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紅色經典小說的思想

㈠ 紅色經典書籍讀後感(2)

延安——中國革命的聖地，近代多少革命先驅、思想先進青年心中的革命樂土。1947年三月初，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國共談判的面紗，部署數十萬兵力對延安發動了瘋狂的進攻。《保衛延安》正是在此種緊張的戰爭氣氛中，張開了一幅幅動人的人民革命戰爭的圖畫。

雖然國民黨反動軍隊數量和裝備上占都有絕對的優勢，軍隊人數遠勝於我軍，但是黨中央、毛主席對整個戰局的正確分析和英明決策，彭德懷司令員的正確部署和指揮，和從高級指戰員到普通戰士浴血奮戰、誓死如歸保衛黨中央、保衛革命的精神，陝甘寧邊區群眾和全國人民的支援和擁護讓這些優勢化成了「談笑間的飛灰」。

作品中主人公周大勇的英雄形象，在一場場慘烈的戰爭中得以得到了充分的描寫。他對黨、對領袖、對人民的無限忠誠和偉大的革命獻身精神，無不深深的感染著他身邊的每一個戰友和群眾，也深深的打動著今天的我們。

在革命隊伍里，上下同心，頑強奮戰。從像彭德懷這樣我軍的高級將領，到陳允興、李誠、趙勁、衛毅這樣精於謀劃、勇於作戰的軍官，從周大勇、王老虎這樣在一線披荊斬棘、勇猛無畏的戰場風雲人物，到普通的戰士、炊事員，從革命老英雄李振典到一般擁護革命的群眾，他們身上體現出來那股誓死忠於革命的精神令人感到振奮。那種直面強敵、無所畏懼的氣勢和氣魄，讓人盪氣回腸，將士的獻身神，令人感動，軍事將領卓越的軍事才能，讓人無比自豪。

彭德懷司令員在延安保衛戰前作戰爭動員。作品以主力部隊中的一個連為主體描寫對象，重點描述了這個連在一場場戰斗中體現出來的的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戰斗精神，由點及面地反應了我人民解放軍不畏強敵、英勇頑強的軍魂。看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節描寫，讓人的精神時時刻刻被牢牢地吸引沉浸在那充滿硝煙的戰場上。雖是觀戰，實在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那些有血有肉的革命前輩們的氣魄和英魂，激勵著今天的我們去努力，去奉獻，去為國家的繁榮昌盛而奮斗。

《紅旗譜》，這是我國著名作家梁斌先生所寫的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長篇小說。由於是一次讀完作品，所以明顯倉促，何況本身對這類小說帶一些成見，雖然讀時盡量避免，但仍然花費了許多時間。

《紅旗譜》通過在大革命失敗前後十年革命斗爭的歷史背景下，冀中平原兩家農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兩代人的尖銳矛盾斗爭，以「反割頭稅」和「二師學潮」為中心事件，生動地展示了當時農村和城市階級斗爭和革命運動的壯麗圖景，獲得重大的成就。《紅旗譜》成功地塑造了三代農民的英雄形象，特別是橫跨兩個時代的農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朱老忠是閃爍著奪目光彩的「這一個」，是長篇小說園地中不多見的成功典型。整部作品凸顯了濃郁的民族風格。另外，綜合作品中「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傳統精神，充滿濃厚地方色彩的冀中平原深廣背景等，該書稱得上是一部反映北方農民革命運動的史詩式作品。

三代農民的不同斗爭道路及其命運的歷史性變遷，深刻地勾勒出中國農民在民主革命中尋找解放道路的曲折歷程。這部長篇小說闡明了一個真理：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革命斗爭才能取得勝利，人民才能徹底翻身解放。

捧著書籍，我的眼前浮現出大革命時期冀中平原如火如荼的農民革命運動。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躍然紙上，其中有捨身護鍾的朱老鞏，飽經坎坷、有勇有謀的朱老忠，心地善良、忠厚老實的嚴志和，堅定沉著、善於斗爭的賈湘農，以及充滿斗爭精神的大貴二貴、運濤江濤，心向革命的春蘭等等……

