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短篇小說

1. 內容為解放初期 農村神道類 名為:香火 的小說 作者好像是加拿大華裔作者，，跪求鏈接或者書本

《香火》這是一個禪的故事，可以媲美中M國文化史上任何一件「禪宗公案」。
內容介紹：一個禪的故事，可以媲美中國文化史上任何一件「禪宗公案」。小說有著異乎尋常的藝術水準。故事、人物、結構猶如水墨畫，泡含著中國人最根本的性情。作者把西方現代小說的寫法完全納入了中國小說敘事美掌的范疇，行雲流水的線性，鳥瞰呼應的重疊，峰遙、水闊、樹翠、山岡陵石的凹凸明暗……一個幾乎已被遺忘的時代就這樣躍然紙上。香火是烈士的後代嗎？小和尚是香火娘的兒子嗎？這些問號其實並不重要，香火的思考與說話方式才是《香火》的關鍵所在。
《香火》這是一個禪的故事，可以媲美中M國文化史上任何一件「禪宗公案」。
飢荒年代，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村莊少年在咽下一隻棺材裡跳出來的青蛙後，讀出白紙上的「觀音簽」。少年被母親厭憎，又被爹愛憐。爹想把他送到廟里討口飯吃，在替少年討葯的路上不幸溺亡。少年當上香火，忘掉原本的名字，有了三個師傅，一個能在缸里坐化的大師傅，一個可能是通緝犯的二師傅，一個滿世界尋找生母的小師傅。
荒唐歲月，寺廟亦非靜土。人們要「破四舊」，來砸菩薩像。這個不信菩薩的少年在囈語中看見爹的魂靈，在幾位村人的幫助下，與一個時代的凶蠻對抗，保下太平寺與鎮寺之寶《十三經》……然後娶了媳婦，生了孩子。
文革結束，他賣掉祖傳之物翻修太平寺。這才知道，小師傅是母親的親生兒子。他只是一個被抱錯了的孩子，是那個烈士陵園主任苦苦尋覓的孩子。歲月若琉璃，潔凈無瑕。開發商來了。他與爹並肩坐在天上。
作者介紹：

范小青，女，蘇州人。78年初考入蘇州大學中文系，82年畢業留校，.85年調入江蘇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80年起發表文學作品，以小說創作為主，著有長篇小說十七部，代表作有《女同志》、《赤腳醫生萬泉和》等，中短篇小說近三百篇，代表作有《城鄉簡史》、《我們都在服務區》等，另有散文隨筆，電視劇代表作有《費家有女》、《幹部》等。長篇小說《城市表情》獲中宣部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短篇小說《城鄉簡史》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另獲得中國小說學會獎、《小說選刊》獎、《小說月報》獎、《北京文學》獎、《中華文學選刊》獎等多種獎項。有多種作品翻譯到國外。

2. 聶華苓是哪個國家的華裔，有哪些小說集、散文評論集和翻譯集

聶華苓（1925年— ） 世界著名華人作家。湖北應山人。因創辦國際作家寫作室，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中篇小說《葛藤》，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台灣軼事》及散文評論集《夢谷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札記》與《沈從文評傳》等，部分作品亦翻譯成多國語文發表，其代表作品為《桑青與桃紅》，被列入亞洲小說一百強之中。新著有回憶錄《三生三世》。
著名的有《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流長》《台灣軼事》等小說集，《夢谷集》《三十年後》等散文集，

生平
1945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經濟系，隨後轉入外文系，1948年畢業。1949年去台，開始發表作品，曾在台灣大學任教。1964年赴美定居，任教於愛荷華大學。

國際作家寫作室
聶華苓和美國詩人保羅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室」並任「國際作家寫作室」主任，在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下，「國際作家寫作室」發展成為具有崇高國際聲譽的龐大的文化機構。
1966年和詩人安哥爾創建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已經先後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區包括中國、法國、日本、東德、西德、菲律賓、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土耳其、香港、台灣、阿根廷、巴拿馬、柬埔寨、韓國、新加坡、利比亞、烏干達等七十來個國家和地區的近千位詩人和作家，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與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3. 海外華文 名作家

劉墉——《在靈魂居住的地方》

4. 華裔美國文學的代表作家都有誰

美國文學史的劃分認可了許多文學史學家賦予獨立戰爭（1775—1781）、南北戰爭（1861—1865）、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重要性。在這些粗略的劃分下列舉了一些被更廣泛應用的術語，以區分美國文學的時期和其中的細分時期。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術語種類繁多；它們可能代表一段時間、一種政治組織形式、一種顯著的文化或想像模式，或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文學形式。

1607—1775年。從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到美國獨立戰爭爆發這一時期，經常被稱為殖民地時期。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是宗教性、實用性或歷史性的。17世紀以一些殖民地的創建和早期歷史為寫作題材的期刊和敘事作家中著名的有威廉·布雷德福、約翰·溫思羅普和神學家科頓·馬瑟。接下去一個世紀中，喬納森·愛德華茲是主要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則是早期美國寫作清晰易懂且極具說服力的散文大師。直到1937年愛德華·泰勒的手稿首次出版，他才被發現是一位具有英國虔誠的詩人赫伯特和克拉肖玄學派風格的出色的宗教詩人。安·布拉茲特里特是採用世俗、家庭和宗教主題的殖民地時期的主要詩人。

1773年菲利斯·惠特利——當時他還是一個出生於非洲的19歲奴隸——出版的《論各種主題的詩歌》，宣告了一大批傑出黑人作家（或者用一個後來更易為人接受的稱謂，非裔美國作家）的產生，但直到最近他們仍被忽視。美國的非洲文化傳統十分復雜，種類繁多——既是西方的又是非洲的，既有口頭的又有書面的，既有奴隸的又有自由人的，既是猶太基督教的又是異教徒的，既有種植園的又有城市的，既是主張取消種族隔離的又是黑人民族主義的——這種文化傳統產生了張力和融合力，在歷史的長河中創造了高度創新和極具特色的文學，以及被視為美國對西方音樂傳統重要貢獻的音樂形式。參閱：J.桑德斯·雷丁所著的《造出黑膚色詩人》（1939，1986年再版）；小休斯頓·A.貝克所著的《美國黑人文學》（1971）；伯納德·W.貝爾所著的《美國黑人小說和它的傳統》（1987）；小亨利·L.蓋茨所著的《黑人形象》（1987）及其主編的《黑人文學與文學理論》（1984）；小亨利·L.蓋茨、內利·Y.麥凱等人合編的《諾頓美國黑人文學選集》（1997）。

1765年印花稅法和1790年之間的這一階段有時被區分為獨立戰爭時期。這是托馬斯·潘恩頗具影響的革命宣傳短文的時代；是托馬斯·傑斐遜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和《獨立宣言》以及其他許多作品的時代；是《聯邦黨人文集》（那些最知名的文章是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詹姆斯·麥迪遜撰寫的）支持憲法的時代；是菲利普·弗瑞諾和喬爾·巴洛創作愛國諷刺詩歌的時代。

