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的冬天很冷短篇小說
❶ 海明威的一生是怎樣度過的
海明威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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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納斯特·密勒·海明威生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個孩子，他是第二個。他母親讓他練習拉大提琴；他父親教他釣魚和射擊。童年似乎沒有創傷。中學是一九一七屆的，他是一個熱情的、好競爭的標准美國男孩；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游泳、足球、射擊，還偷偷地到當地體育館去學拳擊），參加辯論團，學校樂隊里拉大提琴，編輯學校報紙《吊架》，還給文學雜志《書板》投稿，寫短篇小說（已經初具日後成熟的風格的苗頭），寫詩。他有時中途搭別人的車，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獵區打鷺鳥，事後躲藏起來，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評家認為，海明威離家出遊說明他童年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別外一些批評家看來，則象徵他早年反判像樹園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關系緊張。
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聖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一個傑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一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於戶外活動的愛好。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一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傑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一起釣魚和打獵。他們關系密切，雖然他父親嚴於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一如既往。他珍愛巴哈和莫扎爾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從海明威在像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一點能說明他日後不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們看一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於那一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斗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了，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卡洛斯·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適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一。六個月之中，他采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裡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海明威在《星報》頭一次知道，文體象生活一樣必須經過訓練。《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一段要短。用生動活潑的語言。下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後半月開始這場探險。頭兩個月，他志願在義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後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義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義大利士兵分發巧克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他旁邊的一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個士兵受了重傷。他拖著傷兵到後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他在米蘭的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里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裡整夜睡不著覺。五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扎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待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並發症的症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一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民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復地、著了魔似地搜索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而濁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然而，在局部范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一起來。而且，對於海明威觀察戰爭，對於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徵。他已經差不多准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勛章之後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有一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後通牒：要麼找一個固定的工作，要麼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一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並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同時他認識並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一位漂亮的紅發女郎，比他大八歲。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裡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一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此後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包括希士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他偶爾寫一點輕松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鬥牛和德國戰後生活。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一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一個出版商發表他一篇東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一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福德.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象大陸上的人，一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一些：「這里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從頭來起，寫得集中一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一次公開發表作品——一篇只有兩頁的諷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一首隻有四行的詩《最後》，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奧爾良的雜志《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他約定叫哈德萊帶一隻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只箱里（少部分郵寄）。