從小說中，除了看到「革命」，「土地」，「共產黨」，「民主」，「斗爭」等字眼外，我更多的是感受到家庭的溫馨、朋友間的關懷，以及自然環境、家鄉情懷對個人的影響。當然，也不可否認，「革命」、「斗爭」等都是反應作者梁斌思想的集中體現。醬色的臉，臉上的紋路，藍粗布這些都是很清晰的農家印象。「家」，這個題材，無論是在梁斌的這本小說，還是在現代的很多電視劇、電影等，都有著何其強大的感染力，彷佛成了像「笑臉」那樣的世界永恆的主題。在小說中，無論是嚴家還是朱家這兩個小說中核心家庭的溫暖;無論是朱老鞏的死還是嚴老祥的下關東這些「離家」的情節;還是「土地是農民的命根，他們不想離開寶地」，但為了去看運濤，土地還是變賣了……這些情節都強烈地表現出「家」的凝聚力。

從父輩的嚴老祥和朱老鞏再到子輩的嚴志和和朱老忠，無不折射出同鄉人，建立在友情之上的同鄉人，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是魯迅對瞿秋白的真誠剖析，而嚴老祥和朱老鞏、嚴志和和朱老忠不單單是經歷了我們現代人中非常「不顯眼」的「富貴」，更是共同經歷了數不盡的「患難」。

在艱辛爭取革命中，江濤在賈湘農老師的指導下不斷探索如何開展宣傳，如何組織隊伍，如何開始這個廣泛的群眾活動。那是因為他深知農民生活在封建勢力的壓迫下。不僅要反割頭稅，更是在第二師范學校掀起了軒然大波。小說中有這么一句話：「人，生在天地間，應當做一番有益於人類的事業。」小說雖是虛構，卻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看著，我想：是不是當時的人民真的都有一種想創一片新天地的新思潮?最近，在上黨課，受了黨的性質、組織原則……這些方面的心靈「洗滌」。誠然，在我們有生之年不能實現共產主義，但是我們現在社會主義國家所做的努力是正確的。中國的前途十分光明。

在看小說的時候，我注意到「出水才見兩泥腿」這七個字，因為我覺得平平凡凡的字，卻讓我糊塗了。我並不明白它的意思。後來，才知道，有一點「天下烏鴉一片黑」的感覺，是在譏諷封建貴族，反面映襯出農民的堅韌。那是因為如果你在水裡呆著的時候，岸上的人因為水的折射，覺得腿不臟。但是只要你上岸腳干時，泥的殘渣沒了水之後就顯現出來了。

從整本小說來看，我覺得像是在回憶一件事。就如，開篇所說的「那時小虎子才十幾歲」，「二十五年後的一個春天」等，我覺得作者是站在時間軸的末端來寫這部小說，像是在回憶那些事那些情，卻不失當時時代的先鋒力量;在彷佛在審視著所謂的「命運」，好像第一代人、第二代人都在經歷著似曾相識的坎坷。兩歲的距離並不遠，卻猛然懂得擱在腦子深處的那些曾經的點點、幕幕。每當我們往後看一次，所獃想的，不管是一句歌詞還是一個字，都是那樣的揪心。眼裡看著墨黑的字，感受到有時代痕跡的家庭、朋友、愛情、家鄉，抹去那小說中感動的情節，凸顯出那種時代的「悲」，或許那是我心中的自己對生命的「悲」吧。

《紅旗譜》這部革命著作給我感觸頗深，它不僅反映了歷史，更給了我們深刻的歷史 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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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小說呈現出怎樣的樣貌特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作家生活經驗和思想認識的差別，也由於所採用的表現方式的不同，革命歷史小說的形態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側重於追求對於歷史的「史詩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則加入一些「傳奇」因素，而接近現代「通俗小說」的模式。而個別作家則把現實處境下的情緒，作為對往事回憶的觸發點。這些略有不同的處理，使革命歷史小說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說創作來，呈現了略有變化的、多樣的狀貌。

