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短篇小說中物象的隱喻

㈠ 請教一下很熟悉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的人。。

出自於余華《活著》
余華，當代作家，浙江海鹽縣人，祖籍山東高唐縣。著有中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鮮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難逃劫數》《河邊的錯誤》《古典愛情》《戰栗》等，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也寫了不少散文、隨筆、文論及音樂評論。同名人物有賽艇運動員、醫生等。
目錄[隱藏]

簡介

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來源）出生於浙江杭州，後來隨當醫生的父親華自治、母親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華名字的來源）遷居海鹽縣。中學畢業後，曾當過牙醫，五年後棄醫從文，先後進縣文化館和嘉興文聯。余華曾兩度進入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深造，在魯院期間，結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女詩人陳虹。因陳虹在北京工作，余華後來遷居北京十餘年。現居浙江杭州。
余華1984年開始發表小說，是中國大陸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人物，並與蘇童、格非等人齊名。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日文等在國外出版。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1998年獲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2002年獲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4年獲法國文學騎士勛章。長篇小說《活著》由張藝謀執導拍成電影。

這段對你寫論文有用
80年代中期余華等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的崛起,無疑是中國先鋒小說歷史上的大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代表了當代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余華的小說用一種近乎殘酷的手法直面描寫生活中最醜陋而遠離理性的區域,往往給人以心靈上的震撼,也對當代文學共鳴的狀態形成了強烈的沖擊.余華在中國文壇上以獨行俠著稱,其較有影響的作品當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現實一種>等。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也充分地展現了他自己的寫作風格。
余華1960年4月出生於浙江杭州，在他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海鹽，從那時起他便在那個叫海鹽的地方度過了人生三十多年的時光。余華的記憶是從「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的海鹽開始的，童年的他因為父母上班沒時間照看他便經常把他和哥哥鎖在家裡。他們所能看到的就是窗外石板鋪成的大街和遠處的田野里耕作的農民。因為從小在醫院長大的緣故，見慣了醫院里血肉模糊的情景與病人在面對親人死亡哀嚎痛哭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裡刻下了一種悲劇的意識，這種悲劇的意識最終主導了他以後在文學寫作道路上的思想。余華的作品發展對人的存在的探索空間，對人的生存狀態進行了直面的揭示。他的小說以一種冷靜的筆調描寫死亡、血腥與暴力，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人性的殘酷與存在的荒謬。
余華他在父母的安排下當過牙醫，是因為父母都從醫的緣故，所以父母也希望他能走上從醫的道路。但余華並不喜歡醫院的工作，後來他在自己的努力下轉到了縣文化館工作，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不過在醫院工作的那段經歷及見聞為他以後創作奠定了基礎成為創作題材及風格的源泉。余華沒有上過正式的大學，對此他自己一直耿耿於懷，後來在魯迅文學院深造總算以研究生班的結業證書一洗遺恨。