在巴黎的里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里，未加提防，過了一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幾年以後，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灶，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採用。哈麗特·蒙羅在《詩歌》（一九二四年一月號）上發表他站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一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共十八個短篇，原擬於次年一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於寫作。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聖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幹活養家。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游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里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司各特·菲茲傑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傑拉德印象很深，並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誤和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於他下兩本書的許可權。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里》是失敗的，下一本書，即諷刺模擬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然而，又是菲茲傑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菲茲傑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安徒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並沒有這種需要。」菲茲傑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一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凈化了的熱烈感情。菲茲傑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里》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菲茲傑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後，海明威證實了菲茲傑拉德的贊揚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作為一位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一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慾望，放縱和失望。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痙。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於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一個人與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後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緻，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後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於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形象適應時熱變化的要求。他個人在群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鬥的稱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滾。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在後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於此。因為，海明威彷彿要想稱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於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麼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松馳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洽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並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她一共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消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二十年以後，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一年有好地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里」，「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這些年裡，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製的「皮拉爾」號遊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象一個狂熱的童子軍。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志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一部是《午後之死》（1932），稱頌鬥牛的儀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一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一部諧模作品，一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一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一個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一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里並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員。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參加什麼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觀者。他借債為忠於共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沖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瞭望農場」購買了一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里，創作關於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後，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一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聖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後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道。海明威在這些報道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麼戰爭不可避免。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雜志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寫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一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一些潛水艇的方位並把它們炸沉，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斗，沒有受傷，但在倫敦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陸那一天，在諾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鍾戰斗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於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一軍第四步兵師一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斗和凸地戰役。