1775—1865年。1775—1828年被稱為早期民族文學時期，它以1828年傑克遜民主的獲勝為結束，標志著富有想像力的民族文學的出現，這一時期的作品包括首部美國舞台喜劇[羅耶爾·泰勒的《對比》（1787）]，最早的美國小說[威廉·希爾·布朗的《同情的力量》（1789）]和1815年創辦的第一家長盛不衰的美國雜志《北美評論》。華盛頓·歐文的散文和故事獲得了國際聲譽；查爾斯·布羅克登·布朗寫出了具有美國特色的神秘和恐怖的哥特小說；美國第一位重要小說家，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成功地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威廉·卡倫·布賴恩特和埃德加·愛倫·坡寫出了相對獨立於其英國前輩的詩歌。1760年出版了一大批奴隸故事和自傳中的首批作品，作者是逃跑的或獲得自由的非裔美國奴隸，這些作品大都出版於1830—1865年間，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與時代》（1845）和哈麗特·雅各布斯的《一個女奴的生平事件》（1861）。
1828—1865年，從傑克遜時代至美國內戰這一階段常被視為美國的浪漫主義時期（參見：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標志著獨特的美國文學時代完全來臨。這一時期有時也叫美國的文藝復興時期，這一名稱來自F. O.麥西森頗有影響的同名著作（1941），該書評介了這一時期的著名作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亨利·戴維·梭羅、埃德加·愛倫·坡、赫爾曼·梅爾維爾和納撒尼爾·霍桑（也可參見：象徵主義）；這一階段有時也被稱為超驗主義時期，以愛默生為中心，始於在新英格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和文學運動之後（參見：超驗主義）。在除戲劇外的所有文學體裁中，這一時期的作家們所創作的作品的原創性和高度的藝術成就都是後世美國文學所無法超越的。愛默生、梭羅和早期女性主義者瑪格麗特·福勒在思想、理想、文學目的方面影響了那一時代和後世的許多美國作家。這不僅僅是威廉·卡倫·布賴恩特、華盛頓·歐文、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不斷有新作問世的年代，還是坡、霍桑、梅爾維爾、哈麗特·比徹·斯托和南部小說家威廉·吉爾摩·西姆斯創作小說和短篇故事的年代；是坡、約翰·格林里夫·惠蒂埃、愛默生、亨利·華茲沃斯·朗費羅和所有美國詩人中最具創新意識和影響力的沃爾特·惠特曼創作詩歌的時代；也是坡、西姆斯和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開始在散文中展現傑出的美國式文學批評的時代。弗朗西斯·埃倫·沃特金斯·哈珀延續了非裔美國女性詩人的詩歌創作傳統，非裔美國小說則由威廉·韋爾斯·布朗的《克洛代爾》（1853）和哈麗特·E.威爾遜的《我們黑人》（1859）拉開了序幕。

1865—1914年。血腥的美國內戰帶來的大變革與戰後南部重建及隨後北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對自身的認識，也改變了美國的文學模式。1865—1900年間經常被稱為現實主義時期，指的是包括馬克·吐溫、威廉·迪安·豪威爾斯、亨利·詹姆斯、約翰·W.德福雷斯特、哈羅德·弗雷德里克和非裔美國小說家查爾斯·W.切斯納特的作品。這些作品盡管各有不同，但都被歸為「現實主義的」，以區別於其散文體小說的前輩坡、霍桑和梅爾維爾的「傳奇」作品（參見：散文體傳奇、現實主義）。一些現實主義作家以地域為小說的創作背景；這些作家（除了馬克·吐溫描繪密西西比河流域地區的小說外）包括加利福尼亞的布雷特·哈特、緬因州的薩拉·奧恩·朱厄特、馬薩諸塞州的瑪麗·威爾金斯·弗里曼、路易斯安那州的喬治·W.卡布爾和凱特·肖邦。（參見：地方小說。）肖邦現已作為早期主要女性主義作家而聞名。惠特曼直到19世紀最後十年還在繼續他的詩歌創作，隨後埃米莉·狄金森加入了詩歌創作的行列（這是惠特曼和幾乎其他所有人所不了解的）。盡管狄金森創作的1000多首短詩在她生前只發表了七首，但她今天已被視為美國最獨特、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西德尼·拉尼爾出版了以音樂節拍為基礎的詩律實驗詩作；非裔美國作家保羅·勞倫斯·鄧巴在1893—1905年間出版了詩歌和小說；1890年代，斯蒂芬·克萊恩（盡管他去世時年僅29歲）先於埃茲拉·龐德和意象主義者的實驗性作品出版了自由體短篇詩歌，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才華橫溢充滿新意的短篇故事和短篇小說，這些作品預示了後來出現的兩種敘事模式：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1900—1914年間，盡管詹姆斯、豪威爾斯和馬克·吐溫仍在繼續創作，伊迪絲·華頓也出版了她的早期小說，但為了表示對弗蘭克·諾里斯、傑克·倫敦和西奧多·德萊塞那些盡管有時顯得粗糙但卻具有強大感染力的小說（這些作品對成為那些本能慾望與外界社會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犧牲品的人物形象進行了典型的描寫）的認可，這一時期被區別為自然主義時期；參見：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中的自然主義。

1914—1939年。這一時期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以始於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帶來的創傷為標志，這是出現了現在仍然稱為「現代文學」的時期，其在美國的卓越成就達到了足以與19世紀中期美國文藝復興時期比肩的高度；但與早期大多數作家不同，美國的現代主義作家也享有廣泛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參見：現代主義。）哈麗特·門羅1912年創辦於芝加哥的《詩歌》雜志，發表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作家的作品。這些著名詩人中有埃德加·李·馬斯特斯、埃德溫·阿林頓·羅賓遜、羅伯特·弗羅斯特、卡爾·桑德堡、華萊士·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茲拉·龐德、魯賓遜·傑弗斯、瑪麗安·穆爾、T. S.艾略特、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和e. e.卡明斯。這些詩人採用了史無前例種類繁多的詩歌創作模式，其中包括埃米·洛威爾、H. D.（希爾達·杜利特爾）和其他詩人的意象主義，弗羅斯特的韻律詩，威廉斯用美國方言創作的自由體詩，卡明斯在形式和排版上的實驗，傑弗斯的詩體自然主義，龐德與艾略特將法國的象徵主義形式和傳統方式與英國玄學派詩人的智慧和比喻手法融會貫通、消化吸收，運用於他們各自別具一格的詩歌創作。散文體小說的主要作家有伊迪絲·華頓、辛克萊·劉易斯、埃倫·格拉斯哥、威拉·凱瑟、格特魯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約翰·多斯·帕索斯、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威廉·福克納、歐內斯特·海明威、托馬斯·烏爾夫和約翰·斯坦貝克。這一時期，美國產生了第一位傑出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和一大群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他們包括范·威克·布魯克斯、馬爾科姆·考利、T. S.艾略特、埃德蒙·威爾遜和傲慢而刻薄的H. L.門肯。

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經常以多種方式再度細分。奢華浮誇、追求享樂的1920年代有時被稱為「爵士時代」，這個名稱因為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爵士時代的故事》（1922）而流行。這十年也是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康蒂·卡倫、蘭斯頓·休斯、克勞德·麥凱、瓊·圖默、佐拉·尼爾·赫斯頓和其他許多非裔美國作家用各種文學形式創作了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的主要作品。（參見：哈萊姆文藝復興。）

這十年間的許多傑出美國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其自身的戰爭經歷而深感幻滅，因他們所感悟到的美國文化的愚鈍無知與其「清教徒式」的壓抑而異化，經常被冠以迷惘的一代（格特魯德·斯泰因最先用這一術語來指那時法國的年輕人）。為了追求更加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環境和更為自由的生活方式，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移居國外，他們或者去了倫敦，或者去了巴黎。埃茲拉·龐德、格特魯德·斯泰因和T. S.艾略特終老國外，但大部分較年輕的「流亡者」，正如馬爾科姆·考利稱呼他們的那樣[《流亡者歸來》（1934）]，都在1930年代回到了美國。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和菲茨傑拉德的《夜未央》是描繪了兩種美國流亡者心態和生活方式的小說。在「激進的30年代」，即美國經濟大蕭條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帶來經濟、社會變革的時期，一些作家投身於激進的政治運動，其他許多作家則在其文學作品中觸及當時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其中包括威廉·福克納、約翰·多斯·帕索斯、詹姆斯·T.法雷爾、托馬斯·烏爾夫、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和尤金·奧尼爾、克利福德·奧德茲、馬克斯韋爾·安德森的劇作。參見：彼得·康恩所著的《美國1930年代：文學史》（2009）；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在黑暗中舞蹈：大蕭條的文化史》（2009）。