㈢ 什麼是"紅色經典小說"

紅色經典這本是一個後文革詞彙，卻蘊涵著與現實相連的文革記憶。最初（1980年代）被用來指稱文革中出現的樣板戲；後來（1990年代以後）被懷舊情緒驅使著的人們，泛化推廣到用它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不同時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稱呼，說明兩者在其基本理念、價值取向（社會理想、道德繼承）、創作範式、美學風格上存在某種內在同一性。

屬於前者的有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主演劉慶棠）《白毛女》、現代京劇《紅燈記》（主演錢浩亮、劉長瑜）《智取威虎山》（主演童祥苓）、《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海港》。後加上《龍江頌》《杜鵑山》（主演楊春霞）《平原作戰》《磐石灣》、交響音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演奏殷承宗）、鋼琴協奏曲《黃河》（同前）。

屬於後者的有小說《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柳青）《山鄉巨變》（周立波）《青春之歌》《保衛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稱為「三紅一創，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創作於1950年代）《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9年以前），電影《中華兒女》《鐵道游擊隊》《烈火中永生》《紅色娘子軍》（導演謝晉）《英雄兒女》（創作於文革前）《閃閃的紅星》（文革中）《開國大典》《解放戰爭三部曲——大決戰、大轉折、大進軍》《周恩來》《焦裕祿》（文革後），歌曲《義勇軍進行曲》《東方紅》《保衛黃河》（1949年以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唱祖國》《唱支山歌給黨聽》（文革前）《黨啊，親愛的媽媽》《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國》《走進新時代》（文革後）。

新中國的文學史上，有一句行話叫「三紅一創，山青保林」，指的是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八部長篇小說：《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山鄉巨變》、《青春之歌》、《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它們與寫於四十年代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主要寫於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構成了「紅色文學經典」，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成長壯大的歷史中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

