及家庭所遭逢的劫難，這樣的經歷足夠使他的憂郁深入骨髓了。「千古是非輸蝶夢，到頭難與運相爭。」 他自己的《萃錦吟》中有這么兩句，這分明是自覺無法與命運抗爭的慨嘆。
似乎是定律，在任何一個時代，完全無憂無慮的往往是如在夢中的人，只有他們才能身處亂世而絲毫不自知；而一個人若要無憂，他最好就只有當下感而不會前瞻也不會回憶。所以說奕欣的憂郁也是前瞻式的，反映著他看不到帝國明晰前途的深深憂慮和力挽狂瀾的垂死掙扎。
二、戒台寺十年
咸豐十一年（1861），咸豐皇帝在熱河駕崩。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統領朝政，慈禧深感政治危機甚至殺身之禍。慈禧利用奕成功地發動了宮廷政變，徹底剪除了顧命八大臣，消滅了政敵，掌握了中國最高統治權。慈禧授奕議政王大臣、軍機處行走、宗人府宗令、總管內務府大臣、統領神機營。此時的奕集軍政、外交、皇室事務大權於一身，地位僅在慈禧太後一人之下。權力日益膨脹的奕成了慈禧的心腹大患，他對慈禧的統治根基構成極大的威脅。光緒十年（1884）春，慈禧借清軍在中法越南戰爭中失利之名，借機撤銷奕的一切職務。懿旨雲：「……恭親王奕欣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進年爵祿日崇，因徇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奕欣著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雙俸，開去一切差事，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清史編年》光緒十年）其時，奕欣的確是身體欠佳。如此內外雙重失去平衡，加之年歲已大此時他已經五十一歲，他放不下的又東西太多，如何得有隱退的快感？
失去權力的奕深知慈禧的狡詐與陰狠，為躲避殺身之禍，他以養病為由離開政治漩渦，躲在西山戒台寺不問政事隱居長達十年。即使遠離了混亂齟齬的官場，他也遠離開不了對於衰微國運的思考。所以這十年對恭親王來說絕對不是坐禪入道、夜讀吟詩、優游不迫、超脫塵俗的十年。相反，在戒台寺十年恐怕是不堪於往事老境孤苦的十年，是他隔絕於時局命運卻又殘存希望的十年 ，是他嘗盡與親人聚散之痛的十年。縱使這十年間或也給予他隱逸閑適的短暫快慰，但這也一定是以他思慮大清江山的憂郁為背景的。
戒台寺坐落在北京西部的馬鞍山麓，始建於隋代開皇年間稱「慧聚寺」。寺內有建於遼代的戒壇，遼代法均大師在此設壇。戒台寺的戒壇有「天下第一壇」之稱。因乾隆皇帝曾作「戒台六韻」詩，故俗稱戒台寺。戒台寺有五大名松（卧龍松、自在松、梅花松、九龍松、抱塔松），皆倚壁凌雲，傲然有帝王之相。卧龍松的名碑即為奕所題，想他題寫此碑時候難免要觸景生情了，其中也難免要寄託著他對回到朝廷的希翼。這其間必然有過斗爭：一方面他對著自然寂靜的寺廟，希望能求取自身的寧靜和高潔。他自勉詩雲：「檀心標素質，數朵殿芳春。玉樹亭亭立，銀花片片斷。瓊葩誰與伍？明月是前身體。潔白同冰雪，清芬不染塵。」（「玉蘭花」——《萃錦吟》）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法對清廷事務毫無知覺，否則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時他不會以衰老之身重出。
嘗過大榮大辱，他自然可以慨嘆出「金紫滿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虛名。……猛拍欄桿追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元夕獨酌寄懷寶佩蘅相國》）然而尷尬和不能自主的時代往往把人也推入尷尬與不能自主的境地。也正是奕大榮大辱的經歷和先賦身份使他難於根絕對皇朝命運的牽掛。需要強調的是，他的是身份始終是統治階級的一員。他寫玉蘭花如此超塵脫俗，潔身自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分裂的。他的脫俗里浮現著悲苦，高傲里郁結著無奈。
三、關於復出
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日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從平壤到威海，北洋艦隊節節敗退。已經親政的光緒帝王主戰，要求起用三朝元老恭親王奕。我個人覺得這個時候光緒有點而天真，他大概以為奕還是那個罷黜前獨擔一切可以與西太後相抗衡的恭親王。事實上，六十一歲的奕已然不能勝任了。他對日主和，反而在群臣中落得畏縮之名。其後的三年中，他並未能在清廷中發揮什麼實際作用。清史編年之類粗粗瀏覽，這其間絕少見到關於他的文字。這是命運跟奕開的一個玩笑，讓一個風燭殘年的人眼睜睜看著國家衰亡，而又只能在無能為力中走向自己的死亡。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3月二日），恭親王奕病故。光緒為其喪輟朝五日，渝「王忠誠匡弼，悉協機宜，諸臣當以王為法。」 謚「恭忠親王」。滿清歷十君267年，其間宗室諸王參政輔佐有多位，而參政諸王以身前之功獲身後之謚，其中得謚「忠」者二人只有睿忠親王多爾袞和恭忠親王奕欣了。二人各處於大清朝首尾，很有呼應之趣。
「忠勤謀國數十年，宵旰公明從頭拾河山，功高齊日月，名垂史冊敗不朽。
清正持躬身如一日 ，弼輔亮直誠肯興辦洋務，業大蓋山海，光耀後人成輝煌。」
這是寶 悼其輓聯。或者因為是至友，同處末世惺惺相惜，又或者出於禮儀的需要，這副輓聯可能有過譽的嫌疑。且看寶 其人，滿洲鑲白旗人，家境貧寒，祖上無官，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咸豐二年，榮升內閣學士，次年調任禮部侍郎，官至正二品。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北伐軍進逼北京，朝中臨時成立巡防處，他為任命為該衙門大臣之一。從而與時任軍機大臣、主持巡防處的恭親王一同運籌帷幄，成為至交。此人性情耿直，由此看他的輓聯仍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身為皇子、親王、議政王、軍機揆首，一生五起四落,斷斷續續執政三十一年。當是時，列強環向，虎視眈眈，民變不斷，烽煙四起。清帝國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受命於危難之際，力挽狂瀾，操縱時局，扭轉危機，延緩了大清朝的覆亡。這就是文字抽象出來的恭親王。