1987年，余華以一篇風格獨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的出門遠行》正式踏上文壇，小說講述了一個以少年出次離家的一段行程，其中充滿了一種夢魘般的驚異與恐懼。余華對現實生活中人生存現狀的極端刻畫讓人匪夷所思。余華深受卡夫卡和法國新小說的影響，卡夫卡的作品使他對人類扭曲變形的原始罪惡有著特殊的敏感；薩洛特、西蒙和羅勃—格里耶等人那種無限貼近物象卻又在真實與幻覺中臨界狀態搖擺的敘述方式，在余華的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張揚；同時，受魯迅的冷峻筆法和敢於直面揭示人類陰暗面的寫作態度影響，余華在進入醜陋的世界解讀人性的罪惡時顯得嫻熟而老練。在當今中國文壇，余華以其冷酷的敘述著稱，他那憂郁的目光從來不屑於注視蔚藍的天空，卻對那時那些潮濕陰暗的角落孜孜不倦。
在《四月三日事件》、《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難逃劫數》等作品中，他細致的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殘殺，如《現實一種》「像是在說一種事物的因緣，人們雖然彼此傷害，殺戮，生活的本相如此的殘酷，但是人類卻依然莫名其妙的繁衍。」他早期的這些小說中敘述者在表現這種冷漠與殘酷時，由於刻意追求的冷峻風格而使作者的態度顯得曖昧，事實上余華的這種貌似超然而冷靜的敘述風格來源於作家與現實之間的一種緊張關系，他要與他筆下的人物及其代表人性的殘暴與殘酷的一面保持距離。不論善惡，他都要保持一種理解之後的超然，並由之產生一種悲憫之心，這也導致了他在進入90年代後作品《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風格轉變，這些小說在描寫底層生活的血淚時依然保持了冷靜的筆觸，但更為鮮明的是加入了悲天憫人的因素。
最早讀余華的《活著》，源於張藝謀導演，由鞏利和葛優擔當主角的電影《活著》，且不說張藝謀導演的如何，鞏利和葛優演的如何，單是那種苦難的小說人物情節就深深地吸引了我，看完電影還意猶未盡，忍不住又去書攤上搜尋出版體小說猛讀一氣。《活著》隱含著余華內心對弱勢群體強烈的關切意識，這些鄉村小人物活著的原始愚昧狀態令人悲哀。
《活著》講述了一個出身地主家庭腰纏萬貫的少爺徐富貴，因為整日無所事事，游手好閑轉於市井之中，沉迷於吃喝嫖賭之事，後來因賭博輸光了家產氣死了爹娘，被迫流浪街頭，差一點成了乞丐，幸虧碰到以前家中的一個丫頭收留了他，後來成為他老婆，他們結婚生子，而後被拉去當壯丁打日寇，後來又打國民黨。徐富貴在戰場上想：老子大小也打過幾十次仗，老子死也要活著。一語道破了他生存的悲劇形式，悲劇意識沒有潛在人物性格里。徐富貴因為想念家中的妻子和孩子他想早些回去，後來就從部隊中偷偷溜走了，徐富貴在災難中顯示出來了他的生命異常堅強。回去後他卻因禍得福，二龍替代他挨了槍子（二龍因為和他賭博時贏了他的全部家產，卻因鬧土改革命被定性為地主而拉去槍斃）所以徐富貴感到很僥幸，他認為如果不是他是敗家子他早就挨槍子了，所以他想戰場上好幾次遇險但都沒有死掉已經是大福大貴了，可能是父母給自己取得名字好或是祖墳埋得高，這下他可以好好的活了。雖然接下來的日子並不比戰爭時候好過，但是他們卻感覺非常幸福，他們一家的生存方式讓人覺得是最低等無意識的動物生存，而他們每個人心中儲藏著濃厚的親情，正是他的存在反襯著他們活著的真實，在尋求適合他們的卑微活法。但是，余華用幾乎殘酷的悲劇意識心理解除了他們希望如此卑微活著的權利。女兒成了聾啞，兒子在給縣長兒子輸血中死去，妻子得了軟骨病不久離開了人世，徐富貴的悲劇純粹是時代人為。余華性格潛在的悲劇意識是好人命不長，好人命都苦。
余華在自己小說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從開始他就發現虛偽的人物同樣有自己的聲音，他認為應該尊重這些聲音，讓他們自己去風中尋找答案。於是，作者不再是一位敘述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聽者，一位耐心、仔細、善解人意感同身受的聆聽者。他努力這樣去做，在敘述的時候，他試圖取消自己作家的身份，他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讀者，事實上也是如此。
