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短篇小說作品文本分析

① 中國當代小說賞析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憑借其強大的爆發力和創新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緊貼中國現實的時代氣息，豐富多樣的寫作主題，不拘一格的寫作手法，形態各異的文學思潮，使得這一文學在國際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法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漢學歷史的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漢學界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翻譯了當時很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代表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更出現了持續穩步上升的態勢，中國文壇的主力人物幾乎都擁有了法譯本作品。近年來，中法文化交流尤為頻繁，特別是中法文化年期間，巴黎圖書沙龍首度邀請中國作為主賓國，將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主推對象，三十餘名中國作家應邀赴法，與法國讀者直接接觸，進一步引發了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出版熱情和法國公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興趣，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出版，進一步擴大了中國作家在法國的影響力。

如果談到在法國受到關注較多，影響較大的中國當代作家，蘇童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法國先後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紅粉》（Visages fardés,其中還收錄了《婦女生活》，1995年，畢基耶出版社）、《罌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對照版，友豐書局）、《米》(Riz,1998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自選小說集《紙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錄十八篇短篇小說，1999年，德克雷德·布魯韋出版社）,以及去年剛剛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畢基耶出版社）。

蘇童的文學創作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知，並為他帶來國際性聲譽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小說《妻妾成群》的問世。蘇童也同樣是憑借著這部作品吸引了法國人的視線，登上了法國的文學舞台。在張藝謀獲獎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光環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擁有了法譯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並以鞏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則標明小說為電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國的發行量達到六萬冊，成為在法國最暢銷的中國當代小說之一，蘇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間為法國的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所知曉。在法國出版界，兩三千冊的銷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國文學作品達到六七千冊的銷量，已經是不錯的表現，因此，作為蘇童在法國被翻譯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萬冊的銷量是一個很高的起點。改編電影的成功，帶來了蘇童小說商業上的成功，令蘇童從眾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中脫穎而出，迅速走入法國讀者中間，贏得了較大的讀者市場，這是很多隻求被翻譯就好，並不計較銷量的中國作家難以企及的，這也使得蘇童成為一個法國出版商從其身上能看到相當商業價值的作家。

同時，與電影的緊密關系，使得蘇童在法國的接受方式成為一個特例。大多數在法國得到譯介的中國當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獨特的文學品格（作品敘述層面的先鋒實驗性、思想層面的探索性或哲學性、內容上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國漢學家的注意，然後藉助其推薦，逐步得到翻譯和出版，在一個並不短暫的過程中，逐漸獲得法國漢學界更廣泛的認可，最終引起文學批評界和法國大眾的注意。而蘇童在法國被發現、被譯介、被接受的過程直接而迅速，幾乎沒有任何過渡。可以說，因為改編電影成功而帶來的強大的商業連鎖反應，使得法國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對蘇童的認識和接受幾乎是同步的，漢學界在後兩者的認識和接受過程中，並沒有起到原有的引導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漢學家有選擇的翻譯和有側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來的，而是由電影以其強大的傳播力和視覺影響力，在讀者閱讀文本之前，先入為主地、直接而直觀地植入了讀者的腦海。

蘇童在法國的這種起步方式對他日後在法國的譯介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而要分析這種影響，我們必須先了解法國人是怎樣來解讀《妻妾成群》的。

法國的一家雜志這樣評論蘇童的《妻妾成群》：「蘇童不動聲色地描寫最殘酷的折磨，最隱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術都像在一層薄霧中，或者是在一層紗幔後出現。一些富有詩意的細節，例如知更鳥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側目。這種奇異的視角，不僅遠沒有減輕閱讀的焦慮，反而令人更加恐懼。表面上簡單的文字，實際上是一座迷宮。沒有一個人物可以作為標准，因為沒有一個人令人同情，也沒有一個人令人厭惡。這些黑色的靈魂同時也是受害者。發瘋的頌蓮，不停地圍著棄井轉來轉去，是最為恰當的形象。」這樣的評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我們無權去指責這樣的解讀，從闡釋學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況很多中國讀者所讀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從這樣的解讀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國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視域，使得法國讀者對於蘇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為敏感。蘇童所精心營造的陰森恐怖的氛圍，神秘詭譎的意象，暗合了法國讀者對於陌生而遙遠的東方世界的集體想像；頌蓮們的悲劇命運，又能夠引起法國人對於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東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經從法國人的角度談到改編成電影的當代中國小說和西方讀者的關系問題，她寫道：「許多中國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這既能使他們出名，又能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因此他們的寫作受到誘惑，追求強烈的視覺風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興趣、使他們入迷的意象，而他們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經了解的那個中國，帶著古典色彩，卻不是當代中國（然而小說和電影都是當代的）；為此，他們求助於中國文化中一些對西方而言富有異國情調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鴉片的屋子。」蘇童寫作的初衷當然不是為了取悅西方讀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話印證了蘇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別是敘述層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創作意圖中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卻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國讀者興趣的閱讀興奮點。