1939年至今，當代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因為隨之而來的對所謂叛國罪的莫斯科審判，以及1939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蘇德條約而導致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幻滅，在很大程度上給1930年代的文學激進主義畫上了句號。1991年蘇聯解體給那些極少數依然在文化上效忠於蘇聯的作家以最後一擊。接下去數十年間，那些在1930年代積極支持從工業經濟回歸農業經濟的南部保守派作家，即平均地權論者，主宰了新批評，代表了將文學與作者生平及社會隔離開的普遍批評趨勢，用正式術語來說，就是將文學作品視為有機的和自主的實體。[參閱：約翰·L.斯圖爾特所著的《時間的重負：逃亡者與平均地權論者》（1965）。]然而，頗具聲望和影響力的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和萊昂內爾·特里林——以及包括菲利普·拉夫、艾爾弗雷特·卡辛、德懷特·麥克唐納和歐文·豪在內被歸為紐約文人的其他批評家——在1960年代依然用人性和歷史的觀點來對待文學作品，以作者的生平、氣質和社會環境為評述背景，以作品的道德、想像力品質和對社會的影響作為評價標准。參閱：亞歷山大·布魯姆所著的《浪子回頭：紐約文人和他們的世界》（1986）；V. B.利奇所著的《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國文學批評》（1988）第4章。有關美國文學理論和批評在1970年代及之後的激進新發展的討論，參見：後結構主義。

回顧過去，盡管1950年代經常被視為是一個文化一致和滿足現狀的時期，但這一時期的標志卻是涌現了反現存社會體制和反傳統的各種充滿活力的文學運動：艾倫·金斯堡和傑克·凱魯亞克等垮掉派作家；荒誕派文學的美國典範；黑山詩人查爾斯·奧爾森、羅伯特·克瑞萊和羅伯特·鄧肯；紐約詩人弗蘭克·奧哈拉、肯尼斯·科赫和約翰·阿什伯利。這也是一個自白詩盛行的時期，文學上對性持極端坦率開放的態度，這個時期以著名作家亨利·米勒（他1930年代開始創作自傳體和虛構作品，但在1950年代之前只在私下流通）的出現，以及諾曼·梅勒、威廉·巴羅斯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洛麗塔》出版於1955年）等人的著作為標志。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的反文化運動，繼承了前期的一些創作模式，但是叛逆的青年運動和對越戰激烈的、有時甚至是猛烈的反對卻將其推向了極端和狂熱；對這一運動持贊成態度的論述，參閱：西奧多·羅斯扎克所著的《反文化的形成》（1969）；後來對這一運動的回顧，參閱：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伊甸園之門：60年代的美國文化》（1978）。參見：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有關非裔美國文學作品在此階段的激進發展，參見：黑人藝術運動。

二戰後美國散文體小說的重要作家包括：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940年移居美國）、尤多拉·韋爾蒂、羅伯特·佩恩·華倫、伯納德·馬拉默德、詹姆斯·庫爾德·科森斯、索爾·貝婁、瑪麗·麥卡錫、諾曼·梅勒、約翰·厄普代克、小庫特·馮尼戈特、托馬斯·品欽、約翰·巴思、唐納德·巴塞爾姆、E. L.多克特羅、辛西婭·奧茲克和喬伊斯·卡羅爾·奧茨；詩歌創作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瑪麗安·穆爾、羅伯特·佩恩·華倫、西奧多·羅特克、伊麗莎白·畢肖普、理查德·威爾伯、羅伯特·洛威爾、艾倫·金斯堡、阿德里安娜·里奇、西爾維亞·普拉斯、A. R.阿蒙斯和約翰·阿什伯利；戲劇方麵包括：桑頓·懷爾德、莉蓮·海爾曼、阿瑟·米勒、田納西·威廉斯、愛德華·阿爾比，以及包括薩姆·謝潑德、戴維·馬梅特、托尼·庫什納和溫迪·沃瑟斯坦在內的一些其後出現的劇作家。20世紀後幾十年很多最具創新意識、最傑出的文學作品，往往都是那些被歸於某一「少數群體」或某一民族的文學群體的作家所創作的（「民族群體」由處於主體文化和社會體系中、明顯具有共同的種族、宗教、語言、文化模式和民族根源等特性的個人組成）。但在這些群體的內部與外部卻存在許多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到底是只把這類作家視為美國主流文學的組成部分更為公正准確，還是強調每個作家作為某一民族文化的參與者身份、具有其所屬文化獨特的題材、主題和形式特徵更為公正准確。（參見：人文主義中的身份理論家。）這是傑出非裔美國小說家和散文家拉爾夫·埃里森、詹姆斯·鮑德溫、理查德·賴特、艾伯特·默里、格洛麗亞·內勒、艾麗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時代，是詩人阿米里·巴拉卡（萊羅伊·瓊斯）、格溫德林·布魯克斯、瑪亞·安傑洛和麗塔·達芙的時代；是劇作家洛蘭·漢斯伯里和奧古斯特·威爾遜的時代。（關於大眾化的詩律模式的一些發展，參見：表演詩歌。）這也是涌現了萊斯利·馬蒙·席爾科（美國印第安人）、奧斯卡·胡羅斯和桑德拉·西斯內羅斯（西班牙裔美國人）、茱帕·拉希里（東印度人）、瑪克辛·漢·金斯敦（即湯婷婷）和譚恩美（華裔美國人）等傑出少數民族小說家的時代。參閱：休斯敦·A.貝克主編的《三種美國文學：奇卡諾人文學、美國本土文學與亞裔美國文學文叢：美國文學教師手冊》（1982）。