我們讀一部文學作品，被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情節影響著，用人物的思想和態度來糾正我們的思想和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影響，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當眾多偉大傳世的作品在影響一位作者時，他自己筆下虛構的人物及故事也會影響著他。
余華的這種冷酷的悲劇意識到了許三觀的身上與徐富貴的卻有了不同，徐富貴的悲劇是時代人為，他所經歷的悲劇於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有關。戰亂，社會局勢的動盪，三層大山的壓迫形成了徐富貴悲劇的根源，作者的筆下也反映住他對那個時代敏銳的感覺。許三觀的悲劇是引申的，給讀者深沉的悲劇意味。余華的小說非理性和荒謬揭示人性，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世相的隱藏下那根敏感的神經，這點和前輩作家魯迅看似痴癲的《狂人日記》有點相象。
《許三觀賣血記》講述的是一個出身農村的絲廠送繭工許三觀三十年的生活經歷。回鄉探親的許三觀偶然得知鄉親們「賣血」的習俗後隨同前往醫院並以換取的三十五元在城裡娶了個「油條西施」許玉蘭。在以後的十幾年裡，每有家庭變故許三觀就以賣血來換救危機，直到三個兒子終於各自組建家庭後他才恍然發覺歲月以奪去了他的健壯，「賣血救急」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對未來災禍的憂慮使他在街頭痛哭起來。小說從一開始就註定了許三觀的悲劇色彩。農民本註定以土為生，當土地不能再給農民以豐衣足食的心理和現實保證的時候從而使「賣血」成為衡量體魄甚至要娶妻生子的標准——「賣一次血能掙三十五塊錢呢，在地里干年活也就掙那麼多。」農民的勞動被貶值到如此地步！以至於用「賣血」的方式來維持生計，用出賣「生命」的方式來延續「生命」，這是多麼荒誕的一個怪圈？
文革伊始，許三觀就作為一個旁觀者將運動的實質一語道破：「什麼是文化革命？其實就是一個抱私仇的時候。」文革給中國造成的傷害是歷史性的，那種近乎癲狂的運動造就了成千上萬個悲劇的發生。余華抓住了這一時代的脈搏，通過社會最底層一個小人物許三觀半生的故事以小見大的揭露了文革對人民的創傷及當時社會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許三觀作為社會一個小的單位，不可避免的顛簸在這場歷史大劫中，許家的第一件禍事就降臨在主婦許玉蘭的頭上。性格潑辣的許玉蘭因被嫉恨者貼了張誹謗的大字報而被推在萬人批鬥大會上充當「妓女」陪斗，然後這一「結論」被作為事實而為人民接受，慣常的邏輯推理被打亂，造成了悲劇的根源。許三觀為妻子送飯，他的合理行為卻被視為反常，丈夫和兒子一起一本正經的為妻子和母親開家庭批鬥會，只因為接受了一個路人隨口的一句指示。這一切，都讓人從一個客觀的立場上清楚的看到了當時現實世界的人們那一種麻木，泯滅良知及對人性的摧殘。余華的作品總是不動聲色的將人物推向一個又一個的災難，余華的那些人物總是被註定走向陰謀，走向劫難，走向死亡。他們早就蒙上了宿命的陰影，他們面臨災難，切近死亡卻渾然不知，他們如此堅決麻木走向災難讓人驚異。余華作品中慣用的這些反常的描寫創造了一種奇怪而陌生的絕對真實，同時把讀者帶入一個奇異的領域。在這里，人們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興高采烈的去參加某個假面舞會，人們生活在陰謀和危險的邊緣卻心安理得，甚至從容不迫。余華善用樸素的語言闡述小人物命運中隱藏的痛苦和無奈，善於提煉他們生命中的每份精緻，性格里冷靜的悲劇意識使他們不動聲色講述了他們生存的悲哀，心中的悲哀。這同時也是作者本人心中潛在的悲哀，他作品中的陰郁與悲哀似乎無法讓我們直視外面晴朗的天空與明媚的陽光。
余華性格潛在的悲劇意識從他的作品《在細雨中呼喊》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余華用沉穩的言語細細拉出潛在心底的激流、悲哀或是秘密，從最初的孫光林那一群未開發性意識的莽撞憂郁的少年在他沉穩的解剖中走向悲劇或完善。
孫光林和蘇杭的決裂是他個人內心的體驗。孫光林忍受著決裂的孤獨和寂寞的痛苦，那是余華心中潛在的憂郁和孤獨，是他性格悲劇意識潛在的根源。孫光林因為生理的變化恐懼自身，恐懼世界，一份隱秘的懷疑與恐懼往往藏著一份未知的欣喜與嘗試。而這份未知的欣喜與嘗試在性格隱藏的悲劇意識中告終，希望與渴望總在余華性格潛在的悲劇意識的描寫里湮滅。隨著孫光林連續的希望破滅，他不得不接受殘酷的現實，在性面前他既困惑又迷茫。對生理秘密未嘗體驗的驚悸使他心裡迷亂冷漠，性事在他心中既神秘又厭惡又充滿新奇與嚮往。孫光林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也一步一步走向悲哀的心境。其實人生只是一場無奈的悲劇，包括性。這種悲劇意識潛藏在余華的內心深處，意識覺醒而無力掙扎，心向陽光而身處沼澤，這種悲劇意識性格也融合在他的作品人物的性格里，蘇宇，蘇杭以及哥哥孫光平和父親的亂性加重了孫光林的悲劇意識。在那個「萬惡淫為首」的時代本是善，性是惡的千古思訓禁錮了他們的性之花朵，在壓抑的現實與思訓中畸形開放成了罪惡。性本是善的，美的，可是現實生活里的人糟蹋了這份美好。這是一種悲哀，是中國人群性意識的悲哀，更是遠古中國性歷史的悲哀。
