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短篇小說創作手法

㈠ 課文《裝在套子里的人》諷刺手法有那些作用

課文《裝在套子里的人》運用幽默諷刺的手法，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揭露了那個社會的各種病態，抨擊了沙皇專制制度，熱烈地嚮往新生活的到來。

作者用諷刺手法塑造了一個保守、反動、扼殺一切新思想的「裝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這個形象從外表、言論到生活習慣、思想方法，無不是「套子」式的。

他是沙皇專制主義的產物，白色恐怖的時代特徵在他身上有著鮮明而深刻的具體體現：他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更為可恨的是，他不僅自己自覺地生活在「套子」里，而且還要把周圍的一切都裝在「套子」里。

作品中別里科夫這一形象成為因循守舊、害怕新生事物的典型。作品問世以來，別里科夫已經成為那些害怕新事物，維護舊事物，反對變革、阻礙社會發展的人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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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裝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國作家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創作的短篇小說。契訶夫（1860—1904），俄國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

他的主要作品有：《勝利者》（1883）、《變色龍》（1884）、《草原》（1888）、《沒意思的故事》（1889）、《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三病室》。

創作背景：

契訶夫所生活的19世紀末是俄國歷史上沙俄統治非常黑暗的時期，「這時的俄國政治上雖然還算封建專制統治，但經濟和社會生活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封建制的滅亡。

在這種情況下，沙皇反動統治與時代大流做著垂死掙扎，加大了書刊撿查制度，秘密警察緊緊盯著人們的一舉一動。沙皇政權不允許有任何反對其的言論，他們生怕革命的火種蔓延開來，因此加大了對人們思想和行動控制。

而那些反對沙皇統治或是試圖宣傳革命的人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很多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都被抓進監獄，流放或是處死。在這樣令人窒息的氣氛里，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會保持高度的警惕。無法與強大的專制統治傲斗爭，逆來順受地忍受著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

契訶夫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厭惡殘暴反動的沙皇統治，另一方面，他又為當時俄國人民的麻木和逆來順受而痛心。他想要喚醒人們的意識，不想看到封建專制扼殺了人們本性中美好的一面。

因而用誇張的手法塑造了別里科夫這樣一個人物形象，通過這個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們頑固守舊、膽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㈡ 契科夫《苦惱》作品賞析

藝術特色：

1、作品層次：

《苦惱》的層次非常清楚，寫了姚納四次向他人傾訴，四次碰壁，最後只好走進馬棚，對馬訴說。

契訶夫每寫完一次姚納的碰壁，接著便寫他的苦惱，而每次碰壁後，他的苦惱就隨之加深，在第二次碰壁後，加了一段抒情，在第四次碰壁後，寫了姚納想像中的第五次努力——向女性傾訴，整個故事看似平鋪直敘，其實匠心獨運。

姚納遇到的四類人及對他們的稱呼是軍人（老爺）、三位年輕人（老爺）、僕人（老哥）、年輕車夫（老弟），這四類人的先後順序不是隨意安排的，而是按照地位從高到低的順序，姚納在最後一次碰壁後，他在想像中向「娘兒們」傾訴，從排列順序看，排在牲口（小馬）的前面，可見當時俄羅斯婦女地位的低下。

奇怪的是：當姚納向軍人和三位尋歡作樂的年輕人傾訴時，這兩類人雖不耐煩，卻還敷衍一句:「他是害什麼病死的？」「大家都要死的」，而當他去向僕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前者讓他走開，後者一言不發倒頭便睡。

如果說，被姚納稱之為老爺的軍人和三位年輕人，決不會花時間去聽一個窮車夫的訴苦，這里存在社會地位的隔膜；而當姚納去向和他同階層的僕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他們竟連敷衍的話也懶得說，這的確發人深省。

2、語言風格

小說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卻內容豐富，這與作者精煉、簡約的語言風格是分不開的。

首先作者用詞簡單、精確、凝練，在環境描寫與人物描寫等方面選用的詞語朴實無華、又簡潔精煉、寓意卻又十分豐富；

其次作者在選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對話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結構簡單、短小精悍，顯示出了語言簡潔的特點，再次作者在描寫時還運用了一些修辭格，收到了簡單、精煉、形象、生動的修辭效果。

另外《苦惱》中還大量運用了省略號，這些省略號的運用也使語言含蓄、凝練，產生空靈之美。

契訶夫與其他一些俄國作家不同，他筆下的人物對話極其精煉，毫無冗長和羅嗦之感。人物對話不僅符合特定環境下和場合里人物的性格邏輯，而且能恰當地映射出人物此時此景的內心活動。

三個青年的對話顯示出他們尋歡作樂、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納挨了他們一巴掌還說：「嘻嘻！……好有興致的幾位老爺……」內心正轉著這樣的念頭：他們有興趣和他打著玩，大概也有興趣聽他談談兒子。

同時，姚納的對話也反映了他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性格和急於傾訴內心愁苦的心情。這對刻畫馬車夫的性格特徵和深層心理狀態起了很大作用。