㈣ 50，60時年代革命歷史題材中戰爭小說的特點，結合作品分析

50年代的小說創作，從體裁上來說，最興盛的是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相對而言發展得比較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剛剛過去的現代文學時期，中篇小說這一文體形式還沒有完全從短篇小說中獨立出來，文體特徵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開掘，作家們在短篇和長篇之間，很難把握中篇這一文體的特徵和創作技術。在這方面，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顯然要遠勝於中篇小說，現代文學作家們在這兩種文體上所積累的創作經驗更多，對它們的文體特徵認識也更深刻。其次，還因為時代對於文體的需要和作家們對於時代的趨附。一般而言，長篇小說以表現內容豐富，社會生活面寬闊而見長，作家們通過這一文體的創作，可以追求一種史詩的境界，實現「載道」的理想。對於以欣喜的心情走進「新中國」的廣大作家們來說，他們正普遍期望通過創作的方式表達對於新政權的熱愛和尊敬。同時，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也需要史詩性的文學作品，總結自己的輝煌，歌頌自己的英雄，在社會大眾中建立一種道德肯定和理想膜拜。短篇小說則具有短平快的特點，50年代發展迅速的社會現實變革，迫切需要文學為之搖旗吶喊，迅速地反映和歌頌現實生活，同時，這時期大量的文學刊物創刊，它們都對能迅速服務於時代的短篇小說文體進行了特別的「照顧」。在這種情況下，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得到迅猛的發展，是很自然的結果。 具體到短篇小說的創作上，本時期的繁榮除了表現在作品數量的龐大和創作作家的眾多，更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出現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作家和作家群體。本時期，一些在現代文學階段即有所成就的作家在創作上有新的發展，形成了比較大的影響。在他們周圍，往往聚集著一個藝術追求和創作風格基本相似的作家群體。雖然還不能說這些群體已經構成了完全的流派創作，但互有差異的創作群落還是顯示了小說創作的熱鬧。其中，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孫犁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等，是突出的代表。在群體之外，路翎、茹志鵑、李准、王汶石、蕭也牧等作家，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56年「百花文學」中涌現出了王蒙、陸文夫、宗璞、鄧友梅等年輕作家。雖然由於政治上的限制，他們在本時期的創作時間不長，創作量也不大，但他們敢於突破禁區、敢於直面現實的精神，還是成為50年代的單一歌頌之風中的異彩。 其二，出現了一些在小說藝術上有一定獨特追求和創作特點的作品。孫犁、路翎、李准等作家對短篇小說藝術進行了探索，創作出了一些藝術上較為精緻的作品。如孫犁的《山地回憶》，路翎的《初雪》和《窪地上的「戰役」》，茹志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蓋滿爹》，趙樹理的《登記》，都是在當時的文學規范內努力表現了某種程度的藝術個性的作品。此外，王蒙、陸文夫、宗璞等年輕作家創作的《組織部來了個青年人》、《小巷深處》、《紅豆》等作品，也表現出新的藝術活力。在50年代，創作界和理論界對短篇小說藝術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1]，最為集中的是1957年《文藝報》舉行的短篇小說藝術問題討論專欄。在上面，老作家茅盾發表了《雜談短篇小說》等系列文章，端木蕻良、蹇先艾等老短篇小說作家，孫犁、馬烽、峻青等正處盛年的作家，都發表了有關短篇小說的創作談。俞林、魏金枝、侯金鏡、邵荃麟、巴人等文藝理論家都撰寫了有關理論和批評文章，參入到討論中。不久，茅盾還出版了《夜讀偶記》《一九六0年短篇小說漫評》《談短篇小說創作》等著名的短篇小說批評和理論著作。 作家和理論家們表述的觀點雖然各有歧異，價值也有高下之分，但總體而言，他們都對短篇小說的藝術表現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對這一文體創作的具體技術問題作了細致的研究。尤其是茅盾等老作家對短篇小說藝術的強調，更涉及到了短篇小說的深層美學問題，對於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小說創作過分的通俗化和故事化傾向，進行了一定的糾偏和補充。此外，茅盾、何其芳等對茹志鵑《百合花》等受到時代政治非難的短篇小說作品進行的肯定和支持，既維護和推動了作家的創作，又促進了短篇小說藝術形式上的開拓。比較短篇小說，這時期中篇小說創作要大為遜色。只有孫犁、杜鵬程等作家在這一領域創作較多。比較著名的中篇小說作品有，陳登科反映「解放戰爭」時期生活的《活人塘》，孫犁反映農村道德生活變異的《鐵木前傳》，王汶石反映現實農村變革的《黑鳳》，陸柱國反映「抗美援朝」中志願軍生活的《風雪東線》，以及杜鵬程反映工業生活的《在和平的日子裡》等。其中孫犁的《鐵木前傳》可代表這時期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總體而言，這時期文學界中篇小說的文體意識上還不強，作家和理論界對於中篇小說藝術技巧、文體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夠充分。這些都影響了中篇小說藝術上的發展，也限制了本時期中篇小說創作的藝術成就。（來源：網路）

