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隱短篇小說

『壹』 廬隱的第一篇短篇小說集是什麼

《海濱故人》
她的第一篇小說《一個著作家》在1921年《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上刊出後，鼓舞了她的創作熱情，在隨後一、兩年內，她接連寫了《兩個小學生》、《靈魂可以賣嗎？》、《月下的回憶》、《或人的悲哀》等作品，於1925年結集為《海濱故人》出版。這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也是她前期代表作品，收有十四篇

『貳』 廬隱的作品加作品簡介加創作年份

[著作書目]
海濱故人（小說集1925，商務
曼麗（小說集）1927，北平文化學社
歸雁（小說）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說）1930，商務
靈海潮汐（散文、小說集）開明
雲歐情書集（書信集）與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廬隱短篇小說選 1932，女子書局
玫瑰的刺（小說集）1933，中華
女人的心（專篇小說）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廬隱自傳 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東京小品（散文、小說集）1936，北新
火焰（長篇小說）1936，北新
廬隱選集 1936，中央書店
廬隱創作選 1936（出版單位不詳）
廬隱佳作選 1947，上海新象書店

『叄』 廬隱的人物生平

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5月4日，廬隱生於福建閩侯縣。廬隱降生的當天，外祖母去世了，母親因此認定她是一顆災星，把她交給一個奶媽去喂養。三歲時因為得了極重的熱病，被奶媽帶到鄉下撫養並很快痊癒。父親當了湖南長沙知縣時，她回到了父母的身邊。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六歲），父親在長沙去世，母親帶著她來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親厭惡，不得入學，但卻拜了沒有進過學校的姨母為師，開始啟蒙教育。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廬隱九歲，被送到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慕貞學院去讀小學，信仰基督教。她在那裡時腳長了瘡，幾乎使她成了殘廢；後來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夥去作禮拜，並在美國人朱太太的引導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廬隱在大哥的幫助下，第一次開始練習作短文，並在她的拚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後又考取了師范預科，走上了求學之路。
1912年，廬隱考入女子師范學校，時年十三歲，開始了她的少女時代。
到了三年級，她的興趣一天天趨向文學，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說，尤其適合她的脾胃，在學校還得了一個「小說迷」的綽號。
1916年，廬隱中學畢業，因當時沒有女子大學，別的大學又不開女禁，所以暫時不能繼續升學。在母親和表哥們的活動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學聘為體操、家事園藝教員，但她對於家事園藝一竅不通，因此春假過去，便悄然辭職，結束了她最初的教學生活。
1917年，應在安慶省立安徽女師附小當校長、原北京慕貞學院同學舒畹蓀女士的邀請，前往安慶任教。半年後，覺得在安慶的生活無趣，廬隱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長的推薦下，她到了開封任開封女子師范教員，但那裡環境腐敗，流弊積年，守舊的教員視言論激烈的廬隱為名教反叛的危險人物，備受排擠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廬隱考進了該校國文部，作旁聽生，經過學期考試後，升為正班生，暫時結束了使她感到厭倦的教員生活。
在學校，她被選為學生會的幹事，積極做些社會工作。為了福建的問題，她被女師大選為福建同鄉會代表，到北大、師大開會，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後來又被選為幾次大會的副主席和一個刊物的編輯。廬隱和十幾個志趣相投的人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社會改良派。 少女時期，廬隱在舅父家裡認識了一位表親林鴻俊。林鴻俊向她提出結婚，而她的母親和哥哥覺得他太沒深造，家又窮，因此拒絕了他。處於叛逆期的廬隱被母親和哥哥的作為激起了一腔憤懣，於是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我情願嫁給他，將來命運如何，我都願承受。」母親深知廬隱倔強的性格，只好答應，她簽了字，接受母親的條件：大學畢業後才能舉行婚禮。大學期間，受「五四」時代新思潮的影響，廬隱廢寢忘食地東奔西跑，接觸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她發現同她訂婚的表親林鴻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樣，走的道路不一樣，擔心婚後的平凡生活將毀了她的一生，廬隱主動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約。
1923年夏與有夫人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婚後廬隱發現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後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後，廬隱又繼續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後》、《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
1925年，郭夢良因腸胃病一病而逝。廬隱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鄉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時無法忍受婆婆的惡毒，廬隱便帶著孩子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
1928年，廬隱認識了比她小九歲的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位樂天派的青年詩人李唯建。
1930年秋，兩人結婚。他們東渡日本，寄居在東京郊外。《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只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志》上發表過。
後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又開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志》和《現代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 1934年5月，廬隱因難產手術，開刀後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於13日11點20分逝世於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年僅三十六歲。
廬隱一生清貧，度日艱難，沒有任何財產，只有幾部比生命還寶貴的作品。為了慰藉廬隱的在天之靈，李唯建將她的全部作品放進棺內，讓她畢生心血的結晶永世伴著她。