隨著孫光林所愛的女人，所崇拜的老師，所相好的朋友一個一個的從他的世界分裂出去，他心中的悲哀更是無法解脫，他對這個世界的失望與恐懼一日日加深。最後，孫光林在送魯魯回家溫暖過去與蘇宇友誼的那個心境令人黯然。余華冷靜的敘述讓人感攝到一股強烈卻讓人沉沒的搐動，那一種深刻的抵觸或堅強正是余華的性格潛在的悲劇意識。無論怎樣平和溫暖的場面都籠罩在他性格的悲劇意識里，展示它悲劇性的一面。
余華在1986至1987年寫作的小說，每一篇都可以被稱為一個寓言。他企圖構建一個封閉的個人的小說世界，通過這種世界，賦予外部世界一個他認為是真是的圖像模型。表面上他模擬的是社會極端的人性的錯鄂，事實上，他通過這種極端的近乎虛實之間的敘事手法，反映另一個世界是人們的生存狀態，對於社會的陰暗面及人性善惡的揭示，他從不避諱。他發現了世界的另一面。但這一時期他刻意追求「無我「的敘述效果迫使它不得不創造一個面具：一個冷漠的近乎殘酷的敘述者，並用這種冷漠殘酷的小說給讀者一種震撼。這一點，從他的小說《現實一種》中表現的比較突出：山崗的兒子皮皮殺死了山峰的妻子藉助公安機關殺死了山崗。他們之間這種野蠻的屠殺方式及結果，都起源於很藐小的瑣屑，從中顯示出人性中文明的一面遠遠抵擋不住其野蠻與愚蠢的一面，後者略受誘惑就一觸即發，二者一旦引發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自動發展、擴大，直到將雙方都毀滅殆盡。這種殘酷的方式及悲劇的結局，給人們觸目驚心的感覺。源引一位作家的話說：「余華在用文字製造疼痛」。
余華說：「我尋找的是無我的敘述方式」，在敘述中「盡可能地迴避直接的敘述，讓陰沉的天空來其實陽光」。與傳統的故事講法不同，余華設計了一個冷漠的敘述者，並藉助這個敘述者提供了觀察世界的另一種視角，這種視角極端而直截了當地使人看到另一幅世界圖景與人的獸性的一面。余華聲稱自己追求的是「真實」，他有意識地將人性殘酷陰暗的另一面演示出來，並將其稱之為「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什麼？從小孩們的無意傷害，到大人們的互相殺戮，每個人的犯罪的手都是出於偶然或者本能，就跟游戲相同，實際上，造成人世間很多悲劇的原因就是因為人的人生態度，人生不是游戲，但現實中的人類卻似乎更熱衷於把人生當成一種游戲。
總之，無論我們是第一次或者是已讀過余華的作品的人，第一感覺的印象就是：作者余華本人也可能是一個思想消極陰暗，有著對社會憤世嫉俗的心理，甚至有點神經質的人。他喜好揭露人類的劣根性的一面，喜歡把人類的那種愚昧、無知、野蠻、粗魯以及骯臟的一面淋於低上，並且喜歡把每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結局都要排成一種悲劇或帶上悲劇的色彩。這可能與他自己潛在的那種悲劇意識有關，與他童年時代被父母整天鎖在家裡的禁錮以及後來在醫院生活的那幾年，住在太平間的對面整天面對著冰冷的屍體的出出進進，面對那些失去親人的悲傷，那種血淋淋的生離死別的場面有關，那些意識平擔在他童年的腦海里記憶了下來，並且甚至影響了他以後寫作的風格。
余華說過：真正的作家永遠只為內心寫作，只有內心才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麼突出。內心讓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因為內心並非時時刻刻都是敞開的，它更多的時候是封閉起來，於是只要寫作，不停地寫作才能使內心敞開，才能使自己置身於發現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
我們讀余華作品，應該學會從本質上了解他，他的內心思想，他的人生經歷，然後，當我們再回過頭再去讀他的小說時，我們就會深刻地體會到余華作品中那股震撼的力量，是源於生活，源於歲月的蹉跎，也是源於他本人思想的根源。
在中國文壇上，余華一直以他獨特的殘酷的敘述手法著稱，也在一直在用他思想境界和獨特的文字敘寫文學殿堂的神奇。我們也衷心地祝願他、願他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

作品特點