晚清賢王----------恭親王奕欣

一 皇六子——失敗的帝位競爭者

清宣宗（道光）生前共有三後九子，長子薨於道光十一年四月，而二、三兩子幼殤；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後孝全皇後生皇四子奕詝，即後來的清文宗（咸豐）。如果處在明朝，則「立嫡不立長，立長不立賢」的立嗣規則就已註定了奕詝這位嫡長子的未來皇帝身份，不過就算在以立賢為主的清朝，奕詝的嫡長身份亦使他得到了帝位競爭者中最有利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後宮中地位僅次於皇後的靜皇貴妃生皇六子奕欣。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時年三十三歲的皇後駕崩，道光帝親自為其定謚為「孝全」。在孝全皇後之後，道光帝未再立後，於是奕欣的生母以皇貴妃的身份成為了六宮中之第一人，而年幼的奕詝也交託給皇貴妃撫育。在某些人看來，帝位的天平開始向奕欣傾斜了。
但為一母所育奕詝和奕欣都還是不懂事孩子，成人所追求的權利此刻尚未給他們帶來任何影響。也許是年齡相仿（皇五子奕淙出嗣為敦郡王，而皇七子之後年齡都太小），也許是因為身在寂寞宮廷而缺乏別的朋友，兄弟倆的感情十分親密。據《清史稿》載「（王）與文宗同在書房，肄武事，共制槍法二十八勢、刀法十八勢，宣宗賜以名，槍曰「棣華協力」，刀曰「寶鍔宣威」，並以白虹刀賜奕欣。」由此可見二人關系之親密，而宣宗亦為此感到欣慰。
樹欲靜而風不止，奕詝和奕欣還沒有爭奪帝位的念頭，而他們的老師杜受田與卓秉恬卻開始在暗中進行著無聲卻激烈的斗爭。親奕欣的卓秉恬生前長期擔任大學士，「歷管兵部、戶部、工部，賜花翎」，身後謚為「文端」，由此可見是一位才德皆有可觀之重臣，但《清史稿》又載其常在親貴主持的會議中於眾皆稱是之際卻「時有辯論，不為用事者所喜」，卓秉恬這種不夠圓滑性格也在言傳身教中極大的影響了弟子奕欣；而親奕詝的杜受田雖然職位較低（此時只是從二品但擔任上書房總師傅。），但其在處事與捉摸宣宗心思方面卻勝過卓秉恬甚多。根據史書記載，有兩件事對宣宗決定繼承人取到了重要影響，其一載於《清史稿》，曰：「文宗自六歲入學，受田朝夕納誨，必以正道，歷十餘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傳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其二出自野史筆記《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對，將藉以決定儲位。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則謂咸豐帝曰：『阿哥如條陳時政，智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如其言，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儲詔於鐍匣。
觀以上二事，奕詝得立多倚杜受田之力（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心意，老實說不是所謂「正道」），而兩事給人的的感覺又頗似《三國演義》中曹丕與曹植，做哥哥的都靠取巧而成為繼承人，雖然可說都是應該的，但往往令人為弟弟抱不平；而第二件事則已寫明奕詝在時政方面不如奕欣，而兩事合並又體現了奕欣的文武雙全。另一方面，卓秉恬雖未替奕欣取得皇位，但奕欣卻學到了卓秉恬因長期兼管京尹而獲得的理政務實之才。由於此時奕欣未滿十五歲，可以說還是個孩子，所以他並未完全了解這次競爭的成敗會對自己一生所產生的影響；而大奕欣一歲半的兄長奕詝卻充分了解到了個中玄妙，歲月磨練帶來的經驗勝過了天資聰明。此外，沒有證據表明奕詝、奕欣的兄弟之情在爭奪帝位的過程中受到大的損害。
道光二十八年，奕欣（應該沒滿十六歲，好年輕……）娶桂良之女為妻；而後來的慈安太後「事文宗潛邸」應稍晚於此。奕欣娶桂良之女為妻一事對他以後的外交生涯和所謂「恭王派」的成立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 清晨，清宣宗病篤，遂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啟鐍匣，宣示御書「皇四子立為皇太子」；但宣宗最終也沒有放棄皇六子奕欣，他在生命的最後留朱諭「封皇六子奕欣為親王」，而這種留雙遺詔的情況是罕見的。是日，宣宗崩於圓明園慎德堂。

二 恭親王——最年輕的軍機大臣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1850年3月9日)未滿十九歲的奕詝登上了帝位，改明年為咸豐元年。尊皇貴妃為皇貴太妃；追封早薨三兄為郡王，封弟奕欣為恭親王（咸豐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其餘諸弟皆為郡王。用現在的觀點來看，以奕詝這個年齡成為中國的統治者未免太過年輕，而在清朝，這個年紀繼位的皇帝卻不算小了。
也許是皇家子弟早熟，抑或政治責任感驅使，年輕的皇帝很快顯示一個統治者應有的氣魄（也很可能多數為杜受田所教，《清史稿·杜受田傳》曰：「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一方面，奕詝重新起用了被譽為道光朝第一賢臣的林則徐，命其以欽差大臣署廣西巡撫的頭銜赴廣西鎮壓剛剛興起太平天國運動（可惜林則徐未至廣西便於半途病故，若林文忠多得三載之壽，則兩秀很可能就不能離開兩廣了）；另一方面，即位僅九個月的奕詝以「妨賢病國」的罪名將受宣宗顧命的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穆彰阿在道光朝中後期權傾一時，結成「穆黨」以至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堪稱禍國甚烈。奕詝這一果斷的處置，使得天下正人無不稱快，而奕詝的地位也隨之穩固下來。
奕詝銳意圖治，這需要一個同樣想振作的行政班子。穆彰阿之後，咸豐先後任命賽尚阿、祁雋藻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但這些老臣很快就用事實證明了自己不是那種棟梁之才。隨著太平天國的發展壯大，滿清的局面也越來越糟，咸豐三年，太平軍林鳳祥、李開芳部逐步逼近京畿，已對祁雋藻徹底失望的咸豐帝想起了自己二十歲的弟弟——恭親王 奕欣。此刻的奕詝顯然不認為局面的敗壞是因為自己志大才疏能力不足所致，在他看來原因在於內而軍機、外而督撫都辜負了自己。