『肆』 盧隱的主要著作

《海濱故人》(小說集)1925，商務
《曼麗》(小說集)1927，北平文化學社
《歸雁》(小說)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說)1930，商務
《靈海潮汐》(散文、小說集)1931，開明
《雲鷗情書集》(書信集)與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廬隱短篇小說選》1932，女子書局
《玫瑰的刺》(小說集)1933，中華
《女人的心》(長篇小說)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廬隱自傳》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東京小品》(散文、小說集)1936，北新
《火焰》(長篇小說)1936，北新
《廬隱選集》1936，中央書店
《廬隱創作選》1936(出版單位不詳)
《廬隱佳作選》1947，上海新象書店

『伍』 關於盧隱及其作品介紹

廬隱(1898．5．4～1934．5．13)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生於福建閩侯。1903年父親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會辦的慕貞書院小學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後任教於北平公立女子中學、安徽安慶小學及河南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國文系。
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22年大學畢業後到安徽宣城中學任教，半年後回北平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海濱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學教書，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學校長半年，幾年間，母親、丈夫、哥哥和摯友石評梅先後逝世，悲哀情緒浸透在這個時期出版的作品集《靈海潮汐》和《曼麗》之中。1930年與李唯建結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雲歐情書集》。婚後她們一度在東京居住，出版過《東京小品》。1931年起擔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國文教師。36歲時因分娩死於上海大華醫院。（
海濱故人》(小說集)1925，商務
《曼麗》(小說集)1927，北平文化學社
《歸雁》(小說)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說)1930，商務
《靈海潮汐》(散文、小說集)1931，開明
《雲鷗情書集》(書信集)與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廬隱短篇小說選》1932，女子書局
《玫瑰的刺》(小說集)1933，中華
《女人的心》(長篇小說)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廬隱自傳》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東京小品》(散文、小說集)1936，北新
《火焰》(長篇小說)1936，北新
《廬隱選集》1936，中央書店
《廬隱創作選》1936(出版單位不詳)
《廬隱佳作選》1947，上海新象書店