余華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此前他發表了二十幾篇小說均沒有多少影響，這篇作品發表後，深得李陀等著名評論家的好評，余華於是一舉成名。此後，他在《收獲》等國內重要刊物上接二連三的發表了多篇實驗性極強的作品，令文壇和讀者震撼，在評論家的密切關注下，他很快成為了馬原之後中國先鋒派小說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余華並不是一名多產作家，他的作品以精緻見長。作品以純凈細密的敘述，打破日常的語言秩序，組織著一個自足的話語系統，並且以此為基點，建構起一個又一個奇異、怪誕、隱秘和殘忍的獨立於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文本世界，實現了文本的真實。余華曾坦言：「我覺得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實。我的這個真實，不是生活里的那種真實。我覺得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生活是一種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由於先鋒文本讀者甚少，成名之後的余華及時地做出了調整，自《在細雨中呼喊》開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澀難懂，而是在現實的敘述中注入適度的現代意識，以簡潔的筆觸和飽滿的情感盡可能地獲得讀者最廣泛的共鳴。
余華的早期小說主要寫血腥、暴力、死亡，寫人性惡，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現象。他小說中的生活是非常態、非理性的，小說里的人物與情節都置於非常態、非理性的現實生活之中。正如謝有順指出：「暴力是余華對這個世界之本質的基本指認，它也是貫穿余華小說的一個主詞。」
余華說：「那時期的作品體現我歐冠世界結構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對常理的破壞。簡單的說法就是，常理認為不可能的，在我的作品裡是堅實的事實；而常理認為可能的，在我那裡無法出現。導致這種破壞的原因首先是對常理的懷疑。很多事實已經表明，常理並非像它自我標榜的那樣，總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律，世界彬飛總在常理的推斷之中。」
余華認為：我更關心的是人物的慾望，慾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價值。
在敘述態度上，余華追求羅伯-格里耶的「零度狀態寫作」，即「無我的敘述方式」。
結構上，余華採用時間結構小說，他把物理時間轉換為心理時間，幾個時間交錯敘述，把時間進行分裂、錯位，呈現出多重象徵。
余華的小說在形式和語言上做過大膽的試驗與探索，語言感覺與法國新小說相似。

作品總目
中篇小說集：《鮮血梅花》《戰栗》《現實一種》《我膽小如鼠》
中短篇小說集：《世事如煙》《黃昏里的男孩》
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
隨筆集：《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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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結合《金鎖記》，分析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特徵。

張愛玲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尤其是對紅樓夢的喜愛不同尋常。她八歲即看紅樓夢，以此為開端，在以後的人生歲月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進行研讀，對紅樓夢非常地熟悉。她曾說：「像《紅樓夢》大多數人於一生之中總看過幾遍。就我自己說，八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只看見一點熱鬧，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格，筆觸，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
論寫作》）她熟讀《紅樓夢》到何種程度，看一看這句便知：「我
唯一的資格是實在熟讀紅樓夢，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
點的字自會蹦出來。」（《紅樓夢魘自序》）她對傳統小說的熟悉，