1.華裔美國文學中的華裔美國人的「雙重意識」
華裔美國文學在上個世紀60年代蓬勃發展,從黎錦揚的《花鼓歌》到近幾年譚恩美出版的《沉沒之魚》,華裔美國作品對華裔美國人的刻畫都體現了中美兩種文化、兩種世界之間的「雙棲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著深厚牢固的中國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極少懷疑。來到美國後,他們的半封閉式的生活環境又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游離於美國主流社會之外。他們對美國文化的心理認同往往是緩慢的、被動的,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並不感到困惑:他們是美國的中國人。而「美國造」的新生代在美國文化的海洋中成長,他們自然地、主動地接受美國文化,並自認為純粹的美國人。可是,殘酷的現實表明他們既是美國人,又是中國人,但又不完全歸屬於兩者中的任何一方。無論他們個人意願如何,都無法超越「美籍華人」的范疇;在許多被種族偏見蒙蔽的西方人眼中,「華人」永遠是貧窮、落後、愚昧的代名詞。在西方的「天堂」里不應有華人的席位,雖然這些華人也是美國公民。這一點被張沖教授評述為由於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國特徵,他們身上經常體現著隱形的源文化、源意識與顯性的現文化、現意識之間的分裂與沖突,體現著某種程度上的身份不確定性,體現著某種「雙重身份」或「雙重意識」5。
而最能體現這雙重意識碰撞的是美國文化價值觀的華裔青年與中國文化價值觀的華人父母之間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據自身的經歷和體驗,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會里,華人子女必須出類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們對子女嚴加管教,甚至不惜為子女的前途犧牲自我。《喜福會》里的母親們就是這樣想方設法地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主導女兒們的生活,費盡心機地安排她們的前程,遇到的卻是女兒們的公開叛逆或消極抵觸。母女們朝夕相處,卻形同陌路;她們腳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樣,兩種文化傳統的沖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溝變得更加難以逾越。譚恩美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沖突展示了第一代華裔美國移民濃濃的「中國情節」和生長在美國的女兒們之間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對於老一代無比珍視的「中國根」,她們即不了解,也無興趣。中國傳統文化在她們看來不過是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國家裡的一些不可思議的陋俗。湯婷婷和譚恩美的小說都強調了第二代移民已漸漸疏離了印在她們皮膚上的中國文化,並有意識地突出了她們融入美國白人主流文化地願望。
2.華裔美國文學在東方主義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為中心的的權力話語下,華人在美奮斗和生存的歷史成為被隱沒和壓抑的歷史。湯亭亭在《中國佬》中的第三章《內華達山上的祖父》之後的「契子」3《排華法》中用了長達8頁的篇幅,完全忠於忠實地逐年列舉了美國政府從1868年到1978 年頒布的排華法規及其相關的重大事件,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歧視迫害華人的歷史和排華法案的荒謬和無理。白人中心的權力話語左右著他們對華裔美國人的描述,華人的歷史可以扭曲、改寫或隱沒來符合白人至上理論下的權力話語。
賽義德的東方理論體現了華裔文學這一弱勢文化被西方白人強勢文化所強加的排斥和壓迫。據賽義德的描述,東方主義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指基於對東方和西方本體論和認識論之差異的思維方式;第二層含義是西方對東方長期以來的主宰、重構和話語權利方式1。因此,基於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所謂東方主義變成了西方對於東方世界的無知、偏見和獵奇而虛構出來的某種神話。東方主義作為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識體系,實質是西方帝國主義試圖控制和主宰東方而造出來的人為虛構的產物。從福柯的話語理論來分析,這是一種權力的產物,是一種知識權力或曰文化霸權主義。賽義德視東方為「他者」,通過話語霸權建構一個完全是西方對立面的「東方」,由此證明西方文明是體現理性、道德、正義的優越文明,從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對東方實行殖民統治。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意識將其他少數族裔文化邊緣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無法在平等的意義上與其他族裔的文化對話,更無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導者們宣揚的那樣,在美國這個號稱自由、平等的國度里共生、共存、共同發展。說到底,華裔美國文學從後殖民地理論的意義上看還是一種「雜糅」的文學品種,是在結合了中、西方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的創新。長期以來,主流社會對華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們是美國社會中的過客,永遠是外國人;不是開餐館就是開洗衣店或為白人幫佣,做的是女兒活,沒有男子漢氣概;慣於逆來順;他們沉默寡言,神秘莫測。而對華人女性的態度則可以在黃玉雪的自傳體小說《五閨女》中得到體現。華人小女孩在學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國佬,並相她丟黑板擦。且當文中女主角即將從大學畢業,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對她說:「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國商行找工作。在美國商會里你會一無所獲。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帶的種族偏見對你十分不利。」
而為了拚命通過迎合主流文化來躋身於美國主流社會,以哈金為代表的華裔美國作家故意將話語自我東方化,力圖摒棄和隱匿中國文化的身份,以取悅西方的聽眾和市場,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來鞏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對東方的話語霸權。哈金在長篇《等待》中體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種田好手但卻給她裹上三寸金蓮,這對東方主義者而言,正是中國傳統婦女的標識和縮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將男性的價值完全等同於性能力,並通過對慕英的描寫將脫離時代背景的女性主義者和不知廉恥的妓女等同起來。哈金「閹割」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認為東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這使得他獲得了1993年的凱恩書評獎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獎。哈金以「真實」的聲音講述中國婦女的故事,但這只是為迎合西方女性主義興趣和東方主義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華裔美國文學的「他者」形象被「發揚」。
3.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華裔為了對抗美國白人主流強勢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貶低、排斥和曲解,極力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來尋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華裔美國作家的作品確實有對中國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當屬湯亭亭在《女勇士》中對岳母刺字和花木蘭傳說的融合和改編。作為在美國文壇第一個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謂華裔美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雖然湯亭亭在創作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透過美國文化的面紗望過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誤視。這是由於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美國的華裔後代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了解大多是從上輩人的故事裡得到而變得模糊自己視為美國社會固有的一個部分。湯婷婷最後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華裔美國文化也是這個文化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應受到貶低和排斥。

將美國文學分成便於討論的歷史片段或「時期」，不像劃分英國文學時期那樣能夠獲得文學學者們的共識；參見：英國文學各時期的劃分。保羅·勞特編寫的《重建美國文學》（1983）中的許多大學教學大綱調查和A.拉馮內·布朗·魯奧夫與傑里·W.沃德合寫的文章「重新界定美國文學史」（1990），證明了（尤其是為公正對待女性和少數民族作者的作品所作的努力以來）文學時期時間的劃分及其名稱具有多麼大的可變性。近來，一些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教授美國文學的教師，只是簡單地把他們的研究按日期分段而沒有附上各階段的名稱。但是一個顯著的趨勢是，承認重大戰爭在標志文學重大變革中的重要性。正如學者庫欣·斯特勞特所評論的那樣，這種趨勢「表明在美國的政治史中存在著比具體的文學或文化類別中更明顯、更為人信服的順序」。

5. 求華裔作家英文短篇小說原文，最好為amy tan（譚恩美）的Young Girl's Wish（女兒願）

華裔作家英文短篇小說原文，最好為amy tan（譚恩美）的Young Girl's Wish（女兒願）這里的網頁，試試看
Peace, Joy Luck, Yin World, Young Girl's Wish, Hong Kong, Mary's Help, New Age, ...
The Chinese Siamese Cat: With Full-Color Poster by Amy Tan in Back Matter ...

6. 譚恩美（Amy Tan）的短篇小說都有什麼

譚恩美 譚恩美，著名美籍華裔女作家。作品有《喜福會》、《灶神之妻》、《接骨師之女》等。
譚恩美於一九五二年出生於美國加州，是當代著名的華裔女作家之一。她三十三歲才開始寫小說，一九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學界的聲譽。《喜福會》以四對母女的故事為經緯，生動地描寫了母女之間的微妙的感情，這本小說不僅獲得該年度國家書卷獎，還被改編成了電影，創下了極高的票房佳績。譚恩美在《喜福會》之後，還出版了《灶君娘娘》（The kichen wife's God)及《百種神秘感覺》(The Hundred Secret Senese)，兩部都是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書。
潭恩美擅長描寫母女之間的感情糾葛，不少小說家以此為寫作題材，但身為第二代華裔的譚恩美，比起期貨作家多了一層文化掙扎。譚恩美常以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女性為主角，這群華裔女性不但面對種族認同的問題，還必須隨來自父母的壓力。母親們來自戰亂頻繁的中國，通常有段不堪回首的過去，來到新大陸之後，她們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女兒身上，「望女不成鳳」的心情卻帶給女兒極大的壓力；母親們更用傳統方式管教女兒，傳統的中國父母不習慣贊美小孩，而且要求子女絕對服從，女兒們眼見美國父母「民主式」的教育方式，再看到自己連英文都說不好的母親，心裡更是憤憤不平。母女並非不愛彼此，但礙於文與年齡的隔閡，不是不知如何表達關愛，就是表錯了意，結果往往兩個最親密的人，卻往往對彼此造成最嚴重的傷害。

7. 聶華寧是美籍▁▁作家，著有《▁▁》、《▁▁》、《▁▁》等小說集，《▁▁》《▁▁》等散文集

我記得應該是聶華苓，課本上這么寫的

著有《一朵小白花》、《千山外、水長流》等短篇、長篇小說集。
中篇小說《葛藤》，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散文集《夢谷集》。