『陸』 廬隱生平，作品風格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裡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聖者。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在《關於廬隱的回憶》一文中說：「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冰心與廬隱，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人生派」中的一派。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都主張在作品裡表現時代色彩，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作品，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冰心在作品裡，通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可分離的關系、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毀；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只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只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的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只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的沉到悲傷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自傳》）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觸過廬隱的作家，也都說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對「一生英風颯爽」（蘇雪林語），自己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這是她創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那時候，她寫《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1920年，《批評》第四號）之後，不僅寫了《一封信》、《兩個小學生》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也寫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1924年，《民鐸》第五卷第一號）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筆鋒轉向「自敘傳」的性質：寫自己，寫愛人，寫朋友，都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是真實的現實。茅盾說：「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系」，「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廬隱論》）。當「五四」運動落潮後，在廬隱面前，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人們所說的「廬隱的停滯」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但廬隱並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她掙扎著，追求著，前後雖有幾次反復，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
廬隱的小說《地上的樂園》，茅盾說它是寓言體的「一篇美麗的空想的『詩』，而且是『神秘』的『詩』。讀了那篇《地上的樂園》，人們會覺得在這里就伏著廬隱作品中『苦悶人生』的根，也會覺得就在這里也伏著廬隱『發展停滯』的根。」這里，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觀。人的一切思想和實踐，是不能離開人生觀而存在的，所以說，那裡有「根」。
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邁步一樣，步子邁得雖不高遠，卻決不是原地踏步或轉圈子。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或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盪。」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里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范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里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里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里，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里，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里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里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有所抑揚，只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的變動，從前是春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兩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點了出來，均比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實際。
廬隱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復，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里掙扎出來，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於人類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症結，把浮光下的丑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像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產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裡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里，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眾吊了。」在《監守自盜哩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於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里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盡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於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頌歌哩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著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著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著氣，出著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們盡量的出汗，我們盡量的發泄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透過這些深刻、尖銳、犀利的小品雜文和長篇小說《火焰》，不難看出廬隱在「九·一八」事變後，是時代和民眾給她以勇氣，沖出「廬隱停滯」的種種藩籬，她，又前進了！但，她死得太早……
「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實實寫下來，從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茅盾《廬隱論》）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這種評語恰切、中肯。從《海濱故人》開始，她在許多小說里，都採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樣寫來，在語言上顯得靈活、自然，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話說，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後期的作品，有了長足的進步，老練多了。除小說之外，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她雖以小說出名，但茅盾說，「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她還在同一篇《廬隱論》中評論說：「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禮錫說：「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誰管得著！」廬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廬隱對這社會是不慣，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廬隱對社會的不慣，是有她的「誰管得著」的辦法去管理，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明槍暗箭作四面環攻。這「不慣」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矛盾的表現，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顯。所以這不僅是「不慣」而是不相容，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至於不相容，那便得爭斗。廬隱的「誰管得著」的態度，是不理的態度，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理」是違背了舊社會的秩序，這樣的叛徒，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沒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毀。（《雲歐情書集》序

『柒』 廬隱的一個病人的內容梗概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裡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聖者。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在《關於廬隱的回憶》一文中說：「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冰心與廬隱，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人生派」中的一派。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都主張在作品裡表現時代色彩，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作品，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冰心在作品裡，通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可分離的關系、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毀；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只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只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的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只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的沉到悲傷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自傳》）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觸過廬隱的作家，也都說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對「一生英風颯爽」（蘇雪林語），自己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這是她創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那時候，她寫《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1920年，《批評》第四號）之後，不僅寫了《一封信》、《兩個小學生》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也寫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1924年，《民鐸》第五卷第一號）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筆鋒轉向「自敘傳」的性質：寫自己，寫愛人，寫朋友，都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是真實的現實。茅盾說：「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系」，「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廬隱論》）。當「五四」運動落潮後，在廬隱面前，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人們所說的「廬隱的停滯」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但廬隱並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她掙扎著，追求著，前後雖有幾次反復，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廬隱的小說《地上的樂園》，茅盾說它是寓言體的「一篇美麗的空想的『詩』，而且是『神秘』的『詩』。讀了那篇《地上的樂園》，人們會覺得在這里就伏著廬隱作品中『苦悶人生』的根，也會覺得就在這里也伏著廬隱『發展停滯』的根。」這里，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觀。人的一切思想和實踐，是不能離開人生觀而存在的，所以說，那裡有「根」。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邁步一樣，步子邁得雖不高遠，卻決不是原地踏步或轉圈子。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或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盪。」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里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范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里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里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里，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里，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里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里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有所抑揚，只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的變動，從前是春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兩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點了出來，均比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實際。廬隱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復，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里掙扎出來，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於人類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症結，把浮光下的丑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像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產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裡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里，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眾吊了。」在《監守自盜哩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於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里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盡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於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頌歌哩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著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著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著氣，出著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們盡量的出汗，我們盡量的發泄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透過這些深刻、尖銳、犀利的小品雜文和長篇小說《火焰》，不難看出廬隱在「九·一八」事變後，是時代和民眾給她以勇氣，沖出「廬隱停滯」的種種藩籬，她，又前進了！但，她死得太早……「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實實寫下來，從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茅盾《廬隱論》）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這種評語恰切、中肯。從《海濱故人》開始，她在許多小說里，都採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樣寫來，在語言上顯得靈活、自然，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話說，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後期的作品，有了長足的進步，老練多了。除小說之外，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她雖以小說出名，但茅盾說，「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她還在同一篇《廬隱論》中評論說：「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王禮錫說：「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誰管得著！」廬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廬隱對這社會是不慣，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廬隱對社會的不慣，是有她的「誰管得著」的辦法去管理，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明槍暗箭作四面環攻。這「不慣」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矛盾的表現，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顯。所以這不僅是「不慣」而是不相容，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至於不相容，那便得爭斗。廬隱的「誰管得著」的態度，是不理的態度，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理」是違背了舊社會的秩序，這樣的叛徒，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沒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毀。（《雲歐情書集》序）