使她的創作不自學地打上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烙印。
第一、 說書似的語言
張愛玲的小說語言有些像說評書，喜歡小說開頭加一段引子。而傳統小說每段書開頭說書人總是這么一句：「上回書說到……」，而每一個新故事的起始更是要說上一段開場白。張也喜歡在小說開頭加一段引子。例如《沉香屑*第一爐香》的開頭：「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 又如《茉莉香片》的開頭：「我給您沏的這一壺茉莉香片，也許是太苦了一點。我將要說給您的一段香港傳奇，恐怕也是一樣的苦……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第二、《紅樓夢》和《金鎖記》]
張的小說中有明顯受到紅樓夢影響的痕跡，尤以《金鎖記》為甚。二者不光都是描寫閨閣瑣事，連書中人物的語言動作說話辦事都與《紅樓夢》如出一轍：「小雙說道：『告訴你，你可別告訴你們小姐去！咱們二奶奶家裡是開麻油店的。』鳳簫喲了一聲道：『開麻油店！打哪想起的？像你們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們那一位雖比不上大奶奶，也還不是低三下四的人……』」（《金鎖記》）一段段的對白彷彿就是紅樓夢的翻版。一樣的家長里短，一樣的活生生的語言，聽到那人物的語言，想到那人物的神態，你能不想起《紅樓夢》里的平兒或者晴雯嗎？又如描寫曹七巧出場的那一段：「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隻手撐著門，一隻手撐了腰，窄窄的袖口裡垂下一條雪青洋縐手帕，身上穿著銀紅衫子，蔥白線鑲滾，雪青閃藍如意小腳褲子，瘦骨臉兒，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齊了。今兒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遲到……誰教我的窗戶沖著後院子呢？單單就派了那麼間房給我，橫豎我們那位眼看是活不長的，我們凈等著做孤兒寡婦了……不欺負我們欺負誰？』」活脫脫一個鳳丫頭！那濃墨重彩的出場，細致入微不厭其煩的服飾描寫，潑辣刁鑽的舉止話語，無不像從鳳姐那裡脫胎出來的。
第三、悲劇意識地繼承形成語言的悲涼氛圍。
《紅樓夢》是一出悲劇，張愛玲的作品也是一出出的悲劇。讀張的作品，會使人沉浸在一種「深長的蒼涼」中。她的語言是晦暗的，使她的作品全篇籠罩著悲涼之風。有人說：「張愛玲無疑是近於紅樓夢的，她作品中荒涼的基調是建立在對於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對日常細節的不厭其煩的描述上的。『細節往往中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她的文字常常流溢著水也洗滌不去的濃重悲愁與苦澀，它們往往像霧氣一樣既清晰又飄忽不定，令人難解其原因。」 《沉香屑》的兩爐香是悲劇；最著名的《金鎖記》是悲劇；《半生緣》是悲劇……只有《傾城之戀》有個完滿的結局，但那卻是建立在世界被毀滅，文明被毀滅的前提下，而在這種情況下，范柳原的神經也只不過是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他不過是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子。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個人主義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是戰爭使范柳原恢復了一些人性，使把婚姻當職業看的流蘇有一些轉變。這是不是也是一出
三、 對象徵、意象詩美的執意追求
「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林，克賴！」—— 「電車」，這個名詞曾經反復出現在張愛鈴的文字里：
「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似的，停在街心。」（《公寓生活記趣》）
電車最初的意義只是一種穿行於城市的交通工具，一種載體。但在張愛玲的視野里，它逐漸升華為承載生命的容器。正是通過《封鎖》的創作，張愛玲開始了對「電車」象徵意義的發掘。
「如果不碰到封鎖，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封鎖了。」（《封鎖》）電車突然不再在正常的軌道上像往常一樣往前走了，那麼溢出正常生活軌道之後，人會出現一些怎樣的問題呢？