自五十年代起，聶華苓創作了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等。中篇小說《葛藤》等。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台灣軼事》等。及散文評論集《夢谷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札記》與《沈從文評傳》等，部分作品亦翻譯成多國語文發表，其代表作品為《桑青與桃紅》，被列入亞洲小說一百強之中。新著有回憶錄《三生三世》。其文章《親愛的爸爸媽媽》被選入初中二年級人教版上冊人語文課本。其中《人，又少了一個》作者通過故事揭示了人性的尊嚴，表達了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怒。

8. 任意選一位美國文學作家的作品：介紹作家生平，創作背景，作品梗概，寫作特點，對作品主題、人物等的評價

美國文學的雛形
早期的美國文學是從歐洲文學的樣式和風格中衍生出來的。例如，維蘭德和查爾斯·布羅克登·布朗的小說創作就是對英格蘭哥特小說的模仿。就連華盛頓·歐文的傑作《李伯大夢》和《沉睡谷傳奇》也是十足的歐洲風格，只是故事發生的場景改為美國而已。

美國文學的誕生

美國第一位在小說和詩歌創作領域取得顯著成就的作家是艾德加·愛倫·坡（1809－1849），他於1835年開始短篇小說的創作，其作品包括《紅死病》、《陷坑與鍾擺》、《頹敗之屋》和《莫爾格街兇殺案》。他的創作觸及了前人很少涉及的心理學領域，並且將神秘、幻想等元素融入小說創作之中。

1837年，年輕的作家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將他的一些短篇小說集結成冊出版，名為《重講一遍的故事》。這是一部包含了豐富的象徵主義及神秘主義元素的作品。後來，霍桑又開始寫作長篇的傳奇小說、類寓言小說，他的本土小說《新英格蘭》以人類的內疚、榮耀和情感上的壓抑為主題。霍桑的代表作是《紅字》，講述一個因通姦行為而被驅逐出社區的女人的故事。

霍桑的小說創作對他的朋友，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1819年－1891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赫爾曼·梅爾維爾以自己早期的水手經歷為藍本創作了許多富有異國情調的小說。在霍桑的影響下，麥爾維爾的小說中也融入了很多哲學上的思索。在其代表作《白鯨》中，作家通過對一場驚心動魄的捕鯨歷程的描述，表達了對人類痴迷狀態、人性中罪惡成分以及人類如何戰勝這些天性的思索。在他的另一部短篇傑作《比利·巴德》中，梅爾維爾則戲劇性的描寫了戰爭時期一艘船上人們責任和同情心的主題。梅爾維爾的那些涵義深遠的傑作銷量少得可憐，而梅爾維爾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沒有獲得應有的聲譽。直到20世紀初期他的作品才重新被人發掘並被給予公正的評價。

1836年，曾經做過聯邦政府部長的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803年－1882年）出版了一部散文作品《自然》，主張人類可以通過學習和研究自然世界來代替篤信宗教或試圖達到某種玄妙的精神境界。他的思想不僅僅影響了那個時代的作家，以致於形成了一股「先驗論」的文學思潮，而且還通過他本人大量的演說而影響了公眾。

除愛默生外，最具天賦的先驗論思想家是亨利·大衛·梭羅（1817－1862），他是一位堅定的新教徒。梭羅曾獨自一人在一片密林環繞的湖畔小木屋中獨居了兩年，並完成了《瓦爾登湖》。那是一本論文集，主要思想是反對無所不在的、組織嚴密的社會對人性的束縛。梭羅激進的思想對後世美國小說中人物的個人主義特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馬克·吐溫（真名為塞繆爾·克萊門斯，1835－1910）是美國第一位生於美國邊境密蘇里州而非東海岸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論文集《密西西比河上》以及小說《頑童流浪記》。馬克·吐溫的風格受新聞學影響很大，盡管根植於美國本土，語言質朴，卻也具備很多發人深省的幽默元素。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文學創作語言。他筆下的人物的言談往往非常生活化，十足的「美國味」，並且使用方言、新生詞彙和地方口音。

亨利·詹姆斯（1843年－1916年）的作品關注所謂的新舊世界（指歐洲和美國）的差異。盡管他出生於紐約，卻在英國度過了一生的大部分光陰。他的很多小說都關注那些旅居歐洲的美國人。詹姆斯的作品往往使用結構復雜、風格高雅的語匯，注重描寫情感上的細微變化，這使得他的作品顯得晦澀難懂。相對而言，他有兩部作品比較容易讀懂，分別是《黛茜·米勒》和《碧盧冤孽》。前者描寫一個迷人的美國女子在歐洲的生活，後者則是一個靈異故事。

[編輯] 美國抒情詩
19世紀美國兩位最偉大的詩人彼此的性情和風格都截然不同。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曾經做過工人、旅行家，而且在南北戰爭中志願做過護士。他是一位詩歌的革新者。他在篇幅浩大的詩集《草葉集》以無拘無束的詩體和長短不一的詩句來象徵美國無所不在的民主精神。詩人將自己生命的歷程和美國一代人的生命歷程視為一體，努力使自己不要變成一個粗魯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例如，在《草葉集》中收錄的重要作品《我自己的歌》里，惠特曼如此寫道：「這就是那些不同年齡、不同處所的人們的思想/ 我對他們並不陌生」。

惠特曼也是一位關注人的實質而非精神的詩人。英國小說家D·H·勞倫斯在研究美國經典文學的時候，曾經如此評價惠特曼：「他是第一位向『人類的靈魂高於肉體』的陳詞濫調開炮的人」。

和惠特曼不同，埃米莉·迪更生（1830年－1886年）是一位獨具在馬薩諸塞小鎮的上流社會的未婚女子。她的詩作充滿靈性和智慧，結構精巧，深入心靈。她的作品和當時的美國社會格格不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以出版。

埃米莉·迪更生的很多詩作都以死亡為主題，並帶有揶揄的意味。她的一首詩這樣開頭：「由於我無法逃避死亡/ 死亡卻對我望而卻步了」。她的另外一首詩作則戲謔自己一樣的女子在男權社會中的地位，她這樣寫道：「我是一個不存在的人/ 你呢？/你也是個不存在的人么？」

[編輯] 美國文學的黃金世紀
在20世紀初期，美國的小說家們將觀察的觸角深入更加廣泛的社會領域，同時關註上流社會和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伊迪絲·華頓（1862年－1937年）的小說反映上流社會的生活，而她本人就生於美國東海岸富裕的地區。她的傑作之一《純真年代》描寫了一個男人徘徊於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間，卻最終選擇了那個傳統的、被上流社會所能接受的女人的故事。和她同時代的斯蒂芬·克萊恩（1871－1900）最著名的作品是關於南北戰爭的小說《紅色英勇勛章》。克萊恩在他的《街頭女郎梅季》中描寫紐約妓女的生活。西奧多·德萊賽（1871－1945）在他的小說《嘉麗妹妹》中講述了一個鄉村少女來到大都市芝加哥，並成為一個有錢人姘婦的故事。

作家們在文學風格和形式做出了許多可貴的嘗試，並終於導致創作主題徹底的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彼時正流亡法國巴黎的作家格特魯德·斯泰因（1874－1946）出版小說《三個人生》。這是一部具有實驗性質的創作，其中融入了作家所熟悉的立體主義、爵士樂以及其他現代藝術思潮等元素。

詩人艾茲拉·龐德（1885年－1972年）生於愛達荷州，卻在歐洲度過了一生的大部分光陰。他的作品體系復雜，晦澀難懂，經常在文學中融入其他藝術樣式的元素，並在東西方文學中廣泛汲取養分。他對許多詩人都產生了影響，最著名的就是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1888年－1965年），另一個旅居海外的美國詩人。艾略特的詩作以玄奧著稱，融入了許多象徵性的元素。在其代表作《荒原》中，詩人通過描寫一系列支離破碎、氣氛可怖的圖景，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充滿敵視和偏見的社會。艾略特的詩歌和龐德的詩歌一樣晦澀難懂。《荒原》的一些版本甚至需要詩人自己作大量的腳注，才能讓讀者大致讀懂。艾略特於194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的作家們也喜愛選擇戰後世界的覺醒與幻滅作為題材。費滋傑羅（1896年－1940年）的小說創作生動的描述了20年代美國社會躁動不安卻又無比沉悶的氛圍。費滋傑羅最熱衷於表現美國年輕人在一次次的失敗和沮喪中融入社會的過程，代表作品是《大亨小傳》(喬志高譯)。