蘇童曾說，「我的終極目標不是描繪舊時代，只是因為我的這個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為有效。試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寫，拋開外表所有可以剝離的東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處理成當代生活中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之間的關系，這樣寫不是也很有趣嗎，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說。」對於蘇童而言，歷史僅僅是一件外衣，一個襯託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歷史為道具，描寫、探索人性中復雜的方面。然而，正是因為以遙遠的時代為背景，有了與現實拉開距離的敘述空間，才使蘇童的敘述才華得以充分地發揮，恣意綻放。細膩的心理描寫，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確的細節將《妻妾成群》的故事講得如此生動、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蘇童的描寫越是靈氣十足，越令法國讀者感受到作品強烈的異國情調，令其為之入迷，流連於作品華麗的外表，深陷於作者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失去了撥開情調、意象的迷霧去追尋掩藏其中的內在實質的意識，忘記了作者並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蘇童意欲擺脫的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故事情節，卻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國讀者的視線，精彩絕倫的故事帶來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導了他們的閱讀。如果真的將《妻妾成群》的故事改為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的故事，離開陰沉恐怖的舊宅院和裹足的小腳，也許蘇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會得到更為有力地凸現，會更為有效地傳達給法國讀者，但蘇童在法國的命運也許也將改變了。

《妻妾成群》內在思想性的被忽視是不是意味著蘇童的敘述才華和寫作風格得到了法國讀者充分的肯定？問題似乎並不這么簡單。安妮·居里安在談到法國新小說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時說道：「雖然新小說較晚被翻譯到中國，但它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影響。例如薩羅特、羅伯-格里耶，他們的理論著作和小說都被翻譯成中文，並且得到廣泛討論。像《古典愛情》和《在細雨中呼喊》的作者余華，以及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蘇童，他們在新小說技巧的影響下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打破了敘述的線性，採用多視角的寫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蘇童是一個具有先鋒實驗性質，在敘述技巧上有獨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雖然講述的是一個舊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說的元素，但它並不等同於傳統小說，蘇童有意識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現代性的敘述手法，並創造了獨特的敘事風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對話的標點符號，使得小說人物和敘述融為一體，相互制約相互輔助，在閱讀和感官體味上更為流暢；他採用語言「陌生化」手法，以產生特別的審美感覺和深邃意味，令小說的敘述話語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語言表達範式。同時，他大量使用句號，而不是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感嘆號，以處於零點的情感狀態、盡量不動聲色的態度進行敘述，使讀者的感受不再是從語句中被動地獲得，而是從相關的情景和細節中主動地獲得。作者冷卻了自己的主觀情緒，以不褒不貶的態度敘述一切，退讓出闡釋空間，由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了一種能動的判斷。他還大量地運用長段，以控制小說的節奏，小說的敘述語調也變得平緩從容，不動聲色，形成舒緩沉靜的敘述風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譯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與結構被改變，原文中本沒有引號的對話全部加上了引號，多處對話結尾的句號被改換為感嘆號這樣具有明顯感情色彩的標點，原文中很多長段被斷成短段。事實上，由於中法兩種語言的差距較大，將原文中的一些形式進行改變，使之符合法語的表達習慣、易於讀者接受本無可厚非，但進行這種改變需要十分謹慎的態度，因為作者的語言特點、整部作品的風格是與其表達形式密切相關的，上文提到的無引號對話、句號標點及長篇段落可以說直接體現著作者的風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風格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卻在翻譯出版過程中流失了，這種流失不論是譯者的選擇還是出版商的選擇，其用意都在於將作品淺析化，減少閱讀障礙，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從而將讀者的閱讀重點指向作品的故事層面。經過這樣的翻譯處理，很難想像蘇童的敘事魅力是否還能較為完整地傳達給法國讀者。