他描述自己大膽勇敢未免誇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動確是更象戰士，不大象記者。他在巴黎效外一個哨所負責巡邏與查問很有成效，為萊克勒克將軍部隊的前進收集情報。德軍反攻期間，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帶冒著很大的生命危險用短武器參加激烈的戰斗。軍人對他的印象比新聞界同業對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氣也許是因為他態度傲慢，也許是因為他過份渲染他個人如何率領一支游擊隊組成的小部隊解放旅遊者俱樂部，解放里茲飯店。一群記者控告海明威違反日內瓦會議關於戰地記者不得參與戰斗的規定。海明威出庭，經過短短的審問免於判罪，後來還得了銅質星章。戰爭結束時，海明威四十六歲，他給自己畫的飽經戰患而又不屈不撓的老兵形象已經不是鉛筆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陰沉的全身像了。還有什麼呢？海明威通過言論與行動說明自己在生活與藝術方面都要來一個新的開端。他在戰爭的年代裡，只發表了為《下午報》寫的關於中日戰爭的報道，還有為《柯里厄》撰寫的、從歐洲戰區拍回的電訊。現在他籠統聲稱正在寫一部作品，一部關於「陸地、海洋和天空」的長篇小說。海明威彷彿要加強他的新生感覺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瑪瑟·蓋爾荷恩離婚，並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瞭望農場」，隨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妻子瑪麗·威爾什，又是一位記者，明尼蘇達州人。
一九四O年以後海明威一次發表了長篇小說《過河入林》（1950），並不是讀者所期望的重頭作品。一年前他險些死於丹毒。實際起因是塵土進了眼睛，揉後眼睛發炎，可是海明威誇大這件小事，說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鴨子時子彈的一點軟塞進了眼睛。他住院時決定寫這部規模較小的作品。客觀情況改變不了批評界的意見，這部作品受到難聽的攻擊。較溫和的批評家說它「情緒厭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潛力；絕大多數批評家粗暴地攻擊它是顧影自憐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爾上校身上，海明威自傳性質的形象很突出，嘮叨他無法規避的主題——死亡、孤獨、愛情和勇敢——這是他四十年代經驗的具體化。此後，他不斷深入到過去經驗里去，彷彿懷舊能補償藝術上的無能。他從藝術家權充探險家又一次變為追求藝術的冒險家，這個循環過程也就接近結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獵和捕魚的冒險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與瑪麗去非洲作狩獵旅行。他已是滿身傷痕，這一次又遇到飛機連續出事，險些喪命。第一次失事，瑪麗斷了兩根脅骨，海明威肝部與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傷；第二天，飛機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幾次腦震盪，這是最嚴重的一次（機艙著火，門被夾住，海明威用頭把門撞開），外加內傷。雖然他開始倒運，不過還算幸運，在內羅畢醫院養傷時居然能讀到關於自己的訃告。他寫了一篇長篇報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經歷，但發表在《展望》雜志上的只是連續性的兩段二流水平的新聞報道。
捕魚的收獲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爺》雜志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一個古巴漁夫的通訊，現在根據這個素材寫了《老人與海》（1952），補回他在文學上的損失。同時，他得到普立徹獎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可能也是《老人與海》幫的忙。這時，他更加使勁地排除通往過去的頑固的障礙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時候他堂到過描寫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寫進另一部《午後之死》里去。成果又是兩段連續性的報道，叫做《危險的夏天》，發表在《生活》雜志上（原稿其餘部分從未發表過），也寫得蒼白無力，讀來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學藝的巴黎。海明威還沒有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就在當年寫下的一大箱札記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術語對他妻子說，他打算「反拍寫傳記，回憶的傳記。」海明威夫婦回到古巴後，對菲德爾·卡德特羅獲得勝利後的形勢把握不住，就離開「瞭望農場」，遷居到愛達荷州克特欽的大型別墅，海明威在那裡加工修改札記。他去世後，瑪麗·海明威在他房間里的一隻藍箱子里發現這份打字稿。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里說：「他一定認為這本書已經完稿，只待編輯加工。」一九六四年，此書出版，題為《流動宴會》。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寫作的熱情一定使他極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為衰弱，高大的身軀萎縮下來了，面容憔悴，忍著痛苦。他住在梅約療養院時，診斷結果不妙：高血壓，可能還有糖悄病（此病曾經折磨過他父親），而且鐵質代謝紊亂，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幾乎說不清楚話，焦慮，抑憂症很嚴重——賽摩·貝茨基與萊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訪過他，想請他到蒙大拿大學去做演講，事後寫道他象個「沒有主意的小學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進行了二十五次電療來減輕抑憂症。他在梅約療養院住了一個月，剛剛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銀子鑲嵌的獵槍的槍口放在嘴角，兩個板機一齊扣動。
在《海流中的島嶼》里，海明威的受了傷、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說：「別操心、老兄……你一輩子走的就是這條路。」當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藝術方面的探險滿是死亡的誘惑。但應當記住，海明威對於生活也同樣執著。他在《流動宴會》結束部分寫到巴黎時打過一個比方，這個比方既適用於他自己，也適用於他書中人物的生活：「巴黎總是值得一去，你帶去什麼東西，總會有報償。」
❷ 誰能告訴我海明威一生受過多少傷啊
1、海明威一生受過無數次傷，用對他的評價來說，比他的胸毛還要多。他從小開始練習拳擊，經常被打的頭破血流，滿臉血爬起來再戰的形象便在他一生中不斷重塑。
1918年第一次經歷槍林彈雨，子彈和他擦肩而過。
1920年在玻璃上行走割傷了腳，在船上摔倒內出血。
1922年被開水嚴重燙傷，幾乎燙熟。
1925年一隻腳的韌帶被撕裂。
1927年瞳孔被他的兒子戳傷。
1928年被玻璃砸成腦震盪。
1929年腹股溝肌肉撕傷。
1930年食指被拳擊擊傷，車禍撞傷了胳膊。
1935年魚叉殺到自己的腳。
1938年踢門導致大拇指受傷，玻璃劃破了他的腳，那隻壞眼的瞳孔再次受到重傷。
1944年腦震盪兩次。
1945年交通事故撞斷了3根肋骨，破了膝蓋。
1949年被一頭獅子抓得皮開肉綻。
1950年在船上摔傷，頭部和腿部重傷，一根動脈被割斷，第五次腦震盪。
1953年從汽車上摔出肩膀重傷，撲火被嚴重燒傷；兩次飛行事故，顱骨開裂，兩節脊椎粉碎，嚴重內傷，肝臟，脾和腎損傷，肩膀和胳膊脫位；並且被汽油燒傷，並且第六次腦震盪。
1958年撕裂了韌帶，扭傷了足踝。
1959年再次嚴重車禍。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遭遇最嚴重也是最後一次傷害：他在他那支最心愛的英式雙管獵槍中裝了兩法由著名軍火廠商提供的性能良好的漂亮子彈，然後用它們自殺。
2、海明威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他的筆鋒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海明威的生平和文學生涯從一開始就爭議不斷。
無論海明威是作為一位傳奇式人物，還是作為一位作家，他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高超的寫作技巧創造了一種簡潔流暢、清新洗練的文體，凈化了一代的傳統文風，在歐美乃至中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多倫多的冬天很冷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1、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郊區奧克帕克，美國作家、記者，被認為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