咸豐三年九月（一說十月，九月之說出自《清史稿·恭親王傳》），奕欣受命在軍機處行走。這是在雍正七年軍機處（房）設立以來的第三位出任軍機大臣的親王（第一位是怡賢親王允祥，但允祥任職不足一年就去世了；而第二位成哲親王永瑆也只入值軍機十個月）。此刻的奕欣剛滿二十歲，在軍機處又屬新進，但他親王的地位使得祁雋藻亦須對其顧忌、退讓，此後在咸豐的默許與支持下奕欣很快成為了事實上的領班軍機大臣，祁雋藻在委蛇了一段時間後於咸豐四年八月請了病假，又在十一月致仕（祁雋藻在不受咸豐信任的情況下又遭到了端華、肅順的排擠）。奕欣遂成為正式領班軍機大臣，至此道光朝之軍機大臣已全部撤換，一個全新的行政班子成立了。
史書就奕欣擔任首輔這一時期的作為鮮有較詳細的記載，其中《中國史綱要》稱：「奕欣任職兩年，沒有什麼作為」，但事實證明滿清的情況在這一時期並未繼續惡化。相反，之前發展迅速的太平天國在這一階段遭受了幾次相當大的挫折；當然，缺乏經驗的奕欣不太可能是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角，但奕欣在任職期間的表現應相當優異（其間陸續兼任都統、右宗正、宗令。），否則咸豐末年深孚眾望的恭親王就不會存在。在朝廷認為最重要的華北戰區，林鳳祥、李開芳統率的太平軍「掃北」軍一路劫掠北上，至滄州又盡屠全城，於是該部「長毛賊」迅速陷入絕境，至咸豐五年初全軍覆沒，而奕欣也因為「畿輔肅清，予優敘」。在南方戰區，湘軍於湘潭大敗太平軍林紹璋、曾天養部，太平軍隨後被迫從湖南全境退出，而平定本鄉出援外省的湘軍也因此開始成為滿清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這一事實表明奕欣不屬於那一類具有滿漢珍域之見的滿蒙親貴）。
咸豐五年七月，奕欣的生母（靜）皇貴太妃病篤，隨後尊皇貴太妃為康慈皇太後，至七月初九皇太後崩，七月二十咸豐以恭親王「辦理皇太後喪儀疏略」為由「罷軍機大臣、宗令、都統，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清朝簡史》一書以「咸豐帝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奕欣趕出軍機處」來形容這次事件。奕詝和奕欣何以決裂？高陽先生在歷史小說《慈禧全傳·序》中曾引用王闓運《祺祥故事》所載並做分析說明，現摘錄如下。（A段為《祺祥故事》所載；B段為高陽先生所做分析。）
A 會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床前影，以為恭王，即問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即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B 圓明園三園之一的萬春園，原名綺春園。道光年間，尊養孝和太後於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綺春，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視疾問安，又無異親子，凡此都是報答撫育之恩。但看康慈誤認文宗為恭王所說的一段話，偏心自見，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A 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
B 此記康慈不得太後封號，死不瞑目。「哦，哦！」是暫不置可否之詞，恭王則以為文宗已經許諾。這可能是一種誤會，但恭王行事，有時亦確不免沖動冒失，因而被認為「狂妄自大」，以後與慈禧的不和，即由於此種性格使然。……至於「傳旨」，通常指口頭傳達旨意而言。
A 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慍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後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
B 「所司」指禮部。尊封皇太後，應由禮部具奏，陳明一切儀典。恭王傳旨，雖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擯拒禮部請尊封皇太後的奏章，則將鬧成大笑話，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傳旨」，起於誤會，終同挾制，文宗自然要懊惱。
由於缺乏其他相關史料，而高陽先生所做分析又頗為精當，是故引用上文於此。而咸豐之罷恭王，既被後世稱為「莫須有」，其不公可知也。
咸豐五年七月奕欣被罷免。次年二、三月太平軍破江北大營，五月破江南大營；同年二月、十月廣西馬神甫案與廣東亞羅號事件先後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廷一時內外交困。兩大營敗破的在於兩大營本身缺乏戰鬥力，而太平軍急於解除南京遭到的封鎖；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則可認為是英、法兩國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可以將軍力移往中國，以便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以上幾事基本不會因為清朝皇帝或首輔的意志而有所改變，若咸豐能將對奕欣的罷免推遲一年再以軍事外交的失利作為借口，則理由就充分了很多。而奕欣憑借運氣躲開了這個責任，於是在局勢再次敗壞後部分臣僚開始懷念這位二十三歲的前首相，其中也開始夾雜了對咸豐帝的抱怨。
咸豐既罷恭親王，乃以顧命大臣、協辦大學士文慶接任領班軍機大臣並「晉武英殿大學士，管理戶部，充上書房總師傅。」。而文慶亦是滿臣中之能者，其人在道光朝已多次出任軍機大臣，在此危急之時主張「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人」，積極支持曾國藩及湘軍，同時提拔了胡林翼、袁甲三、駱秉章、閻敬銘諸人。《清史稿》曰：「文慶醇謹持大體，……端華、肅順漸進用事，皆敬憚其嚴正焉。」文慶在任職年余病故。文慶之後，彭蘊章繼任領班軍機大臣。其間由於宗室肅順逐漸得寵，中樞乃分為彭、肅兩派，為爭寵計，兩派皆外引督撫為援（彭蘊章文倚何桂清、武恃和春、張國梁等人；肅順內以郭嵩燾、王闓運為幕，外而力薦曾左彭胡等湘系諸人），猶如唐之劉李黨爭。中樞既如此，時局安得不壞？若非太平天國亦同時內訌連連的話，清朝的統治也許就結束了。但在另一方面，英、法兩國沒有為了配合中國人也搞一場內訌，他們與清軍開始在廣東發生了一系列的沖突。
