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短篇小說

A. 求幾篇著名作家的美文

《愛》 張愛玲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

《月》 巴金
巴金散文精選(下) 月
每次對著長空的一輪皓月，我會想：在這時候某某人也在憑欄望月么？

圓月有如一面明鏡，高懸在藍空。我們的面影都該留在鏡里罷，這鏡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對鏡，只覺冷光撲面。面對涼月，我也有這感覺。

在海上，山間，園內，街中，有時在靜夜裡一個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著明月，總感到寒光冷氣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見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覺得自己衣服上也積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確，月光冷得很。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會發出熱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為什麼還有篰娥奔月的傳說呢?難道那個服了不死之葯的美女便可以使這已死的星球再生么?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鏡中看見了什麼人的面影罷。

B. 老舍、馬晨明 、李星華 、葉永烈 、馮至的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老舍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劇本《茶館》，短篇小說集《趕集》、作品集《老舍文集》等。

馬晨明，1977年生,山東菏澤人,女碩士。代表作品：《金融時報》《西藏采訪筆記》《藏戲》

李星華（1911年11月21日—1979年11月27日），李大釗女兒，作家。主要作品有《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白族民間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憶》;

葉永烈（1940年8月30日-2020年5月15日）,作品《真理誕生於一百個問號之後》,《床頭上的標簽 [6] 》,《炸葯工業之父——諾貝爾》;

馮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原名馮承植，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學團體淺草社。1925年和楊晦、陳翔鶴、陳煒謨等成立沉鍾社，出版《沉鍾》周刊，《半月刊》和《沉鍾叢刊》。

C. 求原文，馮沅君《隔絕》，蹇先艾《水葬》，許傑《改嫁》，王統照《沉船》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2〕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3〕的創作小說，陳嘏〔4〕和劉半農〔5〕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6〕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里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7〕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8〕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裡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Andreev）〔9〕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採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較多的倒是在《新潮》〔10〕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余；或者過於巧合，在一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11〕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12〕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卜生（HIb－sen）〔13〕的《娜拉》和《群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14〕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泛敬熙〔15〕並且裝著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因為是上層的智識者，所以筆墨總不免伸縮於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16〕致力於劇本去了；葉紹鈞〔17〕卻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18〕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於沒有自覺，或者忘卻了先前的奮斗，以為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雲——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著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只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范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卻比《漁家》更加生發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郯：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19〕，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歷史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

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於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採眾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復歸上海〔20〕，《新潮》群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志，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卻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21〕；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22〕和七千部《點滴》〔23〕。創作衰歇了，為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卻還有著為人生的文學的一群，不過也崛起了為文學的文學的一群〔24〕。這里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25〕。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Musai）上，由胡山源〔26〕作的《宣言》（《彌灑臨凡曲》）告訴我們說——「我們乃是藝文之神；我們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為而生：

…………

我們一切作為只知順著我們的Inspiration！」〔27〕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頁上便分明的標出了這是「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只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即是一個脫俗的文藝團體的刊物。但其實，是無意中有著假想敵的。陳德征〔28〕的《編輯余談》說：「近來文學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謂文學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帶有幾分販賣者底色彩！這是我們所深惡而且深以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討伐「壟斷文壇」〔29〕者的大軍一鼻孔出氣的檄文。這時候，凡是要獨樹一幟的，總打著憎惡「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誠然大抵很致力於優美，要舞得「翩躚迴翔」，唱得「宛轉抑揚」，然而所感覺的范圍卻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在這刊物上，作為小說作者而出現的，是胡山源，唐鳴時，趙景沄，方企留，曹貴新〔30〕；錢江春和方時旭〔31〕，卻只能數作速寫的作者。從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實踐宣言，籠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櫻桃花下》（第一期），卻正如這面的過度的睡覺一樣，顯出那面的病的神經過敏來了。「靈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趙景沄的《阿美》，雖然簡單，雖然好像不能「無所為」，卻強有力的寫出了連敏感的作者們也忘卻了的「丫頭」的悲慘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發祥於上海的淺草社〔32〕，其實也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團體，但他們的季刊，每一期都顯示著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裡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林如稷，徐丹歌，顧�，莎子，亞士，陳翔鶴，陳煒謨，竹影女士，都是小說方面的工作者；連後來是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33〕，也曾發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樞移入北京，社員好像走散了一些，《淺草》季刊改為篇葉較少的《沉鍾》周刊〔34〕了，但銳氣並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著吉辛（GGissing）〔35〕的堅決的句子——「而且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時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36〕，卻更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37〕的果汁：王爾德（OscarWilde）〔38〕，尼采（FrNietz－sche），波特萊爾（ChBaudelaire）〔39〕，安特萊夫（LAndre－ev）們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40〕還要在絕處求生，此外的許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41〕，玄發朱顏，卻唱著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雖是馮至的飾以詩情，莎子〔42〕的托辭小草，還是不能掩飾的。凡這些，似乎多出於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見了。不過這群中的作者們也未嘗自餒。陳煒謨〔43〕在他的小說集《爐邊》的「Proem」里說——「但我不要這樣；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著我在。可是這也不用怕。