2、海明威的一生之中曾榮獲不少獎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授予銀制勇敢勛章；1953年，他以《老人與海》一書獲得普利策獎；1954年的《老人與海》又為海明威奪得諾貝爾文學獎。
2001年，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與《永別了，武器》兩部作品被美國現代圖書館列入「20世紀中的100部最佳英文小說」中。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愛達荷州凱徹姆的家中用獵槍自殺身亡。
3、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錯綜復雜，先後結過四次婚，是美國「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對人生、世界、社會都表現出了迷茫和彷徨。
他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他是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海明威的作品標志著他獨特創作風格的形成，在美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4、二十世紀的最後一位文化英雄海明威是蜚聲世界文壇的美國現代小說家，他在62年的生涯中，寫下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鍾為誰而鳴》、《老人與海》等作品，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稱。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是一部融信念、意志、頑強、勇氣和力量於一體的書，它讓人徹底懂得了打不垮的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究竟是個什麼樣。
它圍繞一位老年古巴漁夫，與一條巨大的馬林魚在離岸很遠的灣流中搏鬥而展開故事的講述。完美地體現了作者所說的「你盡可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的思想。
❸ 海明威的作品"Indian Camp"賞析
《Indian Camp》即《印第安人的營地》，這篇小說中所有人的痛苦都源於現實的殘酷無情與自身的無能為力之間的沖突:印第安婦女生育與難產之間的沖突；印第安男人與白人醫生之間在種族、文化和人性上的沖突。
尼克眼中的生命之輕與心理上的承載之重之間的沖突。而小說中四個不同層面的痛苦正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基本沖突。
嬰兒通過大折刀費勁地獲得了新生，而父親卻藉助小剃刀輕易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作用於肉體不同部位的三把刀是海明威精心挑選的道具，為的是不斷推出殘酷的鏡頭，最後拉開悲劇的大幕。
然而，描寫觸目驚心的暴力決不是海明威的最終意圖，他想讓人看到的應該是暴力後面不同人物的各種痛苦。
因此，完全可以說，海明威構建這三個人物的目的和創作《印第安人營地》的意旨在於強調痛苦對於人的意義：人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痛苦—自然的、心理的、精神的；而且以各種方式承載著痛苦—或迷惘地接受（如尼克）、或氣餒地咀嚼（如白人醫生）、或被動地消亡（如印第安男人）。
由此看來，《印第安人營地》實際上隱含了作者的生命觀和人生觀—「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場悲劇，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個結果。」
《印第安營地》中，通篇都是圍繞著尼克與父親前往印第安營地解救臨產婦女的情節展開，小說以故事的發生、發展，乃至高潮的清晰脈絡為讀者展現了一副救人於水火之中的英雄畫面，這正是海明威風格的獨特之處。
可是從幾處生動的對話和印第安丈夫微妙的行為描寫中，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種族歧視的畫面，感受到善與惡的對立。小說雖然以尼克父子的對話為主線，然而可憐、善良而又講情義講友愛的印地安人卻在海明威的筆下形象的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白人醫生的世界中，印第安人就像是任人宰割的牲畜一樣，無需半點尊重和同情，讀者通過海明威簡短的描述深刻體會到蘊含在其作品裡的對印第安人尊重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白人種族歧視的批判精神。
(3)多倫多的冬天很冷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印第安人營地》是美國作家海明威早期創作的一個短篇小說，收錄於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
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個白人醫生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到印第安人那兒為一位難產的孕婦接生的故事。作者用一種平靜的敘事基調講述了這個故事，至於這個男人為什麼自殺卻沒有交代詳明。
1918年，正值19歲的海明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身負重傷，醫生從他身上取237塊彈片，還有少數彈片至死都留在他的身體里。戰爭像這些彈片一樣給他的心靈留下難以癒合的創傷。
他清楚地看到戰爭摧毀了人類文明，摧毀了青年對生活美好的幻想，摧毀了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道德和價值觀念。戰爭給海明威的精神和肉體帶來的巨大創傷，促使他最終成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於芝加哥市郊橡膠園小鎮。父親是醫生和體育愛好者，母親從事音樂教育。6個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從小酷愛體育、捕魚和狩獵。
中學畢業後曾去法國等地旅行，回國後當過見習記者。第一次大戰爆發後，他志願赴義大利當戰地救護車司機。1918年夏在前線被炮彈炸成重傷，回國休養。
後來去加拿大多倫多市星報任記者。1921年重返巴黎，結識美國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詩人龐德等。1923年發表處女作《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隨後游歷歐洲各國。1926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初獲成功，被斯坦因稱為「迷惘的一代」。
❹ 美國作家海明威簡介
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郊區奧克帕克，美國作家、記者，被認為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
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錯綜復雜，先後結過四次婚，是美國「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對人生、世界、社會都表現出了迷茫和彷徨。他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他是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海明威的作品標志著他獨特創作風格的形成，在美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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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特點
從敘事的方式來看，海明威的小說的對話是「展示」，而不是「講述」。它是屬於柏拉圖所區分的「完美模仿」的一種，而不是「純敘事」的那種，它想造成一種程度不同的「模仿錯覺」，就是「詩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說話」，而是某一個人物在說話的假象。
兩者相比，「純敘事」的敘述和事件的距離較大，不如「純模仿」直接。對話使敘述者完全讓位於人物，它把模仿話語推向極端，徹底抹去了敘述的痕跡，把發言權全部交給了人物，並使他占據前台。
在這種情形下，作者的影子消退了，好象只存在故事中的人，而不存在敘述人、說故事的人，換句話說，敘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敘事，盡可能不留下講述的痕跡。
這種敘事方式，就其與所描述對象的距離而言，非常接近，近乎等於零；就其所傳達的敘事信息而言，顯得細致入微。海明威選用對話的敘述手段，其用意在於「展示」，追求完美的模仿。
作品影響
海明威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並且是「新聞體」小說的創始人，他的筆鋒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海明威的生平和文學生涯從一開始就爭議不斷。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位文化英雄海明威是蜚聲世界文壇的美國現代小說家，他在62年的生涯中，寫下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鍾為誰而鳴》、《老人與海》等作品，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稱。