『捌』 中國詩人廬隱的作品

著作年表

1920年
《「女子成美會」希望於婦女》(《晨報副刊》，2月19日，雜論)
《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4月1日第2期，雜論)
《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4月1日第2期，新詩)
《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號，雜論)
《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批評》，12月5日第4號「新村號」，雜論)
1921年
《勞心者與勞力者》(《批評》，1月11日第6號，雜論) 廬隱著《春愁何處是歸程》《海洋里底一出慘劇》(《時事新報》，1月25~26日，小說)
《一個著作家》(《小說月報》，2月10日第2卷第2號，小說)
《近世戲劇的新傾向》(《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4月1日第3期，雜論)
《小說的小經驗》(《時事新報·文學旬刊》，5月29日第3期，雜論)
《一封信》(《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2卷第6號，小說)
《一個病人》(《時事新報·文學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說)
《紅玫瑰》(《小說月報》，7月10日第12卷第7號，小說)
《創作的我見》(《小說月報》，7月10日第12卷第7號，雜論)
《月夜裡的簫聲》(《時事新報·文學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說)
《整理舊文學與創造新文學》(《時事新報·文學旬刊》，7月30日第9期，雜論)
《兩個小學生》(《小說月報》，8月10日第12卷第8號，小說)
《「作什麼？」》(《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說)
《砍柴的女孩》(《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詩)
《哀音》(《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說)
《王阿大之死》(《時事新報·學燈》，9月4~6日，小說)
《靈魂可以賣嗎？》(《小說月報》，11月10日第12卷第11號，小說)
《祝晨報第三周(年)的紀念》(《晨報副刊》，12月1日，新詩)
《思潮》(《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2卷第12號，小說)
1922年
《餘淚》(《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3卷第6號，小說)
《一個女教員》(《時事新報·文學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說)
《一個夜裡的印象》(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郵差》(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傍晚的來客》(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一個快樂的村莊》(文學研究會編《小說匯刊》，商務印書館，5月初版，小說)
《碧濤之濱》(《學藝》，9月第4卷第3號，散文)
《靈魂的傷痕》(《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
《悠悠的心》(《時事新報·文學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詩)
《東游得來的禮物》(《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
《華嚴瀧下》(《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邊的談話》(《時事新報·文學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
《最後的光榮》(《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憶》(《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3卷第10號，散文)
《月下》(《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3卷第12號，小說)
1923年
《徬徨》(《小說月報》，1月10日第14卷第1號；又載《北京周報》(日文版)，3月4、11日，小說)
《離開東京的前一天》(《時事新報·文學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
《浮桑印影》(《學藝》，4月第4卷第10號，散文)
《最後的命運》(《晨報副刊·文學旬刊》，6月1日，散文)
《麗石的日記》(《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4卷第6號，小說)
《月色與詩人》(《晨報副刊·文學旬刊》，6月11日，雜論)
《中國小說史略》(連載於《晨報副刊·文學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 廬隱遺影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國歷代小說》為題，連載於《北京周報》(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雜論)
《流星》 (《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說)
《秋別》 (《晨報副刊》，10月7日，新詩)
《寂寞》 (《晨報副刊》，10月7日，新詩)
《海濱故人》(《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4卷第10號、12月10日第14卷第12號，小說)
《淡霧》(《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2月1日，小說)
《新的遮攔》(《星海》，12月10日，小說)
《將我的苦惱埋葬》(《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2月11日，新詩)