3、描寫手法

契科夫在《苦惱》中也採用了現實主義客觀描寫手法，他強調作者在創作中的客觀態度，但絲毫不反對作品應有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不是廉價的說教，不是硬塞給讀者，而是把鮮明的傾向絲毫不露行跡地融入對現實生活的客觀描述中，他認為傾向性是作者主觀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這種流露越隱蔽越好。

全文通篇沒有作者主觀的說教，但讀者卻從作者抑鬱的描述中，看到人間的冷酷和世態炎涼。這正是契科夫「態度越是客觀，所產生的印象就越有力」的現實主義的成功體現。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對於冷如冰霜的社會的揭露，真實入木三分，令人叫絕。

《苦惱》它強烈刺激著讀者的不是別的，乃是驚人的真實及由此因此的深深思考。

(2)契訶夫短篇小說創作手法擴展閱讀：

《苦惱》創作背景：

19世紀80年代，俄國正處於沙皇統治下的黑暗時期。70年代興起的民粹派「到民間去」的運動，由於無視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得不到農民的支持而最終失敗了。

進入80年代後，他們轉而採取暗殺手段來推翻專制制度。雖然他們成功地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但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後，便開始了更加殘酷的血腥鎮壓，革命者成批地被絞死和流放，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普遍的絕望情緒，喪失了以往的那種革命信念和斗爭精神。窒息的政治空氣也使許多人變得麻木、冷漠，充滿了庸俗的市儈習氣。

契訶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貧困中度過的，因此他對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和不幸深有體會。19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了創作生涯，到寫作《苦惱》時，社會責任感已經日益增強，民族傾向也更加鮮明。

19世紀沙皇俄國統治下的俄國社會，沙皇的專制統治使得當時社會中的人等級制度分明，人與人之間關系麻木冷漠。處在上層社會的人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處在下層的如馬車夫姚納·波塔波夫則生活困苦，掙扎在生存的邊緣，貧富差距十分明顯。

㈢ 契訶夫諷刺小說怎麼做到諷刺效果

如何做到諷刺效果方法如下：
1、對比手法。契訶夫為了徹底剝下奧楚蔑洛夫的假面具，採用對比的方法，對他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奧楚蔑洛夫對「將軍」一家的諂媚和對「金飾匠」赫留金的蠻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對比又是通過對一條小狗的褒貶來體現的。
2、運用細節描寫，形象具體地凸現了警察奧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徵。揭露了沙皇統治的社會黑暗。本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對話描寫。它通過個性化的語言，鮮明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徵，具有十分強烈的諷刺效果。
3、映襯作用。在審案的過程中，警官和小獵狗分別擔任狗案中的主審和被審的角色，共同表演了一場滑稽鬧劇，可謂二狗同台，相映成趣。

㈣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藝術特色要怎麼寫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因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㈤ 試析契訶夫《小公務員之死》的諷刺力量來自哪些藝術方法。

《小公務員之死》是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創作的短篇小說。《小公務員之死》記敘了一個小公務員在劇院看戲時不小心沖著一位將軍的後背打了一個噴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將軍，他三番五次向將軍道歉，最後惹煩了將軍，在遭到了將軍的呵斥後他竟然一命嗚呼了。

小說用誇張諷刺的筆調反映了當時俄國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扭曲的性格及變態的心理。

藝術特色

小說通過對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及心理變態，表現了作家對黑暗社會的抗議及對思想庸俗、生活猥瑣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表明了作家對罪惡制度的無淚控訴，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從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講，這篇短篇小說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運用了重復和漸進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說的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向長官前後進行過多達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卑怯與悲戚。

如果說他在第一次只是把身子向前「探」出去，「湊近」將軍的耳根「小聲」地道一聲「對不起，大人」雲雲，對方也並未因此怪罪下來，只是禮貌地回了句「不要緊」，應是正常禮度。可緊接著，他又絮絮叨叨地說「看在上帝西上」之類就顯得有些多餘，流露出內心藏著的某種不安，而對方的「讓我看戲」，自然是對他多餘舉止的不耐煩的回敬。到了第三次，他對「讓我看戲」的「冷答」已有「惶惶不安」之感，便忍不住趁休息時要走到老頭跟前無聊地重復，引起對方不愉快地指責他。說個沒完」。至於第四次，他甚至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慌」，以至於他不得不在第二天索性穿上新制服、理了發，親自到老頭家去「請求寬恕」了。這次得到的卻是對方更加厭惡的「真是胡鬧」的「訓斥」。「自討沒趣」的戲本該到此收場，可他此時已由「恐慌」升為「恐懼」了，鬼使神差地第五次緊隨其後「求饒」。對方「戲諺」他「簡直是跟我開玩笑」。不料，這句憤憤之言勾起他內心更沉重的「恐慌」，以至他第六次再番去「謝罪」。這回將軍「回敬」他的乾脆是「滾出去」。切爾維亞科夫內心的脆弱便在這一吼中自掘墳墓，走進「死亡」了。可見，這種重復、深入的筆法對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與對其內心世界的深刻挖掘，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