㈤ 紅色經典小說的社會意義！！！！～急救！！！！！！！！！！！！！！！

摘的論文呵呵，要什麼自己找吧

紅色經典小說的接受現狀及意義
04級漢語言文學 李思

紅色經典小說（以下稱紅色經典）特指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七年的文學，它是中國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又稱為革命敘事，是文學「一體化」目標的實現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產物。在黃修己《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他稱這段時期為理想主義文學時期。基本特點是現實性，能反映整個時代風貌，氣勢雄渾。不僅情節有趣、充滿英雄傳奇色彩，思想也積極樂觀，並反映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它「是以理想主義的藝術思維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方式，全面去梳理和營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傳統，並以史詩性的龐大氣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國人對於現代政治革命理念的價值認同。」[1]不管後代對紅色經典的批判如何強烈，不管它的文學藝術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對我們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整個文學史及喚起民族記憶都有一定的意義。
一 當下環境中的紅色經典
當下環境紅色經典思想教育在學校漸趨空白，學生學習革命烈士愛國精神和了解共和國成立史已經不如以前濃烈。同時社會影視改編中出現一股改編紅色經典的熱潮和風氣，《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小兵張嘎》等多次被搬上熒幕。但其內容卻與原著出現很大差距，一般都趨向於娛樂性、低俗化，愛情取代了革命而成為中心，反響也並不盡如人意。面對這股改編熱，一些專家學者已提出了反對意見，並給出了改編紅色經典的基本原則：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題、人物關系、故事結構；尊重原著的價值導向；創作改編從現實出發，尊重原著的時代背景。戲劇理論家郭漢城說：「現在的一些改編者把人性卑微化，認為只有七情六慾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慾，這是對文化遺產的破壞，是『自毀精神長城』。」作為審美意識的某種反映，並非改編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個度。，紅色經典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它不僅僅具有文學史上的意義，還承載著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包含著一種質朴的、豐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個改編，無論對於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是一次歷史意識、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驗。
北京大學的李道新、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祝東力以及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志忠等都認為，「紅色經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內涵對於今天這個時代仍然有重要意義。無論怎樣改編，都不能把這些精神財富改沒了。改編必須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內涵。《文藝研究》雜志社的陳劍瀾認為，「紅色經典」改編熱持久不衰，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當代人的懷舊情緒。他說，作為美學范疇的懷舊是歷史意識退化的產物或替代品，彌漫在「紅色經典改編劇」的生產、消費過程中的懷舊情緒在一定意義上顯示了我們的「歷史記憶的空洞化」。由於歷史記憶的空洞化，在重述「紅色經典」時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用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念、生活經驗去演繹歷史，彷彿不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邏輯的再現。這究竟是編導刻意迎合當代「大眾」的口味，還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歷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時代的經驗和邏輯離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確實十分遙遠，但是在「紅色經典」重述中，差異沒有理由成為我們理解的障礙，相反倒應該成為藝術創造的前提和動力。簡單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歷史，看似順理成章，實際上表明了歷史意識的缺失。
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文明的進步，把紅色經典小說進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順應歷史發展的表現。但改編過程中必須注意保持其內容的嚴肅性問題。雖然這個年代日趨個性化，靈動化，不固守一個或幾個成規，但紅色經典中那種愛國精神還是不應遺忘的。我們沒有處於戰火紛飛的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們仍需全民一致的愛國精神來保衛自己的熱土，國家的強大才有自己個人的榮耀。中國沒有自己的信仰，隨著全球化腳步，傳統逐漸消失殆盡。這是我們所有中國人該思考的問題。