歐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曾在一站期間從事過救護車司機的角色，親眼目睹了死亡和暴力的慘烈。戰場上慘絕人寰的屠殺行徑使得他痛恨抽象、空洞的文學語言，認為這樣的語言只能粉飾太平，誤導讀者。於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刪除可有可無的語匯，語言洗練簡潔，直接切入主題。他賦予自己的作品以道德約束，並頌揚那些在重壓之下的勇敢者。他小說中的主角通常是強壯、沉默卻不懂得取悅女人的男人。《太陽照樣升起》和《永別了，武器》是海明威最出色的作品。1954年，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約翰·史坦貝克（1902年－1968年）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他的很多小說便以故鄉作為背景。史坦貝克的小說風格簡練，能夠引發人們的思考。這為他的作品贏得了廣大的讀者，卻無法討得文學評論家的歡心。史坦貝克經常描寫貧窮的工人階層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反抗自己的命運的過程，被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具社會意識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是《憤怒的葡萄》，講述了貧窮的裘德一家從俄克拉荷馬州千里迢迢的遷徙至加利福尼亞，尋求幸福生活的故事。他的其他作品還包括《薄煎餅》、《人鼠之間》、《罐頭工廠》以及《伊甸園東》。於196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編輯] 繁榮的美國戲劇
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戲劇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美國第一位偉大的劇作家是尤金·奧尼爾（1888－1953），他於193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奧尼爾的劇作在古典神話、聖經以及現代心理學等領域取材，直白的描寫性和家庭爭端問題，但他最大的成就還是在於人們對自己身份認同問題的探索。他最傑出的作品之一《長夜漫漫路迢迢》(喬志高譯)是一部規模很小，主題卻很深刻的悲劇，以作家自己的家庭生活為藍本。

這個時代的另一位美國本土的劇作家是田納西·威廉斯（1911－1983）。他來自美國南部，熱衷於以自己的家鄉為故事的背景。他的劇作通常十分詩化且煽情，經常以一個情感細膩的女子被困於一個蠻荒的環境為主題。他的一些劇作還被改編成了電影，包括《慾望號街車》和《朱門巧婦》。

[編輯] 來自南方的聲音
其實，在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五年，便已經有一位美國作家獲得這一殊榮，那就是威廉·福克納（1897－1962）。福克納以密西西比河畔一個名為「約克納帕塔瓦」的虛構的地方為背景創作了一系列作品。他以看似未經修飾的人物的思維軌跡為線索來敘事，以此來揭示人物最真實的內心世界。這一技巧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意識流」。作家還經常打亂時間順序來敘事，用以揭示過去和現實之間的聯系。他最優秀的作品包括《喧嘩與騷動》、《押沙龍！押沙龍！》、《去吧，摩西》等。

福克納是美國南部文學崛起的一個代表人物。南部文學的代表作家還包括杜魯門·卡波特（1924－1984）和弗蘭納里·奧康納（1925－1964）。盡管卡波特的創作領域包括長短篇小說以及散文，他最傑出的作品卻是紀實文學《冷血》。這部作品記錄的是一宗真實的連環殺人案，體現了一位小說家高超的心理分析技巧和優美的文風的絕佳結合。其他擅長寫紀實文學的作家還包括諾曼·梅勒（1923－）和湯姆·沃爾夫（1931－）。前者在收入《夜晚的大軍》中的《五角大樓》一文中描寫了一場反戰大遊行，而後者的《太空先鋒》則真實的記錄了美國宇航員的生活。湯姆·沃爾夫是美國新新聞主義的代表人物。

弗蘭納里·奧康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她能夠以旁觀者的冷峻目光觀察她的家鄉——新教傳統根深蒂固的美國南部社會。她筆下的人物多半是正統的新教徒，同時迷戀上帝與魔鬼。她以其悲喜劇風格的短篇小說而著稱。

[編輯] 黑人文學
20年代，位於紐約曼哈頓哈萊姆區的黑人藝術家社區逐漸崛起，發動了「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在這場文藝運動中產生了諸如朗斯頓·休斯（1902年－1967年）、康蒂·庫侖（1903年－1946年）以及克勞德·麥凱（1889年－1948年）等極具天賦的詩人。小說家佐拉·尼爾·赫斯頓（1903年－1960年）將傳統的小說敘事與非裔美國人的口頭傳播的傳說和歷史結合起來，並且融入了人類學元素。她在小說《凝望上帝》中描寫一個非裔美國女人的生活和婚姻。她的創作影響了後來的黑人女性文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文學形式多樣化的需求導致許多黑人作家躋身美國文學的主流。詹姆斯·鮑德溫（1924年－1987年）在作品《喬萬尼的房間》中表達了對種族主義的蔑視和對性解放運動的支持。拉爾夫·艾利森（1914年－1994年）在《隱形人》中以「隱形人」喻黑人文化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將非裔美國人的境遇和現代社會中人類對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結合起來。

[編輯] 垮掉的一代
50年代，美國的西海岸出現了一群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和藝術家。這些人熱衷於爵士樂，認為戰後的社會已經疲憊不堪，主張人們應該在毒品、酒精和東方的神話傳說中尋求更多新鮮的體驗。詩人艾倫·金斯堡（1926年－1997年）在其作品《嚎叫》中奠定了這一流派反抗社會和追求視覺迷幻的風格。這部作品以惠特曼風格的句式開頭：「我親眼看到我們這一代最美好的心靈被瘋狂所毀滅……」。傑克·克魯亞克（1922年－1969年）在他插話式風格的小說《在路上》中為「垮掉的一代」縱情享樂的生活方式大唱贊歌。

[編輯] 後現代主義文學
以下一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勾畫出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大致輪廓：托馬斯·品欽、威廉·加迪斯、羅伯特·庫維爾、威廉·H·加斯、約翰·巴斯、雷蒙德·費德曼、唐·德里羅。這些作家共同的特點在於：主張每個具體的「文化結構」都應該服從一個范圍更龐大的敘事結構，因此沒有任何一種結構是完美的；理想的敘事結構是人們所無法預知的；知識具有無法改變的不確定性。所有這些思想導致「類型之類型」理論的誕生，以及《芬尼根守靈夜》式的結構迷陣。

由於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仍在建構之中，目前學術界還無法為這一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下一個客觀的評述和結論。人文主義與解構主義，整合與分裂，單一和多元，究竟孰優孰劣，目前尚無法判斷。而實際上，這也是托馬斯·品欽、雷蒙德·費德曼、奧斯瓦德·維納、漢斯·沃爾什朗格、雅克·德里達、詹姆斯·喬伊斯、阿諾·史密特、弗拉基米爾·索羅金等後現代主義作家的初衷。

[編輯] 充滿智慧的靈魂
從歐文和霍桑的年代一直到今天，短篇小說一直都是美國最受歡迎的文學樣式。約翰·奇佛（1912－1982）是美國20世紀傑出的短篇小說大師。他的小說將不斷成長著的美國大城市周邊城鎮人們的生活納入了文學的視野。奇佛長期供職於以智慧和成熟著稱的雜志《紐約客》。