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但何至於懦怯得連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禿筆不會寫在破紙上么？若干年之後，回想此時的我，即不管別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罷，如果值得憶念的地方便應該憶念。……」

自然，這仍是無可奈何的自慰的傷心之言，但在事實上，沉鍾社卻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鍾」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腳敲出洪大的鍾聲〔44〕。然而他們並不能做到，他們是活著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卻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於是也只好在風塵骯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45〕，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馮沅君〔46〕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於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並在《卷施》內）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於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然而也可以復歸於平安。陸侃如〔47〕在《卷施》再版後記里說：「『淦』訓『沈』，取《莊子》『陸沈』之義。現在作者思想變遷，故再版時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懶，故托我代說。」誠然，三年後的《春痕》〔48〕，就只剩了散文的斷片了，更後便是關於文學史的研究。這使我又記起匈牙利的詩人彼兌菲（PetGfiSándor）〔49〕題BSz夫人照像的詩來—疤�的閌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我並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淵源，為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里。不過在彼兌菲的時候，這話是有些真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真實的。

三

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晨報副刊》〔50〕，後來是《京報副刊》〔51〕露出頭角來了，然而都不是怎麼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它們在小說一方面，只紹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黎錦明，黃鵬基，尚鉞，向培良。

蹇先艾〔52〕的作品是簡朴的，如他在小說集《朝霧》里說——

「……我已經是滿過二十歲的人了，從老遠的貴州跑到北京來，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時間不能說不長，怎樣混過的，並自身都茫然不知。是這樣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發模糊消淡起來，像朝霧似的，裊裊的飄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虛與寂寞。這幾個歲月，除近兩年信筆塗鴉的幾篇新詩和似是而非的小說之外，還做了什麼呢？每一回憶，終不免有點凄寥撞擊心頭。所以現在決然把這個小說集付印了，……藉以紀念從此闊別的可愛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們肯毅然光顧，或者從中間也尋得出一點幼稚的風味來罷？……」

誠然，雖然簡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謙的「幼稚」，但很少文飾，也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寫的范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但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於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這時——一九二四年——偶然發表作品的還有裴文中〔53〕和李健吾〔54〕。前者大約並不是向來留心創作的人，那《戎馬聲中》，卻拉雜的記下了游學的青年，為了炮火下的故鄉和父母而驚魂不定的實感。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裡面的身體和靈魂。

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Brandes）〔55〕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只見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許軟文〔56〕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為《故鄉》，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不過在還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卻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他只好回憶「父親的花園」，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園，因為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父親的花園最盛的幾年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曾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親的房裡，無奈為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胡莫辨了。掛在它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卻很明白：『性既執拗，遇復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的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復的了，因為已經沒有了芳姊。」

無可奈何的悲憤，是令人不得不舍棄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棄，沒有法，就再尋得冷靜和詼諧來做悲憤的衣裳；裹起來了聊且當作「看破」。並且將這手段用到描寫種種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為故意的冷靜，所以也刻深，而終不免帶著令人疑慮的嬉笑。「雖有忮心，不怨飄瓦」〔57〕，冷靜要死靜；包著憤激的冷靜和詼諧，是被觀察和被描寫者所不樂受的，他們不承認他是一面無生命，無意見的鏡子。於是他也往往被排進諷刺文學作家裡面去，尤其是使女士們皺起了眉頭。