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出版具有兩種較為明顯的並行不悖的特徵。一是追求具有轟動性的作品，例如獲獎電影的原本小說，或是在中國引起巨大爭議，能夠刺激法國公眾神經，顛覆西方人對中國的傳統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華的《霸王別姬》、李曉的《門規》，衛慧、棉棉作品的翻譯，這種翻譯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種短期的商業效應，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選擇，而不一定是漢學家的偏好。二是著眼於作家的文學創作品質和創新獨到之處，力求反映中國當代文學特有活力和創造力，例如對先鋒派作家余華、格非、馬原等的譯介，對尋根派作家韓少功等的譯介，這種翻譯較少考慮商業因素，主要著眼於促進法國社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了解，逐步樹立作家的國際聲譽。

應該說蘇童《妻妾成群》的翻譯屬於第一種類型，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譯中，譯者和出版商強化作品中能夠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因素，而忽視在文學審美層面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敘事手法的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後，作為一個在法國已經獲得商業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國作家，蘇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為第二種出版對象的機會。即使翻譯家希望在翻譯中保留蘇童的敘述特徵，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業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協。《米》的翻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蘇童將對話融於敘述之中，沒有使用引號將其明顯地標示出來，有時會令人難以分辨這些話是出自對話還是人物的內心獨白。英文版保留了這種手法，而遺憾的是法國出版社並沒有這樣做。」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法國出版界、文學界還是普通讀者，對蘇童的印象始於《妻妾成群》中所創造的那個充滿神秘的中國意象的舊宅院和悲劇性的東方女性形象。可以說，《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蘇童在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蘇童被翻譯成法語的作品大都屬於所謂的「新歷史小說」和「婦女系列」，所有關於蘇童作品法譯本的評論和介紹，無一不提到蘇童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時值2005年，法國出版社寧可選擇蘇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慮蘇童較為新近的《蛇為什麼會飛》這樣的現實題材作品。雖然蘇童也在法國出版了短篇小說自選集，但其影響遠不及《妻妾成群》之後的《紅粉》和《米》。

2004年巴黎圖書沙龍介紹受邀中國作家的手冊上，關於蘇童的條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國公眾對蘇童的印象：「蘇童非常擅長描寫模糊遙遠的歷史，他的小說經常以中華民國和封建時代作為背景。令他名聲鵲起的是描寫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張藝謀搬上銀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筆觸敏感細膩，具有內斂的詩意，傳達出悲劇意味，在苦難、墮落和頹敗的背景上，描繪現代人物和歷史人物復雜、猶疑的精神狀態。」如果說，不通曉中文的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對於蘇童的印象來源於他第一部在法國獲得成功的作品，這並無可厚非，那麼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情況相當熟悉的漢學家對蘇童又有怎樣的認識呢？

有中國評論家說：「蘇童是一位善變的作家，他從不願意固定自己的風格，他甚至視風格為一種『陷阱』。從『楓楊樹』、『香椿街』到『婦女樂園』，從歷史到現實，從古典到現代……蘇童的創作視點始終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著讀者的閱讀習慣。」但在法國，漢學界對蘇童的認識卻並非如此。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由於蘇童在法國的一炮走紅，使得漢學界與普通法國公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接觸到蘇童，很多漢學家對蘇童的印象也始於《妻妾成群》，從而忽略了蘇童其他類型的創作，例如為蘇童博得中國文學界最初贊揚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蘇童晚近的關注現實的作品。同時，由於蘇童在法國已經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國出版商在出版蘇童作品時具有相當的主動性，漢學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對蘇童作品有選擇性的出版，在不斷強化《妻妾成群》對讀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時，也對漢學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其只將目光放在蘇童女性題材和歷史題材的作品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米》的法語本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中這樣概括蘇童的創作：「蘇童喜歡將他的小說置於他並不了解的歷史背景中，並且擅長描繪女性形象。」

上文我們提到專攻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蘇童與余華相提並論，指出新小說對他們的影響，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蘇童在敘述層面上的獨特性和文學品質，並不受制於蘇童作品的歷史外衣。但這樣的聲音似乎顯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漢學家執著於蘇童所虛構的歷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這種傾向貫穿了對蘇童《妻妾成群》之後的作品的解讀。以《紅粉》為例，從故事情節上看，蘇童在其中描寫了舊時代妓女秋儀、小萼在新中國成立後幾經沉浮的生活，寫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運悲歌。我們且不論作者寫作的立意究竟是什麼，讓我們來看一看法國漢學家是怎樣進行解讀的。

「在《紅粉》中，蘇童描寫是在1949年後，在共產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的最初階段，兩名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諾埃爾·杜特萊