也許是為了籠絡負責外交談判的桂良，也許是想起了昔日的兄弟之情，咸豐七年五月，奕詝復授恭親王為都統。據野史所載，咸豐使恭親王治太後陵事，肅順為固己位遂以作反詩、心懷怨望為名屢次攻訐恭親王，以至奕詝和奕欣之感情一直未能恢復。

三 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臨危受命，「督辦和局」
咸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破廣州，盡獲城內大員。
咸豐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聯軍克大沽炮台；滿清談判代表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被迫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與英法代表進行談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聯軍於大沽。
咸豐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聯軍破僧格林沁部於大沽；八月初

❷ 恭親王奕忻其人如何

晚清賢王----------恭親王奕欣

一 皇六子——失敗的帝位競爭者

清宣宗（道光）生前共有三後九子，長子薨於道光十一年四月，而二、三兩子幼殤；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後孝全皇後生皇四子奕詝，即後來的清文宗（咸豐）。如果處在明朝，則「立嫡不立長，立長不立賢」的立嗣規則就已註定了奕詝這位嫡長子的未來皇帝身份，不過就算在以立賢為主的清朝，奕詝的嫡長身份亦使他得到了帝位競爭者中最有利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後宮中地位僅次於皇後的靜皇貴妃生皇六子奕欣。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時年三十三歲的皇後駕崩，道光帝親自為其定謚為「孝全」。在孝全皇後之後，道光帝未再立後，於是奕欣的生母以皇貴妃的身份成為了六宮中之第一人，而年幼的奕詝也交託給皇貴妃撫育。在某些人看來，帝位的天平開始向奕欣傾斜了。
但為一母所育奕詝和奕欣都還是不懂事孩子，成人所追求的權利此刻尚未給他們帶來任何影響。也許是年齡相仿（皇五子奕淙出嗣為敦郡王，而皇七子之後年齡都太小），也許是因為身在寂寞宮廷而缺乏別的朋友，兄弟倆的感情十分親密。據《清史稿》載「（王）與文宗同在書房，肄武事，共制槍法二十八勢、刀法十八勢，宣宗賜以名，槍曰「棣華協力」，刀曰「寶鍔宣威」，並以白虹刀賜奕欣。」由此可見二人關系之親密，而宣宗亦為此感到欣慰。
樹欲靜而風不止，奕詝和奕欣還沒有爭奪帝位的念頭，而他們的老師杜受田與卓秉恬卻開始在暗中進行著無聲卻激烈的斗爭。親奕欣的卓秉恬生前長期擔任大學士，「歷管兵部、戶部、工部，賜花翎」，身後謚為「文端」，由此可見是一位才德皆有可觀之重臣，但《清史稿》又載其常在親貴主持的會議中於眾皆稱是之際卻「時有辯論，不為用事者所喜」，卓秉恬這種不夠圓滑性格也在言傳身教中極大的影響了弟子奕欣；而親奕詝的杜受田雖然職位較低（此時只是從二品但擔任上書房總師傅。），但其在處事與捉摸宣宗心思方面卻勝過卓秉恬甚多。根據史書記載，有兩件事對宣宗決定繼承人取到了重要影響，其一載於《清史稿》，曰：「文宗自六歲入學，受田朝夕納誨，必以正道，歷十餘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傳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其二出自野史筆記《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對，將藉以決定儲位。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則謂咸豐帝曰：『阿哥如條陳時政，智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如其言，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儲詔於鐍匣。
觀以上二事，奕詝得立多倚杜受田之力（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心意，老實說不是所謂「正道」），而兩事給人的的感覺又頗似《三國演義》中曹丕與曹植，做哥哥的都靠取巧而成為繼承人，雖然可說都是應該的，但往往令人為弟弟抱不平；而第二件事則已寫明奕詝在時政方面不如奕欣，而兩事合並又體現了奕欣的文武雙全。另一方面，卓秉恬雖未替奕欣取得皇位，但奕欣卻學到了卓秉恬因長期兼管京尹而獲得的理政務實之才。由於此時奕欣未滿十五歲，可以說還是個孩子，所以他並未完全了解這次競爭的成敗會對自己一生所產生的影響；而大奕欣一歲半的兄長奕詝卻充分了解到了個中玄妙，歲月磨練帶來的經驗勝過了天資聰明。此外，沒有證據表明奕詝、奕欣的兄弟之情在爭奪帝位的過程中受到大的損害。
道光二十八年，奕欣（應該沒滿十六歲，好年輕……）娶桂良之女為妻；而後來的慈安太後「事文宗潛邸」應稍晚於此。奕欣娶桂良之女為妻一事對他以後的外交生涯和所謂「恭王派」的成立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 清晨，清宣宗病篤，遂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啟鐍匣，宣示御書「皇四子立為皇太子」；但宣宗最終也沒有放棄皇六子奕欣，他在生命的最後留朱諭「封皇六子奕欣為親王」，而這種留雙遺詔的情況是罕見的。是日，宣宗崩於圓明園慎德堂。

二 恭親王——最年輕的軍機大臣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1850年3月9日)未滿十九歲的奕詝登上了帝位，改明年為咸豐元年。尊皇貴妃為皇貴太妃；追封早薨三兄為郡王，封弟奕欣為恭親王（咸豐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其餘諸弟皆為郡王。用現在的觀點來看，以奕詝這個年齡成為中國的統治者未免太過年輕，而在清朝，這個年紀繼位的皇帝卻不算小了。