近些年來，美國出現了許多來自邊緣人群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取得了振聾發聵的效果。例如J·D·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是意識流小說中的傑作；萊斯莉·瑪爾蒙·席爾柯（1948－）的小說《美國土生子》大量應用口語，並引入民間傳說等元素；華裔作家譚恩美（1952－）在小說《喜福會》中講述了她的父母早年在加州的經歷。古巴裔作家奧斯卡·黑傑羅斯（1951－）的小說《曼波之王的情歌》榮膺1991年普利策文學獎。埃德蒙·懷特（1940－）所著的包括《一個男孩的故事》的系列小說反映了美國同性戀人群的歡樂與痛苦。近些年來，美國的一些黑人女作家大行其道。其中，托妮·莫里森（1931－）以其小說《寵兒》和一些其他作品贏得了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第二位獲此榮耀的美國女作家。

[編輯] 其他人物
達希爾·哈密特和雷蒙德·錢德勒的偵探小說創作對其他文學樣式的創作產生了影響，其影響力超越了國界。

辛克萊·劉易斯、艾茵·蘭德、左拉·尼爾·赫斯頓、蕾切爾·卡遜、理查德·賴特、薇拉·凱德、保羅·奧斯特等。

擁有國際聲譽的美國詩人包括：艾略特、艾倫·金斯堡、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亨利·華茲華斯·朗費羅、約翰、格林里夫·惠蒂、瓦爾特·惠特曼、埃米莉·迪更生、羅伯特·佛洛斯特、艾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查爾斯·布考斯基、羅伯特·勞、格溫多林·布魯克斯、朗斯東·休斯、奧格登·納什、謝爾·希爾弗斯坦、威廉·S·伯羅斯、E·E·肯明斯、瑪雅·安吉羅。

參考資料：維基網路

9. 速求一位加拿大籍華裔（或者是加拿大人）寫推理女作家的名字

約翰 狄克森 卡爾

10. 跪求譚恩美的Two Kinds的譯文

小說《兩類人》里的母女沖突
<轉自書齋原創天下>
文 / 紫色王家思絮絮
在小說《兩類人》("two kinds") 里，作者美藉華裔小說家譚恩美 (amy tan) 描述了一對住在加州的母女之間的關系和沖突。故事的主人公吳景梅 (景梅 "珠妮"，jing-mei "june" woo) 的母親在中國出生長大，後來因為中國政局動盪的緣故而移居美國。她是個傳統的中國女人，多年來依然保持了較完整的中國傳統價值觀，並且一直刻意去遵守它，並不知不覺地將這種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強加給她的女兒景梅。景梅卻是在美國出生並且成長的，盡管有一個遵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母親，她卻對中國文化陌生得很。出於一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景梅的母親希望景梅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成為一個鋼琴家，能出名、得到社會廣泛承認。當景梅得知母親這一決定後，她開始變得心慌意亂，潛意識里也產生了反抗抵觸情緒。隨後的過程中她發現她即使再努力也達不到母親對她的殷切期望，因此她決定不再按照母親的吩咐去做，代之以我行我素，只是想做她真正的自己。事實上，二十年後當景梅回憶這些往事時，她仍然覺得難以理解當初她母親的動機和一片苦心。譚恩美以景梅母女的糾葛來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母女之間的矛盾。事實上這個故事只不過是作者的暢銷書《喜福會》 ("the joy luck club")系列故事中的一個而已。小說《喜福會》出版後馬上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最佳暢銷書榜。該書以包括景梅母女在內的四對在美的華裔母女為中心，分別描述她們幾個家庭幾十年的遭遇和矛盾沖突 (tan 11)。《兩類人》是《喜福會》里的第八個故事，這本暢銷書「交織了家庭里的女性因為代溝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導致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矛盾」 (schilb 346)，這些故事基本上也是根據作者譚恩美親身的家庭矛盾和中美之間的文化沖突而完成的。《喜福會》在1993年改編為同名電影，由華裔導演王穎執導。

毫無疑問，天下所有的母親，不論背景文化如何，都多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正所謂可憐天下慈母心。但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卻是很復雜的，尤其當家庭里不同的人成長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時更加如此。由於種種原因，矛盾沖突會發生在社會各個層面，特別對移民等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來說更是如此。如果產生了矛盾，在母親和孩子之間尋求一種折衷就變得至關重要。根據譚恩美的《兩類人》，分析和解決家庭矛盾沖突可以從三方面入手，亦即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文化沖突、代溝、以及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譚恩美的《兩類人》可以看作許多移民在異鄉生活的一個縮影。由於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大熔爐，研讀譚恩美的故事《兩類人》並分析挖掘背後所蘊藏的涵義就顯得很重要。實際上有很多有關其他國家文化沖突的文獻，例如在一篇只有一頁的短篇小說「女孩 (girl)」一文中，作者雅麥佳*金凱德 (jamaica kincaid) 描述加勒比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一些很明顯的差異和沖突。文中金凱德用了許多長抒情句子，強調了和「女孩」里的主人公類似的加勒比黑女人所共有的那些經歷，而主人公不過是眾多加勒比黑女人的一個代表而已。在故事裡金凱德這樣寫道:

要用這樣的方式吃飯，不要讓別人看著就覺得反胃；禮拜天散步時要表現得象個淑女，不要表露出絲毫的放浪樣子；禮拜天在學校里不要哼一些象 benna 這樣的小調；千萬不要和碼頭那些長相萎瑣的男孩子搭訕，就算給他們指路也不行；在馬路上不要吃水果----否則蒼蠅會繞著你轉；可是(媽)，我從來不唱 benna 小調呀，禮拜天我從來不去學校呀；(24)

女孩憤怒於她母親每天都給她一長串的命令和訓示，如同軍隊里一般，索然無趣味，盡管根據加勒比文化，這樣的訓示是司空見慣的。這些例子表明，文化沖突普遍存在，而且通常和宗教與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這些文化沖突對家庭關系和子女教育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導致家庭矛盾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沖突，特別是那些有著迥異的起源和歷史的，如中國和美國文化。文化沖突中有幾個重要的因素值得去分析和研究，第一個因素就是文化中德歷史和社會價值取向。中華文明可追溯到4000年前，是當今世界上保存比較完整的文明中最長的一個，千百年來它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價值觀和道德標准。例如中國人的生活基本上以人際關系網為中心並被它束縛，每一個大抵只是關心他她自己的事，信奉明哲保身，很少與陌生人和關系網路之外的人來往 (hucker132-135)；而美國人恰恰相反，通常以個人為中心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中國人在那個社會網里，保證不「丟面子」，在同僚中出人頭地、被關系網中的人尊敬是很重要的；為了這個目標，孩子們應努力學習，「以成為最好的、第一名為目標」 (hucker139)，而對大多數的美國人來說恰恰相反，他們不會因為在同類人中不能脫穎而出而覺得「丟面子」。顯然，《兩類人》中景梅和她的母親之間的矛盾部分源於其母親的「美國夢」而導致的母女之間的緊張關系。景梅的母親之所以叫她練鋼琴，是因為她的母親希望她能在音樂領域里去擊敗林多 (lindo) 阿姨的女兒。景梅若不這樣做，她母親就會覺得「丟面子」，因為林多阿姨的女兒擅長象棋贏，在國際象棋比賽中取得了錦標，在社區得到了很高的聲譽。在小說《兩類人》里，景梅的母親告訴她女兒，「你能成為最好的。林多阿姨知道什麼？她的女兒也只是刁鑽古怪，耍一些小聰明而已」(tan 3460)。景梅的母親認為通過適當的指導，景梅可以成為一個天才，在孩子當中能鶴立雞群、出類拔萃，盡管景梅事實上沒有這樣的天賦。事實上景梅在鋼琴比賽中發揮得很糟糕，乃至最終她拒絕彈奏鋼琴。顯然，因為害怕丟面子就去強迫孩子試圖成為一個天才是導致家庭母女沖突的一個因素之一。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遺憾的是景梅不能理解，因為她出生並且成長在美國，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樣。