華茂銀行的會計師呂宗楨開始鼓起勇氣向身邊的吳翠遠說話了，只是聊聊，就開始了訴說，慢慢的，在電車這個與外界隔絕的容器里，他開始掉進了自己織的網中，說著說著，忽然就覺得戀愛了，斷定了翠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白，稀薄，溫熱，像冬天裡你自己嘴裡呵出來的一口氣」（《封鎖》），想到了她們的結合會犧牲了她的前程。可是終究，「封鎖開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搖著鈴，」（《封鎖》），呂宗楨回到了家裡，而電車上那個女人的臉已經開始模糊，殘存的印象只有自己說過的一些話。
《封鎖》中討論的是一個常態的空間中人的非常態慾望——張愛玲覺得人的慾望能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得到生長。在被封鎖的有軌電車上，時間和空間都被切斷，封鎖就成了人心裡隱秘慾望的生長，以現實中的一次封鎖給予人性真正自由的一個機會，電車象徵了真正的人性世界。
象徵是張愛玲慣用的手法，用具體的事物表現某種特殊意義。寫小說不可太過直白，否則就如涼白開一樣索然無味。在她的小說里，象徵之物隨處可見，象徵在作品裡代替她又成了她與讀者交流的工具。
如在《沉香屑 第二爐香》里「羅傑把那飯巾狠狠地團成一圈，放在食盤里，看它漸漸地松開了，又伸手去把它團皺了，捏得緊緊地不放。」這是婚前的餐桌上，羅傑對女角愫細的寡姐靡麗笙極端厭惡，這個神經兮兮的女人一直在潑冷水，擔心妹妹會蹈她的覆轍。羅傑對她的怒氣象徵在此：那飯巾就是靡麗笙的細脖子，緊捏是叫她說不出那些喪氣的話來。
「雙手捧著照相框子，吻著愫細的面，隔在他們中間的只有冰涼的玻璃。不！不是玻璃，是他的火燙的嘴唇隔開了他們……」究竟是什麼造成悲劇？「冰涼的玻璃」象徵愫細貞女式的自封。羅傑火燙嘴唇的熱情不能消溶貞女冰封，反倒被誤會是禽獸施暴……直到「像轟雷掣電一般，他悟到了這一點，原來靡麗笙的丈夫是一個頂普通的人，和他一模一樣的一個普通的人。」盡管錯在不通人事的兩個女子，但在人們的眼中口中，她們卻成了受害者，被判有罪的竟是實在無辜的兩個「普通的人」男子。
在小說中，張愛玲還頻繁靈活運用各種意象，讓人物和物象在特定的條件下高度地融合在一起，產生出新的本質已發生了改變的新形象，完成了她故事敘述過程中作者的生命感悟的詩意表述。
成功地使用意象的例子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俯拾皆是，可以說，現代文學史上很難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她這樣在小說中運用如此繁多的意象，意象在她的小說中功用很多：增強故事的生動性與畫面感、使讀者產生豐富的聯想、傳達人物特定的心理狀態等等。
這些意象都是人所習見的物象，符合日常的經驗，符合規定情景，並沒有奇情異趣和誇張變形，每一筆都是嚴格意義上的寫實，然而由於她能夠在意象營造上別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觀感受及她對生命的感悟，使原本無生命的景、物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獲得了超越本體的象徵意義，令讀者能在這些習見事物構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
這些大量散布在故事進程中富有象徵意味的意象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豐富了小說的意蘊，同時又將小說的題旨傳達得更為含蓄、雋永，從而也使小說具有濃厚的象徵色彩。
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薇龍在真正進入梁宅的生活之前，作者用意象表面了從不同時間、不同角度對這個環境的感受和體驗。
第一次是在白天，太陽下的景物顯得清晰悅目，「姑母家裡的花園不過是一個長方形的草坪，四周繞著矮矮的白石福字欄桿，欄桿外就是一片荒山，這園子彷彿是亂山中憑空擎出的一隻金漆托盤。」（《沉香屑第一爐香》）薇龍心中懷有的一點希望是她人生中的一個亮點；
第二次是黃昏後薇龍下山十回望梁宅，「薇龍站住了歇了一會兒腳，倒有點惘然。再回頭看姑媽的家，依稀還見那黃地紅邊的窗欞，綠玻璃窗映著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蓋著綠色的玻璃瓦，很有點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爐香》）感到一切像夢幻般不夠真實，皇陵一詞也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輕女孩子的青春為殉葬品的富貴繁華地；