也許是皇家子弟早熟，抑或政治責任感驅使，年輕的皇帝很快顯示一個統治者應有的氣魄（也很可能多數為杜受田所教，《清史稿·杜受田傳》曰：「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一方面，奕詝重新起用了被譽為道光朝第一賢臣的林則徐，命其以欽差大臣署廣西巡撫的頭銜赴廣西鎮壓剛剛興起太平天國運動（可惜林則徐未至廣西便於半途病故，若林文忠多得三載之壽，則兩秀很可能就不能離開兩廣了）；另一方面，即位僅九個月的奕詝以「妨賢病國」的罪名將受宣宗顧命的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穆彰阿在道光朝中後期權傾一時，結成「穆黨」以至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堪稱禍國甚烈。奕詝這一果斷的處置，使得天下正人無不稱快，而奕詝的地位也隨之穩固下來。
奕詝銳意圖治，這需要一個同樣想振作的行政班子。穆彰阿之後，咸豐先後任命賽尚阿、祁雋藻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但這些老臣很快就用事實證明了自己不是那種棟梁之才。隨著太平天國的發展壯大，滿清的局面也越來越糟，咸豐三年，太平軍林鳳祥、李開芳部逐步逼近京畿，已對祁雋藻徹底失望的咸豐帝想起了自己二十歲的弟弟——恭親王 奕欣。此刻的奕詝顯然不認為局面的敗壞是因為自己志大才疏能力不足所致，在他看來原因在於內而軍機、外而督撫都辜負了自己。
咸豐三年九月（一說十月，九月之說出自《清史稿·恭親王傳》），奕欣受命在軍機處行走。這是在雍正七年軍機處（房）設立以來的第三位出任軍機大臣的親王（第一位是怡賢親王允祥，但允祥任職不足一年就去世了；而第二位成哲親王永瑆也只入值軍機十個月）。此刻的奕欣剛滿二十歲，在軍機處又屬新進，但他親王的地位使得祁雋藻亦須對其顧忌、退讓，此後在咸豐的默許與支持下奕欣很快成為了事實上的領班軍機大臣，祁雋藻在委蛇了一段時間後於咸豐四年八月請了病假，又在十一月致仕（祁雋藻在不受咸豐信任的情況下又遭到了端華、肅順的排擠）。奕欣遂成為正式領班軍機大臣，至此道光朝之軍機大臣已全部撤換，一個全新的行政班子成立了。
史書就奕欣擔任首輔這一時期的作為鮮有較詳細的記載，其中《中國史綱要》稱：「奕欣任職兩年，沒有什麼作為」，但事實證明滿清的情況在這一時期並未繼續惡化。相反，之前發展迅速的太平天國在這一階段遭受了幾次相當大的挫折；當然，缺乏經驗的奕欣不太可能是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角，但奕欣在任職期間的表現應相當優異（其間陸續兼任都統、右宗正、宗令。），否則咸豐末年深孚眾望的恭親王就不會存在。在朝廷認為最重要的華北戰區，林鳳祥、李開芳統率的太平軍「掃北」軍一路劫掠北上，至滄州又盡屠全城，於是該部「長毛賊」迅速陷入絕境，至咸豐五年初全軍覆沒，而奕欣也因為「畿輔肅清，予優敘」。在南方戰區，湘軍於湘潭大敗太平軍林紹璋、曾天養部，太平軍隨後被迫從湖南全境退出，而平定本鄉出援外省的湘軍也因此開始成為滿清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這一事實表明奕欣不屬於那一類具有滿漢珍域之見的滿蒙親貴）。
咸豐五年七月，奕欣的生母（靜）皇貴太妃病篤，隨後尊皇貴太妃為康慈皇太後，至七月初九皇太後崩，七月二十咸豐以恭親王「辦理皇太後喪儀疏略」為由「罷軍機大臣、宗令、都統，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清朝簡史》一書以「咸豐帝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奕欣趕出軍機處」來形容這次事件。奕詝和奕欣何以決裂？高陽先生在歷史小說《慈禧全傳·序》中曾引用王闓運《祺祥故事》所載並做分析說明，現摘錄如下。（A段為《祺祥故事》所載；B段為高陽先生所做分析。）
A 會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床前影，以為恭王，即問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即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B 圓明園三園之一的萬春園，原名綺春園。道光年間，尊養孝和太後於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綺春，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視疾問安，又無異親子，凡此都是報答撫育之恩。但看康慈誤認文宗為恭王所說的一段話，偏心自見，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A 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
B 此記康慈不得太後封號，死不瞑目。「哦，哦！」是暫不置可否之詞，恭王則以為文宗已經許諾。這可能是一種誤會，但恭王行事，有時亦確不免沖動冒失，因而被認為「狂妄自大」，以後與慈禧的不和，即由於此種性格使然。……至於「傳旨」，通常指口頭傳達旨意而言。
A 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慍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後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
B 「所司」指禮部。尊封皇太後，應由禮部具奏，陳明一切儀典。恭王傳旨，雖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擯拒禮部請尊封皇太後的奏章，則將鬧成大笑話，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傳旨」，起於誤會，終同挾制，文宗自然要懊惱。
由於缺乏其他相關史料，而高陽先生所做分析又頗為精當，是故引用上文於此。而咸豐之罷恭王，既被後世稱為「莫須有」，其不公可知也。