《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蘇童的小說「以虛構的方式表明了雖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極力禁止，但舊中國的某些東西依然存在，無法被消滅：那就是不符合社會規范的對性的慾望，那種遠不是潔身自好的賢妻良母所應具有的女人的慾望……蘇童筆下的女主人公的腦子里在想些什麼呢？性慾，她們強烈的性慾，似乎為她們畫出了人生的軌跡。毛澤東強調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無別，而這些女人卻費盡心機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靠男人過日子。」

——瑪麗-克萊爾·於奧

《紅粉》法譯本序言：「兩名在解放後被強制改造的妓女，厭棄可以自主，卻失去性生活的辛勞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過日子。這種女性觀是否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彌漫在文學話語里的女性厭惡論同出一轍？至少，這一觀點表現的是對任何形式的烏托邦的拒絕，對舊式小說的永恆真理的認同——直至作者的風格也是如此：男人永遠是男人，女人永遠是女人，金錢永遠是金錢。」

——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綜述》

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只是《紅粉》中情節的一部分，而諾埃爾·杜特萊則把它放大為小說的主要內容，在他的概括下，《紅粉》儼然成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問題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說。瑪麗-克萊爾·於奧則將重點放在了「性慾」兩個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話語中，秋儀、小萼這兩個舊的靈魂在新的生活來臨之際的失重與掙扎，實為「性慾」與壓抑女性慾望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激烈沖突。而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則對作者的女性觀提出了質疑，從作品中讀到的是作者「男性話語霸權」的嫌疑。

蘇童一再強調：「我把女人當成男人來寫。」「我首先關注的是人的問題，人性的問題，人的生存處境，性別特徵是裹在裡面涌現出來的。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然而，這樣的表白無法阻止法國漢學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知識結構的支配下，對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讀。誠然，秋儀和小萼可以是兩個抽象的靈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筆下，她們生活在剛剛解放的中國，她們是妓女，她們有著依附男人的意識，從她們身上就有可能讀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權。如果說這是蘇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達，不如說這是西方社會最為敏感，最為關注的話語在蘇童作品中的影射。

當漢學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於蘇童作品的經驗層面，忽視作品的隱喻意義，無法跳出蘇童無意中挖掘的歷史陷阱的時候，不難想像法國媒體和普通讀者是否有能力走出這個其實由他們自己編織的中國幻象。讓我們再來看看法國媒體和出版界是怎樣來評價蘇童想要表達「一種不確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處境的不確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細致的描繪，讓我們沉浸在一段想像的中國歷史中。由於出生在歷史被全盤顛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蘇童懷有一種重塑歷史的激情。」

——菲利普·畢基耶出版社網站

「在歷史與虛構之間，蘇童描繪的世界極端殘酷，帶著一點中國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慾色彩。」

——馬賽某書店負責人

「這是一部構思精巧的小說，充滿異國情調，精緻的中國風物俯拾皆是。」

——法國《讀書》雜志

無可否認，這樣的介紹有嘩眾取寵之嫌，強化蘇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商業目的的有意之舉。但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蘇童的尷尬：作為一個已經走入法國讀者中間，並在法國出版界獲得一席之地的中國作家，蘇童在逐漸擺脫自己文學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國文學系統的進程中，卻不斷地在被強化其文學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國文學、文化系統接納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受制於法國文化定勢，無條件地接受「他者」對「我」的文化定位的過程。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文學作品所包含的豐富因素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角度去解讀它，蘇童的小說也不例外，更何況文化的差異，截然不同的接受視野有時會為解讀一部作品、一個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開拓另一種曲徑通幽的可能。然而，我們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國，人們能夠撥開彌漫在蘇童作品之上的或陰郁、或凄婉，充滿誘惑的迷霧，去發現那個為他們所忽視的，也許是一個更本真的蘇童呢？走出了中國的蘇童，什麼時候能夠走出這層迷霧，在更宏大的文學宇宙中得到釋放呢？

② 評論新時期農村小說的價值

{附件：有關當前農村題材小說研析

另：以下自己整理的。可以根據如下新時期農村作品與作家展開舉例來寫，再結合以上理論}

【知青文學】：

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孔捷生《南方的岸》均寫於1981年，被認為是最早的知青文學。

盧新華《傷痕》；陳建功《萱草的淚》；鄭義《楓》；遇羅錦《一個冬天的童話》；老鬼《血色黃昏》，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風雨》等

【傷痕文學】：

1977年11月，劉心武的短篇《班主任》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立即引起轟動。

1978年8月，盧新華《傷痕》發表，「傷痕小說」因此得名。

【反思文學】：

1979年，茹志鵑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剪接錯了的故事》，是「反思小說」興起的標志。