二 紅色經典對於文學史的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史自1919年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斗爭著向前發展，每個階段都會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魯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是名留文學史的大家。但新中國成立後，政治意識形態佔主流，知識分子精英意識逐漸受到排擠而被邊緣化。在政權的干預下，文學史由這批紅色經典來填寫，大部分作家紛紛響應國家的號召，投身創作贊頌革命的小說。就算有些仍堅持個人自由主義的創作精神的作家繼續地下精英寫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難進入文學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紅色經典，新時期的文學史將是一段空白。紅色經典是一批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過濾和淘汰之後留下來的肯定具有價值，盡管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經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的27年間，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經歷了一個波浪的形態，處於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詩性的紅色經典小說。小說藝術地展現了農民革命的全過程，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氣勢可以說是那個年代全國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這就是他們的信仰。且不論這「信仰」本身如何，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有無信仰將會有質的區別。現在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沒有信仰的民族決不是個強大的民族。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反映現實又高於現實。雖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語言與思想過分崇高化，但這是那個時代的反映，也是那個時代的需要。新中國作家的創作源頭是對革命勝利後中國如何走上革命康莊大道的歷史復述或追憶，這些小說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社會發展的必然。從整個歷史發展縱深看，缺失這階段的文學，中國文學史便出現斷裂現象。這時期小說所表現的內容就是其價值所在，而藝術性次之。馮雪峰在《論<保衛延安>》提到「從我們文學工作上說或從人民文藝生活上說，都是有重要意義的。」[2]丹納《藝術哲學》也說種族、環境、時代是文學發生的動因，他認為藝術作品是一種社會現象。他還提出了判定藝術價值的標准。即，藝術作品再現種族、環境和時代特徵的程度及效果。農民革命軍的勝利必然決定文學得歌頌農民。建國後，農民英雄形象及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傳奇故事，隨著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革命政權的確立，被人為地加以神化：農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賦予思想的絕對先進性（《暴風驟雨》、《保衛延安》、《紅旗譜》），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被描繪成絕對主力軍（《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描寫土地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徹底；黨員英明果斷。都是反映當時現實並拔高農民形象，為當時意識形態服務；馮德英《苦菜花》表現共產黨怎樣領導農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貧民姜永泉在黨的指揮下完成了對日本人的反掃盪；《山鄉巨變》講述的是清溪鄉建立初級社和發展高級社的故事。文本中無私的黨團員形象便是這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趙樹理《三里灣》描寫農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小事，以鄰里間人事糾葛為主要內容來表現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民的命運和思想變化過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說「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這些寫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說外，很大一部分的紅色經典是革命戰爭小說。《紅日》講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萊蕪和孟良崮兩場戰役，打敗了國民黨的王牌軍七十四師的故事。《保衛延安》則更直白地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如周大勇明確地說「我軍能打勝仗，那是因為憑借著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們群眾」。那個時代的愛國精神及那種集體主義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和動作、神態表現出來。
所有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識形態下進行，充當著國家的喉舌，宣傳黨的宗旨。所取題材注重革命的歷程性，「這種現象在過去時代或在其他國家小說創作中，是罕見的，所以是中國當代小說的特性之一。」〔3〕紅色經典的作者們大部分放棄城市生活，紮根農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對農村有了真實的感官體驗，所寫的東西也就不會出現邏輯錯誤。藝術真實是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雖然有過分拔高共產黨和農民形象，體現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還是有個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憑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據1932年家鄉發生的高蠡暴動改編而成，其中犧牲的小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說《紅旗譜》「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是我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只是沒有我書中所寫的那樣強烈和完整。」[4]當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內容與思想會讓人覺得升華得過分偉大和崇高，但作者楊沫在後記中這樣說「這些人長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來渴望有機會能夠表現他們。