咸豐五年七月奕欣被罷免。次年二、三月太平軍破江北大營，五月破江南大營；同年二月、十月廣西馬神甫案與廣東亞羅號事件先後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廷一時內外交困。兩大營敗破的在於兩大營本身缺乏戰鬥力，而太平軍急於解除南京遭到的封鎖；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則可認為是英、法兩國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可以將軍力移往中國，以便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以上幾事基本不會因為清朝皇帝或首輔的意志而有所改變，若咸豐能將對奕欣的罷免推遲一年再以軍事外交的失利作為借口，則理由就充分了很多。而奕欣憑借運氣躲開了這個責任，於是在局勢再次敗壞後部分臣僚開始懷念這位二十三歲的前首相，其中也開始夾雜了對咸豐帝的抱怨。
咸豐既罷恭親王，乃以顧命大臣、協辦大學士文慶接任領班軍機大臣並「晉武英殿大學士，管理戶部，充上書房總師傅。」。而文慶亦是滿臣中之能者，其人在道光朝已多次出任軍機大臣，在此危急之時主張「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人」，積極支持曾國藩及湘軍，同時提拔了胡林翼、袁甲三、駱秉章、閻敬銘諸人。《清史稿》曰：「文慶醇謹持大體，……端華、肅順漸進用事，皆敬憚其嚴正焉。」文慶在任職年余病故。文慶之後，彭蘊章繼任領班軍機大臣。其間由於宗室肅順逐漸得寵，中樞乃分為彭、肅兩派，為爭寵計，兩派皆外引督撫為援（彭蘊章文倚何桂清、武恃和春、張國梁等人；肅順內以郭嵩燾、王闓運為幕，外而力薦曾左彭胡等湘系諸人），猶如唐之劉李黨爭。中樞既如此，時局安得不壞？若非太平天國亦同時內訌連連的話，清朝的統治也許就結束了。但在另一方面，英、法兩國沒有為了配合中國人也搞一場內訌，他們與清軍開始在廣東發生了一系列的沖突。
也許是為了籠絡負責外交談判的桂良，也許是想起了昔日的兄弟之情，咸豐七年五月，奕詝復授恭親王為都統。據野史所載，咸豐使恭親王治太後陵事，肅順為固己位遂以作反詩、心懷怨望為名屢次攻訐恭親王，以至奕詝和奕欣之感情一直未能恢復。

三 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臨危受命，「督辦和局」
咸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破廣州，盡獲城內大員。
咸豐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聯軍克大沽炮台；滿清談判代表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被迫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與英法代表進行談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聯軍於大沽。
咸豐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聯軍破僧格林沁部於大沽；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聯軍復破僧格林沁部於張家灣；八月初七日（9月21日），聯軍再破僧格林沁部於通州八里橋，至此滿清在京畿一帶已無可用之兵。
咸豐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肅順之謀（彭蘊章因當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敗而被迫下台，繼任領班軍機大臣穆蔭已依附肅順；肅順、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鎮京北」、「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為名逃往熱河（承德），同時任命奕欣為「特授留守京師、督辦和局、便宜行事、全權欽差大臣」留京善後。如果結合之前的中外事態來看，這個所謂的「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其實是肅順排擠奕欣的手段，這個職務把恭親王送進了一個既危險而又難以措手的境況。
由於咸豐十年八月初三日（9月17日），中國談判代表怡親王載垣下令扣留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代表38人，之後通過咸豐的命令又處決了其中26人（這也是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所持的理由，而絕大多數中國歷史書沒有記載中方殺害英法談判代表一事。這里所用資料來自《劍橋中國晚清史》）。而留在聯軍控制下的北京的中國談判代表奕欣不得不當心自己會因此遭到報復，即便不遭處決、監禁，但以奕欣的身份只要遭到了「外夷」的侮辱也是不能容忍的；鑒於耆英的例子（1858年，作為談判代表的耆英因「擅自回京」的罪名被賜死），奕欣也無法棄職逃走。此刻的奕欣無疑將闖了禍又把爛攤子推給自己的肅順一夥恨之入骨。據另外一些資料記載，奕欣在聯軍入城後出城躲到了長辛店，拒絕（其實是不敢）與之進行直接談判，最後在所謂「調停者」——俄國公使伊格那切夫願以自己作為人質以擔保奕欣人身安全的情況下，奕欣回到北京由桂良、文祥輔佐開始了與侵略者的談判（但奕欣謝絕了由伊格那切夫作為人質以擔保自身安全的建議），而奕欣也因此第一次戴上了賣國的帽子。