【改革小說】：

（1）高曉聲、賈平凹等人對農村改革的阻力作出了發人深省的描繪。

高曉聲《陳奐生上城》：通過農民物質追求——精神追求，說明農民在精神上如果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農村經濟改革，農村的現代化將不可能實現。

賈平凹《雞窩窪的人家》，《小月前本》等：熱情洋溢地肯定改革給農村青年思想感情，愛情婚姻所帶來的可喜變化。

柯雲路的《新星》（李向南）對現階段物質文化環境中所提供的推動改革的正面力量作出了全面而集中的開墾與整合。

【尋根文學】：

尋根小說的作家們對自己所尋的「根」究竟是什麼？「文化」究竟是什麼？認識矛盾，大致有三種態度、意見。

（1）持肯定態度

阿城的《棋王》；鄧友梅《煙壺》、《那五》等。在他們看來，道家文化傳統是中國人應付亂世的有效工具。因此，應肯定傳統文化思想。

（2）持否定態度

韓少功《爸爸爸》、《女女女》；王安憶《小鮑庄》等。他們認為，我們民族常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某種荒誕而抽象的異己物，進而導致了整個民族行為常常陷入一種無理性的盲動之中。因此，應否定傳統文化。

（3）持辯證態度：

馮驥才《神鞭》，表現了對民族文化傳統的一種辯證態度，以及一種歷史樂觀主義。

【其他】：

王蒙《春之聲》

劉心武《班主任》

陸文夫

高曉聲：他在1979年發表了中篇《李順大造屋》後，又以陳奐生為主人公連續寫了《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出國》五篇小說，人稱「陳奐生系列」，後被結集出版為《陳奐生上城出國記》。

蔣子龍：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

1976年《機電局長的一天》

1979年《喬廠長上任記》

1980年《一個廠長秘書的日記》

1982年的《拜年》

1980年的《開拓者》、1981年的《赤橙黃綠青藍紫》、1984年的《燕趙悲歌》，連獲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張潔：1978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從森林裡來的孩子》，獲同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著有《張潔小說劇本選》；小說集《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祖母綠》；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只有一個太陽》；散文集《在那綠草地上》，《張潔集》等。

諶容：1980年因發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而蜚聲中外，出版有長篇小說《萬年青》、《光明與黑暗》，小說集《永遠是春天》、《贊歌》、《真真假假》、《太子村的秘密》、《諶容小說選》、《諶容中篇小說集》，以及《諶容集》等。

她還發表過一些散文。

鄧友梅：他的小說創作浸潤著時代的風雨，著力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注重風俗畫的描繪，風格剛健、明朗、醇郁。他的《話說陶然亭》、《尋訪「畫兒韓」》、《那五》、《煙壺》等為人所贊賞。

其創作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在懸崖上》為代表。

第二階段：以《追趕部隊的女兵》為代表。第三階段：以《煙壺》、《那五》為代表。

林斤瀾：80年代以後寫了一系列以浙江農村為背景的短篇小說，1987年結集為《矮凳橋風情》出版，一時為人傳誦。這些作品語言凝練、含蓄，兼融溫州方言於其中。

汪曾祺：《受戒》

《大淖紀事》

馮驥才：長篇小說《義和拳》（與李定興合寫）、中篇小說集《鋪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說集《雕花煙斗》、小說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以及《馮驥才中短篇小集》、《馮驥才小說集》、《馮驥才選集》等。

張承志：代表作《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心靈史》等。

韓少功

1985年3月發表《文學的根》，提倡文學應植根

於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在文藝界引起了廣泛的討

論。

他的小說多取材於知青生活和農村生活，以思想

蘊含的豐富性與深刻性獨樹一幟。

代表作：《西望茅草地》、《歸去來》、《爸爸爸》、《女女女》

後期作品以強烈的尋根意識和撲朔迷離的形式來

發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頑不化的國民劣根性。

【先鋒文學】：

80年代中期進入文壇的青年作家：

他們具有新的探索、革新精神，尤其是詩歌和小說方面。代表作家有：莫言、劉索拉、殘雪、馬原、余華、蘇童、葉兆言等。

莫言：1981年開始創作，1985年以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轟動文壇。1986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先後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透明的紅蘿卜》、《爆炸》、《紅高粱家族》等，長篇小說《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豐乳肥臀》等。

殘雪：短篇：《山上的小屋》《我在那個世界裡的事情》《天堂里的對話》《天窗》；中篇：有《黃泥街》《蒼老的浮雲》。

余華：代表作：《十八歲出門遠行》
《活著》
《在細雨中呼喊》
《許三觀賣血記》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