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若曦台灣短篇小說

Ⅰ 台灣的近代歷史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後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接收初期，台灣官紳如丘逢甲等人抗拒割讓日本，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抵抗日本軍隊的接收，後唐景崧兵敗逃至廈門，軍隊潰敗，島內混亂，死傷十分慘重。初期日本治台任用軍人為台灣總督，以敉平當時各地的動亂組織，後到日本大正年間，政局轉穩，日本政府開始大量建造各項基礎建設，如自來水、電力、公路、鐵路、醫療、教育，並大量開采台灣自然資源，如金銅礦、森林、樟腦、蔗糖、稻米、食鹽等，用來作為日本重工業的發展。同時，日本重新劃定台灣行政區域，對重要的區域都市開始進行「市區改正」工作，擬定都市計畫，改變過去台灣常見的清末閩南地區的鄉鎮風光，使得街道風貌漸為西洋化，並規劃道路橋梁、公園綠地、自來水與下水道、電力工程、衛生機構、公家廳舍等，奠定台灣現代化的基礎，遠超一海之隔的中國大陸，使得台灣成為當時最為現代化的華人社會。

另一方面，受制於殖民政策，日本對台灣人進行愚民教育，對台灣本地人與在台日本人分別設計兩種不同的教育制度，並限制台灣人僅能接受醫學、農牧等高等教育，影響台灣人的民智發展。而台灣人民對於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初期多為激烈的武力沖突（以中、南部地方勢力居多），最後都以被鎮壓瓦解或被誘導歸順收場。自192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時代，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民族自決」主張的影響，台灣的知識份子也展開一連串要求自治與制度改革的運動，結合偶發的勞工運動，並向民間廣為宣傳，但到了後期，因為左、右兩派的分裂，及殖民政府加強壓制力道而逐漸消沉。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為加強對台灣人民的控制，增加台灣人民的向心力，推行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說日語，改姓日本姓氏，穿日本服飾，奉祀傳統日本宗教信仰，全盤接受日化生活。另外也以各種方式召集台灣人從軍或負擔軍隊勞役，投入中國大陸及東南亞戰場。

日治時期，自1898年起對台灣人實施西式的初等教育，日語教學是其重點，作為其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之後，亦發展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但在日本人差別待遇、隔離政策的原則下，台灣人子女升學機會有限，有不少學生因而負笈日本內地求學，並成為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中堅人物。1943年，日本在台灣全面推行義務教育。

Ⅱ 陳若曦的小說老人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之前看《文革雜憶》，介紹里提到陳若曦的兩個短篇集《老人》《尹縣長》，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早期作品，於是興趣上來，可惜沒有找到《尹縣長》的中文版，先借了《老人》和其他兩本小說作品來一讀。

《老人》里共有七篇短篇小說，均取材於文革期間大陸百姓的生活，《城裡城外》和《二胡》則轉為北美的華人生活為創作重點，前者也是短篇集，後者是一部長篇，但是總體來說，也許作為史料保存的價值，遠遠大於其文學價值。

《老人》最令人失望，裡面人物的塑造，作者的個人情緒流露得太明顯，幾個「造反派」的頭頭，長就一副令人厭惡的外貌，三角臉三角眼，連名字都是奸的，比如阿刁之類。這些人為的痕跡，使作品嚴重失於冷靜，有些地方，更有將作者自身對文革的認識加於筆下人物的傾向，使語言變得不僅不自然，也不符合人物的個性特點，缺乏一致性。小說不同於個人的回憶散文或雜文，我以為，作者仍需保持一種客觀中立的態度，去創作人物和故事，即使是強調寫實的現實主義作品，也不宜在作品中做太多道德或價值的判斷，留給讀者也許更好。

《城裡城外》和《二胡》里的故事，以文革後大陸的改革開放為大背景，記述在美華人在處理和內地、台灣的關系時微妙而艱難的處境，仍有寫實痕跡太重的遺憾，缺少文學的意境和詩意。相比之下，長篇《二胡》確具幾分打動人的力量，講述一對叔侄，因為中國政局的變動，與大陸親人長期分居兩地，後排出重重障礙、回鄉探親的見聞經歷，反映了歷史給這一代中國人造成的無以彌補的悲與苦，對人物心理的刻畫較為細膩，但未脫議事論政的框框，沒有更進一步的對人性和自我的探索。寫於現實，卻未走出現實，中國的當代小說似乎都脫不了現實主義這個弊病，鮮見在作品文學性上的實驗或突破。

Ⅲ 白先勇短篇小說集《台北人》內收錄了哪些文章

《台北人》標志著白先勇小說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十四個短篇小說包含《游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艷》、《一把青》、《歲除》、《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思舊賦》、《國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