奕欣本人曾對當時的局面作了這樣的描述：「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故不得不）權宜辦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談判無非是任列強予取予求罷了，無論改換何人進行談判也決不會有什麼迥然不同的結果，此外躲在熱河的咸豐又命令奕欣「將退兵各層迅速定議，俟該夷酋進城，即行前住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鑾以定人心」。九月，條約達成，奕欣上奏自請議處，咸豐以「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深諒苦衷，毋庸議處。」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這一過程中，侵略者的強大與先進無疑給了奕欣極大的震撼，奕欣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欣在咸豐八年上《通籌大局不能稍涉遷就折》主張拒簽《天津條約》，之後又上《江岸通商貽患甚巨宜早籌戰備折》主張積極備戰）轉變成了「師夷自強派」，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豐批准了由恭親王奕欣、文華殿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籌夷務全局折》中提議設立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統管一切涉外事務，並任命奕欣為首席總理大臣，桂良、文樣擔任總理大臣；至此，「恭王派」開始了對清朝外交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控制；此外，由於俄國獲利最多而禍華最烈，治俄先於治英法成為了奕欣的對外方針。與此同時，奕欣的「師夷」思想及外交風度無疑受到了「外夷」極大的欣賞，於是在慶祝簽約的宴會上，「夷人」把奕欣恭上了「絕座」，叫其他王公跪迎，為此奕欣得到了「鬼子六」這個稱號。而很快的，一個奕欣將要造反代替奕詝的謠言在京城一帶開始流傳，奕欣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沒有證據，但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製造謠言的幕後黑手有極大可能是躲在熱河而與奕欣意見相左的肅順。

四 辛酉政變
咸豐十一年春，為了避免與「夷人」同城居住而滯留熱河的奕詝由於生活放縱無節搞壞了身體；七月十六日，奕詝病篤，乃留遺詔二道，一是立皇長子載淳為太子；二是任命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及御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軍機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贊襄一切政務」，以上八人也被稱為「贊襄政務王大臣」。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詝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東暖閣。
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欣很快就得到了咸豐帝駕崩的消息和遺詔的內容，拋開兄長去世的消息不說，奕欣對那張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預料之外的「顧命大臣」名單感到了相當程度的震驚，他完全沒有料到受命於危難之際的自己竟會被兄長徹底排除在新的權力中樞之外。不止奕欣自己，軍機大臣文祥的落選表明了整個「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擠（文祥在軍機處的資歷與匡源大致相同，優於焦佑瀛；咸豐十一年在軍機處五大臣中排名第三，先於杜翰、焦佑瀛；而此刻卻唯一落選），在這種情況下，奕欣必須在妥協和反抗間做一個決定。
如果選擇妥協，運氣好的話，奕欣在新時代可以繼續擔任「外長」（被首相壓抑的外長日子不會好過，這個可以看日本前外相田中的例子），但這種可能很小，因為統論親尊貴賢，奕欣都是諸顧命大臣無法比擬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的顧命大臣們也無法坐視在各部門都有自己一套班子的恭親王與之分享權力，特別是貪權而又專斷的肅順絕對不能容忍奕欣成為反對自己的一面旗幟。因此在當時那種「辦理撫局大不易」的情況下，肅順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找茬將奕欣革職讓其歸邸養老，而從30歲不到就開始養老顯然是當時英氣勃發的奕欣所不能接受的，畢竟他曾經看到過取得天下的希望，在已經委屈了多年以後，奕欣不願再接受這樣悲慘的未來。為了自己，也為了支持自己的眾人，奕欣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清文宗奕詝因為自己執政後期的失敗而變得十分多疑，他不信任在江南統兵的曾國藩、不信任留京辦理「夷務」的奕欣，最終也沒有完全信任在自己身後「贊襄一切政務」的肅順。為了保持相對的權力平衡，奕詝在彌留之際將「御賞」、「同道堂」兩印分別賜予皇後（母後皇太後、慈安）與懿貴妃（聖母皇太後、慈禧），而其用途顯然並不是用來做紀念品。於是在清文宗駕崩之後，顧命大臣們同意在上諭和廷寄的首尾鈐用兩印作為兩太後（代表小皇帝載淳）經審閱後同意發出的憑證，形成了「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局面，這種情況使得顧命八大臣的權力（也包括辦事效率）大大低於康熙年間的顧命四大臣。
慈禧太後有著很強的權力欲，而其在文宗病重期間曾替文宗批閱奏章的經歷使之有了干預政務的能力；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們為此而加意防範慈禧太後，結果大大加深了雙方的惡感。另一方面，權勢日重的肅順在兩宮太後面前顯出一種妄自尊大的態度而深遭兩宮太後之忌。在慈禧太後的提議下，兩宮太後暗中發懿旨招唯一有力量可以對抗顧命大臣的恭親王奕欣赴熱河行在「籌諮大事」。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奕欣的為了探聽新政權的虛實而要求赴熱河叩謁梓宮。在熱河的肅順等顧命大臣一方面沒有理由駁回奕欣這個合情合理的摺子；另一方面又對自身的權位過於自信，認為奕欣即便來了熱河也興不起什麼風浪，於是批准了奕欣赴熱河叩謁梓宮。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欣到達熱河，在澹泊敬誠殿叩謁梓宮之後立即受到了兩宮太後的單獨召見。雙方在會見中顯然達成了推翻現有「顧命大臣」制度代之以「兩宮垂簾、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以之後的結果來看，肅順等人並沒有獲知這次會談的內容。為了不使肅順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欣沒有再和兩宮太後單獨會見過。雙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譞之妻（慈禧親妹）負責傳遞。奕欣對顧命大臣的進攻開始大規模發動起來。八月初六，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太後「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幹預，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術」，「更當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輔弼一切事務」。而督辦「河南安徽剿匪事宜欽差大臣」勝保與山東巡撫譚廷襄亦同時聯銜具折「恭請皇太後聖躬懿安」，開了臣子向太後請安的例子。