她再次看到梁宅是在有霧的晚上，「那是個潮濕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霧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霧里，只看見綠玻璃窗里晃動著燈光，綠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塊，漸漸的冰塊也化了水--霧濃了，窗格子里的燈光也消失了。」（《沉香屑第一爐香》）這棟隱在濃濃的霧氣後面的宅第象徵了薇龍飄渺不定的未來。
在這幾個極富畫面感的意象中，不僅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心理狀態和主觀感受，而且隱含著對人物不幸命運的預示，同時，作者的人生感悟也不失時機地在此曲曲逸出：一切繁華熱鬧都是過眼煙雲，就像那隻「亂山中憑空擎出的金漆托盤」，有著荒涼的背景。時代的毀滅感，生命的無常感，文明的脆弱性……這一切都使人生中可感的事物會像雲霧一般消散，再美好的生命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邁進歷史的墳墓。
類似這樣的意象在張愛玲的小說中真是多如繁星，不勝枚舉。雖然張愛玲小說意象紛呈，但以「月亮」出現的最大、最典型，也最有特色。「月亮」不僅出現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心理之間的關系有鮮明的對應，而且「月亮」在張愛玲世界中的每一次升起，都帶著不同的感情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徵意蘊。可以說，破解張愛玲小說中「月亮」的不斷出現，對於了解張愛玲的創作心理，把握她小說的藝術特徵都是有幫助的。
《金鎖記》有多處寫到「月亮」。
小說一開場就有一輪三十年前的月亮引導讀者進入一個傷感、凄清的故事：「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金鎖記》）
小說的結尾處又以月亮的沉落作比：「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金鎖記》）結束了故事，也結束了七巧的命運。
在這篇小說中，「月亮」的幾次出現或者是模糊的、殘缺的，或者是癲狂恐怖的，都缺乏月光在通常意義上的浪漫的情調，這一方面是由於張愛玲用月亮來象徵人物的不幸命運和變態情慾的可怖，另一方面也含有張愛玲對人生難得圓滿的嘆惜之情。
在張愛玲的其他小說中，如《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二爐香》等都有生動的關於月亮的比喻和描寫。這個不斷浮現在張愛玲世界中的「月亮」意象是各色各樣的，有寒冷的、光明的、朦朧的、同情的、傷感的、殘缺的等等。亘古長存的月亮從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映照著張愛玲世界中的人物，照出他們的隱秘和殘酷，也照出他們的軟弱和惶恐，也照徹著文明發展過程中艱難行進的人類本相。
應該說，正是這樣的象徵和意象構築了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小說里文本背後的象徵內涵超越了它的表層意義，才能使張愛玲的小說魅力永存，歷久長新。

「寶石鑲嵌的圖畫被人欣賞，並非為了寶石的彩色。」（《論張愛玲的小說》）但是付雷先生的這句話也確實說出了張愛玲在其小說創作中，她的語言藝術所起到的作用。
無庸質疑，張愛玲精湛的語言技巧也是她的小說永遠吸引著讀者的原因。她的奇巧的比喻，她的詭異的色彩運用，和她的文章里反復出現的各種象徵和意象，給她的小說印上了「張愛玲」的防偽標記。只有張愛玲才有如此的絕妙語言，也只有如此的絕妙語言才能陪得上這位有才情的女作家。
台灣作家張大春曾在讀完《妻妾成群》、《罌粟之家》以後，盛贊蘇童是「張愛玲以後最具有敘述魅力的一支筆」（大意），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對於蘇童近乎「溢美」的至高評價。可見，張愛玲的「敘述魅力」。「五四」以來，運用漢語白話文寫作而語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實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們可以舉出魯迅、沈從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中國文學史就卻很忽略她——張愛玲。
張愛玲在中國文壇劃破長空的出現，不但豐富了文學藝術語言的寶庫，為民族語言的創造性運用提供了一個範本，給她以後的文人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