這一種冷靜和詼諧，如果滋長起來，對於作者本身其實倒是危險的。他也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見。

看王魯彥〔58〕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題材和筆致，似乎也是鄉土文學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許欽文是極其兩樣的。許欽文所苦惱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親的花園」，他所煩冤的卻是離開了天上的自由的樂土。他聽得「秋雨的訴苦」說——「地太小了，地太臟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

人人只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只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著，白天像狗一般的爭斗著，撕打著……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為什麼不應該哭呢？

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著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這和愛羅先珂（VEroshenko）〔59〕的悲哀又彷彿相像的，然而又極其兩樣。那是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他只好將心還給母親，才來做「人」，騙得母親的微笑。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要說冷靜，這才真是冷靜；這才能夠和「托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斗爭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說一並嘲弄「克魯屁特金」的互助論〔60〕；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詼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詼諧。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柚子》一篇，雖然為湘中的作者所不滿〔61〕，但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露著地上的憤懣，在王魯彥的作品裡，我以為倒是最為熱烈的的了。我所說的這湘中的作家是黎錦明〔62〕，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的。在作品裡，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他一早就在《社交問題》里，對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63〕式的投槍；但也能精緻而明麗的說述兒時的「輕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滿於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說——「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情形中寫成，當我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於它，只有遺棄的一念。……」

他判過去的生活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為童馬矣了。果然，在此後的《破壘集》中，的確很換了些披掛，有含譏的輕妙的小品，但尤其顯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來：有時如中國的「磊砢山房〔64〕主人的瑰奇；有時如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cz）〔65〕的警拔，卻又不以失望收場，有聲有色，總能使讀者欣然終卷。但其失，則又即在立旨居陸離光怪的裝飾之中，時或永被沉埋，倘一顯現，便又見得鶻突了。

《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於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66〕的老手居多。凌叔華〔67〕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68〕，汪靜之〔69〕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奔走最力者為高長虹〔71〕，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為編輯的。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面，有文炳，沅君，霽野，靜農，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著鄉下的沉滯的氛圍氣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沖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飆社。所謂「狂飆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裡面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著並不自滿的聲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闃寂無聊的長夜呵！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沉沉的睡著了。

「於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著：「——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呵，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著，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於不來，那麼，也起來罷。我們將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著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我們並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著，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呵，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隱隱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周刊便叫作《狂飆》。」

不過後來卻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周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只是小說方面的黃鵬基，尚鉞——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73〕將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並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鮫人」。他說——

「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因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於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飭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里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確和他的主張並不怎麼背馳，他用流利而詼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著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他或者裝著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裡去〔74〕。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諷刺文學是能死於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鉞〔75〕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於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里。

向培良〔76〕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

的確，作者向我們敘述著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著羈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內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么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於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於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77〕。下面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為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裡面游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裡面，我只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著我的棍走了。」

在這里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准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准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於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78〕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巴札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並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寧（Sanin）〔79〕之徒，只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但狂飆社卻似乎僅止於「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著半綏惠略夫（Sheveriov）〔80〕式的憎惡」的前途。未名社〔81〕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82〕，是寧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霽野〔83〕，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著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台靜農〔84〕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

D. 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中，有誰的作品值得一讀

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中爭奇斗艷，現在有非常多優秀的作家出現。而其中他們的作品雖然說類型和題材不一樣，但是都有非常多可以值得閱讀的點，讓我來介紹一些優秀的作家。

而除了上面提到的兩個作家之外，還有非常多優秀的作家，比如說王小波和王朔等等，他們也都是在文藝小說上展現出了自己的功底。

E. 建國初期有什麼優秀的中短篇小說

1．詩歌

歌頌新中國，歌頌新生活，是建國初期詩歌的共同主題。在頌歌詩潮中，老一輩詩人更感到連綿戰火之後自由與獨立的可貴，他們的頌歌流露出激越的感激之情。郭沫若的《新華頌》，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馮至的《我的感謝》，以及艾青、臧克家等的不少詩作都是其中的代表。在《新華頌》中，老詩人寫道："人民中國，屹立亞東。／光芒萬道，輻射寰空。/艱難締造慶成功，／五星紅旗遍地紅。"詩句雖然流於浮泛，但作為當代詩歌的開篇之作，無論從表達內容還是形式的散文化上，都具有先行的意義。此外，艾青的"禮炮震動著整個地殼，全世界都慶賀新中國的誕生"，石方禹的"祖國，我因你的名字滿身光彩"等詩句，都生動地展示了建國之初人們普遍的感受和心情。