❺ 幫我找一下海明威的資料
厄尼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國著名小說家。出生於一個醫生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紅十字會救護車司機，在義大利前線受傷。後作為《多倫多明星日報》駐外記者赴法國，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作品。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於1925年出版。40年代出版成名作《太陽照樣升起》，描寫戰後一批流落歐洲的青年的迷惘、彷徨和幻滅感，小說被稱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1927）和《勝者無所得》（193）塑造了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硬漢性格」，確立了他短篇小說大師的地位。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1929），以他在義大利戰場的經歷為背景，描寫一對戀人的幸福被戰爭摧毀的悲劇；《喪鍾為誰而嗚》（1940）以反法西斯主義為主題，描寫一名美國志願兵在西班牙內戰中的英勇犧牲精神。這兩部反戰小說被譽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中篇小說《老人與海》（1952）描寫一個古巴漁民面對失敗時的頑強拼搏精神，此書獲得普利策獎。其他作品還有《死在午後》（1932）《非洲的青山》（1935）、《有的和沒有的》（1937）《過河入林》（1950）等等。
海明威的作品具有獨特的風格，不僅文體簡潔，而且語言生動明快，對美國文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1954年海明威獲諾貝爾文學獎。
如果有必要的話，請看下面更加詳細的。
海明威（1899～1961）美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於芝加哥市郊橡膠園小鎮。父親是醫生和體育愛好者，母親從事音樂教育。6個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從小酷愛體育、捕魚和狩獵。中學畢業後曾去法國等地旅行，回國後當過見習記者。第一次大戰爆發後，他志願赴義大利當戰地救護車司機。1918年夏在前線被炮彈炸成重傷，回國休養。後來去加拿大多倫多市星報任記者。1921年重返巴黎，結識美國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詩人龐德等。1923年發表處女作《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隨後游歷歐洲各國。1926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初獲成功，被斯坦因稱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長篇巨著《永別了，武器》的問世給作家帶來了聲譽。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獵。1935年寫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說。 1937年發表了描寫美國與古巴之間海上走私活動的小說《有的和無的》。西班牙內戰期間，他3次以記者身份親臨前線，在炮火中寫了劇本《第五縱隊》，並創作了以美國人參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1940）。他曾與許多美國知名作家和學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義斗爭。1941年偕夫人瑪莎訪問中國，支持我國抗日戰爭。後又以戰地記者身份重赴歐洲，並多次參加戰斗。戰後客居古巴，潛心寫作。1952年，《老人與海》問世，深受好評，翌年獲普利策獎。195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卡斯特羅掌權後，他離開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處舊傷，百病纏身，精神憂郁， 1961年7月2日用獵槍自殺。 海明威去世後發表的遺作，主要有：《海流中的島嶼》（1970）和《伊甸園》（1986）。他那獨特的風格和塑造的硬漢子形象對現代歐美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1899—1961），美國小說家。他於1899年生於芝加哥附近的一個醫生家庭，195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擔任駐歐洲記者，並以記者身份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晚年患多種疾病，精神抑鬱，1961年自殺。他的早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1927）、《永別了，武器》（1927）成為表現美國「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
30、40年代，他塑造了擺脫迷惘、悲觀，為人民利益英勇戰斗和無畏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形象《第五縱隊》，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50年代，塑造了以桑提亞哥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滅，但就是打不敗他」的「硬漢形象」（代表作《老人與海》1950）。海明威是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
20年代是海明威文學創作的早期，他寫出了《在我們的時代里》、《春潮》、《沒有女人的男人》和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等作品。這一時期，正值西方世界沉淪為愛略特在社會崩潰背後所看到的荒原時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就是寫戰後一群流落歐洲的青年的生活情景以及他們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小說主人公傑克·巴恩斯是一名美國記者，戰爭毀掉了他的性能力。他愛上了一名英國護士勃瑞特·艾希利，後者也傾心於他，但他們無法結合。
一個美國作家羅伯特·柯恩——一個對生活頗多虛妄與浪漫幻想的人也愛上了勃瑞特，但她並不喜歡他。這一群歷經滄桑的青年，戰後浪跡歐洲大陸，整日無所事事，聚飲、爭吵或毆斗。戰爭奪取了他們的親人，給他們留下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創傷，他們對戰爭極度厭惡，對公理、傳統價值觀產生了懷疑，對人生感到厭倦、迷惘和懊喪。小說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譴責了戰爭，具有反戰色彩。小說因寫了一代人的迷惘而成了「迷惘的一代」文學流派的代表作。
《永別了，武器》（又譯《戰地春夢》）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他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為主題，揭示了「迷惘的一代」出現的歷史原因，控訴了戰爭毀滅人的理想和幸福，戕害人們的心靈，並使千百萬無辜生因此塗炭。這篇作品顯露了海明威散文風格的基本特色和「現代敘事藝術」。作品故事情節簡單而意境純一，語言朴實無華，句子短小凝練，環境描寫達到情景交融。
40年代，他根據在非洲的見聞和印象寫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馬扎羅山的雪》， 還發表了《法蘭西斯·瑪貝康短暫的幸福》。1932年發表了《午後之死》， 尊奉美國建築師羅德維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趨於精煉，縮短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提出了「冰山原則」，只表現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實、含蓄、耐人尋味。
1939年，海明威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創作了著名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 這是一部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它寫了國際縱隊的志願人員羅伯特·喬丹為配合一支游擊隊的一次炸橋行動而犧牲的感人故事，這部作品是海明威中期創作中思想性最強的作品之一，在相當程度上克服和擺脫了孤獨、迷惘與悲泣的情緒，把個人融入到社會中，表現出為正義事業而獻身的崇高精神。
二戰後，海明威創作進入晚期，其代表作為《老人與海》，由於小說中體現了人在「充滿暴力與死亡的現實世界中」表現出來的勇氣而獲得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一生的創作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他以自己的經歷披露了當權者的偽善和現實的殘酷，刻畫了美國年輕一代的迷惘情緒，作品中洋溢著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在探索藝術創作的途徑中使現實主義在開放性的兼容並蓄中獲得了新的光采！
海明威的生平