1924年
《寄一星》(《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月11日，散文)
《灰色的路程》(《東方雜志》，1月25日第21卷第2號，小說)
《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民鐸》，3月1日第5卷第1號，雜論)
《淪落》(《小說月報》，4月10日第15卷第4號，小說)
《舊稿》(《小說月報》，5月10日第15卷第5號，小說)
《前塵》(《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5卷第6號，小說)
《醉鬼》(《時事新報·文學周報》，6月30日第128期，小說)
1925年
《父親》(《小說月報》，1月10日第16卷第1號，小說)
《海濱消息——寄波微》(《京報副刊·婦女周刊》，3月，散文)
《幽弦》(《小說月報》，5月10日第16卷第5號，小說)
《勝利以後》(《小說月報》，6月10日第16卷第6號，小說)
《囈語》(《京報副刊·婦女周刊》，9月2日，散文)
《秦教授的失敗》 (《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6卷第10號，小說)
《危機》(《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6卷第12號，小說)
《海濱故人》(商務印書館，7月初版，短篇集)
《詩人李白》(《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專號」，雜論)
《郭君夢良行狀》(《時事新報·學燈》，12月7日，祭文)
1926年
《寄天涯一孤鴻》(《小說月報》，10月10日第17卷第10號，散文)
《靈海潮汐致梅姐》 (《小說月報》，11月10日第17卷第11號，散文)
《寂寞》(《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7卷第12號，小說)
1927年
《藍田的懺悔錄》(《小說月報》，1月10日第18卷第1號，小說)
《何處是歸程》(《小說月報》，2月10日第18卷第2號，小說)
《文學與革命》(《國聞周報》，5月22日第4卷第19期，雜論)
《月夜孤舟》(《薔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
《秋風秋雨愁煞人》(《薔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說)
《憔悴梨花風雨後》(《薔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說)
《吊英雄》(《薔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詩)
《愁情一縷付征鴻》(《薔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
《婦女的平民教育》(《教育雜志》，第19卷第9號「平民教育專號」，雜論)
《歸途》(《薔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隨筆)
《英雄淚》(《薔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詩)
《研究文學的方法》(《薔薇周年紀念增刊》，雜論)
《公事房》(《薔薇周年紀念增刊》，小說)
《犧牲》(《薔薇周年紀念增刊》，劇本)
1928年
《曼麗》(北平古城書社，1月發行，短篇集)
《寄波微》(《薔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
《偵探》(《薔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說)
《婦女的平民教育》[10](商務印書館，4月，單行本)
《弱者之呼聲》(《薔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國恥紀念特刊》，新詩)
《雪恥之正當途徑》(《薔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國恥紀念特刊》，雜論)
《祭獻之辭》(《世界日報》，12月《石評梅女士紀念特刊》，祭文)
《石評梅傳略》(《世界日報》，12月《石評梅女士紀念特刊》，傳記)
《雨夜》(《小說月報》，12月10日第19卷第12號，小說)
1929年
《素心蘭——夜的奇跡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
《雲蘿姑娘》(《小說月報》，1月10日第20卷第1號，小說)
《文學家的使命》(《華嚴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雜論)
《夜的奇跡》(《華嚴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
《歸雁》(《華嚴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說)
《畸侶先生》(《真善美》，2月2日紀念一周年號外「女作家號」，小說)
《星夜》(《華嚴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美麗的姑娘》(《華嚴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病中》(《河北民國日報副刊》，2月28日第65號，小說)
《空虛——夜的奇跡之一》(《河北民國日報副刊》，3月1日第66號，新詩)
《漠然——夜的奇跡之一》(《河北民國日報副刊》，3月5日第69號，新詩)
《乞丐》(《華嚴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說)
《春的警鍾》(《華嚴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
《樹蔭下》(《認識周報》，5月15日第1卷第16號，小說)
《沖突》(《華嚴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劇本)
《介之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6月初版，平民讀物)
《不幸》(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6月初版，平民讀物)
《穴中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6月初版，平民讀物)