對舊時代苦難與斗爭的回憶，對祖國和平與幸福的捍衛，也成為本時期詩歌表現的重要內容。李季的長詩《報信姑娘》寫了一位為救游擊隊偵察員而犧牲自己的女英雄。李冰的《劉胡蘭》也有一定影響。喬林的《白蘭花》和馮至的《韓波砍柴》，在描寫舊時代苦難生活的作品中，顯示出較為突出的藝術成就。

在抗美援朝題材的詩作中，未央的《槍給我吧》、《祖國，我回來了》，是廣為傳誦的名作。李瑛的《在朝鮮戰場上有這樣一個人》，田間的《給一位女郎》，張永枚的《新春》，都熱情歌頌了中華兒女的獻身精神和中朝人民的戰斗友誼。

此時的詩歌還全面反映並歌頌了和平建設時期的新生活。李季的《玉門詩抄》、《生活之歌》，表現了石油戰線的勞動者們忘我的精神，作者也因此有了"石油詩人"的美譽。在表現新生活的作品中，"生活抒情詩"尤其引人注目。聞捷的《吐魯番情歌》、《果子溝山謠》是這類作品的最成功代表。李瑛的《戈壁日出》，邵燕祥的《到遠方去》，嚴陣的《江南曲》，樑上泉的《高原牧笛》，公劉的《西盟的早晨》，也都頗具特色、

老詩人艾青把目光投向世界，創作了一組國際題材的詩歌組詩《南美洲的旅行》和《大西洋》，在熾烈的感情下蘊含深邃的哲理，傳達出詩人對世界和人類命運的關注。

2．散文像新生活帶來詩歌創作的繁榮一樣，大量優秀的散文作品也涌現出來。"朝鮮通迅"是建國後散文的第一批成果。影響最大的是魏巍的作品，他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感情真摯，格調高昂，一時間舉國傳頌。其他如巴金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生活在英雄們中間》，楊朔的《鴨綠江南北》，劉白羽的《朝鮮在戰火中前進》，老舍的《無名高地有了名》等，都從不同角度謳歌了志願軍英雄和中朝人民的深情厚誼。此類題材的作品結集有《朝鮮通訊報告選》、《志願軍一日》、《志願軍英雄傳》等。

反映工農業建設蓬勃發展的報告文學也很突出，如艾蕪的《屋裡的春天》，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靳以的《到佛子嶺去》，秦兆陽的《王永淮》，李若冰的《在柴達木盆地》等，並結集有《祖國在前進》、《經濟建設通訊報告選》。

抒情散文也獲得了很大發展。冰心的《小桔燈》，楊朔的《香山紅葉》，陶鑄的《松樹的風格》，劉白羽的《日出》，秦牧的《社稷壇抒情》，碧野的《天山景物記》等作品，或歌頌理想、情操，或描繪河山、景物，均以新的時代精神、優美的文筆和灑脫的風格成為當代散文中的精品

眾多質量上乘的作品的出現，使當代散文創作呈現出第一次高潮，為60年代初期散文創作的大豐收奠定了基礎。

3．小說

建國初，小說創作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各類題材中佔比重最大的是描寫民主革命斗爭的，如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柳青的《銅牆鐵壁》，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馬加的《開不敗的花朵》，高雲覽的《小城春秋》，孫犁的《風雲初紀》，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等。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有：趙樹理的《三里灣》，孫犁的《鐵木前傳》，康濯的《水滴石穿》，劉澍德的《橋》等。表現工業題材的有：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裡》，周立波的《鐵水奔流》，草明的《火車頭》等。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和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則顯示了建國後少數民族文學的最初成果。