所以這書中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5]因此無論怎麼說，這批作品都真實記錄了中國成立的艱辛與不易，成為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的精神支柱。可以說生活在那個年代雖然物質生活很艱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實的，從某些角度說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正趨荒蕪，較之後退了。其次將按段歷史以文本形式記錄下來也是對那些革命者的一種精神獎勵和鼓舞，有利於振奮士氣；同時流傳後世，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這十七年的紅色經典，為中國文學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文學史強調的就是它的連續性，而不是單以作品的文學藝術特性為唯一標准。當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疇來討論時，就必須聯系時間上（歷史發展延續性）、空間上（各類文學樣式共時性存在）的因素來考查、定性。
三 紅色經典對於喚起記憶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的領導權還不穩定，仍面臨著一系列政治、經濟上的問題。為了鞏固政權，統一意識形態，增強凝聚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文藝運動，如整風運動、「反右」、以及後來波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所謂的文藝運動都是出於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為統一思想、鞏固政權而做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可以概括那個時期文學創作特點。文學的社會政治效用，是毛澤東的文學思想的核心問題。毛澤東不承認具有獨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學的存在，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和互相對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這樣，從40年代的延安文學開始，文學寫作、文學運動，不僅在總的方向上與現實政治任務一致，而且在組織上，具體工作的步調上，也要與政治完全結合。紅色經典就是產物之一。
所謂「紅色」，在我們中國就指共產黨的范疇。紅色經典大多描寫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運用宏大敘事展示現實，緬懷革命戰士，具有現代民族史詩的品格。「廣而言之，從清末民初的民主與帝制之爭(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大革命時代的風起雲涌(歐陽山((三家巷)、《苦鬥》)，紅軍時代的艱苦卓絕(梁斌《紅旗譜》、王願堅《黨費》和《七根火柴》)，抗戰八年的血肉長城(馮德英《苦菜花》、知俠《鐵道游擊隊》、劉流《烈火金剛》)，到解放戰爭時期的摧枯拉朽、風卷殘雲(杜鵬程《保衛延安》、昊強《紅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現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方面，在文學範式的創建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6]紅色經典里的積極樂觀，理想主義，在現在看來是很不切實際，甚至有些浮誇，可那是時代使然。在那種艱難的戰爭年代，為了革命，為了自己的「信仰」，熱情高漲，生命都可以拋棄，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後終於獲得了戰爭的勝利，獲得了相應的權利，共產黨的威信逐漸提高。在新中國成立出氣出現這大量的紅色經典小說，用富有傳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頌歌，謳歌了人民解放軍英勇機智、勇於獻身的精神和革命勝利後的全民狂歡。革命歷史敘述是國家意識形態維護自身合法性與延續性的重要文學手段，因而各個時期均有國家體制約束及支持下的革命歷史書寫；另一方面，「革命歷史小說」還以否定性的方式構成了所謂精英文學或「純文學」的內在組成部分（劉再復《從革命歷史小說到新革命歷史小說》）。當然除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外，用文字記住革命傳統和歷史、讓後代銘記他們開國建業的豐功偉績也是統治者的意圖之一。
我們新時代的幾代人，沒有經歷過革命，若沒有這些紅色經典系列，我們對祖國的歷史將了解地更少，甚至斷裂。我們都知道「前車之鑒」這個詞，歷史的苦難只有在它被記憶的時候，才有可能轉化為積極的思想資源，為現在的事業所用。可對於戰爭，人們向來喜歡選擇遺忘，忘記歷史、忘記疼痛，自動迴避讓我們痛苦與尷尬的階段。魯迅一直深惡痛絕的也包括我們中國人缺少直面現實的勇氣：「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7] 社會進程的高速商業化，使我們新一代輕易地推開了一切的歷史重負，轉而尋求心靈新的滿足方式，陷於物質和慾望的旋渦不能自拔。在這種精神家園逐漸被慾望腐蝕的關鍵時刻應該以這批紅色經典來鼓舞一下鬥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達曾說「喚起記憶就是喚起責任。」無論紅色經典是文本形式還是被改編成電影電視，都廣為農民所喜聞樂道。《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農民抗日的片子，不僅上一代中國人喜歡，我們這80一代及90一代都對其有很大興趣。它在一種拔高中國人、貶低日本人的氛圍下宣傳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無形中喚起了國人的愛國熱忱。這比一味地用語言宣傳要好的多。那個年代對於愛國、愛黨都非常熱情直白，是整體意識形態在起作用。然而如何，個性張揚，沒有比較統一的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話題已被邊緣化，處於被嘲諷的狀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民族沒有信仰，若再沒有相對統一的國家意識來增強凝聚力，中國強大的出路在哪？時下漠視紅色經典不說，甚至胡亂改編，完全違背原義，將之低俗化。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業心態的產物。我們需要重新拿起經典來沉靜我們的心靈，喚起我們的責任意識，但不是用如此嘲諷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種顆嚴肅莊重的責任心。
四 結語
紅色經典小說是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有著許多可以學習的精神和處事作風，譬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等等。雖然作品被政治意識形態占據大部分空間，出現藝術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為一種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其潛在價值和對保證文學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時也維護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