八月初七，奕欣趕回北京，召集在京重臣進行布置，只待眾人從熱河行在回京。
以當時情況來看，奕欣的「恭王派」在北京佔有較大優勢，首先奕欣自己是留守京師的「全權欽差大臣」，在顧命大臣正式回京辦事之前在北京擁有絕對權威；而「恭王派」首席干將文祥在事實上掌握北京衛戍部隊（現任步軍統領端華在熱河，而任左翼總兵的文祥曾兼署該職）；在京重臣中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是奕欣的岳父，武英殿大學士賈楨是奕欣的老師，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因在擔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時受了滿尚書肅順的排擠乃與之結怨頗深；而「一時清望所歸」的前重臣祁雋藻、翁心存（也是奕欣的老師）亦「並與肅順不協」，前領班軍機大臣彭蘊章更是對其深惡痛絕。京中臣工又多有上述諸人之門生故吏，於是在北京形成了一個針對肅順及顧命大臣的強大包圍網。而外國勢力因為載垣之前的作為自然也站到與之相反的一方。
京畿周邊的統兵大員僧格林沁、勝保一方面對肅順主張重用曾國藩等漢員不滿；另一方面又因為咸豐十年八月間肅順等人自行逃逸，而將吃了敗仗的自己丟在一旁而心懷怨恨，因此也站到了恭親王一邊。
在熱河，雙方實力對比又恰恰相反，「恭王派」及其支持者的實力只限於以領班軍機章京曹毓瑛為首的一批司員和位尊而權不重的醇郡王奕譞等親貴；其餘軍政要職都掌握在顧命大臣手中。肅順等顧命大臣首先以在大喪期間使用黃折為由將勝保、譚廷襄交部議處。為了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一事更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慈禧太後在收到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恭）親王輔弼」的摺子後知道無法立刻實行，於是將該折留中不發,而顧命大臣則打算嚴懲董元醇以殺雞儆猴，繼而杜絕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為此要求將該折發下處理。
兩宮太後在商議後將該折發下並明確指示批准董折「親王輔弼、添派師傅」二事。顧命大臣為此而大為惱火，當下以祖宗舊制向無皇太後垂簾之禮為理由，堅持寫明發上諭痛加駁斥，並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辭嚴厲的上諭稿指責董折「奏請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殊屬非是」，「該御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兩宮太後對顧命大臣違背己意、擅自改寫上諭稿一事亦不能容忍。結果雙方當廷爭執起來，肅順等人「勃然抗論，以為不可」，稱「顧命之臣，輔弼幼主，不能聽命於太後，請太後看摺子，原是多餘的事！」，最後竟把小皇帝載淳嚇得小便失禁哭了出來才算停口。次日，顧命大臣又停止辦公，拒絕開視發下的折件來向太後施加壓力。只擁有名義上權力的兩宮太後無計可施，被迫向顧命大臣屈服，將董元醇的奏摺和焦佑瀛所擬諭旨發下照抄。
顧命大臣在這次沖突中取勝，但他們的跋扈卻使得輿論倒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大多數親貴也隨之站到了太後與恭王一方。另一方面，顧命大臣將對手一時的韜晦認為是永久的屈服，大大放鬆了警惕（這一時期顧命大臣對奕欣的反擊僅是任命對奕欣不滿的豫親王義道「佩帶領侍衛內大臣的印鑰」進行牽制）。利用顧命大臣的鬆懈，兩宮太後巧妙解除了肅順、載垣、端華所兼任的步軍統領和鑾儀衛、向導處、上虞備用處（粘竿處）等職務，削弱了顧命大臣在內廷的影響力。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兩宮太後偕幼帝載淳奉文宗梓宮離熱河回京。為了在東華門率眾跪迎咸豐帝靈樞，兩宮太後偕幼帝載淳及載垣、端華等七大臣在前間道先回；而肅順與醇郡王奕譞等親貴護送咸豐帝靈柩隨後。在這種安排下，顧命大臣中的靈魂人物肅順與中樞產生了短暫的分離，最終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兩宮太後偕幼帝載淳及載垣、端華等七大臣抵順義縣西北的南石槽行宮。恭親王奕欣在此接駕並受到了兩宮太後的召見；而政治中樞由熱河再次回的了北京。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太後抵京後於養心殿東暖閣再次召見奕欣，而載垣、端華等人竟然未進行任何干涉，也沒有產生應有的警惕。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兩宮太後傳特旨召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武英殿大學士賈楨、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由恭親王奕欣帶領進見，載垣等人阻攔不果。兩宮太後在養心殿東暖閣向眾人泣數顧命大臣種種不道，隨後出示在熱河就由曹毓瑛寫好的上諭，指責八大臣（特別是載垣、端華和肅順）僭竊帝權，欺騙先帝，並在外交政策方面處理失當而「失信各國，淀園被擾」、「口外嚴寒……聖體違和」導致文宗崩於行在，將「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