文化沖突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謙卑和順從 (特別是對父母的順從) 被視為中國文化的傳統美德。實際上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例如「三從四德」，這種道德觀在中國歷史上形成於周朝，自西漢初年大致定型 (hucker 194)，西漢初年距今大約在2200年前。孩子們應該沒有什麼條件地服從父母，因為父母被認為具備教導和控制孩子的意願和能力。例如據景梅母親的觀點，景梅一定要刻苦練習鋼琴，否則她應該受到責備和處罰，直到她傾注全力為止。不過景梅無法理解，因為她對中華文化完全陌生。其後果是，景梅無法理解她母親，乃至採取不合作、叛逆的態度，每一步都和母親唱對台戲。在《兩類人》中，景梅這樣暗自決定，「我再也不會按照我媽媽說了那樣去做了。我不是她的奴隸。這不是中國……她真的很愚蠢」(tan 352)。如上所述， 景梅不能理解中華文化中的謙卑和順從，盡管這些在中華文化中被視為美德。

代溝是導致家庭矛盾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它不同於文化沖突，但是在家庭矛盾中更加常見，而且它們也互相關聯相互影響。「『代溝』這個詞彙在 60年代就由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發明了，但是即使在今天，這個詞彙仍然被廣泛地使用」(ncan)。如同研究者所證實的那樣，代溝的確存在。不錯，代溝是雙方面的，但是在處理代溝這個問題上，家長應負起更多的責任和義務。父母和子女雙方都要懂得尊重信任對方。這種尊重和信任的態度是能互相感染的。子女們往往象他們的父母看待自己那樣去認識自己，而父母則要問問他或她希望聽到的觀點，然後才拿來分享。但是在故事《兩類人》中，景梅的母親卻很少與女兒進行有效的溝通，因為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事，很少考慮到景梅的存在。此外，代溝也是與文化密切相關的。對景梅的母親而言，那種既古老又教條的中華文化在她腦海里根深蒂固，在她看來，景梅要始終遵循她的意見和建議，但是這顯然無法調解因代溝而導致的家庭矛盾。之所以強調代溝是相互的，是因為在另一方面， 安妮-瑪麗*安波特 (anne-marie ambert) 詳細描述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因為子女由於情緒，行為和違法犯罪的問題對父母的影響。安波特這些獨特的研究強調了「孩子對父母的影響 」(ambert 1)。因此，代溝是兩代人雙方面之間的，所以分析解決家庭矛盾也應該從雙方面入手，雖然一般情況下是父母應盡更多的責任。

作者真實的生活經歷和現實社會是很多故事小說的創作之源泉，這點對譚恩美更是如此，尤其是她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經歷。實際上《兩類人》和她的暢銷書《喜福會》是以她的家庭 (尤其是她的母親) 的真實生活經歷為藍本的。所以，了解譚恩美的生活經歷，尤其是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有助於理解這篇文章，因而也有助於理解景梅和她的母親之間的沖突，她們為什麼不能建立起一個和諧的家庭。譚恩美1952年生於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 (舊金山對岸)，她的母親於1949，亦即國共內戰時期，在共產黨接管上海前夕，倉促間從上海逃到美國，失去了所有的家產以及一個孩子。新移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她母親在國內的孩子死於戰禍，到美國後由於缺乏技術，只能靠當清潔工等為生。在少女時代，景梅常常對她自己的黑發和黃皮膚感到好奇，但也常常因此而自卑。「她十幾歲時就是一個叛逆的女兒」(kramer 22)，這和小說《兩類人》中的景梅是很相似的。譚恩美年輕時，她的家庭很不幸，因為「她的大哥彼得和父親均患上了腦腫瘤」(kramer 22)。和景梅相似，譚恩美和她母親之間也經常爆發沖突，她不願承認自己的中國血統，刻意逃避這個事實。後來，也就是在 1987年，她「首次到達中國訪問，並看到了兩個姐妹」(kramer 99)，這時的譚恩美已經是 35 歲的成年人了。直到這次訪問之後，她才開始了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真正意義上的接觸和了解。最後她變得熱愛中國文化，而且以中國人為榮耀，這在她後來的作品和評論、演講中都能看出這點。在某種程度上，譚恩美就是景梅的原型。隨著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譚恩美最終能理解母親了；這和《兩類人》里的主人公一樣，景梅最後終於將那架塵封多年的鋼琴調試好，彈奏了一曲「悠然自得」，雖然那時她母親已經死去好幾個月了 (tan 354)。令人扼腕的是，直到她母親去世後，景梅才理解她母親曾經對她所抱的殷切希望。她回首這些她曾經刻意逃避的音樂，感悟到了一些她以前未察覺的東西。

父母對子女的期望通常總是定得很高的。有時這些期望是那麼高，以至孩子們望而生畏；因此這也是導致家庭矛盾的一個因素之一。比如，在《兩類人》里，景梅的母親希望景梅成為一個天才、成為一個著名鋼琴家或者成為像薛俐*鄧波兒 (shirley temple) 那樣的女星。這種殷殷期待對景梅是如此的不切實際，以至她幾乎因此而瘋狂。對景梅的母親而言，她自然有其道理，她經歷了戰爭的恐怖和摧殘，她逃離中國前也遭遇到了失去孩子這樣的人間悲劇。在融入美國文化之中她有著很多的困難，像許多新移民一樣，她堅信著美國夢想: 憑借堅韌不拔和持之以恆的毅力，以及少許好運，景梅就一定能達到她所期望的任何高度，會有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只要她按照母親的指導去做就是。可惜的是，她的母親空自有一腔美好願望而已。這個故事的主題事實上超越了移民這個范疇，而更俱備更加普遍的意義。來自不同的文化和背景的孩子往往不認同父母對他們未來的期望。不論父母的教育是否得體或者甚至屬於誤導，許多孩子都無法看到父母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訓練一些技能、並和他人合作等的好處和作用。故事中景梅很殘忍地拒絕母親對她的希望，她反駁她母親，與她的母親打口水仗，說別忘了這些正是她母親生命中為什麼多災多難的原因。最後景梅「勝」了和母親的對峙，但是與其說是景梅之勝，倒不如說是其母之敗，因為她的母親按照中國的文化為她設立了很不切實際的目標。移民，尤其是新移民，是新社會新環境里的弱勢群體。如果象以往那樣為子女設立目標，而不考慮新社會新環境，如景梅的母親那樣，就會造成誤解和家庭矛盾。比如，在「讓你的文化和風格去適應新的社會組織 」(blank 103-134) 一書中，作者普朗克就弱勢群體尤其是新移民及其子女如何獲得成功提供了許多事例和相關的理論。這對弱勢群體特別是像景梅和她的母親這樣的新移民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其實與文化、宗教、個人生活經歷等密切相關。因此，為了孩子的未來，結合各方面的因素，在父母的期望和孩子的實際能力等之間尋找某種均衡，就顯得非常重要。

美國是一個移民大熔爐，凝聚了多種外族文化。移民在美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為今日的美國繁榮昌盛做出了重大貢獻。如今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移民輸入和輸出越來越普遍，全世界會有越來越多的移民，其中包括美國。移民帶動美國的經濟增長，不過他們本身卻也遭受了很多矛盾沖突之苦，尤其是由於不同的文化而導致的家庭矛盾，因此系統研究移民的家庭矛盾是很重要的。就本文所考察的導致家庭矛盾的三個因素，亦即文化沖突、代溝、父母不切實際的期望之中，文化沖突是最重要的原因，盡管這三個因素是相關且互相影響的。以文化沖突為中心去挖掘背後的深層原因，對幫助弱勢群體和新移民家庭建立和諧的家庭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能使得景梅這樣的家庭得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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