《秋聲》(《華嚴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華嚴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
《青春的權威者》(《華嚴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亡命》(《華嚴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婦女生活的改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0月初版，平民讀物)
《來呵！我的愛人》(《薔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詩)
《去年今日——悼石評梅》(《世界日報·評梅逝世周年紀念特刊》，10月6日，散文)
1930年
《人間天堂》(《益世報》，1月3~9日；又以《地上的樂園》為題，載《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說)
《雲鷗的通信》(《益世報》，2月14日~4月8日)
《歸雁》(神州國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說)
《東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廟會，三、鄰居，四、沐浴》(《婦女雜志》，12月第16卷第12號)
1931年
《靈海潮汐》(上海開明書店，1月初版，短篇集)
《雲鷗情書集》(廬隱、李唯建合著)(神州國光社，2月初版，書信集)
《井之頭公園》(《晨報副刊·學園》，2月25日第16號，散文)
《幾句實話》(《晨報副刊·學園》，3月26、27日第45、46號，散文)
《蘋果爛了》(《小說月報》，5月10日第22卷第5號，小說)
《象牙戒指》(未完)(《小說月報》，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號，小說)
《東京小品·五、櫻花樹頭》(《婦女雜志》，第17卷第5號，散文)
《東京小品·六、那個怯弱的女人》(《婦女雜志》，第17卷第6號，散文)
《東京小品·七、柳島之一瞥》(《婦女雜志》，第17卷第7號，散文)
《東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婦女雜志》，第17卷第8號，散文)
1932年
《擱淺的人們》(《讀書雜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說)
《豆腐店的老闆》(《讀書雜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說)
《飄泊的女兒》(《申江日報·海潮》，9月18日第1號，小說)
《雲端一白鶴》(《申江日報》第4版，9月18日，古詩)
《異國秋思》(《申江日報·海潮》，9月25日第2號，散文)
《給我的小鳥兒們》(《華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
《碧波》(《申江日報·海潮》，10月23日第4號，小說)
《補襪子》(《申江日報·海潮》，10月26日第6號，小說)
《野妓拉客》(《申江日報·海潮》，10月30日第7號，小說)
《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報·海潮》，11月13日第9號，散文)
《給我的小鳥兒們(二)》(《申江日報·海潮》，11月20日第11號，散文)
《給我的小鳥兒們(三)》(《申江日報·海潮》，12月11日第13號，散文)
《跳舞場歸來》(《申江日報·海潮》，12月25日第15號，小說)
《小小的吶喊》(《女聲》，12月第1卷第6號，小說)
1933年
《人生的夢的一幕》(《申江日報·海潮》，1月8日第17號，小說)
《前途》(《前途》，1月10日創刊號，小說)
《一個情婦的日記》(《申江日報·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號，小說) 廬隱著《一個情婦的日記》《好丈夫》(《女聲》，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說)
《一段春愁》(《時代畫報》，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說)
《女人的心》(《時代畫報》，2月14日～5月5日，小說)
《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說)
《玫瑰的刺》(中華書局，3月，中、短篇集)
《今後婦女的出路》(《女聲》，3月16日第1卷第12期，雜論)
《水災》(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3月初版，平民讀物)
《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發刊詞》(《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創刊號，序言)
《著作家的修養》(《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創刊號，序言)
《丁玲之死》(《時事新報·青光》，7月2日，雜論)
《災還不夠》(《時事新報·青光》，7月7日，雜論)
《屈伸自如》(《時事新報·青光》，7月14日，雜論)
《監守自盜》(《時事新報·青光》，7月21日，雜論)
《愧》(《時事新報·青光》，7月28日，雜論)
《戀愛不是游戲》(《時事新報·青光》，8月4日，雜論)
《花瓶時代》(《時事新報·青光》，8月11日，雜論)
《我願秋常駐人間》(《時事新報·青光》，8月18日，雜論)
《男人和女人》(《時事新報·青光》，8月25日，雜論)
《代三百萬災民請命》(《時事新報·青光》，9月1日，雜論)
《水災》(《女聲》，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說)
《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女聲》，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
1934年
《我的創作經驗》(《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雜論)
《窗外的春光》(《人間世》，4月5日第1期，散文)
《讀詩偶得》(《人間世》，5月2日第4期，散文)
《象牙戒指》(商務印書館，5月，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