《保衛延安》和《三里灣》代表了50年代初期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保衛延安》首次成功地以長篇形式表現軍事題材，為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小說描繪了解放戰爭中保衛延安的幾次戰役，氣勢恢宏，富有浪漫主義色彩。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懷的形象，這是解放軍高級將領第一次出現在當代文學作品裡。趙樹理的《三里灣》第一次描寫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小說顯示了作家深厚的藝術功底，以大故事套小故事，寫人們的日常生活事件，真實地反映出合作化運動初期各類人物的思想、行為和觀念，揭示了合作化運動引起的農村生產關系、家庭關系、婚戀觀和道德觀的變化，同時也表明實現農村變革的艱巨性、復雜性。"糊塗塗"、"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夠"等人物形象，因為來源於生活，使人倍覺親切。這在建國初的小說創作中是很難得的。

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裡》是"十七年"表現工業題材的優秀中篇小說。作品以寶成鐵路建設為背景，寫了一對經歷過硝煙戰火的老戰友，在和平建設時期面對新問題所產生的不同心態。作者把對人物心靈的探幽置於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大環境中去觀照，既使人物思想沖突有現實依據，又展示了廣闊的時代風貌。作品情緒昂揚，以抒情筆調為主，同時又蘊含深刻的哲理，其現實針對性也是很明顯的。

孫犁的《鐵木前傳》寫的是鐵匠傅老剛和木匠黎老東及其兒女兩代人的生活故事，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農村各階層人民的思想情感。小說以其獨特的風格被譽為"一部詩的小說或小說的詩"。

總體來看，建國初的小說創作處於發展的醞釀期，中、短篇創作更活躍一些。原因是中、短篇樣式用來反映現實生活更易於把握，更靈活。這一時期的小說取得的成就是應該肯定的，但受時代大背景影響，創作過分追求政治功能的弊端已初露端倪。譬如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單方面追求崇高，對歷史厚度和內蘊的深度挖掘不夠。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因緊跟形勢而在藝術錘煉上顯得欠缺。這為日後小說發展出現"左"的傾向埋下了根芽。

F. 中國著名文學小說

有：《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等。

1、《紅樓夢》

《紅樓夢》，中國古代章回體長篇小說，又名《石頭記》等，被列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認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小說以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為背景，以富貴公子賈寶玉為視角，描繪了一批舉止見識出於須眉之上的閨閣佳人的人生百態，展現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劇美，可以說是一部從各個角度展現女性美以及中國古代社會世態百相的史詩性著作。

《紅樓夢》版本可分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兩大系統。程本為程偉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為脂硯齋在不同時期抄評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

2、《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志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

《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後有嘉靖壬午本等多個版本傳於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崗對《三國演義》整頓回目、修正文辭、改換詩文。

《三國演義》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百年的歷史風雲，以描寫戰爭為主，訴說了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混戰和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最終司馬炎一統三國，建立晉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斗爭與矛盾的轉化，並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群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人物。

全書可大致分為黃巾起義、董卓之亂、群雄逐鹿、三國鼎立、三國歸晉五大部分。在廣闊的歷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氣勢磅礴的戰爭場面。作者羅貫中將兵法三十六計融於字里行間，既有情節，也有兵法韜略。

3、《水滸傳》

《水滸傳》，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為主要故事背景、類型上屬於英雄傳奇的章回體長篇小說。作者或編者一般被認為是施耐庵，現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羅貫中兩人中的一人，或兩人皆有。

全書通過描寫梁山好漢反抗欺壓、水泊梁山壯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後為宋朝征戰，最終消亡的宏大故事，藝術地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宋江起義從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

深刻揭示了起義的社會根源，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起義英雄的反抗斗爭和他們的社會理想，也具體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歷史原因。

4、《西遊記》

《西遊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浪漫主義章回體長篇神魔小說。現存明刊百回本《西遊記》均無作者署名。清代學者吳玉搢等首先提出《西遊記》作者是明代吳承恩。

這部小說以「唐僧取經」這一歷史事件為藍本，通過作者的藝術加工，深刻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全書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出世及大鬧天宮後，遇見了唐僧、豬八戒、沙僧和白龍馬，西行取經，一路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達西天見到如來佛祖，最終五聖成真的故事。

5、《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成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嘉慶八年（1803年）。

全書五十六回，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偽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

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說白話的運用已趨純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畫也頗為深入細膩，尤其是採用高超的諷刺手法，使該書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