歐納斯特·密勒·海明威生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個孩子，他是第二個。他母親讓他練習拉大提琴；他父親教他釣魚和射擊。童年似乎沒有創傷。中學是一九一七屆的，他是一個熱情的、好競爭的標准美國男孩；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游泳、足球、射擊，還偷偷地到當地體育館去學拳擊），參加辯論團，學校樂隊里拉大提琴，編輯學校報紙《吊架》，還給文學雜志《書板》投稿，寫短篇小說（已經初具日後成熟的風格的苗頭），寫詩。他有時中途搭別人的車，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獵區打鷺鳥，事後躲藏起來，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評家認為，海明威離家出遊說明他童年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別外一些批評家看來，則象徵他早年反判像樹園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關系緊張。
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聖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一個傑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一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於戶外活動的愛好。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一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傑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一起釣魚和打獵。他們關系密切，雖然他父親嚴於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一如既往。他珍愛巴哈和莫扎爾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從海明威在像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一點能說明他日後不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們看一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於那一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斗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了，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卡洛斯·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適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一。六個月之中，他采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裡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海明威在《星報》頭一次知道，文體象生活一樣必須經過訓練。《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一段要短。用生動活潑的語言。下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後半月開始這場探險。頭兩個月，他志願在義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後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義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義大利士兵分發巧克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他旁邊的一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個士兵受了重傷。他拖著傷兵到後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他在米蘭的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里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裡整夜睡不著覺。五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扎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待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並發症的症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一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民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復地、著了魔似地搜索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而濁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然而，在局部范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一起來。而且，對於海明威觀察戰爭，對於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徵。他已經差不多准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勛章之後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有一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後通牒：要麼找一個固定的工作，要麼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一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並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同時他認識並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一位漂亮的紅發女郎，比他大八歲。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裡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一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此後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包括希士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他偶爾寫一點輕松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鬥牛和德國戰後生活。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一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一個出版商發表他一篇東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一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福德.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象大陸上的人，一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一些：「這里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從頭來起，寫得集中一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一次公開發表作品——一篇只有兩頁的諷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一首隻有四行的詩《最後》，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奧爾良的雜志《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他約定叫哈德萊帶一隻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只箱里（少部分郵寄）。在巴黎的里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里，未加提防，過了一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幾年以後，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灶，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採用。哈麗特·蒙羅在《詩歌》（一九二四年一月號）上發表他站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一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共十八個短篇，原擬於次年一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於寫作。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聖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幹活養家。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游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里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司各特·菲茲傑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傑拉德印象很深，並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誤和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於他下兩本書的許可權。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里》是失敗的，下一本書，即諷刺模擬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然而，又是菲茲傑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菲茲傑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安徒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並沒有這種需要。」菲茲傑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一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凈化了的熱烈感情。菲茲傑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里》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菲茲傑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後，海明威證實了菲茲傑拉德的贊揚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作為一位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一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慾望，放縱和失望。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痙。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於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一個人與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後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緻，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後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於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形象適應時熱變化的要求。他個人在群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鬥的稱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滾。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在後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於此。因為，海明威彷彿要想稱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於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麼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松馳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洽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並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她一共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消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二十年以後，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一年有好地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里」，「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這些年裡，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製的「皮拉爾」號遊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象一個狂熱的童子軍。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志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一部是《午後之死》（1932），稱頌鬥牛的儀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一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一部諧模作品，一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一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一個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一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里並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員。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參加什麼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觀者。他借債為忠於共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沖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瞭望農場」購買了一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里，創作關於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後，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一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聖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後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道。海明威在這些報道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麼戰爭不可避免。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雜志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寫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一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一些潛水艇的方位並把它們炸沉，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斗，沒有受傷，但在倫敦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陸那一天，在諾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鍾戰斗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於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一軍第四步兵師一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斗和凸地戰役?/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